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三十四

译因为有所拘系，所以不记载“正月”。然而必定要记载“王”，是因为《春秋》树立王道法度，不能不记载“王”，以端正根本。况且“王”是用来匡正天下的，天下不能没有王，所以不能不保留“王”的记载。“正”是用来维系一国的，如今国家的政令没有所禀承的对象，所以不再出现“正月”的文字，以显示鲁国没有正统，而不认可季氏的专权。

薛氏说：元年记载“正”，是为了端正其开端。昭公已经去世，定公未能登上君位，这是昭公的末年，不能算作定公的始年。

沙随陈氏说：定公尚未即位，先记载“元年春”，是追记的笔法。

汪氏说：秦朝以前都是过了年才即位，汉惠帝以后就在先君去世的那一年即位，然而仍然要过了年才改元。自从汉朝皇帝禅让即位，在昭烈帝去世的次月改元，此后都是一年有两位君主而建立两个年号。然而朱熹的《纲目》必定大字书写先君的年号，分注嗣君改元的情况，认为这关系到君臣父子的教化极为重大，都是效法《春秋》过了年才改元的用意。这一年虽然定公尚未即位，而追记“元年春”，是因为昭公已经去世，那么这一年实际上是嗣君在位的年份，不能不记载“元年春”，这也如同晋朝建武元年，愍帝已经被废，元帝在三月才开始即晋王位，而《纲目》追记建武元年春正月。

庐陵李氏说：隐元年事情发生在三月，庄元年事情也发生在三月，定元年事情也发生在三月，然而隐、庄都记载“正月”，那么定公没有正统开端就可以知道了。大概隐、庄虽然没有正统开端，但即位都在正月，而定公即位是在六月，所以如此。

又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措辞，《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何休指定定公没有正统，列举新作雉门、丧夫、国宝、黄池之会、获麟这五件事来对应，这就不是原本的本意了。

译三月，晋国人在京师逮捕了宋国的仲几。

【大夫擅自逮捕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左传》记载：春季周历正月辛巳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准备筑造成周的城墙。魏子主持政务，卫国的彪傒说：“将要建立天子而改变位次来发号施令，是不合道义的。大事违背道义，必定会有大灾祸。晋国不会失去诸侯的拥戴，魏子恐怕不能免于祸患吧？”这次行动，魏献子把劳役分派给韩简子和原寿，他们路过时在大陆泽打猎，引发了火灾。魏舒回来后死在宁邑。范献子撤去了他的柏木棺椁，因为他没有复命就去打猎。孟懿子防守成周的城墙，庚寅日种植树木。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劳役，说：“滕、薛、郳，都是我的役使对象。”薛国的宰官说：“宋国无道，断绝了我们小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迫使我们去依附楚国，所以我们常常服从宋国。晋文公在践土订立盟约时说：‘凡是我们同盟的国家，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守。如果按照践土之盟，如果服从宋国，也都听从命令。’”仲几说：“践土之盟本来就是这样。”薛宰说：“薛国的先祖奚仲居住在薛，担任夏朝的车正。奚仲迁到邳，仲虺居住在薛，担任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原来的职守，将要继承王室的官职，为什么要把我们当作诸侯的役使对象？”仲几说：“夏、商、周三代各自有不同的制度，薛国怎么会有旧制？为宋国服役，也是我们的职守。”士弥牟说：“晋国执政的人是新上任的，您姑且接受劳役，回去我们查看旧日的府库档案。”仲几说：“即使您忘记了，山川鬼神难道会忘记吗？”士伯发怒，对韩简子说：“薛国向人征讨，宋国向鬼神征讨。宋国的罪过太大了，而且已经理屈词穷，反而用鬼神来诬陷我。这叫做招致宠幸而招来侮辱。”一定要把仲几作为罪人处死，于是逮捕了仲几带回国。三月，把他送到京师。筑城三十天完成，于是撤回诸侯的戍守军队。齐国的高张后来没有跟随诸侯行动。晋国的女叔宽说：“周朝的苌弘、齐国的高张都将不能免于祸患。苌叔违背天道，高子违背人道。上天要毁灭的，人力不能支撑；众人所共同做的，个人不能干扰。”《公羊传》说：仲几的罪过是什么？是不承担筑城的劳役。为什么说是在京师逮捕他？这是霸主征讨。既然是霸主征讨，为什么称“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要贬低？不认可大夫擅自逮捕人。为什么不认可？实际上认可但文辞上不认可。文辞上为什么不认可？因为大夫的道义不允许擅自逮捕人。《谷梁传》说：这是大夫，为什么称“人”？这是隐讳。为什么要隐讳？不认为在尊者的地方逮捕人是正当的。不认可大夫的霸主征讨。】

按照《左传》，诸侯防守成周，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劳役，说：“滕、薛、郳，都是我的役使对象”【杜预说：想让这三个国家代替宋国承担劳役】，因此逮捕他是有罪的。史书说“晋人在京师逮捕仲几”，这是贬低的措辞。因为王事讨伐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贬低呢？按照《周礼·司隶》掌管所有逮捕人的事务，隶属于司寇【汪中说：《周礼》中的司隶是大司寇刑官的下属】，所有诸侯的狱讼，用国家法典来判定；所有卿大夫的狱讼，用国家法律来判决。这是大司寇的职责。不报告司寇，而在天子身边逮捕人，所以即使是因为王事讨伐有罪的人，仍然要贬低。凡是这类事情，都是篡位弑君的萌芽，是履霜坚冰的渐进。逮捕人而记载地点【汪中说：《春秋》记载逮捕共三十一次，都不记载地点】，是谨慎的表现，每次在初始阶段谨慎，祸乱就熄灭了【孙氏说：《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擅自逮捕人，何况大夫呢？宋国的仲几防守成周，韩不信是陪臣，没有天子的命令，在天子身边逮捕仲几，太过分了。所以说“晋人在京师逮捕”，是痛恨他们。高邮孙氏说：各国的大夫率领筑造天子的都城，是合乎道义的；仲几不接受劳役，是不合道义的。用合乎道义的行动讨伐不合道义的行为，是恰当的。但是在尊者的身边，请示命令后逮捕是可以的；既然没有请示命令，那么交给王室是可以的。诸侯逮捕人而自行处置，还认为不可以。在尊者的身边，既不请示命令，又不交给王室，这是非常轻视王室的。称“人”，是因为虽然逮捕得其所罪，但不认可他们的擅自行动。汪中说：《左传》说“防守成周而逮捕仲几”，是在成周逮捕的。不说成周，而说京师，是为了尊崇王室而纠正晋国大夫轻视王室的罪过。筑造成周不称京师，是为了显示周王室等同于列国，没有自尊的实质。逮捕仲几在成周，特别称京师，是为了惩罚晋国人，视周王室等同于小国，失去了尊卑的分别。地点不是两个地方，有时说成周，有时说京师，圣人的意图，大概就在这里了。○啖氏说：前年冬季十月筑造成周，《左传》说“在狄泉防守”，这一年正月又说“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按照这种说法是重复的，一个用夏历，一个用周历，因此错误。临川吴氏说：《左传》有“归还到京师”四个字，根据经文所记载，只看到他在京师被逮捕，没有看到他归还到京师。庐陵李氏说：这条记载从事实来说，是因为王事讨伐有罪的人；从道义来说，是大夫擅自逮捕人。在王室身边而不交给王室官吏，所以《春秋》也不认可这是霸主征讨。《谷梁传》、胡安国的观点是对的。《公羊传》认为大夫不得擅自逮捕人，那么就把在京师逮捕当作霸主征讨，这是不对的。《左传》叙述仲几不接受劳役的事情，那么实际上认为是逮捕后带回晋国，又归还到京师，恐怕不符合事实。杨士勋说：“不记载归还的地方，只记载逮捕的地点，这是晋国自行处置的效果。”】

夏季六月癸亥日，鲁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

译辰时，鲁僖公即位。

译《左传》记载，叔孙成子在干侯迎接鲁昭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进言，没有一次不符合我的心意。我想让他参与政事，你务必阻止他，并且听从他的命令。”子家子没有去见叔孙，只是移动了坐席就哭了起来。叔孙请求见子家子，子家子推辞说：“羁没能拜见您，就跟随国君出逃。国君没有下达命令就去世了，羁不敢去见您。”叔孙派人告诉他说：“公衍、公为确实使得群臣不能侍奉国君。如果让公子宋主持国家大事，那是群臣的愿望。凡是跟随国君出逃而又能回国的人，都将只听命于您。子家氏没有后代，季孙愿意让您参与政事，这都是季孙的愿望。”使者不敢把这些话全部告诉子家子。子家子回答说：“如果要拥立新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留守的人在，羁不敢过问。如果是跟随国君的人，那么因为国君体面而出逃的可以回国，因为敌寇而出逃的可以继续流亡。至于羁，国君知道我是怎么出逃的，却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回国，羁打算逃亡。”灵柩到达壊隤，公子宋先进入国都。跟随国君的人都从壊隤返回。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到达。戊辰日，鲁定公即位。

《公羊传》说：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到达。那么为什么到了戊辰日才即位呢？是因为将灵柩端正地安放在两楹之间之后才即位。子沈子说：“在国都内安定国君之后才即位。即位通常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是因为记录在内部。”

《谷梁传》说：安葬之后才即位。定公即位时没有正当的继承程序，表明没有正当的理由。超过一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有缘故的国君。记载即位，是因为没有缘故的国君。即位是权力交接的道理。先君没有正当的终结，后君就没有正当的开始。先君有正当的终结，后君就有正当的开始。戊辰日，定公即位，这是谨慎的表现。定公的即位不可不仔细考察。定公即位为什么记载日期呢？是因为在戊辰日才即位。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到达。为什么到了戊辰日才即位呢？是因为在国都内安定国君之后才即位。沈子说：“将灵柩端正地安放在两楹之间之后才即位。”内部的大事记载即位，这是国君的大事。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因为用年份决定，不用日期决定。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是为了彰显。彰显什么呢？超过一年才即位，是严厉的表现。在严厉之中又有义理。没有安葬，即使有天子的命令也不敢，何况面对群臣呢？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去吊唁，鲁人不吊唁。周人说：“本来是我的臣子，派人去也可以。”鲁人说：“是我的国君，亲近的人，派大夫去就不可以了。”所以周人去吊唁，鲁人不吊唁，因为成康去世不久。国君是最尊贵的，离开父亲的灵柩去吊唁尚且不敢，何况没有安葬就面对群臣呢？范氏说：“诸侯五天安葬，现在用国君刚死的礼仪处理，所以六天后才即位。”赵氏说：“即位都在朔日，所以不记载日期。”定公等待昭公灵柩到达，安葬后才即位，所以记载日期。

