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九

译说罪名只是进行杀戮劫掠，并非指出兵没有正当理由，然而言辞不够明确，足以引起后人的疑惑】那么有人说“侵”，有人说“伐”，为什么呢？宣告罪行进行讨伐叫做“伐”，秘密行军劫掠边境叫做“侵”。宣告罪行，就是鸣钟击鼓，整顿军队而行，这是兵法所说的“正”道。秘密行军，就是士兵衔枚、战鼓覆布，出其不意，这是兵法所说的“奇”策【《国语》说：讨伐要准备钟鼓，以声张其罪行；偷袭侵掠没有声响，是为了短暂行事。汪氏说：“侵”和“伐”二字必定都是当时行军的专用名称，所以即使是外族军队也记载为“伐”，而霸主的军队也记载为“侵”，其含义的对错取决于事情本身的得失，并不以此作为褒贬。然而有应当记载为“伐”却记载为“侵”，应当记载为“侵”却记载为“伐”的情况，这是《春秋》的变通体例。】庐陵李氏说：查考《左传》，郑厉公在前一年从栎地入侵郑国，傅瑕杀了子仪而接纳了他。厉公杀了傅瑕和原繁，原繁说：“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谋划召请国君的人难道不是有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利用官爵行贿来劝诱他们产生二心从而可以成就大事，国君您打算怎么办？”由此看来，忽、亹、仪虽然死了，但庄公的儿子还很多。齐桓公如果能彰明大义，告知诸侯厉公篡夺君位的罪行而废黜他，难道不是霸业的荣耀吗？他不顾这些，首先在二鄄之会上列出厉公。等到他反复无常，三国讨伐他，又以宋国的缘故为借口，这又怎么足以让人信服呢！所以在幽地盟约既成之后，随即就有郑詹被执之事，是理所当然的】

译冬季十月。

【癸僖王卯四年】十六年【齐桓公八年，晋缗公二十七年，灭武公称三十八年，卫惠公二十二年，蔡哀侯十七年，郑厉公二十三年，曹庄公二十四年，陈宣公十五年，杞共公三年，宋桓公四年，秦武公二十年，楚文公十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南北争夺郑国，从此开始，《左传》说诸侯攻打郑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孙氏说：郑国违背了鄄地两次会盟的防备，侵犯宋国，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攻打它。齐国排在宋国之下，与攻打郳国相同。张氏说：攻打郑国不仅仅为了宋国，大概是因为郑国不服从，那么诸侯的心就不统一了。襄陵许氏说：中原诸侯中，宋国最大，既然已经让它臣服了郳国，又让它臣服了郑国，宋国大概从此与齐国成为一体，宋国亲近齐国，中原诸侯就安定了。蒙氏说：郑突以庶子身份篡夺嫡子之位，昭公得以回国，郑突又占据栎地逼迫他，昭公被杀而死，这是郑突干的。齐桓公刚开始称霸，应当声讨郑突的旧恶，向周王请示以正其罪，向远近宣示，以警戒众人的听闻，现在为了宋国而攻打郑国，名分不正当。汪氏说：这次攻打郑国与二十六年攻打徐国，都是齐国排在宋国之下，齐国还未成为霸主，而宋国仍然主持军事】

秋季，楚国攻打郑国。

【《左传》说：郑伯从栎地进入国都，迟缓地向楚国报告。狄人、楚国攻打郑国到达栎地，是因为郑国无礼的缘故。孙氏说：“自从桓公即位，楚国就成为中原的祸患。十年打败蔡国军队，十四年又进入蔡国，现在又攻打郑国，而桓公不能讨伐，圣人详细记载，以归咎于桓公。”汪氏说：“齐国正图谋称霸，楚国也逐渐强大，不断向北侵犯，陈、蔡、郑、许，正当其冲要，郑国的要害，尤其在被优先考虑之列。中原得到郑国，就可以抵御楚国；楚国得到郑国，就可以窥视中原。所以郑国是齐、楚必争之地。从此郑国被中原诸侯用兵三十九次，被楚国用兵二十次，《春秋》全部记载，以显示天下的盛衰。”张氏说：“齐国霸业未定，楚国威势侵犯中原，自从桓公二年郑国已经畏惧楚国，到这时三十多年后才遭受兵祸，楚国的威势不轻易使用如此，至此才开始成为中原的祸患。”庐陵李氏说：“郑桓公开始寄居财货于虢、鄫，得到十个城邑，而国家前临华山后靠渭水，左接洛水右临济水，主宰芣騩山而食用溱、洧之水，实在是春秋的要领之国，而南北的枢纽。所以楚国的祸患波及郑国，开始于此而终结于春秋，是霸主轻重的关键。”又说：“经文记载‘荆伐郑’两次，开始于这一年；记载‘楚人伐郑’四次，开始于僖公元年；记载‘楚子伐郑’五次，开始于宣公四年；记载大夫伐郑四次，开始于成公六年；楚国会合诸侯攻打郑国两次，开始于襄公二十四年】

附录【《左传》：郑伯惩治参与雍纠之乱的人，九月杀了公子阏，砍断了强鉏的脚。公父定叔出逃到卫国，三年后让他回来，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代。”让他以十月入境，说：“这是美好的月份，凑足完整的数目。”君子认为强鉏不能保护他的脚】

冬季十二月，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公羊传》作“公会许男”下，公羊、谷梁有“曹伯”】

【《左传》：冬季在幽地结盟。郑国和解了。《公羊传》：什么是同盟？共同的心愿。《谷梁传》：同，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不称公？内外官员都怀疑他。杜氏说：说同盟，是因为服从不同。滑国都城在费，河南缑氏县幽地，是宋国土地。薛氏说：许男为什么排在曹伯前面？滑国大。这不是礼仪班次的顺序。桓公倡导霸业而扰乱周礼，班次的顺序不是统领诸侯的方法】

防，就是鲁公。不书公，是因为避讳【陈氏岳说：凡是空写会某侯，是公亲自会合。诸侯都排序，不是地位低微者，这是明显的】避讳公什么呢？程氏说：齐桓公刚开始称霸，仗义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厌恶失信【汪氏说：根据十七年接受郑詹】为什么说同盟呢？程氏说：上面没有明王，下面没有方伯，列国交相争斗，桓公刚开始称霸天下，所以记载同盟，志在共同的心愿【陈氏说：诸侯初次主持盟会。从此没有单独相盟的了。盟会没有说同的，于是说同盟，因为齐桓公初次主持盟会。主持盟会者，举天下而听命于一邦。王者不兴起，举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代未曾有过。在开始记载时，说同盟，是共同众人的辞令，还不敢让他专主这个盟会。再次在幽地结盟之后，天下只知道齐桓公而已。国内不称公，是避讳。临川吴氏说：齐国自从北杏以后，屡次会合诸侯，有会无盟，诸侯的心未统一。到这时郑国服从，才合九国之君为此盟，这是桓公纠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开始，自入春秋以来未曾有之事。然而还不敢专主盟会的权力，所以说同盟。到僖公二年盟于贯，齐国才开始成为盟主，而从此以后不再记载同。何氏说：同心想要结盟。同心为善，善必成；同心为恶，恶必成，所以郑重地说同盟。汪氏说：同盟的意义，论述者不同，然而实际上都不出于公羊的说法。杜预说服从不同，大概因为左氏在幽之盟，一则说郑成，一则说陈郑服于新城，说从于楚者服于虫】

译牢之盟，于戏说郑国顺服，于马陵说且莒国顺服，于鸡泽说晋国因为郑国顺服所以会合诸侯于重兵，于平丘说齐国讲和，说齐国顺服。推究这些来论述，那么清丘断道讨伐蒲地诸侯的背叛，都是为了顺服异己；至于戚地，郑伯听从讲和而郑国已经顺服，柯陵亳北伐郑并结盟，那么郑国顺服可以知道，虚柯则是悼公刚即位而诸侯新近顺服。这就是因为顺服异己而言说结盟。谷梁传对于两次幽地之盟，都说共同尊崇周室，对于新城断道、鸡泽、平丘都说共同排斥楚国。杨士勋疏说鲁庄公时代，楚国尚未强盛，齐桓公初霸，只是取共同尊崇周室罢了。鲁文公之时，楚人强盛，而中原各国畏惧它，新城记载“同”，说排斥楚国，那么清丘也是排斥楚国，这是省略文字。举断道以包举上下，那么虫牢、马陵、蒲地与戚、柯陵、虚朾之类，也是省略文字。鸡泽再次记载“同”，是因为楚人更加强盛，中原各国排斥它更加严重，那么戏、盟、亳城、重丘，也是这个意思。平丘又重复记载排斥楚国的文字，这是因为后来中原微弱，不能再排斥楚国了。这就是说晋伯十四次结盟，都是为了排斥楚国。新城记载“同”表明其开始，平丘记载“同”表明其终结。断道、鸡泽，举上下以包举其余。文定认为诸侯同欲而记载“同”，又因为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两次幽地、新城、清丘、断道都说同欲，马陵说同病，楚柯、陵、鸡泽、平丘说同惧楚，都是同欲。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讨伐曹国，虚朾同欲救援宋国。于蒲地之盟，谴责他们失信而再次结盟；亳北之盟，厌恶他们既已结盟而又背叛，都是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以例推之，于戏也是既已结盟而又背叛。只有虫牢厌恶他们都不臣服，重丘厌恶他们受贿而不讨伐贼人，这就是何休所谓“同心为恶，恶必成”。谷梁传云“尊周外楚”，就是所谓“同心为善，善必成”。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是说他们既已结盟而又产生异心。杜预说“服异”，是说他们过去异心而现在同心。我所以说论者不同，都不出于公羊“同欲”之说。唐孔氏云：“载辞称同，啖赵认为盟辞相同而没有彼此之异，大概因为同欲，所以载书同辞。”薛氏又说“同力乎中国”，也是同心的意思。至于刘原父引殷见曰“同”，认为设方明，如方岳之盟，所以记载“同”。然而襄公九年楚公子罢戎与郑人同盟于中分，昭公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防宋公同盟于虫，难道也能设方明而用殷同之礼吗？新城、虚朾都是大夫与盟，清丘则是四国之大夫，当时大夫虽然僭越，但未必能具备天子之礼。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怎能用天子冬见曰“遇”之礼呢？止斋陈氏、临川吴氏都认为“同”是众辞，列国相与结盟而没有适任为主，然而此前瓦屋恶曹，此后鄟陵、臯鼬都没有适任为主而不记载“同”。齐桓、晋悼都是霸者之盛，不能说他们不专主盟。或者又说霸业未盛，霸业既衰则记载同盟，然而齐桓幽地之再盟，不能说霸业未盛，牡丘霸业已衰而不言同；晋悼之盛，始终记载同盟，而祝柯、澶渊，晋霸已衰，都不记载同，那么霸业之盛衰，固然不系于记载同盟与不记载同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圣人以信易食，回答子贡之问；君子以信易生，重视桓王之失。《春秋》讳公与是盟，难道不是因为信重于生与食吗？先儒有的认为不书公，是讳与仇敌结盟，错了。范氏曰：诸侯同共推桓，而鲁与齐为仇，公可事齐，不会，不书公以着疑焉。果以桓为仇而讳与盟者，曷不于柯之盟讳之也。汪氏曰：霸者合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于中心之诚者盖寡。先儒谓恶其反覆而书同，盖书同盟而反覆之恶自着，故于幽为同盟之始，而鲁则失信于齐；桓平丘为同盟之终，而晋则辞鲁昭使不与盟，是皆反覆之易见者也。説者皆疑郑詹逃来在明年，不当先讳公而贬之。夫《春秋》为国讳恶，苟不书郑詹之来，则失事实；书詹来而盟幽，不讳公，则又彰庄公之失信。故没公不书，使若微者同歃，则庄公之罪不甚显，而所以讥之者至矣。况圣人笔削，一经属辞比事，以寓赏罚，必详上下文及前后事，而后识其指归，安可谓不当先讳公乎？公子翚未弑隐公而去其族，齐无知未弑襄公而弟年书名；纪叔姬全节守义，以妾媵而特书归于纪；季子贤而不书出奔，皆所以详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议之也。朱子于《纲目》书魏苟攸，书司空梁文惠公，狄仁杰汉未为魏而言魏；仁杰未赠司空而称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贬，岂非取法《春秋》之遗意乎？赵氏曰：

