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三十五

译在鲁国的三家权臣那里，而这三家想要将怨恨归咎于鲁君，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导致了这次行动，并且是为了替之前再次侵犯齐国的事件起头。张氏说：鲁国的阳虎掌权，用兵没有法度，所以用“侵”字来记载。军政制度不建立，而国君亲自出征，所以记载“致”以警示其危险。

译附录【《左传》记载：二月己丑日，单子攻打谷城；刘子攻打仪栗。辛卯日，单子攻打简城；刘子攻打盂地，以此安定王室。○赵鞅对晋侯说：“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喜好迎接晋国的使者，还担心他们不来。现在又扣留他们，这是断绝与诸侯的关系。”赵鞅打算放人，乐祁、士鞅说：“扣留了三年，没有缘故就放他回去，宋国一定会背叛晋国。”赵鞅私下对子梁说：“我们的国君担心不能侍奉宋君，因此扣留了你。你暂且派溷来代替你。”子梁将此事告诉陈寅，陈寅说：“宋国将要背叛晋国，这是抛弃溷。不如等待。”乐祁回国，死在大行。士鞅说：“宋国一定会背叛，不如扣留他的尸体来求得和解。”于是将尸体扣留于州地。】

二月，鲁君侵犯齐国。

【《左传》记载：攻打廪丘的外城，守城的人焚烧冲车，有人用湿马衣去救火，于是冲车被毁。守城的人出战，鲁军败退。阳虎假装没看见，冉猛说：“猛在这里，必定失败。”冉猛追赶阳虎，回头看看没有后续部队，假装跌倒。阳虎说：“全是客气的表现。”苫越生了儿子，打算等有事时再给他取名。阳州之战，捕获了阳虎，于是给他取名叫阳州。杜氏说：“未能得志，所以孙氏说：‘鲁君两次侵犯齐国，以加重怨恨，太过分了。’”】

三月，鲁君从侵犯齐国回来。

【《谷梁传》说：“鲁君前往，出发时记月，是因为处境危险；前往时记月，是因为当时处境危险；前往时记月，是因为月份不好。”高氏说：“鲁君在一个月之间两次出兵侵犯齐国，虽然是三家的行为，但忽去忽来，不得休息，可见鲁君进退更加不能自主，所以两次记载‘侵’和‘至’来体现这一点。”○刘氏说：“文公十三年冬，前往晋国；十四年正月，鲁君从晋国回来。那时鲁君一出使而三国归附，最为荣耀，为何说是危险？宣公十七年六月，在断道结盟；秋天，鲁君从防地回来。那时诸侯同心协力共同抵御楚国，中原统一，没有其他变故，为何说是危险？僖公四年正月，侵犯蔡国，随即讨伐楚国；八月，鲁君从讨伐楚国回来。那时齐桓公主持诸侯事务，《谷梁传》认为大举讨伐楚国，为何厌恶它？《谷梁传》的说法不对。”】

曹伯灵去世。

【汪氏说：自从声公即位五年，他的弟弟通杀了他，取代他即位，这就是隐公。隐公即位四年，他的弟弟露又杀了他，取代他即位。总共即位四年，去世，儿子阳继位。】夏天，齐国的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记载：夏天，齐国的国夏、高张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高氏说：“因为鲁君没有参加咸沙之盟，并且报复今年春天两次侵犯齐国。”国夏是昭公的孙子。齐国虽然没能拥立他，但有意保全他。定公即位，未曾与齐国修好，所以齐国连年攻打我国，而我国也两次侵犯齐国。看《春秋》记载“齐伐”、“公侵”，那么谁曲谁直就显而易见了。襄陵许氏说：“《春秋》记载国内被伐十六次，宣公以后七次；国内被侵七次，宣公以后六次；被伐二十一，宣公以后十七次；被侵五次，宣公以后一次。用兵则侵多而伐少，被兵则伐多而侵少。大概鲁国自中期衰落了，却想与齐国结怨，以侵代伐，它能长久吗？”】

鲁君在瓦地抵御晋军。

【《左传》记载：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来救鲁国，鲁君在瓦地抵御晋军。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羔羊。杜氏说：“将来救鲁国，鲁君迎接抵御的救兵，不记载。齐军已经离去。瓦，是卫国地，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

按照《左传》，晋国的士鞅、荀寅来救鲁国，那么记载鲁君抵御晋军，为什么呢？《春秋》的大法，虽然军队次于君主，但与大夫同等到达，使用大众则君主与大夫都以军队为重，而不敢轻视【汪氏说：庄公八年围郕，庆父请求伐齐军，鲁君说不可；九年战于干时，鲁君丧失戎路，都是鲁君亲自率领军队，而经文都只记载军队，不记载鲁君】。所以棐林之抵御不说赵盾，而说晋军；瓦之抵御说晋军而不记载士鞅【汪氏说：僖公三年里克、荀息灭下阳，记载晋军；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潞，也记载晋军】。以此来体现人臣不可夺取民众，专主兵权的意思。陈氏厚施【式智反】于齐国以转移其国权，季孙在鲁国尽征以夺取其民，都是王法所禁止的。《春秋》的道义，行事则不能这样了【陈氏说：不说抵御士鞅，说抵御晋军，是重视军队。鞍之战，鲁君在鄍地抵御晋军，不记载，是避讳。四卿都将，而以禽郑自师迎鲁君，三家的扩张在此形成，所以避讳。于是齐军攻打我国，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来救我国，鲁君抵御晋军，不必避讳。】刘氏说：晋人兴师救鲁，《春秋》不以“救”记载，为什么呢？所谓救，是仗着大义来拯救别人的急难。鲁昭公寄居在干侯的边境，困窘也很严重了，晋国的诸卿只贪图贿赂，偏袒臣子而压制君主。现在齐军到来，起初并非危急的防备，而晋国三卿急忙以兵奔赴，这是与齐国争霸而不是为鲁国宗庙社稷考虑，所以《春秋》不认为这是救。何氏说：这是赵鞅的军队，不说大夫，是君主不抵御大夫的措辞。】

鲁君从瓦地回来。

【高氏说：不以“防至”记载，因为鲁君不是出防。汪氏说：这也是特相防往来称地的例子。庐陵李氏说：防师之说，胡氏于棐、林全】

译主公、羊说这一条又阐发了用兵须慎重的含义，与前说略有不同，大概是两种含义互相阐发印证。总之，春秋的宗旨并不在于责备公侯与大夫，只是借此又让人看到用兵这件事的严重性。

译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又侵犯卫国。

【《左传》记载：晋国军队准备在鄟泽与卫侯结盟，赵简子说：“群臣中谁敢与卫君结盟？”涉佗、成何说：“我们能与他结盟。”卫国人请求由他们执牛耳（主持盟礼），成何说：“卫国，是我们晋国的温原之地，怎么能视同诸侯？”将要歃血时，涉佗击打卫侯的手和手腕，卫侯大怒。王孙贾快步上前说：“盟誓是为了确立信义和礼仪，如果有像卫君这样的人，怎敢不唯礼是从，而接受这样的盟誓呢？”卫侯想要背叛晋国，但担心各位大夫。王孙贾让军队驻扎在郊外，大夫们询问缘故，卫侯把晋国的侮辱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我使国家蒙受耻辱，应当改立继承人，我听从安排。”大夫们说：“这是卫国的祸患，难道是君主的过错吗？”卫侯说：“还有忧患，他们说我必定会让你们的儿子和大夫们的儿子作为人质。”大夫们说：“如果对国家有益，公子就去，群臣的儿子怎敢不都带着枷锁跟随？”将要出发时，王孙贾说：“如果卫国有难，工商阶层未曾不成为祸患，让他们都去才行。”卫侯把这话告诉大夫，于是大家都准备前往。出发日期确定后，卫侯朝见国人，派王孙贾询问，说：“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五次讨伐我们，痛苦会怎样呢？”大家都说：“五次讨伐我们，仍然可以作战。”王孙贾说：“那么不如先背叛，等到痛苦了再送人质，有什么可迟疑的呢？”于是背叛了晋国。晋国人请求重新结盟，卫侯不答应。秋季，晋国士鞅和成桓公侵犯郑国，包围虫牢，是为了报复伊阙之战，接着侵犯卫国。高氏说：“郑伯与齐国在咸地结盟，卫侯与齐国在沙地结盟，两国都因为齐国而背叛晋国，晋国因此侵犯郑国、侵犯卫国，以此来断绝齐国的同盟国。晋国不声讨他们的罪状，不能使其屈服，所以两处都记载为‘侵’。”襄陵许氏说：“招抚离异者要用礼，安抚远方者要用德，咸、沙之盟，诸侯已经二心，晋国不思考致力于德和礼，却想依靠武力强行征服，那么丧失霸权，指日可待。”陈氏说：“文中说‘遂’，是晋国开始讨伐同盟国。襄公二十三年，齐国开始背叛晋国，夺取朝歌，去年郑、卫相继背叛晋国，于是侵犯郑、卫，又明年与齐国讲和，鲁国也背叛晋国了，所以全部记载下来。”汪氏说：“齐国开始讨伐，盟主则记载为‘伐’，卫国接着讨伐晋国；晋国开始讨伐同盟国则记载为‘侵’，郑国接着侵犯卫国。齐国记载为‘伐’而晋国记载为‘侵’，在这里可以看出晋国霸权衰落得很厉害。”然而成公二年，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不记载‘遂侵我’；成公十五年，楚子侵犯郑国，不记载‘遂侵卫’；即使成公十六年，知武子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陈国，接着侵犯蔡国，也不记载。必定是像郑、卫背叛晋国，晋国用军队同时侵犯他们，然后才记载，以彰显诸侯不再服从晋国。庐陵李氏说：“晋国自从召陵之战后，如果对诸侯有事，都记载为‘侵’，今年士鞅侵犯郑国。哀公七年，魏曼多侵犯卫国。十年，赵鞅侵犯齐国。十三年，曼多侵犯卫国。难道真的是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吗？大概是因为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所以《春秋》将其视为无名之师。”】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左传》记载：九月军队侵犯卫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高氏说：“因为他们是为晋国兴师，所以记载为‘侵’。”临川吴氏说：“鲁国对卫国没有可以声讨的罪状，所以出兵是无名的。”汪氏说：“成公六年，蔑侨如侵犯宋国，传文说‘是晋国的命令’，现在季孙斯、仲孙何忌侵犯卫国，传文也说‘是晋国的缘故’。两位卿大夫共同率领军队虐待姻亲之国，欺凌兄弟之邦，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迫于霸主的威势，所以《春秋》都记载为‘侵’以讥讽他们。”】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汪氏说：这是为了结盟背叛晋国，曲濮是卫国的地方。高氏说：去年卫侯侵犯郑国，今年两位卿大夫侵犯卫国，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而士鞅又亲自率领军队侵犯卫国，所以两位君主共同在此结盟，以巩固他们的谋略。】

顺次祭祀先公。

【《左传》记载：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对季氏不满；叔孙辄在叔孙氏不受宠爱；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人依附阳虎。阳虎想要除掉三桓，用季寤取代季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冬季十月，顺次祭祀先公并祈祷。辛卯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公羊传》说：从祀是什么意思？是顺次祭祀。文公逆序祭祀，被废黜的有三人；定公顺次祭祀，背叛的有五人。《谷梁传》说：重视恢复正统。杜氏说：从，就是顺。先公指闵公、僖公，将要纠正这两位公的位次。所顺次的不仅一位，所以通称先公。将要做大事，想通过顺次祭祀来取媚。】

蜀人冯山说【汪氏说：冯山字允南，普州人，著有《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到这时才开始得以从祀于太庙，他的说法是对的。季氏驱逐国君并控制其生死，昭公死在乾侯，没能死在正寝；死后七个月，又没能按时归葬；安葬后，隔绝他的兆域，又没能与先君相同【汪氏说：挖沟隔绝他的兆域，不让他与先君相同】而在墓道之南。直到孔子担任司寇，然后挖沟合并到墓中，那么他的神主虽然长久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是理所当然的。等到季孙意如已经去世，阳虎专权季氏，将要杀害季孙斯并扰乱鲁国，借正统之名来推行【承呪反】其不正之事。开始让昭公的神主从祀太庙，大概是想彰显季氏的罪过，以

译取悦国人。然而这件事虽然合乎礼制，其动机却是违背道义的。《春秋》推究本意来制定褒贬法则，所以不记载禘祭之事，也不记载日期。【王氏笺义说：从祀先公是大事，不遵从国君的命令而由阳虎主持，所以不记载禘祭，也不记载日期。刘氏说：从祀先公是正当的，但用来从祀先公的动机就不正当了。为什么不正当呢？季氏专权鲁国，阳虎专权季氏，想要除去三桓取而代之，用从祀先公来取悦国人，这不是能够端正礼制的人。从祀先公是祫祭吗？应当说“在太庙举行大事”；是禘祭吗？应当说“在太庙举行禘祭”；是时享吗？应当说“在某宫举行祭祀”。之所以不正面记载，是因为这件事很丑恶，出自阳虎的缘故。阳虎将要作乱，又担心得不到民心，所以在此时做一点小的正确之事，来推行他大的不正确之举，树立小的正义，来成就他大的不义。从祀先公，这件事虽然合乎礼制，其动机却是违背道义的。《春秋》推究本意，动机确实善良而行为邪恶的，不诛责他；动机确实邪恶而行为善良的，不赞许他】特意在记载盗窃宝玉、大弓之前，只说从祀先公。【李氏瑾说：这是两件事，问没有其他文字，却用相同的辞令记载】显示【音现】事情出自阳虎，不可详细记载，这也真是深刻显明了。【薛氏说：从祀，是什么？是顺祀。鲁国的祭祀，提升僖公，外昭公从祀的祭祀，开始纠正其礼仪。髙氏说：从，顺也，不说顺，是因为事情虽然顺，但意图不对，所以改变辞令说从。鲁国祭祀不顺的多，武公、〇公在所当祧，僖公、闵公在所当正，昭公则又当祀而不祀。现在只称先公，就完全遵循典礼，不止为一公设立。然而不举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是因为非时妄祀，事情可丑，出自阳虎的矫举，所以虽然礼制复正，但圣人实在记载在盗窃宝玉大弓之上，用来诛责阳虎的乱。所谓定哀多微辞，意在言外。呜呼！千载之下，奸伪之迹，祸乱之变，那些假托以济其私的，岂止一个阳虎而已？○汪氏说：三传都以从祔为顺祀，闵、僖二公，只有冯氏说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说，薛氏、髙氏两用。现在考证经文，昭公之葬称谥，疑已祔祭祖庙，而从祀不称昭公，与禘于庄公书法不侔，那么三传似乎也可通。有人说升闵、降僖，不是当时的急务，然而阳虎虽然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犹待孔子为司防，而合乎先君之兆域，那又为什么呢？刘原父说：阳虎厌恶季氏，以臣而陵君，犹如僖公以子而先父，所以先正逆祀，以微谕其意，其说也佳，姑且记下以待后来的智者。庐陵李氏说：从祀之说，三传及诸家都认为正闵、僖之位，只有胡氏不取。大概阳虎之意正暴，明季氏之罪，所以从祀昭公，以取悦国人。如果文公逆祀，那是臧文仲为政之时，夏父弗忌所为，而不是季氏之恶。而且春秋每书宫庙，必举其谥，这里不书闵、僖，而直云先公，所以认为昭公无疑】

