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十

译合乎礼制。”《谷梁传》说：“合乎礼制，天子的椽子，要砍削、磨光，再涂上石灰；诸侯的椽子，要砍削、磨光；大夫的椽子，只砍削；士的椽子，只砍削根部。在椽子上雕刻花纹是不合正道的。夫人是用来尊崇宗庙的，却采用不合礼制和不合正道的方式施加于宗庙，以此来装饰夫人，是不合正道的。”雕刻桓公宫室的椽子，给桓公宫室的柱子涂红，特意指明是桓公的宫室，是为了憎恶庄公。

译庄公将要迎接姜氏，把桓公庙堂的柱子漆成红色，在椽子上雕刻花纹，用盛大的装饰来向她炫耀。这不仅仅是出于孩童般的天真罢了。御孙劝谏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大恶之首。先君拥有节俭的美德，而您却陷入了大恶之中，恐怕不行吧？”从常情来看，丹漆柱子、雕刻椽子，似乎只是小小的过失，但《春秋》却在防地详细记载。御孙认为这是大恶，为什么呢？因为桓公在齐国被杀，无法复生，而庄公却盛饰宫室，向仇人的女儿夸耀，这是怀有悖乱之心，废弃人伦，违背天道，而不知正道的人。御孙知道这是大恶，但不敢把话说尽。《春秋》在防地谨守礼制，是为了端正后世君主的心术，所以详细记载在防地，明确指出是桓公的宫室，以厌恶庄公作为后世的鉴戒。

安葬曹庄公。

夏季，庄公前往齐国迎娶女子。

秋季，庄公从齐国回来。

谷梁子说：亲迎是常事，通常不记载。这次记载它，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认为庄公亲往齐国迎娶是正当的。有人说：常事不记载，是岁时的常事。亲迎可以算是常事吗？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所谓的常事，其类别不止一种：有月事的常事，如视朔；有时事的常事，如搜狩；有岁事的常事，如郊祀、雩祭之类；有合乎礼制的常事，如婚姻中的纳币、迎女至归之类。凡是这类合乎礼制的常事，就不记载。如果记载，就是不合乎礼制，将要作为警戒。至于崩、薨、卒、葬、即位之类，不论是否合乎礼制都记载，这是因为它们是人道始终的重大变故，与亲迎不同。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为什么不致送（即不记载庄公送夫人回国）？

译齐姜都记载为“至”，是因为不能让她进入宗庙受祭。刘氏说：这是说“入”字并非表示正式致祭于宗庙的措辞。姜氏是齐襄公的女儿。临川吴氏说：如果认为她是齐僖公的女儿，那么齐僖公去世已经二十八年了，怎么会有尚未出嫁的女儿？况且也不应该娶母亲的妹妹为夫人。如果认为她是齐桓公的女儿，那么推算齐桓公的年龄，大概比鲁庄公小，应该还没有可以出嫁的女儿，可以嫁给鲁庄公，所以这应该是齐襄公遗留的女儿。“入”字，是不顺当的措辞，表示宗庙不接受她。婚礼的意义以端正开始为优先，而鲁庄公不与夫人一同到达，姜氏也不跟随鲁庄公进入。汪氏说：鲁庄公在七月到达，而姜氏到八月才进入。这已经失去了夫妇的正道，杀害闵公、孙氏、邾人的祸乱征兆由此显现。孙氏说：鲁庄公亲自到齐国迎亲，不等夫人就先到，失去了为夫之道。妇人应当跟随丈夫，夫人不跟随鲁庄公进入，失去了为妇之道。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怎么能治理国家？不等待混乱发生，还等待什么呢？所以说用“入”字来厌恶这种行为。临川吴氏说：凡是卿大夫为国君迎娶夫人，本来就不合礼制，尚且还要让夫人一同到达。鲁庄公亲自前往迎接却不与夫人一同到达，失礼太严重了。鲁庄公不能压制他的母亲，超越礼制，拖延时间，等待仇人的女儿，在宗庙中安置床铺，以完成婚配，最终导致宗室继承人无法确立，弑君叛逆接连发生，甚至到了亡国的地步，所以《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以彰显鲁庄公不孝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陛氏说：夫人到达，记载月份，因为娶仇人之女的缘故，特意改变文字记载为“入”，并且记载日期。张氏说：妻字意为齐等，记载八月丁丑日“入”，显示出她比鲁庄公晚到的日子很多。陈氏说：受制于他的母亲，必定要等待齐国女子然后才娶，齐人重视这件事，为他亲自纳币并观看社祭，在谷地会盟，在扈地相遇，一年内三次会见齐国，用丹漆涂柱、雕刻屋椽来装饰夫人，夫人仍然拖延时间然后才进入，所以记载迎亲、记载到达，然后记载“入”。夫人没有记载“入”的，“入”是逆礼的措辞。记载迎亲以指责鲁庄公，记载“入”以厌恶哀姜，也用来讥讽齐桓公。《春秋》记载夫人，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家氏说：不记载“至”，有人说她娶了仇人的女儿，不敢让她在宗庙中露面，那些丹漆涂柱、雕刻屋椽，崇尚奢华华丽来显示，怎么能够知道羞愧而不让她在宗庙中露面呢？《谷梁传》所说的宗庙有不接受她的意思罢了。髙氏说：夫妇是人伦的根本，用来成就孝敬的，孝敬完备然后夫人的职责才能履行。桓公被齐国杀害，而鲁庄公却以齐国女子为夫人，想要责备他的孝，那么他曾经是被贼臣和孝子所痛恨的人；想要责备他的敬，那么我们正与对方为仇；这是鬼神所抛弃的，是不可以奉祀祖先，不可以担当夫人职责的。啖氏说：《公羊传》说：“说‘入’是什么意思？是艰难的意思。因为按义理不应当进入，所以说‘入’，有什么艰难的呢？”

译戊寅日，大夫和宗妇以私礼进见，并使用了玉帛等礼物。

《左传》记载：庄公让宗妇以私礼进见，并使用玉帛，这是不合礼制的。御孙说：“男子进献的礼物，贵重的是玉帛，轻微的是禽鸟，用来彰显物品的等级。女子进献的礼物，不超过榛子、栗子、枣子和干肉，用来告诫女子要有所防备。现在男女使用相同的礼物，这是没有区别。男女有别，是国家的大节。如果因为夫人而扰乱了它，恐怕不可以吧？”《公羊传》问：宗妇是什么人？是大夫的妻室。觌是什么意思？是进见。用是什么意思？用是指不应该使用。进见时使用玉帛，是不合礼制的。那么应该用什么呢？用枣子和栗子吗？用干肉吗？《谷梁传》说：觌，就是进见。按照礼制，大夫不进见夫人，夫人也不提及大夫，这是不认为他们践行妇道，所以列举出来。男子的礼物，是羔羊、大雁、野鸡和干肉；女子的礼物，是枣子、栗子和干肉。使用玉帛，是不合礼制的。用，是指不应该使用的。大夫是国家的体统，却践行妇道，这是令人厌恶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按照礼制，夫人到达时，大夫在郊外迎接，第二天拿着礼物去进见。【何氏说：记载日期，是因为礼制规定夫人到达时大夫在郊外迎接，第二天大夫和宗妇都进见，所以特别注明第二天。杜氏说：礼制规定小君（夫人）和小大夫拿着礼物进见，以明确臣子和儿子的道理】宗妇，是大夫的妻室。【杜氏说：宗妇是同宗大夫的妻室。髙氏说：在特牲馈食礼中，宗妇统属于主妇，这里说宗妇，那么所有宗族的女子，大概主妇也在其中了】公事称为见，私事称为觌。【徒列反。朱子曰：以私事之礼进见】进见夫人是礼制，为什么用私事来说呢？夫人不可以进见吗？宗庙中不可以面对群臣，所以用私事来说。觌使用玉帛，为什么记载？男子的礼物，贵重的是玉帛，轻微的是禽鸟，用来彰显物品的等级。【杜氏说：公、侯、伯、子、男执玉，诸侯世子附序，孤卿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彰显所执之物，区别贵贱】女子的礼物不超过榛子、栗子、枣子和干肉，用来告诫女子要有所防备。【《礼记·曲礼》：女子的礼物，是椇、榛、脯、脩、枣、栗。杜氏说：取它们的名字以示尊敬。何氏说：女子见公婆用枣子栗子，见女公婆用脯脩作为礼物，见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枣子栗子取枣自谨敬，脯脩取断断自脩】现在男女使用相同的礼物，这是没有区别。【杜氏说：庄公想要夸示夫人，所以让大夫和宗妇同日进见，茅堂。胡氏说：大夫宗妇觌，讥讽同进见，所以不称及者，币讥讽同礼物，所以特书用。如果大夫不进见，只书宗妇就够了。以丹楹刻桷等事考之，其使大夫觌宜有之矣。张氏说：夫人到达，大夫在宗庙进见，妇人在内室进见，这是礼制。并觌同贽，是失男女之别】公子牙，庆父的祸乱征兆出现了。《春秋》详细记载，是正始之道。【杜氏说：庄公婚礼记载之详者，志大恶也。桓公惟不谨于文姜之际，身杀而庄公为累，不惩其事，则又甚焉。纳仇人之女以共祭祀，惧无以悦乎夫人，丹楹刻桷于桓之庙，又使大夫宗妇觌而用币，往往加乎先王之礼而重之以奢僣，其所欲厚于夫人者，无所不至，夫妇之际，先王正始之道，岂有始不正而终克正者乎？临川吴氏说：楚懐王客死于秦，其子顷襄王迎妇于秦，司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仇，彼父但为秦所拘畱而己未尝被杀也，司马氏犹痛之，况鲁庄之父为齐所杀，而又娶其女，则忍父昏仇之罪，奚啻数十倍于楚顷襄也哉？方且饰桓宫，用觌币以〇富盛于齐，女庄之庸愚一至此极，异日淫縦弑迎之祸，殆势之所必至也。汪氏说：男女有别，人伦之本也。庄公以大夫宗妇同贽，俱觌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祸。唐髙宗以百官命妇同宴于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际，可不慎夫！《春秋》书娶夫人，惟哀姜最详，自盟防纳币于始，至宗妇觌用币于终，见于经书其事十有四，以其礼之非常，故辞繁而不杀也。○刘氏说：《谷梁》谓礼大夫不见夫人，非也。君祭于庙，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弗见乎？殆不常见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见之，是礼然矣，何谓非礼乎】

附录【《左传》：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

大水

【何氏说：阴盛所致。汪氏说：庄公娶仇女，又奢僣以〇示之，故有阴沴之应。唐髙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昭仪，而万年宫夜大雨水，几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际，焉可诬也】

冬天，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公羊传》：“曹羁是谁？曹国的大夫。曹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曹羁贤德？戎人将要侵犯曹国，曹羁劝谏说：‘戎人多而又不义，国君请不要亲自抵挡。’曹伯说：‘不可以。’三次劝谏不被听从，于是离开。所以君子认为他得到了君臣之义”】

杜预

译说羁大概是曹国的公子。曹伯已经下葬，仍然不称爵位，是为了防止他软弱不能为君，所以被戎人驱逐【临川吴氏说：去年十二月庄公去世，今年三月安葬，那么羁以世子的身份继位，安葬他的先君。到了这个冬天在位满一年了，被戎人驱逐而出，不写爵位而写名字，其义与郑忽相同】赤，是曹国的庶公子【贾氏说：赤，是戎人的外孙】归，是委婉的说法【杜氏说：赤，是曹僖公，大概是被戎人拥立，所以说归】宋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于是忽出逃，突回国，权力掌握在宋国手中。戎人侵犯曹国，于是羁出逃，赤回国，控制权掌握在戎人手中。假如郑忽、曹羁明智且能决断，即使有宋国、戎人的众多兵力，突、赤这些孽子，又怎么会兴起？因为国家储君副手，不能自己确定自己的位置属于谁？责备他们是有原因的，即使以国氏相称，都不写爵位，作为居正位者的警戒【赵氏说：羁是未满一年的君主出奔，不写爵位，是说不能继承先君。陈氏说：君主在守丧期间称子，这里称曹羁，是说不能为子。侵犯是轻微的事，以千乘之国不能守卫，不可以称为子了。然而出奔的君主没有说明原因的，说明原因还比自行出奔好一些。刘氏说：突依靠宋国，赤依靠戎人，都夺取了他们的君主，然而《春秋》一概贬斥他们，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春秋》治理治世而不治理乱世。假如郑忽、曹羁侍奉双亲孝顺，身为君主合乎礼制，在守丧期间悲哀，面临事务恭敬，大夫顺从他们，国人信任他们，即使有宋国、戎人的众多兵力，突、赤这些孽子，又怎么会兴起？然而君臣互相争斗，兄弟成为仇敌，是因为上面失去了正道，下面才得以乘虚而入。薛氏说：羁，是曹国的嗣君；赤，是名分不正的儿子。戌年，曹国的兄弟争夺国家，侵犯他们的疆场，于是羁出奔，赤返回，这也是曹羁没有立足之罪。张氏说：羁系于曹国，与郑忽相同，表明他是正统；赤不系于国，是庶孽。赤以庶孽驱逐嫡子，戎人以边裔谋划华夏，天子和大方伯不能匡正。髙氏说：戌年竟敢专断诸夏，废立人君，也是因为齐桓公的衰病。汪氏说：突回到郑国，郑忽出奔卫国；莒去疾进入莒国，莒展舆出奔吴国，与这里的书法相似，都是一位君主出逃而另一位君主回国。然而去疾以国氏相称而突、赤不以国氏相称，是因为去疾是正统而突、忽不是正统。忽、展舆都是在突、去疾进入后才出逃，现在羁听说赤进入就先出奔，那么软弱不能立足，更加严重了。○陆氏说：曹羁，其义与郑忽相同。《公羊传》说：他是曹国大夫，不对。刘氏说：《公羊传》说：曹国没有大夫，不对。曹伯也是伯，郑伯也是伯，如果因为小国没有大夫，郑国也应该没有大夫，难道只有曹国吗？似乎是看到曹国的大夫在经文中记载的少罢了。陈氏岳说：“戎人已经侵犯曹国，而羁说出奔，这是曹国畏惧戎人而驱逐他们的君主，很明显了。羁已经出逃，赤才进入，这是戎人驱逐羁而拥立赤，也很明显了。怎么能说羁是大夫呢”】

译郭公

《公羊传》说：“‘赤归于曹郭公’。‘赤’字，是可以的。曹国没有叫‘赤’的人，大概是‘郭公’吧。‘郭公’是什么？是失去国土的君主。”《谷梁传》说：“‘赤’，大概是‘郭公’吧。为什么只写名字？按照礼制，诸侯没有从国外回归的道理，从国外回归是不正当的。”杜预说：“大概是经文缺失有误。”

