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二十

译您正与卫国结盟，打算再次追随晋国，却又响应齐侯的命令，兴兵去欺凌弱小的国家，这是招致耻辱的做法。

译秋，鲁宣公从讨伐莱国归来，国内发生大旱。

“及”字表示内部有共同的志向；“防”字表示外部以对方为主导。平定莒国和郯国，是鲁宣公所希望的，所以经文用“及”字，接着写“取”向，那么所希望的对象就显而易见了。讨伐莱国，是齐国的意图，所以经文用“防”字，接着写“伐”，那么军队出征的危险也就可知了【汪氏说：自春秋以来，鲁桓公致讨伐郑国，鲁庄公致讨伐卫国、讨伐戎族，都是党同伐异、排斥夷狄，属于异常情况。鲁僖公致讨伐楚国、讨伐郑国、包围许国，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大规模征伐。其他的侵伐都不写“致”，齐国因蛮荆之乱而治理中原，仅仅写了“致”罢了。本来是为了讨伐莱国，莱国是个小国，特意写“致”的原因，是鲁宣公竭尽意志顺从他人而不考虑自己力量不足，声讨罪状讨伐别人却不反省自己有过失，出兵超过期限，烦扰百姓、毒害民众，为鲁宣公感到危险啊。此前讨伐莒国，此后讨伐〇，都不写“致”，圣人大概有深意了】。鲁宣公与齐侯都不致力于德行，结党连兵，依仗强盛欺凌弱小【汪氏说：莱国是东夷小国，起初没有招致兵祸的罪衅，鲁宣公与齐侯讨伐它，不过是欺凌弱小、残暴寡弱罢了】，因此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军队出征之后必定会有灾荒之年【《前汉书·淮南王传》安上书说：军队出征之后必定会有灾荒之年，是说因为愁苦怨愤之气冲淡了阴阳的和谐，感动了天地的精气，从而产生了灾气】，是说百姓因征战劳役而产生的怨恨叹息之气感动了天象变化，从而导致了干旱。之所以用大旱来记载，或者是因为没有举行求雨祭祀，或者虽然举行了求雨祭祀却没有下雨【杜氏说：记载旱灾，不记载求雨祭祀，说明求雨无效，或者根本没有举行求雨祭祀】。不举行求雨祭祀，就没有体恤百姓、担忧国家的诚心；举行求雨祭祀而不下雨，说明感通上天的精诚意念有所缺失【汪氏说：旱灾的“旱”字意味着强悍，上位者秉持亢阳的节度，对下暴虐，那么旱灾就会相应发生。鲁宣公连年侍奉齐国，烦扰于朝聘、兵戎之事，所以在讨伐莱国之前，蝗虫为灾；在讨伐莱国之后，旱灾肆虐，仍然不知道警戒，反而加重向百姓征收赋税，大概不到实行税亩制不会停止吧】

附录【《左传》记载：赤狄侵犯晋国，夺取阴地的禾苗】

冬，鲁宣公在黒壤与晋侯、宋公、卫国国君、郑伯、曹伯相会。

【《左传》说：郑国与晋国讲和，是公子宋的计谋，所以郑伯在相地会盟，冬天在黒壤结盟。王叔桓公监临，以谋划不和睦之事。晋侯即位时，鲁宣公不去朝见，又不派大夫去聘问。晋人在相地扣留鲁宣公，在黄父结盟，鲁宣公不参与结盟，用贿赂免于一难。所以黒壤之盟没有记载，是避讳。杜氏说：“黒壤，是晋国地名，又名黄父”】

相会却没能见面，不把没能见面当作避讳【汪氏说：成公十六年在沙随相会，晋国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不见鲁公】；结盟却没有参与结盟，不把没有参与结盟当作避讳【汪氏说：昭公十三年在平丘同盟，晋国听信邾国、莒国的控诉，鲁公不得参与结盟】，那么过错不在鲁宣公，而在主持相会和结盟者的罪责。参与相会，不参与结盟，而鲁宣公心中有愧疚，这不是主持相会和结盟者的过错。那么记载相会而不记载结盟，就像黒壤这样【杜氏说：怠慢盟主以致遭受被扣留的耻辱，所以避讳】。晋侯即位，鲁宣公既不朝见，又不派大夫聘问，却每年去齐国，这是鲁宣公行为有愧于心，而不是晋人的过错。凡是理亏的人，臣为君隐瞒，子为父隐瞒，以此来培养臣子爱戴恭敬之心，而不侍奉盟主，又用贿赂免于一难，那么理亏在自己【汪氏说：鲁文公因不朝见晋国而被讨伐，处父之盟记载其事而不记载鲁公，因为诸侯即位应当朝见周王而不应当朝见晋国，其罪过还不可深责。鲁宣公也因朝见晋国而被讨伐，黒壤之盟记载鲁公而不记载其事，因为连年朝见齐国那么也应当朝见晋国，其罪过实在不可推卸。这是鲁文公的耻辱，责任在晋国；而鲁宣公的耻辱应当自责。虽然如此，忽视盟主而不侍奉，缺少朝聘之礼，只是小过错罢了。鲁宣公篡位立国得罪于君父，是大恶啊。晋人忽略大恶而追究小过，大概当时霸主逞其私欲，只求利益，所以罪责其怠慢自己以索取贿赂罢了。假如晋成公的讨伐像晋厉公拘捕曹成公而送归京师那样，那么残害正道的刑罚又怎能逃脱呢。《春秋》为尊者避讳，冬天相会而春天记载归来，考察其缘故，义理自然显现。庐陵李氏说：自鲁文公以来，晋国因不朝见而讨伐鲁国的情况出现了两次。文公二年因处父之盟受辱，今年不参与黄父之盟，晋国固然可责。而文公、宣公不能谨慎于礼制以至于衰败，也有原因了。就两位国君而言，文公停止受辱于处父之盟，而黄父之盟避讳不记载结盟。宣公五年被扣留于齐国，七年被扣留于晋国，这怎么治理国家呢？家氏说：晋国自新城之盟以来，君主奢侈而臣下专权，政令在内混乱，威信在外轻慢，霸权完全削弱，诸侯离散。楚国在中原行军而不敢过问，齐国在东夏崛起而无所顾忌。晋成公新即位，联合四国之君举行这次相会，郑国舍弃楚国而跟随晋国，再次在扈地相会，诸侯都按次序排列，希望中国还有霸主。陈氏说：晋灵公的相会，同都不按次序排列，自黒壤以下又按次序排列诸侯，为什么呢？垂陇之役，起初以大夫相会结盟，自以大夫相会结盟，而后不按次序排列诸侯。不按次序排列诸侯，还是责备霸主啊。终晋灵公之篇，那么诸侯没有贬斥了。因为诸侯承受不了贬斥，按次序排列他们是可以的。自隐公以下，君主常称君主，贬斥他人的缘故，诸侯多有败坏之词。自文公以下，大夫常称大夫，贬斥他人的缘故，大夫多有贬斥之词。诸侯承受不了贬斥，那么政令在

译大夫的地位已经确立。如果大夫无法承受被贬斥的后果，那么家臣就会掌握国家的命脉了。

译【周定王八年】八年【晋成公六年，齐惠公八年，卫成公三十四年，蔡文公十一年，郑襄公四年，曹文公十七年，陈灵公十三年，〇齐桓公三十六年，宋文公十年，秦桓公四年，楚庄王十三年】

　　春天，鲁宣公从防地回国。

【临川吴氏说：宣公篡位自立，心中猜疑而不敢防备晋国。卫国想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在春天派孙良夫来结盟，然后在冬天宣公才与晋国在防地会盟。即使没有《左氏春秋》所记载的宣公不得参与盟誓的耻辱，宣公也必定心怀猜疑而自我显露。所以这里记载“至”，从此宣公就不敢像以前那样对待晋国了。汪氏说：此前在防地会盟，宣公没有回国，向齐国行贿，就没有危险。这里特意记载“至”，是因为宣公被晋国扣留，过了一年才返回。会盟是常事，不记载“至”，只有在桓公、文公的会盟中才见不记载“至”。牡丘在淮水会盟，是桓公衰微的表现；新成会盟时晋国称霸，大夫中也没有记载“至”的。宣公在防地和断道会盟，之前被晋国讨伐，之后与晋国谋划讨伐齐国，都是危险的事情】

　　夏天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

【《公羊传》说：说“到了黄地才返回”，是什么意思？是有病。为什么说“有病才返回”？讥讽什么？讥讽他。大夫奉君命出使，听到丧事应慢行而不返回。《谷梁传》说：“乃”是违背他人意愿的辞令；“复”是事情完毕，不专擅君命。杜氏说：黄，是齐国的地方】

到了黄地才返回，是阻塞了君命【髙氏说：不称“有病”的是，大夫受命而出，即使死了也要用尸体带着使命，怎么可以因为生病而废弃君命呢？张氏说：罪在他违背君命，与公孙敖没有到达就返回的情况相同】有病也不可以返回吗？大夫奉君命出使，听到丧事应慢行而不返回，没有完成使命而死，要用尸体带着使命【何氏说：听到丧事，是听到父母的丧事；慢行，是不忍心快走，又因为为君服务应当派人追赶替代。用丧事比喻生病的是，丧事尚且不应该返回，何况生病呢？不说“有病”的是，有病也不得返回。《仪礼·聘礼》篇说如果有私人的丧事，就在馆舍哭泣，穿着丧服居住，不吃熟食，回国时让众介先穿着丧服跟随。如果宾客死了还没有传达使命，就在他入殓后，到朝廷，由介传达使命】楚国讨伐吴国，陈侯派公孙贞子去吊唁，到了良地就死了，打算用尸体进入吴国，吴国人推辞。上介芋尹葢说：“我们国君派我来备使吊唁，您的下属没有福分，让人遭遇天大的悲痛，大命陨落，在良地断绝了后嗣，废弃了口供和积蓄【音渍】一天就迁移了住处，现在您命令迎接使者说：‘不要用尸体进入城门，’这是把我们国君的命令丢弃在草莽之中，恐怕不可以吧？”吴国人不敢推辞。君子认为他懂礼【事见《左传·哀公十五年》】“乃”是没有上级的辞令【汪氏说：“乃”是继事的辞令，而有专意。士匄的“乃还”专断而合乎义；仲遂的“乃复”专断而不合乎义】说“复”，是事情没有完毕【汪氏说：公孙敖说“不至”，则实际上没有去京师；仲遂说“至黄”而下文记载“卒”，则知道是有病而返回，所以公孙敖的罪比仲遂更重。○陆氏说：《谷梁》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毕，复是事情完毕。”文意正好相反，应当是“还是事情完毕，复是事情没有完毕”。师还，公还，从晋国回来；父还，从晋国回来；士匄听到齐侯死了乃还，都不再去了，所以说“还是事情完毕”。公如晋，到黄河才返回；公孙敖如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仲遂到黄地才返回，都是事情没有完毕而返回】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

【《公羊传》说：“仲遂是谁？是公子遂。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他杀了子赤。贬低。那么为什么不在他杀子赤时贬低？在文字上无罪，在子赤那里没有年号。”《谷梁传》说：好像返回使命后才死。这是公子，为什么说“仲”？是疏远他。为什么疏远他？这是不应当死的人。不疏远就没有用处，见到他不死，那么他死了是什么意思？用来讥讽宣公。讥讽宣公是什么意思？听说大夫死了就去掉音乐，完成祭祀。杜氏说：“有事”是祭祀。仲遂死与祭祀同日，简略地写“有事”是为“绎”张本。垂是齐国的地方，不是鲁国的边境，所以写地名，不称公子。中间没有别的事，省略文字从可知。陈氏说：大夫死，在国境以内不写地名，写地名是在国境外】

