春秋大全卷十七

译这是宗庙祭祀的凭证；百官总领各自职事而听命于冡宰，则是冡宰代理朝政并面对群臣的凭证。文中说“恭敬地谒见他的祖先”，是说伊尹以辅佐嗣王的事务，恭敬地谒见太甲的祖先。【蔡氏说：古时君王居丧，祭祀宗庙则由冡宰代理并告祭宗庙，又代理朝政并面对群臣。太甲服仲任的丧，伊尹在先王宗庙祭祀，奉太甲即位，改元之事，恭敬地谒见他的祖先，就是代理告祭宗庙；侯服、甸服的群臣都在，百官总领各自职事而听命于冡宰，就是代理朝政并面对群臣。】到了第三年十一月，伊尹穿着冕服奉迎嗣王，则是脱去丧服改用吉服的凭证。【蔡氏说：丧期已满，穿着衮冕吉服奉迎嗣王归来。】然而《顾命》《康诰》记载成王驾崩，君臣都穿着冕服，为什么呢？当时成王刚驾崩，入殓，还未正式穿丧服，所以用麻冕、黼裳入内接受顾命。已接受遗命，告诫诸侯，而后脱去冕服，改穿丧服，于是正式穿丧服居丧。有人认为康王脱去丧服离开丧次而改用吉服，这是错误的。【问：康王脱去丧服而穿着衮冕，各家都认为这是礼制的变通，唯独苏氏认为是失礼，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朱子说：天子诸侯的礼制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指的就是这类情况。如《伊训》“元年十二月朔”，也是新丧，伊尹以奉祀王恭敬地谒见他的祖先，固然不能用凶服了。汉、唐新王即位，都举行册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遗命以告知新君。大概改朝换代、权力传承，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虽然先君去世，仍视为自己的私丧。啖氏说：嗣子成为国君，明年正月朔日就位，南面改元。勉斋黄氏说：人君即位的区别，有四个阶段：去世，确定嗣子的地位；入殓之后，嗣君继承帝位；君王逾年，确定改元的地位；三年，确定践阼的地位。如《春秋》记载“元年即位”，那就是逾年确定改元的地位。帝王驾崩三年，四海停止音乐。正月元日，舜到文祖庙，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那就是三年确定践阼的地位。然而驾崩的日子有时在年末，那么大概有未入殓而已经逾年的情况。汪氏说：文定及九峯蔡氏都认为即位之事，由冡宰代理告祭宗庙，代理面对群臣。朱子则认为其他事情可以代理，即位不可代理，而又说嗣君把先君的丧事当作自己的私丧，他的意思大概是想权宜一时，如借吉的例子，以继承世系、端正正统，而三年的丧服不可废除。我仔细考察《春秋》以前，一定有代理告祭宗庙、面对群臣的礼仪，所以孔子说“国君去世，百官总领各自职事而听命于冡宰”，三年后记载有“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的文字，如果太甲执政，那么伊尹就不能祭祀先王了。然而《春秋》诸侯都逾年朝庙、改元，而命令大夫出使邻国，有时穿吉服亲自参加会盟、征伐之事。汉代以后就不等逾年而即位了。贾谊说“树立遗腹，朝见委裘，而天下不乱”，难道古代典礼素来明确，纲纪素来确定，而大臣代理即位不至于发生变故吗？国君即位的礼仪，后世虽然没有流传，然而昭公十年，诸侯的大夫安葬晋平公。安葬后，众大夫想趁机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穿吉服拜见，那么丧礼还未结束；穿丧服拜见，这是再次接受吊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晋侯因为鲁襄公的丧事没有接见他，那么春秋时期诸侯的丧礼还未完全废除。庐陵李氏说：“鲁国从隐公到文公六位君主，只有文公继承先君而记载即位，所以胡氏在此开始阐发告祭宗庙、面对群臣的礼仪。那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是不行此典礼，只是《春秋》删削了而已。”】

译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周天子派遣叔服前来鲁国监护葬事。

《左传》记载：“春季，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来监护葬事。公孙敖听说叔服善于相面，便让他的两个儿子去见他。叔服说：‘谷，会供养你；难，会收殓你。谷下体丰满，必定在鲁国有后代。’”《公羊传》记载：“经文说‘来防葬’是什么意思？防葬，是符合礼制的。”《谷梁传》记载：“葬事称为防，这是为了彰显天子礼制的庄重。”杜预说：“叔服，是周天子派遣的大夫，天子派大夫监护诸侯的葬事，是符合礼制的。”

凡是天子、诸侯的崩薨、去世和安葬，都是人道始终的重大变故。如果不因合乎礼制就视为常事而不记载，【《周礼·职丧》：掌管诸侯的丧事。何休说：记载天子对诸侯的厚待，是为了兴起诸侯对天子礼节的淡薄】如果有的失礼且严重危害王法的，圣人就会删削而不保留，以显示大义。【汪氏说：失礼如成公亲自参加晋景公的葬礼，危害王法如见到弑君贼人而不讨伐，以及吴、楚僭越称王之类。家氏说：天子之所以厚待诸侯，是因为没有贬斥。桓公去世，周天子派遣荣叔赐命，周天子不称天，是因为追封篡位贼人而加以贬斥。成风安葬，召伯来监护，周天子也不称天，是因为对妾母使用夫人的礼制而加以讥讽。僖公是鲁国的贤君，经文称天，周天子派遣叔服来监护葬事，没有贬斥。汪氏说：诸侯五月安葬，僖公去世至此仅三个月，周天子的臣子就来监护葬事，难道是王室谨慎守礼以怀柔诸侯，唯恐错过日期而提前到达吗？僖公未曾派遣使者监护惠王的葬事，而襄王派遣使者监护僖公的葬事，比较这两件事以观察得失，就显而易见了。】

附录【《左传》：于是闰三月，不符合礼制。先王校正历法，在年初确定开端，在年中确立正朔，在年末归余闰月。在年初确定开端，时序就不会有差错；在年中确立正朔，百姓就不会迷惑；在年末归余闰月，政事就不会违背常理。】

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谷梁传》：去世称公，是举出上位者；安葬称我君，是连接上下。僖公安葬后，才举出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去世的事上，已经加上了谥号。】

周天子派遣毛伯前来赐给文公命服。

【《公羊传》：“锡，是什么意思？赐给。命，是什么意思？加给我服饰。”《谷梁传》：“礼制有接受任命，没有前来赐命，前来赐命是不合正道的。”杜预说：“毛国伯爵，是担任周天子卿士的诸侯。”】

诸侯结束丧期入朝觐见，就有赏赐；按时节来朝见，就有赏赐；能够抵御天子所痛恨的敌人，就有赏赐黻冕圭璧。因为结束丧期入朝觐见而赐给的，就是礼制所说的“丧期结束以士服觐见天子，已经觐见后赐给黻冕圭璧，然后返回”【杜预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合瑞作为信物。僖公十一年，周天子赐给晋侯命服，也是类似的例子。】车马衮服黼裳，是因为按时节来朝见而赐给的。《诗经》所说的“君子来朝，赐给他什么？虽然没有赐给他路车乘马，又赐给他什么？衮服和黼裳”就是如此【《诗经·采菽》，朱熹传：天子宴享诸侯而回答诸侯颂美之诗。君子，指诸侯。路车，金路赐给同姓，象路赐给异姓。衮，画有卷龙的礼服。黼，如斧形，绣在裳上。说诸侯来朝就必有赐予，现在虽然没有赐予，但已有路车乘马、衮服黼裳的赐予。《尚书·文侯之命》：王说：“我看你的军队，赏赐你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去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天子用醴酒享宴，命令晋侯有赐予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玈矢，是因为抵御敌人献功而赐给的。《诗经》所说的“彤弓张满啊，接受后收藏起来。我有嘉宾，心中赏赐他。钟鼓已经设置，一朝享宴他”就是如此【《诗经·彤弓》，朱熹传：天子宴享有功诸侯而赐以弓矢之诗。东莱吕氏说：“受言藏之，是说重视。弓人所献，收藏在王府，等待有功之人，不敢轻易给予人。中心贶之，是说真诚。心中实在想要赏赐，不是出于外在。一朝享之，是说迅速。以王府宝藏的弓，一朝举以给予人，没有迟留顾惜之意。”《左传》文公四年：甯武子说：“诸侯抵御天子所痛恨的敌人而献其功劳，于是赐给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悟报答宴享。”】

现在文公继承君位，丧制尚未结束，【汪氏说：僖公前年十二月去世，至此才超过五月】并非初次觐见、继位朝见而献功，为什么前来赐命呢？所以谷梁子说：“礼制有接受任命，没有前来赐命。前来赐命，是不合正道的。”【何休说：文公新即位，功劳不足以施予，却赐给他，是不合礼制的。蜀杜氏说：诸侯即位，应当朝见周天子，奉天子之命而为诸侯。文公不朝见京师，而周天子反而赐给他命服，所以书“天王”以正其义。】这里记录“锡命”，是为了记下这种过错。有人问赵子：“说是直接讥讽他赏赐无功之人罢了，怎么能说没有锡命呢？”茅堂胡氏说：“谷梁子说：‘无来锡命，不是说无锡命。’来锡命，就像唐朝派遣中官到藩镇设立节度使之类。”刘氏说：“锡命，是任命为诸侯。诸侯在丧期称子，逾年即位，丧期结束以士服觐见周天子，周天子才在宗庙任命他。”

译丧期未满就任命他，不符合礼制；丧期已满却不接受天子的任命，也不符合礼制。”汪氏说：“诸侯的嫡长子，必须在周王那里宣誓才能成为世子。等到国君去世，必须向周王报告，周王派遣使者视察丧事，于是任命世子继承诸侯之位。三年丧期结束后，才穿着士的服装进入京师，在宗庙拜见天子并接受任命。没有接受任命，不敢穿诸侯的礼服。等到拜见天子，天子赐给他黻冕礼服和命圭以合符信，这才穿着它回国，在宗庙设立祭奠，然后才临朝治理臣民。春秋时期诸侯确立世子，既不在周王那里宣誓，等到继位，又不向京师请求任命，周王不能治他的罪，因而任命他，两方面都失礼了。”《公羊传》认为赐命是加赐礼服，刘氏辩驳说这不是。有人认为是任命为诸侯，而不是赐给命服，连范文正公的说法也对此存疑。那黻冕圭璧，正是用来任命为诸侯的凭证。大概天王的赐命，有因刚刚即位而赐命的，有因有功而赐命的，有死后追封赐命的。这一年“毛伯赐命”以及“虢公任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召武公赐给晋惠公命”，都是刚刚即位而赐命的。“召伯廖赐给齐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文公”，都是因为有功而赐命的。“荣叔赐给桓公命”以及“成简公追封衞襄公”，都是死后追封赐命的。至于“召伯赐给成公命”，则是刚刚即位没有赐命，过了八年才赐命的。刘定公赐给齐灵公命，虽然没有功劳，但周王将要娶齐国女子，所以因私恩赐命。春秋记载赐命，没有不是讥讽的。如果说诸侯不去拜受任命是贬斥，而天王的赐命没有过错，那为什么不等待他们来朝见再赐命呢？庐陵李氏说：“三次赐命的说法已在庄公元年出现过，这条依据杜预的说法，认为是诸侯刚即位，天子赐给命圭，如同侯爵执持信圭之类。”《公羊传》认为是赐给命服，以晋惠公刚即位，周王赐给他命，而晋侯接受玉圭时态度怠慢作为证据，那么杜预的说法是对的。晋武公向周王请求任命，而诗人有“你的衣服安适又吉祥”的诗句，以此证明，那么《公羊传》的说法也是对的，所以顾氏采纳《礼经》关于黼冕圭璧的说法，然后这个议论才完备。

译晋侯讨伐卫国。

《左传》记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没有去朝见，反而派孔达侵犯郑国，讨伐绵訾和匡地。晋襄公除丧服后，向诸侯宣告讨伐卫国，军队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会招致祸患，请国君去朝见周天子，臣下率领军队出征。”晋侯在温地朝见周天子，先且居、胥臣讨伐卫国。五月辛酉初一，晋军包围戚地。六月戊戌，攻克戚地，俘获孙昭子。王氏《笺义》说：“卫成公怨恨晋文公将他捉拿并押回京师，所以晋文公晚年他不来朝见，而且侵犯邻国，表示不服从盟主。”晋襄公继位，想要继承霸业，先是将卫侯的罪状告知诸侯，又听从先且居的建议，在周天子处朝见，于是命令大夫讨伐卫国，夺取了戚地。诸侯因此畏惧威势，重新归附晋国。往年齐桓公去世，五个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于是废弃。如今晋襄公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继续担任盟主，首先能够威服诸侯，所以《春秋》记载说：“晋侯讨伐卫国”，这是褒奖他。陈氏说：“《春秋》如果符合国君的心意，即使是卿大夫率领军队也不记载，所以讨伐卫国记载‘晋侯’而不记载‘先且居’，成公十三年讨伐秦国记载‘晋侯’而不记载‘栾书’，襄公十年灭偪阳记载‘晋侯’而不记载‘荀偃、士匄’，哀公元年讨伐晋国记载‘卫侯’而不记载‘孔圉’，这就是所谓深入探究其根本。”汪氏说：“文公、宣公以后，大夫专权，凡是征伐、会盟，国君虽然在位，但由大夫负责其事，所以经文记载‘晋侯’而传文记载大夫。”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左传》记载：周王派毛伯卫来赐给鲁公命令，叔孙得臣前往周朝拜谢。杜氏说：“感谢赐予的命令。”得臣是叔牙的孙子。高邮孙氏说：“文公即位，不曾前往周朝，而周王赐给他命令，他接受了命令。又不亲自朝见，而是派臣子前往，这是极不臣服的表现。”蜀地杜氏说：“接受天子的宠命，如果亲自朝见京师，尚且说太迟缓，何况不朝见而派卿去拜谢命令呢？所以直接记载以示讥讽。”汪氏说：“文公即位，天子既派大夫参加僖公的葬礼，又派京畿内的诸侯来赐命，他不亲自前往拜谢，只派臣子去。襄王还不怪罪他，并且派荣叔回去为成风送葬具，接着派召伯参加成风的葬礼，而文公在位十八年，历经襄王、顷王、匡王三世，终生没有朝见京师。观察《春秋》所记载的，通过比较事件来考察，他的罪过无法掩盖。”

卫人讨伐晋国。

《左传》记载：卫人派人告诉陈国，陈共公说：“再讨伐一次，我来推辞。”卫国的孔达率领军队讨伐晋国。君子认为这是复古，古代越过邻国去谋划。张氏说：“霸主声讨罪状进行征讨，不反省自己不仁无礼的罪过，反而兴兵报复讨伐，所以记载‘人’是罪责孔达。”汪氏说：“《春秋》不记载晋国夺取戚地，而将孔达称为‘人’，是赞许晋国而罪责卫国。”庐陵李氏说：“《春秋》赞同国家讨伐霸主的有三起：卫人讨伐晋国，齐侯讨伐卫国，进而讨伐晋国；齐侯、卫侯讨伐晋国，都与卫国有关。”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这是大夫单独会见诸侯的开始。《左传》记载：秋天，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去会见他。杜氏说：“礼制规定，卿不得单独会见公侯。卫国在顿丘卫县西边。”薛氏说：“卿开始单独会见诸侯。大夫专权会见诸侯，政令不在公室了。”临川吴氏说：“凡是鲁国卿大夫会见外国君主，直接记载不隐瞒，以显示其不当。”永嘉吕氏说：“《春秋》初期，大概有以大夫身份会见诸侯的情况。不像公孙敖这样专权会见。外国大夫有会见公侯的，国内不隐去公侯而只称大夫，那就是齐高傒在防地会见的情况。国内不隐去公侯而不称大夫，那就是公与齐大夫在蔇地结盟的情况。或者隐去公侯，或者不称大夫，都有所避讳。国内大夫有会见盟主的，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那么柔还不称氏。公子结进而与齐侯、宋公结盟，还是作为随同之事，并非专权会见。至于公孙敖会见晋侯，就是专权会见了，以此显示礼乐出自大夫。”庐陵李氏说：“国内大夫单独会见外国诸侯有五次：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叔弓在陈国会见楚子。这是大夫单独会见诸侯的开始，而胡氏特别在归父之下作传，不知所谓。”

冬天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杀了他的国君頵。【頵，音伦。《公羊传》《谷梁传》作髠】

《左传》记载：起初，楚子打算立商臣为太子，咨询令尹子上。子上说：“君王的年纪还轻，而且宠爱多，废立就会发生动乱。楚国的惯例，常立年幼者。况且这个人，蜂眼豺声，是残忍的人，不可立为太子。”不听。后来又想立王子职而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听说但没查实，告诉他的老师潘崇说：“怎么做才能查实？”潘崇说：“宴请江芈而对她不敬。”听从了。江芈愤怒地说：“役夫，难怪君王想杀你而立职。”告诉潘崇说：“确实如此。”潘崇说：“能侍奉他们吗？”说：“不能。”“能逃跑吗？”说：“不能。”“能做大事吗？”说：“能。”冬天十月，用宫中的甲士包围成王。成王请求吃熊掌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缢。给他定谥号。

译称“灵”是因为死不闭眼，称“成”是因为死时闭眼，于是闭上了眼睛。穆王即位，把太子居住的房屋赐给潘崇，任命他为太师，并且掌管环列之尹的职务。《谷梁传》说髠的去世，是用来慎重对待商臣弑君这件事的。对于夷狄，不讨论其是否合乎正道。