译《谷梁传》说：经文不写“公”，是因为内外官职混同，表示怀疑。按：庄公与齐国、防地往来，从未有过阻隔，难道对桓公反而更加怀疑吗？这不过是孔子确定贬责防地的做法，哪里与内外官职有关呢？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同盟有十六次，齐桓公作为霸主有两次，这一年盟会于幽地，以及二十七年盟会于幽地；晋灵公作为霸主有一次，文公十四年盟会于新城；景公作为霸主有五次，宣公十二年盟会于清丘；十七年盟会于断道；成公五年盟会于虫牢；七年盟会于马陵；九年盟会于蒲；晋厉公作为霸主有两次，成公十五年盟会于戚；十七年盟会于柯陵；晋悼公作为霸主有四次，成公十八年盟会于虚朾；襄公三年盟会于鸡泽；九年盟会于戏；十一年盟会于亳城北；平公、昭公各有一次，襄公二十五年盟会于重丘；昭公十三年盟会于平丘。胡氏有两种条例：有诸侯意愿相同而称“同”的，有厌恶其反复无常而称“同”的。除了于蒲、亳城北是厌恶其反复无常外，其余都可以归入意愿相同的条例。《谷梁传》有两种条例说：同盟是为了尊崇周王室，同盟是为了排斥楚国。除了两次盟会于幽地是为了尊崇周王室外，其余都可以归入排斥楚国的条例。但不能认为意愿相同就都是善举，所以两次盟会于幽地、马陵、戚、鸡泽虽然可以褒扬，而清丘、断道、虫牢也书写“同”；新城、虚朾、戏虽然没有贬义，而重丘、平丘也书写“同”。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同心为善，善必成；同心为恶，恶必成”。总之，两种说法都有可通之处，应当考证后决定哪个正确。刘氏认为同盟是殷同之盟，同盟的礼仪见于《觐礼》，筑坛祭祀方明，方伯主持。桓公不是受命的霸主，借用同盟的礼仪，率领诸侯尊崇天子，大概从此开始称霸。张氏根据他的说法说：古代方岳有同盟，以显示考察礼仪、尊崇德行以侍奉天子的意思。桓公至此因为诸侯已经接受事务，霸业确定，于是举行这个礼仪约束诸侯尊崇周王室，以掩盖其无王命的事实。从此想要控制诸侯而胁迫他们顺从的，都书写“同”，而善恶则各自关联其事。刘氏的说法，胡氏虽然不采纳，但也是一个说法。只是应用到清丘大夫之盟，有不合之处。我在新城及亳城北下又说：左氏经文“防”不写“公”的有三处，这一年盟会于幽地以及僖公十九年盟会于齐、二十九年盟会于翟泉。杜氏认为幽地与齐地都是微弱的诸侯，只有翟泉是为桓公讳；《谷梁传》认为这次盟会是去掉“公”字，以显示怀疑齐国为内政的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传》在三次盟会都有“公”字。三家差异如此。啖助、赵匡、胡氏、陈氏都遵从左氏经文。赵子认为这次盟会是为桓公讳，与在齐地结仇盟；翟泉都是为桓公讳与大夫盟，那么三次盟会都是桓公参与的。胡氏认为这次盟会是为桓公失信于齐而讳，与楚国盟会于翟泉是为桓公与王子盟而讳，那么三次盟会也都是桓公参与的。陈氏认为齐国初主盟不写“公”，楚国初参与盟会不写“公”，晋国大夫初防盟不写“公”，那么三次盟会也都是桓公参与的。总之，胡氏与陈氏两种说法都可通。《谷梁传》怀疑的说法，根据其本意则是桓公本来参与盟会，但因为诸侯都怀疑，所以去掉“公”字以示之，而解说者认为鲁国怀疑而不参与盟会，那就是郢书燕说（比喻牵强附会，误解原意）了。

译邾子克去世。

《谷梁传》说：“称他为‘子’，是进升他的爵位。”范氏说：“依附齐国而尊崇王室，周王命令进升他的爵位。”杜氏说：“克即仪父，称他为‘子’，大概是齐桓公请求周王命令，让他成为诸侯。”高氏说：“不能拥有五十里土地作为附庸，如果有功劳增加土地达到五十里，就列为子爵。”男爵邾国原本是附庸，齐桓公开始称霸，邾国跟随征伐有功，王室因此请求周王命令而封他为子爵，圣人因为他去世而记载下来。陈氏说：“以前称他为仪父，现在称他为邾子，已经赐给他爵位了。”《春秋》初期，诸侯还听从天子的命令。这一年，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为晋侯，诗人为此作《无衣》诗，那么诸侯还有升降爵位的制度。

附录【《左传》：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率领一军成为晋侯。○起初，晋武公讨伐夷地，抓获夷地首领诡诸，寪国请求而释放了他。后来没有报答，所以子国作乱，对晋人说：“你们答应与我讨伐夷地而夺取其土地”，于是率领晋军讨伐夷地，杀死了夷地首领诡诸。周公忌父出逃。号惠王即位后又复辟】

【甲僖王五年去世】十七年【齐桓公九年，晋武公三十九年去世，卫惠公二十三年，蔡哀侯十八年，郑厉公二十四年，曹庄公二十五年，陈宣公十六年，杞共公四年，宋桓公五年，秦德公元年，楚文王十三年】

春天，齐国人抓获了郑詹。

【《左传》：“郑国不朝见。”《公羊传》：“郑詹是谁？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这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为什么记载？齐国人抓获他。记载是因为他非常谄媚。”《谷梁传》：“‘人’，是众人的说法。用‘人’抓获他，是给予他的说法。郑詹，是郑国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逃亡而来而记载。逃亡而来为什么记载？将有他的结局，不得不记录他的开端。郑詹，是郑国的谄媚之人】

记载齐国人抓获郑詹，是厌恶齐国的言辞【刘氏说：抓获郑詹记载‘人’，是责备齐国的言辞，不称‘行人’，不是使者】郑国既侵犯宋国又不朝见，郑詹是执政官，大概是用事的大臣【孔氏说：○说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先说詹，是詹最尊贵。齐国以不朝见责备郑国，郑国让郑詹到齐国谢罪，齐国人抓获他】他被抓获是应该的，而厌恶齐国为什么呢？因为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尽到了道义；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尽到了仁爱【黄氏说：从别人的身上而得到治理自己的方法，治理自己的方法起初并不难见，观察他责备别人的地方而已；从自己的身上而得到对待别人的方法，对待别人的方法不必远求，观察他施加于自己的地方而已】这是《春秋》对待齐国的意图【襄陵许氏说：宋国大，郑国小，齐桓公大概是恩德于宋国而威慑郑国，周文王兴起，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恩德，而齐桓公相反，所以这是霸道的做法。至于宋国盟会、执鄫子的暴虐，齐桓公就没有做了。张氏说：郑詹不称氏，与柔弱相同。齐桓公抓获郑詹，讨伐郑国不朝见的罪过，应当记载‘齐侯’而称‘人’，是贬低霸道的讨伐。诸侯不服，不能修养德行来招致他们，而抓获他们的大夫，那么小国顺从齐国都是出于力量不足，而不是有心悦诚服的意思，是可以看到的。○赵氏说：《公羊》《谷梁》都说郑詹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记载非常谄媚。说地位低微的人不应当记载，特别因为谄媚而记载，被抓获的人难道没有罪过吗？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个谄媚？《谷梁》又说因为他逃亡而来而记载，如果抓获还不记载逃亡，值得记载吗？如果没来到鲁国，只说从齐国逃亡而来，就知道被抓获，何必先记载？刘氏说：《春秋》没有地位低微的人而能记载在经文中，《谷梁》说‘人’是众人的说法，用‘人’抓获他，是给予他的说法，不对。宋国人抓获郑国祭仲，邾国人抓获鄫子，也可以说是给予他们吗？庐陵李氏说：郑詹解释《左传》是对的，《公羊》《谷梁》都以郑詹为谄媚之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杜氏以称‘人’为轻视他，《谷梁》以称‘人’为给予齐国，都不对】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殱，音子廉。《公羊》作殱】

【《左传》：“夏天，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宴请齐国戍卒，灌醉后杀死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公羊传》：“殱是什么？殱是积累。众人杀死了戍卒。”《谷梁传》：“殱，是尽。那么为什么不说不遂人尽？齐国人，没有遂国的说法。没有遂国为什么还说遂？还算是存在遂国。存在遂国怎么样？说：齐国人灭掉遂国，派人戍守。遂国的因氏给戍卒喝酒而杀死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这叫做轻敌】

殱是尽【啖氏说：殱，是自灭的意思】齐国灭掉遂国，派人戍守。遂国的剩余百姓给戍卒喝酒而杀死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杜氏说：齐国人戍守遂国，遂国人讨伐而全部杀死了他们，所以用自尽为文。何氏说：称‘人’是众人的说法。临川吴氏说：齐桓公霸业正兴起，而用强大吞并弱小，灭掉遂国而担心遂国的遗民不服，所以派遣齐国的百姓戍守其地，无罪灭掉遂国，本来就已经失去了遂国人的心了。而齐国的戍卒又欺凌旧民，所以遂国人愤怒而全部杀死了他们】《春秋》记载这件事，是显示齐国人灭掉遂国，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军队。遂国记载灭，是亡国的好言辞，上下同心协力。凭亡国的剩余百姓，能歼灭强大的齐国戍卒，那么申包胥一个人可以保全楚国【事见《左传·定公四年》】楚国即使只有三户人家也可以灭亡秦国【《史记·范增传》：楚南公说：楚国即使只有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国人。后来灭亡秦国的，都是楚国人。韦昭说：三户，是楚国三大姓昭、屈、景。《左传·哀公四年》：三户。杜氏说：丹阳县北三户亭。服

译防说：“三户，是漳水的渡口。”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足以作为强大却不义者的警戒，而弱小者也可以反省自身从而自立。

刘氏说：“齐国灭了他人的国家，又去戍守，以致自取灭亡，所以《春秋》的文辞写得像是齐国人自己在遂地自杀一样。”

陆氏说：“不说遂人杀了齐人，是因为齐国自取灭亡。”

张氏说：“断绝灭掉社稷乃至其君主，担心那里的百姓思念旧主，就用武力强行压制，不知道他们内心不服，我方力量稍有松懈，必定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不写遂人歼灭了齐国戍军，而写齐军自歼，是为了申明遂人复仇的志向，并彰显桓公不仁以至于自毁其众。”