这就是“郭公”，其义理不可理解，而前代儒者有的认为是“郭亡”【刘氏说：郭亡，是亡国的“亡”。郭之所以灭亡，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灭亡，是因为所喜欢的不善良，所厌恶的不邪恶】在传文中有所记载【见于《管子》】。齐桓公到郭国，询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回答说：“因为它喜欢善良而厌恶邪恶。”桓公说：“按照你们所说，那是贤明的君主，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郭公喜欢善良却不能任用，厌恶邪恶却不能除去，所以灭亡了。”考察当时的时代和事迹，称之为“郭亡”，道理或许是这样的。喜欢善良却不能任用，那么知道他的善良就没有可贵之处；厌恶邪恶却不能除去，那么知道他的邪恶就没有可贵之处。还没有知道的人，尚且有所期望【音冀】。既然已经知道了，却不能实行所知道的【汪氏说：不能任用的弊端导致怨恨，不能除去的弊端导致混乱】，君子因此高尚地远离引退，小人因此放肆行动而没有忌惮【《孔子家语》：尊重贤人却不能任用，轻视不肖之人却不能除去，即使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做到呢】。那么并不是有能使郭灭亡的人，而是郭自己灭亡罢了【茅堂胡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没有不勤奋而能生存的。俗话说：有朝廷不能洒扫，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道。诸葛孔明称海岱之间，谈论安定计策，动不动引用圣人。今年不战，明年不征，自取灭亡的人不可胜数。急切地以兴复为事，恐怕蜀国坐视灭亡。○赵氏说：《公羊》《谷梁》都说“赤”大概是“郭公”。按“郭公”自是阙文，“赤”是曹公子，文义都不相关，〇错误很大。刘氏说：《谷梁》认为“赤”是郭公的名字，然而《春秋》不说“郭公赤归于曹”，难道颠倒迷乱到这种地步吗？梁国灭亡，郑国抛弃其军队，纪侯大大离开其国家，虽然含义奇特，但文义自明，没有改换首尾像这样的。汪氏说：《说文》“亡”字从人从己，与“公”字相似，所以传文有误】

【壬惠王子八年】二十五年【齐桓公十七年，晋献公八年，卫惠公三十一年去世，蔡穆侯六年，郑文公四年，曹僖公元年，陈宣公二十四年，〇惠公四年，宋桓公十三年，秦宣公七年，楚成王三年】

　　春，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

【这是诸侯互相聘问的开始，《左传》说“陈女叔来聘”，开始结交陈国的好意，嘉奖他，所以不写名字。《谷梁传》说不写名字是什么缘故？是天子的命大夫。杜预说：“女氏，字叔，季友，相鲁原仲，相陈二人有旧交，所以女叔来聘，季友冬天也回报聘问。”高邮孙氏说：“诸侯的大夫，天子赐给他封邑，让他回国，就书写氏和字，郑国的祭仲、鲁国的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这样。”陈氏说：“在此之前，如果不是王室或姻亲邻国，没有聘问的。从此以后，交聘从女叔之后，诸侯的会盟频繁，朝聘都知晓盟主了。”○啖氏说：“《左传》说‘嘉奖他所以不写名字’，按聘问是常事，有什么可嘉奖的？《谷梁》的说法是对的。”汪氏说：“齐晋大国没有命大夫，大概是强大而专命罢了”】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去世

【何氏说：朔违抗天子命令，所以去掉葬礼。汪氏说：朔进入卫国，鲁庄公有力相助，未必不帮助他安葬，所谓治他的罪而不安葬】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祭社。

【《左传》说：这是非常之事。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发生日食，于是用币祭社，在朝廷击鼓。《公羊传》说：日食为什么要击鼓？用牲祭社，是求阴之道。用红丝绳围绕社坛，有人说胁迫它，有人说为了昏暗，怕人侵犯所以围绕它。”《谷梁传》说：说日，说朔，食正朔。击鼓是礼，用牲不是礼。天子救日，设置五麾，陈列五兵，五鼓；诸侯设置三麾，陈列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说充实阳气。”杜预说：“鼓，是击鼓。用牲祭社”】

按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能完成礼仪的有四种情况，而日食是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能完成礼仪废弃的有多少？孔子说四种：太庙火灾，日食，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就废弃。如果诸侯都在而日食，就跟随天子救日】。古人本来认为这是大变，人君应当恐惧修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忽视。所以《夏书》说“于是季秋月朔，星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书〇征》蔡氏传：言日月会次不相和辑而掩蚀于房宿也。日食之变，天子恐惧于上，啬夫庶人奔走于下】”。《周官》说：鼓人救日月就诏告王击鼓，大仆凡军旅田役佐助王击鼓，救日月也这样【《周礼》注：救日月食，王必亲自击鼓，赞佐也，击其余面。范氏说：鼓有声，举阳事以压阴气】。诸侯用币祭社，在庙击鼓，退而自责【杜预说：诸侯用币祭社，在庙击鼓，退

译于是君主自我责备，以表明阴气不宜侵凌阳气，臣下不宜掩盖君上，以此来彰显大义，都心怀恐惧，修身反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有所懈怠。然而，在社坛击鼓并使用牺牲，为什么史书要记载并加以讥讽呢？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坛击鼓，又使用牺牲，这就违背礼制了。永嘉吕氏说：“天子在社坛击鼓，因为社是阴神，日食则是阴胜阳。天子尊贵，所以责备神灵；诸侯卑下，只需自我责备罢了。诸侯在社坛击鼓，是不合正道的；再使用牺牲，更是违背礼制。牺牲是祭祀用的，牛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三个月后才算成为牺牲。日食时临时取用牺牲，是不合礼的。张氏说：“日食是阴盛阳衰的征兆，事关天下，固然不仅仅为了鲁国，诸侯也有臣民，因此应借天变来自省。如《洪范》五事，在视、听、言、动、思之间保持敬谨，一旦偏离正道，灾祸必然应验。古人以实质应对天变，而不靠虚文，所以高宗肜日、《洪范》的言论，是古人首先致力于的事；如《周礼》所载，不过是礼制的末节罢了。一时遭遇变故，礼制固然不可废弃，但正本清源后，末节自然能理顺。现在庄公对于充实阳气的根本，大概漠然不顾了，击鼓有什么益处呢？又使用牺牲，想借物品来求免灾祸，史书记载此事，以显示根本和末节都丧失了。孙氏说：“凡是救日食都击鼓，不记载的是常事。在社坛击鼓并使用牺牲，是三次改变常例。改变常例所以记载。汪氏说：“庄公在位期间，日食有四次，击鼓用牺牲的有两次；大水有三次，击鼓用牺牲的有一次。在不当击鼓的地方击鼓，就是越制；使用不该使用的东西，就是非常僭越。天子的制度，失去了诸侯的常道。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天变，过错不是太严重了吗？魏明帝太和初年，太史奏报日将食，请求在灵星祈祷。皇帝下诏说：“天对人，就像父亲对儿子，没有父亲想责备儿子，而可以献食物求免的。”现在准备祈禳，古所未闻，群臣应勉力修好本职，辅佐我的不足，这比鲁庄公好得远了。临川吴氏说：“社，是祭祀地神的。其祭祀有常礼，其日期有常日，其事为常事，所以都不记载。经文中记载社共四次，不是为了社而记载。因为遭遇日食、大水之变，却在社坛使用牺牲，是不合礼的，所以记载。”赵氏说：“郊禘，是天子的礼制；社与尝，是诸侯所自有的。《祭统》说：‘成王赐给鲁国重祭，包括郊、社、禘、尝。’大概是撰写礼书的人看到《春秋》记载尝、社，以为郊、禘相同，于是妄言罢了。《公羊传》说：‘在社坛击鼓用牺牲，是求阴之道。’凡是这些失礼的行为才记载。如果说求阴之道是得礼，又说用朱丝环绕社坛，根据《尚书》《礼记》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刘氏说：“《左传》说：‘这是非常之事。’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这时在社坛用币，在朝廷击鼓，是不对的。《夏书》记载季秋月朔也有击鼓之事，难道一定是正阳之月吗？所以记载，是讥讽其不在庙朝击鼓，却在社坛击鼓，又使用牺牲。”

译伯姬出嫁。

《谷梁传》说：这里不写“迎”（指诸侯亲自或派卿去迎接）是为什么呢？因为迎接的礼节，是用来防范失礼的，这里没有值得特别指出的失礼之处罢了。

为什么不写“迎”呢？因为去迎接的人不是卿，他的名字和姓氏没有记载在史官的档案里，所以只写“归”（指出嫁），以记录礼制的缺失。【孙氏说：去迎接的人不是大夫，所以不写“迎”】如果是大夫去迎接，名字和姓氏已经记载在史官档案里，足以记录这种失礼了，但还是写“归”，是为了区别于大夫亲自去迎接的情况。还是写“归”的例子，是纪伯姬。【汪氏说：〇叔姬、郯伯姬没有写“归”】大夫亲自去迎接的例子，是莒庆、齐高固。【杜氏说：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汪氏说：有人认为她是桓公的女儿，说当时国君的女儿会加上“子”字。然而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叔姬，如果她们都是桓公的女儿，那么伯姬大概三十多岁了，不应该两个女儿都如此晚婚。而且伯姬在僖公三十一年才去求取媳妇，那时她年龄超过七十岁还来到鲁国，似乎不能确定她一定是桓公的女儿】

秋天发生大水灾，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祭祀。

【《左传》说：这也是不正常的。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除非是日食月食，否则不击鼓。《公羊传》说：说在社庙、在城门，是什么意思？在社庙祭祀是合乎礼的，在城门祭祀是不合乎礼的。《谷梁传》说：高低地方都有水灾叫做大水，已经击鼓来惊动众人，使用牺牲也就够了。救日食用击鼓和兵器，救水灾用击鼓和众人。杜氏说：门，是国门。张氏说：连年大水，阴气盛阳气衰的变故到了极点。庄公如果思考先王纠正事务的意思，谨慎内外界限，严正夫妇之别，使阴邪之气没有逐渐滋长的趋势，那么后来的祸患还可以来得及纠正。他追求形式而没有实质，徒然用洁净的牺牲来求免灾祸，不恐惧反省以端正根本，而且礼文也错乱乖谬，这就是鲁国混乱的原因。髙氏说：古人遇到水旱灾害，虽然有祈雨和祈祷的礼仪，但是无所不敬，无所不爱惜牺牲。先王一定以修身正行为根本，何况在社庙、在城门，并不是导致水灾的原因。自古以来哪有击鼓用牺牲来救水灾的礼仪呢？○刘氏说：《公羊传》说：在社庙是合乎礼的，在城门是不合乎礼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在社庙是合乎礼的，春秋也不应该记载了】

附录【《左传》：晋国士蒍让群公子全部杀了游氏的族人，然后修筑聚城让他们居住。冬天，晋侯包围聚城，全部杀了群公子】

冬天，公子友出使陈国。

【杜氏说：这是为了报答女叔的聘问，凡是鲁国出使朝聘都记载，像公子友这样。庄公的弟弟。汪氏说：这是季友私自出行的开端。啖氏说：凡是国君和内卿前往他国朝聘，都记载为“如”。赵氏说：凡是内朝聘称为“如”，以区别于外朝聘。王氏说：春秋记载内臣出使聘问，共六十一例：出使京师的有五例，显示诸侯怠慢王室；出使齐国的有十九例，出使晋国的有二十五例，出使宋国的有五例，出使楚国的有一例，显示诸侯畏惧大国；出使陈国的有两例，出使卫、邾、莒、牟的各有一例，显示诸侯互相聘问。内臣因事出使的共十九例：纳币迎娶的有三例，送嫁的有一例，监盟的有四例，吊丧的有十例，乞师的有一例。比较这些事来考察，是非善恶就明显了。庐陵李氏说：这是内大夫出使聘问的开始，也是季氏掌权的开始。在隐公、桓公、庄公时期，上面是周王室，近处是齐国，有来聘问的。鲁国曾经没有报答谢罪的礼节，而女叔一来，季友随即前往，陈庆接着又亲自前往吊唁原仲的葬礼，那么陈、鲁之间的交往，大概出于季友、原仲的私情了。到行父刚即位，首先讲求与陈国友好，还是以前的志向。春秋寄托开端于此，难道没有深意吗？癸惠王丑九年】二十六年【齐桓公十八年，晋献公九年，卫懿公赤元年，蔡穆公七年，郑文公五年，曹僖公三年，陈宣公二十五年，〇惠公五年，宋桓公十四年，秦宣公八年，楚成王四年】

春天，鲁公讨伐戎族。

【公无春字。张氏说：为了报复在济西受辱的耻辱，报仇怨。襄陵许氏说：隐公、桓公时期有与戎族的盟约，到了庄公，戎族开始背弃盟约，所以有济西之战。在这里讨伐戎族，道义上已经胜利了。齐鲁讨伐戎族，而中原的地位就尊崇了】

附录【《左传》：春天，晋国士蒍担任大司空。夏天，士蒍修筑绛城，以加深宫室的防御】

夏天，鲁公从讨伐戎族回来。

【蜀杜氏说：讨伐戎族没有讥讽他回来的记载，是因为公出兵在外，超过规定时间才返回，所以记载“至”以表示危险。张氏说：庄公治理国家政事多有缺失，却劳师远征戎族，虽然能报复怨恨，对内政有什么好处呢？超过规定时间记载“至”，是表示危险】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这是专杀大夫的开始。《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写名字？因为人多。为什么人多？因为被杀的人不是死于曹君之手。国君死在位上，叫做“灭”。为什么不说是“灭”？是为了曹羁避讳。这大概是战争。为什么不说是战争？是为了曹羁避讳。《谷梁传》说：说大夫而不称名字，是没有受命的大夫。没有受命的大夫却称大夫，是因为他贤德。是为了推崇曹羁】

称国名来杀大夫的，是国君和大夫共同谋划这件事，没有请示天子而擅自杀死的。道义联系在“杀”上，就只记载官职：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就是这样。【杜氏说：不称名字，是因为没有罪。啖氏说：只称大夫的，是无罪而死。刘氏说：称国名来杀而不写名字的，是大夫无罪而国君杀了他。陈氏说：凡是杀大夫，通常都写名字，这里不写名字，是为什么呢？厌恶国君啊？庄公去世，有戎族的危难，曹羁】