译盗窃宝玉和大弓。

《左传》记载：壬辰日，阳虎打算在蒲圃设享礼款待季孙斯并趁机杀他，命令都城的车队说：“癸巳日到达。”成邑的宰官公敛处父告诉孟孙氏说：“季氏命令都城的车队，是什么缘故？”孟孙氏说：“我没有听说。”公敛处父说：“那么这是作乱，一定会波及到您，事先做好准备如何？”于是与孟孙氏约定以壬辰日为期限。阳虎在前导引，林楚为季桓子驾车，虞人手持铍和盾牌夹护两旁。阳越在后殿后，正要前往蒲圃。季桓子咬手指对林楚说：“你的祖先都是季氏的良臣，你以此继承他们吧。”林楚回答说：“臣听到了命令。”后来阳虎专权，鲁国人服从他，违抗他就会被征杀，死了也对主人没有益处。季桓子说：“有什么后患呢？你能带我投奔孟氏吗？”林楚回答说：“我不敢吝惜生命，只是害怕不能保全主人。”季桓子说：“去吧。”孟氏挑选了三百名强壮的圉人作为公期，在门外筑起房屋。林楚愤怒，马跑到十字路口便奔驰而去。阳越射击他没有射中，筑墙的人关闭了城门，有人从门缝中射杀了阳越。阳虎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叔去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邑的人从东门进入，与阳氏在南门内交战，没有取胜，又在棘下交战，阳氏战败。阳虎脱下铠甲进入公宫，取出宝玉和大弓出来，停留在五父的十字路口，睡觉并进食。他的党徒说：“追兵将要到了。”阳虎说：“鲁国人听说我出逃，高兴于不必被征杀，哪有空闲来追我？”随从说：“唉，快驾车！”公敛阳在，公敛阳请求追击，孟孙氏不允许。阳虎想杀季桓子，孟孙氏害怕而归还了他。子言辨，在季氏的宗庙放下酒爵后离开。阳虎进入讙、阳关叛逃。

《公羊传》说：“盗，指的是谁？指的是阳虎。”阳虎是什么人？是季氏的家臣。季氏的家臣地位卑微，怎么能得到国家的宝物而窃取它呢？阳虎专权于季氏，季氏专权于鲁国。阳虎拘禁季孙、孟孙和叔孙氏，轮流进食，拿着刻刀刻在木板上说：“某月某日将在蒲圃杀我，有力气能救我的就在那天到达，如果那时出来。”临南驾车，阳虎出逃，在他乘车时抵御他。季孙对临南说：“季氏世世代代有恩于你，你可以不让我死吗？”临南说：“力量不足，臣怎敢不尽力？”阳越是阳虎的堂弟，作为阳虎随从的右骖，车几十辆到达孟衢。临南扔掉马鞭并摔下，阳越下车捡马鞭，临南快马加鞭奔向孟氏。阳虎跟随射击，箭射在庄门上，然而铠甲在琴如响起，弑君未成，退回到郊外，都脱下铠甲休息。有人说：“弑杀千乘之君而不能成功，这可以吗？”阳虎说：“那小子得到国家罢了，对大丈夫能怎么样？”拿着刻刀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快驾车，已经驾车。公敛处父率领军队到达，幸然后才得以免祸。从此逃往晋国。宝是什么？璋判白弓，绣质青，纯谷梁传：宝玉，是封圭；大弓，是武王的戎弓。周公受赐藏在鲁国，不是用来给人的，却给了人，叫做丢失；不是应该取得的，却取得了，叫做盗窃。杜氏说：盗指的是阳虎。家臣地位卑贱，名字不被记载，所以称盗。孙氏说：盗，是微贱的称呼。宝玉、大弓，是国家的重器。国家的重器却被盗窃取，那么定公治理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常山刘氏说：宝玉、大弓，是天子所赐，先君的分器，藏在国家，子孙世世代代保卫，不可失坠，却被盗窃取，国家怠慢没有政事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书写“窃”以记录不恭敬的大罪。何氏说：宝，是世世代代珍视使用的词，这些都是鲁国始封时的赏赐。不说“取”而说“窃”，是为了正名。苏氏说：阳虎将要杀季孙斯，没有取胜而出逃，败坏宝玉、大弓于公宫，以实行其称“盗”的陪臣身份。宝玉、大弓，是鲁国的分器。当时阳虎以郓、讙、龟、阴叛逃奔齐，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费叛，都因为地位卑贱而不记载。记载“窃宝玉、大弓”为什么呢？分器重于土地。分器重于土地，是轻视货物而贵重生命。茅堂胡氏说：先王分器，不能谨慎守护，而盗得以在公宫窃取，这是没有政事的验证。所以失地则避讳，失宝玉、大弓则记载，失去记载，得到也记载，重视这件事。陈氏说：虎，是陪臣。取周公的分器出鲁国，没有人禁止。记载说“盗窃宝玉、大弓”，是鲁国无人之言。所以陪臣都不记载，记载阳虎为盗，是治理陪臣。君子作《春秋》，治理到陪臣，这是极点了。庐陵李氏说：谢氏云：宝玉象征德，大弓象征武。先君以文德、武功受此宝玉，世世代代守护并传承，作为国家的宝镇。国家的宝镇，被盗窃取，那么人君不能守护其国，子孙不能保卫其镇，就可以知道了。汪氏说：何休认为季氏驱逐昭公，取宝玉藏在家中，阳虎拘禁季孙，夺取其宝玉。然而昭公的经文不记载失宝玉，而这里记载“盗窃”，那么阳虎是在公宫窃取，而不是从季氏那里取得。

附录【左传·郑驷歂嗣子大叔为政】

【庚敬王十子九年】九年【晋定公十一年，齐景公四十七年，卫灵公三十四年，

译蔡昭公十八年，郑献公十三年去世，曹伯阳元年，陈闵公在位，越王元年，杞僖公五年，宋景公十六年，秦哀公三十六年去世，楚昭公十五年，吴王阖庐十四年。

译春季，周历正月。

附录：《左传》记载：春天，宋国国君派乐大心到晋国结盟，并去迎接乐祁的灵柩。乐大心假称有病推辞，于是宋君改派向巢去晋国结盟，并去迎接子梁的灵柩。子明对桐门右师说：“我还穿着丧服，你却敲钟奏乐，这是为什么？”桐门右师说：“因为丧事不在这里，所以如此。”随后桐门右师告诉别人说：“子明已经生了儿子余，为什么还要放弃敲钟奏乐？”子明听到后，愤怒地对国君说：“桐门右师将对戴氏不利，不肯去晋国，将要作乱。否则，他不会装病。”于是驱逐了桐门右师。郑国驷歂杀了邓析，却采用了邓析制定的竹简刑法。君子认为子然（驷歂）这样做是不忠的。如果有对国家有益的东西，抛弃其邪恶的部分是可以的。《诗经·静女》第三章，取用了彤管；《诗经·干旄》问用什么来告知？取用其忠诚之意。所以采用他的道理，就不应抛弃这个人。《诗经》说：“甘棠树茂盛，不要砍伐，那是召伯休息的地方。”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采用他的道理却不体恤那个人呢？子然这样做无法鼓励贤能之人了。

夏季，四月戊申日，郑国国君虿去世。

得到宝玉和大弓。

《左传》记载：夏天，阳虎归还了宝玉和大弓。《春秋》记载说：“得到器物用具。”凡是获得器物用具称为“得”，得到并加以使用称为“获”。六月，鲁国攻打阳关，阳虎让人焚烧莱门，军队惊慌溃散，阳虎趁机出逃到齐国。他请求齐国出兵攻打鲁国，说：“只要三次进攻，一定能攻取鲁国。”齐侯打算答应他，鲍文子劝谏说：“我曾经在施氏那里做事，鲁国还不可以攻取。鲁国上下仍然和睦，百姓仍然亲善，能够侍奉大国而没有天灾，怎么能攻取它呢？”阳虎是想让齐国军队疲敝，齐国军队疲惫后，大臣必然多有死亡，这时阳虎就会施展他的诈谋。阳虎在季氏那里受宠，将要杀害季孙来危害鲁国，以求得容身之地，亲近富有的而不亲近仁德的，国君怎么能用他呢？国君比季氏富有，比鲁国强大，这正是阳虎想要倾覆的对象。鲁国免除了他的祸害，而国君又收容他，这不是有害吗？齐侯抓住了阳虎，打算把他送到东方，阳虎愿意去东方，于是把他囚禁在西边边境，借用了当地人的车，凿坏车轴，用麻绳捆住车轴带回去，把防灵寝放在车里逃跑了。追赶并抓到了他，囚禁在齐国，他又带着葱灵逃奔到宋国，于是逃奔到晋国，投奔赵氏。孔子说：“赵氏大概会世代有动乱吧？”《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国家的宝物。丢失了它，记载丢失；得到了它，记载得到。《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宝玉和大弓还在国内，如果记载地点就是羞辱，不记载地点是为了不羞辱，厌恶得到它的方式。是在堤下得到的，有人说阳虎是为了安抚众人而归还的。

谷梁子说：宝玉、封圭、大弓，是周武王的战弓。范氏说：封圭，是受封时的玉圭；戎弓，是武王征伐时用的弓。周公接受赏赐后藏在鲁国。有人说：这是夏后氏的璜玉，封父的繁弱弓。杜氏说：璜，是美玉的名字；封父，是古代的诸侯；繁弱，是大弓的名字。子孙世代守护，不敢丢失，以此来彰显先祖的德行，保持肃敬之心罢了。古代王朝更替，大璧、琬琰、天球、夷玉、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箭，蔡氏说：这些都是先王珍视的器物，大璧，是大璧；琬琰，是玉圭的名字；球，是鸣球；夷，是常玉；兑、和，都是古代的巧匠。尧、舜时共工制作精巧，符合法度，所以历代传为宝物。没有不陈列出来的，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先王珍视的东西，传到他的身上，能够保全并归还，就可以免于祸患了。鲁国失去了政权，家臣专权。汪氏说：陪，是重叠的意思。大夫是诸侯的臣子，家臣又是大夫的臣子，所以叫陪臣。即使是先王分赐的器物，尚且不能守护，而被盗贼从公宫窃取，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吗？所以丢失了要记载，得到了也要记载，以此来讥讽国君和执政大臣见识浅陋、不恭敬的程度。这种义理实行，那么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各自就知道自己该守的职分，不敢忽视了。蜀杜氏说：鲁国不能保守国家重器，以致丢失，现在得到了又记载，并不是肯定它从盗贼那里得到，只是直书“得”，以表明它丢失后又得到了。孙氏说：不说是盗贼归还宝玉大弓，是因为盗贼地位卑微，不值得再次提及。番阳万氏说：宝玉大弓，三传的说法不同，但《春秋》的大法不在于此，所以谨慎地记载盗窃和得到罢了。先王分宝玉给伯叔之国，应该世代守护不丢失。而定公被家臣偷窃，等到阳虎认为它对近用没有益处，只当作名义上的东西，而自行归还给鲁国。有四方疆土却查问不到盗贼，不能正国家的典刑，仅仅得到宝玉大弓，政令刑罚的失误，竟到了这种地步，岂不非常可怜吗？唉！接纳莒仆的宝玉，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赐的宝玉？归还楚灵王的大屈，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赐的大弓？起初贪图别人的所有，现在不能保全自己的所有，所以《春秋》讥讽它。赵氏说：《左传》说：凡是获得器物用具称为“得”，得到并加以使用称为“获”。按“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器物用具都合称为“得”，那么宋国的大鼎为什么不称“得”呢？《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因为羞辱。按因为还没有出境就得到了，所以只用“得”来命名。况且记载“窃”，尚且不觉得羞辱；记载地点，又有什么羞辱呢？汪氏说：杜预认为国家的分赐器物，得到它足以作为荣耀，所以重视而记载它。按丢失它，固然足以作为耻辱；然而从盗贼那里得到，却不能讨伐他的罪过，不足以作为荣耀，正好彰显丢失它的耻辱罢了。庐陵李氏说：谢氏说：称之为“得”，是为了表明既丢失后又

译这是正确的。先王所赏赐的东西，没有盛大的德行是不能承受并传承的；如果是窃取来的，史书会记载为“得”，这是史书尊重这种说法的缘故。这种解释是合理的。陆列说：通过努力捕获叫做“获”，比如捕获人或野兽就是这样；不是通过努力捕获而得到的叫做“得”，比如得到宝玉就是这样。所以怀疑《谷梁传》的说法符合事实。如果《左传》认为是阳虎归还的，恐怕没有这种道理。杜氏反而认为这样做对实用没有益处，只是为了名声，所以归还它。阳虎难道会害怕窃取宝玉带来的坏名声吗？大概是他逃跑时，被追赶的人捕获了宝玉罢了。又说：这一年孔子五十岁，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四方都效法他。

译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季，齐侯和卫侯驻扎在五氏。

《左传》记载：秋季，齐侯讨伐晋国，攻打夷仪。敝无存的父亲打算娶妻，他推辞说，要把妻子让给弟弟，并说道：“这次战役，如果我不死，回去后一定要娶高氏的女子为妻。”他率先登城，请求从城门出去，死在屋檐下。东郭书谦让着不先登城，犁弥跟随着他，说：“你谦让而居左，我谦让而居右，让登城的人断绝后路然后下来。”东郭书居左，犁弥先下来。东郭书和王猛休息，王猛说：“我先登城。”东郭书收起铠甲说：“刚才的危难，现在又有了危难。”王猛笑着说：“我跟随你，就像车辕两侧的马跟随中间的马一样。”晋国的战车千辆在中牟，卫侯将前往五氏，占卜是否经过中牟，卦象是“焦”。卫侯说：“可以。”卫国的战车占一半，寡人占一半，兵力相当。于是经过中牟。中牟人想要攻打他们，卫国的褚师圃逃亡在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但国君在那里，还不可战胜。”齐军攻克城池而骄傲，他们的将领又地位低贱，遇到他们必定能打败他们，不如跟随齐军。于是攻打齐军，打败了他们。齐侯把禚、媚、杏三地送给卫国。齐侯赏赐犁弥，犁弥推辞说：“有先登城的人，我跟随他。”他戴着白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衣服。齐侯派人查看东郭书，说：“原来是这位先生。”我赏赐你。齐侯赏赐东郭书，他推辞说：“那是宾客。”于是赏赐犁弥。齐军驻扎在夷仪时，齐侯对夷仪人说：“得到敝无存的人，可以免除五家的赋税。”于是找到了他的尸体，齐侯三次赠送丧服，给他犀牛角装饰的车和直柄的伞，并先送他回国，让驾车的人坐着，用军队为他哭丧，亲自推挽灵车三次。杜氏说：“五氏，是晋国的地方。齐侯在五氏，卫侯前往援助他。”任氏说：“这是讨伐晋国，不记载‘伐’而记载‘次’，是因为晋国实际上是大国，不敢轻易讨伐。开始在沙中结盟，驻扎在五氏，又驻扎在垂葭，又驻扎在蕖蒢，直到哀元年才讨伐，他们想要有所施展，已经很久了。”陈氏说：“外国军队驻扎，自从厥貉以来没有过，这里再次出现，再次出现是什么意思？中原没有霸主。齐、卫讨伐盟主，所以不记载‘伐’，这是《春秋》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在襄公二十三年曾经记载齐国讨伐晋国，到这里却不记载，为什么？齐国开始背叛晋国，诸侯还有盟主。前年郑国背叛晋国，在咸地结盟齐国；卫国背叛晋国，在沙地结盟齐国；明年与齐国讲和，鲁国也背叛晋国，诸侯没有盟主了。有盟主不是好事，没有盟主不是小事。所以《春秋》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汪氏说：“杜预说忌讳讨伐盟主，所以不记载‘伐’，但是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齐侯于是讨伐晋国，为什么不忌讳呢？有人说中原没有霸主，《春秋》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所以不说‘伐’，但是文公元年记载卫人讨伐晋国，为什么不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呢？”庐陵李氏说：“齐、卫三次驻扎后才讨伐，胡氏没有传注，大概与前次驻扎后讨伐一样，罪过在于包藏祸心。”谢氏认为罪过在于无事而出兵，所以记载‘次’，这又与无名妄动的例子相同了。总之，两种解释都可以通，而陈氏的说法又得到了圣人的微意。大致齐、卫虽然有轻视晋国之心，但晋国力量尚强，两国不过是侵扰触犯其境内，不敢公然说讨伐。杜氏根据告捷的说法，或许如此，但圣人也根据他们的告捷而记载，以显示贬低齐国、保存晋国的意思。

秦伯去世，冬季安葬秦哀公。

襄陵许氏说：秦国自从晋悼公以后，渐渐不再见于《春秋》，就知道秦国大概退保西戎，军旅礼聘之事不再与中原交往了。辛敬王二丑十年。十年。晋定公十二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卫灵公三十五年，蔡昭公十九年，郑声公胜元年，曹阳公二年，陈闵公二年，僖公六年，宋景公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公十六年，吴阖庐十五年。