有事，是说时祭【汪氏说：当时的禴祭不写，禴祭的过失不在祭祀。临川吴氏说：有事，是时享的常礼。先儒认为这是时祫。秦溪杨氏说：四时禴祠蒸尝，祭祀群庙礼节繁琐，就在太祖的庙里合享高曾祖祢的主共祭之。现在按礼有一犆一祫之说，或分享于五庙，或合享于太庙。合享则写“有事于太庙”，分享则写“四时祭”。名时享常事不写，想知道仲遂在祭祀之日而死，所以写】这是公子遂，为什么写“字”？活着时赐氏，让他世代为官。为什么写“卒”？因为事情的变故而死【问：仲遂死为什么不写“公子”？茅堂胡氏说：仲遂本来不应当写“卒”，因为事情的变故而死，所以不再写“公子”。说“仲遂”，是见他活着时赐之氏】古代诸侯立家，大夫死后赐氏，后来尊崇礼遇权臣，宠遇贵戚

译如果不遵循正道，于是便在他生前赐予姓氏。在鲁国，季友、仲遂就是这样的例子。襄仲杀死了恶和视，拥立宣公，宣公因此对他深怀感激，所以在他生前就赐予姓氏，让他世代担任大夫来报答他。《春秋》在他去世时记载了他的族氏，以记录变法的开端，作为后世的警戒。陈氏说：大夫去世通常只称名，这里连字一起称呼是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仲氏世代为卿，所以加以讥讽。张氏说：仲遂得罪了文公，按照公子翚不书卒的惯例，他不应当书卒，是因为事情的变化才书卒的。书“仲遂”是称他的字。大概宣公感激他，如同季友对僖公一样有辅佐拥立之恩，所以也在他生前赐予姓氏，让他世代为卿。临川吴氏说：仲是遂的字，去世时将字加在名之上，是赐予他族氏，并用他的字作为氏，预先命令他的子孙世代为卿，如同季友的例子。庐陵李氏说：仲遂称“仲”，正与季友称“季”相同。季友上面书“公子”，而仲遂不称“公子”，杜氏、陈氏认为是承袭上文，这是对的。仲遂弑君，正与公子翚相同，应当不书“卒”，这里书“卒”，是因为事情的变化，以表明卿卒不绎的礼制。有事时只进行时祭，因为不是祭之失，所以不书祭名。《正义》认为这是禘祭，这是错误的。仲遂的儿子是公孙归父，归父在宣公十八年出奔，鲁国人让归父的弟弟仲婴齐继承仲氏，见于成公十五年。刘氏说：《谷梁传》说：“称仲是为了疏远他”，这是不对的。如果《春秋》想要疏远他，为什么不书“遂卒”像无骇和侠那样呢？况且想要疏远弑君的臣子，不书他的氏，反而书他的字，为什么呢？

译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

《左传》记载：在太庙举行祭祀，襄仲去世却仍然举行绎祭，这是不合礼制的。《公羊传》说：绎是什么？是祭祀的第二天。万是什么？是干舞。籥是什么？是籥舞。文中说“万舞进入，去掉籥舞”是什么意思？去掉有声的乐器，废除无声的舞蹈，只是保存其心意罢了。保存其心意罢了是什么意思？是知道这样做不合礼制却仍然去做。犹是什么意思？是通指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谷梁传》说：犹，是可以停止的措辞。绎，是祭祀第二天宴请宾客。万舞进入而去掉籥舞，因为这是变通的礼仪，所以加以讥讽。

绎，是祭祀的第二天以宾客之礼对待尸（代表祖先受祭的人）。【孙炎说：寻绎，就是复祭。《尔雅》：“绎，陈也。”意思是陈列昨天的礼仪。何休说：按照礼制，绎祭是承接昨天的祭祀，只是不灌地降神。天子诸侯称为绎，大夫称为宾尸，士称为宴尸。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子为尸。尸属于昨天配享先祖的人，进食时不忍心立刻忘记，所以因此再次祭祀。殷代称为彤，周代称为绎。朱熹说：宾尸，是用宾客的礼仪，宴请作为尸的人】犹，是可以停止的措辞【朱熹说：犹绎，是不必举行绎祭却仍然举行】万舞，因为它无声，所以进入后随即使用籥管【何休说：籥，是用来吹奏以节制舞蹈的乐器。吹籥而舞，是文舞的长处。《诗经》：“左手执籥。”注解说：这是文舞。籥像笛子而有六个孔】因为它有声，所以去掉而不演奏【吕氏说：万舞，是文武二舞的总称。籥，是武舞和文舞的别名。文舞又称为羽舞。大概文舞吹籥，手持翟羽。万舞进入而去掉籥舞，意思是文武二舞都进入，去掉文舞中吹籥的部分】这就是说，所以知道不能保存其邪心而不能纠正【何休说：表明其心意仍然存在于音乐中，知道这样做不合礼制，所以去掉有声的部分却仍然去做。张氏说：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称为和。仲遂杀害嫡子，宣公因为仲遂对自己有私恩而喜爱他，活着时赐给他氏。现在他出使擅自返回，不纠正他的罪过。他的喜乐既不以正道闻名，丧事应当悲哀，却又心里知道不合礼制，所以举行吉礼。《春秋》谨慎地记载始末，以显示其心意不正而施之于宗庙朝廷，谬误乖戾到了这种地步。详细观察书法，可以看到圣人纠正人心的道理】按照礼制，大夫去世恰逢祭祀则不告知【汪氏说：《檀弓》：“卫国太史柳庄卧病，卫献公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恰逢祭祀也必须告知。”现在考察，国君在祭祀时不应当告知，所以卫献公超越常规礼制来厚待他的臣子。然而疏注认为祭祀事情虽然结束，但与尸行礼尚未完毕】祭祀结束才听到消息则不举行绎祭【《礼记·檀弓》：“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孔子说：“不合礼制。”卿去世不举行绎祭。杜预说：鲁国人知道卿佐的丧事不宜作乐，却不知道废除绎祭，所以让舞队进入而去掉籥。沈氏说：考察曾子问：“诸侯祭祀社稷，俎豆已经陈列，听到天子或后妃的丧事，则废除祭祀；卿的丧事不废除。”正祭是绎，是为卿再次祭祀，所以应当废除】不告知，是为了在宗庙中尽肃敬的诚意；不举行绎祭，是为了在臣子身上保全始终的恩情。现在仲遂是国卿，去世却仍然举行绎祭，就失去了宠遇大臣的礼制。《春秋》虽然尊崇君主抑制臣子，但对大臣的体貌更加尊重，那么朝廷的尊严更加崇高，而臣子的节操更加磨砺【《说文》：砺本作厉。《前汉书·贾谊传》：人主的尊贵，譬如厅堂，群臣如台阶，百姓如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上面陡峭远离地面，厅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陡峭靠近地面，厅堂就低。君主宠爱的臣子，即使有受刑戮的罪过，也不加其身，这是为了体貌大臣而磨砺他们的节操。注：廉，侧隅也】后世法家专门想要尊崇君主，却得不到正确的方法，以至于把臣民视同犬马，大伦灭绝了。圣人书法如此，是为了保存君臣的大义【茅堂胡氏说：如果专门尊崇君主，就会视臣如犬马，臣子也视君主如仇敌，上下都没有恩礼，那么贤者退隐，留下的都是阿谀小人，将有以天下奉一人之说。《春秋》记载仲遂犹绎，是说君主与卿佐为一体，股肱有所亏损，难道不隐痛吗？仁宗因为富弼母亲丧事在殡，罢去春宴；韩魏公去世，神宗发哀过度，都符合《春秋》的法度。有人问去掉音乐结束祭祀是否正确？回答说：凡是祭祀宗庙，应当尽礼。卿去世在外，去掉音乐结束祭祀，这是私家强盛，公室衰弱。君臣上下才过毫厘，就失去正道，由此看《春秋》在人伦上有无穷妙意。石氏说：礼有轻重先后不同，以祭祀看绎祭，则祭祀为重而绎祭为轻；以绎祭看卿佐的丧事，则绎祭为轻而卿佐的丧事为重。有国者应当考虑其相称。孙氏说：仲遂虽然去世，还应当追正他的罪过。宣公不能纠正仲遂的罪过，就应当为他废除绎祭。为什么呢？君臣之恩未绝。高邮孙氏说：仲遂是弑君的贼人，如果以弑逆之罪讨伐他，那么罪无所逃。宣公依靠他得到君位，既然任命他为大夫，就应当尽待臣的礼。去世却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这就是所谓知道不合礼制却仍然去做。庐陵李氏说：犹是可已之辞，三传都相同。此事与昭公十五年叔弓去世略同，那里以去掉音乐结束祭祀为得礼，这里以犹绎为失礼，都是记事的变化。又说：仲遂活着不应当赐氏却赐氏，仲遂去世不应当举行绎祭却仍然举行，或进或退，一则谨慎对待世臣

译起初，一方面重视大臣的终结，另一方面并行不悖。

译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敬嬴是文公的妾室。为什么称她为夫人？因为自从成风听到季友占卜的卦辞后，侍奉季友并托付自己的儿子，等到僖公即位立国，便立成风为夫人。从此嫡庶的秩序就混乱了。《春秋》对于成风，在她初立和去世时共四次予以贬斥，因此在她祔祭于太庙时，秦国人送来的助丧衣物，荣叔送来的含玉和赗车，召伯防主持葬礼，都去掉她的姓氏，不称她为夫人。《春秋》两次记载而不称“天王”，这是正确的。敬嬴又因受宠而私通，侍奉襄仲并托付宣公，不等正式禀告太庙，就援引先例立为夫人，那么她就与成风相同，没有受到贬斥了。其中的意思好像是说：依据大义来确立礼制是可以继承的，如果出于私情而非大义之后，即使想要纠正又能如何呢？【啖氏说：成风之后，妾母都越分使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也记载“薨”来彰显她们的非分。家氏说：哀姜淫乱，与庆父共同杀害两位国君，齐桓公讨伐并杀了她。僖公于是尊奉自己的母亲成风为夫人以配享父亲，这是越分的行为。然而如果不是哀姜不得善终，僖公也不敢如此匆忙这样做。现在敬嬴的事情则与此不同。敬嬴作为宠妾私下侍奉襄仲，杀害子赤立宣公，驱逐嫡母出姜归齐，自己越分占据夫人的位置。出姜没有罪过，被贼臣悖妾驱逐，不能与哀姜同例。敬嬴与其子杀害国君驱逐嫡母，越分号称夫人，也不能与成风相提并论。如果遇上齐桓公，那么敬嬴、襄仲都应当被一并诛杀。王室衰微，中原没有霸主，得以肆意妄为无所顾忌。谁知道天道祸及盈满之人，到这一年，襄仲出使齐国死在路上，八天后敬嬴死在鲁国，与哀姜、庆父先后被诛杀，事情相似，只有天罚与人刑的区别罢了。汪氏说：《春秋》既然记载“夫人姜氏死在夷地”，又记载“夫人风氏去世”，就知道哀姜是庄公的夫人，而成风是妾。既然记载“夫人姜氏归齐”，又记载“夫人嬴氏去世”，就知道出姜是文公的夫人，而敬嬴是妾。直接记载在简策上，读者通过比较事件来考察，即使没有传文解释，嫡妾的区别也分明了。赵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熊氏文公的谥号为顷，根据道理顷是恶谥，不应该给国君的母亲加恶谥，应当采用《左传》的说法称为敬嬴】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讨伐秦国。

【白狄初次出现在经文中，《左传》记载：春天，白狄与晋国讲和；夏天，晋国讨伐秦国，晋国人抓获秦国的间谍，在绛都市场杀了他。六天后他苏醒过来。杜氏说：白狄是狄人的别族，所以西河郡有白狄氏】