襄陵许氏说：“齐军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到莒国，彰显其君主不屈服。齐人灭掉遂国，齐人在遂地被歼灭，彰显其百姓不归附。孟子说霸者用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内心信服，是因为力量不足。荀子说桓公欺诈邾国、偷袭莒国，兼并了三十五个国家，那么所灭的国家大概没有全部记载，记载灭谭、灭遂，上下对照可见一斑。”

汪氏说：“《谷梁传》说没有遂国却保留遂国，这是《春秋》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意思，也就像纪国已经灭亡却记载纪叔姬的卒葬，是纪叔姬保存纪国。陈国已经灭亡却记载安葬陈哀公、记载陈国灾祸，是保存陈国。”

赵氏说：“《谷梁传》说：这叫轻敌。这种说法是讥讽他不善于用兵，恐怕不是实际情况。”

译秋天，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记载是因为“他非常奸佞”。说：“奸佞的人来了！奸佞的人来了！”《谷梁传》说：“逃避道义称为逃。”

谷梁子说：逃避道义称为逃【范氏说：被抓住是因为他确实有罪，这是合乎道义的，现在他却逃走了，这就是逃避道义。陆氏说：凡是说“逃”的，都是指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逃是普通百姓做的事【杜氏说：詹不能坚守节操、以死来解除国家的祸患，反而逃跑以求苟且免罪，史书用“逃”字来贬低他，意思是他的行为与平民百姓的逃窜没有区别。】詹被抓住，如果他有罪，即使死了也是可以的；倘若说他没有罪，只要被赦免，就请求跟随惠伯出使，让诸侯们听到这件事，就不会辱没君王的使命了。他不能以道理为自己辩白，反而效仿普通百姓的行为，逃跑以求苟且免罪，越境逃到别的国家，不也太卑贱了吗【常山刘氏说：詹身为正卿，不能以道理辩白、求得公正而回国，反而像平民百姓一样逃跑，越境逃到别的国家，这真是卑贱啊。】特意记载为“逃”，是为了彰显他侥幸免罪却不知天命的罪过【刘氏说：记载“逃”是责备詹的话。詹自以为有罪吗？即使去死也是可以的；自以为无罪吗？又何必逃跑呢？詹恐怕被杀，因此逃跑以求苟且免罪，这就是不知天命。永嘉吕氏说：看“逃”这一个字，詹是否有罪就都可以知道了。】齐桓公开始称霸，在幽地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收留了齐国的逃犯，损害了信义。记载“自齐逃来”，也是为了归罪于鲁国【陈氏说：外国的逃犯不记载，齐国的高固、高厚逃归都不记载“逃来”，这里却记载“逃来”，是讥讽鲁国与逃犯交接。张氏说：拘捕列国大夫，经过三个季节，不让他认罪离去，这是对法度的怠慢，囚禁逃亡者，这是齐国的罪过；偷偷逃跑，与苟且免罪的平民无异，没有大夫的品行，失节辱国，这是詹的罪过；收留逃犯，从而招致霸主的讨伐，这是鲁国的罪过。汪氏说：《左传》僖公七年称郑国有叔詹执政，那么詹虽然逃奔鲁国，大概不久就回到郑国了。汪氏说：《春秋》记载“逃”有三种情况：郑伯、陈侯说“逃归”，是为君主却不知道义的人；郑詹“逃来”，是为臣子却不知道义的人。庐陵李氏说：记载“逃”有三次，这一年以及僖公五年郑伯逃归不结盟，襄公七年陈侯逃归。君臣用词相同，都是平民百姓做的事。然而宣公十七年高固逃归不记载，襄公十六年高厚逃归不记载，那么《春秋》并不以逃避道义来归罪这两个人。】

冬天，麋鹿很多。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记载是因为这是反常的现象。】

麋【杜氏说：沼泽中的野兽，是鹿中体型较大的。】是鲁国所有的。多了就是反常【何氏说：说“多”，是因为以“多”为反常。京房说：废弃正道而作淫乱，导致火光不明，那么国家就会有很多麋鹿。山阴陆氏说：阴气过盛所感应，是恶气的应验。】因为麋鹿又危害庄稼，所以记载这件事，这也是大禹放逐龙蛇、周公远离犀象的意思。危害庄稼就会波及到人了【高邮孙氏说：以有某种事物为灾祸就记载“有”，“有蜚”就是这样；以没有某种事物为反常就记载“无”，“无冰”就是这样。麋鹿是常有的东西，只有多了才记载。高氏说：圣人在灾祸之中，各自加以辨别，麋鹿记载“多”，是因为以“多”为灾祸；蜚记载“有”，是因为以“有”为灾祸，不取决于多少；麋鹿则通常很少，以“多”为灾祸，不取决于“有”。螟虫、蝗虫的记载，不因为“有”，也不因为“多”，只要造成灾祸就记载。】

【乙惠王巳元年】十八年【齐桓公十年，晋献公佹诸元年，卫惠公二十四年，蔡哀侯十九年，郑厉公二十五年，曹庄公二十六年，陈宣公十七年，杞共公五年，宋桓公六年，秦德公二年，楚文王十四年】

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谷梁传》说：不记载“日”，不记载“朔”，是夜晚发生的日食。怎么知道是夜晚发生的日食呢？回答说：君王要朝拜太阳，所以即使是天子，也必有尊长；贵为诸侯，也必有所尊。所以天子朝拜太阳，诸侯朝拜朔日。范氏说：天子戴着冕冠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所以刚开始出现就有亏缺损伤的地方，因此知道是夜晚发生的日食。吕氏说：所谓夜晚日食，一定是在丑时或寅时之间，所以早晨起来还能看见。】

附录【《左传》：春天，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他们，命令他们行宥礼，都赐给玉五瑴，马三匹。这不是礼制。周王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不同，不把礼制随便给予别人。○虢公、晋侯、郑伯派原庄公从陈国迎娶周王后。陈妫回到京师，这就是惠后。】

夏天，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

【《左传》说：不记载戎人前来，是避讳。《公羊传》说：“这里没有说侵犯的，为什么说‘追’？是推崇鲁国为中原国家而追击。这里没有侵犯中原国家的，为什么说为中原国家追击？是推崇鲁国在敌人未到时就预先抵御。为什么说在济水以西？是推崇这件事。”《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戎人侵犯我国？因为鲁公追击他们，不让戎人靠近我国。在济水以西，是推崇这件事。推崇什么呢？因为鲁公追击他们。”杜氏说：“济西，是济水的西面。”】

这里没有说侵犯，却记载追击戎人，这是没有察觉戎人到来，等他们走了才去追击【杜氏说：戎人侵犯鲁国，鲁国人不知道，等戎人走了才去追击。孙氏说：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先说侵犯而后说追击，这里不说侵犯，说明是没有察觉戎人到来，等他们走了才去追击。记载这件事是讥讽国内没有军事防备。】国家没有军事准备，引起戎人的野心却不知道警戒，这是危险的做法【啖氏说：远离国家，追击戎人，使鲁公陷入危险。】《春秋》的意思，一定是未雨绸缪，修缮房屋，闲暇时整顿政治刑罚【刘氏说：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这是没有爱护百姓的意思，而有不仁的心，依靠诈谋而崇尚奇功，胜利固然不足……

译多尚且如此，何况又无法战胜呢？大凡君主对于他的百姓，就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子女陷入水火之中，父母不躲避被烧焦或淹死的危险去救助他们，难道会坐视不管，等到他们被烧死或淹死后才施展巧妙的变化吗？高氏说：敌人战胜后离去就不可以追击，追击的是已经失败的敌人；敌人缓慢地离去就不必追击，追击的是正在逃跑的敌人。先王的法则，追击缓慢离去的敌人追不上，追逐逃跑的敌人不追远；追逐逃跑的敌人不追远就难以被引诱，追击缓慢离去的敌人追不上就难以陷入圈套。所以敌人知道畏惧而逃遁，就停止追击，不再追赶。临川吴氏说：戎就是与隐公、桓公结盟的那个戎，戎进入鲁国边境，鲁国将要抵御它而戎迅速撤退，所以鲁庄公率兵远远地追击他们。汪氏说：《春秋》记载“追”字的地方有两处：追击戎于济西，是讥讽鲁国在敌入境内时不能预先防备；追击齐军到某地，是讥讽鲁国在敌出境后不敢赶上他们。鲁国既不能预先修治军备，在祸患未发生时就加以遏制，等到戎到达境内，又不能随时应变，任命将领出兵去战胜这异族之敌，等到他们已经撤退，才轻视千乘之国的尊贵，跟在后面追逐他们，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啖氏说：左氏说：不记载戎的到来，是避讳。根据记载“追”字，明白是不知戎的到来，等他们离去后才去追击，只是直书事实，有什么避讳的呢？刘氏说：公羊认为这是赞扬鲁国在戎未到达时就预先抵御，这是不对的。如果戎未到达就抵御，怎么能称为“追”呢？谷梁说：为什么不记载戎攻打我们呢？因为鲁公去追击，不让戎靠近我国。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戎不来，鲁公就没有追击；如果不记载“伐”，是为了不让戎靠近我国，那么记载“伐”的都是让戎靠近我国吗？又说：在济西记载“追”是赞扬，这也是不对的。只说鲁公追击戎，不知道追击在什么地方呢？按道理必须记载，有什么赞扬的呢？

译秋天出现了〇【〇又写作蜮，音或】

《左传》认为这是灾异。《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记录异常现象。《谷梁传》说：出现或消失，称为：「〇〇是射人的东西」

〇是鲁国没有的东西，所以用“有”字来记载。那种含沙射人的东西，作为生物极其微小【杜氏说〇是短狐，含沙射人，《本草》称之为射工。孔氏说，《洪范传》记载〇像鳖有三只脚，生长在南越。南越妇女多淫乱，所以那地方多〇，是淫女惑乱所生的。陆机《诗疏》说，一名射影，在淮水中，人在岸上，影子映在水中，它向人的影子投沙就会杀人，有人说含沙射人，沙子进入皮肤肌肉，伤口像疥疮，全身溃烂，所以成为灾异】鲁国人观察到了，上报给朝廷，鲁国史官认为这是异常，把它记录在简策上，为什么呢？山阴人陆佃说【佃字农师，是宋建中靖国年间的人，著有《春秋后传》二十卷】〇是阴性的生物，麋也是阴性的生物，这时庄公上不能防范他的母亲，下不能端正自身，阳气消退而阴气滋长了，这是邪恶之气的感应，这种说法是对的【张氏说，《汉书·五行志》中，刘向、董仲舒已有这种说法，大概麋是迷乱的意思，〇是迷惑的意思，这时文姜在闺门之内作乱，她的遗毒余患，直到文姜死后，再次酿成篡位弑君的祸患，物类的感应，上天向人显示，很明显了】那么箫韶乐曲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在野外，有什么奇怪的呢【汪氏说，麋和〇是物异中邪恶的，凤凰和麒麟是物异中美好的】《春秋》记载物象的感应，是想让君主谨慎对待所感应的东西，世道衰微，邪说兴起，正论消退，小人得势，善良的人退隐，上天变动，大地变动，禽兽将要吃人而人们不知道恐惧，这也是不明白孔子的意思了【汪氏说，《春秋》记载螟、螽、蝝出生，是记录虫子危害庄稼；记载多麋、有〇、有蜚、有鸜鹆来巢，是记录物象的异常。虫子危害庄稼，如果有积蓄来赈济饥民，就不成为灾害；物象异常，如果能修养德行来消除天变，就不成为异常。人做坏事导致天变，又不知道警戒反省而改过向善来消除上天的愤怒，那么祸患来临，就无法挽救了。有人说〇字用古〇比较，写作蟘，就是蠈，吃苗叶的。我怀疑《春秋》记载螽、螟都不说“有”，记载“有〇”就是异常而不是蠈了。庐陵李氏说，记录异常有三条，这一年有〇，庄公二十九年有蜚，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公羊传》疏说，这里不说“来”，是因为乱气所生，不是从外面来的】

