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十二

译僖公没有去京师朝见，这说明他没有向天子请示即位，也是显而易见的。张氏说：僖公即位，是在高子前来结盟之后，桓公又替他诛杀了哀姜，不能说这不是出自方伯（霸主）的意志。然而桓公没有向天子请示，正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向天下展示大义，所以僖公的即位与各国国君没有不同，而桓公的行为也只停留在霸道的权术上。观察僖公的即位不被记载，来考察当时的时势义理，应当明白违背常经的学问，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明了。○刘氏说：《左传》认为不称“即位”，是因为僖公曾经出奔的缘故，这是不对的。去年八月，闵公遭弑，僖公从邾国回来成为国君，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国内局势已经大致安定，不应该还因为曾经出奔的缘故，而不举行即位礼仪。啖氏说：《左传》认为国君出奔又回来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如果国君出奔因为避讳而不记载，那么昭公为什么被记载了呢？

译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去救援邢国【《左传》作曹伯】。

【《公羊传》说：救援邢国，救援的记载中不说“驻扎”。这里为什么说“驻扎”呢？是因为来不及做事。来不及做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邢国已经灭亡了。是谁灭亡了它呢？大概是狄人灭掉了它。为什么不直接说狄人灭掉了它呢？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为什么要替齐桓公避讳呢？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的诸侯有互相灭亡的情况，齐桓公不能救援，那么齐桓公会以此为耻。为什么先说“驻扎”而后说“救援”呢？因为这是国君的行为。既然是国君的行为，那么称呼为“军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为什么不赞成呢？实际上是赞成的，但文字上不赞成。文字上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诸侯的道义是不允许擅自封国的。诸侯的道义不允许擅自封国，那么为什么说实际上是赞成的呢？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子与诸侯有互相灭亡的情况，如果力量能够救援，那么救援是可以的。《谷梁传》说：救援不说“驻扎”，说“驻扎”就不是救援。不是救援却说救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顺从齐侯的心意。这是齐侯吗？是齐侯。凭什么看出是齐侯呢？曹国没有军队，所谓的曹国军队，其实是曹伯。为什么不直接说曹伯呢？因为如果不提齐侯，就不能提曹伯。为什么不提齐侯呢？因为（齐桓公）德行不足，所以不称齐侯。程子说：齐国并没有真正发动大规模军队，这里称“军队”是责备他们本可以救援却只是驻扎以作声援，导致邢国不能保全其国家。杜氏说：驻扎，是按兵不动观察敌情，等待事态发展。聂北，是邢国的地方】。

三国都称“军队”，显示出兵力有余；在聂北书写“驻扎”，是讥讽救援邢国不够迅速【高氏说：救援是紧急的言辞，驻扎是迟缓的言辞，紧急的事情却用了迟缓的言辞，表明其救援危难不够迅速；陈氏说：救援不说驻扎，说驻扎就是没有救援的诚意。狄人攻打邢国已经三年了，齐桓公足以抵御狄人，却把军队驻扎在聂北，玩忽寇敌以等待其疲弊，所以说“驻扎”是讥讽他】。

春秋的大义在于，讨伐而书写“驻扎”，这“驻扎”是善意的，比如讨伐楚国驻扎在陉，是赞美他【李氏说：赞美他重视爱惜民命，不迅速用兵】；救援而书写“驻扎”，这“驻扎”是贬义的，比如救援邢国驻扎在聂北，是讥讽他【啖氏说：救援是拯救患难，凡是拯救患难都是善行。凡是救援应当奔赴使命前往，救援却驻扎，失去了救援的道理。救援邢国的军队先写驻扎在聂北，讥讽他不迅速救援；而后写救援邢国，说明有成功的结果，最终得到了援助。救援晋国的军队先写救援晋国，表明鲁君的明智；后写驻扎在雍榆，是罪责叔孙豹。汪氏说：救援而书写驻扎的，有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驻扎在匡救援徐国，都是讥讽他们怠于进军而救援患难不紧急。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则是讥讽他们怯于赴敌而救援患难不勇敢。书写“驻扎”虽然相同，但立义的轻重不同：驻扎而后救援，显示他最终能够救援；救援而后驻扎，则最终不能救援了】。

圣人的心意由此可见，所以救援患难、分担灾祸在礼制上是紧急的，而喜好攻战、乐于杀人者在罪过上是重大的【胡氏说：《春秋》以用兵侵伐为警戒，唯独对于救援患难、排解纷争，唯恐驻扎停留、拖延时间，而希望其迅速。大概是因为贼虐无辜，视而不见不救援，那么人道必然沦丧了。临川吴氏说：庄公三十二年狄人攻打邢国，闵公元年齐国救援邢国，大概是齐军前进而狄军后退，所以不记载交战。狄军虽然不逼近邢国，但两年之间用军队践踏邢、卫的边境，二年冬天攻破卫国，那么狄人的势力更加嚣张，既进入卫国，又移师到邢国，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邢国不能支撑，狄人溃散而出逃，投奔诸侯的军队，诸侯于是用军队驱逐狄人而使他们退去。家氏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只有救援邢国最尽力，如果他迅速驱车前往，还能在邢国溃败前保存它，只因为有在聂北的驻扎，邢国于是溃败了。然而狄人进入卫国，毁坏其宗庙社稷，国君死在那里，邢国则其国君还在，率领百姓离开，说这不是救援的功劳是不可以的，所以先写驻扎以讥讽其迟缓，接着写救援，写城，叙述三国以赞美其救援，不埋没其实际功劳。赵氏说：《公羊传》说邢国已经灭亡了，大概是狄人灭掉了它。按邢国实际上没有灭亡，怎么能说灭亡呢？又说说不说狄人灭掉它，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如果确实避讳前年狄人进入卫国，怎么能记载呢？又说国君称军队，为什么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按齐、宋、曹三国国君实际上不在，只是派遣军队救援罢了，何须曲解为异说？邢国实际上没有灭亡，又有什么封国呢？又说为什么不赞成？实际上是赞成的而文字上不赞成。凡是《春秋》得到变通的正道，都变通文字以允许他，这乃是文字上赞成，怎么能说不赞成呢？刘氏说：《公羊传》说救援不说驻扎，说驻扎是来不及做事，这是不对的。有救援而驻扎的，有救援而不驻扎的，有驻扎而救援的，有驻扎而不救援的，事情本来如此，《春秋》明确记载罢了。《谷梁传》说说是驻扎就不是救援，不是救援却说救援，是顺从齐侯的心意，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应当贬斥，又怎么顺从他的心意呢？如果应当褒扬，那么驻扎不是救援的，也不是所褒扬的。又说凭什么知道是齐侯？回答说：曹国没有军队，曹国军队是曹伯，这也是不对的。驻扎在聂北，其讽刺齐桓公的意思已经显现了，何至于又把齐侯称为齐师呢？即使确实是齐师，又怎么证明呢？而且直说齐师、曹伯有什么不可以？先王的制度，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就是师。曹国为什么唯独没有师呢？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驻扎而后救援的有两处，这一年以及十五年驻扎在匡救援徐国。救援而后驻扎的一处，是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胡