译记载世子弑杀国君这件事，是因为世子对于国君，既有父亲的亲情，又有国君的尊贵【《礼记·文王世子》：国君对于世子，亲近起来是父亲，尊贵起来是国君，既有父亲的亲情，又有国君的尊贵。啖氏说：楚国僭越称王已经很久，世子必定不会向天子宣誓效忠，现在因为商臣的叛逆，所以特别记载为“世子”，以明确他的罪责】然而却发展到弑杀君父的逆乱地步，这是天理的重大变故，是人情所深深惊骇的。《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引起提问者的注意，考察事情发生的缘由，以示惩戒和告诫。唐世子李显〇在诵读《左氏春秋》时，读到此处放下书感叹道：“经籍是圣人留下的训诫，为什么要记载这种事呢？”郭瑜回答说：“《春秋》的意义在于褒扬和贬斥，以善恶作为劝诫，所以商臣千年来恶名不灭。”〇说：“不仅口中不忍说，耳朵也不忍听，希望学习其他的书。”郭瑜请求让他读《礼记》，世子听从了【见《唐孝敬皇帝〇传》】唉！圣人的重大训诫在后世不能彰显，都是那些腐儒学习经典却不懂其真义的罪过啊。那些乱臣贼子，即使陷阱【才性反】就在眼前，斧钺架在脖子上也不躲避，难道认为身后的恶名足以束缚他们的邪念并惩戒他们作恶吗？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吗！用这种道理去开导人，可以说是堵塞了他们的心意了。如果对他们说：“作为君父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罪名；作为臣子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圣人记载这些，是让天下后世的人考察人伦关系，知道君臣父子的正道，从而避免首恶的罪名和诛杀的罪责。那么世子〇听到这些，必定〇【音耸悚同】然畏惧，知道《春秋》是不可不学的。学习《春秋》，必定明白臣子的道义，不至于因为奏请违背防备而遭到毒杀【《唐书·〇本传》皇帝对侍臣说：“〇仁孝，以宾客之礼对待大臣，从未有过错，而武则天想要施展志向，〇多次奏请违背她的防备，武则天便毒杀了他】传，是依据；经，是断语。考察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到导致祸患的逐渐过程，哪里是隐藏的呢？嫡庶必须端正，而楚成王宠爱众多；立太子必须立年长的，而楚国的选择常常在年幼者身上。抚养世子不可不慎重，却让潘崇做他的老师【汪氏说：“如果楚成王选择贤人，得到像宋国左卫率表淑那样的人来辅导世子，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了】侍奉饮食、问安，是世子的职责，却多设置宫中甲士，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自我克制的人是很少的。竟然想要废黜兄长而立弟弟，谋划之事涉及妇人，理应失败。却让江芈【音弭】知道内情，这是以不仁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以不孝的态度对待儿子。灾祸降临是应该的，楚成王僭越称王，欺凌中原，战胜诸侯，毒害天下【汪氏说：楚成王在庄公二十三年篡位，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战前四次伐郑侵郑，召陵之战后围许败徐灭〇黄，齐桓公死后，更加肆意欺凌，拘捕襄公，伐宋并向鲁国献捷，战〇而宋襄公因此丧命，随后伐齐戌谷，会合诸侯围宋，天下的祸患惨烈啊】然而他不懂君臣父子的正道，祸患从内部发生却不觉察，不善的积累，哪里可以掩盖呢【王氏说：成王也是弑杀其兄熊囏而得位的，最终不免遭受商臣的祸害，天道好还，难道不明显吗】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春秋》记载世子弑杀其君，推究祸患的根源而指明首恶，作为万世的大戒，然而商臣就没有被贬斥了吗？回答说：弑杀父亲与国君的贼人，他的罪恶难道还要等待贬斥才能彰显吗【陈氏说：楚国没有记载其志向，成王何至于世子弑君，不能因为楚国不记载而改变，张氏说：蛮夷无道的极致，感应的道理，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如匈奴头曼，魏拓跋珪，唐安禄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都以外夷盗贼毒害天下，中原不能制服而遭受其子的祸害，积累不善的余殃，千年来规律一致，所以商臣的恶行特别记载，让做君父的人知道谨慎地遵循履霜的告诫，以此防备人，还有突然想要废立而开启劭广之祸的，汪氏说：商臣怨恨子上阻止王立自己并谮害致死，楚成王在此可以自省，却还有废立的志向，狐疑不决，这是加速自己的死亡，现在考察世子弑杀君父，实在是莫大的变故，经书记载世子弑君有三处，楚商臣，蔡般，都是其君有以致之，许止不尝药，也是悼公教导不够啊，有国有家的人，看这些难道不知道警戒吗○刘氏说：谷梁传说日髠之卒，是为了谨慎对待商臣的弑君，不对，如果不记日，难道是不谨慎对待他的弑君吗】

公孙敖前往齐国

【《左传》穆伯前往齐国，开始聘问，这是合乎礼的。凡是国君即位，卿出使并聘问，践行修好旧谊，要结外援，善待邻国，以保卫社稷，这是忠信卑让的道理。忠，是德的端正；信，是德的稳固；卑让，是德的基础。何氏说：“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他在丧期娶妻。”刘氏说：“左氏说是合乎礼的，杜预说明确诸侯在谅闇期间，国家大事都用吉礼，都是不对的。左氏看到诸侯废除丧礼而聘问，所以推论为合乎礼；杜氏看到左氏有合乎礼的话，就推论为当丧而用吉礼，都是违背经典超越礼制，不可以用来教育后世的。”汪氏说：“左氏对于凡是诸侯朝聘，都认为是合乎礼的，既不考察他们不能谨守天下的通丧之礼，又不考察他们尊周交邻”

译关于疏密（褒贬）的区分，刘氏的辨析是恰当的。”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前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回报聘问，并且初次聘问晋国。这一年毛伯赐命，得臣前往拜谢，而敖也初次聘问齐国。将相关史事并列对照来观察，无需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

译附录【《左传》记载殽之战后，晋国人已经回国。秦国大夫及左右近臣都对秦穆公说：“这次战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说：“这是我的罪过。”周朝芮良夫的诗说：“大风有路径，贪人败坏同类。听信谗言就应对，诵读正言却像醉酒。不任用贤良，反而使我悖乱。”这是因为贪婪的缘故，说的就是我啊。我确实因为贪婪而连累夫子，夫子有什么罪？让他重新执政。】

【丙年，周襄王二年，申年十七年】二年【晋襄公三年，齐昭公八年，卫成公十年，蔡庄公二十一年，郑穆公三年，曹共公二十八年，陈共公七年，桓公十二年，宋成公十二年，秦穆公三十五年，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季，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左传》记载：春季，秦国孟明视率领军队讨伐晋国，以报复殽之战。二月，晋侯抵御秦军，先且居统领中军，赵衰辅佐他。王官无地驾车，狐鞫居担任车右。甲子日，在彭衙与秦军交战，秦军大败。晋人认为秦军是来拜谢恩赐的军队，曾在殽地作战。晋梁御戎，莱驹担任车右。战斗的第二天，晋襄公斩首秦军俘虏，让莱驹用戈砍杀。俘虏呼喊莱驹，莱驹失手掉了戈。狼瞫捡起戈砍杀俘虏，擒获他跟随晋公乘车，于是让他担任车右。箕之战时，先轸罢免了他，立续简伯为车右。狼瞫愤怒，他的朋友说：“何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还没找到死的地方。”他的朋友说：“我与你同难。”狼瞫说：“《周志》上有记载：‘勇敢却伤害上级，不能登明堂受祭。’死得不义，不是勇敢。共同合用才叫勇敢。我凭借勇敢求得车右之位，没有勇敢而被罢免，也是理所应当。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是适宜的，这才了解我。你暂且等待。”到了彭衙，军队列阵后，他率领部下冲击秦军，战死在那里。晋军跟随他，大败秦军。君子认为狼瞫在这里堪称君子。《诗经》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停止。”又说：“君王赫然发怒，整顿他的军队。”发怒不制造祸乱，而是跟随军队，可以称为君子了。秦穆公仍然任用孟明。孟明修治国政，加重对百姓的施恩。赵成子对大夫们说：“秦军又来了，一定要避开他们。恐惧而增进德行，不可抵挡。”《诗经》说：“不要只念你的祖先，要修好他的德行。”孟明念及此了。念及德行不懈怠，谁能抵挡呢？程子说：“越国袭击别人，是秦国的罪过；忘记亲恩背弃恩惠，是晋国的恶行。秦国经过别人的国家去袭击别人，即使愤怒也没有借口。所以它的来不称伐，晋国不晓谕秦国就与之交战，所以记载‘晋及’。因愤怒而取败，所以记载‘败绩’。”杜氏说：“彭衙，秦国土地。冯翊邰阳县西北有彭衙城。】

交战而说“及”，是以这场战争为主的一方【王氏说：彭衙是秦国土地而晋军在那里，也知道晋国想要交战】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起兵，叫做应兵；争恨小故，不忍忿怒，叫做忿兵。按照《左氏》，秦孟明率领军队讨伐晋国，报复殽之战，这就是所谓的忿兵。怀疑罪过在秦国，却以晋侯为主，为什么呢？这是处理自己、平息争端的方法，远离怨恨的途径。那么敌人加害于自己，纵容其侵暴，将不得应战吗？回答说：敌人加害于自己，而自己也有罪过，引咎责躬，服罪就可以了。自己无罪而不义，被加害，用辞命晓谕，还是不能避免，也可以告于天子方伯。如果贸然兴师与之交战，这就是以桀攻桀，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以晋侯为主的，是处理自己、平息争端的方法，远离怨恨的途径，是王者之事【家氏说：秦对晋有大恩，不可忘记。前日秦国趁晋国丧事袭击郑国，襄公害怕其凌驾压制，被逼无奈，穿着丧服上战场，侥幸一次胜利，也就可以了。现在孟明再次到来，而晋襄公负气好胜，亲自率领抵御敌人，又打败秦军，以怨报德，所以君子责备他。况且文公退避三舍躲避楚国，施恩必报，是义所当然。秦国的恩惠尤其大，而晋襄公急于交战，不顾恤，岂止背弃恩惠，实在是忘记亲恩了。《春秋》因此贬斥。汪氏说：秦军讨伐晋国，而经文不书伐罪，晋国而免除秦国。】

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左传》记载“不及时”，《公羊传》作“僖公”。主是什么？为僖公制作神主。主用什么？虞主用桑木，练主用栗木。用栗木的，是藏主。制作僖公神主，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不及时。不及时是怎样的？想要长久守丧而不能。《谷梁传》认为是作为，为僖公制作神主。立主，丧主在虞祭，吉主在练祭。制作僖公神主，讥讽其晚。制作神主毁坏宗庙，在练祭时有时间。毁坏宗庙，毁坏宗庙的方法，更换屋檐可以，更改涂饰可以。】

制作神主，就是制作木制神主【范氏说：主大概是神灵所凭依，形状正方，中央穿孔通达四方，天子长一尺二寸，诸侯长一尺】安葬后返回虞祭，虞主用桑木【何氏说：礼制平明安葬，日中返回虞祭，以阳求阴叫做虞，亲人丧事已下葬，惶惶无所亲求，而虞事月之虞，犹如安神，用桑木，取其名所以符合孝子之心】一年而练祭【《礼记·丧服四制》：十三个月而练，汪氏说：小祥更换练冠，所以叫练祭】练主用栗木【何氏说：一年练祭，埋虞

译君主在东西两阶之间，容易使用栗木制作神主，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虞祭时用的神主称为桑主，不刻写谥号的吉主都刻上谥号】使用栗木的，是藏主【何氏说：藏在庙室中，是平时应当奉祀的】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僖公去世到这时已经过了五个月【何氏说：礼制规定制作练主应当在十三个月】然后才制作神主，怠慢而不恭敬到了极点。怠慢而不恭敬，是积累恶行的根源。认为没有妨害而不除去，等到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的地步，所以要谨慎对待这件事【高氏说：周人卒哭后祔庙，祔庙时更换神主称为虞主，满一年练祭时更换神主称为练主，僖公去世十五个月，不是虞祭和练祭的时候却才制作神主，还没有祔入宗庙，还没有祔入宗庙的原因，是想提升他的地位，所以要谨慎地记载日期，蜀地杜氏说：十二位鲁公制作神主和祔庙从未记载，现在记载制作僖公的神主，必定有所讥讽，张氏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制作神主来象征神灵而祭祀，礼制规定下葬后在墓中制作神主，不到一天就举行虞祭，不忍心一天忘记亲人，僖公元年四月下葬，现在才制作神主，怠慢而违背礼制到了极点，汪氏说：左氏说卒哭后祔庙，服氏说制作木主设立几筵，特祀在寝宫，三年丧期结束遭遇烝尝之祭才在宗庙，郑氏又说只有祔祭和练祭在宗庙，祭祀完毕神主返回寝宫，大祥祭和禫祭神主自然在寝宫，祭祀谷梁认为吉主在练祭时更换，毁坏旧庙则等待练祭后才祔庙，现在考证《檀弓》说殷人练祭后祔庙，周人卒哭后祔庙，孔子赞许殷人，我私下认为祔庙应当用吉祭，如果卒哭就迁庙并使用吉祭，不符合人情，所以文定采纳谷梁的说法，练祭更换栗木神主后才祔庙，刘氏说：左氏僖公三十三年传说下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杜氏将缓字以上读为一句】。将“作”字下面读为一句，是不对的。僖公在十二月去世，文公元年四月下葬，总共五个月，不能说迟缓。传文说“下葬僖公而制作神主迟缓罢了”。公羊说“讥讽想要长久守丧却做不到，是不对的”。文公自己懒惰迟缓，不制作神主罢了。怎么知道他想长久守丧】

译三月乙巳日，鲁僖公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因朝见而结盟，从此开始。《左传》记载：晋国人因为鲁公没有去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前往晋国。夏四月己巳日，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经文写“与晋处父结盟”，是为了压制他。前往晋国不记载，是避讳。《公羊传》说：这是晋国的阳处父，为什么不称氏？是避讳与大夫结盟。《谷梁传》说：不称“公”是因为处父傲慢，为鲁公避讳。怎么知道是与鲁公结盟？根据日期可知。为什么不记载鲁公前往晋国？因为这是耻辱。出访不记载，回国不致告，是为鲁公避讳耻辱，保存臣子的礼节。凡是这类情况，笔削鲁史旧文的地方很多】

与处父结盟的，是鲁公。【杜预说：处父作为晋国正卿，不能以礼匡正君主，却与鲁公结盟，所以贬去他的氏。家氏说：处父去掉氏，是贬斥处父，以此来贬斥晋侯】不记载在晋国结盟，【杜预说：在晋国都城结盟】避讳不记载鲁公，是抑制大夫的傲慢，不让他与鲁公敌对，以端正君臣的名分。【孙氏说：不称公，是不让处父与鲁公敌对。陆氏说：义理与高傒相同。凡是大夫与国君结盟，如果不是对方强迫我而结盟，惯例只书“人”，表示不是大夫的罪过。现在晋国逼迫鲁公与大夫结盟，所以特别书写其名，以显示其罪过。蜀杜氏说：高傒之盟，主导在于鲁公，而此盟主导在于处父。汪氏说：抑制大夫的傲慢，与高傒、荀庚、孙良夫、郤犨、孙林父、向戌相同。晋国当时用处父羞辱鲁公，所以又去掉处父的氏】前往晋国不记载，回国不致告，是为鲁公避讳耻辱，保存臣子的礼节。凡是这类情况，笔削鲁史旧文的地方很多。【高氏说：凡是结盟必定记载地点，只有他国大夫在鲁国结盟，以及鲁国大夫前往他国结盟不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各自在中国的缘故。现在不记载处父来鲁国，鲁国也无法奈何晋国，却记载与处父结盟，那么是谁与处父结盟呢？回答说：是我国国君。鲁公前往晋国不记载，是因为晋襄公责备鲁国不朝见，所以鲁公虽然在丧期未朝见天子，却畏惧晋国的威势，越礼朝见晋国，晋侯于是派大夫与鲁公结盟以羞辱他，因此隐去不记载鲁公，又去掉处父的氏，以彰显其罪过。然而这并非专门罪责晋国，也是罪责鲁国的臣子。鲁公前往晋国，难道没有卿大夫随行吗？不能明辨大义以正理反驳，就自甘屈辱，甘心受盟，不符合“君主忧虑臣子受辱，君主受辱臣子赴死”的道义。张氏说：在晋国都城结盟，而国君不出面，耻辱极深，所以避讳。陈氏说：朝见而随即结盟，从此开始。凡是避讳国家恶行，耻辱在国君则只记载其事，不记载国君，是常例。避讳在其事则只记载国君，不记载其事。鲁公在黒壤防晋侯，因为鲁公不与盟，所以不记载盟。鲁公前往晋国被扣留，鲁公送葬，所以不记载葬，非常避讳。庐陵李氏说：处父的傲慢，与高傒的傲慢一样。处父去掉氏，而高傒保留氏，是因为彼在防，而此在晋。何氏说：亲自前往其国，耻辱不得其君，所以假使好像得其君。又说：处父系国而去氏，荀庚、良夫等系氏而去国，这是兼罪晋侯的过失，彼只罪大夫的专断】

夏六月，公孙敖在垂陇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縠，尸木反。谷作谷，垂陇，公谷作垂敛】