昭公去世已经超过安葬的期限，仍然未能返回，直到六月癸亥日，灵柩才到达【汪氏说：桓公在齐国去世，二十二天后灵柩到达；昭公在七月去世，灵柩才到达，已经超过了五个月的安葬期限，所以《春秋》详细记载日期，以谴责季氏】而定公的即位，却在这个月的戊辰日，大概快慢进退，都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自主【孙氏说：定公在昭公奔亡之后继位，受制于季氏，所以昭公的灵柩到达六天后才即位，可知受制于季氏，所以记载以彰显其恶。程子说：定公直到六月才即位，以显示季氏的控制】。用《周书·顾命》来考察，成王在四月乙丑日去世，宰臣太保就在当天，命令仲桓、南宫毛派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虎贲百人，在南门外迎接王世子钊，引入翼室，居丧成为天下的君主【吕氏说：成王刚去世，太保以冢宰的身份命令桓、毛二臣，让齐侯吕伋迎接太子钊从端门进入，引入翼室，成为居丧的宗主，显示天下不可一日没有统绪】，不等到天亮就安定下来了。现在昭公的灵柩在安葬期限之后到达，公子宋从壊隤先进入，仍然不能即位，可知是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按时安定，并不是说将灵柩端正地安放在两楹之间【《礼记·檀弓》：殷人在两楹之间安葬。注：两楹之间，南面向明，是君主听政的正坐之处】，所以定公的即位不可不仔细考察。即位，是大事，宗嗣先安定，变故就不会发生，大概代替君主享受国家而主持祭祀，应当悲伤应当畏惧【《三国志·魏志·辛毗女宪英》说：太子代替君主主持宗庙社稷，代替君主不可以不悲伤，主持国家不可以不畏惧，应当悲伤应当畏惧】，一旦失去防备，或者萌生窥伺之心，以至于发生变故，就是不孝了。古人之所以重视早日安定国家的根本。现在昭公去世，定公即位，《春秋》详细记载在简策上，不是为了后世的法则，而是为了显现诸行事作为永远的鉴戒【张氏说：意如亲自驱逐他的国君，昭公去世后暴露七月才返回国都，废黜嫡子而立不正，直到灵柩回国君主即位，却想辨别细微的礼仪文饰而实行，岂不是所谓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察究细枝末节的礼仪吗？《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乱臣擅权，定公不正，三纲沦丧，鲁国的君臣无不伤心。大本已经丧失，而进退举动】

译这哪里还值得讲什么道理呢？这就是所说的作为永远的鉴戒啊。高氏说：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君主，昭公去世到现在，统绪中断已经这么久了，所以每天都要谨慎对待。季氏既然已经驱逐了他们的国君，国君去世又不立即用国君的丧礼去迎接灵柩，现在又废黜嫡子而专立其弟，宋国不选择安身之处，被虚伪所污染，被利益所诱惑。昭公的灵柩到了五天就下葬，于是自己就即位了，这不是接受先君的传位，而是专断地接受像意如那样的安排。既然被意如所拥立，所以不再追究意如的罪责。家氏说：定公的即位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现在记载“即位”，是因为他篡夺了国君儿子的位置，接受贼臣的拥立，特意记载“即位”来纠正他。定公如果能像子臧、季札那样谦让，逃避而离开，那才在道义上尽善尽美。现在却接受贼臣的拥立，竟然不说先君有嫡子在，我不应当即位，安然自得地认为这是自己应当得到的，这与篡位有什么差别呢？《春秋》记载“即位”，遵循桓公、宣公的先例，难道是为了肯定他，也是为了谴责他啊。汪氏说：定公是被驱逐国君的人所拥立的，接受拥立而不讨伐贼臣，庆幸于祸患而忘记了仇恨，被利益所诱惑而忘记了耻辱，所以虽然内部没有继承的正当性，上不禀告天命，也按照他的意思记载“即位”，以彰显他自立为君的罪过，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一样没有贬斥，是因为美丑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庐陵李氏说：《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安定国君于国中，然后即位”，是指诸侯五天而殡，现在用国君刚去世的礼仪来处理，所以需要殡葬之后才即位。胡氏的说法抓住了大意，但他所引用的康王延入翼室的事情，这是灵柩前的定位，而不是告祭宗庙、面对群臣的即位。

译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左传》记载：季孙派役人到阚公氏那里，打算在那里开沟渠。荣驾鹅说：“活着不能侍奉他，死了又疏远他，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即使您忍心这样做，后人一定会以此为耻。”于是作罢。季孙问荣驾鹅说：“我想为国君定谥号，让子孙后代知道。”荣驾鹅回答说：“活着不能侍奉他，死了又厌恶他，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有什么用呢？”于是作罢。秋季七月癸巳日，将昭公葬在墓道南面。孔子担任司寇时，开沟渠将昭公的墓与其他墓葬合并。高氏说：“昭公去世半年多，才将灵柩运回。运回后刚过一个月，就匆忙安葬。可见鲁国的臣子对先君没有恩情，竟到了如此地步。”吕氏说：“安葬必定称‘我君’，这是为了尊崇君父的恩情，尽忠爱的道义。到了这个时候，仔细品味史书的笔法，然后才能对臣下产生巨大的警示作用。”庐陵李氏说：“昭公的葬礼被记载，是因为鲁国不认为季氏是叛逆。”】

九月举行大雩祭。

【《谷梁传》说：雩祭，在月份内举行是正当的。秋季举行大雩祭，是不正当的。冬季举行大雩祭，也是不正当的。秋季举行大雩祭，为什么说不正当呢？因为庄稼还没有完全干枯，人力还没有用尽，不可以举行雩祭。在月份内举行雩祭，是正当的。为什么在月份内举行雩祭是正当的呢？因为时机已经穷尽，人力已经用尽，然后才举行雩祭，这是正当的。什么叫时机穷尽，人力用尽？这个月不下雨，就来不及了；这一年不收割，就没有粮食吃了。这就叫时机穷尽，人力用尽。雩祭一定要等到时机穷尽、人力用尽才举行，为什么呢？雩祭，是为了干旱而祈求。祈求，就是请求。古人重视请求，为什么重视请求呢？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谦让。请求是背离谦让的，这就是舍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因此重视它。请求吗？向谁请求呢？向上公请求。古代的神人，有应上公的，通晓阴阳。君主亲自率领众大夫引导，以此来请求。请求，不是可以委托别人去做的，一定要亲自去做。因此重视它。”薛氏说：“有三年之丧，却举行大雩祭的礼仪，可见三桓没有尊上之心。”○啖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在月份内举行雩祭是正当的，秋冬举行大雩祭都不正当。庄稼没有干枯，人力没有用尽，不可以举行雩祭。按说雩祭是为了祈求雨水。如果等到庄稼干枯、人力用尽，即使下雨又怎么救得了呢？大概传文是以日月为例，所以有这样的分别。”】

建立炀公的宗庙。

【《左传》记载：昭公出逃，所以季平子在炀公庙祈祷。九月，建立炀公庙。《公羊传》说：炀宫是什么？是炀公的宗庙。立是什么意思？立是不应该建立的意思。建立炀公庙，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立，是不应该建立的意思。】

炀公是伯禽的儿子，说“立”是不应该建立。丧事即使久远，只有进献而没有退废；宗庙即使久远，只有毁撤而没有建立。【张氏说：季氏胡乱祈祷而超越祭祀典制，来建立早已迁出太庙的炀公宗庙，圣人特意记载，必定有曾谓炀公不如林放的感叹吧？鄱阳万氏说：炀公是考公的弟弟，鲁国以弟弟继承哥哥而即位，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昭公在鲁国时，已经立公为为太子，等到他住在郓地，又废黜公为而立公衍，那么国家本来就有嫡嗣。季孙舍弃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是昭公的弟弟。季孙怕别人议论自己，于是建立炀公庙，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炀公以弟弟继承哥哥，是鲁国一生一及制度的开始。现在定公以弟弟继承昭公，也就是炀公以弟弟继承考公。那么舍弃公衍、公为而立定公，不是我的私意，大概是鲁国的旧制罢了。汪氏说：季孙行父建立武宫，已经是不合礼制，何况炀公到昭公已经二十代，宗庙毁撤已久，又再建立，意如得罪于鲁国的先祖，拔下头发来数都数不完，却还想谄媚炀公来求福，我知道炀公不会享用他的祭祀。】

附录【《左传》：周巩简公抛弃自己的子弟而喜欢任用远方的人】

冬季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记录异常现象。这是豆类遭受灾害。为什么以异常现象记载？异常，比灾害更严重。《谷梁传》说：不可以杀而杀，举重；可以杀而不杀，举轻。说“菽”，是举重。】

谷梁子说：“菽是举重，不可以杀而杀，举重【范氏说：建酉之月，降霜冻死豆类，是非常的灾害，举出杀豆就知道杀草了】可以杀而不杀，举轻，这是刑罚不中的应验【陟仲反。刘氏说：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阴气未到，君主之位却行杀戮，诛罚不由君主发出，是臣下专权的象征。何氏说：八月微阳用事，不可以杀菽。定公即位，不念先君被废黜驱逐的耻辱，所以天示以应当早诛季氏。苏氏说：在不该杀的时候说草，是说范围广；在该杀的时候说菽，是说所害之物。高氏说：菽，是草中难杀的。说杀菽就知道草都死了；说不杀草就知道菽也没死。○汪氏说：有人说春秋用夏正，引用孔氏正义说耐霜的菽被霜所杀，所以是异常。如果十月降霜，不应只杀豆苗而不伤其他谷物。现在考察僖公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也只是举出易杀者而言，并非霜杀其他苗而不杀草。这一年杀菽，则是举出难杀者而言，其他苗也受伤可知。如果禾稼已收，耐霜晚熟的菽被霜所杀，又何必烦劳圣人的笔呢】

译王莽地皇二年秋天降霜冻死了豆类，难道能说它只冻死耐霜的豆类吗？庐陵李氏说：这条记载《谷梁传》理解正确，疏文说：传文担心人们误以为只冻死豆类而不伤害其他作物，所以用程度的轻重来加以区别。豆类容易生长却难以冻死，所以用“杀”字表示程度重。程度重的都被冻死，那么程度轻的必然死亡；如果程度轻的都没有死亡，那么程度重的就不会被冻死，这显然是可以推知的。苏氏的说法也接近这个意思。至于何氏认为只冻死豆类而不波及他物，恐怕不对。况且他把豆类列为五谷中的第三位，用来比拟季氏，这种说法也过于牵强附会。

译【鲁敬王二十二年】二年【晋定公四年，齐景公四十年，卫灵公二十七年，蔡昭公十一年，郑献公六年，曹隐公二年，陈惠公二十二年，〇悼公十年，宋景公九年，秦哀公二十九年，楚昭公八年，吴阖庐七年】

春季，周历正月。

附录【《左传》记载：夏季四月辛酉日，巩氏的众子弟杀害了简公】

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雉门及两观灾”是什么意思？两观是次要的。那么为什么不说是“雉门灾及两观”？因为引发火灾的主要对象是两观。既然两观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反而在后面提及？因为不把次要的连累到主要的。为什么史书要记载火灾？《谷梁传》为什么不说是“雉门灾及两观”？因为火灾是从两观开始的。不认为尊贵者会亲临火灾现场。先说雉门，是表示对尊者的尊重。杜氏说：雉门，是公宫的正南门；两观，就是阙。天火称为灾。何氏说：天子与诸侯的台门，天子外阙有两观，诸侯外阙只有一观。孔氏说：雉门，是公宫南门中的中门；观称为阙，阙在门两旁中央，中间空缺形成道路。上面悬挂法令的象征物，其形状巍峨高大，称为象魏，让人观看，称为观，即两观，也就是象魏，也是阙，同一事物而有三个名称。观与雉门同时受灾，那么两观就在雉门的两侧。崔氏豹说：大概是在门外建了一座台，在上面建造楼观，两观相对位于中间，并不作为门使用。蜀杜氏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设立雉门和两观，是僭越天子的礼制。鲁国的僭越礼制，圣人加以讥讽，必定借此事寄托义理。这雉门两观，其僭越已久，如果不发生火灾就无法记录，如今火灾波及而记载，实际上是讥讽其僭越。○刘氏说：《公羊传》说“两观是次要的，引发火灾的是两观”，这是不对的。火灾有先后之分，根据所见来记载，又说“为什么不说是雉门灾及两观”，其意思是以新建造的雉门及两观作为类比，这也是不对的。新建造的事物不能列在下位，火灾不能列在上位，这也是常理。《谷梁传》说“火灾从两观开始”，也是不对的。汪氏说：何休说“雉门两观僭越天子，不可言说，虽然在春秋中也不记载”，如今考察延廏、南门的新建都记载了，而郊祀、禘祭的僭越礼制都不避讳，那么雉门两观的建造，大概是在春秋之前，所以没有见到罢了。或者所谓新建南门，就是雉门这一类吗？庐陵李氏说：这一条《公羊传》和《谷梁传》被僖宫、桓宫火灾不说“及”的说法所迷惑，于是认为这两观先发生火灾，春秋不把次要的连累到主要的，不把卑下的连累到尊贵的，所以先说雉门，是尊重它。这种说法不对，大概桓宫、僖宫两座庙宇分明，所以不必说“及”，这里如果不说“及”，就嫌雉门的两观独自受灾了，文法应当如此，有什么可疑的】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