晋国主持中原盟会，纠合诸侯，扶持大义，安定中原各国，这是它的职责。秦国人的怨恨，起自晋国侵犯崇国，理亏在晋国，责备晋国是可以的。晋国既不知道反省自己、消除怨恨、修好和睦，以弥补以前的过错，已经可以指责了。竟然又兴师动众，防备戎狄来讨伐秦国，难道不厌恶伤害同类吗？直接记载在简策上，贬斥之意自然显现了。【髙氏说：殽之战记载“及姜戎”，这里不记载“及”，根据传文考察，是以白狄为主。经文先写晋国，是为了保全晋国。晋国作为霸主国家，却甘愿把军队交给别人指挥，这是晋国的耻辱。家氏说：不写“及”，是把晋国与狄人并列，也是贬斥晋国。庐陵李氏说：晋国断绝与秦国的关系，记载说“白狄与国君同州”，国君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晋国与秦国自从侵崇起衅，七年没有停止，晋国与狄人联姻并结盟来讨伐秦国，罪过太大了。所以从这时到成公十三年吕相断绝与秦国的关系，都是连年战争的事情。秦康公与晋襄公、晋灵公之后，晋成公与秦桓公的交战，又从这里开始】

楚国人灭掉了舒国和蓼国。

【《左传》记载：楚国因为众舒叛乱，所以讨伐舒蓼，灭掉了它们。楚子划定边界，到达滑汭，与吴、越结盟后返回。杜氏说：“舒蓼，是两个国家的名字。”张氏说：“《地理谱》上义阳的蓼，在文公五年已经被楚国灭掉，这里就像舒鸠、舒庸一样，大概是众舒的别种，不是两个国家】

查《诗经》称“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在周公所惩戒的对象中，它们自相攻灭，中原各国何必参与呢？然而《春秋》记载而不删削，是因为当时楚人强大，舒、蓼在滑汭与吴、越结盟，势力更加强大，将成为中原各国的忧患，百姓将有披发左衽的祸患了。经历这个时代的圣人，对此感到恐惧，有排斥抵御的谋划，而不可忽视，这就是圣人的用意。【汪氏说：《春秋》没有两个国家连写的情况，虽然《尚书》中甲氏及留吁、舒、蓼不写“及”，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象山陆氏说：天地中和之气，是礼义所在，尊重中原，不是尊重中原本身，而是尊重礼义。虽然经历衰乱，先王的典章制度仍然存在，流风遗俗没有完全泯灭。蛮荆强盛，吞并小国，将凭借他们的武力来欺凌中原各国，这样礼义就将无处施行了，这是圣人的大忧患。楚人灭掉〇，灭掉黄，灭掉江，灭掉六，灭掉庸，到这里又灭掉舒蓼，圣人全部记载不遗漏，他对中原各国的期望是多么迫切啊】

秋天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

【茅堂胡氏说：在此之前，中原大国齐、晋都发生动乱，楚庄王开始强大，肆意侵伐，在周王室陈兵示威，郑伯肉袒投降，北方击败晋军，血流成河，围困宋国九月，析骸易子，这是日全食的应验，而《五行志》认为这是楚、郑的分野。象山陆氏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而日全食只有三次，日食的发生与深浅，都是历法象数所能预知的，这大概是有定数的，似乎不像灾变。然而天人之际，确实相互感应，虽然有定数，也有其道，对照圣人的做法，未曾不应天变而自我整治。雷声接连震动，君子因此恐惧而修省。君主】

译君子没有吃完一顿饭的功夫背离仁德，仓促匆忙时必定遵循仁德，流离困顿时也必定遵循仁德，因此修养自身的基础是平素的。然而在接连震动的时候，必定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这就是君子之所以不丧失德行，而能尽到侍奉天道的道理。何况日月的灾异显现在天上呢？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身心修养德行，想要消除它，这就是周宣王之所以能够中兴的原因。知道天灾有可以消除的道理，那么对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疑惑，从而知道如何自我求取福分了。太阳是阳气，阳气代表君主、父亲、丈夫、中原，如果发生日食，这就是变异的征兆。日食达到全食，变异就更大了。只说日食而不说朔日，是因为日食不一定发生在朔日。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如果日食不在朔日，那是历法推算的误差。

译附录【《左传》记载：晋国胥克患有蛊疾，郤缺执政，秋天废黜了胥克，让赵朔辅佐下军】

　　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

【《左传》记载：安葬敬嬴时，正值大旱，没有麻布，开始使用葛布制作丧服】

成风去世，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以“小君”的身份准备祔祭于宗庙，从而开始有了两位夫人，因此《春秋》用四种贬斥笔法来纠正这件事。如今敬嬴也去世了，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以“小君”的身份祔祭于宗庙，却没有用贬斥笔法来纠正，而是顺从了同样的做法，这样做是可以的【范氏说：宣公立妾母为夫人，国君以夫人的礼仪让她去世并安葬，所以主笔的人不得不把她当作夫人来记载，其义理与成风相同】。而在宣公元年就已经把迎娶来的穆姜当作儿媳对待，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儿媳有婆婆的称谓，表明敬嬴最终因为儿子显贵，援引成风的例子而急于被立为夫人。僖公在位八年，然后才致送成风，而敬嬴的急于立位，虽然说是援引先例，但鲁国君臣的责任，也就可想而知了。没有贬斥而书法却如此，就像桓公、宣公弑君却记载即位一样【临川吴氏说：僖公、宣公、襄公、昭公的四位妾母，群臣都迎合君主的意图而尊她们为夫人。象山陆氏说：襄仲杀害太子恶，是敬嬴的主意。敬嬴不是嫡妻却以夫人礼仪安葬并以小君身份祔祭，鲁国君臣的责任重大。《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下雨没能安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得以安葬。

【《左传》说：“下雨没能安葬，是符合礼制的。礼制规定，占卜安葬日期先选近的日子，避开不吉利的时候。”《公羊传》说：“‘而’是什么意思？是困难的意思。‘乃’是什么意思？也是困难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而’，有的说‘乃’？‘乃’比‘而’更困难。”《谷梁传》说：“安葬日期已经确定，不因为下雨而停止，是符合礼制的。下雨没能安葬，是因为丧事不能拘泥于常规制度。‘而’是舒缓的措辞，是足以表达‘日’这个字的措辞】

敬嬴因为儿子宣公的关系，把权力托付给襄仲，杀害了太子及其同母弟，虽然借用了襄仲的手，实际上是敬嬴的阴谋。经文记载“子赤去世，夫人姜氏回到齐国”，文字上没有贬斥，但读者却有伤痛急切的感觉，这是因为常理不可泯灭。传文说“哭着经过市场，市场上的人都跟着哭”，敬嬴违背天理、违背人心的情形惨烈啊。她在最后安葬时遇到下雨没能安葬，显示了罪过的征兆【汪氏说：《春秋》记载国内安葬共十九次，只有敬嬴和定公两次丧事遇到下雨，定公从驱逐国君的贼人手中得到国家，敬嬴杀害嫡子立庶子，所以在最后安葬时都遭到了阴间的谴责】难道说没有天道吗？这些都是直书其事，以显示人心与天理不可欺骗。丧事随着时间推移，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在中庭洗澡，在窗下喂饭，小敛在门内，大敛在阼阶，停灵在客位，迁入宗庙，在庭院举行祖祭，在墓地下葬【塴音逋邓，下棺的意思】，因为吊唁宾客的缘故，所以退让有节制【《礼记·坊记》：宾客的礼仪每次前进都要谦让，丧礼每次增加都要远离；《檀弓》：国君对于大夫将要安葬，在宫中吊唁，等到出来，命令引导的人走三步就停止，像这样三次，退朝时也像这样，哀次也像这样】，因为虞祭的缘故，所以祭祀有定时，不因为下雨而停止，这是礼制【《礼记·王制》：庶人划定墓地，安葬不因为下雨而停止】。下雨没能安葬，是因为丧事不能拘泥于常规制度【范氏说：礼制先迁灵柩到宗庙，在黎明时分引灵柩出发，到了安葬日期的早晨，就设置祖行遣奠的礼仪，所以即使下雨也要完成丧事，不敢让灵柩长时间停留】。有人说：占卜安葬日期先选远日，是为了避开不吉利的时候【孔氏说：凡是占卜日期，十天之外叫远日，某日有丧事就先占卜下旬，避开不思念亲人】。诸侯互相朝见和旅见天子，进门时如果下雨弄湿了衣服失去仪容就废除仪式，何况送终这样的大事，是人情所不忍心匆忙完成的，反而可以冒着雨不等礼仪完成就安葬吗？潦车装载蓑衣斗笠，是士人丧礼的规定。有国家的人竟然不能为下雨做准备，为什么呢【范氏说：士人丧礼有潦车装载蓑衣斗笠，那么国君的布置本来应该更加完备】。而且公庭与墓地的礼仪本来不同，不得不做的不能用来取悦，没有财物不能用来取悦，得到的是有财物，古人都使用这些【朱熹说：不得是指法制所不应当得到的，得到的是有财物，意思是得到而又作为有财物】，而不能为此做准备，这是对亲人吝啬，不也太薄情了吗？所以谷梁子说：“下雨没能安葬，是因为丧事不能拘泥于常规制度。”厚葬，是古人所告诫的，而墨家处理丧事以薄，又是君子所不赞同的，所以丧事要合乎制度，是《春秋》的防微杜渐【孙氏说：下雨没能安葬，是讥讽没有准备。安葬日期已经确定，不因为下雨而停止。己丑这一天，丧事已经出发而遇到下雨。而且下雨的持续时间不可预知，如果持续十天一个月，难道可以让灵柩停在路边不前进吗？高邮孙氏说：孔子安葬母亲，下雨冲坏了坟墓，门人修缮，孔子不高兴。老子帮助安葬，日食时停止，天亮后继续。大概下雨是常有的，可以提前准备，而日食非常见，不可预知。《春秋》记载“下雨没能安葬”，大概是讥讽。汪氏说：《礼记》孔氏正义说：在宗庙未出发时，庶人及卿大夫也可以因为下雨而停止。如果已经出发在路及安葬，就不因为下雨而停止。国君在宗庙及在路及安葬，都因为下雨而停止。现在考察这一年，上面记载“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下面记载“下雨没能安葬”，那么是到了安葬时下雨。如果在宗庙未出发，就应当说“庚寅安葬”，而不说“己丑安葬”了。季文子到晋国去求取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执行，宣公为什么

译预先准备了防雨的器具吗？然而，用潦车装载蓑衣斗笠并悬挂封条，下葬不因下雨而停止，这些都是士人和百姓的制度，而不是国君的制度。《谷梁传》讥讽未能下葬，而《左传》认为这符合礼制。近世的名儒也有对此进行讲解的，有人说如果下雨但不妨害劳役，即使下葬也是可以的。如果天象发生骇人异变，雨势极大洪水到来，不能立即入土安葬，匆忙下葬反而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悔恨，那么《左传》的说法也不算错。然而，权衡这两种做法的适宜与否，关键在于孝子慈孙的诚敬之心如何罢了。《春秋》的记载，旨在为后世留下法则，国君的下葬，理应无所不备。因为下雨的缘故未能下葬，第二天才得以下葬，说这没有贬义，是不可以的。

译修筑平阳城的城墙。《左传》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高氏说：“这是因为害怕晋国。鲁国正在举行重大的葬礼，又修筑平阳城，是加重了百姓的劳役。”庐陵李氏说：“修筑平阳城，三传都没有解释，难道不是因为黑壤已经归还给鲁国，鲁国仍然事奉齐国，所以修筑城邑来防备晋国吗？”家氏说：“《左传》说水星昏正，都是指周历的十月，也就是现在的八月，水星不应该在黄昏时正当中，所以说《左传》记载时间是不对的。”