春季，周王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杜氏说：平息前八年两次侵齐的怨恨。张氏说：与齐国讲和，是我的意愿。庐陵李氏说：谢氏说：此前鲁国多次侵齐，齐国多次伐鲁，到孔子为相，与齐国释怨相平，而齐国接受，所以鲁国与齐国讲和。讲和，是一国所愿，所以不称公。与齐国讲和，是对方想讲和而我与之讲和；与齐国讲和，是我想讲和而对方顺从我讲和。孔子为相鲁国时，以德亲近安抚邻国，讲求信用修好和睦，而两国在此讲和。能遵循其道，那么即使天下之大，也可以得到讲和，难道只是一齐国吗？宋、楚的讲和起于下，所以记载人；齐、鲁的讲和起于上，所以记载国。这个说法固然好，但是急切地讲和，恐怕也不是圣人的意思。胡氏的说法见暨平下，详见隐六年。

夏季，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鲁公从夹谷回来。

《左传》记载：夏季，鲁公在祝其会见齐侯，祝其就是夹谷，孔子为相。犁弥对齐侯说：“孔子懂礼而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兵器劫持鲁侯，必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他。孔子带着鲁公退后说：“让士兵拿着兵器，两君和好，而蛮夷的俘虏用兵器扰乱，这不是齐君命令诸侯的方式。蛮夷不谋划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华，俘虏不干预盟约，兵器不逼迫和好，对神是不祥，对德是违背道义，对人是不守礼节，您一定不会这样。”齐侯听到后，立刻避开他们。将要结盟时，齐人在盟书上加上：“齐军出境，如果不以三百辆甲车跟随我，有如此盟。”孔子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如果不归还我汶阳的田地，我以此共命。”

译（前文省略），也像这样。」齐侯准备设享礼招待鲁定公，孔丘对梁丘据说道：「齐鲁两国交往的旧例，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盟约已经缔结，又要设享礼招待，这是让办事的臣子辛劳。况且，祭祀用的牺牲和象尊不出宫门，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合奏，享礼的器物如果齐备，这是废弃礼制；如果不齐备，那就像用秕稗充数。用秕稗充数，是使国君受辱；废弃礼制，名声恶劣。您何不考虑一下？享礼是用来彰显德行的，不能彰显德行，不如不做。」于是齐侯最终没有举行享礼。齐国人送还了郓、讙、龟阴的田地。《谷梁传》说：离防之会没有记载齐国归还土地，为什么这里要记载呢？这是表示对这件事的危惧，说：「既然表示危惧，就用归还土地来记载，为什么还要表示危惧呢？危惧的是什么？」回答说：「在夹谷的盟会上，孔子担任相礼，两国国君登上盟坛，两国相礼互相作揖，齐国人鼓噪而起，想要捉拿鲁国国君。孔子历阶而上，只差一级台阶，便看着齐侯说：「两国国君和好，夷狄的百姓为什么来这里？」命令司马制止他们。齐侯退让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退下后对那几位大夫说：「那个人率领他的国君实行古人的道义，你们却率领我进入荒远蛮夷的风俗，为什么还要罢免防地的守备？」齐国人派优施在鲁国国君的帐幕下跳舞，孔子说：「戏弄国君的人，罪当处死。」派司马执行法令，优施的头和脚从不同的门抬出。齐国人送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有文治，也必须有武备。孔子在夹谷的盟会上就体现了这一点。何休说：「记载归还土地，是因为在夹谷的盟会上，齐侯表演侏儒之乐，想要捉拿鲁定公。孔子说：「平民而迷惑诸侯的，应当诛杀。」于是诛杀了侏儒，头和脚分开放置。齐侯非常恐惧，屈节听从教导，因为得到了好处所以归还土地。」张氏说：「夹谷，是鲁国的土地，汉代东海郡祝其县有夹山」

译夹谷的盟会，孔子担任相礼。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带兵胁迫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他的建议。两国君主登上盟坛，两国相礼互相作揖。齐国人鼓噪着站起来，想要拘捕鲁君。孔子历阶而上，没有走完最后一级台阶，就看着齐侯说：“两国君主结好，却让边远夷狄的俘虏用兵器扰乱盟会，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做法。边远之人不图谋中原，夷狄不扰乱华夏，俘虏不干扰盟约，兵器不胁迫友好。这在神灵面前是不祥的，在道德上是违背道义的，在人事上是失礼的。”齐侯立刻制止了他们，并告诫他的臣下说：“孔丘率领他的君主践行古人的道义，你们几个人却让我得罪了鲁侯，这该怎么办呢？”晏子说：“小人谢罪用言辞，君子谢罪用实质；君主既然已经知道过错，就用实质来谢罪吧。”于是归还了郓、讙、龟阴的田地。孔子一句话，威势重于三军，也只是顺应了道理罢了。所以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而强暴众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有人问夹谷的盟会，孔子几句话说什么就能击退莱人的军队？朱子说：毕竟齐国常常欺负鲁国，鲁国常常不能与之争辩。却忽然有一个人来，用礼义质问他们，他们怎么能不动容？就像蔺相如，秦王击缶，也是平常欺负赵国，忽然被一个人如此强硬地顶撞，他们怎么能不动容？家氏说：犁弥的奸诈，莱夷的胁迫，如果不是我们圣人担任相礼，端正容貌，发出言辞，有办法遏制齐人的强暴，那么定公几乎不能幸免，而鲁国的危险就严重了。导致危险的缘故。刘氏说：谷梁传认为因为土地导致危险，不对。两国盟会，都以土地作为致礼，这是常例罢了。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晋国赵鞅包围卫国，是为了报复夷仪之战。起初，卫侯攻打邯，在寒氏与午交战，修筑其西北城墙并驻守。宵熸以及晋国包围卫国时，午率领七十名步兵在卫国西门杀人，说：“请为寒氏之战报仇。”涉佗说：“先生确实勇敢，但我前往必定不敢开门。”也率领七十名步兵在早晨守门，步兵左右都到达并站立得像木桩一样，直到中午不开门，才退回去服役。晋国人追究卫国的叛乱，所以说：“因为涉佗而成何。”于是逮捕涉佗以求与卫国讲和，卫国人不同意，晋国人就杀了涉佗，成何逃奔燕国。君子说：“这就叫做抛弃礼义，必定不会钩连。”《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义，为什么不快点死。”涉佗也快点死了啊！襄陵许氏说：“如果晋国有办法报复齐国，那么卫国可以不用出兵就臣服了。现在包围卫国却不能使其臣服，就只足以坚定齐国跟随晋国罢了。”家氏说：“记载包围不记载征伐，是不赞许征伐。”庐陵李氏说：“作为霸主而包围同盟国的，只有宋襄公包围曹国、赵鞅包围卫国而已。晋国自从召陵以后，凡是用兵都记载‘侵’，是因为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这次战役记载‘围’，是因为武力不足以使人信服。”

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齐国人为什么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齐国人因此来归还这些田地。程子说：“齐国信服道义而请求归还，记载‘来归’，史官不记载，解释在哀公八年。”杜氏说：“三个城邑都是汶阳的田地。泰山博县北有龟山，龟阴的田地在它的北面。”任公冉说：“桓公三年的讙，杜氏认为是鲁地，济北蛇丘县有讙亭，而汶水经过济北到东平须昌流入济水。郓就是昭公时齐国夺取用来安置鲁公的地方，到这里一并归还给鲁国。两个城邑与龟阴都在汶水北边。”

齐国人以前曾经归还过济西的田地，后来曾经归还过讙和阐，而这里唯独记载‘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定公、齐侯在夹谷盟会，孔子代理相礼，配备左右司马跟随，到了盟会，所以用礼相见，击退边远俘虏，拒绝兵车的命令，而罢免野外享礼的设置，因此齐侯归还三个城邑以

译谢罪认错，所以扬子《法言》说：孔子在鲁国被任用，齐国人恭敬地归还了侵占的疆土。鲁国没有任用真正的儒者，所以如此。如果任用真正的儒者，在天下就没有对手。桓公以道义责备楚国，楚国人请求结盟；孔子以礼制责备齐国，齐国人归还土地，都记载为“来”，这是为了叙述功绩。《春秋》是孔子的笔削之作，他自己叙述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万物防范于自身，万象形态各异但本体相同，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百王时代不同但精神相同。对于上位者都安适而没有所避讳的，对于自我都真诚而没有所遗忘的。他说“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因此上天自己安处，又有什么嫌疑呢？陈氏说：没有说“来归田”的，说“来归”必定是从外面来到，像郑国来归还枋地和齐国来归还卫国宝物就是这样。郓、讙、龟阴之地说“来归”，这是因为这是齐人的意愿。济西说“取”，讙、阑说“取”，郓、讙、龟阴不说“取”，这是因为这是齐人的意愿，那么这还是齐国的田地，所以从外来，常文与归还卫国宝物相同。齐国在天下强大，讨伐盟主，在鄟陵会合诸侯了，于是愿意归还田地，这是因为孔子在夹谷设防的缘故。说《春秋》的诸侯不足以用来行善，这不是顺应人心的论调。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成功了。高氏说：“孔子夹谷之事，别人可能做到；但让大国失守，悔过效顺是别人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修养诚意的极致，崇尚德行的素朴，感动了他人的天性，譬如干羽舞来感化有苗，不是依靠智慧的人所能推测的。”家氏说：“取济西，取汶阳，记载‘取’不说‘归’，因为依靠大国而得以归还，所以记载为‘取’。归还济西，归还讙及阐，归还疆土。说‘归’不说‘来归’，因为请求之后才得到，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归还的。只有郓、讙、龟阴的归还，记载‘齐人来归’，说齐人自己把故疆来归还，不是借助兵力智谋而得到的，这叫做‘自归’。与其他‘归疆’有所不同。圣人道化所感，强暴之人因此改变心意，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读《春秋》到这里，可以相信圣人的道不是空话，儒者的学问果然不是没有实效的。左氏所记载的兹无还的回答，浅陋了。庐陵李氏说：‘孔子这一年任大司寇，十二年派仲由做季氏的家宰，毁坏三都。大概圣人用王道教化齐国，而齐景公信服道义；用王道治理鲁国，而三家毁坏城邑。所谓改变齐国、改变鲁国的契机，大致在这里显现。’谢氏说：‘记载“来”的，不是我向齐国索取，齐人到鲁国归还，是因为德行的悦服，人心早已如此。’参考诸家，应当以谷梁和《史记》谢罪认错的说法为正确，左氏所记载的孔子请求齐国归还汶阳的话，是错误的。

译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起初，叔孙成子想要立武叔为继承人，公若藐坚决劝谏说：“不可以。”成子还是立了武叔，随后去世。公南派刺客射杀武叔，没能杀死。公南担任马正，派公若担任郈邑的长官。武叔地位稳固后，派郈邑的马正侯犯去杀公若，没能成功。公若的车夫说：“我拿着剑经过朝廷，公若一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说是您的，他一定会观看。我假装剑鞘坚固而递给他，到剑尖时就可以杀他了。”侯犯让他照此办理。公若说：“你想把我当吴王僚那样刺杀吗？”于是杀死了公若。侯犯凭借郈邑叛乱。武叔懿子包围郈邑，未能攻克。杜氏说：“侯犯因为不能完成武叔的命令，所以叛乱。”任公辅说：“东平无盐县东南有郈乡。”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秋天，两位大夫以及齐国军队再次包围郈邑，未能攻克。叔孙对郈邑的工师驷赤说：“郈邑不仅仅是叔孙氏的忧患，也是国家的祸患，将怎么办？”驷赤回答说：“我的计策就在《诗经·杨之水》最后一章的四句话里了。”叔孙叩头致谢。驷赤对侯犯说：“居住在齐鲁边境而没有事做，必定不行。您何不向齐国求取事做以威慑百姓，不然将要叛乱。”侯犯听从了他。齐国使者到来，驷赤和郈邑的人在郈邑中宣告说：“侯犯将要把郈邑交换给齐国，齐国人将迁移郈邑的百姓。”众人惊恐害怕。驷赤对侯犯说：“众人的议论不同了，您不如交换给齐国，与其死在这里，还是这个郈邑，却能得到宽缓，何必在这里？”齐国人想借此逼迫鲁国，必定加倍给您土地，何不多在您的门上存放铠甲以备不测。侯犯说：“好。”于是多存放了铠甲。侯犯请求交换给齐国，齐国的官吏查看郈邑即将到达，驷赤让周走呼喊说：“齐国军队到了！”郈邑人大惊，穿上侯犯门上的铠甲包围了侯犯。驷赤将要射杀侯犯，侯犯制止他说：“您谋划让我免死，侯犯请求离开。”驷赤答应了他。驷赤先到了宿邑，侯犯殿后，每出一个城门，郈邑人就关闭城门。到了外城门，制止他说：“您带着叔孙氏的铠甲出去，官吏如果诛杀您，群臣害怕死。”驷赤说：“叔孙氏的铠甲有标记，我不敢带出去。”侯犯对驷赤说：“您停下来给他们数数。”驷赤停下来接纳了鲁国人，侯犯逃奔齐国。齐国人于是把郈邑归还给鲁国。

郈邑是叔孙氏的封邑。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史书没有记载。记载包围郈邑，那么叛乱就可以知道了。两次记载两位卿帅师包围郈邑，那么强大也可以知道了。天子失去正道，征伐由诸侯发起，而后大夫强大；诸侯失去正道，征伐由大夫发起，而后家臣强大。违背礼制的程度越严重，失去权力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征伐由诸侯发起，十代很少不失去权力的；由大夫发起，五代很少不失去权力的；家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很少不失去权力的。朱熹说：《论语》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两章，怀疑都是定公时的言论。三家专权鲁国，日子已经很久了，到这时家臣争着叛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春秋》制定法则，本于忠恕，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强加给别人。所以厌恶上级的，不拿来使唤下级；厌恶下级的，不拿来侍奉上级。这几个人只知道倾覆公室来扩张自己，却不知道家臣在后面模仿他们。凡是这类事情，都据事直书，深切显明了。蜀地杜氏说：大夫攻打叛乱的封邑，从夏天到秋天两次用兵包围，《春秋》分开文字记载，不等待贬斥而贬斥已经明显了。朱熹说：《春秋》之初，只是诸侯抗衡，后来诸侯无可奈何，便被大夫专权；及到大夫稍显无可奈何，又被家臣擅权。就像唐朝的藩镇，起初是节度使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侯之类都杀了节度使，也来掌权。夫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极其分明。汪氏说：鲁国作为诸侯却僭越天子，三桓作为大夫却专权鲁国，侯犯作为家臣却叛乱，叔孙都是上行而下效。叔孙不知道改过迁善，退守臣子的职责，使家臣感化，却率领重兵包围他的封邑；又不能明示他的罪行，讨伐诛杀他，反而让侯犯的僚属驷赤多方使用欺诈的计谋，诱使他出走，这是教唆全国的人又习惯于欺瞒上级的举动，失去了政令刑罚了。谄媚诡诈欺诳，虚伪不诚实，下级用这个叛乱上级，上级用这个危害下级，即使侥幸战胜，怎么保有国家呢？

宋国的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髙氏说：辞别使者不是重大谴责，而谗言乘虚而入，罪责连累上级了。王氏说：宋公听信谗言而刑罚没有章法，固然可以归罪。但是大心不能承担象国的危难，而进退没有依据，并且挟持诈术来逃避事端，怎么能自安呢？所以经文也直书以记录他的过错。

宋国的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宋国的公子地宠幸蘧富猎，把他的家产分成十一份，把其中的五份给了蘧富猎。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宠幸向魋。向魋想要白马，宋公取来把马尾巴和马鬃染红给了向魋，公子地愤怒，让他的徒众殴打向魋并夺回白马。向魋害怕，将要逃跑，宋公关上门哭泣，眼睛都肿了。同母的弟弟辰说：“您分家产给蘧富猎，却唯独轻视向魋，也有偏颇。您为君主守礼，不过出逃到边境，君主一定会留住您。”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公没有阻止他。王氏说：“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像公子地这样的人，也很骄横了。所以《春秋》用自奔的文字记载。”