【《左传》：鲁公尚未到达，六月，穆伯在垂陇与诸侯及晋国司空士縠结盟。这是因为晋国讨伐卫国。记载士縠，是肯定他胜任其事。陈侯为卫国向晋国求和，拘捕孔达以取悦晋国。《谷梁传》：内大夫可以与外诸侯会盟。杜预说：垂陇，郑地，荥阳县东有陇城。薛氏说：垂陇之会，士縠开始专断晋国事务。桓公、文公死后，大夫擅断诸侯的会盟，从公孙敖、士縠开始。其臣本有罪，派遣他的人也不对。蜀杜氏说：《春秋》会盟没有外大夫单独与诸侯会盟的，垂陇之会，讥讽政令在于大夫。桓公、文公的霸业，有时与王人结盟，有时致送天子，这是天子受制于诸侯。《春秋》不认可，所以书王人以先于诸侯。晋襄公继承霸业，召集诸侯而大夫与之会盟，这是诸侯受制于大夫。《春秋》也不认可，所以序诸侯以先于士縠。陈氏说：大夫与诸侯敌对，从此开始。晋国于是以大夫主导诸侯。然而士縠主盟，为什么排在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所以直到宋国都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贬斥，这里为什么不贬斥？贬斥不在极甚处，则在其事端，其余如实记录而已。所以书士縠。自书士縠以后，凡军事行动都书大夫。桓公、文公的霸业会盟，有大夫则只称人。防柽称邾人，防温称秦人，因为是世子，所以得以次小国之君。自垂陇主士縠，新城主赵盾，而后大夫与诸侯序，戚之盟书齐国佐，沙随之会书宋华元。更甚者无霸主，而安甫之会，君与大夫并列。临川吴氏说：晋国以士谷主盟，鲁国以公孙敖与三国之君敌对，都不合礼，所以书以讥讽。卫国敢于伐盟主，是孔达的罪过。现在陈侯为求和而拘捕孔达，卫国服罪，所以免于晋国的讨伐。襄陵许氏说：明年卫国人与晋国伐沈，则知道卫国在垂陇之会服罪了。庐陵李氏说：内大夫出盟诸

译侯爵之位，从柔开始，接着是公子结以及齐国、宋国，随后又是公孙敖防备这两个国家了。○啖氏说：《左传》说：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胜任这件事。既然任命他为卿，按惯例都应当记载名字，不论是否能胜任。如果不能胜任，自然应当治罪。

译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大旱造成灾害就记载为灾，这也是干旱，为什么记载为罪过呢？大旱持续的时间短且伴有云彩被视为灾，所以记载为灾；这次不下雨持续的时间长却没有造成灾害，所以记载为异常现象。《谷梁传》说：历数时节而说不下雨，表明文公不担忧下雨。不担忧下雨，就是没有把百姓放在心上。

史书说“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不说“直到秋七月不下雨”，大概是因为后说不下雨，那是期盼下雨的言辞，不符合文公的心意。记载“不下雨直到秋七月”就停止了，说明八月曾经下过雨。然而不记载八月下雨，是为了显示文公对下雨没有心意，不以百姓的事务牵动自己的忧乐，他怠慢政事可以想见，鲁国的衰败从此开始了。

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牌位。

《左传》说：这是违背礼制的祭祀。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并且明白地说：“我看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是顺理成章的。提升圣贤，是明智的。明智且顺理，符合礼制。”君子认为这是失礼，礼制没有不顺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违背礼制，这能叫礼吗？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应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是长久的规矩。所以禹不排在鲧之前，汤不排在契之前，周文王、周武王不排在不窋之前。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这都是尊崇祖先。因此《鲁颂》说：“春秋祭祀不懈怠，享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天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礼制是说后稷亲近而先于天帝受祭。”《诗经》说：“问候我的各位姑母，进而问候伯姊。”君子说：“礼制是说伯姊亲近而先于姑母受祭。”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三件不明智的事：压制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这是三不仁。制作虚器，纵容逆祀，祭祀爰居，这是三不知。”《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大祫祭是什么？是合祭。怎么合祭呢？毁弃的庙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弃的庙主都升堂合食于太祖。五年举行两次殷祭。跻是什么？是提升。为什么说提升？是为了讥讽僖公。讥讽他什么呢？因为违背礼制。违背礼制是什么呢？是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事。祫祭、尝祭、祫祭，毁弃的庙主陈列在太庙，未毁弃的庙主都升堂合祭于太祖。跻是提升，先祭亲近者后祭祖先，是违背礼制的祭祀。违背礼制的祭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先。没有祖先，就是没有天。所以说：“文公没有天。”没有天，就是违背天意行事。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这是《春秋》的道义。

有事是指时祭。大事是指祫祭。合群庙的牌位在太庙受祭。提升僖公在闵公之上。

闵公、僖公两位国君，亲属关系上是兄弟，名分上是君臣，认为这是违背礼制的祭祀，是因为兄弟不应先于君臣之礼。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所以左氏说：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违背礼制可以吗？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应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是长久的规矩。公羊说：违背礼制的祭祀，是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说：违背礼制的祭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先。闵公、僖公并非祖祢，却称为祖祢，为什么呢？因为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译已经做了国君了。臣子不可以排在国君之前，就像儿子不可以排在父亲之前，所以用昭穆的父子祖孙关系来比喻。临川吴氏说：闵公、僖公曾经做过君臣，道义上如同父子，闵公就像父亲，僖公就像儿子，把僖公排在闵公之上，就是先子后父。刘氏说：僖公对于闵公并不是父子关系，然而与亲生父子相继没有区别，臣与子是一体的。以君主的身份对待他，我就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以父亲的对待他，我就以儿子的身份奉养他，所以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如果不以儿子继承父亲，那就一定以臣子继承君主，君臣如同父子，那么父子也如同君臣。舜拥有天下，以颛顼为祖而以尧为宗，尧并非同姓，只是接受了国家罢了，非同姓尚且尊崇他，何况亲近亲属呢？高邮孙氏说：闵公、僖公作为君臣，在人看来是很明显的，一旦让臣子排在君主之上，是严重扰乱法度。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诸侯祭祀五代祖先。《礼记·王制》说：天子设立七座宗庙，三座昭庙、三座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诸侯设立五座宗庙，两座昭庙、两座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五座。《王制》又说：天子设立七座宗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祖的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诸侯设立五座宗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解释礼制的人说：“世”指的是父子，不是兄弟。蜀地孙氏说：“世”与昭穆的说法，是根据父子的正统关系而言的，如果是兄弟，昭穆相同，不能按世数来计算。然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把闵公当作祖，而臣与子同等看待，所以僖公把闵公当作父亲看待是合乎礼的，而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接替，名号虽然不同，但作为“世”是一样的。孙氏说：文公二月制作僖公的神主，八月在太庙举行大祭，把僖公升位，是亵慢不恭敬，太严重了。范氏说：当时三年丧期未满，却在太庙举行吉祭，那么它的讥讽之意自然明白。张氏说：吉祭却不写“吉”字，是因为闵公二年已经记载得很清楚，这里主要是为逆祀而记载。家氏说：这一条记载而两次讥讽，在太庙举行大祭是不该合祭而合祭，把僖公升位是不该升位而升位。高氏说：父子相继，是礼制的常规，至于传给兄弟，也是不得已罢了。既然把国家传给他，那么所传的人虽然不是儿子，也如同儿子之道；所传的人虽然不是父亲，也如同父亲之道。汉朝的惠帝、文帝也是兄弟相继，而当时的议论者推崇文帝上继高祖，而惠帝亲自从高祖手中接受天下的人，反而不能符合昭穆的正统。至于光武应当继承平帝，又自己认为按世次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都是违背经典、违反礼制而不可效法的。凡是国君以兄弟作为后嗣的，必定是没有儿子的，把他引来作为继承人，臣与子是一体的。而应当继承的人反而因为兄弟的缘故，不继承接受国家的人，而继承先君，那么接受国家的人竟然没有人继承。活着的时候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死了以后却以兄弟的身份处理他，忘记活着时的恩情，背弃死后的礼制。何况已经实际接受了后君，现在却自己继承先君，不仅抛弃了后君的命令，而且废弃了先君传授的命令，人民土地归自己所有，而父子之礼却耻于实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这难道是重视接受国家的意义吗？汪氏说：僖公不可以排在闵公之前，三传辨析得很明白了。但《谷梁传》说是逆祀，是没有昭穆。范甯说：用昭穆的父子关系来比喻。何休说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面西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也应当同在北面西上。孔颖达正义说：父子昭穆不同，兄弟昭穆相同，闵公、僖公不能成为父子，同为穆而已。现在提升僖公在闵公之前，这是两位国君位次颠倒，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不同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立庙，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掉了，礼制必定不是这样。现在考察文定此传采用韦昭的说法，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僖公为闵公之子，臣子一例，而把闵公、僖公各算作一世。襄公三年说哀公以襄公为皇考，也是把昭公、定公各算作一世，那么就是不同昭穆了，然而在仲婴齐之后，归父则引用何休，认为是扰乱昭穆的顺序。朱熹说文王为昭，武王为穆，从他们开始附祭就是这样。然而管、蔡、郕、霍是文王的昭，邢、晋、应、韩是武王的穆，子孙也以此为序而不改变，那么昭穆是不可改变的。但他论述天子庙制，说周孝王时，武王亲尽，才开始设立武世室。孝王是共王的弟弟，而各算作一世。又用宋太祖、太宗、哲、徽、钦、高都是兄为穆，而弟为昭，都是兄弟对列，各算作一世，那么又扰乱昭穆了。如何休、颖达并立庙而同昭穆？那么齐国的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继，卫国的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继立庙，将无处安放。如果各算作一世而不同昭穆，那么齐顷公就不能祭祀他的祖父，而卫成公就不能祭祀曾祖父了。古代制度不存，无法再考证。我私下怀疑古代一位国君各为一座庙，那么兄弟同昭穆，共为一世。合祭太庙，那么鲁国应当在闵公之下特设僖公的位置。后世同堂异室，不可以两位先君共祭于一室，必定要不同昭穆，而仍然以兄弟共为一世计算。然而曾子问说：“七庙、五庙没有空着的神主，诸侯合祭则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这是诸侯的昭穆不超过四庙，天子的昭穆不超过六庙。考察《春秋》哀

译鲁公的时代，桓公的宗庙尚存，那么就是祭祀十位君主而涵盖八代。定公设立〇宫，那么就是祭祀二十一代祖先。后世天子的宗庙有十余代，历经十四五位君主，而他们的宗庙都不被毁弃。解说礼制的人反而引用《春秋》作为证据，使得圣王治理世间的制度再也无法见到了。又查考《大传》论述禘祭和祫祭时说：“诸侯祭祀到他们的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国君禀告，那么在祫祭时就可以祭祀到高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国君禀告，尚且能够举行祫祭，那么诸侯举行大祫祭陈列已毁宗庙的牌位，就不应当被认为是不合礼制了。或许有人认为诸侯不应当举行大祫祭，是成王赐予鲁国隆重的祭祀，所以才有大祫祭，怀疑这种说法太过分了。解说《谷梁传》的人把大事当作祫祭和尝祭，左氏外传又认为是祫祭和烝祭，都不明白这是大祫祭。如果把这当作一般的祫祭，那么在太庙举行祭祀，名叫什么祭呢？庐陵李氏说：“古代军事和祭祀都是国家的大事。季氏将对颛臾采取行动，这是把军事行动称为有事。天子在文王、武王宗庙举行祭祀，这是把祭祀称为有事。”所以《春秋》记载大祫祭为大事，记载禴、祠、烝、尝为有事，这一年的大事，就是祫祭。宣公八年，有事，是禴祭。昭公十五年，有事，是烝祭。这些都在祭祀上没有讥讽，所以不记载祭祀的名称。那些郊祭、禘祭、大雩祭都记载祭祀名称的，是因为祭祀有失误。烝祭、尝祭有记载祭祀名称的，也是因为祭祀有失误。这一年的大事是祫祭，公羊传、谷梁传都相同。杜氏认为是禘祭，是不对的。

译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

《左传》记载：冬天，晋国的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攻打秦国，夺取了汪地和彭衙后回国，以报复彭衙之战。不记载卿的名字，是为了秦穆公的缘故，表示尊重秦国，这叫做崇尚德行。程子说：“秦国因愤怒而进攻，晋国战败本可以作罢，却再次攻打秦国，报复没有止境，残害百姓结下怨恨，所以贬称他们为‘人’。”

按照《左传》的说法，四个国家攻打秦国，是为了报复彭衙之战，那么他们都应该是国家的卿。之所以贬称他们为“人”，是因为晋国两次战胜秦军，按常理也可以作罢了。却再次发动这次战争，结怨于民，劳役百姓，这是完全不致力于德行，专门想要力争而报复，没有止境，以至于导致了渡河焚舟的军队。所以特别贬称他们为“人”。

家氏说：“鲁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与齐国交好，《春秋》严厉责备他。晋襄公违背了父亲（晋文公）的恩惠，屡次战胜秦国，却率领三国军队进行这次战争，所以四个国家都记载为‘人’，以示贬斥。”

陈氏说：“为什么不按顺序记载大夫率领军队？还是称‘人’。自从士縠专权结盟，开始记载大夫；自从阳处父专权领兵，开始记载大夫。因此《春秋》初期，大夫领兵常称‘人’，从救郑之后，大夫才开始被贬称‘人’。”

庐陵李氏说：“这一条《左传》中尊重秦国的意义，并非《春秋》经文的本意，其说法如同襄公八年邢丘贬低诸侯以尊崇晋国一样。胡氏的说法本于程子，他贬斥晋国固然正确，但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直到此时，除了鲁国大夫率领军队外，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的都称‘人’。如隐公五年邾国、郑国攻打宋国，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四国攻打郑国，齐桓公称霸时攻打宋国、郎国、郑国、英氏，晋襄公率领三国攻打许国，以及第二年五国攻打沈国，都没有记载大夫的名氏，那么陈氏的考据并非没有见解。”

公子遂到齐国纳币（送聘礼）。

《左传》说：襄仲到齐国，送聘礼，这是合乎礼的。凡是国君即位，与舅父、外甥友好，修好婚姻，娶元妃，以供奉祭祀的谷物，这是孝。孝是礼的开始。

《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在丧期娶妻。娶妻在三年之外，那么为什么讥讽在丧期娶妻？三年之内不谋划婚姻，吉禘于庄公，讥讽。那么为什么不于祭祀时讥讽？三年的恩情深切，不是凭空加上的。认为人心都有这种情感，认为人心都有这种情感，那么为什么唯独在娶妻时讥讽？娶妻是大吉，不是非常吉。其吉主要在于自己，认为有人心的人，应该在这里有所改变。

婚姻是常事不记载。汪氏说：“根据《春秋》，十二位国君都不记载纳币，只有这一年和庄公亲自前往才记载。”

这里记载纳币，是因为丧期未满就谋划婚姻。何氏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现在未满二十五个月，而且礼制先纳采、问名、纳吉，然后才纳币，这四者都在三年之内。”

娶妻在三年之外了，那么为什么讥讽？《春秋》论事，没有比志向更重要的。志向恭敬而礼节具备，与之交往，懂得礼；志向和谐而音律雅致，与之交往，懂得乐；志向悲哀而生活节俭，与之交往，懂得丧。不是凭空加上的，重视志向的意思。这都是使人私欲不行，防止邪恶恢复礼制的意图。

临川吴氏说：“这一年十二月才开始大祥而行纳币礼，这是在丧期谋划婚姻，未到大祥而行嘉礼，不合礼所以记载。”

汪氏说：“丧期虽然二十五个月大祥，但十个月后禫祭，必须二十七个月才算终制。况且《春秋》凡是记载四时都指首月，这里记载‘冬’，那么纳币在十月，这是僖公去世刚满二十三个月，减轻丧服而谋划婚姻，失礼太严重了。宣公元年迎娶女子，其蔑视礼制比这更严重，但他篡位的罪恶已经极重，对于丧期娶妻，还诛责什么呢？”

刘氏说：“《左传》说‘合乎礼’，那么就是把丧期娶妻当作礼，不也很悖谬吗？杜预移动僖公去世的月份以迎合传文，但这一年大事于太庙，就已经除丧了。”

【丁襄王二酉十八年】三年【晋襄四齐昭九衞成十一蔡庄二十二郑穆四曹共二十九陈共八〇桓十二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三】

春天周王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霸国大夫会同各国大夫攻打别国从此开始。《左传》说：春天，庄叔会同诸侯的军队攻打沈国，因为沈国服从楚国。沈国溃败。凡是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叫做溃，君主逃离百姓叫做逃。张氏说：“沈国是姬姓国家。”

按照《左传》，攻打沈国是因为它服从楚国，沈国溃败，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杜氏说：“溃，众人散乱流移，像积水溃决，自我毁坏的样子。”

五个国家都称“人”，将领（去声）不是受命的大夫。薛氏说：“晋国起初有志于诸侯，垂陇让士縠去处理，攻打沈国命令地位低微的人，是怠慢。”

沈国在汝南平舆县北，未曾与中国会盟而向南服从楚国，军队进入其境内而百姓逃散。常山刘氏说：“一被侵伐而百姓离散，君主的无能可以知道了。蔡溃、沈溃、许溃都是这样。”

虽然不是正义之举，但比起报复私怨的军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其措辞没有褒贬。凡此类情况，想要告诉后世用兵的人知道权变而以正道为本。