译曹伯出逃到陈国，曹伯赤于是篡夺了曹国君位，篡位后杀死了他的大夫，那么他必定是不以君道对待自己的国君。宋国杵臼无道而杀死了大夫，那么他也是不以君道对待自己的国君。因此，曹僖公的大夫不称其名，宋昭公的大夫也不称其名。如果道义系于被杀的人身上，就同时记载他的姓名：比如楚国杀其大夫得臣，陈国杀其大夫泄冶之类就是这样。汪氏说：楚成王年少时给予他军队却抛弃他的将领，陈灵公昏庸淫乱而杀害劝谏的大臣，这三位国君固然有罪，但是得臣刚愎无礼，泄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君的过错，虽然罪行有轻重之分，但都有导致被杀的原因，所以同时记载他们的姓名。然而杀大夫而说“大夫参与谋划此事”是什么意思呢？参与谋划此事的，是掌权的大夫。汪氏说：比如公孙宁、仪行父在陈国掌权，参与谋划杀害泄冶之类。被杀的人，是不被国君赏识的大夫。所谓道义系于杀人者，是指罪责在于擅自杀戮，而被杀者的对错不值得记载，所以只记载他的官职而不记录他的姓名。古代诸侯的卿、大夫、士由天子任命，诸侯不敢擅自任命。周礼典命记载：公的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其士一命；侯、伯的卿、大夫、士也如此；子、男的卿二命，其大夫一命。如果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敢擅自杀戮。周礼大司寇记载：凡是诸侯的狱讼，用国家的典章来判定；凡是卿、大夫的狱讼，用国家的法律来裁断。到了春秋时期，国家无论大小，卿、大夫、士都擅自任命，而不向周王朝报告，有罪无罪都擅自杀戮，而不交给司寇处理，无视王权到了极点。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但葵丘的盟会还说“不要擅自杀戮大夫”。汪氏说：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都没有擅自杀戮大夫的过错，比起当时的诸侯可以说是好多了。所以春秋明确记载在盟会上，完备天子的禁令。凡是诸侯的大夫，当他们参与中原的盟会征伐时，即使是齐、晋的上卿也只记录他们的姓名，至于被杀时，即使是曹、莒这样的小国，也记载他们的官职。汪氏说：莒国杀意恢，称公子。或抑制或尊崇，或剥夺或给予，这是圣人的大用。明白了这些，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权力。张氏说：曹国杀大夫，是曹伯赤杀的。难道在曹羁出入之际，有人不依附戎狄而被杀吗？若郑厉公杀傅瑕、原繁与高氏说：清除曹羁的党羽，恐怕他们内部响应。自春秋以来，没有擅自杀戮大夫的，而曹国作为小国首开恶例，所以春秋不显明他们的姓名，只彰显他们擅权滥杀的罪过，作为万世的警戒。凡是杀大夫称国名的，罪责在上位者；称人的，动乱在下位者。那些记录姓名的，或者因为有罪，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或者无罪而昭示其节操；或者怜悯其不幸。刘氏说：公羊传说：不称名是因为人多。那么杀三郤为什么称名呢？又说：不是死于曹君之手。宋国杀其大夫，又怎么分辨呢？谷梁传说：大夫而不称姓名，是没有受命的大夫。不对。诸侯大国三卿都受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中两卿受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中一卿受命于天子。解说的人不知道王者诸侯的制度等级罢了。庐陵李氏说：曹国杀大夫，公羊传认为前年曹羁劝谏曹伯御戎，曹伯不听而死于戎狄，诸大夫不仗义死节，继位者诛杀他们，不称名是因为人多。曹伯之死不记载，是为了曹羁避讳。谷梁传认为此大夫就是曹羁，曹伯不用他的话，于是让他出奔他国，最终被杀，君子怜悯他，不称名是因为尊敬他。这种说法迂腐晦涩不明，不可取。大致在曹羁出奔、曹赤回国之际，必定有不依附曹赤的人，所以曹赤杀了他们。杜氏、陈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秋，鲁公在防地会合宋人、齐人讨伐徐国。

【杜氏说：徐国位于下邳鄞县。张氏说：是嬴姓国家，靠近齐国和鲁国。】

查考史书，伯禽曾经征讨徐戎，那么戎族就在徐州地域，成为鲁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临川吴氏说：周穆王时期，徐国僭越称王，率领九夷讨伐宗周之国，徐国虽然小，但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僭越称王窃用尊号了。】这一年春天，鲁公讨伐戎族；秋天又讨伐徐国，一定是戎族与徐国联合兵力，内外勾结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虽然齐国、宋国的将领地位低微、兵力少，但鲁公却亲自出征。经文没有记载“致”（师还），是因为军事行动没有拖延时间，而且齐国人在防地共同防备，就没有危险担忧了。【杜氏说：宋国主持军事，所以齐国排在宋国前面。汪氏说：宋国排在齐国前面，而鲁公记载为“防”，那么宋国主持军事就很明显了。大概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兴盛，也像讨伐郳国、讨伐郑国时那样把宋国排在前面。第二年盟会于幽地，从此以后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那么齐桓公的霸业就兴盛了。所以二十八年救援郑国时，宋国就排在齐国后面了。】

附录【《左传》：秋天，虢国人侵犯晋国；冬天，虢国人又侵犯晋国】

冬天十二月癸亥初一，发生日食。

【甲子周惠王寅年十年】二十七年【齐桓公十九年，晋献公十年，卫懿公二年，蔡穆公八年，郑文公六年，曹僖公四年，陈宣公三十六年，〇周惠王六年，宋桓公十五年，秦宣公九年，楚成公五年】

春天，鲁公在洮地会合〇国的伯姬。【徒刀反】

【《左传》：这不是正当的事。天子不宣扬道义就不巡狩，诸侯不为了民事就不行动，卿大夫没有国君命令就不越过国境。杜氏说：“洮是鲁地。”】

左氏说：在洮地会合，不是正当的事。天子不宣扬道义就不巡守【杜氏说：巡守是为了宣布德义】，诸侯不为了民事就不行动，卿大夫没有国君命令就不越过国境。伯姬是庄公的女儿，不是正当的事却特意在洮地会合，是宠爱女儿过了头，而不能用礼制来节制，这是《春秋》所禁止的。【陆氏说：参讥之，鲁公和〇侯的伯姬都失去了正道。】只有不用礼制来节制，然后才有让女儿自己选择配偶的情况，就像僖公对待季姬那样，而典章训诫就灭亡了。【家氏说：在洮地不是归宁的地方，哪有女子来归宁的？父母在交通要道的大路上疾驰，大概没有什么禁忌吧？髙氏说：妇人没有互相会合的礼仪，伯姬既然已经嫁到〇国，又回来与鲁公会合，这与文姜和齐襄公没有区别。陈氏说：国内的女子成为夫人，在经文中出现了七次，没有记载鲁公会合的，而会合从伯姬开始。从此而来朝见她的儿子，从此而来求取媳妇，伯姬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汪氏说：鲁公在洮地会合〇国的伯姬，还可以说得过去。季姬在防地与鄫子相遇，那么罪恶就更严重了。妇人会合相遇固然都不合礼，但他们的罪过有轻重之分。】

夏天，六月，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举行同盟。

【《左传》：夏天，在幽地举行同盟，陈国、郑国归服了。《谷梁传》：同，是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从此以后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是什么意思呢？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桓公会合不记载“致”，是安抚他们。桓公盟会不记载日期，是信任他们。信任他的诚信，仁爱他的仁德。衣裳之会十一次，不曾有流血之盟。这是诚信深厚。兵车之会四次，不曾有大战。这是爱护百姓。程子说：志同道合而盟会，不是率领他们。陈氏说：齐国初次主持盟会，从此记载鲁公了。张氏说：举行同盟的礼仪，以伸张霸主的命令，而统一诸侯的心。鲁国、宋国、陈国、郑国都到了，唯独卫国不来，所以第二年讨伐卫国。】

同盟的体例，有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有诸侯共同意愿而记载同盟，这次盟会是郑伯所愿意而记载同盟的。【范氏说：以前在幽地同盟，诸侯还有怀疑的，现在内外同心，推举桓公为霸主，获得专征伐的权力，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所以传文详细记载其事。】凡是盟会都是小国接受大国的命令，不得已而跟随的。【汪氏说：像鄫子在邾地会合盟会之类。】有小国愿意与之盟会，不是出于勉强，就记载同盟，用来记录共同的意愿。此前郑伯曾经对齐国有二心，到这时齐桓公强盛，有称霸中原、遏制寇乱的气势，诸侯都归附他，郑伯于是有了畏惧归服之心，他能够参与盟会，是他所愿意的，所以特别记载“同”。谷梁子所说的“从此以后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就是这个意思。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是因为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比其他盟会更好。【蜀杜氏说：诸侯志同道合而盟会，共同拥戴天子，齐桓公主持。家氏说：有人说以前会合九国而记载同盟是合适的，现在会合才五国也记载同盟为什么呢？大齐桓公会合诸侯不使用兵车，大小国家都到了，圣人赞许他的同盟，不然的话，当时有会合十八年的君主，用四十辆甲车夸示诸侯，而霸业就衰落了，哪里算得上众人拥护呢？汪氏说：齐桓公以前在幽地盟会，而郑国又不朝见，以至于拘捕詹，鲁国又接纳郑国詹的逃亡，那么已经同盟却又反复了。这次在幽地盟会，鲁国参与盟会而记载鲁公，陈国、郑国心服而不背叛，共同以尊崇周王室为心，不再怀有二心，大概是齐桓公霸业开始兴盛的时候，所以《春秋》记载同盟来赞美他。〇庐陵李氏说：衣裳兵车之盛的盛况，只见于《谷梁传》。范氏说：从三十年北杏，十四年会合鄄地，十五年会合鄄地，十六年盟会幽地，二十七年盟会幽地，僖元年会合柽地，二年会合贯地，三年会合阳谷，五年首载，七年宁母，九年葵丘，这是衣裳之会十一次。】

译僖公八年防备洮地，十三年防备咸地，十五年牡丘之会，十六年防备淮地，这是四次动用兵车的防备。对于这四次动用兵车的防备，《谷梁传》都未作传文解释，本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唯独关于衣裳之会十一次的说法，而《论语》却说“管仲辅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而不依靠武力”，于是引发了众多儒者的不同学说。但是，衣裳之会与兵车之会的说法原本只是《谷梁传》一家的观点，陆氏对此深不以为然，而《论语》的说法尤其贴切，朱熹也采纳展喜的话，将“乃”解释为“纠合”，那么各家纷纷争论，其实不必辨析了。

译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左传》认为这是不合礼制的。原仲是季友的故交。《公羊传》说：原仲是谁？是陈国的大夫。大夫的葬礼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通融季子的私人行为。为什么要通融季子的私人行为？是为了避开国内的祸难。君子避开国内的祸难，而不避开国外的祸难。国内的祸难是什么？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公子庆父、公子牙与夫人私通以胁迫国君，季子如果起来治理他们，就无法参与国家政事；如果坐着旁观，因为亲情不忍心看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次请求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谷梁传》说：只说葬而不说卒，是因为原仲不被正式安葬。不葬却说葬，是为了讳言他出奔。杜氏说：原仲是原氏的字，按照礼制，大夫去世后不直呼其名。

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这是私人行为。【啖氏说：记载原仲的葬礼，表明季友因私事出境。】臣子的礼制，没有私人交往，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为什么通融季子的私人行为而不加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是端正根本的书籍，是京师和诸夏的表率。祭伯以王畿内的诸侯身份来朝见，祭叔以王朝大夫的身份来聘问，尹氏以天子三公的身份来报告丧事，欺骗上级并谋取私利，表率不正了。因此季子违背王制，委托国事，越境去会葬。【杜氏说：季友违背礼制去会葬外国大夫，详细记载其事，也是用来表示讥讽。】齐国的高固、莒国的庆以大夫身份到鲁国谋划婚姻，后来陈庄子去世，向鲁国报丧，鲁国人想不哭，缪公召县子问他说：“古代大夫的交往不出国境，即使想哭，能哭吗？【《礼记·檀弓》注：因为他们不对外交往。】现在的大夫在中原各国交往政事，即使不想哭，能不哭吗？【《檀弓》注：当时君主弱臣子强，政事由大夫专断，通过盟会来交接。】末流的状况可以知道了。《春秋》严厉贬斥王臣以表明初始的混乱，【汪氏说：祭伯不记载朝见，祭叔不称使节，尹氏不记载爵位。】详细记载各国大夫而不加讥讽，以此来显示其后果。凡此都是端正根本的意思。【陆氏说：臣子没有境外的交往，何况因私事出境呢？这不需要贬斥绝交，厌恶之情就显现了。蜀杜氏说：外国大夫没有记载葬礼的，原仲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季子与原仲有旧交，已经身为大夫，不经过君命而因私交的缘故，特意前往参加葬礼。大夫没有君命不越境，何况去他国参加大夫的葬礼呢？高氏说：公子遂到晋国参加晋防公的葬礼，叔弓到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都再次举国行事，这里不说葬陈原仲，明显不是国事。临川吴氏说：没有会葬邻国大夫的礼制，季友与原仲有旧交，想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大夫不可以私自行事出境，于是向国君请求，国君命令他前往，所以记载。大夫没有私人交往，国君派遣他前往，季友参加葬礼，原氏接受，都不合礼，一并讥讽。汪氏说：僖公五年，公孙兹到牟国娶妻；文公六年，季孙行父到陈国聘问且娶妻；文公七年，公孙敖到莒国主持盟誓且迎接新娘；成公八年，公孙婴齐到莒国为自己迎接新娘；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到宋国为季平子迎接新娘。经文都不记载迎接，这里记载到陈国葬原仲，与出使葬诸侯没有区别。这是季友向国君请求了。文定只说是私人行为，而不说是庄公派遣的，因为这不合礼。虽然向国君请求，这也是私人行为。按《曲礼》：大夫私自行事出境，必须请求；返回必须有献礼。这是盛世的事情。《春秋》大夫私自行事而与他国交往政事，圣人特意记载“公子友葬原仲”，以示警戒，这是防微杜渐的意思。○陆氏说：按《春秋》前后没有虚设事情来作为义例的，而且记载葬的意思，只是讥讽季友的行为罢了。陈国大夫怎么能记载卒呢？谷梁的说法不对。刘氏说：《公羊》说：“为什么通融季子的私人行为？是为了避开国内祸难。”这是不对的。这时国内祸难尚未发生，有什么可避的？如果季子见机远走，是忘记了宗国的祸乱。况且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几年，就说避开国内祸难出奔呢】

冬天，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左传》说：是回娘家省亲。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称为“来出”，称为“来归”。夫人回娘家省亲，称为“如某出”，称为“归于某”。《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来”？直接来说“来”，被休弃回娘家说“来归”。】

左氏说：是回娘家省亲。按照礼制，父母在世，每年回娘家省亲一次。如果回来符合礼制，那么常事不记载。这里说“杞伯姬来”，是因为她不该来。【赵氏说：凡是内女称“来”，是不宜来的。符合礼制的常事不记载，大概是不合礼而来所以记载。难道二百四十二年内女只有两次回娘家省亲吗？】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春天刚在洮地相会。冬天又回到鲁国，所以知道她不该来。来了必定记载，《春秋》在男女往来的场合很严格。【高氏说：伯姬春天刚出去与公会合，冬天又来了，为什么在杞国不安定呢？杞伯不能制约他的妻子，他的国家怎么样呢？张氏说：记录她来往的次数，不符合每年一次回娘家省亲的意义，以此来加强男女的区别。汪氏说：《春秋》内女嫁给诸侯的，只有杞伯姬四次记载来，一次记载会，那么伯姬的越礼就可知了。伯姬之后，只记载齐高固和子叔姬来，也是不合礼的。】

译附录：《左传》记载，晋侯将要讨伐虢国，士蒍说：“不可以。虢公骄傲，如果接连战胜我国，必定会抛弃他的百姓。等到他失去民众之后再讨伐他，他想抵御我们，能和谁一起呢？礼乐、慈爱，是战争所依赖的基础。百姓谦让职事、乐于和睦、爱护亲人、哀悼丧事，这样之后才可以被使用。虢国不具备这些条件，频繁作战将会招致讥讽。”