楚国军队攻打陈国。《左传》记载：陈国与晋国讲和，楚国军队攻打陈国，取得盟约后返回。高氏说：陈国因为晋国、卫国侵犯它，又背弃楚国而跟随晋国，所以楚国认为这是讨伐的理由。然而晋国不能救援陈国，陈国于是又归附楚国。汪氏说：史书既记载了军队，又记载了攻打，是为了彰显蛮荆的强盛，而哀伤中原霸主的不振。象山陆氏说：前年晋国、卫国侵犯陈国，是因为陈国归附楚国的缘故，到这时楚国才开始攻打它，这说明楚国还没有完全在陈国得逞。楚子在陆浑之战中，在周朝疆界展示武力，询问九鼎的轻重。这一年，疆、舒、蓼三国到达滑汭，与吴国、越国结盟后返回。楚国的强盛到了极点，然而在陈国、郑国之间还没有完全得逞。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原的君臣都恐惧并自我整治，严明政令，怎么就不能遏制楚国的锋芒呢？

【辛定王酉七年】九年【晋成公七年卒，齐惠公九年，卫成公三十五年卒，蔡文公十二年，郑襄公五年，曹文公十八年，陈灵公十四年，齐桓公三十七年，宋文公十一年，秦桓公五年，楚庄王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孙氏说：鲁宣公有母亲的丧事，却远道去朝见强大的齐国，太缺乏哀痛之心了。

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夏季，仲孙蔑前往周朝京城。《左传》记载：春季，周王派使者来鲁国征聘，夏季，孟献子出使周朝，周王认为他有礼，重重地赏赐他。

简单来说，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方式。孔氏说：“属，是聚合；比，是靠近。《春秋》聚合会盟朝聘的文辞是属辞，排比褒贬的事迹是比事。”在岁首的月份，鲁宣公去齐国朝见；夏季，派遣大夫出使周朝京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排比史事来考察的，不需要贬斥断绝，其恶行自然显现。高氏说：传文说周王派使者征聘，相信这话，更加可见王室的衰微了。宣公在位九年，去周朝只去了一次聘问；而在齐国却去了两次朝见。经书对于去齐国，每次出行都必定给予深重的谴责。汪氏说：从四年到现在三次去齐国，都记载了回国。蜀地杜氏说：没有到应回国的时间就记载回国，是表示危险。象山陆氏说：宣公即位九年，两次去齐国朝见，却只派一次大夫去周室聘问。王道的踪迹已经熄灭，纲常伦理沦丧，颠倒错乱，却安然不以为异。《春秋》的写作，难道是不得已的吗？直书在简策上，排比着读，而没有恐惧之心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了。下及战国时期，周朝衰微得很厉害了。齐威王去周朝朝见，天下人都认为他贤德。《史记》记载：烈王六年，齐威王来朝见。这时周室微弱，诸侯没有人朝见，而齐国独自朝见，天下因此更加认为威王贤德。何况春秋时期呢？而宣公却不能做到。所以聘问朝见的礼仪废弛，君臣的名分就丧失了；诸侯的行为恶劣，背叛侵凌的祸败就兴起了。这就是经书记载君主去齐国、臣子去周朝的意思，而特别记载“王正月”来表明这一点。汪氏说：此前五年去齐国，只记载“春”；此后十年去齐国，也只记载“春”；只有这一年去齐国记载了“王正月”。大概是为了彰显君主去邻国朝见，臣子去京城聘问，所重视的反而轻慢，所轻慢的反而重视。不知道大一统的意义，也就像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在楚”，系于“春王正月”，上面记载天王去世，楚子去世，下面记载五月公从楚国回国，以此来彰显他不奔天王之丧，而亲近强大的夷狄，等到送葬后才回来，这对于大一统的意义怎么样呢？有人说僖公十年、十五年去齐国，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去晋国，都记载了“春王正月”，难道有其他含义吗？唉，不是这样。僖公、襄公去齐国、晋国，而王室没有嘉好、丧葬之事，那么记载“王正月”就是常例。这与宣公去齐国、仲孙蔑去京城，天王去世而宣公在楚国的情况不同了。

齐侯攻打莱国。襄陵许氏说：赤狄屡次侵犯齐国，齐国不敢报复；莱国没有攻打齐国，而齐国却屡次攻打它，可以看出惠公畏强凌弱。庐陵李氏说：东莱有莱山，是从属于齐国的小国。齐国自从七年会合鲁国攻打它，今年又独自攻打它，最终在襄公六年灭掉了它。

秋季，夺取根牟。《左传》说是因为容易。《公羊传》说：根牟是什么？是邾娄的城邑。为什么不系属于邾娄？是为了避讳频繁。杜氏说：根牟，是东夷的国家。陈氏说：这一年夺取根牟，成公六年夺取鄟，襄公十三年夺取邿，都是微小的国家。汪氏说：根牟大概是小国，内部避讳灭亡，所以记载为“取”，与鄟、邿相同。昭公八年搜于红，从根牟到商卫，就是所夺取的根牟之地。陈氏说：“取”，是说公取，不说是公，不是公的命令。从宣公以下，征伐大权在大夫手中。刘氏说：根牟是附庸国。《左传》说：是因为容易，不对。根牟虽然小，不用兵革也不能夺取。不分别国邑取灭的名称，而苟且记录其难易，这难道是《春秋》的意思吗？《公羊传》说：不系属于邾娄，是为了避讳频繁，荒谬极了。

八月，滕子去世。是昭公，子文公寿继承。高氏说：自从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到这里才开始记载滕子。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

译在扈地设防。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根据《左传》记载，这是为了讨伐不和睦的国家。陈侯没有设防，荀林父便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晋侯去世，军队才返回。由此可知，经文中所记载的，是与晋国讨伐陈国的言辞相一致的。在扈地设防，是为了等待陈国（来会盟），而陈侯没有设防，然后荀林父才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他。这就近乎于自我反省而符合礼义了。经文不记载“诸侯的军队”，而说“林父率领军队”，是因为在扈地设防时，诸侯都率领军队听从命令，而荀林父兼任统帅。这就表明他的军队是团结一致的。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又曾经救助过陈国，本应是陈国所应当亲附的。而陈国却只依附楚国，这难道合乎道义吗？

【汪氏说：在黒壤设防，是为了讨伐鲁国，而鲁宣公因为贿赂得以免罪；在扈地设防，是为了谋划对齐国、陈国用兵，而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设防。大概因为晋成公是被弑君者拥立的，不能致讨；在侵陈的战役中，竟然由元恶（指弑君者）主持军事，因此对外不足以抵御荆楚，对内不足以使诸侯信服。如今这次谋划对齐国用兵，而篡位的鲁宣公独自侍奉齐国而不设防，无所忌惮。所以成公时代称霸，仅仅能够两次设防诸侯，最终没有成功。《春秋》对于荀林父讨伐陈国，记载“率领军队”、记载“讨伐”，虽然说是赞许晋国，但不能庇护陈国，其过失也是明显的了。】

【象山陆氏说：晋国自从灵公不像君主之后，逐渐在楚国面前失去竞争力。楚国的政令日益修明，兵力日益强大。然而圣人的心意，常常殷切地期望于晋国，这并不是偏私。内外之辨，应当是这样的。前年陈国遭受楚国讨伐，势必倾向楚国。扈地的设防，是为了陈国。陈国不亲附晋国，荀林父能够统率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春秋》大概是赞许他的。】

译辛酉日，晋成公黑臀在扈地去世。

《左传》说：在扈地会盟，是为了讨伐不和睦的诸侯。陈侯没有与会，晋国的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晋侯在扈地去世，于是军队返回。《公羊传》说：扈是什么地方？是晋国的城邑。诸侯死在封地之内不记载地名，这里为什么记载地名？因为死在会盟之地，所以记载地名。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不说是会盟。《谷梁传》说：记载地名是因为在外地，记载日期是因为还没有越过国境。杜预说：扈是郑国的土地，死在境外所以记载地名。范宁说：诸侯死在路寝就不记载地名。汪克宽说：诸侯死在军中称为“师”，曹伯卢和负刍就是这样；死在会盟之地称为“防”，〇伯成就是这样；死在他国就像许男甯、蔡侯东国死在楚国，吴子遏死在巢国那样；死在封地之内就像郑伯髠顽死在鄵地，宋公佐死在曲棘那样。晋成公不说是死在会盟之地，大概是因为会盟的礼仪已经结束，所以不说是会盟罢了。刘敞说：《谷梁传》说“记载日期是因为还没有越过国境”，这是不对的。没有越过国境还像是在国内，怎么能记载地名？那么扈是他国的地名，不是晋国的土地。

冬十月癸酉日，卫成公郑去世。

晋成公为什么没有记载葬礼？因为鲁国没有与会。卫成公为什么没有记载葬礼？也是因为鲁国没有与会。卫成公侍奉晋国非常谨慎，而鲁宣公却深深倾向齐国。卫国想要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谋划黑壤的会盟，并且特意派遣孙良夫来结盟，以此确定此事。等到在黑壤会盟，晋国人扣留了鲁公的礼物，然后才免除他的罪责。因此在扈地的会盟，都是以前的诸侯，唯独鲁国没有前往。两国相继传来丧讯，也都因为没有与会而不记载葬礼。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其事而缺略其文的情况。有人说：两位君主都有被贬斥的原因，所以不记载葬礼【何休说：晋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篡位。卫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杀了公子服】，这是错误的。鲁国没有与会，难道就没有被贬斥吗？记载去世却因私怨废除礼仪、忘记亲情，其罪过已经显现。《春秋》文辞简练而直白，看待人如同日月无私照耀一样。曲解生发意义，就偏离得太远了【临川吴氏说：《春秋》是刑书，事实与文辞，善恶完全显现。圣人哪里容得下私心呢？大概浑厚如同天道一样】。

宋国人包围滕国。

【《左传》说：趁着滕国有丧事。】

包围国家不是地位低微、兵力少所能办到的。必定是出动大众并且让大夫担任主帅，这是明显的。然而称“人”，这是贬斥他们。滕国既是小国，又正逢丧事，所应当的是怜悯哀悼、吊唁抚恤都来不及，却动用武力去包围它。比较事情来观察，知道被贬斥的罪过在于不仁【蜀杜氏说：诸侯擅自用兵包围别人的国家，何况又是趁着丧事，所以采用书“人”的贬斥。家氏说：滕子去世，还没有几个月，宋国趁着丧事包围它。不仅是趁着滕国的丧事，也是趁着晋国的丧事。晋国政令不兴盛，诸侯擅自互相侵伐，贬斥宋国也是为了议论晋国】。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的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从此晋国和楚国交替讨伐郑国。《左传》说：楚子因为厉地的战役，所以讨伐郑国。晋国的郤缺救援郑国，郑伯在柳棼打败楚军。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良担忧说：“这是国家的灾祸，我死期不远了。”】

楚军侵犯郑国多次，有时称“人”，有时称爵位，为什么呢？郑国自从晋成公刚即位，舍弃楚国而跟随中原国家，这是正确的。楚人因此兴师侵犯郑国，是不义的。所以宣公三年书“人”，书“侵”，是谴责他们。第二年，郑国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诸侯没有声讨罪过、出兵讨伐的，而楚军到了，所以特别书爵位，是认可他们。然而兴师动众，贼人却不讨伐，只以让郑国臣服为事，那就不是义举了。所以又过了一年，传中说楚子讨伐郑国，而经文书“人”，是再次贬斥他们。到现在称爵位，难道是认可他们吗？按照《公羊传》的体例，国君将帅不称“帅师”，记载重要的部分。到这里书爵位，显示他凌暴中华，用重兵临逼郑国。怎么知道不是认可他们呢？回答说：下面记载晋国的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就知道不是认可他们了【汪克宽说：凡是书“救”，没有不认为是善的。救援是善，那么讨伐者的罪过就显著了】。由此观察《春秋》的书法，都是想要治理乱贼的党羽，谨慎内外之辨，用一个字作为褒贬，深切而明显【汪克宽说：五年，晋国的荀林父救援郑国，经书不记载，是因为这时郑国正有弑君的动乱，所应当的是讨伐而不应当救援，所以不书“救”。现在这本书郤缺的救援，根据明年传记载郑国讨伐归生的罪过，砍断他的棺材并驱逐他的家族，大概这时归生已经死了，所以书“救”以认可晋国。象山陆氏说：讨伐陈国救援郑国，晋国的诸臣还没有忘记文公的霸业，《春秋》大概是认为这是善的。○庐陵李氏说：《春秋》凡是书“救”的，没有不认为是善的，这是胡氏的正例，而陈氏立例认为救援不记载，必定是救援而没有功效然后才记载。在这条说：书“救郑”，是因为楚是霸主吗？元年救援陈国，今年救援郑国，而辰陵的盟会，把陈郑排在楚子之下，于是把诸侯给予楚国了。这虽然与胡氏不合，但也得到了《春秋》的微妙之意】。