家氏说：“霸主应当在天下伸张大义，或者应当做而不做，或者不必做而做了，就失去了道义。楚国的商臣负有滔天之罪，到现在已经两年，如果晋襄公仗义而前，军队壮大，言辞正直，天下诸侯谁不鼓勇而从？纵然未能污染猪宫，楚人必定能以商臣为戮，另立君主而听命于中国，晋国的霸业将光耀前人。却视……”

译如果不是自己的事，却让元凶得以培植党羽，胁迫跟随的小国来与中原抗衡，怀有二心的人难道只是沈国吗？襄公舍弃重大之事而去议论细微之处，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沈国并将其击溃，这是避开射虎而去猎狐，即使击溃一百个沈国，对成败的大势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春秋》贬斥那些大夫。高氏说：“鲁国派遣卿大夫前往，那么各国必然不是地位低微的人，唯独得臣被记载了姓名和氏，这是为了详备内史，并且表明各国都是卿大夫出行，记载为‘人’是为了贬斥他们。”文公三年之间，遂、敖、得臣屡次出现在经文中，由此可知鲁国的政事全在各位臣子手中。《汉书·五行志》说：“文公时期，大夫开始专权。”确实如此。王氏说：“霸国的大夫会合各国大夫讨伐他国，从讨伐沈国开始；会合各国大夫救援患难，从救援郑国开始。《春秋》都贬斥那些大夫，不赞同大夫专权。大概出兵讨伐他人，使他们畏惧臣服，这叫做‘威’；率领众人救援他人，使他们免除祸患，这叫做‘福’。威和福是君主的利器，诸侯擅用就会危害天下，大夫擅用就会危害国家。圣人见微知著，所以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都贬斥他们，以此来警戒威福不可向下转移。”

译附录【《左传》记载：卫国国君前往陈国，拜谢晋国促成和议】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左传》】夏季四月乙亥日，王叔文公去世，派人前来报丧，鲁国吊唁的礼仪如同对待同盟国一样。【《公羊传》】王子虎是谁？是天子的臣子。外国的臣子去世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新近出使我国。【《谷梁传》】他是叔服，这本是不该记载去世的，为什么记载？因为他前来防备守丧，我国便记载他的去世。有人说：因为他曾经执掌重器守卫王室。】王子虎不记载爵位，是讥讽他。天子的内臣不应有外交【赵氏说：臣子没有外交的礼仪，如今死了却来报丧，所以记载以讥讽。临川吴氏说：王室臣子没有外交，因为他曾经与鲁国结盟，所以来报丧，但这不合礼制】有人说：礼制是根据人情来制定节度文饰的。叔服新近出使我国，就应当有恩惠礼仪。孔子在旧馆脱下车马的左骖赠人，即使记载叔服的去世也可以。在旧馆脱下车马，是厌恶那种泪水没有缘由而流出的行为【辅氏说：道义上可行的，就在旧馆脱下车马而不吝惜。淮泽陈氏说：厌恶泪水没有缘由流出的人，是从自身而言。如果不脱下车马来慰藉，那就是对死者没有故旧之情，而这泪水就无从由内心自然流出了】，这不符合常理。天子的内臣不应有外交，却因新近出使我国而施加恩惠礼仪，这是用私情损害公义，失去了轻重的权衡【赵氏说：《左传》说吊唁如同同盟的礼仪，查考天子大夫没有与诸侯结盟的礼仪，却说这是礼，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啖氏说：《谷梁传》说是叔服，叔服如果是王子，那么在防备守丧时为什么不记载王子呢？汪氏说：经文中没有前面记载字而后记载名的，只有尹氏有时记载子，那就不是一个人。刘卷前面记载子而后记载名，那么子是爵位，不是字。《左传》在王子虎处称王叔文公，在叔服处称内史叔服，显然不是一个人。哪有刚过一年名字称呼就不同的呢？有人说虎与卷都在艰难危困之中辅佐天子，所以《春秋》认为他们贤德而记载去世。然而单穆公旗与刘文公翼辅佐敬王安定周室，也不记载去世。我怀疑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刘文公担任王官伯，尹氏世代掌握朝政，都是王室执政的人，所以特别向诸侯报丧，鲁国史官记载他们的去世，《春秋》保留而不删削，以显示王室臣子不应当向列国报丧。庐陵李氏说：十四年后星孛之变，又记载叔服的话，那就与王子虎分明是两个人了。啖子陈氏也认为《公羊》《谷梁》不对，不知道胡氏依据什么？况且胡氏在星孛之下，也不认为《左传》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不这样照应】

秦人攻打晋国。

【《左传》】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掉船只，夺取王官及郊邑。晋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骨后返回，于是称霸西戎，这是任用孟明的结果。君子由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用人周全，待人专一。孟明作为臣子，他的不懈怠在于能够恐惧思考。子桑的忠诚，在于能够知人善任。《诗经》说：“在哪里采白蒿？在水池和小洲。用来做什么？公侯的祭祀。”秦穆公具备这种品德。早晚不懈怠，侍奉一人。孟明具备这种品德。为子孙谋划，以安翼后代。子桑具备这种品德。程子说：“结怨连祸，残害百姓以逞私欲。晋人畏惧而不敢出战。秦人极度愤怒而后后悔。圣人取他最终能够悔改。”】查考《左传》：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掉船只，掩埋殽山的尸骨后返回。这里称“人”是什么意思？圣人作《易经》，以惩忿窒欲，作为损卦的象。卦辞说：“损，是德行的修养。”春秋时期诸侯中懂得德行的人很少了。穆公起初听从蹇叔的请求，违背蹇叔的劝告，这叫做贪兵，是欲望而不能抑制。等到在殽山战败，回国作《秦誓》，差不多能够改正，将要抑制他的欲望了。又起兵攻打彭衙，报复殽山函谷关的战事，这叫做愤兵，是愤怒而不能惩戒【张氏说：“穆公从殽山回国后作了《秦誓》，然而彭衙及这次战役还是以报复为事，难道不是悔过之心不能胜过耻败之心而至此吗】现在又渡过黄河，夺取郊邑，称这支军队为“人”，有什么意义呢？晋人畏惧秦军而不出战，穆公逞其愤怒而后后悔。从此见到被攻打不再报复，开始践行自己誓言的话了。所以在这里贬称“人”，是完备地责备他【茅堂胡氏说：“渡河焚舟的军队，不是正义之举。从此以后不再报复晋国，圣人取他最终能够悔改并改正。孔子以恕道待人，君子重视改过。”陈氏说：“这是秦伯，为什么贬称‘人’？殽山的誓言，孔子有所取。而秦穆公连年用兵没有空闲，所以自从韩原之战后，秦不以爵位见于经书。”汪氏说：“穆公誓言的话，追咎过去的过失，而希望未来的善行，不看重勇夫而看重良士，厌恶嫉妒而思念贤圣，以保邦为念，谆谆恳切，确实可以作为拥有天下国家者的法则。孔子取它来终结四代的书，而门人引它来解释《大学》平天下章，可以说是善言了。穆公却不践行他的话，最终任用孟明报复两次，一定要战胜晋国才罢休。所以记载取他的话，而《春秋》责备他的行为。”解说《春秋》的人因为《左传》有“称霸西戎”一句话，而《史记》错误地称穆公“增加国土十二个，开辟土地千里

译天子派遣召公带着金鼓去祝贺。然而考察《左传》的记载，秦穆公是在两年后才去世的，所谓焚烧船只攻打晋国从而称霸的说法，已经不符合事实。况且根据《春秋》的书法体例，从韩原之战开始称其爵位，此后直到穆公去世，都只以人名记载，殽之战甚至只用称号来指代，反而不如楚庄王在《春秋》中那样，一并记载其爵位，那么认为穆公是霸者的说法就是荒谬的了。庐陵李氏说：“《左传》将这场战役视为秦伯称霸西戎的开始，并且称赞秦穆公任用孟明视而不加责罚体现出的知人之明，而胡安国等人的学说都认为是贬斥，《左传》是记述其事，胡氏是论述其义。”

译秋天，楚国人包围了江国。

【《左传》记载：楚国军队包围了江国，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薛氏说：这是为了报复沈国被灭的战事。临川吴氏说：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江国、黄国因为靠近楚国，却追随齐国，所以楚国对它们的怨恨极深。先前已经灭了黄国，而没有对江国用兵，大概是因为江国还能坚守自己的国家。所以到了今年才有包围江国的军队。高氏说：贯泽之盟，江国跟随中原诸侯。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也不敢侵犯讨伐。如今晋文公已经去世，晋襄公不能讨伐商臣弑君篡位的罪恶，所以楚国人轻视中原诸侯，再次有窥视诸侯的意图，而包围江国来试探他们。庐陵李氏说：经文中记载“人以围国”的，有十一次，并非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所能分辨，都是贬斥的言辞】在宋国降下蝗虫。

【《左传》：蝗虫坠落而死。《公羊传》：降下蝗虫是什么意思？是蝗虫死后坠落。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异常现象。外国的异常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宋国是周王室的后裔，所以记录异常。《谷梁传》：外国的灾祸不到达，这为什么到达了？回答说：灾祸太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茅草屋顶都被吃光了。附着在上面，显现于下面，称之为“雨”。杜氏说：从上面坠落，像下雨一样，因为宋国来报告所以记载。唐陈氏说：不说“宋国降下蝗虫”，如同“宋国大水”的例子，考察实际情况，像雨一样多，从天上坠落，到地上而死，是很明显的。○赵氏说：《谷梁传》说：附着在上面，显现于下面，称之为“雨”。假如有一样东西，附着在上面，显现于下面，难道能说成是“雨螽”吗？是从空中落下，又多得像雨罢了。历代有雨血、雨毛、雨土，都是这样。汪氏说：外国的异常因为来报告而记载。《公羊传》说：因为宋国是周王室的遗民，记录异常。《谷梁传》认为灾祸严重，都不对】

冬天，鲁文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文公与晋侯结盟。

【这是记载鲁文公前往晋国的开始，《左传》说：晋国人担心鲁文公对他们无礼，请求改变盟约。鲁文公前往晋国，与晋侯结盟。晋侯宴请鲁文公，吟诵《菁菁者莪》。庄叔代替鲁文公走下台阶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怎敢不谨慎礼仪？您用大礼赏赐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何况小国的快乐，是大国的恩惠。”晋侯走下台阶辞谢，登上台阶完成拜礼。鲁文公吟诵《嘉乐》。张氏说：不记载地点，是在晋国都城结盟。高氏说：鲁文公前往晋国，大概是朝见，不是为了结盟。晋国人于是请求改变盟约，盟约已经定下了，又为什么要改变？鲁文公应该坚决推辞，却再次结盟，都不符合礼制。汪氏说：以前没有因为朝聘而在国都结盟的，诸侯之间有不和的原因，就在某地约定防守，用牺牲来显示信用，这已经不是盛世的事情，何况因为朝聘而要挟他们呢？前年朝见晋国，晋国已经在处父那里让鲁文公在其国都结盟，这一年虽然说是改变盟约，但还是要挟鲁文公朝见，在国都订立誓约，文公受到的屈辱太严重了。晋襄公如果担心他无礼，为什么不在晋鲁之间约定防守来互相结盟呢？后来荀庚、孙良夫、郤犨、孙林父、向戌，甚至因为聘问鲁国而要挟结盟了。更严重的，〇子以三恪之君的身份，也在鲁国结盟了。起初是鲁君在霸主国家结盟，最后是诸侯在鲁国结盟，世道的变化可以知道了。庐陵李氏说：文公两次前往晋国了，二年那次受到侮辱，没有记载，所以这次记载“公如晋”的开始】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公羊传》《谷梁传》没有“以”字】

【《左传》：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王报告，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遇到息公子朱而返回。《公羊传》：这是攻打楚国，为什么说救援江国？是欺骗。怎么说是欺骗？攻打楚国是为了救援江国。《谷梁传》：这是攻打楚国，为什么说救援江国？江国远，楚国近，攻打楚国是为了救援江国】“以”字，表示不应该这样做【孙氏说：这里说攻打楚国而后说以救援江国，是厌恶不能救援。楚国人包围江国，阳处父率领军队不急忙前往，却先攻打楚国，想要他们引兵自救，从而江国的包围解除，这不是救援患难的军队，所以第二年楚国人灭了江国】救援江国是好的，记载“以”字是什么意思？楚国曾经攻打郑国，齐桓公远交江国、黄国，在召陵会合九国军队，然后攻打郑国的阴谋才罢休；又曾经包围宋国，晋文公答应恢复曹国、卫国，在城濮会合四国军队，然后包围宋国的战事才解除。如今江国小而弱，不能与宋国、郑国相比，楚国人包围它，必定不会等到撤除四境屯戍守御的军队和宿卫全部出动。当时，楚国有不容于天地的大罪，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应该会合诸侯声讨罪恶，命令秦国军队出武关，齐国率领东方的军队略取陈国、蔡国向南进发，阳处父等军队在方城之外，楚国必定震惊恐惧而江国的包围自然解除了。计谋不出于此，却单独派遣一支军队远攻强国，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记载“伐楚以救江”，意思是救援江国虽然是好的，但用来救援的方法不对。这是《春秋》记载用兵的方法【陈氏说：晋国大夫记载率领军队，从这里开始大夫势力强大了。永嘉吕氏说：《春秋》初期有大夫率领军队的，但没有像阳处父这样专擅征伐的。国内大夫率领军队而不称氏的，是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溺防御齐军攻打卫国；国内大夫率领军队而称氏的，是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御侵犯陈国；而国外大夫则没有率领军队而出主名的，像阳处父这样率领军队而出主名的，以显示征伐出自大夫。张氏说：楚国商臣无父无君，却给江国带来祸患】

译这是禽兽逼迫人太过分了，以中原诸侯的领袖自任的人，难道能安坐不动，而把讨伐罪人的责任交给大夫就完了吗？晋襄公不能率领诸侯趁着这时诛讨楚国，这是《春秋》特意记载以纠正他不能奉行天命讨伐罪人的过错。临川吴氏说：江国因为归顺中原而遭受楚国的攻打，是中原霸主所应当救援的。处父畏惧楚军强大，不敢直接奔赴江国的城下，于是假借讨伐楚国来救援江国，在方城一带刚见到息公前来，就避开他而返回。既不能救援江国，又不能讨伐楚国，他的畏怯，是很明显的。汪氏说：“《春秋》记载侵伐，大多不说明所为何事，而这里记载‘伐以救’，实在是特别的笔法。考察《左传》所记载的，不仅楚国侵陈以救郑、伐郑以救齐没有记载，即使是齐桓公伐厉以救徐，也只记载伐厉而不记载以救。难道不是责备处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意写下‘伐以救’的文字，来归罪于他吗？”经文中记载中原诸侯对楚国用兵的有三处：只有齐桓公声讨包茅不进贡的罪过，而得到屈完的臣服；处父有伐楚的名义，却没有讨楚的实际行动；晋定公在召陵会合十八国，有伐楚的声势，却只是做了侵楚的浅薄之举。《春秋》大概是深深惋惜啊。

译【鲁文公十九年】四年【晋襄公五年，齐昭公十年，卫成公十二年，蔡庄公二十三年，郑穆公五年，曹共公三十年，陈共公九年，桓公十四年，宋成公十四年，秦穆公三十七年，楚穆公三年】

春季，鲁文公从晋国回国。

【汪氏说：从此以后，鲁君凡是前往晋国的，史书都记载他回国，共二十次记载，其中记载回国的有十三次，这都是为了显示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或者被扣押或者受辱，所以用“至”字来表示危险。起初，文公去晋国，有处父胁迫结盟的耻辱，却没有记载回国；到了最后，昭公、定公六次去晋国而不被接纳，记载到达黄河才返回。又何况文公如果记载回国，情况更加严重呢。君主的举动得失，能不慎重吗！根据事实直接记载，而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高邮孙氏说：文公出访，六次记载回国的有四次，是表示危险；不记载回国的有两次，是表示平安】

附录【《左传》：“春季，晋国人把孔达送回卫国，因为他是卫国的人才，所以赦免了他。○夏季，卫侯去晋国拜谢。○曹伯去晋国，以防备晋国的政令”】

夏季，鲁文公亲自到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左传》说：“卿大夫不去执行礼仪，是不符合礼制的。君子因此知道姜氏在鲁国不会得到认可。说：用贵重的聘礼求婚，却用低贱的方式迎娶，作为国君却轻视她，立为夫人却又废黜她，背弃信用而损害她的地位，在国家必然导致混乱，在家族必然导致灭亡。不被认可，是理所当然的！《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才能保全自身。’这就是尊敬主君的意思。”《公羊传》说：“为什么称‘迎娶妇姜于齐’呢？是简略的写法。高子说：‘娶大夫之女，就简略记载。’”《谷梁传》说：“称‘妇姜’，是因为她在齐国已经完成了婚礼。迎娶她的人是谁呢？亲自迎娶而称‘妇’，难道是鲁公吗？为什么这么快就称她为‘妇’呢？回答说：是鲁公。为什么不称鲁公呢？因为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回答说：‘这是有婆婆的称呼。’为什么不称她的姓氏呢？是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呢？因为夫人也有过错。”程子说：“纳币在丧期之中，与丧期结婚相同。称‘妇姜’，表示她已经成了妇人。不称‘夫人’，是因为她不能成为小君来侍奉宗庙。不记载迎娶的人，是因为即使是卿大夫也失职了”】