【《左传》】桐国背叛楚国，吴国国君派舒鸠氏引诱楚国人说：“让军队逼近我们，我们攻打桐国，为我们让他们做内应，不要有顾虑。”秋季，楚国囊瓦攻打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吴人在豫章展示船只，却秘密派军队驻扎在巢国。冬季十月，吴军在豫章包围楚军，打败了他们，于是包围巢国，攻克了它，俘虏了楚国公子繁。襄陵许氏说：“自从襄公三年记载‘楚伐吴’，直到吴国攻入郢都，那么楚国的力量就耗尽了。于是有吴国攻入郢都之事。自从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吴伐越’，直到越国两次攻入吴国，于是吴国灭亡。吴国和楚国地处南方荒远之地，蛮夷互相攻伐，无法详尽记录，所以删减选取其要点，像这样作为攻打国家的警戒。”七次记载“楚伐”，仅能在朱方一次获胜，其他战役都失败，没有功劳。记载“伐”而不记载“败”，是积累其欺凌暴虐，挑起战争的罪过，将导致祸败失国。陈氏说：“这是囊瓦。”贬低他人的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楚伐吴’七次就停止了”】附录【《左传》】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自走出宫门，乞求肉吃，被夺走，用杖敲击他】

冬季十月，新建造雉门和两观。

【《公羊传》】说“新建造”是什么意思？是修缮扩大。修缮旧的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不致力于公室事务。《谷梁传》说“说新，说明有旧的”，说“作”，说明有增加其规模的意思。这里不认为以尊者亲自为之有什么不对吗？虽然不认为正确，但在美观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记载“新建造”，是讥讽僭越王制而不能革除。雉门、象魏之门【《周礼》悬挂治理象魏的法令于象魏】其外是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这是天子的五门【《礼记·明堂位》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国有库、雉、路，库门制度类似天子，皋门、雉门制度类似天子，应门谓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都相同】僖公曾经修缮泮宫，重建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而《春秋》不记载“新建造南门”，那么唯独记载的，南方不只是一扇门，必定有不当为之处。子家驹认为设置两观是僭越，天子与诸侯的制度区别明显【何氏说：御廪、桓宫、僖宫、西宫、新宫、亳社火灾，大室房屋倒塌，都不说另外修缮，唯独雉门两观僭越王者法度，天灾示警变化，应当有所革除，却反而扩大其规模，所以经书说“新建造”，以显示其不正当】那些拨乱反正的人，必定从自身做起，自身端正，万物必定端正。《春秋》对于僭越的君主必定记载，必定要纠正

译这是《春秋》书法的本意。假如定公遭遇灾祸而心生畏惧，革除那些僭越的礼制，那么三家的家臣即使想要僭越诸侯、把持国家命脉，他们敢吗？习惯于旧制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又怎么能禁止季氏胁迫他们的君主呢？所以特别记载“新作”来讥讽他。【孙氏说：定公不知道僭越的罪恶，记载“新作”，是夸大其词。刘氏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制，所以它的库门像天子那样，皋门、雉门像天子那样，在应门设置两观，僭越君主的程度非常严重。习惯于旧制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看到变故而不知道以此为警戒，难怪季氏会胁迫他的君主了。这就是《春秋》含蓄言辞中的深刻用意。高氏说：庄公二十五年“新延厩”，不说“作”，说“作”的，是改变旧制而增大它。鲁国僭用天子的礼制，上天显示变异来警告它，遭遇灾祸而不知道以此为警戒，反而更加新建它，反而增加它的规制，这是鲁国的僭越终究没有止境。特别记载“新作”，罪责在于定公。家氏说：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举国听从贼臣的作为，君主不能像君主的样子。上天显示异象，灾祸波及雉门和两观，这是诸侯用来临视臣民的地方，一朝化为灰烬，变故也很惊骇了，却又接着新建它，比旧的更加宏大，这是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刘氏说：《谷梁传》说“为什么用尊者的语气亲近它呢？虽然不正，但在美化方面还可以”，这是不对的。雉门先遭灾，不得不称“雉门及两观灾”，灾祸之后，鲁人修复旧制。应当先修门，门是出入的地方。观是门的标志。各自顺着次序记载罢了。庐陵李氏说：经文书写新作南门。胡氏说：说“新”是有旧的基础，说“作”是创始。新作雉门及两观。胡氏说：讥讽僭越王制而不能革除。那（庄公时）是因为本来有而改作它，它的高大超过常规，所以说创始。这（定公时）是因为已经遭灾而重新建造它，它的制度没有减损，所以说不能革除。谢氏说：延厩是依据旧制而修缮，所以说新。南门、雉门、两观门，是去掉旧的而重新建造，所以说新作。他的说法也是对的。雉门是五门中的中门。南门是五门之外，另外有一门】

译【周敬王十五年】三年【晋定公五年，齐景公四十一年，卫灵公二十八年，蔡昭公十三年，郑献公七年，曹隐公三年，陈惠公三十三年，杞悼公十一年，宋景公十年，秦哀公三十年，楚昭公九年，吴阖庐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便返回了。

【程子曰：季孙意如，向上不向周天子请示，向下不告知方伯，就拥立了定公，所以晋国发怒，鲁君便去朝见。晋国辞退鲁君让他返回，所以第二年借防地之会而在臯鼬请求结盟。何氏说：国内有强臣的仇怨，国外不被晋国接纳，所以处境危险而特意记载月份】

　　二月辛夘日，邾子穿去世。

【《左传》：春季二月辛卯日，邾子在门台俯瞰庭院，守门人用水瓶里的水泼洒庭院。邾子望见后发怒。守门人说：“夷射姑刚才在这里小便。”邾子命令抓他，没抓到，更加愤怒，自己跳下床，跌落在炉炭上，被烧伤，于是去世。起初用车五乘下葬，殉葬五人。庄公急躁且好洁净，所以招致此祸。汪氏说：“庄公在位三十三年，儿子益继位，这就是隐公”】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附录【《左传》：秋季九月，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俘获晋将观虎，观虎是依仗他的勇猛】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

【《左传》：冬季，在郯地结盟，是为了修复与邾国的友好关系。髙氏说：邾子在居丧期间却用吉礼与鲁国大夫结盟，其国力微弱可知。薛氏说：鲁国大夫与诸侯结盟，邾国丧期未满一年就举行盟会，双方都失礼了。襄陵许氏说：鲁君到黄河边就返回，是晋国轻视鲁国。仲孙与邾子结盟，是鲁国轻视邾国。在昭公时期，灾异之会还不至于这样。汪氏说：鲁国以大夫身份与邾君结盟，扰乱了君臣的名分。邾隐公父亲去世才九个月就外出参加盟会，淡薄了父子亲情。哀公二年，夺取漷沂田地，州仇、何忌一并被记载。两位卿大夫与邾子盟于句绎，既然夺取了他的土地，两位大夫又胁迫势力与其君结盟，那就更过分了】附录【《左传》：蔡昭侯带着两件佩玉和两件皮衣前往楚国，献上一件佩玉和一件皮衣给昭王。昭王穿着它们宴请蔡侯，蔡侯也穿着其中一件。子常想要那件佩玉，蔡侯不给，子常便扣留了他三年。唐成公前往楚国，有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给，也被扣留了三年。唐国有人互相商议，请求代替先出发的人，唐成公答应了。他们给先出发的人喝酒，使其喝醉，偷走马匹献给子常。子常回国后，唐侯自我拘禁于司败，说：国君因为玩马的缘故，隐匿君身抛弃国家，群臣请求用夫人来偿还马匹，一定要照办。唐侯说：这是我的过错，各位不要受辱，都奖赏他们。蔡国人听说后，坚决请求并献给子常佩玉。子常在朝见蔡侯的随从时，命令官吏说：蔡君停留太久了，官员不供给。明天礼仪不完备，就将处死。蔡侯回国，到达汉水时，手持玉璧沉入水中说：我所有渡过汉水向南的人，如有违背，愿受大川之罚。蔡侯前往晋国，让自己的儿子元和楚国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讨伐楚国】

【周敬王十六年】四年【晋定公六年，齐景公四十二年，卫灵公二十九年，蔡昭公十三年，郑献公八年，曹隐公四年，被杀，陈惠公三十四年，去世〇，杞悼公十二年，去世，宋景公十一年，秦哀公三十一年，楚昭公十年，吴阖庐九年】

　　春季，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君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齐国夏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

【晋楚交战到此为止，《左传》：三月，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晋国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没得到，对范献子说：“国家正处危难，诸侯正有二心，将以此袭击敌人，不也太难了吗？雨水正下，疟疾正起，中山不服，背弃盟约招致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却失去中山，不如辞退蔡侯。”我自方城以来，楚国尚不可得志，只徒劳而已，于是辞退蔡侯。晋人向郑国借羽旄，郑人给了。第二天，有人用旗帜在防地炫耀，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程子曰：“楚国依仗其强大，侵凌诸侯，晋国向上向周天子请示，大会诸侯讨伐它，却不能昭示其罪行以执行天讨，无功而返，所以记载为‘侵’】

按《左氏传【林恋反】记载为伐，而《春秋》经记载为侵楚者，是因为楚国无道，欺凌诸夏，为了【于伪反】一裘一马，拘禁唐、蔡二君，三年后才释放。蔡侯回国后，向晋国请求出兵，晋人向周天子请示，大会诸侯，天子的元老也在其中。如果能昭示【蒲卜反】其罪行，恭敬地执行天讨，差不多算是王者之师了。齐桓、晋文的功绩狭隘了【汪氏说：据齐桓伐楚，晋文战楚，都未曾向周天子请示】有个叫荀寅的，向蔡侯索取财物，没得到，于是辞退蔡人，晋国因此失去诸侯信任，无功而返【音旋】记载说“侵楚”，是鄙陋他们【杜氏说：进入楚境所以记载为侵；孙氏说：蔡人苦于楚国，派使者告诉晋国，所以晋国会合诸侯于此，这是救蔡伐楚；记载会盟于召陵，侵犯楚国者，是因为诸侯不振作，不能救蔡伐楚，所以使救伐的功劳归于强大的吴国；张氏说：记载十八国诸侯的众多，是为了显示其势力足以有所作为，而最终以侵楚结尾，是深深谴责其志向卑微