陈国杀了他们的大夫泄冶。

【《左传》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和夏姬通奸，都穿着她的祖衣，在朝廷上嬉戏。泄冶劝谏说：“公卿宣扬淫乱，百姓没有效法的榜样。而且听到不好的命令，国君您还是接受吧。”灵公说：“我能改正。”灵公告诉那三个人，两个人请求杀泄冶，灵公不禁止，于是杀了泄冶。孔子说：“《诗经》说：‘百姓多邪僻，不要自己树立邪僻。’这说的是泄冶吧？”《谷梁传》说：“国

译因为杀害他的大夫，是杀害无罪之人啊。”泄冶的无罪是怎样的呢？陈灵公与夏徵舒的母亲私通，公孙宁、仪行父也与其母私通，有时穿着她的外衣，有时穿着她的内衣，在朝廷上互相戏弄。泄冶听说后，进谏说：“让国人听到，尚且可以；让仁人听到，就不可以了。”陈灵公因泄冶的话感到羞愧，不采纳他的言论，反而杀了他。

译所谓“称国以杀”，是指国君与掌权的大臣共同杀害了某人。如果只称其大夫，则说明此人并未丧失官职职守而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专断擅行的罪过。泄冶没有罪过却直书其名，是为什么呢？因为泄冶是因进谏而被杀身亡的。杀害进谏之臣的，必定会招致亡国弑君的祸患，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作为徵舒弑君、楚子灭陈的开端，以此垂示后世的警戒。这就是所谓的“义理系于名字而记载其名”。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史记·宋世家》记载：王子比干，是纣王的亲戚，见箕子进谏而不被听从，说：“君主有过错而不以死力争，那么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于是直言进谏纣王，纣王发怒杀了比干】泄冶进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的词句呢？言语沉默、生死抉择，应当合乎适宜就停止罢了。泄冶直言无隐，不愧于史鱼的刚直【《论语》记载：孔子说：“史鱼多么刚直啊！国家有道时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时也像箭一样直。”《家语》记载：史鱼屡次进谏卫灵公，推荐蘧伯玉，斥退弥子瑕，灵公不听从，史鱼死后仍用尸体进谏】。若与比干相比，比干自我省察、自我奉献于先王，则不可同日而语【茅堂胡氏说：比干在纣王之时，亲属上是王子，职位上是三公，所以进谏不被听从，接着以死相争。泄冶对于灵公，亲属上不是贵戚之卿，职位上也不是上大夫，直言进谏而死，过于勇猛了，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以示贬斥。《春秋》记载“杀大夫”，不仅谴责诸侯的专杀，被杀者也受到贬斥。君子不进入危邦，不居住在乱邦，如宋子哀预见宋国将乱而离开，圣人赞许他能见微知著，所以书“字”，除非有拨乱反正的全才，怎么可以踏入危乱之朝，轻生易死而不爱惜自己呢？《家语》记载：孔子说：“比干对于纣王，亲属上是诸父，官职上是少师，本来必定要以死力争。”泄冶对于灵公，职位在大夫，没有骨肉之亲，受宠而不离去，在乱朝做官，想凭区区一人之身来匡正一国的淫乱昏聩，可以说是狷介了】。泄冶虽然效忠，难道还排在宋子哀、鲁叔肸之后吗？所以，在昏乱之朝做官，如果是异姓者，像子哀那样洁身自好而离去是可以的；如果是贵戚呢？不食其禄像叔肸那样就很好了【杜氏说：国家无道，行为要危厉，言语要谦逊。泄冶在淫乱之朝直言进谏以致取死，所以不被《春秋》所推崇。陆氏说：泄冶之死，《春秋》责备他不是辅弼之臣，身处淫乱之邦，不能离职而强行进谏，这是取死之道，所以君子不推崇他。称国以杀，是因为直谏纵容邪臣害他，连累君主的意思可以看出。刘氏说：泄冶确实能进谏他的君主，然而没有大臣的操守。所谓大臣，必定在进退之初就洁身自好，不可以进入就算了。现在陈侯君臣的淫乱，不是一年的积累，泄冶还安于朝廷，直到欲望无法控制而大乱，废弛男女之节，然后才进言，那么他跟随君主昏聩的时间已经很多了。既然称为跟随，那么他就是臣子，身处大臣之位却只有具臣的操守，进谏而被杀，也不算不幸。况且陈侯的淫乱，举国都厌恶，不只是泄冶知道，那么不是能知道君主淫乱就是贤德，而是能制止君主淫乱才是贤德；不是能说出国家混乱就是智慧，而是能离开国家混乱才是智慧。张氏说：君子见微知著而行动，不等到整天。当灵公君臣在株林驱驰之时，泄冶知道不可进谏，洁身自好而离去是可以的。至于亵慢朝廷，穿着内衣嬉戏，那么站在朝廷上的人，虽然想沉默也不可得，失于不能见微知著而早作分辨。木讷赵氏说：把圭璧推荐给泥涂，本来就已经疏远了；触犯虎狼以取死，怎么能算是智慧呢？汪氏说：泄冶的过失，在于不能早谏以蓄止君主的恶行，然而捐生尽言，不可深责。如果都成为避祸之计，那么忠言不入耳，淫虐之君无所不至，其祸不可胜言。文定在徵舒弑君的传中说：忠诚没有比自身被杀更明显的，而他的预言应验了，他赞许泄冶的程度如何呢】

【壬定王戌八年】十年【晋景公孺元年，齐惠公卒，卫穆公速元年，蔡文公十三年，郑襄公六年，曹文公十九年，陈灵公十五年，弑〇桓公三十八年，宋文公十二年，秦桓公六年，楚庄公十五年】

　　春天，鲁公前往齐国

　　【汪氏说：鲁公至此已经四次朝见齐国了】

　　鲁公从齐国回来

这也是前往齐国，也记载其归来，而不记载月份。上一年九年，也是前往齐国，也记载其归来，而记载了月份，是因为这一年夏天，派遣仲孙蔑前往京师，所以特别在岁首记载王正月，以彰显宣公的罪过。而君臣名分之际，谨严如此。把田地归还作为私惠，与君臣名分之际相比，则大小不相当了。

　　齐人归还我济西的田地

【《左传》：“齐侯因为我服从而归还济西的田地。”《公羊传》：“齐国已经夺取了，为什么说‘我’？说‘我’，是未断绝与我鲁国的关系。为什么未断绝与我鲁国的关系？齐国已经说夺取了。实际上并未归属齐国。”《谷梁传》：“鲁公娶齐女，齐国因此视为兄弟，归还田地，不说‘来’。鲁公前往齐国接受它。”程子说：“齐鲁修好，所以归还鲁国田地。田地是鲁国所有的，齐国不是义取，所以说‘归我’，不足以称为善举】

宣公对齐国顺从其所欲，既以女儿嫁给其臣，又以兵力防备伐莱之举，

译又每年前往齐国朝廷朝见，即使是诸侯侍奉天子，也没有这样的礼节【汪氏说：诸侯侍奉天子，每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如今宣公从四年到十年这七年之间，五次前往齐国，元年和十年都是一年三次派遣大夫前往齐国，超过了侍奉天子的礼节了】所以惠公喜欢他能够顺从侍奉自己，就把所夺取的济西田地归还给他，归还讙地和阐地，直接记载为“归”【赵氏说：“归”是对方送来的意思】这里唯独记载“我”，是表达相亲相爱、惠赐馈赠的意思，深刻地揭露齐人助成弑逆之罪【问传说：说“我”的原因，是深刻地揭露齐人助成弑逆之罪，确立乱臣的地位并收取他的贿赂，因为他臣服又归还给他，本来都是罪过，然而归还给他难道不比夺取他好吗，为什么在夺取时不记载“我”而在归还时记载“我”呢，茅堂胡氏说：天理至公没有彼此之分，人欲私心炽盛就有“我”了，违背自己就愤怒，顺从自己就欢喜，怠慢自己就愤怒，谦卑自己就欢喜，鲁宣公对于齐惠公大概能够顺从他的行为而恭敬谦卑地对待他，所以惠公非常高兴而把济西田地归还给鲁国，称“我”是相亲相爱、惠赐馈赠的意思，鲁国人再次得到贿赂则内心更加放纵，罪恶也就更远了，所以用“我”来深刻揭露助成弑逆之罪，夺取它是因为贪图别人的财物，归还它是因为喜欢别人侍奉自己，都不符合道义，难道归还比夺取好吗，永嘉吕氏说：夺取时不记载“我”，是因为宣公因为即位不正而想贿赂齐国以求自保，所以不记载“我”以显示内心没有吝惜的意思，在归还时则宣公每年前往齐国，情谊更加深厚，外有朝聘的礼节，内有婚姻的缘故，鲁国也想得到而齐国归还给他，所以记载“我”以显示内心有想要的意图】有人说济西是鲁国的本来封地，所以记载“我”就错了，以柔顺卑屈的态度侍奉别人不符合道义而得到土地，与喜欢别人以柔顺卑屈的态度侍奉自己不符合道义而归还土地，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正义【髙氏说：元年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地，大概是鲁国用济西田地贿赂齐国而齐人夺取了它，到现在归还，是因为宣公每年朝见齐国，齐侯感激宣公朝见侍奉的勤勉，因此归还给他，鲁国的分封土地是先君从天子那里接受的，怎么可以丢失，何况背负弑逆之罪贿赂以求免遭讨伐呢，齐人夺取弑逆的贿赂以纵容罪恶，所以它的夺取和归还都谨慎地记载，家氏说：天道十年为一个周期，人事十年就会发生变化。桓公篡位隐公，十年没有讨伐。《春秋》在这一年才开始记载“王”，以纠正它。如今宣公篡位，也到了这十年，天王没有讨伐，方伯不过问。齐人忽然把贿赂的田地归还，大概是因为十年之久，天理必然恢复。齐人知道罪过所在，而主动把原来的田地归还给鲁国。张氏说：不记载“来”，是因为请求而得到的。讙阐在夺取的那年归还，所以不记载“我”。现在在十年之后归还，所以记载“我”。特别记载为“我”，那么夺取它不符合道义而归还它不符合正道，都出于相互之间的私情，就可以看出来了。汪氏说：齐人归还土地有三次，郓、讙、龟阴之田。孔子用礼教化强暴，齐景公内心信服而归还它，记载为“来归”，“来”、“归”是赞美的言辞。讙及阐因为哀公悔过迁善，归还邾子益于邾，所以齐悼公归还这两个城邑，所以记载为“归”，“归”是顺应的言辞。只有这济西之田，宣公超越礼节以取悦齐国，齐惠公喜欢他谄媚自己，而把田地归还给鲁国，完全出于相互之间的私情，所以记载“归我”。“我”，是自私的意思。不仅不同于圣人实行王道，即使与哀公的改过自新，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赵氏说：按照《公羊传》说：已经夺取了，又说没有断绝，多么迂腐荒诞？《谷梁传》说：不记载“来”，是因为宣公前往齐国接受的。哀公八年归还讙及阐，难道是宣公接受的吗？只要说“归我”，就知道是送来的，省略文字罢了】

译夏季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

【何氏说：这与八年日全食，应当是同一种情况重复出现，所以连续记载日食】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崔氏出逃投奔卫国。