迎娶通常称“女”，因为还没有成为妇人，而“女”是在父母家时的称呼【《礼记·曾子问》：“女子没有庙见，就没有成为妇人”】。前往迎娶而称“妇”，进入国境不记载“至”，为什么呢？这是《春秋》诛责心意的效果。丧期未满【禫，音徒感。汪氏说：“除服的名制。郑氏说：‘澹澹然平安的意思’】，就思念娶妻的事，这是不志在哀悼而居住简朴了。正在迎娶时，就已经成为妇人；还没有到达，却像在国中一样。推究其心意而诛责他。不称夫人姜氏，也是因为夫人有贬责。妇人专权导致国家混乱，儿子被杀，齐国人不能见微知著，冒犯礼制而去，使他的女儿在鲁国不被认可，这都是开始不正的过错。夫妇关系，是人伦之首，礼制不可不谨慎。所以共同贬低他们，作为后世的鉴戒【刘氏说：“夫妇关系，是人伦之首。文公昏庸柔弱，不能遵循礼制而行，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了，还守什么礼？所以夫人不安于其位，最终导致祸患。这不只是文公的罪过，夫人也有罪。夫人不能早避丧期娶妻的耻辱，冒犯大礼而去，国人都轻视她，于是无所依靠，危及自身而害死儿子。这是因为根本不正的缘故，等到危险时呼天抢地，不也太晚了吗。文公不能保全他的后嗣，是因为没有用礼法约束他的妻子；夫人不能安于其位，是因为没有谨慎于礼制。”张氏说：“圣人严格区分吉凶的界限，大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正是因为有父子之亲，而三年的丧期，是哀戚的极致。国君是风俗教化的首领，却在丧期纳币，《春秋》把‘逆女’改为‘逆妇’，姜氏不能完成夫人的礼制，以显示人伦的根本已经丧失，怎么能端正国人作为后嗣的基础呢？”赵氏说：“鲁公亲自迎娶是常事，不记载，因为成礼于齐，所以改变文字说‘逆妇’来讥讽他。○陈氏说：“吉凶的礼制，如果国君不亲自执行，大夫不主持事务，就只记载事情，不记载人物，那么一定是微贱的人，这是《春秋》的规矩。文公派卿大夫纳币，却派微贱的人迎娶，这是国君用礼聘娶而不以礼迎娶，适宜他不善终。”汪氏说：“《春秋》一经记载‘逆夫人’，只有这一年最简略，既不记载迎娶者的名氏，又不记载‘如齐’，不称夫人，不称姓氏，不记载‘至’，难道不是圣人责备文公首先扰乱通丧之礼而这样吗？宣公娶妻更加急切，而书法更加详细，事情相同而已经贬责就跟随相同，这是相同的。○刘氏说：“左氏说：‘卿不行，非礼也。’假使卿去了，难道就可以说是礼吗？《公羊》说：‘娶乎大夫，略之也。’这虽然没有其他证据，但是鲁国初纳币乃用上卿，审取大夫的，礼制难道如此崇高吗？《谷梁》说：‘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曰‘公’也，非也。’《谷梁》既然说亲自迎娶而称妇，那么称妇是适宜的，又怎么见得不是在齐国成礼呢？况且如果不在齐国成礼，说‘公如齐逆妇姜’就够了，文字不应当隐没鲁公”】

狄人侵犯齐国。

【汪氏说：狄人自从箕之战失败后，到这时才再次侵犯齐国，这是因为晋襄公没有抵御的策略，而齐国的霸业没有继承，所以如此。王氏说：大国如齐，狄人侵犯四次，那么其他邢】

译、卫国、鲁国、郑国（的衰败）不足为怪啊】

译秋天，楚国人灭掉了江国。

《左传》记载：楚国人灭掉了江国，秦穆公为此降低丧服规格，出行时不举行祭礼。几位大夫劝谏秦穆公说：“同盟国被灭，虽然我们不能去救援，难道敢不怜悯吗？我们自己也感到恐惧。”君子说：“《诗经》说：‘只有那两国，其政令不得人心；只有这四国，于是探究于是谋划。’这说的就是秦穆公吧。”张氏说：“江国祭祀断绝，是晋襄公没有长远谋略的缘故。”临川吴氏说：“鲁文公三年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晋国人表面上打着救援的旗号，却没有救援的实际行动。江国被围困，历时一年，最终国家灭亡。中原诸侯不能竞争，使得荆蛮得以在小国身上肆意施虐，真是可悲啊！”汪氏说：“《公羊传》说：‘进入（敌国）不写包围，记载更严重的事情。’江、黄两国跟随中原诸侯却导致灭亡，黄国记载为‘伐’，而江国记载为‘围’，都彰显中原诸侯不能救援。‘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上下同心协力，江、黄两国的君主没有记载‘逃跑’、没有记载‘被俘归’，那么他们能够坚守等待救援，最终死在位子上，也就可知了。”

晋侯讨伐秦国。

《左传》记载：包围邧地新城，以报复王官之战。程子说：“秦国逞怒讨伐晋国，晋国畏惧而避开，其受到报复是常情。秦国到这里能够悔过了，所以不再报复晋国。圣人赞许他能够向善。”称晋侯不再加以讥讽，表明秦国应当得到报复却自己悔过，不再结怨，这是他的善行。

晋人三次打败秦军。【汪氏说：僖公三十三年在殽地打败秦军，文公二年春天在彭衙交战，冬天讨伐秦国夺取汪及彭衙】受到报复是应当的情理。而秦穆公渡河烧船，则被贬斥而称“人”。秦国夺取王官及郊地，还没有像晋军那样结怨深重。晋襄公又在常情之外报复秦国，却得以称爵位，为什么呢？圣人用常情对待晋襄公，而用王事的责任要求秦穆公，所以有所不同。【朱子说：说记载晋侯而用常情对待晋襄公，记载秦人而用王事要求秦穆公，恐怕未必如此。程子所说的微言大义，不容易说清楚。】晋襄公忘记亲情背弃恩惠，大败秦军，打败狄人讨伐许国，因为鲁侯不朝见而愤怒，用无礼的态度施加于人，这是专门崇尚威力，事先加害于人，不知道反省德行然后行动。现在又报复秦国，不足以定罪了。秦穆公起初在殽地战败，悔过自誓，增进修明德政，应当像是知错能改，悔过后能改正，又有渡河的战役，这就违背了誓言之意，所以全面责备他。然而晋襄公被讨伐而报复，还没有被讥讽。秦穆公到这里被讨伐而不报复，他的善行就可知了。不讥讽晋侯，是为了深深赞许秦伯。《春秋》推崇改过和宽释怨恨，这是王者之事。所以孔子审定史书，将《秦誓》列在百篇之末，以表明悔过能改而不责备别人，即使是圣贤的诰命，也不超越这一点。【茅堂胡氏说：秦穆公悔过极晚，在夺取王官、掩埋殽地尸体之后，晋侯来讨伐，秦伯于是悔改，不再前往报复，圣人因此赞许他，以此表明与人为善的道路广阔。张氏说：晋襄公以王官之战不报复为耻，不如商臣在江国得志为耻那样重大。报复秦国而不诛杀商臣，让乱臣贼子得以夷灭弱小，逞其凶毒，晋襄公作为盟主，太末流了。通过比较记事来书写，深深罪责晋侯，不以江国灭亡为耻，却与秦国结怨。家氏说：《春秋》记载楚人灭江，晋侯伐秦，责备他们应当救援而不救援，不应当讨伐而讨伐，罪责晋国很深了。记载晋侯不是赞许他，因为他徇私报复怨恨太过分，频繁作战而不知道收敛，所以称他为“人”而责备他。王氏说：自隐公以来，政令在诸侯手中，如果大夫专政，则惯例贬称“人”。文公以后，政令在大夫手中，如果诸侯有罪，则去掉爵位以贬斥，这是惯例的变化。如同宣公九年齐侯伐莱，成公四年郑伯伐许，都被贬斥。庐陵李氏说：秦穆公、晋襄公五年之间，交战五次，仅此而已。】

卫国国君派宁俞来聘问。

《左传》记载：卫国宁武子来聘问，鲁公与他宴饮，为他吟诵《湛露》和《彤弓》，他不推辞，又不答诗。派行人私下询问，回答说：“我以为这是练习学业而涉及到的。从前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宴乐他们，于是吟诵《湛露》，那么天子当阳，诸侯听命。诸侯对抗天子所厌恶的，并献上报功，天子于是赐给他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醒报答宴饮。现在陪臣来继承旧好，您辱赐厚礼，我怎么敢冒犯大礼，自取罪过。”临川吴氏说：“按照《左氏传》所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独自不朝见，又派孔达侵犯郑国，讨伐绵訾及筐。晋襄公除丧后，派使者告知诸侯而讨伐卫国，包围戚地夺取它。卫国不服罪，而孔达敢讨伐霸主。第二年，晋国在垂陇召集诸侯，将要讨伐卫国，幸亏得到陈侯为他请求讲和，抓住孔达以取悦晋国，于是卫国得以免于讨伐。自从孔达被抓住之后，大概宁俞代替他执政。到次年春天，卫国跟随晋国讨伐沈国，从此卫国服从霸主而没有战事。到次年春天，晋国于是归还孔达。那年夏天，卫国国君朝见晋国，到秋天来聘问鲁国。侍奉大国和睦邻邦，以安定社稷，或许都出自宁俞的谋划。孔子称赞他的智慧可以企及，大概就是这样。”

冬天十一个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左传》记载：冬天，成风去世。程子说：“自成风以后，妾母称夫人，嫡妾混乱了。仲

译你刚开始僭越，还不敢与敌对者等同。”杜氏说：“她是庄公的妾室，僖公的母亲，属于风姓。因为奔丧时与姑母一同祔祭，所以称她为夫人。”

译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室，却被称作夫人，从此敌体之妾的混乱就开始了。古语说：“国君的夫人，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称她为寡小君【冯氏说：当时嫡妾名分不正，称号不审慎，孔子曾说古礼如此，所以记载以正其名，以此来责求其实】，这是敌体之称。至于妾媵，就不是敌体了。她们在世时，也用夫人的名称来称呼她们【汪氏说：根据僖公八年使用致夫人之礼，那是成风】，她们去世后，也用夫人的礼仪来治丧安葬【陈氏说：夫人某氏是嫡妻的称号，用夫人的礼仪治丧，隐公去世时，桓公的母亲尚且还有疑议，所以另立庙宇，祔祭姑母称谥号，俨然像夫人一样，那么从文公去世安葬成风开始】，这不符合端正名分的道理。把妾媵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崇宠爱所爱的人，而不考虑这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崇高贵其所生之子，而不考虑这会贬低其父的地位。降低自己的身份就会失去地位，贬低其父的地位就会失去根本，逾越礼制到这种地步，不也很悖乱吗？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亲不服丧，是不敢有二尊的缘故【《仪礼·丧服传》：大夫以上为庶母不服丧，《礼记·服问》：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夫人，那么群臣不服丧】。《春秋》对于成风，记载她的去世和安葬，各自如实书写，不使用异样的言辞，是谨慎对待礼制变化的原因【薛氏说：妾母成为夫人，是僭越。僭越那么为什么要采纳呢？《春秋》不掩盖其实情。朱熹说：僖公的成风与晋简文帝的郑太后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彰显妾母之义。汪氏说：嫡妾的名分，是国君应当谨慎对待的，把妾母当作夫人，必然导致以妾为嫡，以妾为嫡，必然导致庶孽夺正之祸。敬嬴杀害恶及视，就是视习僖公、文公尊崇成风而萌生作恶之心。后世妾母都称太后，有的妾死后加上皇后的称号，更严重的则是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从而导致宗社易主。朱熹在《纲目》中记载“尊帝母贵人为太后”，又或记载“立贵嫔某氏为皇后”，或说“立婕妤某氏为皇后”，或说“立婢某氏为后”，大概是取法《春秋》讥讽成风的例子。然而《春秋》隐晦其辞，而《纲目》直接斥责本称，是因为《春秋》是本国的史书，而《纲目》则是笔削前代的史书，所以不同】

【己襄王三亥十年】五年【晋襄公六年齐昭公十一年衞成公十三年蔡庄公二十四年郑穆公六年曹共公三十一年陈共公十年桓公十五年宋成公十五年秦穆公三十六年楚穆公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并且送赗礼。

《公羊传》：“含，是什么？是口实。说‘归含且赗’，是什么意思？是兼而有之。兼而有之，不符合礼制。”《谷梁传》：“含，是一件事；赗，是一件事。兼送二者，不符合正道。说‘且’，是记载兼有。不说‘来’，是不周全事务的用途。赗礼宜早，而含礼已晚。程颐说：‘天子把妾母当作夫人，是乱伦的极致，违背天理了。不称‘天’，已经明白。称‘叔’，是保留礼制。’范氏说：‘荣叔，是天子的上大夫。荣是采地，叔是字。’

珠玉称为含【何氏说：天子用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碧，士用贝，这是《春秋》的体例】，车马称为赗。送含玉并且送赗礼，是厚待妾母的礼仪【汪氏说：根据仲子只送赗礼，这里兼送含玉和赗礼。杜氏说：成风是庄公的妾，天子用夫人的礼仪送赗礼】。不称天王，是因为周王不能顺从天意【《尚书·泰誓》：夏桀不能顺从天意，注：不能顺从天】。《春秋》把王系于天，以定其名号，是因为他所居的是天位，所治理的是天职，所告诫而敦厚的则是天所叙列的，所叙列而任用的则是天所安排的，所赏赐所刑罚的则是天所命令而天所讨伐的。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是王法尤其谨慎对待的。现在成风以妾僭越嫡妻，周王不能纠正，又派大夫送含玉和赗礼，从而使她成为夫人【陈氏说：赗礼是常事不记载，只有赗仲子、成风特别记载，那么就是任命为夫人了。《春秋》初期还认为这是非常之事。宣公的敬嬴、襄公的定姒、昭公的齐归，虽然任命为夫人，不再记载了。孟子去世不赴告于京师，孔子说：夫人不命于天子，从昭公开始】，那么王法废弛，人伦混乱了，这叫做不能顺从天意而违背其道，不是小过失了，所以特别不称天以谨慎对待【刘氏说：不知道的人认为天子赗人之妾是小过失，而讥讽它；深求车杀母弟是大恶，而讥讽它略。这是不了解《春秋》正人伦的意思。君臣、父子、夫妇，是治理的三纲，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桓公以臣弑君而周王任命他，成风以妾僭越嫡妻而周王成全她，于是三纲废弛了，这是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周王没有天意，不也很明白吗？汪氏说：礼经规定天子、诸侯对妾不服丧，而《周官》职丧掌管诸侯的丧事及卿大夫士凡有爵位者的丧事，也不包括邦国夫人的丧事。现在周王臣子送含赗，那么鲁国是把成风的丧事赴告于京师了。夫人的丧事尚且不当赴告于周王，何况妾母呢？周王赐予含赗，其责已深，而鲁国前往赴告，其罪也不可掩盖了。《春秋》中周王礼制施于鲁国的，只有桓公、文公二公为数且盛，而紊渎三纲有如此者，也可悲啊。赵氏说：《公羊》、《谷梁》都说兼之不符合礼制。根据礼制，含、赗、禭止一人兼行，如果每件事须一人，那么罄尽王朝之臣不足以完成丧礼之使。刘氏说：邻国含、赗、禭，尚且共一大夫，何况王者于其臣妾呢？《谷梁》

译又说：“那‘不言来’，是不周全事物的用途。”这也是不对的。宰咺说“来”，难道是周全事物的用途吗？

译三月辛亥，安葬我国夫人成风。

《公羊传》说：“成风是谁？是僖公的母亲。”

仲子虽然经过正式聘娶，但不是惠公的嫡妻。在春秋初期，人们对此尚存疑虑，所以单独为她立庙，且羽舞的数目特别不同。这虽然不是礼制的正统，但不让她附祭于婆婆，还有分别。到了成风被记载安葬，就有两位夫人附祭宗庙，导致伦理混乱、纲纪易位，不再有所分别了。所以礼制的败坏，是从成风开始的。苏洵说：“仲子不是惠公的嫡妻，所以单独为她立庙而不让她附祭，不记载她的葬礼，这大概是礼制的正统。自从成风以来，妾母都被安葬，大概是附祭了。鲁国礼制的变化，从此开始了。”高氏说：“既然用夫人的礼仪让她去世，又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她，还另外给她谥号，记载这些事实是为了表示谴责。”汪氏说：“后世把妾母当作正嫡，到了丧事时，却废黜正嫡而让宠妾合葬，比如中宗安葬于乾陵，严善思劝谏而不能阻止，沿袭成习而不知道其中的过失。哪有像汉文帝那样，自认为是侧室之子而不以为嫌的呢？”

周王派召伯来监护葬礼。

《左传》说：“周王派荣叔来致含且赠送助丧财物，召昭公来监护葬礼。”《谷梁传》说：“监护葬礼的礼仪，在边境上进行。”程颐说：“天子把妾母当作嫡妻，扰乱天理，所以不称‘天王’。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表示警戒。”杜预说：“召伯是天子的卿；召是采地，爵位是伯爵。”