译然而正义未能取胜，最终落得无可奈何；晋国从此便衰微了。刘氏说：楚国的不义行为太过分了，晋国凭借霸主的威势，依托天子的命令，却不能征讨楚国，反而让吴国趁其祸乱之机而入，中原诸侯不能整顿军队，看似功劳近在眼前，实则祸患深远，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吗？高氏说：自《春秋》记载以来，蔡人首先背叛中原而依附楚国，到了此时，蔡人无法忍受楚国的欺凌虐待，于是向诸侯报告并请求讨伐楚国。晋国作为盟主，大规模会合十八个国家的军队，天子派遣大夫亲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然而却不能消除荆楚的祸患，反而让吴国以一国之师击败楚国，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中原于是大乱。吴国君主主持黄池之会，便是从这时开始的。王氏《笺义》说：楚国行为不道，晋国率领诸侯为蔡国讨伐楚国，本是正义之举，却因没有得到贿赂而停止，所以《春秋》用“无名”来讥讽它。襄陵许氏说：梁丘据进献锦缎币帛，而鲁昭公没有回礼；囊瓦贪恋佩玉皮裘，致使蔡侯自我断绝关系；晋国的士鞅因贿赂而罢休扈地的盟会，荀寅索取财物而阻挠召陵的谋划，所以正义在清明时世占上风，而贿赂在衰败时世流行，这就是晋国霸业衰落的原因，也是吴国得以在中原横行无忌的原因。永嘉吕氏说：召陵之会，晋国本可以恢复霸业，却失去了良机。蔡、陈、郑、许、顿、胡这些国家原本都服役于楚国，却都参加了这次会盟，说明他们苦于楚国的压迫而归附晋国。晋国自平丘之会以来，不能统御诸侯已经二十四年了，如今上至周天子的大夫刘子，下至十七个国家的君主，都为此会盟，齐桓公的军队也没有如此盛大。然而齐桓公的军队，《春秋》记载为“伐楚，盟于召陵”；晋定公的军队，《春秋》记载为“会于召陵，侵楚”，“侵”是轻微的事情。晋国会合十七个国家的君主，在召陵会盟，仅仅只能侵犯楚国而已，这说明晋国不足以有所作为。晋国从此再也没有了统御诸侯的希望了。家氏说：《春秋》有通过记载“侵”或“伐”来体现褒贬的，两次召陵之会就是例子。齐桓公率领八国军队讨伐楚国，记载为“伐”，这是褒扬齐桓公攘除夷狄的功绩。晋定公率领十八国军队讨伐楚国，却记载为“侵”，这是鄙夷晋定公的无能。大概只有秉承正义讨伐罪人，仗义必往，才能称为“伐”。军队虽然众多，正义虽然直道，但犹豫拖延、因循苟且，无法辜负众人的期望，这虽然是讨伐，却不足以称为讨伐，所以记载为“侵”来贬低它。蔡侯率领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成就了攘除夷狄的大功，《春秋》推崇他。蔡昭侯是隐藏太子的儿子，明白复仇的道义，所以得到《春秋》的赞许。这次会盟，将蔡侯列在宋公之后、其他诸侯之上，等到柏举之战，记载为“蔡侯率领吴子”。学者知道柏举之会被褒扬，就知道召陵之会被贬抑了。陈氏说：晋国会合诸侯，到平丘之会就停止了，这次行动是由刘子促成的。刘子平定周室内乱，使周天子复位，而楚国接纳了王子朝，于是会合十八国军队讨伐楚国。即使是五霸，也没有比此时更盛大的了。凭借周王室的不争气，却能会合诸侯，盛况超过五霸。不久刘子去世，君子大概对此深感悲痛。庐陵李氏说：第一次召陵之会的书法，详见僖公四年；三地会盟的书法，详见桓公十五年。这条陈氏的说法也很好，但如果直接认为是为了王子朝，那么孔子应当有赞美的言辞。又明年，周王的人杀死了在楚国的王子朝，不能说没有功劳，不应该记载为“侵”，所以胡氏只采纳左氏的说法。程子说：上面以能够请命为庆幸，下面以不能讨伐楚国为讥讽。

译夏四月庚辰日，蔡国的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了沈国，把沈国国君沈子嘉俘虏带回，并杀了他。【《左传》记载：沈国人没有在召陵设防，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他们，夏天，蔡国灭掉了沈国。】

沈国人没有在召陵设防，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他们。【项氏说：齐桓公先侵犯蔡国而后讨伐楚国，所以小国归附，大国畏惧。如今这次先侵犯楚国而后灭掉沈国，所以大国不服从而小国不归附。】史书只记载“灭沈”，这是为了归罪于公孙姓。【吕氏说：公孙姓不能纠正其国君的过失，却进而灭掉沈国，甚至把沈国国君俘虏回来杀掉，他的罪过极大。】史书记载“以……归”，这是为了归罪于沈子嘉。史书记载“杀之”，这是为了归罪于蔡侯。【陵氏说：记载“灭”，是归罪于蔡国。记载“以……归”，是归罪于沈子嘉没有死在国君的位置上。说“杀之”，又是讥讽蔡侯。】

打着正义的旗号去讨伐，却颠覆了别人的国家，被敌人所俘获，没有死在国君的位置上，这都是不仁义的行为。在前面所厌恶的，不要把它放在后面；出于你自身的，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你自身。蔡侯看待楚国，就像沈国看待蔡国一样。蔡昭公被拘禁在郢都三年后才返回，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弱小吗？沈国虽然没有在召陵设防，但也没有大的罪恶，却倚仗强大而杀掉它，太过分了。怎能不招致公孙翩那样的灾祸呢？【髙氏说：沈国没有参加召陵之盟，是因为与楚国交好。与楚国交好就不接受晋国的命令，所以晋国借机让蔡国发泄怨恨。蔡国屡次被楚国所灭，如今却舍弃楚国不攻打，晋定公不能恢复霸业，寻求制服楚国并保全蔡国的方法，连一个沈国都不能容忍而杀掉它，把恶名推给蔡国，这是加重楚国的愤怒而轻视晋国。蔡国虽然在齐桓公时代不深深依附中原，并非是不依附中原，而是因为国家靠近楚国有畏惧之心，不能保证它没有二心。蔡昭公毅然抛弃它，计策虽然失误但心意值得嘉奖，如今又做出这种举动，也太不深思熟虑了。薛氏说：侵犯楚国没有功效，却只能对沈国施加诛杀。家氏说：《春秋》在记载召陵之盟之后、臯鼬之盟之前记载灭沈，是责备蔡国，也是责备晋国。晋国大规模会合诸侯，名义上说讨伐楚国，却不能损害楚国丝毫，却以沈子嘉不服从命令为由，派蔡国讨伐他，讨伐他还可以，但蔡国做得不道义，趁着他们来不及设防，偷袭而灭掉他们，太残忍了。所以记载“灭”、记载“杀”，以端正他们的罪过。】

宋国把曹伯阳俘虏带回，蔡国把沈子嘉俘虏带回，都是杀掉了他们，但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不记载的，是因为他们地位低贱而简略处理。【汪氏说：沈子嘉微弱且靠近楚国，他不防备晋国，是形势使然，不是他的罪过，只是贬斥他不能死在国君的位置上，所以记载“杀”来彰显蔡昭公的罪过。曹伯阳打猎射鸟荒淫无度，自取灭亡，所以地位低贱而简略处理，不记载宋国人杀了他。】

五月，鲁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

【《左传》记载：将要会合时，衞子行敬子对衞灵公说：“会合盟誓很困难，嘈杂烦乱的话很多，没有人能治理。让祝佗跟随国君去吧。”灵公说：“好。”于是派子鱼。子鱼推辞说：“我伸展四肢来率领旧职，还担心应付不了，却还要烦劳刑法文书。如果又承担两项重任，是大罪啊。况且祝官，是社稷的常任属吏。社稷不移动，祝官不出国境。这是官制的规定。国君因军事行动出行，祓除社坛、用牲血涂鼓，祝官捧着祭品跟随，这才出国境。如果是友好交往的事，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跟随，臣下没有事可做。”灵公说：“去吧。”到了臯鼬，将要让蔡国排在衞国前面。衞侯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听说路上的传言，不知道真假。如果听说蔡国将排在衞国前面，是真的吗？”苌弘说：“是真的。蔡叔是康叔的哥哥，排在衞国前面不也可以吗？”子鱼说：“从先王来看，是崇尚德行的。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成王安定天下，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作为周的屏障。所以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在周朝和睦。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弓，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各自的宗族，团结他们的分支，带领他们的同类，以效法周朝。鲁公在周朝接受任命，这是在鲁国任职，以彰显周公的明德。分给他土地、陪敦、祝宗、卜史、各种器物、典策、官司和彝器，凭借商奄的民众，任命伯禽，而封在少皥的虚地。分给康叔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划定疆界，从武父以南到圃田的北境，取有阍的土地，以供给王职，取相土的东都，以防范王的东巡。聃季授予土地，陶叔授予民众，用康诰任命，而封在殷虚，都开启商朝的政治，用周朝的法制划定疆界。分给唐叔大路、密须的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用唐诰任命，而封在夏虚，开启夏朝的政治，用戎族的法制划定疆界。这三者都是叔父，而有美好的德行，所以用分赐物品来彰显。不然的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伯父还很多，却得不到这样的分赐，只是不崇尚年长罢了。”管叔、蔡叔发动商朝残余势力，离间王室，周王于是杀了管叔而流放蔡叔，只给车七乘，徒众七十人。他的儿子蔡仲改变行为遵循德行，周公举荐他，让他担任卿士，引见给周王而任命他为蔡国国君。他的任命书上说：“王说：‘胡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呢？’怎么能让蔡国排在衞国前面呢？”武王的同母弟弟八人，周公做大宰，康叔做司寇，聃季做司空，五位叔父没有官职，难道崇尚年长吗？曹文】

译这是昭公的昭位，晋武公的穆位。曹国作为伯甸之君，并不是崇尚年长。现在如果崇尚年长，这是违背先王的制度。晋文公在践土会盟，卫成公没有参加，夷叔是他的同母弟，仍然排在蔡国之前签署盟书。盟书说：“王这样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这些名字都藏在周朝的府库中，可以查考。”您想要恢复文武周公的遗法，却不端正自己的德行，将怎么办？苌弘告诉刘子，与范献子谋划这件事，于是在盟会上让卫侯排在前面。从召陵返回，郑国的子大叔没到就去世了。晋国的赵简子为他吊唁，非常哀痛地说：“在黄父的防地，先生告诉我九句话：‘不要首先挑起祸乱，不要倚仗富有，不要依恃宠幸，不要违背共同的原则，不要傲慢无礼，不要骄傲逞能，不要反复发怒，不要谋划不符合道德的事，不要触犯不合道义的事。’”《谷梁传》认为再次会盟，是因为公意在第二次会盟，第二次会盟时心意有所疑虑。程子曰：“公因为没能拜见晋国，所以借防地之会请求结盟，那么这次会盟是公的本意。”所以记载为“公及”。杜氏说：“召陵防地，刘子总括诸侯而言。再次称公，是因为防地会盟地点不同。”何氏说：“再次提到公，是因为昭公多次前往晋国没有得到回应，最终被季氏驱逐。定公刚即位，能够与诸侯会盟，所以嘉许并记录这件事。”郑氏说：“皋鼬，是郑国的地方，即城皋。”

译定公即位，向上没有向周天子请示，向下没有告知方伯，而是从季孙意如手中接受国家。因此三年后朝见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现在召陵的会盟，是为了谋求这次盟约，书写“公及”，是表示鲁国自己的意愿。召陵的会盟，无论是否按次序排列，十八国的诸侯，就无法显现出侵楚行为的浅陋。臯鼬的盟约，无论是否按次序排列，这与道义无关，那么用“凡”字概括就可以了。伯成在会盟期间去世。六月，安葬陈惠公。许国迁都到容城。秋七月，鲁定公从会盟地回国。刘卷去世。

译在周朝，对王室有大功劳，所以特别记载了卒葬。然而单旗没有记载卒，而尹氏专权，也记载了率，所以知道这是跟随赴告的惯例罢了。庐陵李氏说：胡氏没有传记，意义与尹氏子虎相同，而陈氏的说法也符合《春秋》意外防范的义理，不可不采纳。