译庐陵李氏说：“《经》书中称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传》也只称公子地母弟辰，并没有直接指明，所以不能认为是景公的弟弟。杜氏因为辰有‘迋吾兄’的说法，于是便指明公子地是景公的弟弟辰的哥哥。如果这样，那么史书的笔法为什么一处称公子，一处称弟呢？因为《三传》中都有母弟称弟的记载，于是就把公子地当作庶弟。而先儒不主张母弟称弟的说法，这就又难以讲通了。况且胡氏也说：‘宋公因为嬖臣魋的缘故而失去了两个弟弟，为什么呢？’所以我私下怀疑公子地虽然按辈分是景公的弟弟，但实际上并不是同父的弟弟。”

冬天，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会盟。

译张氏说：安甫，是齐国的地方。家氏说：此前齐国与郑国、卫国在咸地结盟，又在沙地结盟。如今三国再次在防地结盟，对晋国无所畏惧了。此前鲁国接受晋国的命令而对卫国用兵，如今在夹谷结盟，抛弃晋国不再顾念了。然而诸侯虽然背叛晋国，齐国也不能凭借诸侯的顺从而再次称霸。庐陵李氏说：谢氏说：在安甫结盟，是因为卫国遭受晋国的祸难。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左传》记载：武叔出使齐国，齐侯设宴款待他，说：“子叔孙，如果郈地处在您国君的边境之外，我哪里会知道呢？因为它与我国接壤，所以敢帮您担忧这件事。”武叔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国君的期望。我们侍奉您，是为了划定疆界、安定社稷，因此才敢用家臣的劳力来烦劳您的办事人员。那无德的臣子，是天下人所厌恶的，您难道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君的恩赐吗？”杜氏说：“这是谢齐国归还郈地。齐国因为归还郈地而感激叔孙，叔孙说道义在于讨伐恶人，这并不是用来恩赐我们国君的。”高氏说：“夹谷之盟，齐国归还了郓、讙、龟阴等地，侯犯带着郈地投奔齐国，齐国人又归还了郈地，因此叔孙前往齐国致谢。”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左传》记载：辰为此事请求，宋公不听。辰说：“这是我欺骗我的兄长啊，我带着国人出逃，国君和谁相处呢？”冬天，同母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杜氏说：“暨，是‘和’的意思。”宋公宠爱向魋，不听辰的请求。辰愤怒，带着大臣出逃，虚情假意地请求却自生怨恨，称他为“弟”，是显示他是首恶。仲佗、石彄都是国家卿大夫，不能匡正君主、平定祸难，反而被辰率领出逃，直呼其名，也是谴责他们的罪过。

根据《左传》，宋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把它们给了桓魋，地愤怒，鞭打魋，夺回了马。魋害怕，打算逃跑。宋公哭着挽留他。同母弟辰说：“您作为国君，礼制上不过越过国境，国君一定会阻止您。”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公没有阻止。辰为此事请求，宋公不听。辰说：“这是我欺骗我的兄长啊，我带着国人出逃，国君和谁相处呢？”《春秋》记载：“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其中称“弟”，是谴责宋公因为宠信魋的缘故，失去了两个弟弟，没有亲近亲人的恩情。称“暨”，是谴责辰因为兄长的缘故，率领大夫出逃，没有尊重君主的道义。家氏说：辰对于国君是同母弟，而地则是众多公子之一。景公因为宠臣的缘故导致两个弟弟出逃，辰因为地的缘故自我断绝与君兄的关系，又率领仲佗、石彄与他们一同前往。佗、彄身为卿佐，有世代侍奉的职责，却与辰一起出逃。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臣子不忠诚，这一条记载同时贬斥了他们。所谓“暨”，是不得已的措辞，又可见仲佗、石彄被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气节。孙氏说：佗、彄是宋国大臣，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被辰强行拉走，所以说“暨”，是互相讥讽。刘氏说：何休说：“辰说‘暨’，是表明佗、彄强行与他一起出逃”，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辰的罪过就轻了，为什么反而排在前面呢？又为什么在入萧时记载“及”呢？《公羊传》说：“暨就是暨暨，不得已的意思。”不知道是指自己不得已呢，还是指他人不得已呢？在我看来，是“暨”使他人不得已，这是对的。“暨”的意思，是强求、亲近，所以说“暨暨”，因为“暨”的缘故，他人不得已跟随他，这就明白了。庐陵李氏说：“暨”字的含义，如果按照《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那么是辰被仲佗、石彄胁迫；如果按照杜氏、胡氏、刘氏的说法，那么是仲佗、石彄被辰胁迫。根据《左传》的事迹考察，胡、刘的说法符合事实，但在“暨”字的字义上不通；如果按照《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则与“暨”表示平等的字义稍为契合，但又与事实相左。只有谢氏说：仲佗、石彄是首恶，构陷公子，辰不能拒绝而跟随他们，所以记载“暨”。辰凭借同母弟的宠爱，权势显赫，以至于两位卿大夫挟持他作乱，所以记载“弟暨”，意思是他们是首恶而我与他们一起出逃；记载“及”，意思是我为主而他们跟随我出逃。记载“暨”，是将首恶归于仲佗、石彄而谴责他们。入萧时记载“及”，是将首恶归于宋公之弟辰而谴责他。根据《公羊传》《谷梁传》的疑惑，或许能领会经文的深意。

【壬敬王二寅十一年】十一年【晋定公十三年，齐景公四十九年，卫灵公三十六年，蔡昭公二十年，郑声公二年，曹阳公三年，陈闵公三年，〇僖公七年，宋景公十八年，秦惠公二年，楚昭公十七年，吴阖庐十六年】

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谷梁传》说：宋公的弟弟辰没有失去弟弟的身份，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是以尊贵者连及卑贱者；从陈国，是陈国有所供奉；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进入是内部不接受，以是不应该，叛就是直接叛乱。刘氏说：《谷梁传》说辰没有失去弟弟的身份，这是不对的。公子没有离开国家，而辰抛弃亲人出逃，结党作乱，说他没有失去弟弟的身份，这是什么意思？荒谬极了。

夏天四月

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左传》记载：宋公同母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发动叛乱。秋天，乐大心跟随他们，成为宋国的大祸患，这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杜氏说：“萧，

译宋邑】出逃到陈国就称“暨”，进入萧国以叛乱就称“及”。“及”不是迫不得已的用词，而是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意思。侍奉君主的人，可以贫穷、可以低贱、可以杀身，但不可让他作乱。现在迫不得已而轻易离开国家，还可以说得过去。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反而决意背叛君主，那么就没有首犯和从犯的区别，他们的罪行同等施加，所以不称“暨”而称“及”。【刘氏说：“暨”不是出于本愿，是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因为迫不得已，就不是大臣应有的行为，何况是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人呢？他出逃时称为“暨”，他进入时称为“及”。“及”不是迫不得已的说法，而是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说法。侍奉君主的人可以贫穷、可以低贱、可以杀身，但不可让他作乱，对于君主和父亲不能有谋逆的念头，有了念头就要诛杀，何况占据城邑去攻打他的君主呢？他们的罪行同等施加。何氏说：宋辰说“及”，是因为后来急切地应当承担重罪】四位卿大夫在萧国叛乱，而大心从曹国跟随他们，他们的叛乱意图可知了，所以不记载“叛”而记载“入于萧”。【杜氏说：进入萧国，是跟随叛乱的人，叛乱意图可知，所以不记载“叛”】“入”是逆乱的用词，记载“自陈”、“自曹”，是勾结邻国进入叛乱，陈国和曹国的罪行也就显明了。【范氏说：自陈，是陈国以武力相助。庐陵季氏说：这条中“及”字，公羊传的注解说得对，胡氏的说法本于刘氏，详究其意，大概认为前面的“暨”字是宋辰迫不得已而胁迫两位卿大夫出逃，后面的“及”字是宋辰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而胁迫两位卿大夫叛乱。然而语意不明，终究以上面的“暨”字属于仲佗、石彄，下面的“及”字属于宋辰的说法值得怀疑】

译冬天，鲁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回到郑国主持盟会。

【《左传》记载：这是鲁国开始背叛晋国。杜预说：这是为了平定鲁国在鲁宣公六年侵郑夺取匡地所结下的怨恨，鲁国自从鲁僖公以来一直服从晋国，到现在才开始背叛。家谟说：自从晋文公称霸，鲁国常常侍奉晋国，中间虽然也曾依附楚国或齐国，但不敢公然与晋国断绝关系。去年与齐国讲和，现在又与郑国讲和，既然背离了晋国，不得不树立党羽来自我巩固。吴澄说：与郑国讲和，是因为我方想要这样，郑国的卿不来盟会，而我方的卿前往主持盟会。陈祥道说：记载“输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及郑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就是《春秋》的始终之道。许翰说：晋国作为晋国依然如故，鲁定公也没有其他恶行，而诸侯离心离德，是因为政令出自多门，贿赂谗言昏乱其间，就无法号令天下，最终导致拘捕乐祁犂的事件。李格非说：晋国的霸权到了这个地步，诸侯都背叛了。然而鲁国背叛晋国本来始于与齐国讲和的时候，不在与齐国讲和时称其为背叛晋国，大概是因为在《春秋》期间，鲁国对齐国和晋国本来就是两相侍奉的。这一条应当与郑国输平一起看待。癸卯，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晋定公十四年，齐景公五十年，卫灵公三十七年，蔡昭公二十一年，郑声公三年，曹阳公四年，陈闵公四年，杞僖公八年，宋景公十九年，秦惠公三年，楚昭公十八年，吴阖庐十七年】

　　春天，薛伯定去世。

【汪克宽说：他在位十三年，儿子比继承爵位。】

　　夏天，安葬薛襄公。

【高闶说：《春秋》记载薛国国君去世有三次，记载安葬时不记日期和月份，是史官文字简略的缘故。】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

【《谷梁传》说：堕，就是取的意思。孙觉说：堕，就是毁坏。当时三桓的城邑都修筑城墙来自我巩固，所以他们的家臣凭借这些城邑发动叛乱，于是毁坏这些城邑。】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左传》记载：夏天，卫国公孟彄讨伐曹国，攻克了曹国的郊邑，撤退时滑罗殿后，没有退出队列。他的车夫说：“殿后却在队列中，这难道不是没有勇气吗？”滑罗说：“与其平时严厉，宁可被视为没有勇气。”杜预说：“彄，是孟絷的儿子。”家谟说：这里与十三年再次记载卫彄讨伐曹国，是为了彰显中原没有盟主。】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毁坏费邑。

【《左传》记载：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座城邑。于是叔孙氏毁坏了郈邑，季氏将要毁坏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鲁定公与三位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的台。费邑的人攻打他们，没能攻克。攻入到鲁定公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讨伐他们，费邑的人败退，国人追击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这两个人逃奔到齐国，于是毁坏了费邑。《公羊传》说：为什么率领军队毁坏郈邑？率领军队毁坏费邑？孔子在季孙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卿大夫家中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率领军队毁坏郈邑，率领军队毁坏费邑。雉是什么？五块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百雉为一座城。何休说：记载这件事，是赞许鲁定公任用大圣之人恢复古制、增强国势。又说：“八尺为一板，百雉总共二万尺，周长十里三十三步三尺，这是公侯的规制。”】

按照《左传》的记载，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座城邑。于是叔孙氏毁坏了郈邑，季氏将要毁坏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鲁定公与三位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的台，费邑的人攻打他们，攻入到鲁定公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讨伐他们，这两个人逃奔到齐国，于是毁坏了费邑。《礼记》说：“国家的兵车不超过一千辆，都城的城墙不超过百雉，卿大夫的财富不超过一百辆兵车，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是有叛乱的【见《坊记》】，所以卿大夫家中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是礼制所应当谨慎遵守的。郈、费、成，是三家大夫的城邑，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三位卿大夫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邑，公室想要扩张势力却做不到。三桓势力已经衰微，家臣专权，凭借这些城邑，多次发生叛乱，三家也无法控制【刘敞说：三家无法控制，以至于多次围攻而不能攻克，率领军队之后才毁坏。成邑强大而不顺从，鲁公围攻而不能攻克，拥有天下却不谨慎于礼制，末流的祸患可以说得尽吗？】于是向孔子请教，于是毁坏了三座城邑【何休说：郈、费，是叔孙氏、季氏的封邑，两位大夫的家臣多次叛乱，对此感到忧虑而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家臣执掌国家命脉，采邑之长多次叛乱，是因为城邑有城池的坚固，家中有甲兵的储备。季氏听从他的话而毁坏了这些城邑】，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以此作为开端。推广施行于鲁国作为准则，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凡是侵吞小国而得到的，必定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诸侯大夫各自谨慎于礼制，不把自己厌恶的事施加于下属，也不把自己厌恶的事用来侍奉上级，上下互相顺从而王道得以施行。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见效，三年就可以成功【朱熹说：毁坏城邑这件事，孔子趁着时机来做，如果逐渐扫除掉，其势力自然削弱，可以恢复正统。又说：他一开始只是说透了季桓子，桓子事事信任他，所以做得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桓子就不信任他了。高闶说：毁坏城邑以至于要率领军队，说明城邑的力量足以抵抗。王应麟说：毁坏郈邑用了一位卿，毁坏费邑用了两位卿，是因为费邑比郈邑强大。陈祥道说：记载】

译叔孙氏拆毁了郈邑，季孙氏拆毁了费邑，这是因为这两家的心愿。当时三家专权于鲁国，甚至赶走了鲁昭公。于是他们愿意拆毁自己的都邑，这是因为孔子担任鲁国相国。认为春秋时期的大夫不足以行善，这是不推究人的本心之论。苏氏说：“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孔子以寄居之臣的身份掌握政事，仅用一个月就能用治世的礼法来约束衰世的臣子，拆毁名都，收缴私藏的甲兵，而三桓并不怀疑孔子会危害自己。这就是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表现。孔子的圣德，在行事上体现到如此程度，是毫无疑问的。”张氏说：“毁掉他们所倚仗以自固的东西，是用来制约家臣，抑制私家势力，从而恢复强干弱枝的局面。”仲由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是因为南蒯、侯犯叛乱，而为三家出谋划策，使得强臣不敢倚仗强暴而背叛君主，家臣不能凭借坚固的城邑而跋扈，从而使上下都顺从。然而南蒯、侯犯都是因为叛乱成为季孙、叔孙的祸害，所以费、郈都被拆毁。唯独公敛处父正倚仗强暴打败了阳虎，而孟孙氏任用他，所以成邑独自不服从。虽然鲁定公围攻它，但最终也没有攻克。圣人虽然在鲁国被任用，但季孙氏接受女乐而违背孔子，孟孙氏被“假装不知道”的说法所迷惑，暗中与公敛处父勾结。成邑已经违抗命令，而圣人离开鲁国，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永嘉吕氏说：“三家的城邑，他们建立它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家臣占据城邑叛乱，这难道也是三家的利益吗？”南蒯叛乱，侯犯叛乱，公山不狃叛乱，叛乱者接踵而至，难道只是鲁国厌恶他们，三家也厌恶他们。孔子顺应天理而言说，恰好触动了三家的心，所以拆毁郈、费，是三家自己拆毁的。成邑不拆毁以至于被围攻，那是孟氏不愿意拆毁。三家听到孔子的话而拆毁城邑，这是他们天理的萌芽。孟氏听到公敛处父的话而不肯拆毁，这是他们人欲的蒙蔽。天理的萌芽不足以战胜人欲的蒙蔽，然后才不肯拆毁。假使圣人得志在鲁国施政，那么将有不需要动用武力而自行拆毁的情况。鲁国为何不能最终任用孔子呢？胡氏认为围攻成邑之后孔子才摄行相事，道理或许是这样。庐陵李氏说：“《公羊传》在齐国归还田地的记载下说：‘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在拆毁都邑的记载下又说如此。疏解说：‘不违有两种。’按《孔子家语》记载，鲁定公十年，孔子从邑宰升为司空，十一年又从司空升为司寇。那么在担任司空的时候，能够辨别五土的性质，使它们各得其所，被季孙所看重，所以三个月没有违背。齐国人于是害怕而归还了四邑。等到担任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国内没有奸民，七天诛杀少正卯，政治教化大行，季孙看重他，又三个月没有违背。于是有了拆毁郈邑的事。”又说：朱熹说：史传所载，也有很多可疑之处。比如鲁国的司徒、司马、司空这些官职，原本是三家世代担任的，不知道圣人怎么能做得。考察史传，比如臧武仲担任司寇，公鉏出任公马正，想必原本没有另设官职，如果没有其人，就由三家兼任。又说：孟子说“孔子对于季桓子，是见到行为可行而做官”，孔子在定公时做官，却说桓子为什么呢？朱熹说：孔子担任相国，都是由桓子推荐的，等到桓子接受女乐，孔子就离开了。然而孔子也是趁着时机而做的。季氏当时自己无法对付家臣，所以借孔子的力量来除掉他们。又吕氏说：圣人执政，所谓“树立它就树立，安抚它就到来，发动它就和谐”，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同心的人谁不怀念，同气的人谁不感动？仲由以勇猛锐利、超过常人的资质，最先被气所感动，首先提出拆毁都邑的建议。叔孙、季孙二人，也不是仲由所能命令的，大概圣人在上，自有感动，仲由只是激发它罢了。汪氏说：《史记》《家语》说：孔子对定公言说，让季氏的家臣仲由拆毁三都。《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告诉季孙而拆毁两邑。《左传》又说：仲由担任季氏的家臣，将要拆毁三都，叔孙自己拆毁郈邑，季氏将要拆毁费邑，费人袭击鲁国，仲尼命令讨伐他们，于是拆毁了费邑。我怀疑当时定公失政，怎么能命令大夫拆毁城邑？大概孔子以礼制感化季孙，并且让子路担任家臣，然后才拆毁的。记载虽然不同，但认为是圣人教化之功则是一样的。有人说叔孙、季孙自己拆毁私邑，与圣人无关，然而昭公十三年，南蒯凭借费邑叛乱，此前十年，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为什么不在此时拆毁，而一定要等到圣人在鲁国被任用后才拆毁呢？