周王的臣子下聘桓公，冢宰只写名字以示贬低，而大夫再次下聘则没有谴责。有人认为这是随从同例，是同例；有人认为同例则重复书写。成风去世，周王派荣叔归含且赠送助丧财物，已经不称“天王”了；等到派召伯来监护葬礼，又加以贬低，为什么呢？归含且赠送助丧财物，施用于妾母，已经过于频繁了；又派卿来监护葬礼，恩惠的等级有所增加。汪氏说：“春秋时期君夫人安葬，只有僖公和成风，周王派大夫来监护。”这是要让她附祭宗庙，而对成风的礼仪已经完备了。下聘一次，致含赠送助丧财物而又监护葬礼，那么事情更加隆重，扰乱人伦，废弃王法，太过分了。再次不称“天王”，是因为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表示警戒，而不敢省略。蜀地杜氏说：“去世而赠送助丧财物，尚且说不可，何况又派卿来监护葬礼呢？所以再次去掉‘天’字以显示大义。”家氏说：“天子对于诸侯，有监护葬礼的礼仪，不是用来施用于妾母的。元年记载叔服，这一年记载召伯，五年之间，先后两次监护葬礼，有时称‘天王’，有时‘王’不称‘天’，比较这些事来看其中的意义，难道不是很明显吗？”陈氏说：“‘王’不称‘天’在追赐桓公时已经见到，到这里再次见到以夫人的礼仪安葬成风。庄公、僖公时期，天下只知道有盟主罢了，而襄王的晚年，更对诸侯有所作为，于是叔服监护葬礼，毛伯赐命，尤其急切地对待鲁国。尤其急切地对待鲁国而为了成风呢？一个人赠送助丧财物，一个人监护葬礼，以此来笼络诸侯，我看到周朝更加衰落了。宰咺曾经因为赠送助丧财物给妾母而被贬低，那么召伯为什么不贬低？王和公是一体的。宰咺写名字，那么‘王’不需要贬低就自然显现；‘王’不称‘天’，那么召伯不需要贬低就自然显现了。桓公以幼篡长，成风以庶乱嫡，王道熄灭了，而庄公、襄公不能纠正，反而加以褒奖，所以天命施加于他们，是天讨，所以都不称‘天’。”刘氏说：“《左传》说是礼，不对。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不敢有二尊。妾母称夫人，周王不能纠正，又派公卿监护葬礼，有什么礼呢？何休认为去掉‘天’字，是因为天子监护诸侯葬礼而有早晚小失罢了，不可以立即认为是过错，何至于就贬低去掉‘天’呢？”

夏天，公孙敖出使晋国。

高氏说：“周王致含且赠送助丧财物，又来监护葬礼了。舍弃周王而谨慎地侍奉晋国，不需要贬低就厌恶可见了。”临川吴氏说：“三年冬天，鲁公朝见晋国。现在又派人出使晋国，鲁国谨慎地侍奉霸主啊。鲁国臣子出使晋国聘问，共二十四次，于是监护葬礼的又有四次。始于公子遂，终于季孙斯、仲孙何忌。有的疏远有的频繁，有的无所作为，有的有所作为。考察其时与事，得失就显现了。”

秦国人入侵鄀国。

《左传》说：“起初，鄀国背叛楚国投靠秦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夏天，秦国人入侵鄀国。”杜预说：“鄀国本来在商密，是秦、楚边界上的小国，迁到南郡鄀县。”高氏说：“鄀国大概是微弱的小国，秦国因为它背叛而入侵它，后来被楚国兼并。楚昭王复国之后，畏惧吴国的强大，离开郢都而迁都于鄀。”

秋天，楚国人灭掉江国。

《左传》说：“六国人背叛楚国，投靠东夷。秋天，楚国成大心、仲归率领军队灭掉六国。冬天，楚国公子燮灭掉蓼国。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不祭祀忽然消失了，德行不建立，百姓没有援助，悲哀啊！’”汪氏说：“《地谱》记载，寿州安丰县有六国故城。”临川吴氏说：“晋襄公去世，期限将至，所以他的志气不能像初年那样旺盛，继承霸业的事业逐渐衰微。西戎的秦国，南蛮的楚国，敢于肆意妄为，中原国家吞并弱小而没有顾忌。”

冬天十月甲申，许男业去世。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儿子锡我继位，这就是昭公】

附录【《左传》：晋阳处父出使卫国，返回时经过甯邑。甯嬴跟随他。到了温邑而

译回国后，他的妻子询问他（为何离开）。嬴说：“因为（他）刚强，《尚书》说：‘深沉潜隐者以刚强取胜，高明显耀者以柔顺取胜。’这位先生一味刚强，难道不会灭亡吗？上天具备刚强的德行，尚且不违背时令，何况是人呢？况且外表华丽而内里空虚，是怨恨聚集的地方。触犯他人而聚集怨恨，不能用来安身立命。我担心得不到好处，却遭受祸难，因此离开了他。”○晋国的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都去世了】

译【鲁文公六年，即晋襄公七年（晋襄公卒，齐昭公十二年，卫成公十四年，蔡庄公二十五年，郑穆公七年，曹共公三十二年，陈共公十一年，杞桓公十六年，宋成公十六年，秦穆公三十九年，楚穆公五年）】

春季，安葬许僖公。

附录：《左传》记载，春天，晋国在夷地举行蒐礼（阅兵），只驻扎两军，派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改在董地举行蒐礼，更换中军将领为阳子。阳子是成季（赵衰）的部属，所以依附赵氏，并且认为赵盾有才能，说：“任用有才能的人，对国家有利。”因此，赵宣子（赵盾）从此开始主持国政，制定政务典章，端正法律刑罚，审理诉讼案件，督察逃亡罪犯，依据契约凭证，整治积弊，以礼制为根本，延续常规职事，提拔被埋没的人才。事情办成后，交给太师阳子与大师贾陀，让他们在晋国推行，作为常法。

夏季，公孙行父出使陈国。

《左传》记载，臧文仲因为陈国与卫国和睦，想向陈国求好。夏天，季文子（公孙行父）聘问陈国，并且在那里娶妻。杜氏说：“臣子没有君命不能越过国境，所以借聘问之机为自己娶妻。”范氏说：“行父、季友、孙临川。”吴氏说：“这也是行父想在陈国迎娶妻子，向国君请示，借聘问之礼来实行。在此之前，鲁国与陈国未曾有邦交。”汪氏说：“季友两次出使陈国，现在行父前往，大概是因其祖辈的旧好，假借公室的聘问来图谋婚事。《春秋》特意记载‘公子友安葬原仲’，至于行父在陈国娶妻，公孙兹在弁地娶妻，婴齐在莒国娶妻，都只记载‘如’（出使），以此来贬低季友私自出行的行为，而不认可行父、公孙兹、婴齐借聘问来满足私欲。自己亲自去迎娶尚且可以，敖去莒国参加盟会却代替弟弟去迎娶；婼聘问宋国却为意如去迎娶，那就更加过分了。”

附录：《左传》记载，秦穆公任好去世，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他们都是秦国的贤良之士。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黄鸟》诗。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盟主，是理所当然的！死后抛弃百姓。先王去世，尚且留下法度，何况夺走贤良之士呢？”《诗经》说：“贤人离去，国家衰败。”说的是没有贤良之士，怎么能夺走他们？古代的王者，知道天命不会长久，因此同时建立圣哲之士，树立他们的风范声望，分配他们的服饰器物，彰显他们的言论，为他们制定律法尺度，陈列他们的技艺极限，引导他们作为表率，给予他们法制，告知他们训诫典籍，教导他们防范利益，委任他们常规职事，用礼义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失去适宜的土壤，众人依赖他们，然后才接受天命。圣王都是这样做的。现在秦穆公既没有法度留给后代，又收罗贤良之士殉葬，很难再居于上位了。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会再向东征伐了。

秋季，公孙行父出使晋国。

《左传》记载，秋季，季文子将要聘问晋国，派人去寻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那人说：“将要用它做什么？”季文子说：“事先防备意外，是古代良好的教诲。”寻求而没有，实在难以度过；寻求有什么害处？朱熹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比如出使晋国而寻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也是他的一件事。”汪氏说：“《王制》记载：诸侯对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文公即位第六年，国君朝见晋国的已有两次，而重臣每年前往聘问，超过了事奉天子的礼节，而朝见京师的事终其一生也没有见于经书。大概是因为诸侯只知道有霸主，而不知道有天子了。”

八月乙亥日，晋侯欢（晋襄公）去世。【欢，音唤。《公羊传》作讙】

《左传》记载，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晋国人因为动乱的缘故，想立年长的国君。赵孟（赵盾）说：“立公子雍，他喜好善行且年长，先君喜爱他，而且靠近秦国，秦国是旧好的国家。安置善人则稳固，事奉年长者则顺从，立受喜爱者则孝顺，结交旧好则安定。因为动乱的缘故，所以想立年长的国君。有这四种德行，动乱一定能消除。”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两位国君宠爱，立她的儿子，百姓一定会安定。”赵孟说：“辰嬴地位卑贱，班次在第九人，她的儿子有什么值得震惊的？况且她为两位国君所宠幸，是淫乱。先君不能求得大位而出奔，在小国避祸。母亲淫乱，儿子避祸，没有威严。陈国小而遥远，没有援助，将如何安定呢？社祁因为国君的缘故，让位给逼姞而排在上面；因为狄人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自己排在后面。所以班次在第四，先君因此喜爱他的儿子而让他在秦国做官，担任亚卿。秦国大而靠近，足以作为援助。母亲有义，儿子受爱，足以威服百姓。立他不也可以吗？”于是派先蔑、士会去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召公子乐。赵孟派人把他杀在郫地。庐陵李氏说：“晋国自从襄公继承文公主持夏盟，这时秦穆公也号称称霸西戎。《春秋》把他列入夷狄，曾不得与邾、莒等国按爵位先后排列，何况授予他霸权呢？”襄公起于僖公三十一年，止于文公六年，共七年。李氏说：“齐孝公不能继承齐桓公的功业，晋襄公能继承晋文公的统绪。孝公初年，宋国有抑制齐国的志向；襄公初年，秦国有驾驭晋国的阴谋。宋国开启甗地的争端，秦国寻找殽地的衅隙，这都是争霸的开端。孝公不能抵抗宋国，而襄公首先能挫败秦国，这是晋国之所以没有失去霸权的原因。至于殽之战，《春秋》也庆幸晋国有功，却削去它而列入其中，为什么呢？回答说：‘完成霸业的是，振作军队服服远方，因为权柄尚未丧失。削去它的是，丧期不兴兵，因为道义上不可以。怎么能因为小功妨碍大义呢？’虽然如此，襄公恢复霸业，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译晋文公去世后，三大强敌同时兴起：秦国在西边称雄，狄人习惯于在北面进犯，楚国又在南方重新强大起来。如果放纵其中任何一个敌人，那么晋国的霸权就会丧失。晋襄公在夏天于殽地作战以击退秦国，在秋天于箕地大败以消灭狄人，在冬天讨伐许国以疏远楚国。在一年之内，三个敌人都被击退，也可以说是有霸主的气度。这就是他能够继承晋文公事业的原因。如果真有霸主的气度，那么晋襄公的功业，为什么仅仅停留在这一地步呢？回答说：“外患既然平息，举动就不同了。讨伐卫国就损害了威望，防备公孙敖就破坏了功业，士縠主持盟会就分散了权力，处父救援江国就懈怠了谋略。过了一两年，事情就不如当初，何况能够持久呢？”因此君子不看重快速成功，而谋求最终的圆满；不追求小利，而考虑长远的祸患。晋襄公的格局，又远远落后于晋文公了。

译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

【杜预说：卿大夫共同办理丧事，是文公、襄公时期的制度。汪氏说：郑国的子大叔说：先王的制度，诸侯的葬礼，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查考经典，在此之前没有派遣卿去送葬的。即使是桓公、文公称霸，也只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去防备丧事。大概是晋文公开始称霸，命令大夫去吊唁，卿去共同办理丧事，所以后来叔孙婼去送葬平公，季孙意如去送葬昭公。逐渐发展到少姜作为妾媵，而诸侯派遣卿去防备丧事了】

安葬晋襄公。

【《左传》：襄仲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速度很快。汪氏说：赵盾担忧秦国护送公子雍回国，想要抵御秦军，所以急于办理丧事】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左传》：贾季怨恨阳子改变他的位次，并且知道自己在晋国没有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鞫居杀害了阳处父。《春秋》记载说：“晋杀其大夫”，是因为阳处父侵越职权。十一月丙寅日，晋国杀了续简伯。贾季逃往狄国。宣子派臾骈护送他的家眷。在夷之搜，贾季杀了臾骈。臾骈的部属想要杀尽贾氏来报仇。臾骈说：“不可以。我听说以前的志书上有这样的话：‘报答恩惠和怨恨，不应牵连后代。’这是忠道的原则。君子对贾季有礼，我凭借他的宠爱来报复私怨，恐怕不可以吧？借别人的宠爱，不是勇敢；减少怨恨却增加仇敌，不是智慧；因私害公，不是忠诚。抛弃这三点，拿什么来侍奉君子呢？”于是备齐了他的家眷，以及器物用度和财物，亲自率领他们护卫，一直送到边境。《公羊传》：“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是狐射姑杀的。狐射姑杀了人，那么为什么用‘国杀’来记载？是因为国君泄露了言语。泄露言语是怎么回事？国君打算让狐射姑率领阳处父，阳处父进谏说：‘狐射姑民众不拥护，不可以让他率领。’于是废除了将领，阳处父退出，狐射姑进入。国君对狐射姑说：‘阳处父说：狐射姑民众不拥护，不可以让他率领。’狐射姑愤怒，在朝堂上刺杀阳处父后逃跑。”《谷梁传》：“用‘国杀’来记载，罪责连累到上级。襄公已经安葬，为什么用连累上级的言辞来记载？是因为国君泄露了言语。上级泄露则下级昏暗，下级昏暗则上级耳聋，既昏暗又耳聋，无法相通。狐射姑是杀人者。狐射姑杀人是怎么回事？说：晋国将要与狄国作战，派狐射姑做将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说：‘不可以。古代国君派遣臣子，让仁者辅佐贤者，不让贤者辅佐仁者。现在赵盾贤能，狐射姑仁厚，难道不可以吗？’襄公说：‘好。’对狐射姑说：‘我起初让赵盾辅佐你，现在你辅佐赵盾了。’狐射姑说：‘恭敬地遵命。’襄公死后，阳处父主持边境上的事务，狐射姑派人杀了他。国君泄露了言语。所以士人见到君主说话，用诡辞退出，说：‘任用我就可以，不任用我就不要扰乱德行。’《公羊子》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是狐射姑杀的。狐射姑杀了人，那么为什么用‘国杀’来记载？是因为国君泄露了言语。’《易经》说：‘不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朱熹说：‘节制有限度而停止。程颐说：‘户庭，是户外的庭院，处于节制的初始，告诫要谨慎遵守，至于不出户庭，就没有灾祸了。’】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原因，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国君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性命，机密的事情不谨慎就会损害成功。因此君子谨慎保密而不轻易说出。【朱熹说：‘这是孔子在系辞中解释’】节卦初九爻的意义，汪氏说：人所节制的，只有言语和行为，而言语尤其应当谨慎，以防轻率泄露，从而招致灾祸，所以孔子单独以言语来说明】凡是记载‘杀’的，在上位者就称君，在下位者就称氏，在众人中就称人，在微贱者中就称盗，君与臣一同被杀就称国。【汪氏说：称君如佞夫称天王，座申生称宋公，晋侯称氏如楚弃疾杀比，称公子楚昭杀偃师，称陈侯之弟，称人如御寇先都，称陈人，晋人，州吁，无知，称衞人，齐人之类，称盗如郑公子騑，陈夏区夫之类，称国如郑申侯，楚得臣之类】现在杀阳处父的是狐射姑，国君仅仅因为泄露言语的缘故，也参与了杀害，所以作为后世的警戒。【范氏说：亲手杀害的是狐射姑，而归罪于国君，说明是由于国君的言语而导致的杀害，罪责在国君。陆氏说：狐射姑专权杀害，他的罪恶容易知道，晋侯泄露言语，他的责任难以察觉，《春秋》的创作，阐明细微之处，所以用连累上级的话记载，来警戒天下做君主的人。汪氏说：《诗经》说：绍庭上下，陟降厥家，意思是国君升降大臣，应当遵循正道。襄公如果以大公至正之道，升降他的臣子，即使赏罚不尽恰当，人们也会退而听从而无处归咎，现在却向狐射姑泄露言语，将怨恨嫁祸给阳处父，那么阳处父的罪过，是襄公造成的】有人认为阳处父是侵越职权，对吗？回答说：国君用人不当，那么他的国家必然危险，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都应当劝谏国君，何况身为晋国的太傅呢？如果认为是侵越职权，那么将相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失去职责，在位的人应当拱手沉默以保全自己，暗中听任君主所为，直到国家倾覆也不救援，那么还要那些宰相干什么呢？【汪氏说：汉成帝、哀帝年间，张禹、王舜等人坐视王氏专权僭越，闭口不言，就是所谓拱手沉默以保全自己的人】遵循天道