译胡氏将这两件事归为一例，都讥讽他们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施行道义。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也必须加以区分。《公羊传》认为，桓公是国君，进退自由；叔孙豹是臣子，应当先通达君命。贾逵、服虔也采纳了这种说法。杜预在《释例》中说：“‘次’字在‘救’字之前，表示驻扎下来以促成救援之事；‘次’字在‘救’字之后，表示救援之事已成，然后才驻扎。”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先驻扎后救援，是隐藏救援的形态；先救援后驻扎，是宣扬救援的名声。这三种说法都没有贬低桓公和叔孙豹的意思，所以“先驻扎后救援”这一条应当以胡氏的说法为主；而“驻扎”二字排在“救援”之下，则只有啖氏的说法最为恰当。啖氏说：“凡是救援应当像奔赴使命一样前往，说‘次’就失去了救援应有的急迫之道。救援晋国军队，是奉君命前往救援，而叔孙豹却驻扎停留，先写‘救’，是为了表明这是鲁君的命令；后写‘次’，是为了归罪于叔孙豹怠慢君命。那种认为他先通达君命的说法，也可以讲得通。”又说：“救援的军队记载为‘师’，是为了彰显其声势浩大。《公羊传》认为是为齐侯避讳，《谷梁传》认为是隐晦齐侯，这两种观点都不对。”

译夏季六月，邢国迁都至夷仪【《公羊传》作“陈仪”，后文同】。

【《左传》：诸侯出兵救援邢国，邢国人溃散奔逃至诸侯军中，诸侯军队于是驱逐狄人，为邢国备齐器用并协助其迁都，军队没有私心。夏季，邢国迁都至夷仪。《公羊传》：迁都，为何说这是邢国本意？迁都，为何说这不是邢国本意？《谷梁传》：迁都，意味着还能带着国家政权迁往他处，其地邢国再次出现。杜预说：夷仪，是邢国的土地】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

【《左传》：诸侯为邢国筑城，是为了救助其患难。凡是诸侯霸主救助患难、分担灾祸、讨伐罪行，是符合礼制的。《公羊传》：这是一件事，为何又分别说齐师、宋师、曹师？如果不分别说师，就无法知道这是一件事。《谷梁传》：这是之前的军队，却写得像换了件事一样，是为了赞美齐桓公的功绩】

史书先记“邢迁于夷仪”，显示出齐军驻扎迟缓，未能及时赶到。然而邢国因自行迁都而得以保全【临川吴氏说：邢国人依靠诸侯救援的力量，虽然民众溃散，但并非被狄人攻入。诸侯驱逐退却了狄军，但邢国遭受狄人两年攻伐之后，已无法在原址立国，所以诸侯军队备齐器用将其迁至夷仪，然后邢国才得以复存。邢国自己愿意迁都，所以不说“迁邢”。啖氏说：如宋人迁宿，齐人迁阳，是将国中迁移作为附庸。《公羊传》说：“迁者非其意”是对的。如邢迁于夷仪，卫迁于帝丘，或是自己请求迁都，或是自行迁都，仍然作为列国，所以不说“某人迁之”，只说其迁移国都而已。《公羊传》说：“迁者其意也”是对的。赵氏说：迁徙并使其臣服称为“迁某”，齐迁纪的郱、鄑、郚，宋迁宿，齐迁阳，就是这样。能带着国家迁都称为“某迁”，邢迁夷仪，卫迁帝邱，许迁于叶、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迁于州来，就是这样。《公羊传》的说法也是对的，但邢、卫迁都是为躲避狄人，而许、蔡举国迁都是顺从夷狄，这里显示出区别】，而后又记“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为了赞美桓公志在道义，最终有救助患难的功劳【范氏说：再次列出三国，是赞美齐桓公保存亡国。张氏说：邢国虽然已经迁都，但无力自行筑城，诸侯如果不为其筑城，终究无法安定。桓公趁其已迁都，命令三军为其筑城，使其足以防守且居住安稳，所以再次叙述三军以显示春秋以来全力保存亡国，只有此举，继承了南仲筑朔方城、仲山甫筑东方城的遗制。临川吴氏说：邢即夷仪，邢国既已迁都，那么夷仪就是邢国所在，所以不说“城夷仪”而说“城邢”】不凭借王命兴师，也是圣人所赞许的吗？中原衰微，强权欺凌，天子不能匡正，以至于诸侯迁徙奔亡，诸侯中有能救助并保存他们的，那么救助并保存他们是可以的。凭借王命兴师的人，是能够救助并赋予其正统的，这是权变【髙氏说：起初救援邢国迟缓，是过错；最终能为邢国筑城，是功劳。圣人不以功劳掩盖过错，也不以过错掩盖功劳，功过不相掩盖，这就是王法。陈氏说：以齐、晋的霸主地位，狄人伐邢，邢迁于夷仪，狄人围卫，卫迁于帝丘，虽然是狄人横行，但桓公、文公也受其责难。汪氏说：狄人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迁夷仪而桓公能城邢，狄人围卫以至于迁都，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公、文公的优劣就显现了。庐陵李氏说：“齐桓公称霸期间在外筑城有三处：邢、楚丘、缘陵。唯独城邢最美。晋文公称霸期间在外筑城有三处：虎牢、杞、成周。唯独成周无可讥讽”】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其送回。

【《公羊传》：“夷，是什么地方？是齐国的土地。是齐国的土地，为何说齐人以归？夫人薨于夷，所以齐人以归。夫人薨于夷，齐人为何以归？桓公召她并将其缢杀。《谷梁传》：夫人去世，不记地点，记地点，是有原因的。齐人以归，不说以丧归，不是以丧归，是加上丧礼，忌讳说以夫人归。其以归，是去世的意思】