译秋季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君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杜氏说：这是为了结好背叛晋国的齐国。张氏说：黄，是齐国的地方。《公羊传》写作晋侯，是错误的。汪氏说：隐公六年盟于艾，是齐鲁结盟的开始。接着又有瓦屋、参盟于幽的同盟，于是齐国的霸业就确立了。这次在黄地结盟，是齐鲁结盟的终结。这巩固了背叛晋国的交情，而晋国从此不能再称霸了】

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鲁君从黄地回来。

十二月，鲁君围攻成地，鲁君从围攻成地回来。

【《左传》说：“要拆毁成地，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地，齐国人必定会打到北门，而且成地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地，就等于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就不拆毁。’”冬季十二月，鲁君围攻成地，没有攻克。《谷梁传》说：不是国家才说围，围成地是因为鲁君。为什么记载他危险呢？为什么危险呢？因为成地靠近齐国。”范氏说：“以鲁君的重位去攻打小邑，耻辱就深了。所以在鲁君的事情上说围，让它像对待国家一样”】

按照《左传》，将要拆毁成地时，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地，齐国人必定会打到北门，而且成地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地，就等于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就不拆毁。记载鲁君围攻成地，是因为鲁君强硬。【高氏说：天子命令通行于天下，诸侯命令通行于一国，所以天子不曾有讨伐诸侯的事，诸侯也不曾有讨伐自己国内邑地的事，因为他们的命令一下达就会服从。天下没有王，而诸侯专断命令，所以有王讨伐郑国的事。陪臣专断国政，而权力在私家，所以有鲁君围攻成地的事。叔孙、季孙已经拆毁了郈、费两地，将要拆毁成地而孟氏的家臣不服从，鲁君亲自围攻它。经文记载二子拆毁郈、费，而单独记载鲁君围攻成地，是为了彰显鲁君软弱不能拆毁成地】记载他危险的原因。【何氏说：诸侯不亲自征讨叛乱的邑地，鲁君亲自围攻成地，不能使对方服从，不能把一国当作家，非常危险。如果是从别的国家回来，所以记载危险。襄陵许氏说：国内不记载“至”，记载围攻成地后“至”，是因为鲁国把成地当作列国对待了。杜氏说：在国内而记载“至”，是因为成地强大像列国一样，兴动大众，所以出入都向宗庙报告】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孔子做鲁国的司寇，却不能拆毁成地，为什么呢？按照这一年冬天，鲁君围攻成地没有攻克，过了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然后诛杀少正卯并参与国政，三个月后商贾在市场中守信，男女在道路上有别。等到齐人赠送女乐，孔子于是离开。【《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鲁君围攻成地没有攻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于是诛杀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参与国政，三个月后卖小羊小猪的不虚报价格，男女行路有别，路上不拾遗。齐国人听说后害怕，于是挑选八十名美丽的女子，都穿着彩衣跳康乐舞，送给鲁君，鲁君怠慢政事，孔子于是离开】那么围攻成地的时候，孔子虽然被任用，未能专掌鲁国的政事，而像少正卯那样巧言乱政的人，必定在其中肆意阻挠。成地虽然没有拆毁，但没有人与它结盟，也不能造成祸患。【苏氏说：虽然他们不服从，不能造成祸患】如果圣人得志在鲁国推行，等到满一年，就不等动用武力而自然拆毁了。【陈氏说：成地，是孟孙的邑地，鲁君出行不越境，不记载“至”，记载围攻成地后“至”，是表示危险。当初作三军时，把公室分成三份而各自占有一份，季氏全部征收赋税，叔孙氏使子弟臣服，孟氏取其一半，三家之中，孟氏还算是尊重君主的。最难的是拆毁郈、费，拆毁成地容易，而鲁君亲自率领军队，围攻成地没有攻克，这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齐人送回女乐，三天不上朝，所以孔子以微罪离开。可堂吴氏说：叔孙武叔是毁谤圣人的人，孟懿子是向圣人学习的人。夫子被鲁国任用，而叔孙首先拆毁郈，孟氏却不肯拆毁成，那么圣人的道能在难处实行，不算是喜事；而在易处不能实行，是可叹惜的。五峯胡氏说：孔子做鲁国司寇，拆毁三都，等到成地不拆毁，三家的顾虑改变了，所以经文不说三家，直接说鲁君。江陵陆氏说：圣人的教化已经实行，成地虽然没有在鲁国拆毁，何必要拖延一年？公敛阳情势显露势力屈从，拆毁它很容易。定公为什么贪图速胜，亲自驾车去攻打，轻率地出师，无功而返，这是这一战役。我知道他没有咨询仲尼，大概季路也不在这次行动中。庐陵李氏说：按照朱子语录，三家之中孟氏最弱，季氏最强。强者拆毁了，而弱者反而不能拆毁，是因为强者不觉悟，而弱者觉悟了。有人问拆毁三都的事，费、郈已经拆毁，而成地不能拆毁，是不用夫子才到这一步吗？回答说：既然不用，却为什么围攻成地？当时夫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那么费、郈的拆毁出于意外。等到公敛处父不肯拆毁成地，依次唤醒了叔孙、季孙两家，就做不成这事了。等到齐人把女乐送回，于是离开，不然应当另有处置。而且费、郈的叛乱，屡次成为叔孙、季孙的祸害，所以叔孙、季孙自己就想拆毁。公敛在成地正对孟氏有功，那么孟氏不肯拆毁是应该的。现在看如果按照公羊、谷梁的说法，那么围攻成地不是孔子的意思；如果按照朱子的说法，那么围攻成地的举动，孔子未必不知道。夫负固弗服，虽舜禹文

译君王有所不能避免的情况，就像三苗违背命令，有崇不服从，起初都去讨伐他们。等到班师修德而自行归服，包围却未能攻克，这对圣人又有什么损害呢？观察包围却不再次讨伐，怎么知道这不是班师的意思呢？只是仲尼没有在鲁国始终被任用，所以圣人的教化未能推行，而公室的威严只是徒然受到亵渎罢了。至于胡氏所引用的《史记》，说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到十四年才离开，恐怕未必如此。所以胡宏说：圣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就像天生育万物，随着其本分限度，担任委吏就一定防止会计上的差错，担任乘田就一定使牲畜繁殖，担任宰官而亲近百姓，就制定养生送死的节度，担任司空而划定疆界，就沟洫昭公的墓地；担任司寇而治理奸邪混乱，就诛杀少正卯并拆毁三都。等到成就未能拆毁三家，是考虑到变故了。所以经文不言三家，直接记载说“公圣人，色斯举矣”，哪有第二年由大司寇代理相事的事情呢？所以必定知道其没有的，是考察经文第二年没有更改废立之事，而筑囿大搜，与拆毁三都的意思不相符，因此如此。这种说法似乎符合实情，所以《鲁世家》也将代理相事、诛杀少正卯、参与国政、接受女乐、孔子离开等，都作为十二年的事情。高氏说：《春秋》记载公出行共一百七十六次，而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都是表示危险。隐公在《春秋》开始之时，天下的动乱还不严重，所以虽然有防备盟会侵伐，未曾导致危险。到桓公二年与戎在唐地盟会，十六年防备诸侯伐郑，才开始在这里导致危险。大概桓公弑君自立，敢于与戎外交，又帮助篡位伐郑，过了一年才回来，所以表示危险。庄公、僖公时期盟会最多，而没有导致危险的，是因为当时齐桓公对外抵御荆楚，对内安定诸夏，屡次会合诸侯不使用武力，所以鲁君外出没有其他忧患。只有牡丘之盟超过三个季节，淮地的盟会超过一年，所以导致危险。成公、襄公之间，齐楚争夺霸权，诸侯天天寻找干戈，所以盟会侵伐很少有不到达的。等到萧鱼之盟之后，楚国虽然稍事休息，然而中原各国都是大夫专政，鲁国也有三桓的祸患，甚至有敢驱逐其君而自行废置的，所以终《春秋》之世，公外出很少有不到达的，这即使是讨伐邑邑也导致危险，可以说是危乱之世了。○汪氏说：《谷梁传》说“围成，是大公”，那委屈千乘之尊而亲自包围国中的一邑，其小弱得很厉害，反而认为是大吗？又说“为什么危险呢？靠近齐国吗？”这时防备夹谷，盟会黄地，齐鲁交好，不足以危险。其表示危险的，是定公在陪臣那里受辱，以能返回为幸罢了。

译【鲁定公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齐景公五十一年，卫灵公三十八年，蔡昭公二十二年，郑声公四年，曹阳公五年，陈闵公五年，杞僖公九年，宋景公二十年，秦惠公四年，楚昭公十九年，吴阖庐十八年】

春季，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左传》记载：春季，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此地实为郥氏，他们派军队讨伐晋国，准备渡河。众大夫都说：“不可以。”邴意兹说：“可以。精锐部队讨伐河内，消息必定要几天后才能传到绛都。绛都的军队三个月内不能出河，那么我们就已经渡过黄河了。”于是讨伐河内。齐侯将众大夫的车驾都收归己用，只有邴意兹乘坐轩车。齐侯想与卫侯同乘，便把车让给他。晏子驾车，车上载着铠甲。有人报告说：“晋军到了。”齐侯说：“这是您的车驾，我请求代劳。”于是穿上铠甲与卫侯同乘，驱车前行。又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于是停止。杜氏说：“两位国君打算派军队讨伐晋国，驻扎在垂葭作为后援。垂葭又名郥氏。高平巨野县西南有郥亭。高氏说：‘记载驻扎在垂葭，与鲁昭公九年驻扎在五氏相同。’】

夏季，修筑蛇渊苑囿。

【杜氏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汪氏说：鲁昭公九年修筑郎囿，虽然正值水星昏正、农闲之时，尚且记载修筑以示警戒，何况盛夏时节正在耕耘播种，农事正忙，却役使百姓兴修苑囿，不必贬斥绝笔，罪过已很明显了。从前叔孙昭子说：‘没有苑囿还可以，难道可以没有百姓吗？’由此可以看出鲁国轻视百姓到了极点。襄陵许氏说：鲁国政治不修明，不合时宜地劳役百姓修筑苑囿，只是为了奉养自己罢了，志向不在国家。围成公未能攻克齐国就回国，却有力气做这种事，有什么值得振兴的呢？高氏说：鲁国的苑囿只有一个，成公修筑鹿囿，昭公修筑郎囿，定公修筑蛇渊囿，为什么苑囿这么多？庐陵李氏说：这正与接受女乐的事情类似，定公君臣哪里知道不是自以为齐国已经臣服、强都已经被摧毁、国家闲暇可以游乐呢？这决不是孔子执政时的情况。】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的搜狩。

【高氏说：苑囿，是用来饲养禽兽，等待畋猎的。修筑蛇渊苑囿，现在却在比蒲搜狩，那么苑囿有什么用呢？鲁国既然背叛了晋国，而三桓每天担心别人图谋自己，所以多次举行搜狩。】

卫国的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高氏说：卫国屡次讨伐曹国，是因为曹国没有背叛晋国。卫灵公的志向在于军事，而不知道以礼治国，所以如此频繁地作战。】

秋季，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左传》记载：晋国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口交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午答应了。回去告诉他的父兄，父兄都说：“不可以。卫国是因为邯郸才进贡，如果把人口安置在晋阳，就断绝了与卫国的关系。不如侵犯齐国来谋划这件事。”于是照此办理，把人口归还给晋阳。赵孟发怒，召来午并将他囚禁在晋阳，让他的随从解下剑进入。涉宾不肯，于是派人告诉邯郸人说：“我私下要讨伐午，你们想拥立谁就拥立谁。”于是杀了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乱。夏季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包围邯郸。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并且关系和睦，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准备作乱。董安于听说后，告诉赵孟说：“先做准备吗？”赵孟说：“晋国有命令，首先挑起祸端的人死，事后应对也可以。”安于说：“与其危害百姓，宁可我一个人死，请让我去说和。”赵孟不答应。秋季七月，范氏、中行氏讨伐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了他。《谷梁传》说：“‘以’表示不应当，叛就是直书叛乱。”汪氏说：“晋阳就是太原的别名。】

按照《左传》，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口交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午答应了，回去告诉父兄，父兄都不答应。赵孟发怒，于是杀了午，包围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士吉射的姻亲，并且关系和睦，于是讨伐赵氏。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了他。赵鞅进入晋阳抗拒范氏、中行氏，而经文直书为“叛”，为什么呢？【刘氏说：范氏、中行氏讨伐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到晋阳，那么赵鞅并没有叛乱，是范氏、中行氏逼迫他罢了。经文为什么说叛？《春秋》推究情理定罪，本来就是这样。】人臣独占土地，与君主做交易，这就是篡弑的阶梯，坚冰的警戒，难道没有“无以有已”的道理吗？【《孔子家语》：“无以有已，为人子者无以恶已，为人臣者”】后世大臣有因谗言离间而困顿，拖延时间居住在外，不敢放下武器，最终因忧虑而死的人【《唐书·李光弼传》：相州北邙山的失败，鱼朝恩羞于自己的策略错误，深忌李光弼入骨，而程元振尤其嫉恨他。二人掌权时，谋划中伤他的方法。吐蕃侵犯京师，诏令入援，李光弼畏惧祸患，拖延不敢前行。他在徐州，拥兵不朝见，忧恨成疾而死】也是因为不明白人臣的道义。所以直书“入于晋阳以叛”，“入”是不顺的措辞，“叛”是不赦的罪过【高氏说：占据土地背叛君主叫叛，赵鞅进入晋阳抗拒范氏、中行氏，而不知道投防忌器的道理，所以圣人直书名为叛，以彰显他不奉君命、独占土地兴兵的罪过。陈氏说：赵鞅不是首先挑起祸端的人，为什么都记载为叛？春秋末年】