译臣子为了保住禄位、保全自身而做出不忠的行为，从而误导朝廷、迷惑国家的，一定是这种侵夺官职的学说。

【张氏说：根据《左传》的记载，晋国的事务全都听从阳处父的决定；但考察《谷梁传》所说的“国君泄露了机密”，可知改任中军将乃是处父向襄公密陈，襄公不能谨慎而轻易泄露，导致射姑杀害处父，所以《春秋》将杀人的罪责分别归于国君和大夫。临川吴氏说：这时襄公已经去世，但史书称“国杀”，好像是说处父今天的死，是由于襄公泄露机密所致，实际上是襄公杀了他。陈氏说：两个臣子互相残杀，为什么记载为“国杀”？《春秋》的法度，如果有贼人而国君不知道，那就是国君的罪过。因此晋国胥童杀害二郤，栾书、中行偃杀害胥童，齐国崔杼杀害高厚，郑国子展、子西杀害公子嘉，都只称“国杀”。家氏说：射姑因私怨杀害一位大夫，他的罪过本来应当诛杀；而处父因私意偏袒赵氏，使得赵盾因此执掌晋国政事，擅自废立君主，专断刑罚赏赐，其最终流弊竟然发生了弑君之事。那么处父本来应当进言，却因私心而获罪。如果处父说贾季不可与晋国的贤人一起居于执政之位，那就好了。高氏说：先记载晋国杀处父，接着记载射姑出逃，那么实际杀害处父的罪责就自然显明了】

译闰月不举行告朔之礼，但（文公）仍然到祖庙去朝见。

不告月，就是不告朔。为什么不直接说“不告朔”呢？因为根据月亮的亏盈来设置闰月，这是以月亮为主而设立闰月的，所以不说“朔”而说“月”。古代依据星象来推定天时，依据节气来指导农事，依据气候的寒暑变化来确定时节，百官在朝廷修行政务，百姓在田野从事劳作，都是以此为依据的。闰月可以废除吗？回答说：观测太阳运行推算历法，就能得出闰月的天数；转动浑仪观察天象，就能看出闰月的征象；将占卜时剩余的蓍草夹在手指间，用来象征闰月的天数；北斗星指向两个星宿之间，这是天象。这些天象和天数，都是天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所以，用闰月来校正四时、完成一年，这是唐尧以来的典制；命令君王在闰月整月居住在宫门，这是周朝的制度；向诸侯国颁布朔日，这是周礼的规定。不把闰月当作依附于月份的余日而不计入历数，仍然到祖庙朝见，是庆幸他还没有完全废弃礼制的措辞。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用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项礼制。”

译一年有二百三十五日，分为二十四节气，这叫做“气盈”，由此昼夜长短、节气、寒暑便确定了。一年比十二个朔望月少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为十二月，这叫做“朔虚”，由此晦、朔、望便确定了。积累岁有余，就年之不足，而后有闰。三年一闰，尚余三日有余；五年再闰，则少五日有余；积累十九年，闰在十二月，则节气与朔望便整齐了。大抵三十二个月中便有闰月，闰月之前的月中气在晦日，闰月之后的月中气在朔日。如果历法不设置闰月，那么晦、朔、望都不正确，昼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就反常了。所以《尚书》说：“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岁。”《周礼》注中说，中气数叫岁，朔数叫年，中气与朔望大小不齐，用闰来校正，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历家只是顺应自然设立积分之数来符合它罢了。《公羊传》说闰月是天没有的月份，《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在月之余日，这都是不对的。夫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晦朔相交便为一个月。月并没有闰的名称，只是因为日月运行快慢不同，而岁年盈缩有异，才称之为闰。天与日月运行自然有闰，怎么能说天没有这个月呢？月并不是有余，又怎么能说是附在月之余日呢？月有闰是由于天，而月名为闰是由于人。所以在文字上“王”在“门”内为闰，礼称天子在闰月则在明堂听朔，关闭左门站在其中。天子对闰月如此谨慎，而诸侯怎么能不告月呢？考察经传，凡说闰月多在岁终，大概这时历法错了，每把闰月放在岁终。所以《左传》以闰三月为非礼，那么没有中气的月不叫闰，而名为闰的并不是闰月了。秦以后九月实仿于此，因此当时卿大夫以天无是月，指为历家所置，而引导其君废除告朔之礼。解说经书的人且说：“天子不告朔，尚且责备昏庸的鲁文公呢？”《春秋》书“犹朝庙”，即是圣人爱礼存羊的意思，说朔虽不告，而朝庙不废，则告朔之礼还有存在的。《公羊》《谷梁》都说“犹者可以已也”，杜预也说“可止之辞”，大失《春秋》之意。大概圣人哀伤鲁文公怠慢政事，所以特书“不告月犹朝于庙”，好像说不这样而尚且庆幸他这样，将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与“犹三望”“犹绎”的意义不同。庐陵李氏说：“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年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张氏所谓禀正朔也，闰者所以定四时，成岁；天子以为月而颁之，为诸侯。而不奉以告，是轻正朔而慢时令也。公谷以为附月之余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说已非，而犹「字」之义，诸传皆以为可止之词，大率皆讥其舍大政而谨小礼。独胡氏以为「幸其不已」之词，其说本于苏氏。以「我爱其礼」证之，则此义精矣”

译【辛襄王三丑十二年】七年【晋灵公夷臯元年，齐昭十三，衞成十五，蔡庄二十六，郑穆八，曹共三十三，陈共十二，〇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防元年，楚穆六】

春天，鲁国国君攻打邾国。

【《左传》说：趁晋国有难。杜氏说：“国君趁着霸主国有难而侵扰小国。”】

三月甲戌，攻取了须句【“句”，《公羊传》作“朐”】

【《左传》说：安置了邾文公的儿子在那里，是不合礼制的。《公羊传》说：攻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这是为鲁国掩饰的说法，使得看起来像是别人做的。《谷梁传》说：攻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是为什么呢？因为不认为再次攻取是正当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杜氏说：断绝了太皥的祭祀，把土地给了邻国叛臣。僖公恢复了邾国君主的后代，邾国又灭了他。如今邾文公的儿子背叛邾国，在鲁国，所以国君让他做守卫须句的大夫。王氏笺义说：僖公恢复了邾国君主，所以不记载日期。文公断绝了邾国祭祀，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汪氏说：僖公虽然说是偏私自己的母家，还有崇尚大祭祀、保护弱小寡孤的道义。文公趁着霸主国的丧事，贪图土地而收留逃犯，他的罪过更加严重了。〇何氏说：《公羊传》认为是为鲁国掩饰，然而僖公曾经攻打邾国攻取须句，为什么不为鲁国掩饰呢？《公羊传》的说法不对。《谷梁传》认为是谨慎地记载日期，如果不记载日期，就听任他攻取吗？《谷梁传》的说法也不对】

于是修筑郚城【郚音吾】

【《左传》说：“遂”表示紧接着前事。杜氏说：“借着攻打邾国的军队，来修筑郚城，防备邾国的祸患。郚，是鲁国的城邑，卞县南面有郚城。”汪氏说：“文公让邾国的叛臣守卫须句之地，又重重地劳役民力，修筑内地的城池，以防备邾国军队的到来。心里有所欠缺，所以害怕邻国的讨伐，却不知道更加加重了自己的过错。”】

夏天四月，宋国国君王臣去世【《谷梁传》作壬臣】

【汪氏说：他的弟弟御杀了世子而自立，国人杀了御而立他的少子杵臼，这就是昭公。髙氏说：因为国家动乱所以不记载日期，不记载葬礼。凡是治理有序则礼仪详尽，动乱则礼仪简略】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左传》说：夏天，宋成公去世。当时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打算除掉众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遮蔽了。葛藟尚且能遮蔽它的根本，所以君子把它作为比喻，何况国君呢？这就是谚语所说的‘遮蔽它却放纵长斧砍伐它’。绝对不可以，国君您考虑一下。”用德行亲近他们，都是股肱之臣，谁敢背离？为什么要除掉他们？昭公不听。穆襄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六卿调和公室，乐豫辞去司马职位让给公子卬。昭公即位后安葬了成公。史书说：“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他们无罪。《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字？宋国三代没有大夫，是因为三代在内部娶妻。”《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诛杀有罪的人。杜氏说：不称“杀”的，以及死者的名字；称“杀”的，人多，死者无罪】

记载“宋人”，是因为国家动乱没有政令，不是国君的命令而众人擅自杀了他们【详见《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杜氏说：二人在公宫作乱，被兵士所杀；髙氏说：贬责无处寄托，只是记录众人动乱没有政令而已】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依附于杀大夫这件事，而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记载【陆氏说：不是国君的意思而杀他们的人多，不可以称名字，特意加上“人”字来区别，又表明死者无罪；临川吴氏说：穆襄的族人率领国人，人多不是一个人，所以称宋人；死者不幸遭遇乱兵，没有可杀的罪，所以不称名字；陈氏说：直到昭公去世都不称他的大夫名字。《春秋》有天下的言辞，有一国的言辞，有一人的言辞。对于晋灵公，凡是会盟都不列举诸侯，这是天下的言辞；对于鲁庄公，凡是会齐襄都书“人”，这是一国的言辞；对于鲁桓公，凡是大夫将帅都不言大夫；对于宋昭公，凡是大夫不称名字，这是一人的言辞。汪氏说：宋昭公正在居丧，却想除掉众公子以开启动乱的阶梯，导致公族悖逆，而大夫承受了罪责。第二年又杀了司马而驱逐司城，经书记载“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第二年又记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以显示继位国君没有政令。先君在殡而国人作乱，以此杀戮大夫，过了一年掌管兵权的官员被杀，守护国家的官员被驱逐，都书“宋人”，而昭公作为国君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不到十年就有帅甸的弑君，经书把大恶归于“宋人”，所以完备地责备昭公，不足以做宋人的国君。〇赵氏说：因为三代内部娶妻就说三代没有大夫，公羊的说法不合人情。如果实在杀了有罪的人，为什么不记载死者的名字呢？谷梁的说法不对】

戊子，晋国人跟秦国人战于令狐。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令，力呈反。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师字】

【《左传》】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进入晋国时，没有护卫，所以有吕郤之难。”于是多给了他随从。衞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说：

译“先君有什么罪？他的继承人又有什么罪？舍弃嫡长子不立，反而向外寻求国君，将把这位继承人安置在哪里呢？”穆嬴走出朝廷，抱着太子前往赵氏家中，向赵盾磕头说：“先君托付这位太子给您，说：‘如果这孩子有才能，我就受您的恩赐；如果没有才能，我就只怨恨您。’现在国君虽然已经去世，他的话还在耳边，抛弃他怎么可以呢？”赵盾和大夫们都忌惮穆嬴，并且畏惧太子的逼人之势，于是违背先蔑的意见，拥立灵公，用来抵御秦国的军队。箕郑留守都城，赵盾率领中军，先克辅佐他；荀林父辅佐上军，先蔑率领下军，先都辅佐他；步招驾驭战车，戎津担任车右。军队到达堇隂，赵盾说：“我们如果接纳秦国，秦国就是宾客；如果不接纳，秦国就是敌人。”既然已经不接受秦国，却又延缓军队行动，秦国将会产生野心。先敌而动以夺取敌人的士气，是军队善于谋划的表现；驱逐敌人如同追赶逃犯，是军队善于治理的表现。训练士兵，磨利兵器，喂饱战马，士兵们裹着干粮，秘密行军，连夜出发。戊子日，在令狐打败了秦军，一直追击到刳首。己丑日，先蔑逃奔到秦国，士防跟随他。先蔑出使秦国时，荀林父劝阻他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却向外寻求国君，这一定不能成功。您以生病为由推辞怎么样？如果不这样，就派遣摄职的大夫前往也可以，何必让您这位同僚一起去呢？我曾经与您同僚，难道不敢尽心吗？”先蔑不听，荀林父为他吟诵《诗经·板》的第三章，他还是不听。等到先蔑逃亡时，荀伯把他所有的家眷以及器用财物都送到秦国，说：“这是为了同僚的缘故。”士防在秦国三年，没有去见士伯，有人说：“能在国内使人逃亡，却在这里不能相见，要他有什么用？”士季说：“我与他犯有同样的罪过，不符合道义，我还见什么呢？”等到士防回国，于是就没有再见士伯。《公羊传》说：“晋国的先蔑率领军队逃奔到秦国，这是偏战，为什么不说军队战败？因为双方势均力敌。这是晋国的先蔑，为什么称他为‘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是外臣。所谓外臣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率领军队在外。为什么不说‘出’？因为他最终留在了国外。”《谷梁传》说：“不说‘出’，是因为他在外。停止战斗而逃奔到秦国，因此认为他是逃军。”杜氏说：“令狐，是晋国的地方，在河东。”汪氏说：“这里指的是中府猗氏县的令狐城。”按照《左传》记载：“襄公去世，太子年幼，晋国人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主，赵孟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康公率领军队护送他。”襄夫人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说：‘舍弃嫡长子不立，反而向外寻求国君，将把这位继承人安置在哪里呢？’大夫们畏惧逼人之势，于是违背先蔑的意见，拥立灵公。赵盾率领中军，用来抵御秦国，秘密行军，连夜出发，在令狐打败了秦军。先蔑逃奔到秦国。程氏认为晋国没有向秦国谢罪，秦国拥立不正，都是罪过。所以称‘人’。王氏笺义说：既然贬低赵盾，又贬低秦伯，罪过各自应当诛杀。陈氏说：宋襄公拥立齐孝公，在甑地作战，称‘师’。秦康公护送晋公子雍，在令狐作战，贬称‘人’。秦晋两国交战，从此开始了。自令狐之战后，不再详细记载了。八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武城，没有记载。十年，晋国攻打秦国，夺取少梁，没有记载。晋国害怕秦国不肯罢休而攻击它，这是晋国人立志吗？这是交战。所以记载以及这样贬低他们，是让后世的臣子在废立君主时谨慎，不可疏忽。治乱存亡，系于国君的废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怎么可以有错误呢？下棋的人举棋不定，不能战胜对手，何况安置君主怎么能不定呢？张氏说：如果按照左氏的说法，应当记载晋国人打败秦军于令狐。现在记载晋国与秦国交战，又不说战败，是因为双方都战败。然而两国的军队，晋国的罪过尤其严重，所以秦伯赵盾都称‘人’，而且特别以晋国为主语，并且不记载秦军的战败，深深谴责晋国人安置君主而不定。先蔑记载逃奔到秦国迎接公子雍，是谴责他。髙氏说：先蔑从令狐又回到秦国，所以不说‘出’。汪氏说：晋襄公在前一年八月去世，十月安葬了。秦国人难道不知道他已经立了君主，直到这时才开始拥立公子雍吗？大概赵盾起初提议寻求年长的君主，后来改变了主意。秦国人虽然知道他们立了灵公，却想用重兵强行拥立公子雍以争夺君位。康公起初做太子时，送舅舅而思念母亲不见，所以作了《渭阳》的诗，这本来是良心。现在却拥立庶孽而夺取嫡甥的君位，从此兵祸不息，难道不是怨恨欲望损害了良心才这样吗？不然的话，《春秋》就会宽恕秦国而专门谴责赵盾了。庐陵李氏说：秦晋两国的交战，又从这里开始。十年有少梁北征的军队，十二年有河曲之战，宣元年、二年有侵崇的报复讨伐。《左传》的本末独自详细，《公羊》《谷梁》认为先蔑是逃军的人，大概是不了解事实罢了。”

译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记载：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派使者向晋国报告。赵宣子派贾季去询问酆舒，并且责备他。酆舒问贾季说：“赵衰和赵盾谁更贤能？”贾季回答说：“赵衰像冬天的太阳；赵盾像夏天的太阳。”张氏说：这是在秦、晋争夺霸权之际。襄陵许氏说：狄人因箕地战败而受到惩戒，四年间只侵犯齐国一次，而不敢肆意妄为。到了这时又侵犯鲁国，侵犯齐国，侵犯宋国，侵犯卫国。晋襄公去世后，没有人再忌惮他们了。高氏说：鲁国趁晋国发生内乱而讨伐邾国，那么狄人也趁晋国发生内乱而侵犯鲁国。圣人记载这件事，是谴责鲁国不能端正自身。

秋天，八月，鲁公前往扈地，与诸侯及晋国大夫结盟。

《左传》记载：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前往扈地，与晋国赵盾结盟。这是因为晋侯新即位。鲁公迟到，所以不记载他所前往的盟会。凡是前往诸侯盟会，不记载所前往的盟会，是因为迟到了。迟到而不记载，是因为该国君主愚钝不敏捷。《公羊传》说：诸侯为什么不按次序排列？大夫为什么不称名？这是因为鲁公失去了次序。鲁公失去次序是怎么回事？诸侯不能让他们与鲁公结盟，而是让晋国大夫与鲁公结盟。《谷梁传》说：称“诸侯”，是略写。程子说：文公怠慢政事，很多事情废弛迟缓，已经约定与晋国结盟却又迟到，所以记载前往盟会而隐去不及盟会的事实，不排列诸侯次序以显示他不在场，所以第二年公子遂再次前往与晋国结盟。杜氏说：扈，是郑国的地方，荥阳卷县西北有扈亭。