【《左传》说：夏季，齐惠公去世。崔杼受到惠公的宠信，高氏和国氏畏惧他的威逼。惠公去世后，他们驱逐了崔杼，崔杼投奔卫国。史书说：“崔氏没有罪过。”并且以家族名义告知，而不以个人名字告知。凡是诸侯的大夫违抗命令，告知其他诸侯说：“某氏的守臣某，未能守护好宗庙，冒昧告知。”如果有携带玉帛的使者，就告知，否则就不告知。《公羊传》说：“崔氏，是什么人？是齐国的大夫。为什么称崔氏？是为了贬低。为什么要贬低？讥讽世卿制度。世卿制度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称氏，是举族驱逐的措辞。”】

按照《左传》的说法，崔杼受到惠公宠信，高氏和国氏畏惧他的威逼，惠公去世后驱逐了他，他投奔卫国，史书说“崔氏以家族逃亡”【范氏说：崔杼凭借世卿身份专权，齐国人厌恶他的家族，命令他出逃，既然不想让他活着，反而又不想立他的宗族后代，所以驱逐他的家族，就像把整个家族都赶走一样】。许翰认为崔杼出逃后能够返回，返回后能够弑君，是因为他的宗族势力强大，所以史书早早就用“氏”来加以辨别，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张氏说：特别记载他的氏，表明崔杼的宗族在齐国势力强大，所以权势足以逼迫高氏和国氏，今天虽然驱逐了他，但他还能再次回到齐国，像崔成这类人，最终招致灭宗的祸患，难道不是家族势力庞大，却不知道节制谨慎，最终导致家庭凶险、国家祸患吗？家氏说：这一年到崔杼弑君，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崔杼活到七十岁，此时他才二十岁左右，不应该权势已经兴盛，被人畏惧，怀疑不是崔杼本人，可能是他的父亲，但无法考证】。所谓讥讽世卿，并不是《公羊传》的本意，大概是门人弟子因为尹氏、武氏被称为世卿而附会添加在这里的。经文中有时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有时事情不同而用词相同，一概而论就会拘泥而不通【孙氏说：东迁之后，天子和大夫都世代记载，尹氏讥讽天子的大夫，记载崔氏讥讽诸侯的大夫，高邮孙氏说：从隐公到昭公二百年间，尹氏世代执掌周朝政权，所以最终发生子朝的动乱，而专断废立之权；从宣公到襄公五十多年间，崔氏世代担任齐国大夫，所以最终发生弑君的祸患。春秋时期，尊贵没有比周朝更甚，强大没有比齐国更甚，而世卿的祸患如此严重，尹氏、崔氏，圣人选择其中势力最强、危害最深的人作为警戒。汪氏说：崔杼的出逃，大概是为了陈文子的出逃，不久就返回了。文定遵循《谷梁传》，说举族驱逐，然而崔杼的宗族强盛，所以出逃后能返回，返回后能弑君，是因为他世代担任大夫，所以导致这样。僖公二十八年传记载崔杼在城濮之战，可知是世袭大夫。而且崔氏是丁公的子孙，大概已有五百年，如果不是世袭大夫，怎么能长久在齐国有后代呢？○刘氏说：《左传》说“史书说崔氏”，没有罪过，并且以家族名义告知而不以名字告知，这是不对的。齐国虽然以家族名义告知，但《春秋》本来应当纠正。如果说崔杼没有罪过，那么栾盈也没有罪过，为什么不记载“栾氏出逃”呢】

鲁君前往齐国。

【《左传》说：鲁君前往齐国，奔丧。杜氏说：“鲁君亲自奔丧，不符合礼制。鲁君外出，朝见、会盟、奔丧、参加葬礼，都记载为‘如’，不说明具体事情，这是史官的惯例。”】

五月，鲁君从齐国返回。

【鲁君前往齐国的事到此为止】

文辞简练而事情详尽的是经书。春季前往齐国，朝见惠公；夏季前往齐国，奔其丧。像这样即使不记载返回也可以，但都记载返回，是表示厌恶【汪氏说：礼制规定诸侯去世，有服丧关系的人奔丧，没有服丧关系的人参加葬礼。鲁君对于齐国，没有服丧关系，却亲自奔丧，谄媚太过分了。为了谄媚侍奉齐国，不问礼制是否恰当，有招致危险的做法，所以春夏两次前往都记载】。天王的丧事不去奔丧，想要举行郊祀礼却急于奔齐惠公的丧；天王的葬礼不参加，派地位低微的人前往，而公孙归父参加齐惠公的葬礼。他不顾君臣上下尊卑的等级，所谓放纵私欲灭绝天理而毫无顾忌。文辞繁复而不删减，圣人的情感显现出来了【薛氏说：行事不符合礼制却源源不断，鲁君为什么不嫌麻烦呢？家氏说：天王的丧事，鲁国不奔丧不赠送财物，现在怀着辅佐篡位的私恩，前往齐国奔丧，事情太悖逆了。春季记载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返回，没过几个月，又记载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返回，详细记载是为了贬低他。汪氏说：鲁君亲自前往奔丧送葬的有三次，《春秋》在这年记载齐侯元去世，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返回；在成公十年记载晋侯儒去世，鲁君前往晋国，第二年三月鲁君从晋国返回；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君前往楚国，楚子昭去世，第二年正月鲁君在楚国，五月鲁君从楚国返回。虽然没有说奔丧送葬，但实际情况很清楚了。《春秋》历经十二位天子，只有叔孙得臣、叔鞅送葬襄公、景公，公孙敖奔襄王丧事而没有到达，鲁国不知道尊重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其他还有什么指望呢？逐渐发展到昭公吊唁少姜，到了黄河才返回，以国君的身份奔嬖妾的丧，被拒绝而不接纳，更加令人悲伤】

癸巳日，陈国夏徵舒弑杀其君平国。

【《左传》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在夏氏家饮酒。灵公对行父说：“徵舒像你的儿子。”回答说：“也像您。”

译徵舒对此感到忧虑。鲁僖公从他的马厩中走出，射杀了徵舒。两位公子逃奔到楚国。

译陈灵公无道，经文却称大夫的名氏来记载弑君之事，这是为什么呢？祸患没有比拒绝劝谏、杀害忠直之臣更大的了；忠诚没有比自身被杀而其预言应验更显著的。泄冶之所以不畏惧斧钺之刑，向君主直言进谏，正是因为灵公与臣下在夏徵舒家中淫乱，担心这会招致祸患，不忍心坐视不管，所以冒着死罪进言。灵公不能采纳，反而杀害了他，最终导致自己被弑而国家灭亡。这是万世的重大警戒。特别记载夏徵舒的名氏，是为了显示泄冶忠言的应验，以及灵公被弑的原因，让拥有国家的人务必以远离女色、修养身心，包容狂直之人，虚心接受谏诤为心。家氏说：君主无道，称国名来记载弑君；陈灵公淫乱杀害谏臣而被弑，用名氏记载，大概是不记载夏徵舒的名氏，就无法显示祸乱产生的根源，讨伐夏徵舒也是治理平定国家的方法。认为罪责不及百姓，所以称大夫来记载弑君，这不是经文的真意。张氏说：古人以礼制作为防范，而君主的尊贵，有妃嫔侍奉，有起居出入的服侍，有廉耻羞恶的限制，用来培养其尊贵的方式已经极尽周全了，怎么会驱驰到株林去取乐呢？泄冶的劝谏，夏南的诗篇，都是因为君主舍弃人道而亲身做禽兽的行为。考察外传，前年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时，泄冶还没有死。单子回国后告诉楚王，陈侯率领卿佐戴着南冠在夏氏家中淫乱，陈侯如果不犯大错，国家必定灭亡，这在三年之前就已经显现了，怎么能不波及呢？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弑君事件，如陈平国、齐光、蔡固，以千乘之国的君主而自比于里巷小人都不做的事，心术的迷惑，能不警戒吗？高氏说：灵公被弑后，子午继位，这就是成公。成公不讨伐弑杀君父的贼人，就知道灵公的恶行已传播于国人之中，而夏徵舒的罪过，国人并不痛恨。汪氏说：礼制称诸侯如果不是问疾吊丧而进入臣下的家，这就叫君臣戏谑。注者说陈灵公多次到夏氏家而招致被弑。人君的举动尚且在嫌疑之际要谨慎而不能轻率，何况可以紊乱男女之别，放纵鸟兽之行，他不成为朱温那样被万段肢解的人，也很少了。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左传》说：滕国人倚仗晋国而不事奉宋国，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先前围困滕国，称“人”是讥讽在丧期讨伐。这次讨伐滕国称“师”，是讥讽动用大量军队。宋国是大国，爵位为上公，有霸业的余绪，力量并非不足。现在邻国有弑逆之罪，不能声讨罪状去征讨，反而动用大军去讨伐应当怜悯体恤的小国。况且滕国不事奉宋国，难道不是宋国自己的德行还有欠缺，而滕国有什么过错呢？所以特别称“师”来彰显其罪过，而急于诛杀乱臣贼子的意图就显露出来了。家氏说：宋鲍趁着晋国多事，而对滕国用兵，围困后不服，又进而讨伐，未必没有宋襄公拘执婴齐的心思。宋襄公尚且不能有所成就，何况宋鲍呢？《春秋》记载这些就是为了贬斥他。象山陆氏说：宋国是大国；滕国是小国。滕国怎么能危害宋国？宋国讨伐滕国，是欺凌蔑视弱小，以逞私欲罢了。左氏说滕国人倚仗晋国而不事奉宋国，然而晋国的霸业正不兴盛，滕国本来就是微弱的小国，有什么可倚仗的呢？或许是因为事奉晋国的缘故，而对宋国有欠缺吧？宋国又有什么理由去责备滕国的事奉呢？大国应当爱护小国，体恤小国，做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的。去年趁着滕国丧期而围困它，今年又兴师讨伐它，其欺凌蔑视弱小，以逞私欲，是很明显的。陈恒弑杀其君，孔子朝见鲁侯而请求讨伐他。前月陈国刚以弑君之事告知宋国，作为邻邦，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却匆匆忙忙兴师讨伐滕国，以逞私欲，还能算是有人心的人吗？庐陵李氏说：滕国自从宋人拘执婴齐之后，滕国就成为宋国的私属。所以宋国的盟主叔孙豹说：滕国，是宋国的私属。成周灭仲几时说：滕国，是宋国的役属。小国被强暴逼迫，不是一天两天了。

公孙归父到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

归父是仲遂的儿子，显贵而受宠。宣公深深感激齐侯能安定他的君位，又把济西的土地归还给他，所以齐侯生前就倾尽身心去事奉他而不辞屈辱，齐侯死后就亲自前往奔丧，并派贵卿去监护葬礼，也不顾天王的礼制，空缺而没有供给。通过比较事件考察辞句，意义自然显现了。汪氏说：《春秋》记载卿去监护葬礼，只有襄王、景王、晋国的襄公、平公、昭公，这一年齐惠公，以及宋平公、滕成公出现而已。天子的丧事震动天下，属于诸侯派遣卿去送葬，这也是亡于礼制者的礼制罢了。晋国的各位君主尚且说是霸国，齐惠公的葬礼是宣公用来报答私恩，而宋平公则是意如用来厚待私姻。至于滕国，则是其君主屡次去监护鲁国的葬礼了。当时诸侯怠慢至尊而谨慎对待强大，没有不是这样的。灵王的丧事，郑简公在楚国，印段实际前往，天子的官吏不讨伐，子太叔反而以此为口实，积习所致，可叹啊。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讨伐郑国。

《左传》说：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的军队讨伐郑国，取得和解而返回。

按照《左传》，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讨伐郑国，取得和解而返回。襄陵许氏说：自从晋灵公以来，成公、景公相继争夺陈、郑，而无法使楚国屈服。这里称“人”，是贬斥。郑国处于大国之间，顺从强者的命令，难道是它的罪过吗？不能用德行去镇抚，而用武力去争夺，这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有什么好处呢？