冬天十月

附录【《左传》起初，楚武王攻克权地，派鬬緍管理，鬬緍叛变，包围并杀了他，把权地迁到那处，派阎敖管理。等到楚文王即位，与巴人攻打申国，惊动了军队，巴人叛离楚国，攻打那处，夺取了它，于是攻打楚国城门。阎敖游泳逃跑，楚子杀了他，他的族人作乱。冬天，巴人借此攻打楚国】

【丙惠王午二年】十九年【齐桓公十一年，晋献公二年，卫惠公二十五年，蔡哀侯二十年，郑厉公二十六年，曹庄公二十七年，陈宣公十八年，杞共公六年，宋桓公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公十五年去世】

春天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春天，楚子抵御，在津地大败。回来，鬻拳不让他进城，于是攻打黄国，在踖陵打败黄国军队。回来，到达湫，生了病。夏天六月庚申日去世。鬻拳把他葬在夕室，也自杀了，葬在绖皇。起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不听，用兵威胁他，害怕而听从了。鬻拳说：“我用兵威胁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自断双脚。楚国人让他做大门守门人，称为太伯，让他的后代掌管。君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君了，进谏而让自己受刑，受刑后仍不忘引导君主向善”】

夏天四月

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妇女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羊传》媵是什么？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送媵女，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侄女是什么？哥哥的女儿。妹妹是什么？弟弟。诸侯一次聘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娶。媵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有事后的行为。记载大夫没有事后行为，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聘礼中，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境外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事，就可以专断。《谷梁传》媵是浅近的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避开要挟的盟约。怎么看出是避开要挟的盟约？媵礼是轻的，盟国是重的。用轻的事去从事重的事，没有道理。说“陈人的妇女略之”，不说“数逾恶之”。程子说：鄄地的大家族，嫁女给陈国人，公子结用他的庶女送媵，于是与齐、宋结盟，带着她们前往，结交大国，用来安定国家休养生息。却因私事的小节，招致大国的愤怒，所以深罪他。记载他为了送媵而前往结盟，是事后行为】

媵是浅近的事【啖氏说：媵是卑贱者的事，常事不记载，为事后行为起本】陈人是微弱的，公子前往，是用重要的身份临于轻的礼仪。齐侯是霸主，宋公是王者的后代，结盟是国家的重事，大夫擅自参与，是用轻的身份当于重的礼仪【薛氏说：正卿送媵，是礼仪的过度，结盟不是他的事。蒙氏说：送媵是常事，而结盟是国家的重事，何况是结盟霸主，可以因为事后行为前往吗】

译礼，是不失去自我，也不失去他人；失去自我与他人，是招致寇患的原因。因此，记载公子结与陈人媵妇之事而说“媵陈人之妇”，是讥讽他因看重私事而失去自我。齐、宋两国记载爵位而用“遂”字，是讥讽他因轻率而失去他人。【赵氏说：大夫单独结盟，公侯这样做是不合礼的】“遂”字，是专断行事的意思。【何氏说：“遂”就是“造”，是专断行事的意思。孔氏说：“遂”，是擅自成事的意思】聘问之礼，大夫接受使命但不接受专断应对的言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专断行事是可以的。【杜氏说：公子结是鲁国的大夫，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专断行事是可以的。公子结在鄄地，听说齐、宋有会盟，权衡事变的适宜，抛开自己的本职，于是与两位君主结盟，所以详细记载。这本不是鲁公的意思，又失去了与陈国媵妇的友好关系，所以冬天各国分别来讨伐】意思是本来有此命令，可以酌情处理，只是不接受专断应对的言辞罢了。【丘氏说：既然说了接受使命，就不能专断使命了，只说“不受辞”，不过是权衡事宜，专断应对的言辞而已】如果违背命令行私，即使有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功劳，出使的人应当以假托君命请求治罪，有关部门应当以擅自动用君命论处刑罚。为什么呢？终究不能用一时的利益扰乱万世的法度，这是《春秋》的宗旨。【孙氏说：公子结假托君命专断结盟，所以说“遂”以表示厌恶。蜀杜氏说：诸侯专断互相结盟，尚且说不可，何况是大夫不奉君命而专断呢，所以明确记载以示讥讽。吕氏说：如果公子结结盟后齐、宋不来讨伐，尚且应当以擅命的罪过加给他，何况是无益而有害呢？○刘氏说：《公羊传》认为“陈人”是陈侯，这是错误的。说公子结带着妾媵归附陈侯的妇人，那么文理不通，又没有理由贬损陈侯，让他按人称称呼，不符合正名的义理。《谷梁传》避开要盟，也是错误的。鲁国如果真的想依附大国，怎么敢以媵妇的名义派遣使者而招致霸主的怨恨呢？使者带着媵妇的使命而于是与大国结盟，这才是要盟。什么叫避开要盟呢？汪氏说：前汉冯奉世假托君命发兵，击破莎车，商议封赏冯奉世。萧望之说：假托君命发兵，虽然有功勋，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陈汤假托君命发兵，与甘延寿袭斩郅支单于，军队回来论功。匡衡等人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兴师假托君命，侥幸不被诛杀，不应当再加封爵位土地。先儒认为冯奉世、甘延寿、陈汤假托君命以成功，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可封赏的，是《春秋》讥讽“遂”事的法则。现在考察朱子独自说：凡是这类事情都以假托君命记载，难道不是取法《春秋》讥讽公子结的遗意吗？然而考察《左传》注、《公羊》《谷梁》的解释，认为公子结的媵妇与结盟都出自君命。《左传》注疏则认为鲁国派公子结去送媵妇而结盟，不是鲁公的意思。临江张氏、临川吴氏又认为结盟出自君命，而送媵妇是公子结的私事。根据文定《左传》注，则两件事都不是君命。我考察经文不记载“如陈送媵”，而记载“媵陈人之妇”，则不是奉君命而送陈国微贱的媵妇了。微贱的事情不见于经书记载，是讥讽他因事在齐、宋结盟罢了。如果齐、宋的结盟出自公命，应当像公孙兹到牟地，因聘问而娶妻，经文只记载聘问而不记载娶妻，这里也只记载结盟而不记载送媵妇了。庐陵李氏说：鲁国大夫记载“遂”字开始于此，僖公三十年公子遂“遂”到晋国，襄公十三年季孙宿“遂”入郓。大夫专断国政，有逐渐发展的趋势，结盟聘问而专断还可以，军事行动而专断就严重了。然而胡氏解释“遂”字，又有专断行事、两件事、生事的不同，总之都不应当“遂”。《公羊传》认为好，《谷梁传》认为鲁国确实派他去的，这不是经文的旨意】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杜氏说：“不是回父母之国而去往他国，记载此事是为了揭露其奸邪。”张氏说：“作为国君的母亲，若非回父母之国却出入放纵恣意，这种行为比《诗经》所讽刺的‘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还要严重。”庄公既然没有再加以防范约束的意思，而主持国家政事的人又无人，由此可知，怎能不形成淫乱的风气而导致篡位弑君的祸患呢？临川吴氏说：“夫人自从齐襄公被杀后八年没有外出，到了十五年又一次前往齐国，大概是假托国事来欺骗她昏庸懦弱的儿子。庄公不能制约，所以如今前往莒国。父母去世，不得归宁，即使是兄弟之国尚且不可前往，何况前往他国呢？”附录《左传》记载：当初，王姚受庄王宠幸，生了子颓。子颓受宠，蒍国担任他的老师。等到惠王即位，夺取蒍国的园圃作为自己的苑囿，边伯的宫室靠近王宫，王也夺取了。王夺取了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并收回了膳夫的俸禄。因此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依靠苏氏。○秋天，五大夫拥戴子颓攻打周王，未能攻克，出逃到温地。苏子拥戴子颓逃奔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冬天，立子颓为王。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的西边边境。

【这是被攻打的开始。《谷梁传》说：“说‘鄙’，是表示疏远。”为什么疏远？“是因为不把灾难临近我国放在心上。”程子说：“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因此前来攻打。”何氏说：“鄙，是边陲的意思。”】

进献辞令说：“攻打我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公子结刚与两国结盟，那么他们前来攻打我国，是为什么呢？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这就是所谓失去自我和他人从而招致寇患【临川吴氏说：鲁国的臣子送自己的女儿去做陪嫁，却随即与霸主大国结盟，这是不恭敬。因此齐国以其罪过攻打它。陈国也因为结盟时轻慢霸主，所以与齐、宋一同兴师问罪。公子结不懂礼，既做使者又做国君，两方都失去了欢好。礼不可不谨慎，就是如此】有人认为公子结能为鲁国设立免除灾难的防备，为齐、宋谋划讲和的计划，身在境外却权衡国家大事，因此《春秋》赞许他，所以称他为公子，这是错误的【啖氏说：公子结必定不是受命的大夫，嘉许他能与齐、宋结盟以安定社稷，所以特别记载为公子。刘氏说：天子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互相攻打，而有观察亲好、友爱贤善、善待邻国的道义，这就是公子结能为鲁国设立免除灾难的策略，为齐、宋谋划讲和的计划，都符合道义，功劳很大，而且他本来身在境外，与在君主身边专断命令的人不同。指出这一点，就是《春秋》赞许公子结。蒙氏说：这一年周朝有子颓之乱，卫国军队、燕国军队举兵攻打周，立子颓为王，天子流亡在外，桓公不能讨伐，却率领三国攻打鲁国，这是《春秋》所责备的。汪氏说：有人认为齐国讨伐郑詹进献陪嫁女子的事，郑詹来鲁国已经三年，如果为了郑詹的事讨伐，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兴兵了。○庐陵李氏说：经文中记载齐国攻打我国共十四次，始于这次。莒国攻打我国三次，邾国攻打我国三次，吴国攻打我国一次，都记载为‘鄙’。《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只有哀公时期吴国攻打我国，齐国攻打我国，不记载‘鄙’，胡氏各有说法。又说：齐国攻打鲁国，虽然是因为公子结的不恭敬，但鲁国自从接受郑詹而违背盟约幽禁的信义，已经得罪了齐国。齐、宋攻打鲁国的谋划，恐怕《公羊传》也能得知，只是公子结又加重了齐国的愤怒罢了】

【丁惠王未服完三年丧】二十年【齐桓公十二年，晋献公三年，卫惠公二十六年，蔡穆侯元年，郑厉公二十七年，曹庄公二十八年，陈宣公十九年，杞共公七年，宋桓公八年，秦宣公二年，楚堵敖熊艰元年】