夫人去世，不记地点，这里说“薨于夷”，是有原因的【髙氏说：只书“薨于夷”，那么夫人不得善终，就显而易见了】，是桓公召她并将其杀害，说“齐人以归”，是将她的灵柩送回鲁国。齐国作为盟主，道义上有权举法，这是霸主在诸侯中行事的方式【何氏说：桓公执行霸王的诛杀，不偏袒亲属；刘氏说：哀姜参与叛乱，杀死两个儿子，几乎亡国，齐桓公讨伐并诛杀她，这是上级对下级、君主对臣子、霸主对诸侯行事的道义】。鲁国作为臣子不得讨伐，而齐国作为霸主有权举法。既然诛杀了她，又送回她的灵柩，这是什么意思？鲁国想拒绝而不接受吗？那么就没有子不报母仇的道义；接受并安葬她吗？已断绝关系的人又能享受小君的礼仪，典章刑法就混乱了。所以特意书“以归”，而不说“归夫人之丧”，“以”是不以的意思【沙随程氏说：“齐人以归”是将她的灵柩归给我们；有人说齐人将她的尸体带回齐国，是不对的。既然在齐地去世，那么“以归”就是归给我们。有人问：“齐人以归”是齐人在此时告知鲁国允许将姜氏送回吗？还是齐人在此时送姜氏的灵柩回鲁国？如果是此时送灵

译回国，那么为什么到了十二月才到？根据记载，哀姜七月死在夷地，到这时过了半年才到，为什么这么久呢？茅堂胡氏说：齐国人既然杀了姜氏，鲁国人向齐国请求，桓公允许了，然后按照夫人的丧礼去迎接她，所以说“以归”，不一定是在她死的那个月。张氏说：自从文姜弑杀桓公得以逃脱惩罚，而淫乱放纵更加严重，致使鲁国三四十年浑浊混乱、昏昧不明，最终酿成再次弑杀国君的祸患，到这时齐桓公行使方伯的职责，庆父、哀姜都死了，然后三光稍微明亮，人伦大体端正，这是放纵罪恶与诛杀恶人得失分明的明显证据。临川吴氏说：自从齐桓公称霸之后，诸侯中没有敢弑杀国君的，只有鲁国有弑杀闵公这一件事，然而乱贼很快被诛杀，没有能够侥幸逃脱的，这是霸主政治对世道有功的表现。哀姜、襄女，桓公以道义夺取私恩，必定杀之而不赦免，这与石碏杀厚之义相同。汪氏说：“以归”的含义，文定和程沙随都认为齐国将丧事归给鲁国，我私下详细考察，“以归”之后，过了一百七十天才到，没有这样的道理。经文中凡是说“以归”的，是归给他们的国家。戎在楚丘攻打凡伯，以归；杞伯迎接叔姬的丧事，以归，就是这种情况。凡是说“归”的，是归给鲁国。周王派荣叔归含且赗，齐人归公孙敖的丧事，就是这种情况。应当采纳左氏的说法，认为齐国将防地归给鲁国。公羊传和谷梁传又说以归到夷地。然而夷地在“以归”之上，那么是从夷地以归。夷地或者是鲁地，或者是齐地，虽然无法考证。大概是在夷地杀了她，而将丧事归给齐国，然后鲁国请求而归于鲁国。不然，为什么说“夫人氏之防，至自齐”，而不说“至自夷”与“至自干侯”相同呢？记载“齐人以归”，是为了表明齐国人杀了她。不说“齐侯”，而说“齐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左氏认为齐国人杀哀姜太过分了，然而先儒认为武则天篡夺唐朝，唐朝的臣子还应当废黜庶人而诛杀她，何况齐桓公不可以杀哀姜吗？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起初被记载为“荆”，《左传》中郑国亲近齐国，所以如此记载。】

楚国被称为“人”，是因为其势力逐渐强盛。【汪氏说：有人问，以前称“荆人”是表示对其进步的认可，现在称“人”却认为是因为逐渐强盛，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来聘问、来结盟，就嘉许他们仰慕中原的道义，所以说这是进步；侵犯、攻打中原国家，彰显其欺凌暴虐，所以说这是逐渐强盛。】庄公十年大败蔡国军队，俘虏了献舞，那时已经很强盛了。然而只举其称号，是因为初次在经文中出现，就追溯其僭越窃取的罪过，纠正其始封时的名称，以彰显王法。二十三年，楚国来聘问，嘉许其仰慕道义，于是用“人”来记载。二十八年，攻打郑国，厌恶其扰乱华夏，又用称号来记载。到这里又攻打郑国，也记载为“人”，难道是赞许其攻打别国而称其为“人”吗？这是因为楚国逐渐与中原会盟，执掌盟主之位，朝见诸侯之长齐国和晋国，这种态势由来已久了。【孙氏说：大败蔡国、攻入蔡国时称“荆”，来聘问时开始进步称“人”，攻打郑国时又称“荆”，现在说“楚人伐郑”，是因为其兵众地大，逐渐与诸夏相通，从此十数年间的侵伐用兵都称“人”。张氏说：荆到这里称楚，大概是因为荆是州名，《商颂》中称“奋伐荆楚”，那么楚也是其国旧名。以前侵犯败坏中原国家都以州名来举，唯独来聘问时称“人”，从此开始称国称人，则是侵凌强盛而凌驾于中原之上。然而直到齐桓公在世时，虽然攻打灭掉小国只称“人”，是因为桓公的力量还足以制约他们。桓公死后宋襄公称霸，然后才开始列入会盟，俨然主持诸侯事务，而《春秋》中有按爵位记载的了。庐陵李氏说：荆自从庄公十九年，文王去世，儿子堵敖即位，堵敖防备薄弱，几年之间，兵祸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杀兄自立，这就是成王。二十三年，来聘问，逐渐在中原有所作为。但是母亲强势儿子年幼，子元专权，尚不能得逞。到了三十年，鬬班杀了子元，鬬谷于莬担任令尹，自毁其家以缓解楚国的危难，于是楚国势力再次强盛。张氏说其开始安定，改号为楚，以与中原交往，怀疑这也是正确的。】

八月，鲁桓公在柽地与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会盟。【柽，音呈。公作朾。《左传》：在荦地结盟，谋划救援郑国。孙氏说：楚人攻打郑国，所以桓公在柽地会合诸侯。杜氏说：荦就是柽，宋国的土地。陈国陈县西北有柽城。张氏说：楚人攻打郑国，桓公不立即救援，而是防备诸侯谋划，大概是因为楚国正强盛，而桓公谋划制约楚国的万全之策。汪氏说：经文记载“会”，而《左传》说“盟”，〇是错误的。】