译安葬杞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左传》记载：秋天，楚国因为沈国的缘故，包围蔡国。何氏说：“囊瓦被称为‘人’，是因为罪责深重，不同于一般的包围。”襄陵许氏说：“包围蔡国不记载卿帅率军，是显示其骄横暴虐而不自我反省，水满则溢必将决堤，这是将要失败的征兆，所以对此轻描淡写。”庐陵李氏说：“自襄公七年记载楚公子贞包围国家之后，凡是记载包围蔡国都写弃疾，包围鲜虞写士鞅，包围卫国写赵鞅，唯独这次囊瓦率领军队却称‘人’，所以何氏、许氏的说法如此。”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襄陵许氏说：“谋划对付楚国却不能讨伐，与蔡国结盟却不能救援，只讨伐中山国，记载‘帅’与‘师’，彰显威势不能施行于强暴之国，却施行于弱小之国。”苏氏说：“昭公十二年，楚国灭掉陈、蔡，晋国人不救援，反而讨伐鲜虞，称‘晋’以夷狄待之。如今晋国既不为蔡国讨伐楚国，楚国人包围蔡国，也不去救援，而在讨伐鲜虞时，称晋国士鞅、卫国孔圉，为什么呢？晋国虽有抛弃诸侯的罪过，但蔡国没有国家灭亡的祸患，这是轻重不同的缘故。”汪氏说：“荀吴首先讨伐鲜虞，因为鲜虞挟持诈术，所以将其视为外敌。这次并非诈袭，所以称‘将’、称‘帅’，以彰显其暴虐。”

安葬刘文公。

《公羊传》问：外国大夫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是我国的主君。赵氏说：“刘文公，是天子京畿内的诸侯，列国不应当与他进行交往之礼，如今参加他的葬礼，是不合礼制的。”高氏说：“尹氏、王子虎都不记载安葬，这里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特意前往参加葬礼。”庐陵李氏说：“天子三公称‘公’，鲁国作为三公而有土地，作为京畿内诸侯的，也称‘公’，都是以其土地配合‘公’字而言，如祭公、周公、州公之类。天子卿大夫有封地为京畿内诸侯的，都称‘子’，如温子、刘子、单子、尹子之类。然而周末京畿内诸侯去世，都谥为‘公’，如成肃公、单平公都是如此。《春秋》因刘文公的安葬，特意记载以记录其僭越。生前称刘子，去世称刘卷，安葬称刘文公，都是圣人严谨的笔法。而何氏注《公羊》认为他称‘公’的缘故，是因为刘子本是外国诸侯入朝为天子大夫，所以上连采邑，下连本爵，这种说法没有依据，不可采纳。”

冬天，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以及楚国人战于柏举，楚军大败，楚囊瓦出逃到郑国。

吴国开始称‘子’并记载战争。《左传》记载：伍员作为吴国行人以谋划对付楚国。楚国杀害郤宛时，伯氏的族人出逃，伯州犂的孙子嚭担任吴国太宰以谋划对付楚国。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来，没有一年没有吴国的军队。蔡侯借此机会，让自己的儿子干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在吴国。冬天，蔡侯、吴子、唐侯讨伐楚国，把船停泊在淮水弯曲处，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左司马戍对子常说：“您沿汉水与他们上下对峙，我尽出方城外的兵力去毁坏他们的船只，回来堵塞大隧、直辕、冥阨三个隘口，您渡过汉水去讨伐他们，我从后面攻击他们，必定大败他们。”谋划好后准备行动，武城黑对子常说：“吴国使用木船，我们使用皮革，不能持久，不如速战。”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厌恶您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水毁坏吴国船只，堵塞城口而入，这是独自战胜吴国，您必须速战，否则难免一死。”于是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三次交战，子常知道不可取胜，想要逃跑。史皇说：“哪里是寻求事情困难而逃避，将逃到哪里去？您必须死，否则最初的罪责必定全部显露。”十一月庚午日，两军在柏举列阵。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向阖庐请求说：“楚国的囊瓦不仁，他的臣下没有死战的意志，先攻击他们，他们的士兵必定逃跑，然后大军继之，必定攻克。”阖庐不允许。夫概王说：“所谓臣子依义而行不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今天我死，楚国可以攻入。”率领他的部属五千人先攻击子常的士兵，子常的士兵逃跑，楚军混乱，吴军大败他们。子常逃到郑国，史皇带着他的战车战死。《公羊传》问：吴国为什么称‘子’？因为是夷狄却忧虑中原。他忧虑中原是怎样的？伍子胥父亲被楚国诛杀，带着弓离开楚国去求见阖庐。阖庐说：“志向很大，勇气很盛，将为他兴师向楚国报仇。”伍子胥回答说：“诸侯不为匹夫兴师，况且我听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亏损君主的道义，报复父亲的仇敌，我不做。”于是停止。蔡昭公朝见楚国，有美丽的皮衣，囊瓦索取它，昭公不给，因此拘禁昭公在南郢数年，然后放他回去。在他回去时，在河边祭祀说：“天下诸侯如果有能讨伐楚国的，我请求做先锋。”楚国人听说后愤怒，因此兴师派囊瓦率领讨伐蔡国。蔡国向吴国请求救援。伍子胥回答说：“蔡国没有罪过，楚国人无道，君主如果有忧虑中原之心，这时可以了。”于是兴师救援蔡国。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这怎么可以用来报仇呢？回答说：父亲不受诛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受诛杀，儿子报仇，是递刀相杀之道。报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殉，是古之道。《谷梁传》：“吴称‘子’，为什么呢？因为蔡侯率领他，举其尊贵者。”蔡侯率领他，那么举尊贵者为什么呢？吴国信任中原而排斥夷狄，吴国进步了。他信任中原而排斥夷狄是怎样的？子胥父亲被楚国诛杀，带着弓矢去求见阖庐。阖庐说：“志向很大，勇气很盛。”因此想要兴师讨伐楚国。子胥劝谏说：“我听说，君主不为匹夫兴师，况且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亏损君主的道义，报复父亲的仇敌，我不做。”于是停止。蔡昭公朝见楚国，有美裘，正是这天，囊瓦索取它，昭公不给。因此拘禁昭公在南

译郢都围困数年之后，然后得以返回。回国后便开始执政，说：“如果有诸侯想要讨伐楚国，我请求做先锋。”楚国人听说后非常愤怒，因此发兵讨伐蔡国。蔡国向吴国请求救援。伍子胥说：“蔡国并没有罪过，是楚国无道。君主如果有担忧中原各国的用心，那么此时正是好时机。”因此发兵讨伐楚国，为什么不说救援呢？因为救援是大义。杜预说：“柏举，是楚国的地名。”

译吴国为什么被称为“子”？是因为它善于讨伐楚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荆楚暴虐横行，盟主不能去讨伐它，周天子不能传达他的命令，楚国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又兴兵包围蔡国。这是王法应当讨伐而不赦免的。吴国能够自谦自卑，听从蔡侯的道义，来传达天子的命令，兴兵救援蔡国，在柏举交战，大败楚军，成就了伯讨的功业，这是很好的。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是中原各国所仰望的，就像嘉禾盼望雨水一样。向晋国请求援助，像那样困难。吴国在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不是诸侯所能左右的。向吴国请求援助，像这样容易。所以召陵的会盟，大规模会合诸侯而记载“侵楚”。柏举之战，蔡国使用吴国的军队，特别记载为“以”（杜氏说：能够左右指挥军队叫做“以”，吴国为蔡国讨伐楚国，听从蔡国的计谋，所以记载蔡侯“以”吴子，是说蔡侯能够左右吴国），这是深深谴责晋国人保全私利而抛弃道义，难以救援蔡国。然而为什么不记载“救”呢？“救”的意义太大了。阖闾、子胥、宰嚭都怀有图谋楚国的心思。蔡国人前去请求，恰好碰上了他们的偶然之机（汪氏说：适就是偶然，指恰好碰上了偶然的机会），并不是有救灾恤邻、遵从简书忧虑中原各国的实情。圣人道大德宏，乐于与人一起行善，所以趁着他们听从蔡国，特别进称他们的爵位（孙氏说：吴国被称为“子”，是因为大大救援了蔡国。从此诸侯无论大小都宗奉吴国。汪氏说：吴国进而被记载为“子”，是为了谴责中原盟主的不振作，诸侯的不像君主。陈氏说：因为蛮荒之地忧虑中原，所以吴国开始被称为“子”，记载战争和败绩，都是进称吴国）。囊瓦贪婪而导致国家败坏，又不能为国而死，非常卑贱。所以记载他出逃，特别贬低而称他为“人”（杜氏说：囊瓦被称为“人”，是因为贪婪导致失败，不能为国难而死，是罪贱之人。氏说：自从楚昭王继位，把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囊瓦，他贪财无厌，杀人不忌，以至于内外离心背叛，没有人有斗志，因此有了入郢的祸患，国家破败君主逃跑。囊瓦不能死节，又不能与君主一起行动，抱头鼠窜，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罪行不可胜诛。《春秋》继柏举之败后，记载囊瓦出逃，是诛责大臣败坏国家而自身逃脱）。《春秋》的情意显现出来了（汪氏说：《春秋》记载“以师”的有三处：桓公十四年，宋国以齐、蔡、卫、陈的军队讨伐郑国，是以中原欺凌中原；僖公二十六年，鲁国以楚国的军队讨伐齐国，是以蛮荒虐待中原；这一年蔡国以吴子与楚国作战。是以蛮荒的兵力来救援中原，三次记载“以”，只有柏举之战是好的，所以蔡侯、吴子都记载爵位来赞美他们。庐陵李氏说：“用兵的体例有三，详见桓公十四年此条。”战争记载“楚人败”，记载“师奔”，记载“名”；与城濮之战记载“人败”，记载“师杀其大夫”，记载“名”，是同样的书法。大概子玉、子常的罪过固然相同，而楚国轻率用人以至于败师亡众，前后是一样的）。

庚辰，吴国进入郢都。

【左传】吴国追赶楚军，到了清发水，将要攻击他们。夫概王说：“困兽尚且搏斗，何况人呢？如果知道无法逃脱而拼死抵抗，一定会打败我们。如果让先渡河的人知道可以逃脱，后渡的人羡慕他们，就没有斗志了。等到渡河一半时才可以攻击。”吴军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打败了楚军。楚人正在做饭，吴军赶上了他们，楚人抛下食物逃跑，吴军追击，在雍澨打败了他们。经过五次战斗，到达了郢都。己卯日，楚王取了他的妹妹季芈，交给吴军作为人质以便出逃，渡过了雎水。鍼尹固与楚王同船，楚王让他点燃火象冲向吴军。庚辰日，吴军进入郢都，按次序占据宫殿。子山占据了令尹的宫殿。夫概王想攻打他，害怕而离开了他。夫概王进入了宫殿。左司马戍等到吴军到达息地才返回，在雍澨打败了吴军。当初，司马臣服于阖庐，所以以被俘为耻。他对他的臣下说：“谁能免除我的头颅？”吴句卑说：“臣下地位低贱，可以吗？”司马说：“我确实失去了你，可以吗？”三次战斗都受了伤，说：“我不堪使用了。”随后，句卑铺上衣裳割下他的头并包裹起来，藏起他的身体而带着他的头颅逃脱。楚王渡过雎水，渡过长江，进入了云中。楚王睡觉时，盗贼攻击他，用戈击打楚王。王孙由于用背部承受，击中肩膀。楚王逃到郧地，钟建背着季芈跟随。由于慢慢苏醒而跟随。郧公辛的弟弟怀将要弑杀楚王，说：“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杀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辛说：“君主讨伐臣下，谁敢仇恨他？君主的命令就是天命。如果死于天命，将仇恨谁？《诗》说：‘柔软的不吃，刚强的不吐，不欺侮孤寡，不畏惧强暴。’只有仁者能做到。违背强者欺凌弱者，不是勇敢。趁人之危，不是仁爱。灭绝宗庙废除祭祀，不是孝道。行动没有好名声，不是智慧。如果触犯这些，我将杀了你。”鬭辛和他的弟弟巢带着楚王逃到随国。吴人跟随他们，对随国人说：“周朝子孙在汉川的，楚国确实杀尽了。上天诱导他们的内心，降罚于楚国，而您又藏匿他们，有什么罪？您如果顾念报答周室，恩惠施及我，以奖赏上天的意旨，是您的恩惠。汉阳的田地，您确实拥有。”楚王在公宫的北面，吴人在南面。子期长得像楚王，让楚王逃走而自己冒充楚王，说：“把我交给他们，楚王一定能逃脱。”随国人占卜是否交给吴人，不吉利，于是拒绝吴人说：“因为随国偏僻狭小且紧邻楚国，楚国确实保存了它。世代有盟誓，到现在没有改变。如果