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十五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到这时，再次前往莒国【范氏说：夫人连年前往莒国，有过错而不改正，无礼尤其严重】而《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礼义是天下的重大防界。它禁止混乱产生的地方，就像堤防阻止水流涌来一样【《礼记·经解》疏：礼禁止混乱产生的地方，在混乱产生之处就预先禁止，如同深宫固门、阍人守卫等，诸侯夫人父母去世不得归宁之类。坊，指堤防，又作‘防’，古字通用】卫国女子嫁到诸侯家，父母去世想归宁却不得，所以作了《泉水》诗。许穆夫人哀悼卫国灭亡，想归唁她的兄长却受阻于道义，所以作了《载驰》诗。圣人将这些收录在《国风》中，以训诫后世【朱子说：卫国有妇人的诗，从共姜到宋襄公的母亲共六人，都止于礼义而不敢逾越。卫国政教淫僻，风俗败坏，然而女子却有知礼畏义如此者，这是因为先王的教化还有留存的原因】让她们知道男女之别，从而远离禽兽。如今夫人前往齐国，如果是为了归宁父母，而父母已经去世；如果是为了归宁兄弟，又于道义不得【杜氏说：夫人父母在世则礼制有归宁，去世则派卿去归宁】宗国尚且如此，何况前往莒国呢？妇人是从属于人的，丈夫死后服从儿子，而庄公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禁止混乱产生的地方。所以起初在禚地会盟，接着在祝丘宴享，又接着前往齐军，又接着在防地、谷地会盟，又接着前往齐国，又再次前往莒国。这是

译堤防因为被认为没有用处而被废弃【《礼记·经解》说：认为旧有的堤防没有用处而毁坏它的人，必定会遭遇水灾；认为旧有的礼制没有用处而废除它的人，必定会招致祸乱】，因此导致了这种极端的局面，观察《春秋》所记载的法则，就能明白防范约束的道理了【临川吴氏说：这一年记载夫人前往他国行淫乱之事，而鲁庄公却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从前还可以借口说年纪尚小，如今已经成年了，却如此不孝，真是过分了。张氏说：《春秋》详细记载，大概与《诗经》中的变风相呼应。当时完全背离了《关雎》《麟趾》的教化，中原地区的风俗因此大乱。一国的大事，系于一人的根本，这大概是圣人详细记载文姜行为的用意吧？高氏说：《春秋》记载她的淫乱之事多得不胜枚举，所以在她临终前又三次提及，旨在说明她由恶始而终，作为万世妇人的警戒。汪氏说：文姜在鲁桓公三年从齐国回来，到此时大概已经六十岁了，淫荡的行为年老反而更加严重，每年都要去莒国，史官详细记载不予删削，虽然是国家的丑事，也不容许隐瞒。唐武则天年近八十，还多选美少年担任奉宸内供奉，丑恶无耻，不可胜数。朱熹的《通鉴纲目》在武则天临终之际，屡次记载周朝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周朝赐予张昌宗邺国公的爵位，这也是秉承《春秋》记载姜氏前往莒国的遗旨吧】

译附录【《左传》记载：春季，郑伯与王室和解，未能拘捕燕仲父。夏季，郑伯于是护送周王回国。周王居住在栎地。秋季，周王与郑伯进入邬地，随即进入成周，取走宝器后返回。冬季，王子颓宴请五大夫，音乐舞蹈遍及众人。郑伯听说后，对虢叔说：‘我听说，哀乐不合时宜，灾祸必定降临。如今王子颓歌舞不知疲倦，这是乐于祸乱。主管刑狱的官员执行杀戮，国君尚且因此停止举乐，何况敢乐于祸乱呢？篡夺王位，还有比这更大的祸乱吗？面临祸乱却忘记忧虑，忧虑必定会波及自身。何不拥立周王呢？’虢公说：‘这也是我的愿望。’】

夏季，齐国发生大灾

【《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意思？是大饥荒。大饥荒，是什么意思？是蝗灾。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波及到了我国。”《谷梁传》说：“其用意在于强调灾情严重。”杜预说：“齐人来报告，所以记载。天火称为灾。”张氏说：“齐人来报告，鲁国前往吊唁。”○啖氏说：“《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意思？是大饥荒。’如果把大灾解释为大饥荒，那么新宫灾也是新宫饥荒吗？灾，是天火。称大，是因为灾情严重。”】

秋季七月

冬季，齐国人讨伐戎人【《公羊传》作“我”】

【张氏说：齐桓公于是发动驱逐戎狄的战争，戎人在徐州地区，离齐、鲁最近，所以先治理他们。家氏说：周朝有王子颓的动乱，齐桓公作为盟主，却像没听说一样。郑伯、虢公在弭地约定，用军队讨伐动乱，杀了王子颓，周王进入王城，齐国不能参与。去年讨伐鲁国，今年讨伐戎人，大抵是追逐私利，对王室有什么作为呢？○汪氏说：《谷梁传》作“伐我”大概是错误的。经书记载外国讨伐“我”共十九次，都记载为“西鄙”，只有哀公八年吴兵到达城下，十一年齐师讨伐我，在郊外作战，两次记载“伐我”。这里说“齐人”，说明将领地位低、兵力少，怎么能深入呢？应当跟随《左传》作“伐戎”。】

【戊惠王申四年】二十一年【齐桓公十三年，晋献公四年，卫惠公二十七年，蔡穆侯二年，郑厉公二十八年去世，曹庄公二十九年，陈宣公二十年，杞共公八年，宋桓公九年，秦宣公三年，楚堵敖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左传》记载：二十一年春季，在弭地约定。夏季，共同讨伐王城。郑伯护送周王，从圉门进入，虢叔从北门进入，杀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伯在阙西宴请周王，礼乐完备。周王把武公的疆域，从虎牢以东赐给他。原伯说：“郑伯效仿恶行，恐怕也将有灾祸。”五月，郑厉公去世。】

杜预称庄公四年郑伯在垂地相会的是子仪【汪氏说：十四年杜氏注郑子庄公四年称伯会诸侯】而认为是厉公呢？考察《春秋》，突回到郑国之后，他出奔蔡国、进入栎地，都以名字书写，仍系于爵位，虽然篡位但实际是国君，虽然是国君但实际是篡位，不掩盖事实。忽虽然是世子，他出奔尚且不能称子，他复归尚且不能称伯，因为他实际上不能为君。何况子仪虽然趁机得以立为君，他的君位微弱，岂敢轻易离开国都而在外与诸侯相会呢？所以知道在垂地相会的是厉公。他始终书爵位，不掩盖事实，也可以作为居正位而不能保全者的警戒了【高氏说：高渠弥杀昭公立子亹，齐人杀子亹，祭仲立子仪，《春秋》都隐去不写，因为突是郑伯的缘故。永嘉吕氏说：进入栎地书郑伯，去世书郑伯，始终书爵位，表明他能君，所以著录其实。张氏说：突是庄公的庶子，庄公死后，夺取忽的位置，中间虽然被祭仲驱逐，进入栎地，最终夺取郑国，所以不再著录忽、亹、仪在位，因为他们不能为君。评论者认为突始终能为君，篡位窃国之人，《春秋》始终视其为君，并且记录他死在位上，所以著录小人肆意妄为，乱贼得以善终，王法不行，而世道由此混乱的原因。】

秋季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谷梁传》说：“妇人不用目字。”范氏说：“妇人没有外事，居住有固定场所，所以不记载地点。”张氏说：“文姜的行为恶劣，但去世时以国君母亲的宠荣终身，使用小君的礼仪，这是鲁国祸患未止的原因，必定到庄公终了，两位国君被杀，哀姜、庆父被诛，然后鲁国的动乱才开始平息。”】附录【《左传》记载：“周王巡视虢国的封地，虢公为周王在玤地建造宫室，周王把酒泉赐给他。郑伯宴请周王时，周王把后母的鞶带和镜子赐给他，虢公请求赏赐，周王把王子之的爵位赐给他。郑伯因此开始厌恶周王。冬季，周王从虢国返回。”】

冬季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杜预说：八月才安葬，迟缓。王氏说：根据《左传》，郑伯有拥立惠王的功勋在王室，然而不免谥号为厉，他起初因贿赂而篡位，中间因暴虐而出奔，周朝虽然衰微，公议尚存，臣子私谥不敢妄加美名，古意尚可考察。】

【己惠王酉五年】二十二年【齐桓公十四年，晋献公五年，卫惠公二十八年，蔡穆侯三年，郑文公捷元年，曹庄公三十年，陈宣公二十一年，杞惠公元年，宋桓公十年，秦宣公四年，楚堵敖三年】

春季，周王正月，肆大〇【

译〇，音景反，公作省】

【公羊传】肆是什么？是放免。大省是什么？是灾省。肆大省，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呢？讥刺开始忌讳灾省。【谷梁传】肆，是失。〇，是灾。灾，是纪。失赦，是因为忌讳天子之葬。程子曰：大〇而肆之，其过失可知。凡是赦免，何曾惠及善人？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就是审察此理】肆〇者，是荡涤瑕垢的称呼【杜氏曰】赦，是有罪。放赦罪人，荡涤众故，以新其心，有时而用之，非制所常，故书】《舜典》曰：〇灾肆赦【蔡氏曰】〇，谓过误；灾，谓不幸；肆，纵也。若人如此而入于刑，则不待流宥金赎，而直赦之】《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程氏曰】赦，释之；宥，寛之。过失则赦之也；罪，罚而赦之，非义也，故寛之而已】《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蔡氏曰】刑疑有赦，则质于罚而听其赎；罚疑有赦，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音妄，郑氏曰】不识，谓愚民无所识，则宥之；识审也，不审，若今仇讐当报，甲见乙诫以为甲而杀之者，过失；若举刃欲斫伐而轶中人者，今律过失杀人不坐死；遗忘，若间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防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敇江反】愚【郑氏曰】惷，愚，生而痴騃，童昏者；防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满八嵗，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未闻肆大〇也。大〇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茅堂胡氏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〇皆肆，春秋讥之。孙氏曰：肆大〇，非正也，乱法异常者也。临川呉氏曰：〇固可赦，而不言大，圣人虽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剂量于其间，不一槩也。书“肆大〇”，则罪之大而不当赦者亦赦之，讥其惠奸佚罪也】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葢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徳，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汪氏曰：通鉴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徳，不以小恵。亮卒后，延熙九年，大赦。孟光〇费祎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蜀人久而歌思，犹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赞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逺譬也】斯得春秋之防矣。肆〇而曰大〇，讥失刑也【陈氏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尧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废者。后世两失之，偏惨刻者不复察其情，举故失而尽刑诛之。及姑息之过，如庄公者，反取大罪极恶而列之〇灾，以从肆赦之例。怙终得志，良善瘖痖。书曰：肆大〇，以其务小惠而失大徳也。○啖氏曰：肆者，放也。〇者，过也。如今之赦尔。公羊云：忌〇有何义乎？赵氏曰：谷梁云：为嫌天子不许之葬。按当时天子微弱，鲁岂畏之乎？若实有畏王之心，则自赦以除母罪，岂为得礼？且鲁庄未尝有怨齐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尔】

译癸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

《公羊传》说：“文姜是谁？是庄公的母亲。”《谷梁传》说：“小君，并不是国君。称她为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她作为国君的配偶，可以称为小君。”何休说：“文，是谥号。夫人是用姓氏配合谥号。”

文姜的行为恶劣到了极点，却使用小君的礼仪，难道没有讥讽吗？因为记载夫人逃往齐国，不称姜氏；等到记载哀姜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考察这些记载，是有讥讽的，小君的典礼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对待，然后才能端正。文姜已经回国，成为国君的母亲，臣子尽到送终的礼仪，即使想要贬低她，也不可能了。