译家中藏有铠甲的城邑，都是周长百雉的大城了。赵鞅必定逃往晋阳，范寅、吉射必定逃往朝歌，这样他们就都是叛变了。

译冬季，晋国的荀寅、士吉射逃入朝歌，发动叛乱。

《左传》记载：范皋夷在范吉射那里不得宠，因而想在范氏内部作乱。梁婴父被知文子所宠幸，知文子想让他担任卿位。韩简子与中行文子互相憎恶，魏襄子也与范昭子互相憎恶。因此，这五位大夫合谋，打算驱逐荀寅，让梁婴父取代他；驱逐范吉射，让范皋夷取代他。荀跞对晋侯说：“君主命令大臣，首先挑起祸端的人处死，盟书记载在黄河边。如今三位大臣首先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公平了。请一并驱逐他们。”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拥奉国君去讨伐范氏和中行氏，未能攻克。这两人打算讨伐国君，齐国的高彊说：“多次折断手臂，就知道谁是良医。只有讨伐君主这件事不可行，百姓不会支持。我们因为讨伐君主而在此地。三家尚未和睦，可以全部攻克。攻克之后，君主将依靠谁？如果先讨伐君主，这是促使他们和睦。”两人不听，于是讨伐国君。国都的百姓帮助国君，这两人战败，于是又讨伐他们。丁未日，荀寅、士吉射逃奔到朝歌。杜氏说：“朝歌属于汲郡。”汪氏说：“朝歌是卫国的旧都，卫国迁都到楚丘后，朝歌后来归属晋国。”

按《左传》记载，知（音智）文子、韩简子、魏襄子与荀寅、范吉射互相憎恶，打算驱逐荀寅和范吉射，对晋侯说：“君主命令大臣，首先挑起祸端的人处死，盟书记载在黄河边。如今三位大臣首先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公平了。请一并驱逐他们。”于是拥奉国君去讨伐这两人，这两人战败，逃奔到朝歌。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威势服从天下的诸侯，等到大夫专权，贿赂公然盛行，内外离心离德，在平丘示威而齐国背叛，在召陵辞请而蔡国背叛，在沙咸结盟而郑国背叛，在五氏驻扎而卫国背叛，在郑国驻军、在夹谷设防、在黄地歃血而鲁国背叛，诸侯在外背叛，大夫在内背叛，所以在晋阳赵鞅发动叛乱，在朝歌荀寅与士吉射发动叛乱。凭借晋国这样的大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分崩离析却不能守住。《春秋》对于晋国的事，有时省略而不详细记载（汪氏说：文公十五年、十七年在扈地盟会，不记载诸侯；襄公十六年在溴梁盟会，不记载大夫），有时贬低而称“人”（汪氏说：文公九年救郑，郑国四年纳捷菑，十七年伐宋；宣公元年伐郑，二年侵郑，十年伐郑，十六年灭甲氏；成公十六年执季孙；襄公十六年执莒、邾子，十八年执石买，十九年执邾子，二十六年执甯喜，三十年防澶渊；昭公十三年执意如，二十三年执叔孙；定公元年执仲几，六年执乐祁；哀公四年执戎蛮，都贬称“人”），有时记载“侵”来轻视他们（汪氏说：定公四年记载侵楚，八年记载侵郑、侵卫），责备已经很完备了。到了这三卿在内叛乱，直接写在简策上，显现出他们的后果。所以臧哀伯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公然盛行。”晋国卿大夫首先挑起祸端，是因为卫国进贡的缘故；乐祁被拘捕，是因为献杨楯的缘故；蔡侯跟随吴国，是因为荀寅行贿的缘故；昭公不接纳，是因为范鞅行贿的缘故。而晋国从此不能再主持盟会了。所以治理国家要凭借道义而不凭借利益，《春秋》的大法就在这里，体现在行事中也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王氏说：赵鞅进入晋阳，那是他的私邑；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那是公邑。三个人的罪过似乎有等级差别，都记载为“叛”，是因为臣下的邑地是君主赏赐的，占据私邑就是专擅俸禄来周旋了。赵鞅贪婪愤怒，专擅杀戮，他的罪过应当被驱逐；荀寅、士吉射因为赵午的缘故起兵首先挑起祸端，又是无君的表现。所以这三个人逃亡，《春秋》都记载为“叛”。家氏说：人臣不忌惮他的君主，没有不最终作乱的。晋国大夫不忌惮君主，已经很久了。卫国孙林父驱逐君主，晋国大夫从而庇护他。鲁国季孙意如驱逐君主，晋国大夫又从而庇护他。庇护他国作乱之臣的人，都有想作乱的心，而他们的君主昏昧无所觉悟，一切听任他们所为。到了这三卿都叛乱，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庐陵李氏说：晋国六卿，有三个荀氏，荀寅是中行氏，荀跞是知氏，士氏就是范氏，韩氏、魏氏、赵氏，荀、士两家从此灭亡，知氏在《春秋》之后灭亡，所以只说到此。韩、赵、魏三家分晋。）

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左传》：“韩、魏为赵氏请求。十二月辛未日，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公羊传》：“这是叛乱，为什么说‘归’呢？是用土地来匡正国家。怎样用土地匡正国家？晋国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去驱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是什么人？是君主身边的恶人。这是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为什么说叛乱呢？因为没有君主的命令。”《谷梁传》：“这是叛乱，为什么说‘归’呢？是看重他用土地返回。看重他用土地返回，这就是大利。不是大利，也许是为了悔过，也许是为了悔过，那么为什么说叛乱呢？是用土地匡正国家。用土地匡正国家，为什么说叛乱？因为他进入没有君主的命令。”

按《左传》，荀、范逃奔朝歌，韩、魏为赵氏请求，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那么记载“归”，是改换了措辞。韩、魏为他请求，晋侯答应，赵鞅返回而荀寅与士吉射离开国家出逃，就没有人阻难他，所以他回归就容易了。三个人的叛乱，罪过是一样的。赵鞅因为有援助所以得以返回；荀寅、士吉射因为没有帮助，所以最终叛乱。《春秋》记载“赵鞅归于晋”，不是赞同他，而是责备晋侯放纵过失，有罪却没有政刑。叛逆，是人臣的大恶，首先挑起晋国祸端的盟书，既然不能施加刑罚于

译赵鞅奉行天意讨伐以警示乱臣，却又行为不端，顺从韩、魏的请求而允许他回国，这是没有政令刑罚的表现，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吗？陈氏说：栾盈、鱼石还记载为“入至”，赵鞅之后才记载为“归”，这是说晋国没有人的言辞。叛臣到了记载为“归”的地步，那么逃匿的贼人就不值得记录了。这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根源。永嘉陈氏说：乱臣因为叛乱而出逃，而他回来时却与好人无异，因此认为晋国没有政令刑罚。家氏说：《春秋》先记载“赵鞅叛”，接着记载“赵鞅归”，意思是已经叛变的人是不应该回来却回来了，并不是说赵鞅没有罪而回到晋国。先前的儒者有的说记载“归”，是用土地来匡正国家。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用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如果用土地来匡正国家是可以的，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大臣擅自起兵没有罪过，以兵谏为名，真是爱护他们的君主啊。假使后世的贼臣举兵朝向朝廷，以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为名，而实际上想要胁迫君主夺取国家，那么这种说法就是开启这种行为的，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汪氏说：《春秋》记载“赵盾弑君”，又记载“赵盾侵陈”；记载“赵鞅叛”，又记载“赵鞅归”，都是为了责备晋君不讨伐罪人。朱子在《通鉴纲目》中记载“汉梁冀弑帝”，皇帝即位后，增加封赏梁冀一万三千户；唐李辅国杀皇后，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都是为了讥讽天子没有政令刑罚。这符合《春秋》记载“赵鞅叛”与“归”的本意。赵氏说：《公羊传》说：“用土地来匡正国家”，按照礼制，臣子没有私自拥有土地和藏兵的道理，原本是想用私邑的强大来匡正朝廷，这是末大根本小。又说：“兴起晋阳的军队，用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没有君主的命令，所以记载为叛。”如果没有君主的命令，那就是君主与范氏、中行氏同心。君主与他们同心，却擅自起兵讨伐他们，这是逆乱。只是因为君主宽恕而召他回来，所以记载为归罢了。《谷梁传》说：“推崇他用土地返回。”哪有身体回来而土地不回来的道理？这太浅陋了。高氏说：“三子既已出逃，晋侯自认为赵鞅保卫他的封邑，以躲避荀氏、范氏的灾难，实际上不是叛变，所以允许他回来。”先儒把“归”看作善意的辞令，于是说赵鞅有叛变的迹象而没有叛变的心。《春秋》先纠正他的罪过，以激励臣子的节操，这里允许他回来，以扩大君主的恩德，这是不对的。假如赵鞅刚进入晋阳，本来拒绝荀氏、范氏，而没有叛君的心，但是臣子没有君主的命令，就占据土地起兵，这难道可以赦免吗？何况卫国孙林父也记载为“归”，有什么好？庐陵李氏说：“考察‘用土地匡正国家’的说法，出自《公羊传》和《谷梁传》，大大伤害教化，所以不敢采纳。”胡氏已经辨析过了。总之，这条“归”字的含义，陈氏说得很好，而胡氏也说：“假使赵鞅以无罪回到国家，晋国的国法就不施行于叛逆之人了。”前面记载“叛”，后面记载“归”，是责备他赦免逆臣，说法也很好，应当与曹伯“归自京师”的书法一同看待。又说：“记载大夫‘归’的有九次，其余都记载‘自’，只有赵鞅不记载‘自’，季子记载‘来’，元咺记载‘复’，这是特别的笔法。”

译薛国大夫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比。

【汪氏说：比弑杀了惠公，夷即位。】

史书称国名以记载弑君，这是当国大臣的罪责。孙复认为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不对的。三晋拥有国土，占据天下的一半，如果都可以诛杀，刀锯之刑岂不是太滥了吗？颍川人常秩说【汪氏说：常秩字夷甫，是宋嘉祐、熙宁年间的人】孙复对于《春秋》，动不动就定罪，这大概是商鞅的法律吧。把灰倒在路上的有诛杀之罪，走路超过六尺的有惩罚【《说苑》《新序》记载：孙卿说：商鞅对内刻薄刀锯之刑，对外加深斧钺之诛，走路超过六尺的有惩罚，把灰倒在路上的受刑罚】这离人心太远了。王回因此推崇常秩，这是善于评议孙复的人【家氏说：泰山的孙氏说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过度探求经义的结果。儒者辨析道理不详尽，立论失去中道，将像秦汉用法那样，一人做非，流毒一州一道，这不仅是法家的罪过，也是学者用意刻薄深奥，助长了他们的恶行，不可不谨慎。○庐陵李氏说：《春秋》称国名以记载弑君的有四次：莒弑庶其，晋弑州蒲，吴弑僚，薛弑比。啖子说：称国名以记载弑君，是从大臣开始的。胡氏依据此说】

附录【《左传》：起初，卫国公叔文子上朝请求宴请灵公，退朝后见到史鰌并告诉他，史鰌说：“您必定有祸了。您富有而国君贪婪，罪责会波及您吗？”文子说：“是的，我不先告诉您，这是我的罪过。国君已经答应我了，那怎么办？”史鰌说：“无害，您做臣子可以免祸。富有而能做臣子，必定能免于灾难，上下都如此。公叔戌骄傲，他会灭亡吗？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只见过您。骄傲而不灭亡的还没有过，公叔戌必定会参与其中。”等到文子去世，卫侯开始厌恶公叔戌，因为他的富有。公叔戌又将去除夫人的党羽，夫人诬告他说：“公叔戌将作乱。”】

【乙敬王二年，己十四年】十四年【晋定公十六年，齐景公五十二年，卫灵公三十九年，蔡昭公二十三年，郑声公五年，曹阳公六年，陈闵公六年，杞僖公十年，宋景公二十一年，秦惠公五年，楚昭公二十年，吴阖庐十九年去世】

春天，卫国公叔戌来投奔。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

【《左传》：春天，卫侯驱逐公叔戌和他的党羽，所以赵阳逃到宋国，公叔戌来投奔。】

公叔戌将去除南子的党羽，夫人诬告说：“公叔戌将作乱，所以公叔戌来投奔。”赵阳、北宫结都是公叔戌的党羽，所以也出逃。而灵公无道，不能整顿家庭，因此丧失大臣的罪责，显明了。公叔戌又因富有被卫侯厌恶。富有，是怨恨的聚集地。如果公叔戌积累财富而能散施，用钱财来发扬自身，不被贪婪的人怨恨，以此来保全他的爵位，或许差不多吧【家氏说：卫灵公不像君主，南子不像妇人，一起作恶，也已经成熟了。公叔戌作为宗国的老臣，起来纠正他们，这是公叔戌应该做的，而不是公叔戌所能做的。人臣想要纠正他的君主，必须先端正自身。自身端正了，然后可以纠正君心的错误，而使其归于善。现在公叔戌，倚仗富有而骄傲，平时没有国内的赞誉，却想要以纠正君主为己任，事情不成而招致祸患，是适宜的。《春秋》记载三大夫出逃，是为了显明卫国动乱的开始】

附录【《左传》：梁婴父厌恶董安于，对知文子说：不杀安于，让他最终在赵氏执政，赵氏必定得到晋国。何不因为他先发难，在赵氏讨伐他？文子派人告诉赵孟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确实作乱，安于却引发了它，这是安于参与谋乱。晋国有命令，始祸者死。二子已经伏罪了，敢以此告知。赵孟担忧。安于说：我死而晋国安宁，赵氏安定，还要活着做什么？谁不死？我死罢了。于是自缢而死。赵孟把他的尸体陈放在市场，并告诉知氏说：主君命令诛杀罪人，安于已经伏罪了，敢以此告知。伯从赵孟盟誓，然后赵氏安定，在庙里祭祀安于】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顿国，把顿子牂带回。

【《左传》：“顿子牂想侍奉晋国，背离楚国而断绝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二月，楚国灭掉顿国。”何氏说：“不分别说明带回哪个国家，是表明楚、陈以灭人为重，顿子以不死守职位为重。”高氏说：“陈佗人专权用兵以助夷狄，灭诸侯之国，又拘捕其国君，带回纵或归于楚，其罪等同。”家氏说：“楚国为中原祸患，一百多年，至此才开始收敛，诸侯没有跟随楚国的，而陈国跟随它不替。顿本是楚国的盟国，曾与夏盟，召陵之会，顿子在，去逆而效顺，是正当的。陈以盛德之后，当夷楚既衰，犹比而从之，灭国是略无人心了。”《春秋》书“楚结陈佗人连兵灭顿”，诛楚而罪陈也。薛氏说：“陈不思辅车之势，助强大而灭邻国，不思将自毙也，危哉。”啖氏说：“凡书‘灭’，又书‘以归’及名者，罪重于奔者也。既责其不死位，又责其无兴复之志也”】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

【《左传》：公叔戌的缘故。高氏说：卫灵公沉溺于闺房之乐，以驱逐他的世臣，又波及他的党羽，所以他的国人听任他。】

五月，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吴

译吴王光去世。

《左传》记载：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率军抵御，在檇李摆开阵势。勾践担心吴军阵容严整，便派死士两次挑战，吴军不为所动。又派罪人排成三行，颈上挂着剑，说道：“两国国君交战，我们冒犯了旗帜和鼓声，跟不上君王的行军步伐，不敢逃避刑罚，甘愿赴死。”于是自刎而死。吴军注视着他们，越王趁机发动进攻，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中阖闾，阖闾脚趾受伤，脱下鞋，退兵到陉地，距离檇李七里。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无论他出入，那人必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吗？”夫差就回答：“是，不敢忘记。”三年后向越国报仇。杜预说：“吴郡嘉兴县南有醉李城。”