译对于楚国呢？从此以后，对楚国的责难反而减轻了，罪过在于晋国了。【张氏说：舍弃乱臣贼子的大恶，却轻易动用武力，去讨伐那些迫于强国命令、无所适从的小国。】【家氏说：称“人”于四国，是为了贬斥晋国。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顺从自己；没听说过自己只承担天下的安逸，却强迫别人顺从的。】

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统领诸侯，是因为他们对内尊崇王室，对外抵御荆楚，救济灾祸、体恤患难，急切地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诸侯有所依靠，外族有所畏惧，因此能够成就霸业。自从晋襄公去世，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都不能承担重任，而楚庄王日益强盛，向北争夺诸侯，侵犯陈国、侵犯郑国，在周王室边境展示武力，想要实现他最大的欲望。晋国人谨慎地派出偏师，畏缩不敢触犯荆楚的锋芒，只是等待楚军离去，就在小国身上发泄怨恨。现在又讨伐郑国，即使能使其屈服，难道能保证楚国不再出兵吗？铲除篡位者、锄灭凶恶之人，是霸政最先要做的事。自从赵盾执政，宋、齐、鲁都发生了弑君之事，赵盾内心有所愧疚，置之不问。现在郤缺执政，又不能惩治侯国中弑君作乱的贼人，却率领三国争夺郑国，而把讨伐叛逆的责任留给楚国，于是使得夷狄国家借仗义之名，向天下示好。晋国的霸业从此更加衰落了。【象山陆氏说：《左传》认为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讨伐郑国，取得盟约后返回。诸侯讨伐郑国而称“人”，是表示贬斥。晋、楚争夺郑国已经很久了。《春秋》常常希望晋国得到郑国，而不希望楚国得到郑国，赞同郑国跟随晋国而不赞同郑国跟随楚国，这是看重晋国而轻视楚国。晋国之所以值得看重，是因为它是中原国家；中原国家之所以值得看重，是因为它有礼义。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顺从强者的命令，也是形势使然。现在晋国不能庇护郑国，导致郑国跟随楚国；陈国又有弑君的贼人，晋国不能向周天子报告，声讨罪行进行征伐，却急切地争夺郑国，这就是所说的礼义灭绝了。它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记载“人”字以示贬斥，圣人从此断绝了对晋国的期望。】

译秋天，周天子派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公羊传》说：王季子，是周天子的同母弟弟。周天子有时派遣使者聘问，是为了结交喜好礼制的诸侯。鲁宣公在位到这时，已经十年没有去周朝朝见，却年年去齐国朝见；不奔周天子的丧礼，却奔齐侯的丧礼；不派遣尊贵的大夫去防备匡人安葬周天子，却派归父去防备齐侯的安葬。即使周天子没有兴师问罪，不派遣使者聘问，也还可以。却让王季子来聘问，周天子的威灵更加不震动了。从此以后，周天子聘问鲁国，《春秋》也不再记载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绎地。

使用尊贵的大夫作为主将，动员大军出征讨伐，不用于讨伐乱臣贼子，奉行天命讨伐罪人，却欺凌弱小，侵犯小国，近在邦域之中，是依附的属国，这就是强盗行为。当时，陈国发生了弑君的动乱，已经来报告，记录在诸侯的史册中了。却不图谋讨伐陈国，却对邾国用兵，不也太荒谬了吗？所以四国讨伐郑国，贬称“人”；鲁国人讨伐邾国，特别记载夺取绎地，来谴责鲁国的罪行。

发生大水灾。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按照《左传》的说法，行父前往齐国，是初次聘问。归父前往齐国，是因为讨伐邾国的缘故。齐侯刚刚继位，宣公亲自前往奔他父亲的丧礼，又派遣尊贵的大夫去防备安葬了。如果等到第二年再修聘问之礼，也不算晚。而季孙急忙前往，归父随后而去，这是因为宣公君臣不知道以礼治国，却认为随意取悦他人，就可以免于讨伐。归父贪图夺取绎地，畏惧齐国而前往，大概礼数弯曲则气势必然衰颓，能不畏惧吗！《春秋》详细记载而不删削，以彰显他们的罪行，作为后世的鉴戒。

齐侯派国佐来聘问。

安葬太快了，太不怀念了。又没过一年，就用君命派遣使者聘问邻国，那么哀痛的心情就忘记了。孟子说：“奉养父母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葬父母可以当作大事。”滕文公在丧庐中居住五个月，没有发布命令。等到安葬时，脸上的哀戚，哭泣的

译哀悼之情，使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喜悦，甚至有人愿意成为他的百姓。大概礼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齐顷公刚继承君位之初，举动就是这样，结果丧失军队、丢失土地，几乎被俘获，这难道仅仅是妇人和宾客的过错吗？他已经失去了坚守自身根本的原则了。【高氏说：继位的儿子过了一年才即位，才开始称君；未满一年称子，所以葵丘之盟称宋子。大概齐桓公正倡导大义以尊崇中原各国，所以宋公虽然在丧期而来参加盟会，也不深加责备，因为他不得已而奔赴紧急事务罢了。鲁国对于齐国，是盟国，聘问虽然迟到，又有什么妨害呢？惠公的安葬既快，又未满一年，就用君命匆忙派遣使者来聘问。商议讨伐莒国，在凶丧时期举行吉礼，忘记哀思而结交欢好。《春秋》记载说：“齐侯彰显了他的恶行。”象山陆氏说：“宣公这一年亲自到齐国的有两次，派他的臣子到齐国的有三次。听说天王派王季来聘问，没听说亲自到京师或派他的臣子到京师。不必详细考察他的事情，罪过已经显明了。”《左传》记载行父出使莒国、濮国的事，陈述的道理很高尚，并且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奉行以周旋应对，不敢丢失。”齐惠公去世，鲁公已经亲自奔丧了。王季子聘问鲁国，没过多久，行父就匆匆忙忙前往齐国聘问，知道侍奉君主的礼节并奉行以周旋应对的，果真像这样吗？归父前往，是因为取绎的缘故。齐惠公去世未满一年，而国佐确实来徇私情、抛弃礼法，见利而不顾义，安然实行，不畏惧上天，不愧对他人。人心的泯灭，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唉，真可畏啊】

译《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特别着重记载的。张氏说：国政以百姓的衣食为重，所以积蓄储备是天下的大命脉。此前一百多年，水灾、旱灾、虫灾很多，但没有因为饥荒而特别记载。现在大水之后，特别记载饥荒，是因为宣公政事烦扰，对外用兵没有节制，上下用度枯竭，所以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导致粮食匮乏。象山陆氏说：设立君主和师长，是为了帮助上帝爱护安抚四方，所以君主是为了百姓而存在的。《尚书》说：“上天看的是百姓看的，上天听的是百姓听的。”年成的丰歉，百姓的性命都系于其上。天下的事情，有什么比这更重的呢？《春秋》记载饥荒，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圣人的用意，难道仅仅是为了责备鲁国的君主吗？

楚子攻打郑国。

《左传》说：楚子攻打郑国，晋国的士𦈡救援郑国，在颍水北岸驱逐楚军，诸侯的军队戍守郑国。

经文中有词语相同但意思不同的情况，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九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这是贬斥的措辞。好像是说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侵犯中原国家的称呼。知道是这样的，因为下文记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那么贬斥楚国就可以知道了。这一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这是直叙的措辞。好像是说用实际的名称来叙述，记载重要的事，而意思并不认为楚国有罪。知道是这样的，因为传文记载晋国士𦈡救援郑国，在颍水北岸驱逐楚军，而经文删去了，那么责备晋国就可以知道了。这类情况是结合传文来考据的。高氏说：晋国士𦈡救援郑国，以及诸侯戍守郑国，而《春秋》删去不记，是责备晋国，虽然得到了郑国却不能保有它。家氏说：士𦈡使用偏师，对救援郑国没有益处，这一年郑国就归附了楚国，所以略去不记罢了。象山陆氏说：当时，晋国的霸业已经不再令人期望，齐鲁之间糜烂成这样，楚子的肆意横行，谁能遏止呢？记载攻打郑国，圣人深感伤痛。左氏所记载的，士𦈡在颍水北岸驱逐楚军，没有见于经文，即使有这件事，也不足以影响轻重。

附录：《左传》·郑子家去世，郑国人追究幽公动乱的罪责，砍开子家的棺材并驱逐他的族人，改葬幽公，谥号为灵。

【癸定王亥九年】十一年【晋景公二年，齐顷公无野元年，卫穆公二年，蔡文公十二年，郑襄公七年，曹文公二十年，陈成公午元年，〇桓公三十九年，宋文公十三年，秦桓公七年，楚庄王十六年】

春季，周王的正月。

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

《左传》说：春季，楚子攻打郑国，到达栎地。子良说：“晋国和楚国不致力于德行，而是用武力争胜，与其来者可以接受。”晋国和楚国没有信用，我们怎么能有信用呢？于是跟随楚国。夏季，在辰陵结盟，陈国和郑国归服了。朱熹说：“宣公的时候，楚庄王非常强大，主持中原的盟会。”杜氏说：“辰陵，是陈国的土地，在颍川长平县东南。”

晋国和楚国争夺这两个国家已经很久了。现在陈国和郑国背离晋国，跟随楚国，在辰陵结盟，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没有贬斥的措辞，难道是赞许他们从高大的树木下到幽深的山谷吗？汪氏说：《诗经》说“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现在根据《孟子》，用高大的树木比喻中原国家，用幽深的山谷比喻蛮夷荆楚。

附录：《左传》·楚国左尹子重侵犯宋国，楚王在郔地等待他。令尹蒍艾猎修筑沂城，让封人考虑事务，交给司徒衡量。

【安排劳役日期，分配财物用具，平整版筑，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质，商议远近，规划地基，备足干粮，调度官吏，事情三十天完成，没有差错】

【于素】

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攻打莒国。

张氏说：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事奉齐国，鲁国跟随齐国攻打它，兵事不讨伐乱臣，而是挟持强大欺凌弱小，深刻揭示了齐国和鲁国的罪过。蜀杜氏说：

【称齐人以表示贬斥，称齐人也是以人来称呼鲁国。必定记载公孙归父，也是为了记录大夫专权。汪氏说：攻打邾国，攻打莒国，都是因为】

【归父率领重兵，而后会同。齐侯、会同楚子都是归父独自会同。国君以显示宣公的德行，仲遂而宠信他的儿子，便专权】

【在鲁国，至于笙之驱逐，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秋季，晋侯在欑函会同狄人。

《左传》说：晋国郤成子向众狄求和，众狄厌恶赤狄的役使，于是归服于晋国。秋季，在欑函会同，众狄归服了。这次行动，众大夫想召见狄人，郤成子说：“我听说，没有德行不如勤勉，不勤勉怎么能招来人？能勤勉且有后继，他们就会跟随。”《诗经》说：“文王已经勤勉，文王尚且勤勉，何况寡德的人呢？”

中原有动乱，天王不能讨伐，那就是方伯的责任。如果不能讨伐，那么四邻的诸侯应当有所请求。而鲁国正会同齐国攻打莒国，晋国正向狄人求和，这是舍弃肩膀而养护一个手指，不能分辨三年丧服和小功丧服的差别。南轩张氏说：孟子所比喻的，是说舍弃大的而顺从小的。不也很荒谬吗！所有这些直接记载事情，不需要贬斥断绝而义理自然显现的。陈氏说：楚国正在天下倡导大义，而晋国却孜孜不倦于众狄，甚至前往会同，晋国太卑微了。所以楚庄王的《春秋》，晋国有诸侯的事情，不全部记载。宣公三年，晋侯攻打郑国，不记载。荀林父攻打陈国，不记载。张氏说：“晋侯作为盟主，却前往与狄人会盟，舍弃夏徵舒留给楚国讨伐，让楚国举大义加于中原，又想与楚国争夺郑国，楚国理直，晋国理屈，所”