陆氏说：母亲有罪，儿子不能贬低她，安葬是生者的事情。臣子的礼仪，怎么可以亏缺呢？妇人应当跟随丈夫的谥号，后代讹误混乱没有区别，有谥号是不正确的。夫人称小君，是说地位比国君稍小罢了。高氏说：妇人没有爵位，有什么谥号呢？先王的制度，只是取夫人的谥号，加在姓氏之上，以表明所属。《诗经》所说的庄姜、宣姜、共姜，经文中所说的宋共姬就是这样。哪有不依附她的丈夫而另外自己立谥号的呢？夫人姜氏是弑君叛逆淫乱的人，得罪了宗庙，是国家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现在她死了，虽然因为母亲的缘故，不忍心抛弃断绝关系，那么安葬她就足够了。又另外为她立谥号叫“文”，而不依附于桓公。从此鲁国跟着效仿，凡是夫人去世，都为她另外立谥号。后世因循不改，大大失去了《春秋》的宗旨。沙随程氏说：妇人的谥号跟随丈夫，文姜另外立谥号，是因为她得罪了先公。后来有的妾母僭称夫人，有的虽然是正嫡也不能跟随丈夫的谥号，这是礼制的混乱。临川吴氏说：夫人的尊贵与国君相同，所以死和安葬都像国君的礼仪。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这是记载专擅杀人的开始。《左传》说：春天，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和颛孙逃往齐国。颛孙从齐国来投奔鲁国。齐侯让敬仲做卿，敬仲推辞说：“流亡在外的臣子，侥幸得到宽恕，赶上宽大的政令，赦免我不熟悉教导，而免于罪过，减轻我的负担，是君主的恩惠。得到的已经很多了，怎么敢玷污高位而招致官场的诽谤？请让我以死谢罪。”《诗经》说：“高高在上的车乘，用弓招引我。难道不想去吗，害怕我的朋友。”让他做工正，给桓公敬酒助兴。桓公说：“用灯火继续。”敬仲推辞说：“臣下占卜了白天，没有占卜夜晚，不敢。”君子说：“酒用来完成礼仪，不延续到淫乱，是义。用君主完成礼仪，不纳入淫乱，是仁。”起初，懿氏占卜给敬仲娶妻，他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叫凤凰飞翔，和鸣锵锵。有妫的后代，将在姜姓中繁衍。五代后昌盛，并入正卿。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陈厉公，是蔡国女子所生，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生了敬仲，他年轻时，周史有带着《周易》去见陈侯的。陈侯让他占卜，得到观卦变为否卦，说：“这叫观察国家的光彩，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这大概是代替陈国拥有国家吧？不在这里，那就在异国。不在他身上，那就在他的子孙。光彩遥远而自有其他照耀。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在土上出于天。有山的材料而用天光照耀，于是在土上居住，所以说观察国家的光彩，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庭院里的实物陈列上百，用玉帛供奉，天地的美好都具备了，所以说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还有观察的意思，所以说那在后世吗？风行而附着于土，所以说那在异国吗？如果在异国，一定是姜姓。姜，是大岳的后代。山岳配天，事物不能两大。陈国衰败，这大概会昌盛吧？”等到陈国刚灭亡时，陈桓子开始在齐国显贵。后来逃亡出去，成子掌握政权。《谷梁传》说公子而不说大夫，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称他为公子，是什么意思呢？公子的地位比大夫重要，用来执行对公子的处置。”范氏说：“御寇，是宣公的儿子。”

公子的地位比大夫重要，【刘氏说：认为他是大夫就不是大夫，认为他是世子就不是世子，然而记载者知道他是君主的嫡子，君主的嫡子虽然没有成为世子，不能称为世子，但已经有可以作为世子的苗头了，所以不能不重视】被杀，有时称君，有时称国，有时称人，为什么呢？称君的，是单独出于国君的意思，而大夫、国人没有参与，像鲁侯杀他的世子申生之类就是这样。称国的，国君、大夫参与其事而没有向天子请示，像郑国杀他的大夫申侯之类就是这样。【汪氏说：称公子的有一个，莒意恢；称大夫、称名氏的有三十四，郑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晋防，郑父阳处父，先国，赵同，赵括，郤锜，郤犨，郤至，胥童，齐国佐，高厚，宋山，卫元咺，公子瑕，孔达，蔡公子燮，公子驷，公孙姓，公孙霍，陈泄冶，庆虎，庆寅，楚得臣，宜申，公子侧，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称名的，宋曹各一个】称人的有两种含义，其一，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杀人，而不出于国君，就称人，像陈国人杀他们的公子御寇之类就是这样。【汪氏说：称公子的有一个，

译陈国讨伐御寇；称大夫、称名氏的有四位，分别是晋国的先都、士谷，箕郑父，陈国的公子过，宋国的大夫不称名，只记载了一例，不称名而称官职的有一例】第一种情况，弑君之贼，人人都有权讨伐，背叛君主的臣子，是全国人共同憎恶的，就称“人”，比如卫国人杀州吁，郑国人杀良霄之类就是如此【陈氏说：如果杀的是有罪之人，就称“人”，称“人”是表示讨伐的措辞，如果不是杀有罪之人，却也称“人”，只是说众人杀了他罢了。汪氏说：杀弑君之贼却不以他的罪行定罪，也就称国名，因为杀了他却没有免除他的官职，比如晋国的里克，卫国的甯喜就是这样】考察传文中所记载的，来观察经文中所裁断的，那么罪行的轻重就显现出来了【孙氏说：春秋的道义，不是天子不能专擅杀人，因此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天王杀大夫的文书，诸侯杀大夫的有四十七次。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诸侯不能专擅任命，大夫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能专擅杀害，大夫尚且不能专擅杀害，何况是世子、母弟呢。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卿大夫士都由诸侯专擅任命，有罪无罪都由诸侯专擅杀害，无视王命的情况太严重了。陈国人杀他们的公子御寇，是讥讽专擅杀人。称君，称国，称人，虽然有轻重之分，但专擅杀人的罪行是一样的。永嘉吕氏说：杀人的记载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大夫，有时称大夫公子。称公子的，是公子而非大夫；称大夫的，是大夫而非公子；称大夫公子的，是公子且担任大夫。还有以官职来举称的，是因为官职重要而特别记载。观察圣人所书写的，褒贬之意就蕴含其中了。张氏说：不称世子，是因为没有向天子受命。没有受命就称公子，是重视王命。御寇是君主的嫡嗣，是一国的储君，而众人得以杀他，那么他自身的处境必定有失道之处。所以刘氏讥讽御寇作为人子，足以导致自身被杀，而春秋略去了杀他的人的罪行。刘氏说：左氏传称杀太子，杜预说：陈国人厌恶杀太子的名声，所以以国法讨伐公子，报告时不称太子，这是不对的。如果杀了太子却以公子的名义报告，那么孔子怎么会不改而正之呢】

译夏季五月。

【孙氏说：《春秋》没有以五月作为季节开头的，这大概是因为下文有脱漏的事件。临川吴氏说：记载季节的第一个月，而四误写成了五。家氏说：何休说讥讽庄公娶仇人的女儿，不能奉承祖先四季的祭祀，就像五月不适合作为季节开头一样，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

秋季七月丙申日，鲁国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傒音奚】

【《公羊传》说：“齐国高傒，是谁？是贵大夫。为什么就我国微贱的人结盟？是因为国君。国君为什么不直接说国君？是忌讳与大夫结盟。”《谷梁传》说：不说国君，是因为高傒地位抗衡。程颐说：“高傒是上卿，鲁国没有派微贱的人与他结盟的道理，大概是忌讳国君结盟，开始与仇人结亲，这是极大的罪恶。”庐陵李氏说：“查考《谷梁传注》说：‘微贱的人结盟不记载日期，所以与宋国盟于宿，与苏子盟于女栗不记载日期，是微贱的人结盟。’与高傒、处父、苟庚、良夫、郤犨、孙林父、向戌结盟都记载了日期，实际上是国君结盟而忌讳它。这个说法是对的。国君出国都结盟，只有高傒、向戌，大概是国君不敢坐着结盟，这正与晋悼公出长樗与国君结盟相似，然而晋悼公与国君地位对等，那么出来与国君结盟可以成为嫌疑，鲁国国君屈尊顺从大夫，卑弱到了极点。】

冬季，鲁庄公前往齐国纳币。

【《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亲自纳币，不合礼制。”《谷梁传》说：纳币，是大夫的事。礼制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征，有告期，这四者具备然后娶妻，是合乎礼制的。国君亲自纳币，不合礼制，所以讥讽他。”程颐说：“齐国怀疑婚议，所以国君亲自前往纳币，两年后才迎娶，齐国难以答应。”杜预说：“父母安葬未满两年就图谋婚事，两传没有指出讥讽之处，《左传》又没有传文，失礼是明显的。”范氏说：“丧事与婚事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了。微贱的人姓名不登载于史册。高傒，是齐国的贵大夫。为什么就我国的微贱的人结盟？大概是国君，其不说国君，是忌讳与高傒结盟。【赵氏说：“凡是结盟不记载日期，都指国君。明确记载高傒，显示他抗衡的罪过。”高氏说：“高傒不除去族氏，不同于晋国的处父。”家氏说：“与处父结盟，那时国君身在晋国，晋君不与国君结盟，派他的臣子与国君结盟，所以《春秋》深责晋人的无礼，除去处父的族氏以示贬斥，这里齐鲁双方都有责任。大概忌讳之中有权衡尺度存在。”汪氏说：“防地结盟出于国君的意思，所以高傒不除去氏。】来商议结亲，娶仇人的女儿，是大恶。【张氏说：“敌对的大夫以自卑，轻视君体以自弱，离开国都而急切于小信，与向戌在刘地结盟一样，而这里又用婚姻来结盟，不顾祢庙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商议娶齐女，比较事情来看，这是罪恶最大的。”家氏说：“有人说鲁国与齐国已经防地结盟，《春秋》没有责备，通婚不也可以吗？主持夏盟的是齐桓公，请求婚事而纳币的是齐襄公的女儿，与仇人的身体结盟，还说为了他的霸业，诸侯都在，不得不参与结盟，娶妻难道没有其他族氏必须娶仇人的女儿吗？怎么能奉祭品进入先君的宗庙呢。】娶妻的人，难道是吉下的主人吗？自己上面的主人吗？宗庙，认为有人的心的人，应该在这里改变。国君亲自前往齐国纳币，那么不需要贬斥。【临川吴氏说：“庄公受制于母亲，年长而不能娶，母亲死后，急于娶妻，所以在丧制中屈己与齐大夫结盟而求亲。齐国的许诺不坚定，而国君亲自前往齐国纳币，纳币不是国君应当亲自做的。”吕氏说：“庄公失礼有三：娶仇人的女儿一，丧事未完毕二，亲自前往纳币三。”啖氏说：“纳币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蜀杜氏说：“《春秋》内适外说‘如’，如果记载其事。”大概是非常的。行动涉及非礼，明确记载以示贬斥。赵氏说：“婚礼有六：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纳征就是纳币，五、请期，六、亲迎，亲迎就是逆女。《春秋》只记载其中两个，因为纳币方才契约成立，逆女是事情终结，举重的意义。”庐陵李氏说：“记载纳币有三文：二年公子遂讥讽丧娶，成八年宋公孙寿婚事，礼制不应当让公孙也。大概婚事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

【庚惠王戌六年】二十三年【齐桓公十五年，晋献公六年，卫惠公二十九年，蔡穆公四年，郑文公二年，曹庄公二十一年去世，陈宣公二十二年，杞惠公二年，宋桓公十一年，秦宣公五年，楚成王頵元年】