译抛弃它，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您担忧的祸患，不仅仅在于一个人。如果楚国最终灭亡，我敢不听从命令吗？”吴国人于是撤退了。鑪金起初在子期家中做官，实际上与随国订立了盟约。楚昭王派他去辞谢说：“不敢把盟约当作获利的手段。”楚昭王剖开子期的心，与随人结盟。起初，伍员与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必定要复兴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你能复兴楚国，我必定能振兴它。”等到楚昭王在随国时，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出兵，说：“吴国像大猪长蛇，屡次吞食中原大国，暴虐从楚国开始。我们国君失去了国家，流落在荒野，派下臣来告急说：‘蛮夷的贪欲没有满足，如果成为您边境的祸患。’趁着吴国尚未安定，您可以夺取一部分土地。如果楚国最终灭亡，那土地也是您的。如果凭借您的威灵安抚它，世代侍奉您。”秦穆公派人辞谢说：“我听到了您的话，您暂且住下，我将考虑后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流落在荒野，还没有安身之所，下臣怎敢安心居住？”他靠着庭院的墙站立哭泣，日夜不停，七天不吃不喝。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这首诗，申包胥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军于是出兵。《公羊传》说：“吴国为什么不称‘子’？国君住在国君的宫室，大夫住在大夫的宫室。大概娶了楚王的母亲。”《谷梁传》说：“日入易无楚也。易无楚者，壊宗庙，徙陈噐，挞平王之墓。何以不言灭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呉，以必死不如楚，相与撃之，一夜而三败呉人，复立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葢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乗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也。’”汪氏说：“郢，是楚国的都城。文王迁都于郢。”

译等到吴国与楚国人作战时，史书称吴君为爵位；攻入郢都时，则举其国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吴君住在楚君的宫室，吴国大夫住在楚国大夫的宫室，混乱到了极点。圣人对于谁该毁谤、谁该赞誉呢？如果是救灾恤邻，就进用并书写其爵位，这并不是圣人有心要亲近他，而是顺应天命；如果是依仗盟约肆意淫乱，就废黜并举其国号，这并不是圣人有心要贬低他，而是奉行天道的讨伐。讨伐别国的人，本来是要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并聚集安抚他们罢了。然而吴国杀害楚人的父兄，捆绑楚人的子弟，毁坏楚国的宗庙，迁走楚国的重器，并且扰乱男女的婚配。这就好比水更加深，火更加热，那么善行小而恶行大，功劳不足以掩盖罪过了。【孙氏说：吴子救蔡伐楚，是善行。趁着囊瓦战败，长驱直入郢都，夷平其宗庙，毁坏其宫室，这就太过分了，所以用对待狄人的方式对待吴国】圣人的心中没有毁誉，就像镜子没有美丑之分一样，根据事物的善恶来施加褒贬，不期望公正却自然公正。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权力，得到《春秋》的法则了。【薛氏说：楚国不写楚国而写郢都，显示楚国虽然都城很大，却仍然不能守住。陈氏说：进入别国不写邑名，进入楚国，却写进入郢都，这不是得到国家的说法。家氏说：前面写吴子是褒扬他，这里写吴是贬低他。吴国是太伯的后裔，与楚国不同，假如吴国进入郢都之后，停止军事行动，休兵不掠夺，命令蔡昭子、伍子胥等人分别安定楚地，安抚那里的百姓，向周天子请示，明确纠正楚庄王、共王、灵王以来欺凌中原各国的罪行，削减并夺取其土地，用来分封有功的诸侯，而吴国自己不占有，那么霸业就可以成就，即使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也可以。但是夷狄之人，志向不在远大，骄傲之心容易滋生，所以失败接踵而至，实在可惜啊。赵氏说：楚君不久就返回了国家，国家没有断绝祭祀，所以不写灭亡，谷梁传妄加臆测，不值得采纳。刘氏说：谷梁传说：为什么不写灭亡？想要保存楚国。不对，楚国实际上没有灭亡，应当写进入罢了。凡是灭亡国家，《春秋》没有不保存其祭祀的，难道唯独对楚国保存吗？汪氏说：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丙午日进入曹国；文公十五年，晋国郤缺讨伐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都写国名而不写地名。唯独这一年不写吴进入楚国，而是用楚国的国都地名来写，恐怕是因为昭公三十一年吴国进入郢都的记载而弄错了。《左传》在这之后十五年，楚国灭亡胡国，也称吴国进入楚国，而不说进入郢都，应当从公羊传和谷梁传作进入楚国，在义理上颇为通达。庐陵李氏说：这条关于以狄人对待吴国的说法，公羊传、谷梁传、胡氏都相同，唯独杜氏认为这是史官省略文辞，这是不对的。关于写“郢”的说法，左氏、胡氏相同。陈氏说得对。公羊传、谷梁传作“进入楚国”是不对的。关于写“日”的说法。谷梁传注说：“轻易没有楚国的人，好像说楚国没有人一样。”凭借赫赫有名的楚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吴国得以进入其国都，可知楚国无人了。所以书法与公子婴齐讨伐莒国、进入郓相同。谷梁传精妙啊。至于保存楚国的说法，则是不对的。吴国本来没有灭亡楚国，怎么能写灭亡呢】

【丙敬王十申五年】五年【晋定公七年，齐景公四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年，蔡昭公十四年，郑献公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陈怀公柳元年，杞僖公过元年，宋景公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昭王十一年，吴阖庐十年】

春季周王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

附录【《左传》：春季周王的人杀死了子朝于楚国】

夏季向蔡国运送粮食

【《左传》认为周王室屡次缺乏资金，《公羊传》说：谁运送的？诸侯运送的。为什么不说是诸侯运送的？因为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按顺序排列，所以说我。《谷梁传》说：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互相运送粮食，是正当的。谁运送的？诸侯。不说是诸侯运送的，是专断的辞令，因为事情近便。杜氏说：蔡国被楚国围困，饥荒匮乏，所以运送粮食。范氏说：这是近便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诸侯茅堂。胡氏说：两传都称诸侯向蔡国运送粮食，为什么省略而不按顺序排列呢？蔡国被楚人围困，环顾四周却得不到救援，吴国已经攻破楚国进入郢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然后诸侯相率向蔡国运送粮食，这不是救灾恤邻，遵循简捷之道，所以特别书写鲁国而不排列诸侯，显示这是次要的事情。汪氏说：昭公二十五年输送周王粮食不记载，因为诸侯向周王运送粮食是常事。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盟，谋划补偿宋国的损失而归还其财物，则记载为“宋灾”，所以因为宋灾归还财物，不是应当紧急的事情。这一年诸侯向蔡国运送粮食而不记载，是因为诸侯不能救援蔡国的危难，只是向蔡国运送粮食罢了，所以简略记载，与修筑楚丘、戍守陈国意义相同。有人认为诸侯运送粮食符合先王的制度，而《春秋》记载运送是为了赞美，这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记载运送都是美辞，那么“归含且赗”也可以认为是美辞吗？○庐陵李氏说：这条是《春秋》的特笔，用来谴责中原国家忘记大义而从事小恩小惠。公羊传、谷梁传的辨析很精妙，左氏得到了事实，却不知道圣人的意图】

于越进入吴国

【《左传》说：于越进入吴国，吴国在楚国。《公羊传》说：“于越是什么？越是什么？于越是不能以其名通行的。越是能以其名通行的。”杜氏说：“于，是发声词。”范氏说：“于越，是夷狄的语言。”《春秋》就按照他们自称的方式书写，显示他们不能仰慕中原，所以用本俗来互通。刘氏说：“于越者，其

译自称的称呼。越，是中国称它的名称。”陈氏说：“以前称越人，现在称于越，是恢复它原来的称号。”吴国和楚国争斗之后，越国才进入中原地区。昭公五年，常寿过开始在经文中出现，并且屡次被称为“人”。三十年后越国入侵吴国，就不再称“人”了。高氏说：“吴国讨伐楚国，有安定中原的意思。越国却趁着吴国士兵疲惫不堪，偷袭进入吴国。到十四年，又打败吴国。哀公十三年，再次入侵吴国，好像是为楚国报仇一样，所以君子厌恶它。”唉！阖闾贪图攻入郢都的利益，结果于越入侵吴国；夫差追求与晋国结盟的功劳，结果于越又入侵吴国。心中有所追逐，就有所遗忘爱护了。王氏说：“吴国和越国互相攻伐，都不用中原国家的称号来称呼它们，大概是互相讥讽。”汪氏说：“《汲冢周书·王防篇》中有‘东越’‘于越’，那么于越或许是当时的称呼吧？”○庐陵李氏说：“于越入侵吴国，两位胡氏的说法见哀公十三年。”刘氏说：“于越，是它自称的。越，是中国称它的。”考察经文，“入吴”“败吴”，都是越国来报告，所以记载为“于越”；吴国讨伐越国，则是吴国来报告，所以只记载为“越”。刘氏的说法是合理的】

译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去世。

《左传》记载：六月，季平子巡视东野，返回尚未到达，丙申日，在房地去世。阳虎打算用璵璠玉来为他敛尸，仲梁怀不同意，说：“改变步态就要改变佩玉。”阳虎想驱逐他，去告诉公山不狃。不狃说：“他是为了国君，你怨恨什么呢？”安葬之后，桓子巡视东野，到达费地，子泄担任费地长官，在郊外迎接慰劳。桓子对他表示敬意，慰劳仲梁怀，仲梁怀不表示敬意，子泄发怒，对阳虎说：“你实行你的计划吧。”

内部大夫有罪被讨伐就不记载“卒”，公子翚就是这样。仲遂杀害恶及视，罪行与翚相同却记载“卒”，是因为事情的变化导致他去世。汪氏说：因为事情的变化，来表明卿去世不举行绎祭的礼仪。意如为什么记载“卒”以显现定公不讨伐驱逐国君的贼人，以为大夫保全始终的礼仪呢？定公虽然从季氏那里接受国家，如果有叔孙婼那样的见识，不奖赏私人的功劳，惩治意如以明确君臣的道义，那么三纲就可以端正，公室就强大了。现在如果贪图利益而忘记仇敌，三纲毁灭，公室更加被侵夺，陪臣执掌政令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意如记载“卒”，主人熟读经文并询问传注，就不知道自己有过错了。刘氏说：意如亲自驱逐他的国君却记载“卒”，这与翚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以定公为国君，就不得不以意如为大夫，哪有大夫去世而国君不为之改变礼仪的呢？意如驱逐昭公是明显的，翚、遂弑君是隐蔽的，叔仲惠伯掩盖恶行尚未显露，《春秋》本来就有不等待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的情况，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况且意如的罪行本来就很显著，等到他去世时如果断绝他，那么他的罪行不是更加确实吗？而《春秋》却不这样做，认为定公不书正月，恰好足以显示定公的不正，还不足以显示他受国于季氏，所以在这里再次明确意如是定公的大夫。如果定公真能明确君臣的道义，不奖赏私人的功劳，讨伐先君的贼人，惩治季氏，那么意如就不能免罪了。现在却不是这样，贪图利益而忘记耻辱，侥幸于祸患而忘记仇敌，认为意如是定公的大夫，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家氏说：《春秋》记载意如“卒”，不贬斥的贬斥，正是为了深深贬斥他。蜀杜氏说：在桓公之年记载公子翚，是为了贬斥桓公；在宣公之年记载公子遂，是为了讥讽宣公；在这一年记载季孙意如“卒”，是为了痛恨定公。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去世。