译莒国的庆来迎接叔姬。

《公羊传》说：“莒庆是什么人？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本无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他？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大夫越过国境去迎接新娘，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诸侯将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事，前来的是负责接引新娘入内的人。因为不认为他接引新娘的行为正当，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谓。”

莒庆，是莒国的大夫。叔姬，是鲁庄公的女儿。为什么称她的字？如果是大夫自行去迎娶，就称字；如果是替国君迎娶，就称女。这是尊卑的区别。为什么记载这件事？诸侯将女儿嫁给大夫，而国君亲自主持婚事，是不合礼制的。

杞国的伯来朝见。

这是为了送还伯姬。杞伯不能约束他的内人，放纵伯姬多次外逃，又来朝见并送还她，其卑弱可知了。杞国是先代子孙，当初东楼公受封时，与微子启没有不同，得以郊祭并使用天子礼乐，进入春秋时期已失去公爵，降称为侯，后来有时称伯，有时称子，都没有定限，足以知道其微弱偏僻。杞国国力弱小，所以降低爵位以自比于小国，杞国从侯到伯，从伯到子，大概是逐渐微弱了。桓公时期的编年史中三次记载，杞侯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都写作纪，这里记载杞伯以后都书作伯，只有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杞子去世，二十七年记载杞子来朝见防，二十九年记载杞子来盟。文定根据《左传》认为杞国使用夷狄礼仪，所以贬称为子。朱子又说杞国最小，所以文献不足征，起初称侯，后来称伯，再后来称子，大概其朝觐贡赋之类都按照子男的礼仪行事，圣人根据实际而记载。然而春秋未曾记载杞公，也不可考，暂且存疑以待知者。杞国姒姓，公爵，是夏禹的后裔。武王攻克殷商，寻找禹的后代，得到东楼公而封他，九世传到成公见于春秋。自桓公以来本称侯爵，后来被当时的天子贬黜，所以庄公二十七年来朝称伯，成公使用夷狄礼仪，所以僖公二十三年贬称为杞子去世，二十七年来朝称杞子，到文公十二年、成公四年、十八年来朝又称伯，防公二十九年来盟又贬称为子。这是《左氏》杜预的说法。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么桓公篇中称杞侯的都写作纪，而杞是王者之后，本称公，但春秋贬黜杞国而伯之后称子，是因为微弱被徐、莒胁迫而贬低的。胡氏在杞子去世下说：杜预认为杞实际上称伯，而书作子是因为成公开始实行夷狄礼仪，终身如此，所以孔子贬低他，那么胡氏的意思也是认为本伯爵，所以在此条下没有注释了。然而胡氏本不相信当时天子贬黜的说法，那就是舍弃杜预的前说而采用杜预的后说了。我私下考察，周朝封三恪，只有微子因为三仁的贤能得以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所以命令说“建立你于上公，管理这东方夏地”。杞虽然是王者之后，然而东楼本无大功徳，难道立刻赐予公侯的上爵吗？进入春秋之初，莒作为微弱国家尚且攻打杞国并夺取其城邑，那么杞国的微弱可知了。不必等到夫子之时，文献就不足了。因此论三恪的实情，宋因为微子的贤能，作王家的宾客；陈因为武王依靠其利器，用元女嫁给他。所以宋爵公，而陈爵侯。杞之为侯，本无所据，只是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传》的人，拘泥于王者之后称公；注《左氏传》的人，拘泥于桓公篇杞侯之误为是，纷纷议论罢了。

附录【《左传》：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因为卫国立了子颓】

鲁庄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这是为了赐给齐侯命令，作为侯伯，在城濮会盟，将要讨伐卫国。齐国想要讨伐卫国，而在此会见鲁国，确定其交好，然后对别人用兵，所以显示其谋划的审慎。在卫国地界相会，然后讨伐卫国，那么为谋划讨伐卫国就明白了。然而鲁国军队不参与讨伐卫国，也如同鲁齐谋划讨伐戎狄而鲁国不参与讨伐戎狄一样。

【乙惠王十卯一年】二十八年【齐桓二十，晋献

译十一月，卫国懿公三年，蔡国穆侯九年，郑国文公七年，曹国僖公十四年，陈国宣公二十七年，〇惠公七年，宋国桓公十六年，秦国宣公十年，楚国成王六年】

译春天，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与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溃逃。

《春秋》记载战争时，用“及”字的一方是主方。齐国人主动出兵攻打卫国。卫国人被攻打而接受战争，那么为什么以卫国为主方呢？根据《左传》，卫国曾经攻打周王室，拥立子颓为王。到了这时，周王派遣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那么齐国人起兵，是奉行周王的命令，声讨卫国拥立子颓的罪行，以此进行讨伐。为卫国着想，如果确实有这罪过，就应当请求回国到司寇那里服刑是可以的。如果周王念及康叔的恩惠，不灭绝卫国的社稷，让卫国得以改过自新，也唯命是从，这样就可以免罪了。现在卫国不陈述理由请求认罪，反而对上违背周王的命令，对下抗拒方伯的军队，直接与对方交战，这是卫国人有意挑衅吗？这场战争所以以卫国为主方。交战不记载“伐”，“伐”不记载日期，而这里记载了日期，是因为交战的那一天。表明齐国人奉命讨伐有罪之人，正在这天到达，而卫国人不去询问原因，就在这天直接与齐国人交战，所以深恶痛绝，圣人的情感由此显现。齐国称“人”，是将领地位低下、军队人数少。

《五峰胡氏》说：春秋时期，上下没有号令的情况非常严重。卫惠公死后，周王命令讨伐他，虽然时间晚了，但总比最终不讨伐好。齐桓公秉承周王的命令而没有出动大军，也符合轻重适宜的原则。作为卫侯，应当当天跟随齐桓公到京师，请求死在司寇那里，用忠孝来弥补前人的过错是可以的。齐军在这天到达，卫国就在这天直接与齐军交战，太过分了。所以道义归咎于卫国而不归咎于齐国。

《赵氏》说：战败称“人”是罪责，卫国不服从周王命令，所以文字不同。

《高氏》说：起初卫国起兵帮助子颓篡夺王位，而齐国作为霸主不能奔赴救援。等到郑伯已经迎回周王，周王于是赐给齐侯命令，让他讨伐卫国，于是攻打卫国。说“伐”，是讨伐得到了罪证。然而打败卫国后却索取贿赂才返回。唉！齐桓公能够尊崇王室、称霸诸侯，而所作所为却是这样。

《张氏》说：卫国曾经在幽地受盟，前年同盟没有到达，攻打不服罪的人，于是齐国来攻打它，在当天紧急攻击它，不能抵挡齐国节制有度的军队而战败，以卫国为主方归罪于它。不记载在卫国都城。

《临川吴氏》说：前年冬天，齐侯在卫国地界会见鲁国。今年攻打卫国称“人”，大概齐军驻扎在城濮，只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去攻打，意图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卫国不服罪，敢于与齐国交战，轻浮躁动缺乏谋略，不自量力，自取败辱。

《王氏》说：交战不记载“伐”，而记载了“伐”；“伐”不记载日期，而记载了日期；被攻打不记载“及”，而记载了“及”；战败溃逃不记载“人”，而记载了“人”，都是归罪于卫国。

《汪氏》说：卫国拥立子颓，其罪固然不容赦免，但已经过了十年，而且卫国君主又换了一代。在当时不能治理，后来的人有什么罪？而且接受贿赂而不能伸张天讨，虽然说齐国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称“人”，并非贬低，但从这件事来看，齐桓公也不能没有责任。

又查考经书记载“及”和“战”的有二十次，文定公在这场战争，以及纪国与齐国的战争，在卫国，在甗地，在升陉，在〇地，在城濮，在彭衙，在令狐，在邲地，在新筑，在鞌地，都说记载“及”是为了贬低。干时，鄢陵，长岸，虽然贬低主战的一方，但不以“及”为贬低。在奚地，在铁地，没有传文，只有在柏举与吴子交战，不以“及”为褒扬。至于大棘，则是郑国攻打宋国而经书不记载“伐”，这与韩地的例子相同。艾陵记载“伐”，记载“及”，则是双方都有罪。然而“及”的意思，不过是有意于这场战争，而不是褒贬所系。所以救援患难的军队就是美辞，而贪婪愤怒的军队都是贬辞。善于作战的人受到上刑，而《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所以凡是记载战争都是讥讽，只有排难解纷的战争颇有可取之处。

《陈氏》说：齐国称“人”，是贬低它。列举周王的命令，索取贿赂才返回，这是齐桓公不利用周王的命令讨伐卫国。过去王室有四方之事，虽然攻打郑国不服，救援卫国无功，而拘捕芮伯，拥立晋侯，这时还讨伐樊仲皮。自从讨伐樊仲皮之后，周王的命令不见于传记，是齐桓公造成的。

《赵氏》说：《公羊传》说：《春秋》中攻打别人的是客方，被攻打的是主方。注解说：攻打别人的人是客方，被攻打的人是主方。文字本来用来区分分别，现在文字相同，谁能明白呢？又说：战败者称“师”，卫国为什么不称“师”？没有得到军队的资格。查考经文，已经列阵交战了，为什么说没有得到军队呢？《谷梁传》说：交战就是军队，称“人”，是轻视它。查考卫国称“人”，是因为罪逆周王、抗拒大国以致战败，轻视它有什么意义呢？

《刘氏》说：《谷梁传》认为卫国小，

译齐国强大，认为卫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卫国微弱所以可以说“及”，这是不对的。卫国想作战，就是卫国及齐国；齐国想作战，就是齐国及卫国，这并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又说：这里称“人”而记载战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军队败于他人，这也是不对的。假如齐国将领尊贵、军队众多而战败，卫国将领卑贱、军队较少而获胜，难道可以不记载军队败于他人吗？庐陵李氏说：讨伐卫国的战役，三家传注都贬低齐桓公。《公羊传》认为去年刚结盟，卫懿公因为丧期未满而不能与会，那么卫国没有罪过。《谷梁传》认为齐国正承担方伯的职责，不应当立即有侵伐之举，《左传》虽然有奉王命的说法，但索取贿赂的罪过不可掩盖。只有胡氏认为是褒奖齐国、贬低卫国的笔法，与三家都不合。我推究他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春秋》记载讨伐而作战的有三处：齐国讨伐卫国而作战，宋国讨伐齐国而作战，吴国讨伐齐国而作战。事情相同，然而鄢陵之战记载宋国及齐国，这里不记载齐国为主，那么贬低齐国就可以知道了。《春秋》记载作战称“人”而战败，称“师”的有三处：纪国作战的燕人，城濮、柏举的楚人战败，都称“师”。这里唯独记载卫国战败，那么贬低卫国就可以知道了。艾陵之战，日期写在“伐”字之下；纪国之战，日期写在“战”字之上；而这里把日期加在“伐”字之上，那么齐国刚到卫国就作战就可以知道了。这是胡氏考据精审的原因。然而考察去年在幽地结盟，卫国已经不到场。齐桓公或许本来就有恼怒卫国的心思，因而借王命来讨伐它吗？当十九年卫国燕地立公子颓的时候，齐桓公正图谋霸业，本来应当声讨罪过，以彰显天子的道义，却远远地不加理睬。现在讨伐它，又因为索取贿赂而返回，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详细记载的呢？所以认为《左传》奉王命的说法有道理，那么齐侯与卫国作战的说法就不能说没有；认为奉王命的说法有道理，那么索取贿赂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春秋》记载齐人而不记载齐侯，正与楚丘、缘陵筑城不列顺序，高子来结盟不称使者，是同样的笔法。不然，如果真的奉王命讨伐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记载齐侯以尊大之，与讨伐楚国相同呢？胡氏拘泥于将领卑贱、军队较少的条例，意思有所欠缺，应当兼采陈氏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译附录：《左传》记载，晋献公娶贾国女子，没有儿子，又与齐姜通婚，生下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下重耳，小戎子生下夷吾。晋国讨伐骊戎，骊戎将男女献出，骊姬归晋，生下奚齐。她的姐姐生下卓子。骊姬受宠，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君，贿赂外宠梁五和东闗嬖五，让他们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君主的宗庙所在；蒲和两个屈地是君主的边疆。这些地方不能没有主人。宗庙所在之地没有主人，百姓就不会敬畏；边疆没有主人，就会诱发戎狄的野心。戎狄产生野心，百姓怠慢政令，这是国家的祸患。如果让太子主持曲沃，重耳、夷吾主持蒲和屈，就可以威慑百姓并震慑戎狄，而且彰显君主的功业。”两人又说：“狄人地域广阔，对晋国来说可以作为都城；晋国开拓土地，不也是合适的吗？”晋献公很高兴。夏天，派太子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夷吾住在屈。众位公子都住在边邑，只有两个姬妾的儿子留在绛都。梁五和东闗嬖五死后，与骊姬一起诬陷众位公子，立奚齐。晋国人称他们为“二五耦”。

夏季四月丁未日，邾子琐去世。【琐，音素果】

【汪氏说：琐在位十二年，儿子籧篨继位，这就是文公】

秋季，楚国讨伐郑国。

【《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称它为荆州，是举其州名以贬之】

鲁僖公会同齐人、宋人救援郑国。

【宋人之下，鲁公之前有邾娄人】《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元想引诱文夫人，在她的宫室旁边建馆舍，并演奏万舞。夫人听到后，哭着说：“先君用这种舞蹈，是用来练习军事戒备的。现在令尹不向仇敌寻求报复，反而在寡妇身边这样做，不也很奇怪吗？”驾车的人把这话告诉子元。子元说：“妇人不忘复仇，我反而忘了吗？”秋天，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讨伐郑国，攻入桔柣之门。子元让鬭御疆、鬭梧、耿之不比为旗帜，鬭班、王孙游、王孙喜断后。众车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县门没有发动攻击，说着楚语退出了。子元说：“郑国有能人啊。”诸侯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跑。郑国人准备逃往桐丘，间谍报告说：“楚军营帐上有乌鸦。”于是停止逃跑。《谷梁传》说：这是赞许救援郑国。程子说：“齐桓公是霸主，鲁国是望国，宋国是王者的后裔，这是救援郑国、遏制楚国的开始，天下大势所在。”