春季，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桓公的盟约不记载日期，防地不致祭，是信任他。比较桓公的国家，为什么导致危险？什么危险？国君一个陈佗一样。张氏说：记载至，是告于宗庙。《春秋》记载至，大概是源于记载巡狩而归，到达艺祖，用特祭的意思。圣人以举动的公正，往返的节制，质之于幽明而无愧。现在庄公忘记父亲的仇人而娶他的女儿，冒着母亲的丧事而前往纳币，以此告庙，他的心将如何呢？这与日后记载至，不可同日而语。比较事情连缀文辞，显示人的意思，明显了。汪氏】

译说：庄公出行二十三次，史书只记载了五次“至”。庄公亲自前往纳币，既忘记了齐桓公世代仇敌的身份，又废除了文姜的丧礼，从此以后，观社、迎娶新娘等事都到了齐国。圣人的用意，难道不是深刻显著、明白无误吗？庐陵李氏说：在齐桓公的史篇中，庄公与他会盟，遇到讨伐或救援共九次，都不记载“至”。唯独三次“如齐”记载了“至”，这三件事都是因为娶仇敌之女而去的。僖公与齐桓公会盟七次，不记载“至”，两次“如齐”也不记载“至”。唯独伐楚、伐郑、在淮水牡丘会盟记载了“至”，伐楚、伐郑是褒扬其功绩，牡丘会盟是记载其衰败。在防地会盟时，《公羊传》与《谷梁传》的观点方才相通。○汪氏说：解说《公羊传》的人，认为庄公到齐国是为了淫乱，这未必确实。庄公向齐国议婚，一再再三，在防地会盟、遇地会盟、谷地会盟、扈地会盟，屡次举行友好的会盟，纳币、观社、迎娶新娘，屡次造访齐国。庄公追求得如此急切，齐桓公答应得如此迟缓，又怎会容许他在其国内放纵淫乱而不以为耻呢？

译祭叔前来聘问。

《谷梁传》说：这里不写“派遣”，是为什么呢？因为祭叔是天子的内臣，不认为他进行外交是正当的，所以不承认他是被派遣的。

谷梁子说：这里不写“派遣”，是因为祭叔是天子的内臣，不认为他私下交往是正当的，所以不承认他是被派遣的。杜氏说：谷梁认为祭叔是祭公前来鲁国聘问，天子的内臣不得进行外交，所以不写“派遣”，不承认他有资格被派遣去聘问。范氏说：祭叔是天子宫城内的诸侯，南季、渠伯纠、家父宰、周公前来聘问，都称“派遣”，唯独这里剥夺了“派遣”的说法。那些称“派遣”的，是奉天子的命令，这些人没有私自前来的意思。现在祭叔不专心于天子，却想进行外交，没有天子的命令前来，所以去掉“派遣”来表明这一点。啖氏说：私自行动却假借聘问的名义，所以不写天子派遣，以此来讥讽他。陆氏说：不写“派遣”，推究他前来的意图，并非天子的命令罢了。祭伯前来朝见却不写“朝见”，祭叔前来聘问却不写“派遣”，尹氏、王子虎、刘卷前来报丧却不记载他们的爵位和官职，这都是用来端正人臣的道义。君主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容纳结党营私的臣子；臣子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做私下交结的打算，那么党锢之祸就会平息了。陈氏说：聘问不称“派遣”，是私下交好。自从桓公中期以来，王室没有派人来鲁国聘问，天子的命令不行于天下，庄公、僖公的崩逝和安葬，大概没有记载在经书上了。所以春秋初期，屡次记载“王人”，于是祭叔私下交好，君子大概对此有所感触，而不仅仅是讥讽罢了。汪氏说：祭，是采邑；叔，是天子的字。如果不奉天子命令前来，就应当按照祭伯前来的例子书写；如果奉天子命令前来，就应当按照“天王派遣凡伯前来聘问”的例子书写。现在只说“前来聘问”，表明他假借天子命令而私下交好。临川吴氏说：祭，是王畿内的国君臣子，不应当与诸侯进行外交，而祭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祭伯前来，祭公前来，祭叔前来聘问，总共三次与鲁国交往了。王臣私下交往是不合礼的，无论是朝见还是聘问，罪过是一样的。永嘉吕氏说：王臣来鲁国聘问的有八次，列国来鲁国聘问的有三十一人次，其他都写“派遣”，唯独这里不写“派遣”。有人说祭叔是私自前来，而自己按照聘问的礼仪行事。但是祭伯并没有私自前来，写“前来”就不应当写“聘问”，聘问不是私自前来的。有人说祭叔派人前来聘问，不称“派遣”，是不承认祭叔的派遣，这也不对。这与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毛伯前来请求金钱的例子是一样的。大概武氏、毛伯前来并非天子命令，所以都不写“派遣”，祭叔没有天子命令前来聘问，所以也不写“派遣”。汪氏说：春秋记载派人前来聘问，没有只称其君主而不著其臣子的。荆楚没有君臣的称谓，但说“荆人前来聘问”，也是指荆国的微贱之人罢了。何曾说过“荆子前来聘问”呢？有人说祭叔是蔡公的臣子，或者认为是祭公的弟弟，如果是臣子或弟弟而不写“派遣”，那就是掩盖鲁隐公私下交结的痕迹了。有人说祭叔请求天子命令前来聘问，如果向天子请求命令，那么天子就会下达命令。旧史必定会记载为“天王派遣祭叔前来聘问”，圣人怎么知道他擅自专命而删去，不称“派遣”呢？

夏天，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

《左传》说：不合礼制。曹刿劝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顿民众的。所以会用来训示上下的准则，铭记财用的节制，朝用来端正爵位的意义，率领长幼的次序，征伐用来讨伐那些不这样做的。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狩，以此来大规模地习练。如果不是这些，君主就不应当行动。君主的行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有什么可看的？”《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讥讽。讥讽什么呢？诸侯越过国境观看社祭，不合礼制。”《谷梁传》说：常事叫“视”，非常事叫“观”。“观”，是无事之辞。以此作为替女儿做媒，无事不出国境。”程子说：昏议尚且可疑，所以庄公以观看社祭为名，再次前往请求商议。后一年才迎娶，大概齐国为难他。

庄公将要前往齐国观看社祭，曹刿劝谏说：“齐国抛弃太公的法度而在社祭时展示民众，君主为此举动而前往观看，这不是先王的旧业。天子祭祀上帝，诸侯会聚，接受天命；诸侯祭祀先公，卿大夫辅助，接受事务。没听说过诸侯之间互相会聚祭祀的。君主的行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有什么可看的。”何氏说：社，是土地的主神，祭祀是为了报答恩德。它生长万物，居住人民，恩德最深厚，功劳最伟大，所以感应春秋而祭祀它。天子用三牲，诸侯用羊和猪。说观看社祭与纳币意义相同。陈氏说：诸侯如果不是享礼和觐礼就不越过国境，前往齐国观看社祭，不合礼制。临川吴氏说：社，是诸侯祭祀其土地疆域的常事，没听说过邻国的君主前往观看的。前往齐国却说观看社祭，这是什么礼呢？查考襄公二十四年，齐国社祭时搜检军实，让客人观看，大概齐国习俗每次祭祀社神就搜检军队以夸示威众并聚集人观看，所以庄公得以借此为名前往齐国。家氏说：谷梁认为这种行为是替女儿做媒，“替女儿做媒”的意思是，装饰华丽的车马，穿着华美的服饰，迷惑妇人并蛊惑其心，要她顺从自己，这就是没有分别，所以记载下来以责备他。纳币不久就以观看社祭再次出访，这是教唆淫乱。刘氏说：观看社祭与观看捕鱼是一样的，观看社祭称“如”，观看捕鱼不称“如”，这是内外之辨。诸侯在其国境外可以说“如”，在其境内不可以说“如”。茅堂胡氏说：君主的行动全部记载，都是是非所在，治乱系于此。前往齐国纳币，就可见他结为婚姻仇敌；前往齐国观看社祭，就可见他不是为了王事民事而妄动轻举。

附录【左传·晋桓庄之

译同宗势力逼近，献公对此感到忧虑。士蒍说：“除掉富子，那么就可以谋划对付其他公子了。”献公说：“你去试着办理这件事。”士蒍与其他公子谋划，进谗言陷害富子，将他驱逐。

译庄公从齐国回来。

《谷梁传》说：“庄公前往齐国，时节是正当的。记载月份，是因为有缘故。前往齐国时记载月份，回来时也记载月份，是因为有所畏惧。”汪氏说：“宗庙和社稷，是诸侯共同拥有的。祭祀的礼仪有固定的法度，祭祀的日期有固定的时间。庄公废弃鲁国的社祭而去观看齐国的社祭，这样怎么能够守护国土、治理百姓呢？况且庄公的心意，是以观看社祭为名，而实际上是想窥探齐国的女子，这必然会导致淫乱和祸乱。所以局势危险，因此记载他回来。”

楚国派人来聘问。

【楚国与中原各国交往，是从这时开始的。】《公羊传》说：“楚国为什么称‘人’？是因为它开始能够进行聘问。”《谷梁传》说：“赞美它逐步进步，所以提升它的称呼。称它为‘人’是什么意思？是举出正道，不需要再等待。”楚国从庄公十年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十四年入侵蔡国，十六年讨伐郑国，当时都只称其州名，是因为厌恶它放肆暴虐、不恭敬，所以把它当作外邦看待。到了这时来聘问，于是称它为“人”，是因为嘉奖它仰慕道义、主动沟通，所以提升它的地位。【杜氏说：不记载“楚君派某人前来聘问”，君臣用同样的称呼，大概是因为楚国刚开始与中原交往，礼仪尚未完备。何氏说：“《春秋》以鲁国为主，因为楚国刚开始来聘问，表明蛮荒之地能够仰慕王化的教化，修习聘问之礼，接受正统历法的，应当提升它的地位，所以开始称它为‘人’。称‘人’应当连系国名，而连系‘荆’的原因，是因为允许楚国人不止一个。”孙氏说：“因为它仰慕中原，修习礼仪前来聘问，所以稍微提升它的地位。”】朝见和聘问，是中原诸侯之间的事，即使是蛮荒之地，如果能够修习中原诸侯的礼仪，就不计较它以前的放肆暴虐和不恭敬，而提升它的地位。【范氏说：“表明聘问的礼仪，不是蛮荒之地所能做到的，所以一举聘问就提升它的地位。”】这体现了圣人乐于与人向善的心。后世的君主如果能够以圣人的心为心，那就与天地相似了，凡是边远地区以外叛的，就惩罚它的不恭敬而用刑罚威慑它；来归顺的，就嘉奖它仰慕道义而用礼仪接待它，这样近处的人安定，远处的人归服了。【《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说：“外族侵犯边塞就打击他们，归服就释放他们。打击是为了显示威严，释放是为了显示诚信。命令释放吐蕃的俘虏，吐蕃非常高兴，派遣使者入贡。”】《春秋》严格区分内外，而楚国、吴国、徐国、越国这些地处偏僻简陋的中原边缘国家，【刘氏说：“吴、楚、徐、越的上世都有显著的德行和功绩，与周王室相通。徐国开始称王，楚国后来称王，吴国和越国于是也跟随称王。王不是诸侯应当称的，所以贬低它们的称呼。虽然列名时举出它们原本的封地，书写爵位时则黜退它们的僭越，推而广之可以远及，引而近之可以亲近。”】所以书法如此。【陈氏说：“聘问没有称‘人’的，称‘人’是什么意思？楚国没有大夫。聘问没有不称使者的，不称使者是什么意思？楚国没有君主。楚国没有君主和大夫却称‘人’，这是开始提升它的地位。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除了王室和姻亲邻国，没有来鲁国聘问的，而楚国先于中原各国向上国修习聘问，提升它的地位，也是担忧它。”张氏说：“楚国从四五年来，先对郑国、蔡国用兵，而聘问的使者来到鲁国，这是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汪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称‘人’是为了提升它的地位，有人认为是《春秋》彰显它逐渐强盛。现在考察楚国与中原交往，开始记载‘荆人’，接着记载‘楚屈完’，然后记载‘楚子派椒’、‘楚子派防罢’。大概开始聘问，就嘉奖它仰慕道义而称‘人’。既而来会盟，给予它服从道义的肯定，就进而称名和氏。等到它逐渐仰慕中原，渐渐讲求聘问和好，就称君称臣了。吴国刚开始出现时，也只举出称号。等到它来会合诸侯，就进而称‘人’。派季札聘问，就嘉奖它仰慕道义而称君称臣。虽然说提升它的地位，但吴、楚逐渐强盛的势头，已经显露在言辞和意旨之外了。然而楚国初次聘问，只说‘荆人’，而不记载君臣。虽然说提升它的地位，但实际是简略它。大概不能说‘荆来聘’，所以称为‘荆人’，特别比作举出称号，就是提升它的地位。所以说君臣同辞。君臣同辞，就只称国名。既然说‘荆人’，那就是楚国的卑贱者，特别比作君使臣，那么它的言辞就不详细了。怎么能说是君臣同辞呢？庐陵李氏说：楚国聘问鲁国，三次开始记载‘荆人’，接着记载‘楚子派椒’，又接着记载‘楚子派防罢’，大概是逐步提升它的地位。提升它的意义，三传相同。然而蛮荒之地的性情，常常假借礼仪来施行欺诈。楚国聘问鲁国，随即就有讨伐郑国的军队；介朝鲁国，接着就有侵犯萧国的战事；秦人归还殓衣来聘问，而意在河曲之战。它们窥探的阴谋，离间的术数，常常如此。所以陈氏、张氏的说法都符合事实。”】