（婼的儿子成子，子州仇继任为大夫，这就是武叔。）

附录【《左传》：申包胥率领秦军到达，秦子蒲、子虎率领五百辆战车来救楚国。子蒲说：“我不了解吴国的道路，让楚人先与吴人交战，而自己在稷地防守。”在沂地大败夫概王，吴人在柏举抓获防射。他的儿子率领步兵跟随，子西在军祥击败吴军。秋七月，子期、子蒲灭掉唐国。九月，夫概王回国，自立为王，与吴王交战而失败，逃奔楚国成为堂谿氏。吴军在雍澨击败楚军，秦军又击败吴军。吴军驻扎在麇地，子期打算焚烧他们。子西说：“父兄亲人暴露骸骨在那里，不能收殓，又焚烧他们，不可以。”子期说：“国家灭亡了，死者如果有知，可以歆享旧日的祭祀，难道害怕焚烧他们吗？焚烧他们然后再装载。”吴军战败，又在公婿之谿交战，吴军大败。吴王于是回国，囚禁闉舆罢。闉舆罢请求先行，于是逃归。叶公诸梁的弟弟后臧跟随他的母亲在吴国，不等命令就回来。叶公始终不正眼看他。○乙亥，阳虎囚禁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驱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死公何藐。己丑，在稷门之内与桓子结盟。庚寅，大诅咒，驱逐公父歇及秦遄，都逃奔齐国。○楚王进入郢都。起初，鬭辛听说吴国人争夺宫室，说：“我听说，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国在楚国争夺，必定有内乱。有内乱就必定回国，能安定楚国吗？”王逃奔随国时，将要渡过成臼，蓝尹亹渡他的家眷，不给王船。到达宁地，王想杀他。子西说：“子常只因为思念旧怨而败坏国君，为什么要效仿呢？”王说：“好。”让他恢复原职，我用这来记住以前的恶行。王赏赐鬭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鬭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鬭怀。子西说：“请免除怀的赏赐。”王说：“大德灭小怨，是正道。”申包胥说：“我是为了国君，不是为了自己。国君已经安定，又求什么呢？况且我怨恨子旗，难道还要做其他事吗？”于是逃避赏赐。王将要嫁季芈，季芈推辞说：“所以作为女子远离丈夫。”钟建背负过我，就把她嫁给钟建，担任乐尹。王在随国时，子西为王准备车服以保卫道路，在脾泄建国，听说王在哪里然后跟随王。王派由于筑城，复命。子西询问高厚，他不知道。子西说：“不能像辞令那样筑城，不知道高厚，大小知道什么？”回答说：“本来推辞不能。您派我，人各有能有不能。”王在云中遭遇盗贼，我承受他的戈，伤口还在，袒露背部给他看说：“这是我能做的。”脾泄的事情，我也不能做。】

冬，晋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左传》：晋士鞅包围鲜虞，是为了报复观虎之战。襄陵许氏说：“晋国因为土地的缘故，纵兵横加于鲜虞，而不能征服，就又包围他们。兵戈更加愤恨，道义更加不能取胜。君子因此厌恶晋国。”】

【丁敬王十酉六年】六年【晋定公八年，齐景公四十四年，

译卫灵公三十一年，蔡昭公十五年，郑献公十年，曹靖公二年，陈怀公二年，陈僖公二年，宋景公三十年，秦哀公三十三年，楚昭公十二年，吴阖闾十年

译春季，鲁定王正月，癸亥日，郑国的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把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带回。

左传记载：春季，郑国灭许，是因为楚国战败的缘故。高氏说：许国依仗楚国来巩固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四次迁徙。郑国的游速只出动偏师，就灭掉了许国并俘虏了它的国君。楚国虽然不能保全许国，但郑国的肆意暴虐也太严重了，所以《春秋》谨慎地记下了日期。张氏说：许国自从隐公十一年被齐、鲁、郑入侵以来，大体上因与郑国为邻而受困。到成公十五年，畏惧郑国而迁往叶地。昭公九年迁往夷地，十八年迁往析地，定公四年又从析地迁往容城，以依附楚国。不到三年，楚国被吴国所困，郑国于是灭掉了许国。然而哀公元年以后，许国再次出现，是楚国又保全了它。许国作为大岳的后裔，其灭亡是因为受到郑国的侵害，其存续是因为依仗楚国，不过百年。韩氏灭郑，也是有原因的。汪氏说：攻打他国并灭掉它，是《春秋》所厌恶的。何况作为人臣却专断兵权灭人国家呢？此前晋国的荀吴曾灭掉陆浑之戎，但那是为了清除祸患而灭其国，罪过还可以宽恕。蔡国的公孙姓曾灭掉沈国，但那是接受晋国的命令去讨伐沈国，事情并非专断。如今游速趁着楚国战败兴兵灭许，没有晋国的命令，不是攘除外患、安定内政的军队，这是削弱晋国、离间楚国的行为。这都是郑国君臣的罪过。至于把许国国君俘虏回来，那么游速和许男都有罪过。庐陵李氏说：这是郑国背叛霸主的开始。自从隐公十一年郑国入侵许国，齐国和郑国的党羽联合，天下于是没有王了。自从定公六年郑国防备许国，齐国和郑国的党羽又联合，天下于是没有晋国了。许国作为大岳的后裔，不能向郑国屈节，而甘心投向楚国，它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到了这时晋国和楚国都衰弱，《春秋》也终结了，那么世道的变迁也令人感慨啊。

二月，鲁定公入侵郑国。

左传记载：二月，鲁定公入侵郑国，夺取了匡地，是为了替晋国讨伐郑国攻打胥靡的事。去的时候没有向卫国借道，等到回来时，阳虎让季孙、孟孙从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驻扎在豚泽。卫国国君发怒，派弥子瑕追赶他们。公叔文子年老，坐车去见卫侯，说：“责备别人却效仿他，是不符合礼的。昭公遇难时，您打算用文公的舒鼎、成公的昭兆、定公的鞶鉴，如果可以用它们来接纳昭公，选择使用其中一件。公子和各位大臣的儿子，诸侯如果担忧他们，将把他们作为人质。这是群臣所听说的。如今您因为小的忿怒而掩盖旧的恩德，恐怕不可以吧？大姒的儿子，只有周公和康叔和睦相处，却效仿小人而抛弃他们，不也是诬蔑吗？上天将增加阳虎的罪过让他死掉，您暂且等待他，怎么样？”于是停止了追赶。高氏说：“召陵之盟，口血未干，而郑国保护囊瓦灭许，所以晋国命令鲁公兴师讨伐它。这时季孙斯刚继承卿位，陪臣阳虎掌握国家命脉，又迫于晋国的命令，进退都不由鲁公决定。”汪氏说：“定公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郑国的党羽乱人，本来有奖励王室的意义，但不能声张罪状以致武力，只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所以不记载‘伐’而记载‘侵’。看季孙向晋国献俘，实际上是迫于霸主的命令，而不是有奖励王室的实情。何况这时陪臣掌握国家命脉，兵权也不属于鲁公。”庐陵李氏说：“自从宣公十八年记载‘公伐’之后，鲁国没有君主亲自将帅的八十年，到这时才第一次入侵郑国，第二次入侵齐国，一次包围成地，都记载‘公’，这是三桓势力衰微的征兆。然而本来不是公室能够振作，实在是因为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阳虎专权，所以假托公室出兵。当时晋国霸权已失，诸侯都背离，只有鲁国没有背叛，所以入侵郑国、入侵卫国的军队虽然出于晋国的命令，而阳虎之徒勇于挑衅、吝啬于祸患，以逞其欲望。《春秋》都记载‘侵’，以记录其无名出兵，而辅助霸主的不是正道。这与成公六年两次入侵宋国，是同样的书法。不然，奉霸主命令讨伐周朝的国家，为什么不记载‘伐’呢？”

鲁定公从入侵郑国回来。

高氏说：鲁公国内有强臣，不能讨伐，却替晋国讨伐郑国，内外结怨，是危险的道路。张氏说：阳虎专政，想在邻国寻找衅隙，如果卫侯不听公叔发的话，鲁军就危险了，所以记载他回来。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左传记载：夏季，桓子前往晋国，献纳郑国的俘虏。阳虎强迫孟懿子去回报夫人的币帛，晋国人同时宴请他们。孟孙站在房门外，对范献子说：“阳虎如果不能在鲁国安居而在晋国卸下重担，如果不让他当中军司马，有如先君。”献子说：“寡君有官员，将让他的人去担任，鞅知道什么？”献子对简子说：“鲁国人担忧阳虎了。”孟孙知道他的祸患，认为他必定会到晋国，所以强迫为他请求，以让他进入。刘氏说：“阳虎是陪臣，却掌握国家命脉，想颠覆公室以自封，已经三代了。事情不成，所以盗取宝玉、大弓逃跑。《春秋》推究祸患的根源，从二子出使开始，因为二子专权擅君，而阳虎控制他们，进云就进，止云就止，如同仆役。又替他在霸主国家请求，这是无所顾忌，必定作乱的征兆。子恶憎恨他，最终阳虎的盗窃，都是篡夺君位、亡国的祸患，所以记录必定从祸患的起源开始。”高氏说：“一位卿出使，可以兼办其他事情，岂可每件事都派一位卿呢？所以屡次列举，见二卿被阳虎控制。唉！天子防备诸侯，僭越的诸侯防备大夫，欺凌大夫的陪臣，胁迫，理势如此。

译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本国卿大夫与使者一同出使的，只有文公十八年的公子遂、叔孙得臣以及这一年的斯何忌。胡氏对于公子遂的事，认为是改变常例书写介副，是为了让发问者看出事情的真相。这里难道没有引发的原因吗？大概公子遂、叔孙得臣一同出使，是仲遂邪恶阴谋的起因，而斯何忌一同出使，也是阳虎专权的行为，读者不可不仔细考察。”左氏记载范献子的话说：“鲁国人已经厌恶阳虎了。”阳虎本是陪臣，却把持国家命脉，三位大夫低头顺从，被他驱使，这还能说国家有贤能之人吗？刘氏认为《春秋》推究祸患的根源，从这两位大夫的使者开始，这是对的，所以特别记载以显示出来。杜氏认为晋国不备礼，所以经文也不完备地记载，这算不上懂得圣人的防范之道。

译附录：《左传》记载，四月己丑日，吴国太子终累击败楚国水军，俘获潘子臣、小惟子以及七位大夫。楚国大为恐惧。不久，子期又率领陵师在繁扬战败。令尹子西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将国都迁至鄀地，并整顿政令，以安定楚国。周朝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借助郑国人准备在周、郑两国作乱。于是攻打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等地。六月，晋国阎没戍守周地，并且修筑胥靡的城墙。