诸侯前往扈地与晋国赵盾结盟，是为了晋侯即位。赵盾在内专断废立君主，在外强迫诸侯，举行这次盟会。不称其名，是为了显示大夫的强势。【襄陵许氏说：诸侯为什么不按次序排列？大夫为什么不称名？大夫主持盟会，诸侯从扈地盟会开始。】诸侯不按次序排列，显示鲁公未能及时参加盟会。【赵氏说：诸侯不按次序排列，鲁公不能与他们结盟。而说鲁公前往诸侯盟会，是说鲁公附在盟书上。盟书不能附从，与盟主的大夫地位相当。责备鲁公不早赶赴，而自取其辱。】文公怠惰，政事多废弛迟缓，已经约定与晋国结盟却又迟到，所以隐去不及盟会的事实，谴责鲁公不能在政治上自强。鲁国从此日益衰败。【陈氏说：诸侯为什么不按次序排列？晋国开始失去霸主地位。凡是称“诸侯”，必定前面列举各国名称，后面统称诸侯。前面有王人，后面没有王人，记载说“诸侯在某地结盟”，如首止、葵丘，那么王人曾经不参与。前面没有我国君主，后面有我国君主，记载说“公前往诸侯在某地结盟”，如盟薄、盟宋，那么我国君主曾经不参与。没有不参与的情况，而只说“诸侯”，一次战役中发生两件事，于是围许、盟祝柯、盟重丘就是这样。不是一次战役中发生两件事，就不是统称的辞令，不是统称的辞令，就是诸侯分散的辞令。临川吴氏说：经文记载“诸侯”的，都是前面列举各国名称，后面统称诸侯。这一年以前并没有各国名称的列举，如果没有《左传》，就不知道他们是齐、宋、卫、陈、郑、许、曹七国的君主。不列举各国，而只说诸侯，是因为没有盟主而大夫强势，联合各国君主，所以略写。汪氏说：经文记载大夫的盟会，不称名氏的有三处：庄公九年记载“与齐国大夫结盟”，当时襄公已经杀害桓公，未进入齐国，没有君主当政，大夫自己为主，与庄公结盟，所以大夫不称名氏。这一年赵盾刚立，灵公专断晋国政事，强迫八国君主而自主盟会，也好像晋国没有君主一样，所以赵盾也不称名氏。溴梁盟会，诸侯也只记载大夫结盟，扈地盟会记载晋国大夫，霸主失去政令。溴梁盟会，记载大夫和诸侯，都失去政令了。○刘氏说：《左传》说“鲁公迟到不记载所前往的盟会”，不对。按照经文，鲁公参与了盟会，为什么说迟到呢？杜预说“鲁公迟到而赶上盟会”，这是掩饰错误的言论。盟会和前往盟会在同一地点，前往盟会是为了结盟。现在赶上盟会，不能说迟到。盟会重要，前往盟会次要，不应当责备其次要。而且已经称“公前往诸侯盟会”了，难道没有赶上前往盟会吗？《公羊传》说诸侯不能让他们与鲁公结盟，而是让晋国大夫与鲁公结盟，也不对。诸侯已经与鲁公结盟了，又怎么说是鲁公让晋国大夫与鲁公结盟呢？庐陵李氏说：文公的编年史中三次记载前往扈地，都只记载诸侯。《左传》认为十五年盟扈，记载诸侯是因为无能为；十七年前往扈地，记载诸侯是因为无功。那么总称诸侯的，都是谴责诸侯。这里总称诸侯是因为鲁公迟到。诸侯都在，只有鲁公迟到，所以避讳鲁公的罪责而归咎于诸侯，好像说诸侯无功一样，以此来避讳鲁公的不敏捷。赵子说：不记载诸侯，是责备鲁公不早赶赴而自取其辱。胡氏跟随公羊、谷梁的说法，虽然略有不同，也可以与《左传》相通。如果陈氏认为不排列诸侯是不依附霸主的辞令，也有见识。】

冬天，徐国讨伐莒国。

【高氏说：徐国本是戎狄，后来自己进入中原，多次与中原诸侯结盟。僖公十五年，楚人讨伐徐国，齐桓公为此大会中原诸侯以救援徐国，因为徐国能去逆效顺，不侵犯中原。现在却兴兵讨伐莒国，因为中原没有盟主，所以敢这样做，所以圣人再次抛弃断绝他们。汪氏说：僖公十五年，在委林击败徐国，这一年讨伐莒国，徐国都举号。文定昭五年传曰：徐伯是益的后代，开始僭称王，王不是诸侯应当称的，所以《春秋》】

译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译《左传》记载：穆伯在莒国娶妻，名叫戴己，生了文伯；她的妹妹声己，生了惠叔。戴己死后，穆伯又向莒国求婚。莒国人以声己为由推辞，于是穆伯替襄仲去求婚。冬天，徐国攻打莒国。莒国人来请求结盟，穆伯前往莒国，主持盟誓，并且替襄仲迎娶新娘。到了鄢陵，穆伯登上城墙，看见声己貌美，便自己娶了她。襄仲请求攻打穆伯，鲁君将要答应。叔仲惠伯劝谏说：“我听说，兵祸起于内部，就是作乱；起于外部，就是寇贼。寇贼尚且能波及他人，作乱则是自己招致祸患。如今臣下作乱，而君主不禁止，以此招致寇贼仇敌，该怎么办呢？”鲁君制止了襄仲。惠伯成全此事，让襄仲放弃声己。公孙敖将声己接回，兄弟二人恢复如初。鲁君听从了。《谷梁传》说：“莅”就是“位”。为什么说“位”呢？因为盟约是预先确定的。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预先确定的盟约不记载日期。高氏说：“莒国被徐国攻打，所以来求援，并请求重修洮地的盟约。公孙敖在莒国娶妻，所以鲁君答应结盟并请求前往主持。”临川吴氏说：“鲁国臣子每次想娶妻，必定向国君请示，举行聘问的礼仪，借公事来达成私欲。这是国君没有政令，臣子没有礼法。何况公孙敖替弟弟迎亲，名义尤其不正，最终导致淫奔，这是禽兽的行为。”

附录《左传》记载：晋国郤缺对赵宣子说：“往日卫国不和顺，所以夺取了它的土地；现在已经和顺了，可以归还给它。叛乱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顺服而不安抚，凭什么显示怀柔？没有威严和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主持盟会？您作为正卿，主持诸侯事务，却不致力于德行，该怎么办呢？”《夏书》说：“用美善来警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不要败坏九功的德行，这些都可以歌颂，称为九歌。六府和三事，称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端正德行、利用万物、厚养民生，称为三事。合乎道义地施行，称为德行。没有礼法就不会安乐，这是叛乱的原因。如果像您这样的德行，没有可以歌颂的，谁会来归附呢？何不让和顺的人歌颂您呢？”宣子很高兴。

【壬年，周襄王三十三年，寅年，襄王崩】八年【晋灵公二年，齐昭公十四年，卫成公十六年，蔡庄公二十七年，郑穆公九年，曹共公三十四年，陈共公十三年，杞桓公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公二年，楚穆王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春》记载：晋侯派解扬把匡、戚的田地归还给卫国，并且再次把公婿池的封地归还，从申地直到虎牢的边界。

夏季，四月。

附录《左传·夏》记载：秦国人攻打晋国，夺取了武成，以报复令狐之战。

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

【世子王臣继位，《左传·秋》记载：襄王崩】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衡音徙，雍音用。《左传》记载：晋国人因扈地之盟来讨伐，冬天，襄仲与晋国赵孟在衡雍结盟，以报复扈地之盟。杜氏说：衡雍，是郑国的地方，在荣阳卷县。高氏说：衡雍，是晋文公会合诸侯朝见周王的地方。周天子驾崩，诸侯不去奔丧，而赵盾和鲁国的正卿，竟然在王畿之内私自会盟，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张氏说：后汉河南卷县有垣頠城，是古衡雍的地方，与扈地相近。自从晋文公在翟泉之盟把国事托付给诸大夫，文公又把国事托付给公子遂，却不知道一国的礼乐征伐都出自公子遂，这就是敬嬴得以窥伺间隙，私下侍奉他，酿成杀嫡立庶祸患的原因。任氏说：晋国和鲁国的执政大臣会盟，政令在大夫手中了。汪氏说：大夫专断盟会始于此前，这次衡雍之盟还有僖公在会。从此有袁娄之盟、鸡泽之盟、溴梁之盟，诸侯都在场而大夫自行结盟了。在宋国、在虢地，晋楚大夫频繁主持齐盟，而诸侯不再在场了，这件事从衡雍之盟开始。况且当时，仲遂已有无君之心，而晋国讨伐文公在扈地的盟约，一定要仲遂歃血才相信，就像成公在沙随不得见，而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犨在扈地结盟；昭公吊唁少姜不被接纳，而季孙宿去晋国，逐渐导致干侯之次，晋国不能修方伯的职责，而意如与荀跞在适厯会盟了。三桓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

乙酉日，公子遂与雒戎结盟于暴。【雒音洛，雒戎，公羊传作伊雒戎】

《左传》记载：遂与伊雒之戎结盟，经文说：“公子遂珍视他们。”杜氏说：“诸戎杂居在伊水、雒水之间，暴是郑国的地方。”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莒国。【公羊传无“而”字】

《左传》记载：穆伯去周王室吊丧，没有到达，带着财物逃奔莒国，跟随已氏去了。《公羊传》说：没有到达就返回，是什么意思？没有到达就返回，是内部的委婉说法。不能让他前往。不能让他前往，那么为什么说“如京师”呢？是顺从国君的意思。为什么不说是“出”呢？因为遂在外地。《谷梁传》说：不记载所到的地方，是没有前往。没有前往就没有返回。没有前往却说“如”，是不废弃君命。没有返回却说“复”，是不专断君命。他的“如”，不是真的前往；他的“复”，不是真的返回。只有奔莒是事实，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杜氏说：“不说‘出’，是因为受命而出，从外地行动。”

按照左氏的说法，公孙敖奔莒，是跟随已氏。男女之间的大欲，存在于其中。减少欲望，是修养心性的关键。有欲望而不实行，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然而欲望产生于美色，而放纵于淫乱。美色出于天性【朱子

译说：程颐说，好色出于本性，淫乱出于气质，这种说法源自谢良佐，这种区分很恰当。大凡从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道理，固然都是本性。好色固然是本性，但如果不能用礼来节制，用义来约束，那就是恶。孟子说：君子不把这当作本性，这话就没有毛病。眼睛所看到的，有共同认为美的，这是无法掩盖的。淫乱出于气质，如果不能坚守志向，就会放纵邪僻、颠沛流离，没有做不出来的事。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回来了，这是说公孙敖没有出使周王室的意思，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罢了。范氏说：接受命令而出行，道义上不允许私自停留。记载他前往京师，是为了彰显命令下达于下。不记载他到达的地方，是为了表明他未去就返回的罪过。如果他真的出发了，应当像公子遂那样记载到达黄地才返回。孙氏说：公子遂出使齐国，到达黄地才返回，是因为生病而回来，道义上尚且不可原谅。何况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呢？鲁文公不能诛杀他，让他肆意妄为，最终出逃到莒国，他的恶行就显而易见了。朱熹说：仅仅是不到达就返回，就是极大的不恭敬。鲁国也没有再派人前往，这都是罪过。程颐只贬斥他顺从己氏的过错，但经文原本没有涉及这件事。宋氏说：国君不奔丧，而卿大夫前往，这是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这是大夫不把诸侯放在眼里。说“奔”字很公正，这是因为国君的诚信没能约束住臣下。让志向顺从气质，肆意放纵淫欲，而不能作为主宰，以至于抛弃家国，出逃而不顾，这是天下最大的警戒。融堂钱氏说：在独处时谨慎不严，以至于放纵情欲而不知道检点，伤风败俗，做出禽兽般的行为却不以为耻，在于不能克制欲望。汪氏说：《春秋》记载文姜前往齐国、莒国，季姬在鄫地会见鄫子，公孙敖出逃到莒国，都是为了惩戒淫欲，让人在细微之处就加以谨慎。《春秋》详细记载公孙敖的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惩罚他，让后人以此为鉴，一定要坚守志向，修养克制欲望的方法。张氏说：国君为天子服斩衰之丧，公孙敖接受命令去赴天王的丧礼，废弃君命而空手返回，已经是不可赦免的罪过，何况怀着私奔的意图而淫乱出逃呢？鲁文公容忍他返回并出逃，说明鲁国没有政令刑罚。汪氏说：公孙敖在乙酉日前往京师，而在丙戌日出逃，那么他接受命令却没有执行就可想而知了。这不仅是无视天子，实在是无视国君。鲁文公既没有对公孙敖施加严厉的命令谴责，又没有派遣其他卿大夫前往京师，何况天王丧事的通报到达鲁国，已经过了三个月。仲遂与戎人结盟，地点就在王都附近。如果对此毫无听闻，慢慢派遣公孙敖一起去吊唁，这在形式上就构成了没有到达就返回的罪过。对于父母丧事的悲痛，却冷漠无情，连秦国和越国那样的疏远关系都不如，也不想想僖公母子的丧事。天子的使者一再到来，经文记载乙酉日，公子遂在洛水与戎人结盟，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出逃到莒国，这不仅是为了彰显公孙敖的罪过，而是鲁国君臣的罪过，都无法逃脱圣人笔下的谴责。

译螽

【杜氏说：因为发生灾害，所以史书予以记载】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出逃来到鲁国。

【《左传》说：宋襄夫人是宋襄王的姐姐。宋昭公对她不礼貌。襄夫人便借助戴氏家族的势力，杀死了襄王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这些人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手握符节而死，所以史书用官职来称呼他。司城荡意诸出逃来到鲁国，把符节交给府库官员后离开。昭公用他的官职规格迎接他，都恢复了他们的官职，也都用官职来称呼他们，这都是表示尊重他们。《公羊传》说：司马是什么？司城是什么？都是用官职来称呼。为什么都用官职来称呼？因为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谷梁传》说：司马，是官职。用官职来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司城，是官职。用官职来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来奔的人不说“出”，是列举他们与我交接的情况。张氏说：司城，就是司空。宋国因为武公名叫司空，避讳，所以叫司城】

起初，宋昭公打算除掉众公子，乐豫认为不可以，于是舍弃司马职位让给公子卬。那么卬本来就是昭公的党羽，想要独揽宋国政事，而昭公本来也想用他的弟弟卬来自我防卫。司马，是掌管军队的官职，不选拔众人推举的贤才，让向来有威望、被国人敬畏信服的人担任这个职位，却想要宠幸自己的亲信，很少有不至于灭亡的。公子卬、荡意诸都用官职来称呼【茅堂胡氏说：列国大夫没有记载官职的，宋国的卿为什么记载？程氏说：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得以有任命官职，所以唯独记载罢了。不全部记载，是省略词语。因为公子卬、荡意诸不能胜任这两个官职，华孙凭借逆族而掌握兵权，所谓根据事态变化而记载，也就像鲁国的郊禘一样。陈氏说：没有记载官职的，于是官职跟随官职，司马、司城就是这样。没有记载字的，于是字跟随字，子哀就是这样】看见掌管军事的人不能胜任官职，以至于被杀；守卫国土的人不能胜任官职，以至于出逃【家氏说：司马、司城都是国家的权臣，穆公、襄公的家族，连年依仗权势作乱，固然是昭公招致的。然而担任司马、司城的人，应当思考防范祸患的计策，却置之不理不加戒备，以至于祸患再次发生，司马死了而司城出逃。由于昭公信任不当的人，把亲信宠臣放在官位上，既不能在平日考虑祸患，又不能在临时控制变故】而他的君主不免遭受失身被杀的祸患，是理所当然的【茅堂胡氏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不是君主的命令而是众人擅自杀死的。左氏说襄夫人借助戴氏家族杀卬，襄夫人是君主的祖母，而书法如此，可以见到妇人不应参与政事的意思。临川吴氏说：宋国人，是戴氏家族，不是一个人。看见昭公没有政令，而臣民得以擅自杀死大夫。石氏说：古代称君主为元首，臣子为股肱，说他们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而成。没有股肱亏损而身体肥胖的。前面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大概说死者众多。这一年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司城出逃”，大概说官员几乎死尽。卿佐大夫，是君主依靠来立足的。司马、司城，是国家依靠来安定的。大夫已经杀死，司城又被夺权，枝叶都掉落，爪牙全部离去，君主和谁相处呢？○啖氏说：左氏说“司马手握符节而死，司城把符节交给府库”，人们都尊重他们。大概旧说认为这两个人不失节，所以误把节义当作符节。就像孔父义形于色，而误认为是女色。《公羊》说：“宋国三代没有大夫。”按照这个，看见用官职称呼，是有大夫，为什么说没有呢？刘氏说：“《谷梁》说：‘用官职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郑氏解释说：“是说没有君主的德行，不对。”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并尸三卿，也可以说是没有君主德行的，为什么不用官职称呼他们】

附录【《左传·夷之搜》，晋侯将要登上箕山，郑父先都，而让士谷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说：“狐氏、赵氏的功勋不可废除。”听从了他。先克在堇隂夺取蒯得的田地，所以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蒯得作乱】

春秋大全卷十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十八

明 胡广等 撰

文公下

【癸顷王卯元年】九年【晋灵公三年，齐昭公十五年，卫成公十七年，蔡庄公三十八年，郑穆公十年，曹共公三十五年去世，陈共公十四年，〇桓公十九年，宋昭公二年，秦康公三年，楚穆公八年】

春天，毛伯来请求金钱

【来请求只到这里。《左传》：毛伯卫来请求金钱，不合礼，不记载。王命未葬也。《公羊传》：毛伯是什么？天子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居丧尚未称君。过了一年，为什么说他尚未称君？已经即位，但尚未称王。尚未称王，怎么知道他已即位？根据诸侯过一年即位，也知道天子过一年即位。根据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也知道诸侯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过一年称公了，那么为什么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顺着民心臣意，不可一天没有君主。顺着终始的道义，一年不有两个君主，不可多年没有君主。顺着孝子的心，那么三年不忍心当君主。毛伯来请求金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