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

【《谷梁传》说：“‘及’，是以鲁国为主动方。‘遇’，是心意相合。”张氏说：“为了婚姻而齐国为难他。如果不能与齐国通婚，就应当断绝关系。多次与他约定，然后与他相会。这就是彰显庄公不像儿子，而齐桓公对待人不以道义。”汪氏说：“庄公急于得到配偶，多次相会盟誓，所以简化礼仪而举行这次相会。”胡传的义理见盟扈条。】

萧叔朝见庄公。

【《公羊传》说：“说‘朝公’是什么意思？因为庄公在境外。《谷梁传》说：小国的君主，没有受爵命的，不说‘来’于境外。在宗庙朝见，是正当的；在境外朝见，是不正当的。”杜氏说：“萧，是附庸国。”何氏说：“说‘朝公’，是厌恶庄公不在宗庙接受朝见。”】

萧是齐国的土地，萧叔是附庸国的君主。【王氏说：中原附庸国的君主，惯例书写名。】行礼必须适合物品和场所，然后才可以说是礼。大夫和宗妇相见而用币帛，就不是适合的物品。萧叔在齐国的谷地朝见庄公，就不是适合的场所。【啖氏说：君主相见称为朝，都应当在宗庙接受，以重视礼仪。】嘉

译礼仪规定不能在野外举行，而萧叔在野外朝见鲁公，这是将礼仪置于野外了。【杜氏说：萧叔在穀地朝见鲁公，所以经文不说“来”。凡是在野外朝见，礼仪就无法完备，吉礼不能在野外举行】因此，礼仪如果不在合适的地方，君子就不会接受，一定要使其回归正道然后才停止。这也是《春秋》匡正乱世的意思。【孙氏说：诸侯互相朝见是不合礼仪的。在宫内朝见尚且说不可，何况在野外呢？所以说萧叔朝见鲁公，是用“朝公”二字来共同讥讽他们。刘氏说：礼仪不合时宜，就如同不合礼仪；礼仪不合地点，就如同不合礼仪；礼仪不合道义，就如同不合礼仪。九月举行郊祭，五月举行烝祭，这叫不合时宜；萧叔朝见鲁公，这叫不合地点；祭叔来聘问，齐侯来献捷，这叫不合道义。即使有恭敬之心，繁复的仪容，君子也不会接受。所以礼仪不合规范尚且不接受，一定要使其回归正道才停止，更何况那些从未有过正道的呢？张氏说：萧叔的朝见，鲁公的接受，都是不合礼仪的。汪氏说：齐庄公在郊外吊唁杞梁的妻子，杞梁妻推辞说：“您的臣子如果没有免于罪责，就要在市集或朝廷上陈尸示众，妻子妾室被俘；如果免于罪责，那么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在下方，妾身不能在郊外接受吊唁。”齐侯于是到她的室内吊唁。如果鲁庄公能像杞梁妻那样懂礼并推辞萧叔的朝见，就不违背礼仪了。现在庄公屈从于私欲而接受了不合礼仪的朝见，所以圣人特意记载为“朝公”而不说“来朝”，以此来共同贬斥他们。高氏说：鲁公纳币回国，祭叔就来聘问；观社回国，荆人就聘问；在穀地相遇，萧叔就来朝见，这就是他志得意满而不再忌惮的原因。○庐陵李氏说：萧叔，《左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是名字。胡氏认为这是按照附庸国进入中原称字的惯例。《正义》说：萧本来是宋国的邑地，宋桓公即位时，萧叔人一定有功劳，宋国人封他为附庸。又说：萧叔朝见鲁公与僖公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其性质是一样的。那里说“所”而这里不说“所”，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没有哪里不是合适的地方】

译秋天，给桓公庙堂的柱子涂上丹漆。

《左传》记载：秋天，给桓公庙堂的柱子涂上丹漆。《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给桓公庙堂的柱子涂丹漆，是不合礼制的。”《公羊传》又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的宫室墙壁用黑、白二色涂饰，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给柱子涂丹漆是不合礼制的。”何休说：“楹，就是柱子。给它涂丹漆，是因为将要娶齐国的女子，想以此夸耀来展示给齐国人看。”

冬季十一个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二个月，甲寅日，鲁庄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扈，音户】

《公羊传》说：“桓公时期的结盟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因为局势危急。为什么危急呢？是因为我国有二心。程子曰：‘我国有二心，不是对方那样，而是我们自己那样。’范氏说：‘桓公时期的结盟不记载日期。记载日期的盟约，是因为之前鲁庄公去齐国观看社祭，传文说是‘观看无事’的托词，实际上是为了求取女子。鲁庄公怠慢废弃国家政事，接连出行违犯礼制，忧患危险到了极点。霸主降低身份，亲自与他结盟，确实有拯救之功，而鲁国得以免于罪责。臣子所庆幸的，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当时事态所重视的，文字也应当详细，所以特意详细记载日期来彰显它。’杜氏说：‘扈，是郑国的地方，在荥阳卷县西北。’孙氏说：‘扈，是齐国的地方。’”

程氏说：“在谷地相会，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缔结姻亲友好关系。〇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行冠礼后列为成年男子，三十岁还不娶妻，就是不合礼制了。然而天子、诸侯十五岁行冠礼，是因为娶妻必须先行冠礼【《礼记·昏义》疏：三十岁娶妻，是平民的礼制。文王十五岁生下武王，可知人君的婚娶不能等到三十岁，以免耽误继承大统】，而且国家不能长久没有储君，希望君主早日有继承人，所以以此作为节制。鳏，是年老没有妻子的称呼。舜三十岁时还未娶妻，而师锡向帝尧推荐他，已经说下面有个鳏夫了。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却不告诉父母，认为如果告诉父母就娶不成妻，从而废弃人伦的大道，尧也不告诉父母就把女儿嫁给他，他想要及时婚配而不逾越礼制的急切心情就是这样。现在庄公生于桓公六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以世袭嫡子的正统身份，诸侯的尊贵地位，还没有内室之主，共同承担社稷的事务，为什么呢？大概是被文姜所控制，使他必须娶母家的女子【孙氏说：桓公六年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庄公十四岁即位，又过了二十四年去齐国迎娶女子，三十七岁才结婚，这是因为文姜控制他，不能按时婚配。所以母亲丧期未满，就去齐国纳币，图谋婚事的迅速。陈氏说：庄公受制于他的母亲，必须是齐国女子才肯娶。汪氏说：汉惠帝受制于吕氏，立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虽然娶了外甥女而不顾礼法，与庄公的事颇为相似】，而齐国女子等待婚龄还未到，所以庄公越礼而不顾，如此急切。齐人有疑虑，如此迟缓，而在谷地相会，在扈地结盟，是为了缔结友好【张氏说：到这里又结盟以约束其言，然后才答应他】。娶夫人，奉养祭祀，作为宗庙的主祭者，却听从母亲的话，不依大义来裁断，以至于错过时机，不孝到了极点。《春秋》详细记载在史册上，作为后世的警戒【汪氏说：越礼结盟，远到郑地而不以为耻，是为了催促婚期。临川吴氏说：在谷地相会以求娶，而齐国仍然为难他，所以结盟以约束其信用，然后才答应。求娶的一方，可以求就求，不可以就停止。答应的一方，可以答应就答应，不可以就拒绝。鲁国想求娶齐国女子，不通过媒妁去观察是否可行，庄公竟然亲自与齐国高傒结盟来求娶，没有得到齐国的许诺，庄公就亲自去纳币，这与强行送聘礼的人相同。强行纳币而齐国仍未许诺，就又去观看社祭以求娶。观看社祭以求娶而齐国仍未许诺，又在谷地相会以求娶。在谷地相会后似乎应该可以了，又必须在扈地结盟才可以，为什么如此艰难呢。两国的婚姻，不合礼，不合义。像这样，哀姜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〇汪氏说：诸传都说庄公受制于母亲，让他娶仇敌的女子。现在考察庄公在文姜下葬后，向齐国求娶。自从盟于防以来，相会、相遇共三次，自从纳币以来去齐国，并三次急切奔走，不怕烦劳。而且盛饰桓公庙堂，以夸示其配偶。如果庄公果然因为文姜的遗命而娶齐国女子，也是纵欲而不能自我克制罢了，不是迫于道义而不敢违背。庐陵李氏说：齐桓公的编会盟约，只有这次盟约和葵丘之盟记载日期。这次盟约，《公羊传》认为是危急，范氏认为是喜庆。两种说法各不相同。《谷梁传》疏引〇虽有‘桓公时期的盟约不记载日期’可信的文字，也有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恶事多数的缘故，知道这次记载日期，是因为喜庆霸主与自己结盟。此时齐桓公威德已经兴盛，与庄公结盟，同德共患难，所以范氏认为是臣子所庆幸而详细记载。然而以上文三次记载至扈之法来看，那么《公羊传》的说法也是对的】

《春秋大全》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十

明 胡广等 撰

庄公

【辛惠王亥七年】二十四年【齐桓公十六年，晋献公七年，卫惠公三十年，蔡穆公五年，郑文公三年，曹僖公赤元年，陈宣公二十三年，杞惠公三年，宋桓公十二年，秦宣公六年，楚成王二年】

春天周历三月，雕刻桓公庙堂的椽子。

《左传》说：“春天，雕刻其椽子，都是不合礼制的。”御孙劝谏说：“臣听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有；奢侈，是罪恶的最大。先君有共有美德，而君主却陷入最大的罪恶，恐怕不可以吧？”《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讯，讥讽什么呢？雕刻桓公庙堂的椽子，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