秋天，晋国人拘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犂。

《左传》记载，秋八月，宋国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只有我国侍奉晋国，现在如果不派遣使者前往，晋国将会怨恨。”乐祁告诉他的家臣陈寅。陈寅说：“一定要派您去。”过了几天，景公对乐祁说：“只因寡人喜爱您的言辞，您务必前往。”陈寅说：“您立好继承人再出发，我家室也不会断绝。只希望君主也认为我明知困难仍让您前往。”乐祁见到陈寅后便出发了。赵简子在绵上迎接他并设酒宴款待，乐祁向赵简子进献了六十副杨木盾。陈寅说：“从前我侍奉范氏，如今您侍奉赵氏，又有所进献。用杨木盾招致祸患，是不可以的。”果然，乐祁死后，晋国子孙必定能在宋国得逞。范献子对晋侯说：“奉君主之命越过国境出使，尚未传达使命就私下饮酒，这是对两国君主的不敬，不可不讨伐。”于是拘捕了乐祁。杜氏说：“称‘人’是因为他无罪。”称“人”来拘捕，是因为这不是霸主合法的讨伐。乐祁犂出使晋国，由赵简子作主人，用酒招待他，并献上了六十副杨木盾。范氏与赵氏正互相憎恶，他的家臣说：“从前我侍奉范氏，如今您侍奉赵氏，这是招祸啊。”范献子果然发怒，对晋侯说：“奉君主之命越过国境，尚未传达使命就私下饮酒，不敬两国君主，不可不讨伐。”于是拘捕了乐祁。拘捕并非没有名目，为什么说这不是霸主的讨伐呢？假如范氏与赵氏和睦，双方都有进献，就不会拘捕他了。拘捕别国的使者，出于列卿的私意，威福的权柄已经转移了。三家分晋，而晋靖公被废为平民，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张氏说：“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害怕讨伐而派遣使者，善意地迎接以怀柔他，还担心他不来，大夫却贪求财货，争夺权利，最终导致来者被拘捕，叛者得志，晋国混乱的政令频繁施行，霸权由此断绝。”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拘捕使者共六次，详见襄公十一年，这是晋国三卿内部叛乱的开始，也是宋国背叛霸主的开始。”

冬天，修筑内城。

《谷梁传》说：“修筑内城，是因为三家势力张扬。”有人说：“不是为了防备外来的百姓。”范氏说：“三家奢侈张扬，所以定公恐惧而修筑内城。讥讽定公不致力于德政，却依靠城池来自我巩固。”杜氏说：“定公因为晋国侵犯郑国，所以恐惧而修筑城池。”高氏说：“三家势力张扬，定公之所以修筑内城，是因为成公九年已经修筑过。这次再次修筑，是因为外有齐、郑的怨恨，所以恐惧而修筑。”汪氏说：“当时政权在三家手中，公室没有百姓，定公怎能役使众人修筑城池来防备外患呢？大概是阳虎想要除去三家，所以借口恐惧齐、郑而修筑内城，将要挟持定公来自我巩固。”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公羊传》说：“这位仲孙为何叫何忌？为什么称他为仲孙忌？是讥讽他有两个名字。两个名字不符合礼制。”杜氏说：“郓地叛附齐国，所以包围它。何忌不称‘何’，是文字缺失。”高氏说：“郓地民众众多，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它，用来安置昭公。昭公三十年郓地溃散，于是叛附齐国。到这时两位卿大夫包围它想要重新夺取。大概是阳虎想要倾覆季氏以谋取政权。季孙、仲孙包围郓地时说：阳虎专权于季氏，季氏专权于鲁国。仲孙做什么呢？”家氏说：“齐国夺取郓地，固然不对，而两位大夫的包围也不对。作为定公，应当用善意的言辞告诉齐国说：‘我们先君失守宗庙，您夺取郓地来安置他，鲁国确实受到您的恩赐。现在郓地溃散了，寡君想要恢复旧有的疆界，敢向执事请求。’以景公的贤明，必定会归还，不应该立即用兵。”第二年，国夏攻打西部边境，从此连年交战，大概始于这次战役。刘氏说：“《公羊传》说仲孙忌讥讽两个名字，意思是两个名字难以避讳。古代君主的名字，臣子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儿子不避讳。到了周朝，臣子避讳君主的名字，儿子避讳父亲的名字，然而还是避讳死的，不避讳活的；避讳相同的，不避讳相似的。两个名字就不能偏避讳了。孔子不能避讳两个名字，何况其他人呢？”庐陵李氏说：“何忌不称‘何’，杜氏的说法符合《公羊传》，但没有依据。”

附录：《左传》记载，阳虎又在周社盟誓定公及三桓，在亳社盟誓国人，在五父之衢诅咒。冬天，十二月，周天王居住在姑莸，是为了躲避儋翩的动乱。

【戊敬王十戌七年】七年【晋定公九年，齐景公四十五年，卫灵公三十二年，蔡昭公十六年，郑献公十一年，曹靖公三年，陈怀公三年，〇僖公三年，宋景公十四年，秦哀公三十四年，楚昭公十三年，吴阖庐十二年】

春天，周历正月。

附录：《左传》记载，春二月，周朝儋翩进入仪栗，以此叛乱。齐国人归还郓地和阳关，阳虎居住在那里，以此执政。

夏天，四月。

附录：《左传》记载，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在穷谷击败尹氏。

秋天，齐侯。

译郑伯在咸地与齐侯结盟。

【这是诸侯开始再次单独结盟。《左传》记载：“齐侯与郑伯在咸地结盟，并在卫国举行会盟。”杜预说：“咸是卫国的地方。”襄陵许氏说：“齐国与郑国的结盟，是背叛晋国的表现。霸业衰败，诸侯离散，单独结盟的现象才又出现。史书在此记载，大概从此以后中原地区就没有大规模的会盟了。”陈氏说：“互相结盟，自从齐桓公以来未曾有过。如今再次出现，说明诸侯已经没有主心骨了。”因此，《春秋》在石门记载诸侯的聚合，在咸地记载诸侯的离散。家氏说：“在咸地、在沙地结盟，是齐景公图谋霸业的开始。”当时周天子遭遇儋翩之乱，出逃居住在姑莸。齐景公不能伸张勤王之义，于是今天向郑国寻求支持，在咸地结盟；明天向卫国寻求支持，在沙地结盟。这都是强迫别人顺从自己，并非使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怎么能做到无论国家大小都和谐一致、不约而同地前来呢？庐陵李氏说：“这是齐景公图谋恢复霸业的开始，而郑国实际上在其中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从此以后，有在沙地结盟、在曲濮结盟、在安甫会盟、在黄地结盟、在牵地会盟、在洮地会盟，这些都是齐国与郑国纠合诸侯的事情，可以与隐公初年的情况对照来看。】

译齐国人俘虏了卫国使者北宫结，以此作为侵犯卫国的借口。

《谷梁传》认为这是加重谴责的措辞。因为卫国人看重北宫结。杜预说：称他为“行人”，并不是使者的罪过。刘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亲近臣下而让他们远行执行使命，安抚内部而让外部归顺。卫国君主欺骗群臣来欺骗晋国，残害百姓来侍奉齐国。齐国俘虏北宫结，固然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行为。而卫国缺乏善政，更是严重。由此看来，孟子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不确实吗？汪氏说：齐侯被称为“人”，并且记载了“侵”，所以是加重贬斥。倚仗诈术和武力，这难道是谋求霸业的正道吗？记载“执结以侵卫”，与楚成王俘虏宋公以攻打宋国的笔法完全相同，圣人的意旨由此可见。○刘氏说：俘虏使者攻打其国，文辞上加上“乃”字，难道是为了加重吗？《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齐侯与卫侯在沙地结盟。

《左传》记载：卫侯想要背叛晋国，各位大夫不同意。于是派北宫结出使齐国，私下对齐侯说：“请扣留北宫结来侵犯我国。”齐侯听从了，于是双方在琐地结盟。汪氏说：“北宫结背叛了晋国。琐就是沙阳，平元城县东南有沙亭。”襄陵许氏说：“齐卫结盟，是为了背叛晋国。晋定公末年，郑献公、卫灵公背叛晋国而追随齐国，齐国本可以成就霸业，但齐景公却不足以期望。”临川吴氏说：“俘虏其使者并与该国君主结盟以背叛晋国，齐卫的罪责相当。”高氏说：“俘虏使者，侵犯其国，以此来求得结盟，这是胁迫结盟，哪里还有信用可言？”庐陵李氏说：“这是齐卫勾结的开端，从此以后，先后在五氏、垂葭、渠蒢结盟，直到哀公元年攻打晋国。当时晋楚都处于衰弱之后，吴越的祸患尚未波及中原，如果齐景公真能继承霸业的余绪，尊崇王室，安定中原，那么齐桓公的功业难道不能重现吗？为何今日的防备，明日的驻扎，无非是包藏祸心，以图谋晋国为事。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的。《春秋》屡次记载而不删削，两位君主的罪过就显现了。

举行大雩祭。

齐国大夫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记载：齐国国夏攻打我国，阳虎为季桓子驾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车，打算夜袭齐军。齐军听到消息，埋伏起来等待。处父说：“阳虎不图谋祸患，必定会死。”苫夷说：“阳虎陷两位大夫于危难，不等官吏处置，我必定杀你。”阳虎害怕，于是撤退，没有失败。高氏说：“齐国背叛晋国，与郑国结盟，所以为郑国攻打我国，并且报复两位卿大夫围攻郓、襄陵之事。”许氏说：“东方诸侯中，只有鲁国侍奉晋国，所以齐国攻打它。齐景公趁着晋国衰弱，不思考修德以安抚诸侯，却想靠武力征伐来确立霸权，这是知道时机或许可行，却不知道自己不可行的表现。”家氏说：“昭公流离颠沛，只依赖齐景公，这样五六年，最终不能为他派出偏师，前往鲁国边境，质问季孙意如的罪过。现在却兴起无名之师，加害于鲁国，该做而不做，不该伐而伐，失去了作为方伯的道理。”《春秋》在咸、沙两次结盟之后记载“国夏伐我”，都是贬斥。庐陵李氏说：“齐国自从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攻打我国之后，四十多年军队未到鲁国，到现在再次出现，是因为晋国的霸业不再振兴。国夏两次攻打，晋国救援无功，于是与齐国讲和了。

九月举行大雩祭。

薛氏说：一个秋天举行两次大雩祭，僭越亵渎到了极点。汪氏说：《左传》认为再次举行雩祭是因为旱灾严重。经文中记载雩祭共二十一次，只有昭公二十五年和这一年记载了两次雩祭，说明灾害严重而变故巨大。昭公不能反省自己，而有阳州之孙的祸患；定公又不知警惕，而有二玉被窃之事。世卿的叛逆，陪臣的横行，其根源是一致的。所以并列记载这些事，作为后世的鉴戒。

冬十月。

附录【《左传·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从庆氏迎接周王。晋籍、秦送周王。己巳，周王进入王城，住在公族党氏。然后朝见庄宫】

《春秋大全》卷三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三十五

明 胡广等 撰

定公中

【己敬王十亥八年】八年【晋定公十四年，齐景公四十六年，卫灵公三十三年，蔡昭公十七年，郑献公十二年，曹靖公四年卒，陈怀公四年卒〇僖公四年，宋景公十五年，秦哀公三十五年，楚昭公十四年，吴阖庐十三年】

春王正月，鲁国攻打齐国。

《左传》记载：攻打阳州城门，士兵都坐着列队。说：“颜高的弓重六钧，大家都拿来传看。”阳州人出来，颜高抢夺别人的弱弓，籍丘子锄攻击他，与一人一起死去。偃且射子锄，射中脸颊致死。颜息射人，射中眉毛。退下说：“我没有勇气，我的志向是射中眼睛。”军队撤退，冉猛假装伤脚走在兄长前面，防于是喊道：“猛殿后。”杜预说：“报复齐国夏天的攻打。传言鲁国没有军政，士兵没有斗志。”高氏说：“去年齐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有理由。现在鲁公再次对齐国用兵，就没有名分了。鲁国政令不再由国君掌握，而是三家实权派让国君想要把怨恨归咎于国君的缘故。”

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

高氏说：攻打齐国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