按照《左传》，楚国令尹子元【公子元，楚文王的弟弟】无故率领六百辆战车讨伐郑国，从纯门攻入，这是欺凌弱小、残害寡弱的军队，所以用州名来称呼，将其视为外族【孙氏说：来聘问称人，这里不称人，是因为他开创祸端伤害中原，再次将其视为外族】郑国人准备逃往桐丘，诸侯救援他们，楚军连夜逃跑，这是符合救急恤邻的道义，所以记载“救郑”，是赞许它。齐、宋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桓公主持军事，遏制寇乱，安定中原的事迹，由此可见【朱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在王畿之内，楚国在春秋时其他国家都比不上它的强大，如果不是桓公、文公有所遏制，周王室就会被它吞并了。张氏说：这时楚文王去世，成王刚即位，子元讨伐郑国，师出无名，所以郑国人表现出闲暇的样子而不敢深入，听说诸侯救援就逃跑了。汪氏说：楚国自十六年讨伐郑国，到现在又讨伐，而中原国家救援它，三十三年齐、宋又在梁丘相遇谋划它，僖元年楚国又讨伐郑国，而诸侯在柽地集会图谋它，二年、三年荆楚接连侵伐郑国，齐桓公于是大举驻扎在陉地，以声讨楚国的罪过，从此荆蛮顺服了。然而首止之盟，郑伯借口奉命安抚女儿，又怀有二心逃跑回国，第二年诸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再下一年齐人讨伐郑国，而郑伯乞求结盟请降。从此郑国服从中原，直到桓公去世。桓公刚死，郑伯就朝见楚国，那么齐桓公抵御楚国、安定华夏的功劳，难道可以轻视吗！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实际上是他抵御楚国而救援郑国。经书记载“救”字有二十二次，其中齐桓公占了五次，桓公比其他霸主更好。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桓公救援五次，这一年以及闵二年救援邢国，僖元年救援邢国，六年救援邢国，十五年救援徐国，这是桓公安定攘除的开始，然而齐、宋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鲁公独自亲自行动，鲁公也善于辅佐齐桓公。这时楚文王去世，国内有难，楚兵十年不到中原，现在子元又用来试探齐国，我国国君不顾荆人一次聘问的私情，而勇敢前往履行霸主的道义，这是《春秋》所赞许的】

冬天，修筑郿邑。【郿，音芒悲，公羊传、谷梁传作微】

【《左传》说：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先君神主的叫都，没有的叫邑。邑叫筑，都叫城。】《谷梁传》说：山林薮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修筑郿邑是不正当的。”赵氏说：“郿，是鲁国的下邑。”王氏说：“帝乙的儿子封在微，东平寿张县西北有微子郿】

郿是邑，凡是用工大的叫城，小的叫筑【番阳万氏说：用工多的，记载为城；用工少的，记载为筑】所以修筑馆舍记载为筑，修筑台记载为筑，修筑囿记载为筑，郿是邑而记载为筑，是因为是新建的邑。其用心不查看年成的丰歉，而在不必做的事情上轻易使用民力，这就不是人君应有的心意了【张氏说：冬天是使用民力的时候，而下面记载“大无麦禾”，那么修筑郿邑是不合时宜的】

译（前文所述之事），也就可知晓了。吕氏说：十二位国君征发劳役，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修建馆舍一次，修筑城邑一次，修筑台榭三次，加固城邑两次，新建延厩一次。通过比较这些史实来考察，庄公的罪过就显明了。不加固一座城邑，不修筑一处苑囿，爱惜民力而重视农业的，只有僖公罢了。啖氏说：《谷梁传》说：“山林川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设置虞官管理是不正当的。”这话应当用在“筑囿”的条目下，不适宜滥用于此处。刘氏说：《左传》说：“修筑邑叫筑，修筑都城叫城，这种说法不对。”筑只是修筑邑罢了，邑与都相比差别不大，却将筑和城的名目区分开来，那么国都也应当有别称，京师更应当有别称，为何都通称为城呢？庐陵李氏说：三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是修筑城邑，但《公羊传》《谷梁传》这一条与成公十八年修筑鹿囿都说是“设置虞官是不正当的”，似乎认为那是田猎之地，恐怕未必如此。

译鲁国大无麦禾。

《公羊传》说：“冬天，已经看到没有麦禾了，为什么先说筑郿邑而后说无麦禾？是忌讳在凶年营造城邑。”《谷梁传》说：“‘大’字含有顾惜的意思，用于无禾和无麦的情况。”

麦子夏天成熟，禾谷秋天长成，却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庄公只崇尚和修饰宫室、台榭，费用日益扩大，调度供应不足，有关部门核算一年收入的多少虚实，然后才知道仓廪枯竭，所以在年终记载说“大无麦禾”。汪氏说：“《王制》规定，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终，五谷都入库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所以桓公、宣公的‘有年’、‘大有年’都记载在冬天。”“大无”是说仓廪都枯竭了。汪氏说：“说‘大无’，表明举国都没有。”古代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现在庄公在位二十八年，应当有九年的积蓄，却空虚枯竭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所谓的寄生之君。民事，是古人所急迫的；粮食，是养育百姓的根本。不敦厚根本，而放纵奢侈之心，怎么能治理国家？所以下文记载臧孙辰告籴以显示庄公的过错，并警戒后世治国不知务本的人。刘氏说：“经文没有水旱之变，忽然无麦禾，只有验证事实，是由于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损月削，以至于麦禾大尽后才发觉，这不是今年的事，所以不说水旱，也不说饥荒。有人说其实是秋水伤害庄稼，忌讳而不说；有人说土地不耕种，两种作物不成；有人说不劝农所以无灾而饥，都错了。汪氏说：“两种谷物不丰收叫饥，五种谷物不丰收为大饥。现在‘大无麦禾’则黍稷、稻、二麦都没有，大概‘禾’是谷的总名，所以凡谷字都从禾，这不止是两种谷物不丰收。但不记载‘饥’，是为了彰显人事的变故，而不是天时的灾害。僖公时大旱，而传文说‘饥’而不害；宣公、襄公记载‘饥’是由于大水、螽虫、蝝虫所致。庄公没有水旱、螽虫、蝝虫之灾，而记载‘大无麦禾’，所以彰显费用支出没有常规，积蓄没有预先准备，救荒没有预备，以至于无可奈何，而向邻国乞求粮食，那么庄公不像君主和国家没有贤人都可见了。张氏说：“不说水旱而说‘大无麦禾’，天时、人事两方面都不足。○啖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筑郿而后说无麦禾？忌讳在凶年营造城邑。’按筑郿在冬初，‘无麦禾’在年终，各种谷物都入库而没有这两种谷物，才记载，依照先后记事罢了，有什么关系忌讳呢？《谷梁传》说：‘大者有顾惜的意思。’按‘大’是说其严重，称有顾惜如何解释呢？”

臧孙辰向齐国告籴。

《左传》说：“冬天饥荒，臧孙辰向齐国告籴，符合礼制。”《公羊传》说：“告籴是什么？请求买粮。为什么不称派遣？认为这是臧孙辰的私行。为什么说是臧孙辰的私行？君子治理国家，必须有三年的储备。一年不丰收，就告籴，这是可讥讽的。”《谷梁传》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家不像国家；一年不丰收，向诸侯告籴，是告请。籴是买粮，不正当，所以举臧孙辰作为私行。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家不像国家’。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臧孙辰向齐国告籴，告然后给予，说明内部没有外交。古代税收十分取一，丰年弥补歉年，不向外求取，而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凶荒，百姓也不受害。一年不收割，而百姓饥荒，君子非议。不记载，如同为内部忌讳。”杜氏说：“臧孙辰，鲁国大夫，即臧文仲。”

刘敞说：“不记载如齐告籴，而说告籴于齐，是说如齐则语气舒缓，告籴于齐则情势紧急，所以讥讽大臣担任国事、治理名声而不治理实际的弊病。鲁国人喜欢他的名声，而以急病让夷为功劳；君子责问他的实际，而以不能务农、重视粮食、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为罪过。《国语》说：“鲁国饥荒，臧文仲对庄公说：‘国家困病了，何不凭借名器向齐国请求粮食？’庄公说：‘派谁去？’回答说：‘国家有饥馑，卿出使告籴，是古制。’我臧孙辰备位卿职，请如齐。庄公派他前往，随从说：‘君主没有命令而请求，这是自选的事吗？’文仲说：‘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当事不避难，我不如齐。不是急难在上，不体恤下；居官而懒惰，不是事君。’文仲带着鬯圭和玉磬如齐，齐人归还他的玉，而给他粮食。张氏说：“一年不丰收，而上下相顾，没有粮食养活百姓，重臣亲自前往告籴，如果不遇齐桓公，那么鲁国的百姓必定会转死于沟壑了。赵氏说：“讥讽臧孙为政没有积蓄，所以以自行为文。汪氏说：“经文记载‘王臣来求金’，则有求于我；记载‘如楚乞师’，则有求于彼。现在外传记载‘如齐告籴’，而《春秋》变文记载说‘告籴于齐’，与‘归粟于蔡’同一书法，所以彰显鲁人请籴的紧急，且抹去公命以罪庄公的不像君主。但不记载‘齐人归粟于我’，大概《春秋》记载简约而志意详细，重复记载归粟

译如果言辞过于繁琐，假如齐国人不同意卖粮给他，就一定不会记载臧孙请求买粮这件事了。“葵丘五禁”中说：“不要阻挠粮食买卖。”齐桓公救灾救难的心意，大概也是霸主中的贤德之举吧？○赵氏说：《左传》称“合乎礼”，是依据避讳的原则来讥讽不当、称许善行。《谷梁传》说：“诸侯缺粮，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粮食，这是正当的。请求之后才给予，说明内部事务不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如果不请求，对方从哪里知道呢？

译【鲁庄公二十九年】二十九年【齐桓公二十一年，晋献公十二年，卫懿公四年，蔡穆公十年，郑文公八年，曹僖公六年，陈宣公二十八年，杞惠公八年，宋桓公十七年，秦宣公十一年，楚成王七年】

　　春天，新建延厩。

【《左传》说：新建延厩，是因为不合时宜。大凡马匹，应在日中时放出，日中时牵回。《公羊传》说：新建延厩是什么意思？是修缮旧有的建筑。修缮旧物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在灾荒之年不应当修缮。《谷梁传》说：延厩，是合乎礼制的马厩。说“新”，是因为有缘故。有缘故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古代的君主，必定按时观察百姓所辛劳的事情。百姓在劳力上辛劳，那么工程建筑就会减少；百姓在财物上辛劳，那么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在饮食上辛劳，那么百事就会废弛。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厩，是因为使用民力已经太过了。】说“新”，是因为有缘故【杜预说：说“新”，都是旧物不可用，重新建造的言辞。】为什么记载呢？从前韩昭侯建造高门，屈宜臼说：不合时宜。所谓时宜，不是指日期时辰，人本来就有有利和不利的时机。前年秦国攻取宜阳，今年大旱，君主不趁着这个时候体恤百姓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的时运衰耗却做奢侈之举【“绌”音“曲勿”】。【徐广说：时运衰耗却做奢侈之事。】所以《谷梁子》说：古代的君主，必定按时观察百姓所辛劳的事情。百姓在劳力上辛劳，那么工程建筑就会减少；百姓在财物上辛劳，那么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在饮食上辛劳，那么百事就会废弛。大旱没有麦禾，向齐国借粮。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厩，是因为使用民力已经太过了。【家诰说：延厩，是马厩的名称。有人说“新”是修缮旧有而又延广的意思。《周礼》规定天子有十二个马厩，诸侯有六个马厩。孔颖达正义说：每个马厩为一个闲，每个闲有二百一十六匹马。刘敞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所新建、修缮的旧物很多，不必都记载。延厩南门，大概很微小，为什么唯独记载呢？新宫发生火灾，太室房倒塌，不能不修缮，而经文中不记载；雉门两观发生火灾，记载了新建。以此参看，修缮旧物不值得记载，那些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延厩是天子的马厩，不是诸侯的马厩。南门是天子的门，不是诸侯的门。延厩的僭越，不是庄公的本意，过错在于可以革除而不革除，所以说“新茅堂”。胡安国说：记载新建延厩，是因为大旱没有麦禾，百姓在饮食上辛劳，那么沿用旧厩就可以了。王应麟说：养马希望它肥壮，所以马厩称为延，延是延长的意思，就像仓库希望有余而称为长府一样。礼制规定，灾荒之年粮食歉收，马匹不喂谷物，驰道不除草。冬天大旱没有麦禾，而今年春天新建延厩，马厩里有肥马，百姓有饥色，可以说是不体恤国家了。孙觉说：大旱没有麦禾，向齐国借粮，那么百姓就饥饿了。延厩虽然损坏，不新建也可以。庄公不爱惜民力到了这种地步。汪克宽说：兴办工程来聚集失业的人，也是荒年政令中的一件事，而《春秋》记载筑郿、新延厩来讥讽庄公，为什么呢？如果国家有储蓄，粮仓充实，府库充盈，那么兴办工程来聚集穷民，使他们没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也是可以的。现在大旱没有麦禾，粮仓空虚，向邻邦借粮来救济朝夕之急，却还兴办不急之务，庄公不知务到了这种极点啊。○赵匡说：《左传》说“新作延厩”，如果是新建，应当只说“作延厩”，不应当说“新”。啖助说：《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大凡马匹日中时牵回，这种说法也不对。马匹虽然出入有时，马厩何妨在农闲时建造】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左传》说：凡是军队有钟鼓声叫做伐，没有叫做侵，轻敌叫做袭。汪克宽说：“许国和郑国世代仇敌。但是许国自从盟幽之后，不参加齐桓公的会盟，郑国人侵犯它。或者是齐桓公的命令，与自后始许从中国。”】

　　秋天，有蜚虫。【“蜚”音“扶味”】

【《左传》说：因为成灾了。大凡事物不成灾不记载。《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记录怪异。《谷梁传》说：有一种出现，有一种消失。说“有”。刘歆说：负蠜本性不吃谷物，吃谷物就成灾，是介壳类虫子的妖孽。刘敞说：蜚虫颜色青，不是中原地区所有的。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风所生，成为臭恶的虫子。庄公娶了齐国的淫女，所以蜚虫到来。上天警戒说将要产生臭恶，闻于四方。新安罗愿说：负蠜现在称为蜚盘虫，喜欢在清晨聚集在稻子上，吃稻花。农家通常用蚕作掇拾，放在别处。日出就散去。既吃稻花，又气味臭恶，能使稻子干枯不结实。《春秋》记载它，应当是因为这个缘故。刘敞说：蜚形状像牛而白首，一只眼睛蛇尾。走在水里水就枯竭，走在草上草就死。出现则国家大疫。说“有”，是用来表明它没有的。鸜鹆不越过济水，而蜚不是中原之物，暂时来一次，所以不可说多而说“有”。麋是中原所有的，有它不足为异，而多则为异，所以不说“有”而说“多”。螽螟是中原所多的，多不足怪，而为灾则害，所以不说“多”而说“灾”。汪克宽说：《尔雅》《通志》《本草》都把蜚当作虫，唯独《山海经》把蜚当作兽。但负蠜应当有应当如记载螽螟那样，不应当记载“有”，姑且一并记录以等待参考。○啖助说：《左氏》说：大凡事物不成灾不记载。《春秋》记载怪异很多了，何必成灾才记载】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纪