九月，鲁桓公在偃地大败邾国军队。【败，音迈；偃，公作缨。】

【《左传》：虚丘的戍卒，将要回国。《谷梁传》：不说是“疑战”，疑战而说“败胜”，是内辞。杜氏说：“偃，是邾国的土地。”】

在柽地的会盟中谋划救援郑国，而桓公与邾国人都参与了，那么就是志向相同而谋划协调。现在既然在柽地会合了邾国人，又在偃地大败邾国军队，在这里指责桓公没有遏制寇乱、安定中原的诚意了。凡是这类情况都是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然显现。欺诈作战称为“败”，击败对方的一方为主。【张氏说：楚人凌驾于上国之上，桓公与邾国在柽地共同防备以谋划，才不到两个月，僖公就用欺诈手段大败邾国军队，不致力于和睦邻邦、侍奉霸主，而扰乱一时的利益，足以看出僖公的罪过了。髙氏说：邾国接受了姜氏，桓公没有在盟会上请求就讨伐它，却在盟会之后大败其军队，是不合礼的。】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大败莒国军队，俘虏了莒挐。【郦，音知；公作犁。挐，音居；又音加。】

【《左传》：冬天，莒国人来索取贿赂，公子友在郦地大败他们，俘虏了莒子的弟弟挐。不是卿大夫，嘉许其被俘。桓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及费地。《公羊传》：莒挐是什么人？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夸大季子的俘获。为什么夸大季子的俘获？季子处理内难合乎正道，抵御外难也合乎正道，他抵御外难合乎正道，是怎样的？公子庆父弑杀闵公，逃跑到莒国，莒国人驱逐他，他将要去齐国，齐国人不接纳，退回来住在汶水之上，派公子奚斯入城请求。季子说：“公子不可以入城，入城就会被杀。”奚斯不忍心，回报给庆父，从南面等候北面而哭。庆父听到后说：“嘻，这是奚斯的声音。”庆父说：“我进不去了。”于是举起车辕自缢而死。莒国人听说后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贼人。”以此向鲁国索取贿赂，鲁国人不给，因此兴师攻打鲁国。季子用偏战对待他们。《谷梁传》：莒国没有大夫，称莒挐是什么意思？是用我们俘获他来称呼他。内辞不说“获”，这里说“获”是什么意思？厌恶公子欺骗。欺骗是怎样的？公子友对莒挐说：“我们两人不相容，士卒有什么罪？”屏退左右而互相搏斗。公子友处于下风，左右说：“孟劳。”孟劳是鲁国的宝刀。公子友用它杀死了莒挐。那么为什么厌恶欺骗呢？回答说：“这是抛弃军队的方法。”杜氏说：“郦，是鲁国的土地。大夫生死都称‘获’。”】按《公羊传》：庆父逃到莒国，莒国人驱逐他，他将要去齐国，齐国人不接纳，退回来住在汶水之上，派奚斯入城请求，不被允许而死。莒国人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贼人，以此向鲁国索取贿赂。”鲁国人不给，因此兴

译莒国出兵来讨伐。既然罪责在莒国，却由季友主导这场战争，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能在敌军锋芒正盛时加以制止，用言辞命令晓谕他们，使他们知道理亏而退兵，那就好了。如今竟然发展到兵刃相接的地步，又使用欺诈的计谋，擒获了莒国的主将，这是强国的做法，不是王者之师应有的风范，这正是《春秋》所记录的，所以让季友作为主将并记载战败和擒获，是对他责备周全的表现。高氏说：记载公子友率领军队，是显示他拥有军队并得到众人的拥护，却不能阐明大义去讨伐庆父的罪行，反而向莒国行贿求和，最终导致兴兵诈战，毒害邻国无辜的百姓。《春秋》让季友主导这场战争，并且详细记载日期，是为了深深地责备他。擒获莒挐，是为了断绝庆父行贿的途径。凡是小国的大夫，因为事情与我方接触，就记载其名。汪氏说：莒国人收留叛贼却索取贿赂，固然不对；鲁国进行诈战，也有罪过。《左传》和《公羊传》都认为这是赞许季友。季友擒获莒挐，现在考察经书记载：郑国擒获蔡公子燮，宋国的华元，吴国擒获陈国的夏齧，齐国的国书，没有把记载“获”当作善事的。这里对公子友记载战败、记载擒获，那么罪责就在季友身上了。至于庆父逃到莒国却不记载，莒国人杀了庆父；与宋万逃到陈国却不记载，陈国人杀了宋万，意义相同。那些党同恶人、索取贿赂的罪过，大概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何必说是赞许季子擒获莒挐呢？刘氏说：《左传》说“他不是卿，是赞许擒获他”，这是不对的。莒挐和莒詹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定说他不是卿？即使他不是卿，但既然是主将，也应当记载。啖氏说：《谷梁传》说“季友传令杀了莒挐”，按季友是贤哲之士，难道会做匹夫那样的事吗？这是诬蔑。庐陵李氏说：关于战败和擒获的记载，《左传》、《公羊传》都赞美季子的功劳；《谷梁传》认为是诈战，即使江熙、范甯也不采纳。然而看胡安国“使用欺诈计谋擒获其主将”的说法，又似乎本于此。《春秋》记载“获”有六次，始于这次。又说：“季氏拥有费邑”，也始于这次，详见襄公七年筑费邑条下。

译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哀姜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左传》认为，君子觉得齐国人杀死哀姜做得太过分了，因为女子是依附于人的。《公羊传》问：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是为了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因为她参与了弑杀国君。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弑君时贬低她？贬低必须在重大事件上体现，没有比以丧礼归国更重大的了。《谷梁传》说：不称姜，是因为她杀死两个儿子而贬低她。有人说：这是为齐桓公讳言杀害同姓。

夫人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大义已经断绝，不能再扶入宗庙了。史书称“逃到邾国”，死在夷地，是为了断绝哀姜的名分。史书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夫人哀姜的灵柩从齐国运回，是为了讥讽齐桓公。不称姓，是因为她在齐国被杀；不除去氏，是因为鲁国接受了她的灵柩。王氏说：不称姓，是认可齐桓公能够诛杀她；不除去氏，是罪责僖公接受安葬她。刘氏说：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是为了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夫人参与了叛乱，齐桓公纠正她的罪过并讨伐她，那么怎么还能让她配享宗庙呢？那么为什么不在她死时贬低她？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这是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大义已经尽了，所以臣子可以依据霸主的命令来尊崇宗庙，霸主也可以依据天子的法度来断绝鲁国的私请。现在齐国以公义讨伐她，而鲁国以私意请求安葬她，君子认为这不义，不能通行。《春秋》因此在她灵柩运到时贬低她。髙氏说：齐国诛杀她，是齐国已经断绝她了。鲁国请求安葬她，是鲁国不忍心断绝她。所以圣人趁着她的灵柩运到，特意除去姜字以断绝她与齐国的关系，而保留夫人氏以显示鲁国的不忍心。那么哀姜的灵柩不应当运回鲁国，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就在她死的地方安葬就可以了。孙氏说：闵公二年逃到邾国不贬低，是因为姜氏不能用儿子讨伐母亲。这里贬低，是为了端正王法。不除去氏，是因为杀子的罪过，比文姜稍轻。何氏说：在市集上执行刑罚，是让大家共同唾弃，所以必须在臣子集合迎接的时候贬低她，这是为了表明诛杀得当，顺应王法所加，臣子不能用夫人的礼仪来处理她的丧事。张氏说：齐国人杀死哀姜并把她送回国，僖公请求安葬她。《春秋》在她灵柩运到时贬低她，不称姜，是为了罪责鲁僖公不懂大义。哀姜得罪了先君，被方伯诛杀，怎么还能配享祖庙，享受祭祀呢？