译查考《左传》中“吴国攻打越国”一句，越王勾践亲自抵御，担心吴军阵容严整，便让三名罪人排成三行，将剑刃抵住自己的脖颈，吴军将士都注视着他们，越军趁机发起进攻，吴王阖闾受伤而死。《春秋》记载为“败”，是因为这是诈战。定公五年，越国入侵吴国，到这时在檇李打败吴军；在吴国防备黄池的那一年，越国又入侵吴国，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因为越国向鲁国通报了战况。哀公元年，吴王打败越国，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难道仅仅因为越国没有通报，史册就不记载吗？怀疑是孔子删削了这段记载。吴王光去世后，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每当自己出入时，那人必定说：“您忘记越王杀了您的父亲了吗？”夫差就回答说：“是的，不敢忘记。”过了三年才报复越国，那么夫椒之战，是为父报仇，而不是报私怨，《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认为这是常事，其中的旨意很微妙。【襄陵许氏说：记载“檇李”的失败，是为了显示吴王光玩弄兵权导致丧命，作为残害百姓、攻打他国的警戒；家氏说：记载“于越”，是表示轻视。吴国虽然使用夷狄的礼仪，但它是太伯的后代，而且有驱逐楚国的功劳，《春秋》在柏举之战中，曾经褒奖过吴国。越国却偷袭吴国并入侵，吴国不能完成驱逐楚国的功业，是因为越国在背后议论。所以起初记载“越”，等到入侵吴国时记载“于越”，是轻视它依附楚国。有人说：柏举之战，吴国是同爵位的国家，现在它战败却以国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胜利而骄傲，骄傲而失败，失败而最终灭亡，所以把它当作外邦看待。】

鲁定公在牵地防备齐侯和卫侯。

【齐鲁防止此，《左传》记载晋国人包围朝歌，鲁定公在脾上梁之间防备齐侯、卫侯，谋划救援范氏和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领狄人军队袭击晋国，在绛地作战，没有取胜而返回。士鲋逃奔到周王室，小王桃甲进入朝歌。杜氏说：魏郡黎阳县东北有牵城。庐陵李氏说：谢氏说，这时卫国发生公叔戌的祸难，牵地的防备表明齐国不能体恤卫国的祸难。】

鲁定公从牵地返回。

【张氏说：齐景公想要谋求霸业，诛杀晋国的乱臣以整顿晋国，是可以的。当时，孔子已经离开鲁国，所以鲁定公与齐、卫合谋救援范氏、中行氏。三国国君共同进行防备，但援助不专一，所以导致鲁定公陷入危险。】

秋天，齐侯和宋公在洮地会盟。

【《左传》说是因为范氏的缘故。杜氏说：“洮，是曹国的地方。”襄陵许氏说：“齐、宋、鲁、卫崇尚并奖赏叛逆，谋划发动战争，大义已经丧失了。”家氏说：“自从齐景公图谋霸业，卫、郑、鲁已经与他结盟，宋国还不忍心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到这时才开始与齐国在此会盟，大概是开始顺从齐国了。”《左传》说牵、洮两次会盟，都是谋划救援范氏和中行氏。如果这样，四国相继参与叛乱。《春秋》初期，诸侯接连兴起助乱；等到齐桓公称霸，明辨分义以昭示天下，这种风气顿时改变。现在齐景公想要恢复祖业，却率领三国国君去援助叛徒，那三国国君茫然地与他一起行动，却不知道党同叛逆、辅助逆贼是不可取的，世道至此发生巨变，《春秋》降格为战国时代，齐景公也有责任。连书两次会盟都是贬斥。庐陵李氏说：“谢氏说：这时宋国发生公子辰的祸难，洮地的会盟表明齐国不能清除宋国的祸难。”大概当时宋、卫正多事，而宋国公子辰的祸患尤其严重，宋国怎么能舍弃自己的国家而去谋划救援范氏呢？】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归还祭肉。

【周鲁之间的交往只记载到这里，周天子只记载到这里。】《公羊传》说：“石尚是谁？是天子的士。祭肉是什么？是祭器中的实物。生的叫祭肉，熟的叫熟肉。”《谷梁传》说：“祭肉是什么？是祭器中的实物，祭祀用的肉。生的叫祭肉，熟的叫熟肉。”它的措辞是：“石尚，是士。”怎么知道他是士呢？天子的大夫不称名。石尚想要被记载，《春秋》劝谏说：“周王室很久不在鲁国实行礼制了，请实行赠送祭肉的礼仪，以恢复正道。”汪氏说：“石尚，是天子的士，石氏名尚。祭肉，是祭祀社神的肉，盛在祭肉的容器中，用来赐予同姓诸侯亲兄弟的国家，与他们共享福分。”茅堂胡氏说：“祭祀用的肉叫祭肉，礼制规定诸侯朝见天子，在宗庙助祭，然后接受祭器中的实物。当时鲁国没有助祭却接受祭肉，是不合礼的。”刘氏说：“接受祭肉，是礼制；赠送祭肉，是不合礼的。”髙氏说：“周王室自从王季子来聘问之后，天子的命令就不再加于诸侯了。现在周敬王在社神前祭祀，鲁国未曾有抵御外敌的功劳，而周天子特意派遣石尚突然做出此举，虽然是天子极大地减损礼制，但圣人对周王室如此恳切，大概是说天子存在的意义，只有祭祀和称号而已。”汪氏说：“成肃公在社神前接受祭肉，是助祭而接受祭器中的实物。襄王派遣宰孔赐给齐侯胙肉，是齐桓公有奖赏天子的功劳而给予特殊礼遇。现在鲁定公即位，季孙意如执政十四年，既不朝见天子，又不派遣使者前往聘问，而千里迢迢赐予宜社的祭肉，如果不是因为助祭于京师，这难道是礼制吗？《春秋》初期，宰咺赠送助丧的财物给仲子，宠爱妾媵而亵渎三纲；《春秋》末期，石尚赠送祭肉给鲁定公，轻视宗庙社稷而亵渎五礼。大概夫妇是三纲的根本，祭祀是五礼的首位，所以记载以示贬斥。然而赠送助丧财物是礼制的变通，所以宰咺以冡宰的身份而称名；赠送祭肉是礼制的常规，所以石尚以天子士的身份而称名氏，直接记载而义理自然显现。如果把石尚当作贬斥，那么刘夏以官师的身份而称名……”

译氏，大概并非贬义。庐陵李氏说：“周王使者从鲁宣公十年季子之后，到这时才出现，大概是因为晋国的霸权已经衰落，中原没有统帅，而孔子辅佐鲁国之后，鲁国的势力稍有振兴，所以周王室借此来亲近有威望的国家，这也是王权与霸权消长的一种征兆。”为什么孔子因为祭肉没有送到就离开，那么鲁国的礼制又荡然无存，归还祭肉的意思又怎么足以感化讽谏鲁国呢？所以从常规礼制来说，古代诸侯入朝，朝见时各自按照自己的职分来祭祀，所以天子祭祀宗庙，有与诸侯共享福泽的礼仪，与他们共同承担事务，必定与他们共同享受快乐。周朝衰微，诸侯不修职贡，祭祀之事不相往来，已经很久了。宗庙中的赏赐，诸侯哪里参与这件事呢？周敬王却把祭肉亲自送给鲁国并让使者带回，这是失礼的大节。然而从当时的时势来说，在典礼废坏之余，还能举起并实行它。诸侯如果知道尊崇侍奉王室，可以有作为的时机，可惜鲁国不能奉顺这个意思。《春秋》记载这件事，也是有感而发。又说：《周礼》中行人归还祭肉，用来与诸侯共享福泽。谢氏说：周王接受神的福佑，依靠诸侯所进献的祭品，那么神的福佑周王应当与诸侯共享，所以天子分给祭品，不叫赐，而叫归。○刘氏说：《谷梁传》说石尚想要记载，《春秋》说是向鲁国行归脤之礼，不知道石尚想要记载孔子的《春秋》呢？还是鲁国的《春秋》呢？如果是孔子的《春秋》，那时还没有作，石尚怎么能记载？如果是鲁国的《春秋》，王人到来就记载，哪里值得荣耀呢】

译卫国世子蒯瞆出逃到宋国。

【《左传》记载：卫灵公因为夫人南子召见宋朝，在洮地设防。太子蒯瞆向齐国进献盂器，路过宋国郊野，乡下人歌唱道：“既然已经配好了你的母猪，为何不归还我的公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你跟我一起去朝见南子，南子接见我时，我回头示意，你就杀了她。”戏阳速说：“好。”于是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太子，太子三次回头示意，戏阳速没有动手。夫人看到他的神色，哭着跑开说：“蒯瞆要杀我。”灵公拉着她的手登上高台。太子逃奔到宋国，灵公彻底驱逐了太子的党羽，所以公孟彄出逃到郑国，又从郑国逃到齐国。太子告诉别人说：“戏阳速陷害我。”戏阳速告诉别人说：“是太子陷害我。”太子无道，让我杀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就要杀害我。如果杀了夫人，他会用我来为自己辩解，所以我答应了他却不去做，以此保全我的性命。谚语说：“百姓依靠诚信生存。”我是凭借信义啊。】

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因为宠爱南子，不能保护世子，反而让他离开国家；因为想杀南子，不能安顿自身，以至于出逃。这是轻视宗庙社稷的托付，而恣意妄为。《春秋》两处都记载了他的罪过，所以特别书写“世子”。其义理不在于是否让蒯瞆继承国家，而在于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从而危及国家根本，甚至导致父子相残，毁灭了天理得以彰显的根本。【徐氏说：父子是天伦，没有互相背离的道理。现在太子因为小小的过错，卫侯厌恶并驱逐他，又没有杀他的意思，太子怨恨而离开。一方面讥讽卫侯没有恩德，一方面痛恨太子不孝。胡氏说：书写“卫世子奔宋”，是为了归罪灵公；书写“赵鞅纳卫世子蒯瞆于戚”，是为了归罪蒯瞆；书写“齐国夏、卫石曼姑率军包围戚”，是为了归罪辄。○张氏说：临江刘氏说：《左传》记载杀蒯瞆的事说：蒯瞆想杀夫人。我认为蒯聩虽然谋划不善，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况且杀了夫人，蒯聩能独自保全吗？他所羞耻的，是因为夫人名声不好。如果杀了母亲，罪恶更大，反而不知道羞耻吗？大概蒯聩听到乡下人的歌，内心惭愧，就认为夫人厌恶他斥责自己的淫乱，于是哭着跑开，说太子要杀她来诬陷他。灵公被南子的话迷惑，必然听从，所以对外召见宋朝，对内驱逐公叔戌、赵阳。他不以召见宋朝为耻，自然也不难驱逐蒯聩。这才是真相，不应像左氏所记载的那样。等到蒯聩出逃，就逃到宋国，如果真有杀母之事，宋国是南子的娘家，蒯聩背负杀南子的罪名，又逃到她家，敢吗？常山刘氏说：蒯聩出逃，《春秋》不去掉他的世子称号，是卫侯的罪过。南子的罪恶已经很严重了，她想废掉世子的意图也很明显了。就像哀姜扰乱鲁国，骊姬扰乱晋国，这样的例子不少，而灵公听信南子的谗言，认为蒯聩要弑母，不能为他辨明，导致他出逃，这难道不是灵公的罪过吗？自古以来谗妇诬陷其子的很多。考察两位刘氏的话，足以知道左氏的记载，是南子的谗言，而不是当时的实录。汪氏说：两位刘氏和张氏的说法固然好，但都拘泥于书写“世子”的意义，所以怀疑左氏的说法。然而楚国的商臣、蔡国的般弑君而书写“世子”，难道也是同样的情况吗？我私下考察蒯聩忘记父亲的丧事，导致他人进谗言，忘记儿子的亲情，甚至逼迫用武力夺取君位，他对人伦天理的泯灭几乎殆尽，那么他羞耻南子的淫行而想杀她，确实有这件事。朱子在《论语》集注的两章中，都认为蒯聩想杀母而得罪于父，那么《左传》不可完全废弃。详细观察经文书写“赵鞅率军纳卫世子于戚”，不说“世子复归”，而书写“纳”，那么蒯聩有罪就很明显了。何休却说：“儿子虽然被驱逐，没有离开父亲的道理，舍弃大的而论小的，这是什么意思？”庐陵李氏说：“这条《公羊传》《谷梁传》也没有杀母之事。”张氏采纳两位刘氏的说法，非常符合实情。谢氏也说：“骊姬害晋，南子害卫，情况是一样的。”然而申生、蒯聩的贤与不贤虽然不同，而晋献公、卫灵公听信谗言则相同，所以都书写“世子”。】

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高氏说：近年记载，公孟率领军队，这是卫国掌权的卿，灵公怀疑他是蒯聩的党羽而驱逐他，多次书写大夫出逃，彰显灵公的无道。】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

【高氏说：宋公不能容纳一个弟弟，既让他成为逃亡之臣，又让他成为叛逆之臣，出逃而入叛，叛乱后又出逃，三次书写宋公的弟弟，都是为了归罪宋公。王氏说：郑庄公的弟弟段出逃到共国，就书写“郑伯克段”，而不说弟弟，这是为了责备郑庄公志在杀弟，没有亲爱兄弟的恩情。宋辰出逃，多次书写弟弟，又是为了责备宋景公宠信嬖臣而违背兄弟之义。不说“宋公驱逐辰”，是因为辰势穷力竭最终出逃，不是宋公能够驱逐他的。】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阅军队。

【记载搜阅军队到此为止。何氏说：书写大搜，是讥讽过于频繁。大搜的礼仪，五年举行一次。如果比这频繁，就书写并讥讽频繁；如果比这迟缓，就书写并讥讽稀少。张氏说：搜阅军队时邾子来设防，那么国君亲自搜阅了，却不书写国君。因为军政不属于国君，而专权于三家，那么季孙、叔孙、

译这是孟孙氏所做的事。高邮孙氏说：春秋时期田猎的事，如果是国君亲自去，史书必定记载“公”。例如“公观鱼于棠”、“公狩于郎”，在隐公、桓公的时候，政令还出自国君。自从昭公进行大搜之后，政令便落入三桓手中。大搜的礼仪，虽然是国君亲自去，都称为“大搜”，而不称“公”，这是为了显示国君不能执政，而大夫专擅国政。汪氏说：哀公三年，三位卿大夫都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兵权仍然掌握在三家手中。而且他们不念及邾国国君防备鲁君前来朝见、奔丧的辛劳，却夺取漷、沂两地的田地，由此可知国君不能参与军事政令了。番阳万氏说：大搜，是天子的礼仪。三家起初僭越诸侯的礼仪称为“搜”，最终僭越天子的礼仪称为“大搜”，这难道还忍心说吗？

译邾子来比蒲会见鲁公。

【杜氏说：邾子在比蒲会见鲁公，而没有使用朝见的礼节，所以称“防”。何氏说：史书这样记载，并不是说邾子在都城拦截鲁公，因为进入都城应当修习朝见之礼，这里说的是鲁公没有在宗庙接受朝见。高氏说：比蒲的大规模阅兵，是三家的私事，特意说“防公”以作区别。这与庄公二十三年萧叔朝见鲁公的情况相同，大概是没有事先约定，因为来朝见而偶然与鲁公在比蒲相会罢了。薛氏说：大规模阅兵，是天子用来防范诸侯的，僭越举行阅兵而诸侯来防范，岂不是太逼迫了吗？陈氏说：在比蒲防范鲁公，自从鲁公放弃中军指挥权，不参与军政已有四十年了，现在在比蒲，是因为季孙斯、叔孙州仇摧毁了费邑和郈邑的缘故，所以说政令下达到大夫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汪氏说：文公十三年，卫侯在沓地会见鲁公，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都记载了地点，这里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是在比蒲会见无疑了。庐陵李氏说：鲁公在谷地与齐侯相遇，萧叔朝见鲁公，在比蒲大规模阅兵而邾子来会见鲁公，都不是在合适的地点】

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邑的城墙。

【杜氏说：鲁公背叛晋国，帮助范氏，所以恐惧而修筑这两座城邑。家氏说：讥讽劳役百姓，修筑防邑，修筑郓邑，是同类的例子。庐陵李氏说：谢氏说：刚刚摧毁费邑和郈邑，又修筑莒父和霄邑，如果不选择忠良之士，正好成为叛乱者的资本罢了。○家氏说：这一年没有记载冬季，是文字缺失罢了。何休说：这一年孔子以大司寇代理相国事务，齐国人赠送女乐，让圣人离开，不记载冬季，是表示贬斥。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圣人难道会因为离职的缘故，就删去冬季的记载吗？汪氏说：在比蒲阅兵，修筑莒父和霄邑，这些事大概都在冬季，只是脱漏了“冬”字罢了】