译纪国已经灭亡了，她的去世为何被记载？纪侯离开国家，最终不能自立，这与古公亶父离开故土的情况不同。史书特意记载叔姬去世，而不记载纪侯去世，是为了表明纪侯不争而离去，这样就能使他的百姓跟随而不背离，这种用意是微妙的。【杜氏说：纪国虽然灭亡，但叔姬坚守节义，所以将她系于纪国名下，因为贤德而予以记载。临川吴氏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鲁国和纪国对待叔姬的态度，以及叔姬对待自己的态度，都与伯姬相同。《春秋》详细记载此事，这大概是因为庄公把她当作姑母，为她服大功之丧。这与庄公十三年叔姬回到酅地，这次是死于〇地。纪国灭亡却仍然将她系于纪国名下，大概是因为国家灭亡无处依托，虽然寄居在〇地等待死亡，但她作为纪国夫人妹妹的身份依然如初。家氏说：《春秋》因为叔姬不因国家灭亡而改变自己的操守，特意记载她来劝勉后世，以此防范百姓，还保有与君主相配的地位。国家灭亡不能殉死，却委身侍奉仇敌，像晋国的惠后那样，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啊】

译筑诸城和防城，《左传》记载这是合乎时节的。凡是土木工程，大火星出现时结束农事，这是警戒人们准备动工；心宿出现时运送筑土用的材料；黄昏时定星位于中天，树立版筑的木桩；冬至时完工。《谷梁传》说：可以筑城，因为是以大及小。杜预说：诸、防都是鲁国的城邑，即诸县、陈乡、阳谷、诸县。又说：现在是九月，即周历十二月，角宿、亢宿在清晨出现于东方，三件农事刚开始结束，告诫百姓从事土木工程。大火，即心宿，在角宿、亢宿之后出现，这时运送筑作所需的材料。十月定星在黄昏时位于中天，树立版筑的木桩并动工。冬至时，微弱的阳气开始萌动，于是停止工程。范氏说：《春秋》的体例，凡是记载筑城都含有讥讽之意。这里说可以筑城，是因为符合土木工程的时节，所以讥讽较轻；如果违背了土木工程的时节，则责备较重，并不是说筑城没有讥讽。临川吴氏说：凡是记载土木工程，即使合乎时节，也不是赞美，只是比不合时节的好一些罢了。其间频繁兴修土木工程并频繁记载，不论是否合乎时节，都是贬斥。像前年冬天筑郿城，当时大饥荒而向别国借粮，今年春天新建延厩，现在又筑诸、防二城，难道不是因为频繁而受到讥讽吗？○啖氏说：《谷梁传》说：是以大及小。这只是依照先后次序，何必区分大小呢？刘氏说：如果说诸防，似乎是一座城，所以按照先筑的来记录。汪氏说：《左传》认为记载这是合乎时节的，《谷梁传》认为可以筑城，只是拘泥于农闲时节的常例，而不知道庄公筑城并不合乎时节。

附录【《左传》：樊皮背叛周王】

【周惠王十三年】三十年【齐桓公二十二年，晋献公十二年，卫懿公五年，蔡穆公十一年，郑文公九年，曹僖公七年，陈宣公二十九年，杞惠公九年，宋桓公十八年，秦宣公十二年，楚成王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春天，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樊皮。夏天，四月丙辰日，虢公进入樊地，抓获樊仲皮，押回京师】

夏季，军队驻扎在成地

《谷梁传》说：次，就是驻扎。表示有畏惧之心。想要救援鄣国却无能为力。不说“公”，是因为耻于不能救援鄣国。杜预说：齐国将要迫使鄣国投降，所以设防戒备。张氏说：任公辅说：人微师少，不见于经，应当跟随《公羊》《谷梁》记载军队戍守鲁地。赵氏说：鲁国大概想要防备齐国围攻鄣国，到成地等待命令，听说鄣国已经投降，就不再行动了。从前会盟于城濮，第二年献捷，推究事理，必然如此。陈氏说：驻扎在滑地，记载“公”在郎地，是贬斥他。这里只记载“次”，是因为不值得记载吗？庄公在齐国面前太不争气了。君父死在那里，不能讨伐谋害纪国的人，而齐国灭掉了纪国；等到齐国围攻郕国，郕国就向齐国投降。于是驻扎在成地，齐人迫使鄣国投降，虽然罪在齐桓公，但直到庄公去世，不能不贬斥他。汪氏说：赵氏认为鲁国想要会同齐国围攻鄣国，到成地等待命令，想要救患却做不到，谋划欺凌弱小作为援助，都是罪过。然而鄣国是纪国的附庸，看鲁国对纪叔姬施加恩礼，那么未必会同兵灭掉鄣国。大概鲁庄公有姑息之爱，妇人之仁，而畏惧齐国强盛，不敢援助鄣国，所以假装作出救援鄣国的记载，名义上如同驻扎在滑地的意思罢了。

附录【《左传》：楚公子元从伐郑归来，居住在王宫。斗射师劝谏，就被抓起来戴上刑具。○秋天，申公斗班杀了子元。斗谷于菟担任令尹，毁坏自己的家，以缓解楚国的危难】

秋季七月，齐人迫使鄣国投降【降，读作户江；鄣，读作章】

《公羊传》说：“鄣，是什么？是纪国遗留的城邑。迫使它投降，是什么意思？是夺取它。夺取它为什么不说‘取’？是为桓公避讳。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彻底灭掉了。”《谷梁传》说：“降，就是下。鄣，是纪国遗留的城邑。”杜预说：“鄣，是纪国的附庸国。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

降，是胁迫服降的词语【杜预说：小国孤立危险不能自保，大概齐国远远地用兵威胁迫使其降服。赵氏说：凡是服从内附叫降，不说鄣降，是因为降是由于齐国】前文记载郕国向齐师投降，意在责备鲁国【汪氏说：两国共同围攻郕国，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向齐国投降，显示鲁国不能使郕国臣服】这里说齐人迫使鄣国投降，专门归罪于齐国【汪氏说：不记载郕国向齐国投降，就显示齐国用威力逆胁而强使降服，不是郕国自愿投降】鄣国，是纪国的附庸【汪氏说：鄣国大概是须句、颛臾之类】非常微小啊，齐人不讲道义，肆意使用强力，胁迫使其降服。不记载鄣国投降而说降鄣，是因为齐国强盛所以罪责深重，因为鄣国微小所以责备轻微。《春秋》的法度，扶持弱小抑制强大，彰显道义。霸者的政治，以强凌弱，急于事功。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之事的【番阳万氏说：凭借齐桓公的贤能，曾经有存亡继绝的功劳，得到鄣地的土地不足以扩大疆域，兼并鄣国的民众不足以增强实力，却一定要迫使它投降并占有它，使纪国的土地人民没有遗留，圣人所以记载降鄣而深深谴责贬斥。家氏说：齐鲁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师投降，是在力量耗尽之后投降，齐人迫使鄣国投降，是畏惧威势而投降，是在兵锋未加之前投降，郕国虽然投降但还存在，鄣国则不再存在了。○啖氏说：《公羊》《谷梁》说鄣是纪国遗留的城邑，按鄣本来是小国罢了，纪国全国尚且不敢抵挡齐国，难道一邑之民能独自抗拒齐国二十多年吗？刘氏说：《公羊》说迫使它投降就是夺取它，不说‘取’是为桓公

译公讳也，也不是；取之，就确实说是取之，降之，就确实说是降之，迁之，就确实说是迁之，不可以假借为避讳。

译八月癸亥，安葬纪叔姬。

《公羊传》认为，外国夫人去世，史书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隐讳。隐讳什么呢？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只是安葬吗？是因为她是纪叔姬。《谷梁传》认为，不记载死亡日期而记载安葬日期，是哀怜纪国的灭亡。灭亡的国家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纪叔姬贤德。纪侯去世后，她不回归宗国，而是归附于齐国（齐桓公），这被称为坚守节操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违背妇道。所以将她系于纪国名下，并记录她的去世和安葬（高氏说：再次系于纪国名下，不因为归附齐国而改变纪国的称谓）。前代儒者认为因为贤德所以得以记载，这是对的。因为贤德而得以记载，是为了给后世树立劝勉的榜样（家氏说：妾室不记载安葬，这里因为纪叔姬贤德，所以与纪伯姬一起得以记载安葬。刘氏说：如果不是纪叔姬贤德，就不值得记载安葬。高邮孙氏说：纪叔姬去世，又记录她的安葬，是因为她在国家丧亡之中，能够以道义节操自我坚守，所以嘉奖她。张氏说：纪叔姬从一而终，不因国家存亡而改变心意，所以详细记录她的生死，又记录鲁国前往安葬，都按照夫人的礼仪记载，以此来彰明妇道，给后世留下法则。汪氏说：《春秋》中记载国家灭亡后安葬的有三例：记载齐侯安葬，纪伯姬，是为了显示齐侯逼迫灭亡纪国，夫人在殡期间来不及安葬；记载安葬陈哀公，是为了显示楚国虽然灭亡陈国，但陈国人还能安葬他们的国君；只有纪叔姬，是因为她贤德，所以趁着鲁人前往安葬而特别记载。然而国家灭亡后安葬其国君、夫人或妾室，都是哀怜其灭亡而保存其遗意的表现。所以朱熹《纲目》记载魏安葬汉献帝，晋安葬魏元帝，宋安葬晋恭帝，这也是圣人保存灭亡、延续断绝的遗意）。

九月庚午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牺牲祭祀。

冬天，鲁庄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左传》说，冬天在鲁济相遇，是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祸害燕国，所以这样做。《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有意为之，‘遇’表示双方意愿相合。”杜氏说：“济水流经齐、鲁边界，在齐国境内叫齐济，在鲁国境内叫鲁济。大概属于鲁地。”张氏说：“简化礼仪来商议军事行动。”汪氏说：“齐侯进入鲁国境内，这是齐侯的意图。”襄陵许氏说：“齐桓公讨伐郳国、郑国、徐国，都是以宋人为主帅。与鲁公会盟于城濮，然后讨伐卫国；与鲁公在鲁济相遇，然后讨伐山戎。由此可知齐桓公的霸业，并不自恃武力。用兵行师，每次都借助宋国的武力。齐桓公向鲁国征求意见，是因为鲁庄公善于治国。一个依靠管仲，另一个也依靠管仲。利用别人的才能作为自己的才能，汇集别人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能够匡正天下，恩泽滋润百姓。”○刘氏说：“《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有意为之’，这是不对的。假如是齐国主动有意为之，就会说‘鲁公会齐侯在鲁济相遇’。”

齐国人讨伐山戎。

《公羊传》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司马子说：“大概是他自己操持，自己逼迫。”这大概是战争，为什么不说“战”？《春秋》中势均力敌的才说“战”，齐桓公与山戎，只是驱赶他们罢了。《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人”呢？是爱惜齐侯吗？是因为山戎。为什么爱惜他呢？齐桓公国内没有理由，国外没有诸侯跟随，跨越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这是危险的，难道不反对他吗？是赞许他。为什么赞许他呢？燕国是周王室的分封国，贡赋不到，山戎因此讨伐它。

齐人就是齐侯。称“人”，是讥讽讨伐山戎。自从管仲执政到现在二十年，从未任命大夫为主将，也从未发动大规模军队出征讨伐。所以鲁庄公十一年以后，凡是用兵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现在这里怎么知道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单独认为是齐侯呢？因为后来献俘告捷时称齐侯，由此可知（汪氏说：上文在鲁济相遇，谋划山戎；下文献捷，都记载为齐侯，由此可知讨伐山戎的不是地位低微的人）。山戎祸害燕国，导致贡赋不到。齐桓公国内没有理由，国外没有诸侯跟随，跨越千里的险阻，为燕国开辟疆土（《史记·齐世家》：山戎讨伐燕国，齐桓公救援燕国，于是讨伐山戎直到孤竹，命令燕君向周王室纳贡，诸侯听说后都跟随他）。这可以说能够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讥讽他呢？齐桓公不致力于德行，勤于用兵远伐，不纠正王法来讥讽他的罪行，将会开启后世君主劳役中原百姓去侍奉外族藩属，舍弃近处的政事而崇尚远处的谋略，耗尽我国民力去争夺不毛之地的祸患，其危害说不尽。所以特别贬低称“人”，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的警戒（刘氏说：齐桓公的威势行于天下，其权重超过万乘之国，又越境讨伐山戎，诸侯震惧，于是齐桓公悠然自得，夸耀功劳并谈论受命，这是君子所厌恶的，所以贬低称“人”）。那么讨伐楚国的战役为什么赞美他？难道不是说退兵于召陵，以大义责备，不致力于交战而强大的楚国自己屈服吗？观察这里可以看出圣人强本治内，柔服远人的意图了（茅堂胡氏说：楚国频繁侵犯郑国，郑国是内地，所以称齐桓公讨伐楚国，圣人采纳；山戎是远地，齐桓公为燕国讨伐山戎，圣人则贬低。从这里可以看出帝王用兵的意图。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不失败是侥幸；文帝则不然，匈奴侦察骑兵到达上林，烽火通到甘泉，就建立细柳等军，正与伯禽征讨徐夷、宣王讨伐玁狁没有不同，志向在于爱民，不是滥用武力。三代用兵的意图完全具备）。

译在此，才稍有毫厘之差，便是齐侯讨伐山戎是不可以的。张氏说：中原的声威教化尚未普及，近来有荆楚成为中原的祸患，尚未惩治其罪，却劳师远征于远方，治理的先后顺序，用兵的次第，都失当矣。所以齐侯亲自出征而史书用“人”来讥讽他。王氏说：荆楚在内部，祸患近而不可延缓；戎在外部，地势远而不足忧虑。对近处的祸患姑息而不讨伐，对远处的敌人征伐以显示辛劳。大概是因为楚国的祸患未除，那么诸侯可以要求去讨伐山戎吗？如果有功绩，诸侯都会臣服，这是齐桓公的志向。所以贬低他。○刘氏说：《谷梁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爱护诸侯吗？是因为山戎。”又说：“难道不反对吗？是赞许他。不对。”《春秋》用“人”来贬低他罢了。

译【鲁庄公三十一年，即齐桓公二十三年，晋献公十四年，卫懿公六年，蔡穆公十二年，郑文公十年，曹僖公八年，陈宣公三十年，杞惠公十年，宋桓公十九年，秦成公元年，楚成公九年】

春天，在郎地修筑高台。

《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高台建在百姓洗漱洗衣的地方。徐氏说：“郎泉台，没建成时叫郑台，建成后叫泉台。”

为什么记载？因为劳役百姓。刘氏说：讥讽劳役百姓。离开国都去修筑高台，只是为了享乐罢了。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诗经·灵台》注解说：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文；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以施行教化。离开国都到远处修筑高台，又不用于观测天象，只是作为游玩观赏的场所，劳役百姓来取悦自己。何氏说：四方高耸的叫做台，台高可以远望，是人情所喜爱的，但如果行动对百姓没有益处，即使快乐也不该去做。劳役百姓取悦自己，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会希望与他一同灭亡，即使有高台，难道能独自快乐吗？杜氏说：记载“筑台”是为了讽刺奢侈，而且不是动土建房的时节。董仲舒说：讥讽骄傲放纵，不体恤下属。孙氏说：庄公连年大兴土木，今年又一年之内三次筑台，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家氏说：凡是筑台和建苑囿，如果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都要讥讽。这一年三次筑台，都予以记载，是着重警戒。庄公晚年骄横放纵尤其严重，上天灾异在上一年显现，接连几年收成不好，而土木工程没有一年停止，他违背礼制、败坏法度的情形可以想见，鲁国的衰败实际上是从庄公开始的。汪氏说：楚灵王修筑章华台，伍举极力劝谏，认为先君修筑高台，高度不超过能望见国都的气氛，大小不超过能容纳宴饮的器具，所不侵占的是耕种的土地，所不匮乏的是财用，在贫瘠的土地上修筑，在四季农闲时完成，不是聚敛百姓的利益来封赏自己而损害百姓。如果鲁国的大臣有像伍举那样向庄公进言的人，那么这三座台的修筑或许能减少一些。