刘氏说：《谷梁传》说：不称姜，是为齐桓公讳言杀害同姓。不对。夫人挟持小君的尊贵而弑杀两个儿子，鲁国人始终不敢讨伐。齐桓公作为霸主，痛恨祸乱的根源，怎么能顾及同姓呢？这不是《春秋》所耻的，也不是《春秋》所讳的。汪氏说：文定认为记载夫人灵柩运到，是为了讥讽齐桓公。根据刘氏专门指责鲁僖公的请求，姑且两者都保留。庐陵李氏说：齐国杀死哀姜，公羊、谷梁、刘氏、胡氏都认为合乎道义，只有左氏说：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做得太过分了。女子是依附于人的。杜氏又认为不称姜是缺漏。这些说法是不明察《春秋》的公义。

周惠王九年，鲁僖公二年【齐桓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十九年，卫文公二年，蔡穆侯十七年，郑文公十五年，曹昭公四年，陈宣公三十五年，〇周惠王十五年，宋桓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年，楚成王十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左传》说：春季，诸侯修筑楚丘城墙，并封给卫国。不记载所会的诸侯，是因为迟到。《公羊传》问：修筑谁的城墙？修筑卫国的城墙。为什么不称修筑卫国？因为卫国被灭了。谁灭了它？大概是狄人灭了它。为什么不称狄人灭了它？是为齐桓公讳言。为什么为齐桓公讳言？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亡的，齐桓公不能救，那么齐桓公感到耻辱。那么谁修筑的城墙？齐桓公修筑的。为什么不称齐桓公修筑？不赞成诸侯专断封国。为什么不赞成？实际上赞成但文辞上不赞成。文辞上为什么不赞成？诸侯的道义不允许专断封国。诸侯的道义不允许专断封国，那么为什么说“实际上赞成”呢？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亡的，力量能救就救是可以的。《谷梁传》说：“楚丘是什么？卫国的邑。国家而说城，这是邑。为什么说城？是封给卫国。那么为什么不称修筑卫国？卫国还没有迁都。为什么不称卫国迁都？不赞成齐侯专断封国。说‘修筑它’，是专断的辞令。所以不是天子不能专断封诸侯，诸侯不能专断封诸侯，即使通融其仁爱以合乎道义也不赞成。所以说：仁爱不能胜过道义。”

楚丘，是卫国的邑。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它，并封给卫国【《国语》：卫人在漕地搭建庐舍，齐桓公修筑楚丘来封给他们】。不记载齐桓公，是不赞成诸侯专断封国。汪氏说：不称齐桓公，又不记载诸侯，是省略了，使得好像鲁国自己修筑一样。孙氏说：这是践土之盟的诸侯修筑楚丘，不称诸侯，是贬低。《诗经·木瓜》赞美齐桓公，而孔子记录它，意思难道不同吗？不赞成专断封国，是端正王法。《木瓜》有可取之处，是赞许卫人的情意。朱熹说：《诗经》记录《木瓜》，就是《春秋》序绩的意思，也是赞许卫人的情意。难道齐桓公的事都足以效法吗？为什么赞许它？报答是天下