附录【《左传》：冬季，十二月，晋军在路地击败范氏、中行氏的军队，抓获籍秦、高疆。又在百泉击败郑军和范氏的军队】

【丙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晋定公十七年，齐景公五十三年，卫灵公四十年，蔡昭公二十四年，郑声公六年，曹阳公七年，陈闵公七年，杞僖公十一年，宋景公二十一年，秦惠公六年，楚昭公二十一年，吴夫差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邾子来朝见。

【邾国的朝见到此为止，《左传》记载邾隐公来朝见，子贡观看。邾子拿着玉圭很高，他的容貌仰起；鲁公接受玉圭很低，他的容貌俯下。子贡说：“从礼节来看，两位君主都有死亡的危险。礼节，是死生存亡的根本，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都从这里取法。朝见、祭祀、丧葬、战争都从这里观察。现在正月互相朝见，却都不符合法度，心已经亡失了。喜庆的事不合礼制，怎么能长久？高仰是骄傲，卑俯是衰替。骄傲接近动乱，衰替接近疾病。国君是主位，大概先死亡吧？”汪氏说：“邾子因为去年来会见没有完成礼节，所以再次来朝见。不久奔丧于鲁国，他的卑屈也太甚了”】

小鼠咬食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卜选牛。

【《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小鼠咬食的部位？是轻慢。《谷梁传》：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何氏说：遍身都被咬食，灾祸在于不恭敬。范氏说：不记载咬食的部位，是因为咬食不止一处，以至于牛死。赵氏说：常奇怪小鼠咬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为避乱旅居在会稽，当时牛灾，小鼠噬咬牛，才伤及皮肤，没有不死的】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去。

【《左传》：吴国进入楚国时，胡子尽数俘获靠近胡国的楚邑。楚国平定后，胡子豹又不侍奉楚国，说：“存亡有命，侍奉楚国做什么？只是多收取费用罢了。”二月，楚国灭掉胡国】

按照《左氏传》，吴国进入楚国【定公四年】时，胡子尽数俘获靠近胡国的楚邑。楚国平定后，又不侍奉楚国，说：“存亡有命，侍奉楚国做什么？”因此，楚国灭掉了它。灭人国家，罪过很大。然而胡子豹趁着楚国的困弱，尽数俘获靠近胡国的楚邑。所谓“国家必定自己先灭亡，然后别人才灭掉它”，并不是灭掉它的人独有罪过。国君创造命运，不可推诿于命运，既然认为有命运，却又贪生怕死、忍受耻辱，不为国家而死，这是不知命运。史书记载“归”，是为了归罪于豹不能死守君位而被俘回去。所以楚子记载爵位，而胡子豹记载名字【家氏说：召陵的会盟，顿国、胡国的君主都在，说是因为侵犯楚国。此后楚国有吴国的祸患，不能报复，去年灭掉顿国，今年灭掉胡国，所以报复召陵的怨恨。大概是不能报复中原大国，而吞并小国以发泄旧恨】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公羊传》：为什么在夏季五月举行郊祭？是三次占卜的惯例。高氏说：鲁国郊祭应当在孟春，现在因为改卜牛在涤三月，所以到五月才举行郊祭。汪氏说：不记载占卜郊祭。徐彦疏说：说郊祭就知道占卜吉利，可知没有在正月改卜牛，如果在涤三月，就应当在四月举行郊祭，现在在五月举行郊祭，大概占卜四月郊祭不吉利，又占卜五月，必定占卜吉利然后才举行郊祭。所以只记载改卜牛，不记载占卜郊祭。经文在占卜郊祭不从时记载，以讥讽渎神；占卜从时只记载郊祭过时，以讥讽其轻慢。曾经考证《史记》说：定公十四年，鲁国举行郊祭，不把祭肉分给大夫。现在《春秋》不记载十四年郊祭，那么郊祭不见于经文的很多了。只因为其中失礼，又失礼的就记载，以示贬斥，从而看出鲁国郊祭的僭越。庐陵李氏说：这是因为牛死改卜而

译导致错过了时机。郊祭的详细论述见僖公三十一年】

译壬申日，定公在高寝去世。

《左传》记载：夏季五月壬申日，定公去世。孔子说：“我赐不幸，说的话应验了，这是让我多嘴的人啊。”《谷梁传》说：“高寝不是正寝。”杜预说：“高寝是宫室名，不在路寝去世，失去了应有的场所。”襄陵许氏说：“在内宫去世的，共有十一位国君，其中符合正礼而去世的只有庄公、宣公、成公。”庐陵李氏说：“定公在位十五年，当他刚即位时，从季孙意如手中接受国家，却不能纠正他的罪过，这与桓公、宣公相差无几。所以《春秋》在元年就不记载正月，以显示端正开端的意义；而在季孙意如去世时，特意记载日期，以彰显定公尊崇、奖赏乱臣的罪恶，其用词严厉。然而在他即位初期，家臣执掌国命，国家事务分崩离析，本来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在阳虎逃亡之后，三桓势力也衰微，孔子执政，纲纪大致建立，正当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但最终却不能让孔子得以推行他的道，那么鲁国还依靠什么呢？”李氏说：“在夹谷会盟，从而使得被侵占的田地归还；在季孙氏那里行事，而有毁掉都邑的谋划。虽然仅仅能够阐明礼义的教化，修建雉门和两观，但僭越礼制的行为没有改正；宝玉和大弓被盗，而分封的器物不能保全。沉迷于女乐，政权归于强大家族，这是定公有圣人却不能任用的原因。李氏的话说得对。到了他晚年，防御牵地、修筑洮城、莒父、城霄，无非是助长混乱、劳民伤财的举动，鲁国日益衰弱，是理所当然的。”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郑国罕达在老丘击败宋国军队。杜预说：“老丘是宋国的地方。宋国公子地逃奔到郑国，郑国人为了他攻打宋国，想要夺取土地来安置他。”襄陵许氏说：“宋国是大国，到了景公时，郑国能使其困顿，这是桓魋造成的，没有竞争全靠人，难道不确实吗？”王氏说：“郑国接纳宋国的叛逃者，已经可以定罪了，又攻打大国来安置叛逃者，这不用贬斥其罪恶就显现了。”庐陵李氏说：“自从罕达攻打宋国之后，有哀公七年皇瑗的入侵，九年夺取雍丘。那年秋天，宋公攻打郑国。十年夏天，宋国人攻打郑国。十二年，宋国向巢攻打郑国，最终到达。十三年，罕达在嵒地击败宋军，然后才停止。两国结怨如此，正与隐公初年公子冯的事情相似。”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左传》记载：齐侯、卫侯驻扎在蘧拏，谋划救援宋国。杜预说：没有实际救援，所以记载为驻扎。襄陵许氏说：齐、卫刚与宋、郑结盟，背叛晋国，所以为宋国出面请求，为郑国驻扎制止。不说是救援，是因为他们救援不真诚。王氏说：先攻打后驻扎，驻扎是善举；先驻扎后攻打，驻扎是讥讽；救援而驻扎，也是讥讽。然而记载驻扎、记载救援，是讥讽他们怠慢救援患难；记载驻扎不记载救援，是讥讽他们无名妄动而不是救援。齐、卫在五氏的驻扎，传文说是攻打夷地；在仪、垂、葭的驻扎，传文说是攻打河内，都是派兵攻打晋国，而两位国君驻扎正是作为后援。这里说是救援宋国却最终没有救援，那么记载齐、卫的三次驻扎，都是贬斥。楚、蔡驻扎在厥貉，之后有攻打防地的事情；齐、卫驻扎在五氏、垂葭、渠蒢，而第二年有攻打晋国的事情，都是谋划不善。比较事情来观察，意义自然显现。○庐陵李氏说：在五氏、垂葭的驻扎，都是为了攻打晋国，这次驻扎怀疑也是为了谋划晋国而故意如此，第二年有攻打晋国的举动。郑国在这里跟随齐国坚定，不应该齐国救援宋国而仇视郑国。许氏的说法虽然好，恐怕不符合事实。”

邾子来奔丧。

【诸侯开始奔丧，《公羊传》说：说‘来奔丧’，是什么意思？奔丧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丧事紧急，所以用‘奔’字来说。茅堂胡氏说：诸侯为天王服斩衰之丧，天王去世就奔丧并监护其葬礼。如果诸侯之间或是同盟，或是同位，或是外姻，告终易代，吊唁、赠送财物、赠衣，固然不可迟缓；但奔丧则不符合礼制。直接记载在史册上，过失自然明白。常山刘氏说：当周朝衰微时，天子去世安葬，诸侯都没有奔丧监护葬礼的事情，而邾、滕反而在强大的大国实行，不符合礼制是明显的。】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左传》记载：不称为夫人，因为没有通报，且不附祭于祖庙。《公羊传》说：“姒氏是谁？是哀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为夫人？因为哀公尚未成为国君。”《谷梁传》说：“姒氏去世，是妾的措辞。她是哀公的母亲。”啖助说：“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僭越使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也记载为薨。记载为夫人，彰显其不符合礼制。哀公母亲定姒去世，当时儿子尚未满一年，虽然举行丧礼，不能加于母亲之上，所以记载为卒。儿子既然尚未成为国君，所以不称为夫人。”茅堂胡氏说：“姒氏不称为夫人是正名。《孟子》不称为夫人是隐恶。姒氏是定公的妾。《公羊传》是根据鲁国失礼来说的。论《春秋》的法度，哀公虽然已经即位，难道能称为夫人吗？来赗仲子，监护成风葬礼，深深贬斥天王，而称冡宰，就知道哀公虽然已经即位，也不能称为夫人了。”陈氏说：“自从成风直到宣公、襄公之子，只要是国君，那么他的母亲就是夫人。记载安葬定姒，那么就是哀公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他的母亲，如同宣公、襄公一样。那么为什么去世不称为夫人？安葬不称为小君，只是因为丧事在殡，来不及尊崇他的母亲罢了。”○汪氏说：“成风、敬嬴、齐归尚

译用妾母的身份称她为夫人、小君，难道是因为定公的正夫人反而不称她为夫人、小君吗？大概是因为僖公、宣公、昭公在位时间长久，于是尊称妾母为夫人。哀公刚即位未满一年，所以仍然沿用她原本的称号。”刘氏说：“《左传》中不称夫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哪有夫人去世却不记载为夫人的呢？凡是夫人初死，史官就会记载。记载时本来就说她是夫人了，不需要等到讣告和附祭时才记载她是夫人。姒氏终究是妾母，哀公尚未正式成为国君，所以也不敢称他的母亲为夫人罢了。”

译八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国国君前来参加葬礼。

【杜氏说：诸侯前来参加葬礼，是不合礼制的。范氏说：邾国、滕国是鲁国的盟国，关系近的就来奔丧，关系远的就来参加葬礼，两者同等对待，王者在史书中记载这种不合礼制的行为。薛氏说：鲁国已经非常衰弱，而两位国君还做出不合礼制的举动来参加葬礼，何况是强大的国家呢？家氏说：周王室衰微，小国用侍奉王者的礼节来侍奉大国，鲁国国君曾经去齐国、晋国奔丧，去楚国参加葬礼，《春秋》没有记载，是为了避讳。邾国、滕国两位国君前来奔丧和参加葬礼，都予以记载，并不是嘉奖他们前来，而是记录他们礼制的僭越】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成功。【《左传》说：安葬定公，因为下雨没能安葬，这是合乎礼制的。《谷梁传》说：安葬既然已经定了日子，不因下雨而停止，这是礼制。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是说丧事没有按照制度进行。‘乃’是急切的语气词，表示对时间不足的遗憾。茅堂胡氏说：安葬太快则不怀念，拖延则僭越。下雨整月不停的情况也有，到了预定日期遇到雨将要停止而等待，这是僭越。孙氏说：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是讥讽不能安葬。髙氏说：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是准备不足到了极点。安葬敬嬴，说日中时安葬成功。这里说太阳偏西才安葬成功，日中比日昃时间更充裕。君子对于亲人，不忍心一天分离。所以安葬当天举行虞祭，是为了安抚亲人。太阳偏西就错过了虞祭的时机了。○赵氏说：《谷梁传》说‘乃’是急切的语气词。按这里缓慢地称‘乃’，不能说急切，详察经文意思，是讥讽臣子缓慢罢了】

辛巳日，安葬定姒。

【《左传》说：安葬定姒，不称小君，是因为没有完成丧礼。《公羊传》说：定姒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她是未逾年的国君。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

《公羊传》说：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曾子问：“同时有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安葬先轻后重，祭奠和虞祭先重后轻。【《礼记·曾子问》篇注：同时有父母或祖父母的丧葬，就先安葬母亲后安葬父亲；祭奠就先祭奠父亲后祭奠母亲。安葬是夺情的事故，所以先轻；祭奠是奉养的事故，所以先重。虞祭也是祭奠的一类。○刘氏说：《左传》说‘不称小君，不成丧也’，不对。如果姒氏确实是夫人，本来应当记载‘夫人姒氏薨’。后来却说‘安葬定姒’，不称‘小君’，明确没有完成丧礼，用来责备臣子是可以的。现在说‘姒氏卒’，不是夫人，怎么足以看出没有完成丧礼呢？想要责备没有完成丧礼却不称夫人，正好贬低了小君的尊贵，而不足以显示臣子的罪过。庐陵李氏说：各家都认为哀公未逾年，所以只记载‘卒’，记载‘葬’，而不记载‘夫人’，不记载‘薨’，不记载‘小君’，这都是因为各种僭越礼制而找的借口。其实儿子虽然逾年成为国君，也不可以具备夫人的礼节。具备这些礼节的，不是礼制的常态。所以胡氏采纳《公羊传》而删去‘未逾年’的说法】

冬天，在漆地筑城。

【《左传》说：记载是因为没有及时报告。余氏说：前年冬天在莒父和霄筑城，今年秋天安葬定公，又安葬定姒，冬天在漆地筑城，劳役百姓太严重了。张氏说：在漆地筑城，是谋划讨伐邾国。定公去世，邾国国君前来奔丧，侍奉鲁国很谨慎。哀公刚即位，不致力于搞好邻国关系，却因为土地的原因，劳役民力，激起民怨。第二年夺取他们的田地，第七年俘虏他们的国君，最终让吴国人趁虚而入讨伐他们的国家。齐国人问罪夺取讙阐，利益没得到而祸害随之而来。谋划国家这样，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汪氏说：《左传》说‘记载是因为没有及时报告’，其他国家有事，有时过期才向鲁国报告，难道鲁国筑城过期才向宗庙报告，可以掩盖罪过吗？这不符合人情】

《春秋大全》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三十六

明 胡广等 撰

哀公上

公名蒋，是定公的儿子，母亲是定姒。四岁即位，在位二十七年。他十四年春天，《春秋》绝笔。谥法：折损仁德，短少恭敬，称为哀。

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去世。鲁哀公十九年，敬王去世，儿子元王即位。这是根据《左传》记载敬王去世的缘故。查考各种版本，敬王去世的时间都不相同，有的说是哀公十七年、十八年，有的说是哀公二十年，不清楚哪个正确。

郑 声公二十一年，孔子去世

齐 鲁哀公五年，景公去世，安孺子荼即位。这一年弑杀悼公，阳生即位。哀公十年，悼公被弑，儿子简公壬即位。哀公十四年，田常弑杀简公，立他的弟弟骜为平公，并担任相国，专掌国家大权。齐国从此成为田氏的天下。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去世

晋 晋国霸权衰微，鲁哀公十三年，在黄池与吴国会盟，吴国开始称霸，定

三十三年，孔子去世

卫 鲁哀公二年，灵公去世，孙子出公辄即位。这一年六月，晋国护送卫太子蒯聩进入戚地，父子争夺国家。哀公十五年，父亲蒯聩进入卫国，这就是庄公，辄出逃。哀公十七年，庄公出逃，立公孙般师。十二月，齐国讨伐卫国，立公子起，抓获般师带回去。哀公十八年，卫国驱逐起，卫侯辄重新进入卫国。

蔡 鲁哀公四年，昭公被弑，儿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

去世

曹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