译因为邲之战的失败。汪氏说：晋景公在狄人之地修筑防御工事，与僖公三十二年卫国人与狄人结盟的意义相同。

译冬十月，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徵舒。

《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他为“人”呢？是为了贬低他。为什么要贬低他？因为不赞成他对外征讨。不赞成对外征讨，是因为他征讨的对象在国外，所以不赞成。即使是征讨国内的罪行，也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实际上是赞成的，但在文字表述上不赞成。文字上为什么不赞成？因为按照诸侯的道义，不能擅自征讨。诸侯的道义，如果不允许擅自征讨，那么说实际上赞成他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的诸侯中如果有无道之人，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如果有力量去征讨，那么去征讨是可以的。

《谷梁传》说：这是进入陈国然后杀了他。为什么不说“入”呢？是将夏徵舒视为陈国之外的人。为什么将夏徵舒视为陈国之外的人呢？是为了表明楚国征讨有罪之人。

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

程子说：“人”是众人的辞令，指大恶之人，是众人想要诛杀的。诛杀他的罪行，是合乎道义的；夺取他的国家，是邪恶的。

称“人”的，是众人的辞令。杜氏说：不说楚子而称“人”，是征讨贼寇的辞令。范氏说：改变称楚子为称“人”，是因为他是弑君的贼寇。好像说：这是人人可以杀死的。陈氏说：楚国屡次称“子”了，自从宋万以来，没有征讨贼寇的，虽然征讨也不以他的罪名为由，而且百年以来都是这样，那么楚国征讨夏徵舒，为什么不称“楚子”呢？征讨贼寇，不论内外贵贱，都称“人”。高邮孙氏说：征讨贼寇，即使是诸侯，即使是大夫，即使是国人，即使是外族，都必定称“人”。大恶之人，是众人共同厌恶的。众人可以征讨他，称“楚人杀夏徵舒”，诸夏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

吕氏说：楚国人杀陈国夏徵舒，是征讨贼寇的辞令，而且众人同心同德，所以说“楚人入陈”；不是众人的意志，所以说“楚子”。

按照《左氏传》，楚子因为夏氏的动乱，所以对陈人说：“不要动，我将去征讨少西氏。”于是进入陈国。陈国杀了夏徵舒，在栗门车裂了他，而《春秋》先写“杀”，后写“入”，是因为赞成楚子能够征讨贼寇，所以把“杀”放在前面。

陈氏说：不写“入”而后写“杀”，是给予他征讨贼寇的道义吗？那么征讨贼寇是一件事，进入是一件事。进入虽然是君主率领军队，但贬低他，所以称楚子。楚国很强大了！庄王一篇中，虽然围城灭国，没有贬低的辞令，本来是为了提升楚国，也是因为担忧楚国。汪氏说：晋文公拘捕曹伯，不是霸主征讨，所以先写“入曹”，后写“执曹伯”；楚灵王杀齐国庆封，虽然杀了有罪之人，但不是以征讨贼寇的名义杀的，所以先写“伐吴”，后写“杀庆封”，也不归在楚人名下。由此可知，这里是以征讨贼寇的名义给予楚庄王肯定。征讨贼寇是合乎道义的，夺取国家是贪婪的，舜和盗跖相差甚远，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善与利罢了。楚庄王以道义征讨贼寇，勇于行善，是舜一类的人；以贪婪夺取国家，急于求利，是盗跖一类的人。行善与作恶，只在一念之间，而《春秋》的书法如此，所以《春秋》是传达圣人思想的重要典籍，不能不仔细考察。

有人说：圣人看重改过，楚国虽然县治陈国，但能听从申叔时的建议而重新封立陈国，可以说是能改过了，为什么还写“入陈”来贬低他呢？回答说：楚庄王意在灭陈，虽然重新封立，但先前取了一个人回来，称为夏州，而又接纳了陈国的乱臣，这是控制人家的上下，使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道。

晋国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驷乞被立为国君的事，所以子产回答说：“如果我国的大臣，而晋国大夫专断他们的职位，这就是晋国的边邑了，哪里还算国家呢？”辞谢客人的礼物并回报使者，晋国人就作罢了。其他国家不是应当给予的，却一定要接纳人家的乱臣，存亡兴灭，难道是这样的吗？

仲尼非常痛心于中原国家，深深赞美其有征讨贼寇的功劳，所以特别从轻处理，不称“取陈”而写“入”，虽然说是给予他肯定也可以。

汪氏说：《春秋》给予楚庄王征讨夏徵舒的肯定，而称“楚人”，也就像吴王阖庐救蔡而在柏举作战，称“吴子”一样。楚子入陈，看着那个人而贬低他，也就像吴国入郢而举号一样。辞令虽然不同，意思其实没有差异。大概楚庄王、阖庐实在没有征讨贼寇、拯救患难的诚心，所以书法给予或剥夺如此。假如楚庄王真有征讨贼寇的心，那么辰陵之盟，拘捕夏徵舒而诛杀他，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就够了，何必等到率领重兵到达他的国都然后才杀他呢？假如他一向有征讨贼寇的志向，那么四年伐郑，俘虏归生而在桔柣之门车裂他，仗义的名声就著于中原了，何必等到三个月的围困，丢失贼寇不征讨，而接受肉袒投降呢？因为他本没有这个心，而借这件事来建立功劳，所以不足以在此得到提升。文定说“借征讨贼寇来县治陈国”，确实如此。议论的人把楚庄王列入五霸之列，也是取

译他讨伐贼臣这一节，难道只是像秦穆公那样悔过自新罢了？还是说，正如同吴国的阖闾、夫差那样暴虐横行，而有的人也以此称许他为霸主？那么，秦穆公、楚庄王，难道还是比他们做得好吗？庐陵李氏说：楚国假借讨伐贼臣的名义，在中原地区行事共有四次：杀徵舒、擒获庆封、诱杀蔡般、擒获陈招。只有杀徵舒符合讨伐贼臣的道义，所以特别记载为“人”；擒获庆封也没有贬斥的言辞。但是楚灵王的暴虐，不能与楚庄王相比。○刘氏说：《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他为“人”？是贬斥他。不对。这好比蔡人杀陈陀一样。况且在国外讨伐弑君之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谷梁传》说：这是进入陈国而后杀人，为什么不先说“入”？是因为将徵舒视为陈国之外的人。不对。说“楚人杀”，正是为了表明徵舒有罪。况且先说“入”，后说“杀”，难道就可以说徵舒是陈国之内的人吗？

译楚庄王把公孙宁、仪行父安插到陈国。

《左传》记载：冬天，楚庄王因为陈国夏氏作乱，所以讨伐陈国，告诉陈国人不要骚动，说是要讨伐少西氏，于是进入陈国，杀了夏徵舒，在栗门车裂了他，接着把陈国设为楚国的县。陈灵公当时在晋国，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复命后就退下了。楚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徵舒行为不道，杀害了他的国君，我率领诸侯讨伐并杀了他。诸侯的县公都来庆贺我，唯独你不庆贺，是什么缘故？”申叔时回答说：“还可以推辞吗？”楚王说：“可以推辞。”申叔时说：“夏徵舒杀害了他的国君，他的罪过很大，讨伐并杀了他，这是国君的道义。但是人们也有话说：‘牵着牛踩踏别人的田地，就夺走他的牛。牵牛踩田的人确实有罪，但夺走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说是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把陈国设为县，是贪图它的财富。用讨伐的名义召集诸侯，却以贪婪的目的结束，恐怕不行吧？”楚王说：“说得好啊，我没听说过这样的话，恢复陈国的地位可以吗？”申叔时回答说：“可以。我们小人们所说的，就是从怀里取出来再给他。”于是重新封立陈国的乡邑，取了一个人带回楚国，称为夏州。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这是合乎礼的。《公羊传》说：“这些都是大夫，为什么用‘纳’字？是接纳国君的党羽。”《谷梁传》说：“纳，是内部不接受。辅助不能治理百姓的人而讨伐，还可以；进入别人的国家，控制别人的上下，使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道，是不可以的。”程子说：“导致动乱的臣子，是国家所不容的。”所以记载为“纳”。

这两位臣子，跟随国君昏庸，在朝廷上宣淫，诛杀劝谏的臣子，致使他们的国君被杀，大概是导致动乱的臣子。把他们陈尸于市朝，让大众共同唾弃，然后人心才会痛快。现在他们却用诡辩之词逃奔楚国，借口讨伐贼人、报仇雪恨，来开脱自己的罪责，而楚庄王不能明察他们的反复无常，又让陈国人任用他们。这就像有人喝了毒药而死，侥幸复活，又强行把毒药灌给他，可以吗？所以圣人把这两个人排除在陈国之外（贾逵说：这两个人不隶属于陈国，是与陈国断绝关系），特别记载说“纳”，纳是不被接受而强行安插的意思。作为楚庄王应该怎么做呢？填平夏徵舒的宫室，封土于泄冶的墓前，在朝廷上陈尸孔宁、仪行父，与陈国众人商议，安定他们的国君后离去，大概差不多了（高氏说：这两人的罪恶，是导致国君被杀的原因，与夏徵舒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再担任陈国大夫的职位呢？他们已与陈国断绝关系，所以不隶属于陈国而记载为纳。张氏说：孔宁、仪行父一定是因为逃奔楚国，用利益引诱楚庄王，所以楚庄王杀了夏徵舒而把陈国设为县。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话，陈国就灭亡了。楚庄王怀着肆虐贪婪的志向，但还能用道义克制自己，所以封立陈国而不占有它。然而他明辨善事不够，没有改过不吝惜的心，所以虽然封立陈国，最终却宽恕了陈国的乱臣，把他们重新安插回国。圣人赞许善事的公正，对待人的公正，先表彰他讨伐贼人的道义，然后揭露他进入陈国强行安插乱臣的罪过，使楚庄王的善恶功罪明显清楚。仔细品味这个论述，不是圣人不能修撰。汪氏说：孔宁、仪行父不记载“奔”，记载“奔”就是孔宁、仪行父请求楚国讨伐。他们回国不隶属于陈国，是不让他们做陈国的臣子。《春秋》凡是记载“纳”，都是不应该安插的。记载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说“入”，说“纳”，那么这两位臣子的罪过和楚庄王安插他们的罪恶都显现了。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纳”，公子纠、捷菑是争夺国家的；顿子比、燕伯是失去国家的；世子蒯瞆是不应该继承国家的。只有这里因为大夫而记载“纳”，谷梁、胡氏得到了这个意思。啖氏说：左氏说“记载合乎礼”，如果把安插乱臣当作合乎礼，那什么是不合礼的呢？）

附录【左传·厉之役，郑伯逃归。从此楚国没有得逞。郑国既在辰陵接受盟约，又在晋国求取事端】

春秋大全卷二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明 胡广等 撰

宣公下

【甲定王子十年】十二年【晋景三，齐顷二，衞穆三，蔡文十五，郑襄八，曹文二十一，陈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庄十七】

春，安葬陈灵公

【公羊传》讨伐这个贼人的，不是臣子。为什么记载“葬”？是君子的措辞。楚国已经讨伐他了，臣子虽然想讨伐，但没有讨伐的对象了。”杜氏说：“贼人讨伐，国家恢复，过了二十二月，然后才能安葬】

讨伐贼人的，不是臣子？为什么记载安葬？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本国的臣子如果不能讨伐，上面有天王，下面有方伯；再其次有四邻，有同盟，有方域的诸侯，有四夷的君长，和所有百姓都可以讨伐。这是为了阐明大伦理，保存天理。夏徵舒虽然是楚国人讨伐他，陈国的臣子也可以释怀怨恨了。所以得以记载安葬，是君子的措辞【汪氏说：君子的心没有私心，所以讨伐贼人不问内外。大概厌恶罪恶，是天下共同的情感】

楚子包围郑国

【左传》春天，楚子包围郑国，十七天。郑国人占卜是否讲和，不吉利。占卜在大宫哭祭，并且从街巷出兵，吉利。国人大声哭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