译（齐桓公）施予利益，以恩德报答恩德，那么百姓就会受到鼓励。《春秋》记载“筑城于楚丘”却简略而不详述，记载“筑城于邢”却言辞繁复而不删减，这是为什么呢？查考周朝制度，凡是册封诸侯国，由大宗伯担任傧相，司几筵设置屏风，内史宣读册命【《周礼》记载：大宗伯在周王册命诸侯时担任傧相。注解说：傧，是引导的意思。周王将要发布命令，在祖庙中，立于屏风前面向南，傧相引导接受册命的人，延请他登阶。内史从周王右侧宣读册命，受命者下阶再拜稽首，登阶接受册命后退出。司几筵负责在册封诸侯时设置几案。周王的位置设置屏风，内史凡册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时，都宣读册命】。这是天子的大权，不是诸侯所能擅自行使的。卫国人流渡黄河，在漕邑野外居住，许穆夫人哀怜卫国灭亡而驾车疾驰，作诗《载驰》；齐桓公帮助卫文公迁居楚丘，此后百姓才喜悦，这说明卫国曾经灭亡而不复存在【《诗经·定之方中》小序说：卫国被狄人灭亡，向东迁徙渡河，在漕邑野外居住。齐桓公拯救其祸难而重新册封它，卫文公迁居楚丘，开始建造城市并营建宫室，百姓因此喜悦】。筑城于楚丘，这是擅自行使天子的大权来册封国家【汪氏说：僖公二十八年，子玉向晋国报告，请求恢复卫侯地位并册封曹国。宣公十一年，楚国重新册封陈国，大概是毁坏了他们的宗庙，失去了他们的爵位，再重新册命为诸侯，都称为“封”。诸侯拥有国家，是受之于天子，继承世系是承袭先君。如果不是受之于天子、承袭先君，而是霸主册命，那就是专擅册封了】。邢国迁往夷仪，《春秋》以“自行迁徙”来表述，那么这次迁徙是出于邢国自己的意愿，其国家未曾灭亡。诸侯筑城于邢，这是说同类患难互相救助，以遵从简册上的命令，所以言辞繁复而不删减，赞美的是拯救患难【永嘉吕氏说：狄人再次攻打邢国时，齐国去救援。邢国迁徙后，齐国为其筑城。前有拯救患难的军队，后无专擅册封的过失，这是《春秋》所肯定的。记载“狄人入侵卫国”却不记载救援，那么就没有拯救患难的军队了。记载“筑城于楚丘”而卫国不言迁徙，那么就有专擅册封的过失了，这是《春秋》所否定的】。齐桓公册封卫国，使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他对中华的贡献很大，对卫人的恩惠很广，应该有赞美的言辞来记录这件事，现在却如此隐晦，这正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去小恩惠而保存大节操”，这是《春秋》的法则。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刘氏说：齐桓公册封卫国，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卫人也自认为齐桓公对他们的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秋》记载这件事，竟然与一般诸侯没有区别。卫国已经灭亡了，没有周王的命令而擅自册封它，这是专擅王命。专擅王命，是诸侯的大罪。所以用小恩惠来评价，那么齐桓公有恩德；用大法度来论断，那么诸侯没有专擅册封的权力。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齐桓公筑城于楚丘，大概筑城的不仅仅是鲁国，而只记载鲁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称为功劳，所以反而遵循我们的常道而称为“城”罢了。晋文公让诸侯朝见周王，大概朝见的也不仅仅是鲁国，而只记载鲁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称为功劳，所以反而遵循我们的常道而称为“朝”罢了。《春秋》看重道义不看重恩惠，看重正道不看重功劳，略去小善而推崇大节，以正道对待人罢了。张氏说：卫国虽然应当册封，但周王室尤其不可以不尊崇，所以略去齐桓公的功劳，只记载鲁国人去筑城，以此来抑制霸权而尊崇王室。高氏说：宋国的子鱼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义士尚且轻视他，”由此可见当时就已经不认可齐桓公的册封了。如果齐桓公驱逐了狄人，向天子请求命令而后筑城，筑城完成后，向天子请求命令而后册封。像这样，那么就是天王命令诸侯筑城于楚丘来册封卫国，而齐桓公的恩德就在其中了。《诗经》说：“王命仲山甫，筑城于东方。”又说：“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由此说来，凡是筑城必须由天子的命令，等到成功了，又向王报告是可以的，怎么能自己专擅呢？汪氏说：卫国灭亡，《春秋》不记载“灭”；戴公在漕邑搭建庐舍而不说迁徙；齐桓公派公子无亏戍守，用甲士归还祭服和乘马而不记载救援，这些都是为了隐去齐桓公册封卫国的事，大概他的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所以略去其事，而隐晦其功。筑城于邢、筑城于某地，都记载了国名；只有筑城于缘陵不系国名，这不系卫国，就是筑城于缘陵的体例。筑城于邢列举了三国的军队，筑城于某地列举了十一国的大夫，筑城于缘陵诸侯用“凡”来统称，只有戍守陈国、向蔡国归还粮食不提及诸侯，这不提及诸侯，就是戍守陈国、向蔡国归还粮食的体例。然而说“戍”、说“归粟”，虽然像是鲁国的事，却明确指出了陈、蔡，而楚丘的书法与鲁国的邑没有区别，那么是深深忌讳齐桓公专擅册封而完备地责备他吗？葵丘之盟说：“没有册封而不报告的。”齐桓公不能逃避他的责任了。○刘氏说：“《谷梁传》说‘国家而说筑城，这是邑’，而说筑城，为什么呢？不对，邑也称为城，如果不称为城，应当称为什么呢”】

译夏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哀姜。

《公羊传》说：哀姜是谁？是庄公的夫人。高氏说：十一月去世，五月安葬，这是在外去世的规格。丧事到五月才安葬。茅堂胡氏说：记载哀姜，她逃到邾国，死在夷地。夫人氏的丧事到了，谴责断绝的道义就明白了。等到她去世，记载日期安葬，称她为小君，谥号也没有贬低，这也是《春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在祸乱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的意思。文姜也是这样，开始时不谨慎，最终想纠正，可以吗？临川吴氏说：哀姜有罪，齐桓公以霸主的命令诛杀她，是合乎道义的。然而姜确实是庄公的正妻，僖公的嫡母。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所以僖公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她。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下阳，《公羊传》《谷梁传》作夏阳】

【晋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左传】晋国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是我国的宝物。”荀息回答说：“如果能从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就像放在外面的府库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这个人，懦弱而不能强行劝谏，而且从小和君主一起长大，君主亲近他，即使劝谏君主也不会听从。”于是派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入侵，攻打鄍的三门。冀国已经疲惫，也是因为君王的缘故。现在虢国行为不道，驻扎在逆旅，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冒昧请求借路去讨伐虢国的罪过。”虞公答应了他，并且请求先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于是起兵。夏天，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会同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先记载虞国受贿赂，是因为这是原因。《公羊传》说：虞国是小国。为什么排在大国之上？是让虞国成为首恶。为什么让虞国成为首恶？虞国接受贿赂，借给灭国者的道路而导致自己灭亡。它接受贿赂是怎样的情形？献公召见各位大夫并询问，说：“我昨晚睡觉睡不着，这是什么意思？”各位大夫中有上前回答的，说：“睡觉不安稳，大概是各位侍御没有在身边吧。”献公不回答。荀息上前说：“虞国和虢国被看见了。”献公作揖让他进来，于是和他进入内室谋划说：“我想攻打虢国，虞国就会救援；攻打虞国，虢国就会救援。怎么办？希望和你一起考虑。”荀息回答说：“君王如果用我的计谋，那么今天夺取虢国，明天夺取虞国，君王还有什么忧虑呢？”献公说：“那么怎么办？”荀息说：“请让我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的白璧前往，一定可以成功。那么宝物从内库取出，放在外库；马从内厩取出，拴在外厩。君王有什么损失呢？”献公说：“好。虽然如此，宫之奇还在那里，怎么办？”荀息说：“宫之奇知道就会知道了。虽然如此，虞公贪婪而喜欢宝物，见到宝物一定不听他的话，请最终还是去。”于是最终还是去了。虞公见到宝物，答应了。宫之奇果然劝谏，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虞国和虢国互相救援，不是互相施恩，那么晋国今天夺取虢国，明天虞国就跟着灭亡了。君王请不要答应。”虞公不听他的话，最终还是借了路去夺取虢国。过了四年，反过来夺取了虞国。虞公抱着宝物牵着马来到。荀息看见说：“我的计谋怎么样？”献公说：“你的计谋已经实行了，宝物还是我国的宝物。虽然如此，我的马的牙齿也已经长大了。”大概是戏弄他。夏阳是什么？是虢国的城邑。为什么不依附于虢国？把它当作国家。为什么当作国家？因为君主在那里。《谷梁传》说：不是国家却说灭，是重视夏阳。虞国没有军队，为什么说“师”？因为它在晋国之前，不可以不说。师，它在晋国之前是什么？是灭夏阳的主谋。夏阳是什么？是虞国和虢国的要塞城邑。灭了夏阳，虞国和虢国就都被攻取了。虞国是灭夏阳的主谋是什么？晋献公想讨伐虢国，荀息说：“君王为什么不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垂棘的玉璧向虞国借路呢？”献公说：“这是晋国的宝物，如果接受我们的礼物而不借给我们路，怎么办？”荀息说：“这是小国侍奉大国的方法。他们不借给我们路，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我们的礼物而借给我们路，那么是我们从内府取出而放在外府，从内厩取出而放在外厩。”献公说：“宫之奇在那里，一定不让他接受。”荀息说：“宫之奇这个人，通达事理而懦弱，又从小和君主一起长大。通达事理那么他的言辞简略，懦弱就不能强行劝谏，从小和君主一起长大那么君主轻视他。而且玩好之物在耳目之前，而祸患在一国之后，这是中等智慧以上的人才能考虑的。我料想虞君是中等智慧以下的人。”献公于是借路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说：“晋国的使者，言辞谦卑而礼物厚重，一定对虞国不利。”虞公不听，于是接受了他的礼物而借了路。宫之奇劝谏说：“俗话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说的就是这个吧？”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逃奔到曹国。献公灭亡虢国五年后才攻取虞国。荀息牵着马拿着玉璧上前说：“玉璧还是原来的样子，而马的牙齿已经长大了。”程颐说：“虞国借路帮助晋国讨伐虢国，虢国的灭亡，虞国实际上导致的，所以以虞国为主灭下阳邑。”虢国的灭亡由此开始，所以直接记载灭。杜预说：“下阳，虢国的城邑，在河东大阳县。”张氏说：“下阳与上阳相对，在陕州平陆县。上阳在陕县，是虢国的都城。”虞国，是周大王之子仲雍所封；虢国，是文王弟弟虢叔的后代；晋国，是成王弟弟唐