夏季四月，薛伯去世。

张氏说：薛国开始被称为伯，大概是降低了爵位而告终。庐陵李氏说：薛国在隐公十一年来朝见时，称为侯，现在称为伯，各种传注都没有记载。杜预在滕国、纪国降爵时，都认为是当时的周王所废黜，这里却没有注释。有人认为是齐桓公所废黜，也没有考证。胡安国在这里也没有传注，不知道依据什么体例。张氏或许主张沙随程氏的观点，已在桓公二年滕子条下见过。

在薛地修筑高台。

《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它太远了。杜氏说：“薛，是鲁国的土地。”

六月，齐侯来进献战胜戎族的战利品。

《左传》说：“不符合礼制。凡是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劳，就向周王进献。周王用来警戒夷狄，中原各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公羊传》说：“齐国是大国，为什么亲自前来进献战胜戎族的战利品？是为了威慑我们。怎么威慑我们？带着俘获的旗帜经过我国。”《谷梁传》说：“齐侯来进献战利品，是把齐侯当作自己人看待。不能使内史与齐侯相同，所以不说‘使’。进献战胜戎族的战利品，军队获胜叫做捷，戎是北方的狄人。”

军队获胜叫做捷。凡是诸侯有征伐四方边远部族的功劳，就向周王进献。周王用来警戒远方，中原各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进献是下级对上级奉献的用语。齐国讨伐山戎，把所得的战利品亲自前来夸耀展示。记载“来献”，是贬抑他。张氏说：齐桓公讨伐有功却不懂礼，鲁国不应当接受却轻易收下，都是罪过。后世的宰臣有不奖赏边功，以阻止边境官员制造事端的人。汪氏说：边境，塞外。得到了《春秋》贬抑进献戎族战利品的意旨。《前汉书·陈汤传》记载：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朝使者，向西逃到康居。陈汤担任西域副校尉，假借皇帝命令发兵，与都护甘延寿在康居袭击匈奴郅支单于，斩杀了他，夺回汉朝使节，共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活捉一百四十五人，投降一千多人。军队到达后，评定功劳，丞相匡衡认为陈汤、甘延寿擅自兴兵，假借命令，侥幸没有被诛杀，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侥幸，在蛮夷之地制造事端，为国家招致灾难，这种风气不可开启。皇帝下诏想封陈汤等人千户，匡衡再次争辩，于是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王氏说：讨伐山戎时称“人”，进献战利品时称“爵”，这也是因为桓公未能镇抚中原而勤于用兵于远方，有恃胜危师的做法，所以贬抑而称“人”。现在以方伯的身份亲自向诸侯国进献战胜戎族的战利品，有矜夸功劳、失节的耻辱，所以羞愧而称“爵”。圣人贬抑的方法，不能从一个方面去探求。汪氏说：《春秋》记载“来献捷”有两次：齐桓公进献战利品而记载“齐侯”，是为了彰显他夸耀征服戎族的功劳而讥讽他；楚成王进献战利品而记载“楚人”，是为了隐晦他挟持肆意的暴威而贬抑他。然而在齐国记载“戎捷”而在楚国不记载“宋捷”，是为了尊重大中原而轻视荆蛮，这是显而易见的。刘氏说：《谷梁传》说：“内齐侯，不说‘使’”，这是不对的。去年讨伐山戎，知道应当是齐侯，正是因为进献战利品的是齐侯。现在这里怎么看出是派人呢？鲁国虽然想亲近齐国，难道可以就不区分齐侯的使者吗？现在既然称齐，又说“来献”，哪里看得出亲近呢？又说“戎菽”，也不近情理。怀疑“菽”字，是北狄的字。北字类似竹，狄字类似菽，传写错误，合并为一个字罢了。庐陵李氏说：进献战利品的体例有两条，胡氏

译这条注释同时采用了《左传》和《公羊传》的说法。《谷梁传》认为经文记载齐侯入境却不称“使”，大概是拘泥于“楚人使宜申”的体例，却不知这是齐侯亲自讨伐戎人归来，途经鲁国而亲自前来。关于“军获”的记载说：“捷者得之。”又说：“戎菽，大概是因管仲有将戎菽和防布输出天下的说法，所以将‘戎’解释为豆，这是错误的。”

译秋天，在秦地修筑高台。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呢？讥刺其高台临近国都。《谷梁传》说：不认为这样做正当，因为劳役百姓，荒废了春、夏、秋三季利用山林沼泽资源的机会，况且财力耗尽就会招致怨恨，劳力与怨恨交织就会产生愤懑，君子对此感到担忧，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有人说：这是倚仗齐桓公的缘故。齐桓公对外没有诸侯间的变故，对内没有国家大事，跨越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疆土。鲁国对外没有诸侯间的变故，对内没有国家大事，一年之内三次劳役百姓，荒废了春、夏、秋三季利用山林沼泽资源的机会，这是厌恶内部事务的表现。范氏说：秦，是鲁国的地名。杜氏说：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张氏说：庄公一年之内三次修筑高台，这就是所谓的“到了这个时候就沉溺于游乐而懈怠傲慢”，那么治理国家和家庭的重要事务荒废的就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公在位不久就去世，而内部祸乱随之而来，历经世代都不能平定的原因，难道不值得引以为戒吗？○啖氏说：《谷梁传》说“荒废山林沼泽的资源”，这话应当用在修筑苑囿的条目下。又说“倚仗齐桓公对外没有诸侯间的变故”，所以修筑高台。这种说法对教化没有益处。又说《公羊传》对三次筑台各有解释：一说讥刺其临近百姓洗涤漱口之处，一说讥刺其位置偏远，一说讥刺其临近国都。按一年之内三次筑台，假如每次都能合乎情理，难道不会妨碍百姓吗？何必分别讥刺其地点呢？

冬天没有下雨。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何氏说：“京房《易传》说：‘旱灾的异常，是指干旱很久但没有危害万物。’这是因为禄位离开了公室，福泽由下位产生，所以阳气虽然不施布，而阴气独自运行，以成就万物。此前接连修筑三座高台，这是庆父、叔牙专权的应验。”程氏说：“一年之内三次筑台，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所以冬天记载不雨，是深切地哀悯。”张氏说：“庄公没有哀悯干旱的心意，只有酉、戌、亥这三个月没有下雨，所以不能按历时的方式来表述。”家氏说：“这一年三次筑台而冬天不雨，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与‘大无麦禾’、‘告籴’以及筑郿、新延厩的书法相似。”王氏说：“《春秋》记载不雨，通常是常年干旱的轻微表现，但到了月份就记载月份，到了季节就记载季节，跨越两个季节的就记载连续数月。现在说‘冬不雨’，就是一个季节没有下雨了。周朝的冬天，相当于夏历的八、九、十月。当时谷物已经成熟，长时间不下雨，虽然危害不严重，但也显示出阴阳不调和，预示着来年的灾害，所以特别记载下来。”吕氏说：“僖公、文公时期不雨，有的跨越三个季节，有的跨越四个季节，这一年才一个季节不雨罢了。二百四十二年中一个季节不雨的，难道只有这一年吗？而这一年特别记载，是因为庄公频繁兴修土木工程，屡次出现灾异，所以详细记载。”庐陵李氏说：“经文中记载不雨有七次。”赵子曰：“凡是历时不雨，要告祭宗庙并盟誓，这一年以及僖公二年冬天、三年春夏雨，记载都是每个季节记一次。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次记载，都是跨越季节而总括记载。”

【已惠王十未五年】三十二年【齐桓二十四，晋献十五，衞懿七，蔡穆十三，郑文十二，曹僖九，陈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天修筑小谷城。

《左传》说：是为了管仲。范氏说：小谷，是鲁国的地名。孙氏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薛氏说：庄公六年之后，没有麦苗，大无麦禾，螟虫、麋鹿〇飞虫相继出现，而且发生了三次大水灾。国君尚且应当稍微警戒，而庄公的军事行动和盟会从未休息。等到奢侈之心一起，因为娶妻而观看社祭，丹漆楹柱，雕刻屋椽，在告籴之时，修筑郿城；第二年新建马厩，修筑诸防；去年三次筑台而没有下雨，现在又修筑小谷城。即使是丰收之年尚且不可以，何况连年饥荒而轻率使用民力呢？○髙氏说：杜预认为小谷是齐国的邑。《左传》说：为管仲修筑它。如果这样，圣人应当用不同的文体并归属到齐国。况且庄公虽然感念齐桓公的私恩，难道肯为管仲修筑城邑吗？昭公十一年的传文说：齐桓公修筑谷城并安置管仲在那里。齐国自有谷地，如文公十七年盟于谷，宣公十四年会于谷，这是齐国的谷，不是鲁国的小谷。沙随程氏说：齐地另有谷在济北，有管仲，并非小谷。庄公与齐侯盟于谷，归父会于谷，乃是济北的谷。

夏天，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

《左传》说：齐侯因为楚国讨伐郑国的缘故，请求与诸侯会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天，在梁丘相遇。《谷梁传》说：相遇，表示彼此投合。梁丘在曹、邾之间，距离齐国八百里，并非不能跟随诸侯前往。推辞所遇之人，相遇所不遇之人，是为了尊崇齐桓公。杜氏说：梁丘在高平昌邑县西南。张氏说：在济州。齐国不以霸主自居，因为梁丘靠近宋国而先会见宋公。汪氏说：何休认为相遇的礼仪，近者为主，远者为宾。然而隐公八年、庄公四年两次在垂相遇，垂是卫国的地，而卫国排在齐、宋之下。大概盟会则按主持会盟者的地位排序居上，若是相遇则以简略的礼仪相见，类似于不期而遇的邂逅，没有明确的主宾，所以按爵位的高低排序，爵位相同则按国家大小排序。庐陵李氏说：齐侯想要讨伐卫国而先会见鲁国，想要谋划郑国而先遇见宋国，鲁国和宋国辅佐霸主，确实有功。

附录【《左传》·秋七月，有神降临在莘。惠王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国家将要兴盛，神明监察它，是监察它的德行；

译国家将要灭亡时，神明又降临，是为了观察它的恶行。所以有的国家因得到神明而兴盛，有的却因此灭亡。虞、夏、商、周都有这种情况。”周王问：“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用那些物品来祭祀，神明降临的那天，也用那些物品。”周王听从了。内史经过那里，听说虢公向神明求取命运，返回后说：“虢国必定要灭亡了。暴虐却听信神明。”神明住在莘地六个月，虢公派祝应、宗区、史嚚去祭祀。神明赐给他们土地。史嚚说：“虢国大概要灭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信百姓；将要灭亡，就听信神明。神明是聪明、正直且专一的，它依据人的行为而行事。虢国缺乏德行，它怎么能得到土地呢？”

译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左传》记载：当初，庄公修筑高台，俯瞰党氏的住宅，看见了孟任，便跟随她进入密室，并以夫人的名义许诺娶她，割臂盟誓，生下了子般。在梁氏举行雩祭时，女公子前去观看。御者荦从墙外与她调戏，子般大怒，命人鞭打荦。庄公说：“不如杀了他，这种人不能鞭打。”荦很有力气，能把车盖扔到稷门。庄公病重，向叔牙询问立谁为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又问季友，季友回答说：“臣愿以死辅佐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成季（季友）假借君命命令僖叔（叔牙）在鍼巫氏那里等待，让鍼季用毒酒灌他，说：‘喝下这酒，你就能在鲁国留下后代；不喝，就会死且断绝后代。’叔牙喝下毒酒，回去后到达逵泉就死了，立了叔孙氏。”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他为‘弟’？因为是被杀。被杀为什么不直言‘刺’？是为季子讳言杀兄。为什么为季子讳言杀兄？因为季子遏止恶行，不把这事当作国家的刑狱案件，顺从季子的心意而为他隐讳。季子遏止恶行是怎样的呢？庄公病重将死，因病召见季子，季子到达后，庄公把国家政事交给他，说：‘我如果不起此病，鲁国将托付给谁呢？’季子说：‘子般还在，您担忧什么呢？’庄公说：‘难道能这样吗？’叔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及的继承制度，您已知晓，庆父还在。’季子说：‘他怎敢呢？这是要作乱吗？他怎敢呢？’不久叔牙被拘禁，成季调和药酒给他喝，说：‘公子听从我的话喝下这酒，就一定可以避免被天下人耻笑，一定能在鲁国留下后代；不听从我的话不喝这酒，就一定被天下人耻笑，一定在鲁国断绝后代。’于是叔牙听从他的话喝下毒酒，喝下后到达逵泉而死。公子牙如今将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与亲自弑君的人一样？君亲之间没有预谋，有预谋就诛杀。那么这是认为他好吗？回答说：是的。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主的，是表示厌恶。季子杀母兄，为什么认为他好？因为诛杀不得回避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用毒酒，让他托辞像是因病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义。”

杜氏说：“叔牙、庆父是同母弟。”