译叔的子孙

译查考《孟子》记载：“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产的四匹良马，向虞国借路，用来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君，百里奚却不劝谏。那么晋人原本就存心算计，却把虞国列为首恶，是为什么呢？因为虞国贪图厚重的贿赂，助长了晋国的强暴，灭掉了兄弟之邦，最终祸及自身，导致国家灭亡，这就是它被列为首恶的原因吗？薛氏说：‘虞国开启晋国讨伐下阳的端绪，如果不是虞国，晋国就不能讨伐虢国。灭了虢国，虞国也就不是虞国所有了。在晋国之前列出虞国，是虞国的罪过。’永嘉吕氏说：‘州吁向宋国请示，然后讨伐郑国，所以把宋国列为出兵的主谋；晋国向虞国请示，然后讨伐虢国，所以把虞国列为首恶。大概听从州吁请求的是宋国，那么讨伐郑国的战事，实际上是宋国促成的，卫国不能独自决定；听从晋人请求的是虞国，那么讨伐虢国的军队，实际上是虞国促成的，晋国也不能独自决定。’茅堂胡氏说：‘灭掉下阳的，是晋国主谋，却把虞国列为首恶，为什么呢？《春秋》惩治恶行，都归罪于那些参与作恶的人，所以把齐国列为石曼姑的首恶，把宋国列为州吁的首恶，把虞国列为晋国的首恶，把子家列为子公的首恶。前代儒者认为，灭掉汉朝的是张禹而不是王氏，亡掉唐朝的是李勣而不是武后，这才符合《春秋》的微言大义。《春秋》是圣人的法律令典。观察其中的义理，就可以见到法度了。唐高宗赐给臣下长孙无忌金银宝物和丝织品，想要借此立武昭仪为后，虽然长孙无忌最终没有顺从防备，君子还是讥讽他沉溺于利益而不能拒绝君主的赏赐。《资治通鉴》永徽五年记载：‘皇上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担心大臣们不听从，于是和武昭仪去长孙无忌府第，畅饮尽欢，拜长孙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又装载金银宝物和丝织品十车来赏赐。皇上趁机暗示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用别的话回答。第二年召见长孙无忌等人，谈论立武后之事，长孙无忌认为不可。’范祖禹说：‘大臣想要用道义匡正君主，却先沉溺于利益，那么就不值得被看重了。如果能够辞去官职并退还赏赐，让君主知道大臣不可以用利益来诱惑，也足以遏制他的非分之想。’何况是接受别人的贿赂，助长其强暴行为的人呢？国家却说‘灭下阳’，下阳不过是个城邑罢了，为什么记载为‘灭’？下阳是虞国和虢国的边塞重镇，就像秦国有关中的潼关，蜀国有险峻的剑岭，这些都是国家的门户。潼关和剑岭如果不守，那么秦国和蜀国就会破败；下阳既然被攻取，虞国和虢国也就灭亡了。《春秋》的这个义理，是把天下当作一家，把城墙护城河当作坚固的防御，把山川丘陵当作险要的地势，设置这些来守卫国家，等待暴客的。这是衰败时代的意旨吗？茅堂胡氏说：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有的，外面的门都不关闭。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有的，用城墙护城河来作为坚固的防御。《易经》的产生，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的吧？《春秋》兼取盛世和衰世的立法，比如记载‘筑城’‘守城’之类，显示城防不可完全依赖；比如记载‘灭下阳’之类，又显示虽有险要却不能自我守卫。张氏说：晋武公凭借曲沃伯的身份篡夺晋献公的君位，继承后逐渐用兵吞并邻近的小国。晋国与虞国、虢国相邻，自从晋庄公末年因为虢人侵犯晋国而向士蒍谋划，企图对付虢国，现在才开始与虞国一起讨伐它。大概先用厚重的贿赂离间虞国和虢国的关系，使虞国人不知道晋国的阴谋，忘记唇齿相依的形势，反而引导晋国去灭掉下阳。下阳是控制虞国和虢国的要害之地，晋国夺取下阳，两国也就随之灭亡了。所以《春秋》在这里记载‘灭’，把虞国列为出兵的首恶，如同邾国的道路，郑国之所以被看见，是因为虞国自取灭亡。高氏说：不说是虞国人晋国人，而说是军队，是彰显他们依仗人多势众来欺凌虐待。夺取城邑却说是‘灭’，是因为下阳是虢国所保卫的地方，下阳被夺取虢国就灭亡了，不需要等到社稷倾覆。圣人记载郑伯进入栎地而不记载进入郑国，记载虞国晋国灭下阳而不记载灭虢国，观察事物有要领啊。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灭下阳，是归罪于虢国不能守卫险要；记载城虎牢，是归罪于郑国不能保险要，书法相同，都是衰世的意旨。又说：晋国是姬姓侯爵，从唐叔开始受封，九世传到穆侯，穆侯生了太子仇和成师。仇成为晋文侯，因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到册命，记载《文侯之命》就是如此。鲁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去世，儿子昭侯即位，晋国开始混乱，封成师于曲沃，这就是桓叔。桓叔去世，儿子庄伯即位，隐七年庄伯去世，儿子称即位，桓八年曲沃合并晋国，虢公即位，晋侯缗。庄十六年曲沃再次灭掉晋国，把全部宝物贿赂周僖王，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这就是武公。庄十七年武公去世，献公佹诸即位。十八年晋献公朝见周王。二十六年虢国再次侵犯晋国。二十七年，晋国将要讨伐虢国，士蒍说：‘不可以，虢公骄傲，屡次战胜我们，一定会抛弃他的百姓，等到他失去民众后再讨伐他，谁还能与他对抗？’二十八年，派太子居住在曲沃。闵元年，建立三军，灭掉耿国，灭掉霍国，灭掉魏国。二年，派太子讨伐东山臯落氏。于是