叔牙有预谋之心而季子杀了他，经文不称“刺”的原因【陈氏说：虽然是用毒酒杀他，但立了叔孙氏，以大夫的礼仪荣耀他】，《公羊传》认为这是认为他好。季子杀母兄，为什么认为他好？因为诛杀不得回避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陈氏说：季友以君命用毒酒杀叔牙，顺从君臣的大义，不得偏私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用毒酒，让他托辞像是因病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义【《周礼》：小司寇规定同族有罪不在市集行刑，注解说：在甸师市行刑；《礼记·文王世子》：在隐蔽处行刑，不与国人一起议论兄弟】。陆淳说：季子恩义都建立了，变通而得中道，孔子记载他“自卒”以示不加讥讽，这是对的【刘氏说：公子牙被杀却记载为“卒”，杀他符合他的罪责，所以顺从他隐讳的意思。当时鲁国人知道叔牙的罪过而不知道季友的计谋，听说叔牙的死而没有说是季友诛杀他。如果季友的计谋不顺应君命、诛杀不当其罪，那么《春秋》仍将探究他专权诛杀的恶行以警示后世。圣人推究情理评议狱讼，认为季子的行为忠于国家而合乎权变，对内符合亲爱亲人的道理，对外符合尊重大义的原则，所以平正其文辞，使他像是自然死亡。茅堂胡氏说：季子诛杀叔牙不称“刺”，是因为事情合乎权变，所以以隐讳为善。有人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明示其罪，为什么呢？回答说：二叔的罪过已经彰明，所以不能掩盖。石氏说：兄弟的亲情，君臣的大义，都不可废弃。只偏向爱，则义有所不立；只偏向义，则爱有所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非圣贤不能处理。武王终结管叔、蔡叔，引导武庚叛乱，周公顾及兄弟之爱，则国家必败，君主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之私，不以私爱废君臣之义，仗大义而诛杀他们，后世不认为他不仁。叔牙想立庆父，季友顾及兄弟之爱，则庆父必立，鲁国必乱。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国之利，奋大公而用毒酒杀他，后世必有能明察的人。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则明示其罪，季友用毒酒杀叔牙则隐微其迹。二叔的罪过已彰明，僖叔的罪过尚隐微而不可知，所以以“自卒”为文。张氏说：有人说虽然杀叔牙对日后子般、闵公的祸患无补，这是不对的。文姜以来胎养乱本，至此已成，如果叔牙不被诛杀，那么庄公去世时，庆父、叔牙强盛，虽有季子的忠诚，秉礼的习俗，也无所施其手了。所以叔牙的被诛，是鲁国存亡的关键，庆父成败的决定。《春秋》所以推究其心而为他隐讳。○陆氏说：《公羊传》说‘不称弟是因为被杀’，按书写公子的常例。叔〇书弟，是特书，不得引以为义。汪氏说：有人说叔牙是叔孙氏的祖先，他去世距离庄公去世还有一月，如果以此诛杀叔牙，那么庆父为什么还执掌国柄？而且书法完全不寓含微意。叔牙实际上是自然死亡。季友并非不想诛杀庆父，因为庆父握有兵权而无计可施。如果认为经文不寓含微意，那么当时季友隐微其迹，圣人因而记载‘卒’，以显示季友杀兄无罪。如果怀疑叔孙氏有后代，那么共仲】

译因罪自缢而死，其后代也得以延续。何况春秋时期那些作乱弑君的人，比如齐国杀了公孙无知，其后代却有仲孙湫；宋国杀了华督，其后代却有华耦、华喜；陈国杀了夏征舒，其后代却有夏齧、夏区。怎么能说那些作恶的臣子就不被当作祖先呢？庐陵李氏说：关于叔牙的事，只有《公羊传》记载得详细，其他各家都跟随它的说法。如果像《左传》那样，仅凭“庆父有才干”这一句话就杀了他，也没有这样的道理。杜预说：叔牙和庆父是同母弟弟。谥号为僖叔。又说：庆父是庄公的庶出兄长；又说：公子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弟。这说明庆父与叔牙同母，而庄公与公子友同母。《庄公二十七年》《公羊传》说：“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弟。”两家的说法不同，总之杜预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庆父攻打于余丘时，庄公年仅十五岁，不可能有弟弟年长且主持军事。说庆父以孟为氏，这是他是长子庶出的明显证据。传文中称季友是文姜所爱的儿子，与庄公同生，这是季友为庄公同母弟弟的证据。只是庆父本属孟氏，而经文中都写为“仲孙”，这是因为“仲”是他的字，“共仲”是他的谥号。他的后代子孙以字为氏，而当时的人仍然因为他出自长房而称他为孟氏。刘歆认为庆父想要与正嫡相同，说自己仅次于庄公，是三家中最年长的，所以称庄公为伯，而自己为仲。这种说法也讲得通。这是三家起源的开始，所以在这里详细列举】

译八月癸亥，庄公在路寝去世。

《左传》记载：“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公羊传》说：“路寝是什么？是正寝。”《谷梁传》说：“路寝，就是正寝。卧病在床，住在正寝，这是合乎正道的。男子不让自己死在妇人的手中，以此保持终身的齐整。”

赵匡说：“君主去世必须在正寝，这是为了接近公卿。重大的地位是奸邪之人窥伺的目标，危重的疾病是祸患伺机而动的时刻。如果隐蔽在幽暗之处，那就是让女子和小人得逞其志了。【啖氏说：庄公能够善终，而继承人的祸乱得以分化，这是因为君位不明确而内宫不修持的缘故。所以宗嗣早已确定，兵权分散掌控，内宫严守节操，女子和小人不担任重任，贤良之人受托辅佐，鼎足之势相互辅助，那么篡弑的祸乱从哪里产生呢？】然而庄公以嫡长子继承国家，不能说不尊贵；作为周公的后代，拥有蒙地，不能说不强大；在位三十二年，不能说不长久；死在路寝，不能说不正当；可是继承人遭受祸害，几乎导致国家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伦常不明确而宗嗣未定，兵权不分散而君主的威权未立，能够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的了。【啖氏说：凡是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这是为了详述内宫之事，因为这是重大的凶变。如果是被弑杀，就不记载地点。张氏说：记载月份和日期，是表示谨慎。庐陵李氏说：鲁国十二位国君中，死在路寝的只有三位，即庄公、宣公、成公。又说：庄公在位三十二年，并非没有志向、不能立身的君主。春秋自九年以前，记载迎娶王姬、防地伐卫、驻扎在滑地、在禚地狩猎以及包围郕国、在蔇地结盟、接纳纠，都是谴责他忘记了复仇的道义。自十年以后，齐桓公正在兴起，国家事务尚未确立，所以在长勺之战中，鲁国的势力稍振，两次击败宋国军队，胁迫齐国归还土地，齐桓公也屈意与鲁国结交以成就霸业，所以在数年之间，鲁国无事，正当此时应明确政令刑罚以留给后代，却反而受制于文姜，娶仇敌之女以延续宗祀，三年间三次到齐国朝廷，遇到谷地结盟、扈地会盟都作为姻亲友好，而出使国外未曾听说有秉持礼制的君主像他这样的。所以自二十四年以前，记载纳币、观社、丹楹、刻桷、迎娶女子用币，都是《春秋》经文的特笔，然而多有麋鹿、大水、日食等灾异迭现，天意未曾忘记鲁国；荆人、祭叔、萧叔、杞伯等相继到来，人心尚且归附鲁国；幽地结盟、城濮会盟、鲁济相遇，霸主也借助鲁国，本应可以有所作为。却反而劳民纵欲，修筑郿台、新厩、诸防城、小谷城，一年之内三次修筑高台，安坐将国家置于宴饮安逸、沉溺酒色的境地，想要不危险怎么可能呢？至于祸乱的根本形成，始于文姜，成于哀姜，而孟任的受宠，女公子的受辱，家道完全泯灭了，哪里仅仅是庆父得到兵权而已呢？所以张氏认为《春秋》谴责他作为风化教化的根本，而不免于首恶的诛责，这是正确的。】

冬十月己未，子般去世。【己未，《公羊传》和《谷梁传》作乙未。般，音班】

《左传》记载：冬十月己未，共仲派圉人荦在党氏杀害子般，成季逃奔陈国，立闵公。《公羊传》说：太子去世，说“子卒”，这里为什么称子般卒？君主在世时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子。子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他是未过一年的君主。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没有儿子不立庙，不立庙就不记载安葬。《谷梁传》说：太子去世记载日期是合乎正道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有缘故。有所见就记载日期。

起初，庄公修筑高台，俯瞰党氏，看见孟任，孟任生下子般。子般曾经鞭打圉人荦。庄公去世，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庆父派荦杀害子般，成季逃奔陈国，立闵公。从前舜不告父母而娶妻，是担心废弃人的大伦常，从而怨恨父母，君子认为这如同告知了一样。庄公过了适婚年龄却违背礼制，错误地改变了根基，乾坤的起始在于《关雎》。大舜不告而娶的意义非常重大，而子般却是孟任所生，怎么能安定呢？虽然他在位时间长久，得以在路寝善终，但继承人被弑杀，几乎导致国家灭亡，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啖氏说：未过一年称为卒，因为未成为正式的君主。未安葬就称其名，安葬后不称其名。《礼记·杂记》：君主去世，太子号称子，等待时仍如同君主。张氏说：子般被弑杀而记载为卒，是避讳的缘故。庄公主持鲁国的社稷，而君道未立，上不能纠正其母，使其出入淫乱放纵，配偶不早定，导致继承人的地位不足以承担重任。从内部失去闲有家之道，而使圉人荦得以戏弄女公子，看他告诉子般的话，并非不知道荦该杀，却想把诛杀的大权委托给他的儿子，这也是不能杀而留下身后的祸患。《春秋》自夫人孙归齐以来，三十年间，详细记载庄公内治的过失，而最终以这件事结束，所以谴责他作为风化教化的根本，而不免于首恶的诛责。有人问：子般、子赤原本是被弑杀却记载为卒，子野过度毁伤身体也记载为卒，不看传文，怎么知道呢？茅堂胡氏说：闵公内部没有继承，不记载即位，那么子般被杀就可以知道了。下面记载夫人姜氏归齐，上面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到齐国，子赤去世不记载日期，那么子赤被弑杀就可以知道了，这与子野不同。庐陵李氏说：鲁国继承人去世的有三位：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安葬就称其名，在父亲面前称儿子的名。安葬后不称其名，这也是对的。○刘氏说：《谷梁传》的说法不对。如果有所见，又不记载日期，岂不是更加明确其名吗？何必一定要记载日期并认为正当呢？】

译最终是互相扰乱吗？汪氏说：有人认为子般去世时记载了日期和名字，并非遭遇弑杀。如今根据经文考证，庄公去世，十一月才开始安葬；季友出逃，史书隐而不记；闵公即位两年便遭遇弑杀，那么庄公去世时国内发生动乱是可以知道的。通过考察辞句、比较史实来议论，子般不得善终，《春秋》传文必定有依据。如果说子般是正常去世，而庆父向齐国请求立闵公，那么庆父为什么又弑杀闵公呢？如果说子般去世与子野相同，那么昭公因为是姐姐的儿子，穆叔虽然不愿意却最终立了他，国家因此没有变故，昭公又记载了即位，这与闵公不同，又是为什么呢？

译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谷梁传》说：这是出奔，为什么记载为“前往”呢？因为忌讳之事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忌讳越深就越要隐晦，如果有什么要避讳的，没有比这更深的了。

子般去世，是庆父弑杀的。按理应当记载为出奔，却记载为前往齐国。这是为了显示庆父掌握兵权，放纵自己，国人无法制约他。【杜氏说：庆父既然弑杀了子般，季友出奔，国人不予支持，所以庆父恐惧而到齐国去，想要寻求援助。】

从前周成王临终时，命令大臣辅佐周康王，当时掌管王室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召公奭命令仲桓、南宫毛从伋那里调取二千戈、一百名虎贲武士，去迎接继位的太子。伋虽然掌管兵权，如果没有宰臣的命令，也不敢发兵。召公虽然下达命令，如果不是两位诸侯传达命令前往，伋也不会接受。兵权分散，不偏属于一个人，由此可见。【东莱吕氏说：发布命令的是冡宰，传达命令的是两位朝臣，接受命令的是有功勋的诸侯，体制尊严，机要周密，防范危险、考虑祸患的用心很深啊。】

现在鲁庄公年幼即位，专门把兵权授予庆父。时间一长，威势行于国内外，祸患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在余丘之战时按常法不应当记载，但圣人特意记载庆父率领军队，以记录他掌握兵权的开始，最后记载庄公去世、子般去世、庆父前往齐国，以显示他出入自如，没有人敢讨伐他，以此向后世展示警戒的意义，明白而深远。【汪氏说：国内大夫奉君命出使他国，都记载为“前往”。庆父弑杀子般而出奔，《春秋》记载没有不同的措辞，既然已经记载子般去世，就知道他没有君命了。庆父专掌兵权日久，上下畏惧他，所以他出入自如，没有人敢质问。张氏说：庆父从庄公即位起就专掌兵权，而庄公昏庸耽于享乐，不防备国事，致使庆父肆意作恶，暗中为日后夺取国家做打算。看庄公与叔牙问答的话，如果不是季子及时诛杀叔牙，子般就不能继位了。现在子般虽然被弑，但庆父还不能夺取国家，不仅因为季子的党羽不顺从，也可见鲁国风俗崇尚礼义，人心没有完全顺从庆父。所以趁着闵公即位，向霸主报告，作为自我托付的计策。齐桓公以方伯自任，齐鲁相邻且亲近，难道不知道庆父是弑君的贼子，却容纳他的使者，让他回国，给鲁国留下后患？仅从这一点就可见他没有讨伐贼子的诚意，而有夺取鲁国的私心。《春秋》记载庆父前往齐国，是为了揭露庄公不像君主，养成了他的恶行，使他得以出入自如，而齐桓公也失职于方伯连帅的职责。】

永嘉吕氏说：先记载公子牙去世，接着记载庄公去世，接着记载子般去世，下面记载公子庆父前往齐国。不到两年，又记载闵公去世，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奔莒国。那么庆父的罪过也就无法掩盖了。记载为“逃”和“出奔”，是因为他的罪过已经显露，在国内不被国人容许，恐惧罪责而出奔，这说明鲁国还有臣子。直接记载为“前往”，是因为他专权恣意横行，出入自如而没有人制约，这说明鲁国没有讨伐贼子的人。这样，《春秋》的笔法就含蓄而显明了。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国内臣子前往齐国，没有其他缘故，这种情况从这次开始。○刘氏说：《谷梁传》说“这是出奔，为什么记载为‘前往’呢？忌讳没有比这更深的，忌讳深就隐晦，如果有要避讳的，没有比这更深的了。”这是不对的。闵公不记载即位，足以引起对子般被弑的联想，但不足以显示庆父是贼子。庆父弑君，这是鲁国的灾难，怎么能反而掩盖隐藏，使他的罪过不显露呢？文公十八年记载“子赤去世”，下面记载“季孙行父前往齐国”，难道行父也是弑杀子赤的人吗？

狄人攻打邢国。

【这是狄人入侵攻打的开始。杜氏说：“邢国，姬姓，是周公的封国，在广平襄国县。”张氏说：“狄，指北狄。以前虽然在《春秋》中没有出现，但从攻打邢国到灭亡卫国，三年之间，使两国遭受涂炭。《春秋》用‘伐’字来彰显他们的强大。”】

《春秋大全》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十一

明 胡广等 撰

闵公

公名启方，《史记》名开，大概是为了避汉景帝讳，是庄公的儿子，九岁即位，在位二年，谥法规定，在国中遭遇灾难称为闵。

周 详见隐公元年

郑 详见隐公元年

齐 管仲执政

宋 详见隐公元年

晋 献公十六年，这一年晋国设立二军

卫 “鲁闵公二年，狄人灭亡卫国，宋桓公即位，卫戴公在曹国搭建庐帐居住。”

戴公名申，在当年即位，去世后继立文公

蔡 详见隐公元年

曹 详见隐公元年

滕 详见隐公元年

陈 详见隐公元年

〇 详见隐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鲁庄公三十二年薛伯去世

莒 详见隐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许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见庄公元年

楚 令尹子文执政

秦 详见隐公元年

吴 详见隐公元年

越 详见隐公元年

【庚 惠王十申六年】元年【齐桓二十五年，晋献十六年，卫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郑文十二年，曹昭班元年，陈宣三十二年，〇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