译晋国开始强大。以前的晋国史事都没有记载，所以在这里详细叙述。○赵氏说：“《公羊传》说：‘夏阳是虢国的城邑，为什么不把它归属于虢国？因为把它当作国家看待。为什么当作国家看待？因为国君在那里。如果在下阳遭受兵祸，怎么会不被擒获呢？’《谷梁传》说：‘虞国没有军队，这里说“师”是什么意思？因为虞国在晋国之前，所以不能不说军队。’查考经文记载说“虞师”，怎么能说没有军队呢？”

译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贯地结盟（《公羊传》作贯泽）。

【《左传》：秋季，在贯地结盟。这是使江国、黄国臣服。《公羊传》：江国人、黄国人，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远方国家的措辞。远方国家都到了，那么中原国家为什么只说齐、宋到了呢？大国只提齐、宋，小国只提江、黄，这是表示其余的国家没有敢不来的。《谷梁传》：贯地的盟会，没有约定日期却来到的是江国人、黄国人。江国人、黄国人，是远方国家的措辞。中原国家称齐、宋，远方国家称江、黄，这是认为诸侯都来了。杜预说：贯，是宋国的地方。梁国防县西北有贯城。江国在汝南安阳县，黄国在弋阳县】

按照《左传》的说法，在贯地结盟是为了使江国、黄国臣服（杜预说：江国、黄国是楚国的盟友，开始来归服齐国，所以齐国联合诸侯）。荆楚势力天下最强，江国、黄国是它在东方的盟友。两国来订立盟约，那么楚国人就失去了右臂。乐毅攻破齐国，先联合韩国、赵国（《史记·乐毅列传》：燕王想要讨伐齐国，乐毅说：齐国是霸业的余绪，地广人众，不容易单独攻打，一定要讨伐它，不如约请赵国以及楚国、魏国。于是约请赵、韩、秦，联合楚、魏，诸侯都答应了。乐毅担任上将军，合并赵、楚、韩、魏、燕的军队去讨伐齐国，攻破它）。诸葛亮讨伐魏国，在江东申明信好，即使是周武王牧野的军队，也誓师联合友邦，远及庸、蜀、彭、濮八国的人，共同形成犄角之势。桓公这次盟会，他制服荆楚的考虑周全了。至此，诸侯都明白了桓公的志向。盟会虽然为《春秋》所厌恶，但诸侯都在，只提及远方国家，是赞许这次盟会（张氏说：齐桓公谋划对付楚国，先使这两个国家臣服，它们都靠近楚国的边境，以此来远交而孤立楚国的势力，这是桓公制服楚国的规模。只有宋国参与盟会，不烦劳其他诸侯。汪氏说：贯泽、阳谷的盟会，《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诸侯都在而只提齐、宋、江、黄来概括。现在考察《春秋》会盟，没有诸侯在而经文不记载的，大概中原诸侯中最大的莫过于齐、宋，齐是霸主，宋是上公。盟友中远的莫过于江、黄，都是荆楚的羽翼。齐、宋会盟而江、黄参与，那么天下诸侯无不顺从就可以知道了。两传大概是推论其形势如此，并非诸侯果然都参与盟会，读者应当不因言辞而损害原意。庐陵李氏说：贯与阳谷，《公羊传》《谷梁传》、胡氏都认为诸侯都在，但何氏、范氏的注释则认为《春秋》只是用普遍到来的措辞来褒扬。啖子认为《春秋》会盟都据实记载，没有举远以包近的惯例，怀疑张氏的说法是对的。又说：江国、黄国开始到贯地，又到阳谷，又跟随齐国侵犯陈国，黄国在僖公十二年灭亡，江国在文公四年灭亡）

附录【《左传》：齐国寺人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情。虢公在桑田打败戎人。晋国卜偃说：虢国必定灭亡了。灭亡下阳，不害怕反而又有功劳，这是上天夺去他的明鉴而增加他的疾苦。必定轻视晋国而不安抚他的百姓了。不能超过五年】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记录异象。《谷梁传》：不雨，是勤于求雨。范氏说：这是想要得到雨的心思勤勉。表明君主体恤百姓。杜预说：一个季节不雨就记载，首月。张氏说：记载这个以显示鲁国上下都以无雨为忧。只记载首季，从酉到亥，三个月都不下雨。孙氏说：一个季节不雨就记载，是僖公忧民惧灾非常严重】

楚国人侵犯郑国。

【《左传》：楚国人讨伐郑国，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聃伯。张氏说：楚国自从庄公三十年，楚頵已经长大，杀死子元，任用子文为令尹，兵势逐渐强大，所以连年侵犯郑国。如果不是齐桓公专门以图谋楚国为事，必定不能在召陵制服它，而执宋公、盟诸侯的事情，就不会在僖公十九年之后了。甲惠王二子十年】三年【齐桓公二十九年，晋献公二十年，卫文公三年，蔡穆公十八年，郑文公十六年，曹昭公五年，陈宣公三十六年，杞惠公十六年，宋桓公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年，楚成王十五年】

春季王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记录异象。《谷梁传》：不雨，是勤于求雨；一个季节说没有下雨，是怜悯求雨。怜悯求雨，是有志于百姓的】

《谷梁传》说：不雨，是勤于求雨；每个季节都记载一次，是怜悯求雨。怜悯求雨，是有志于百姓的（范氏说：闵，忧也。经文一个季节就说没有下雨，是忧民到了极点）。跨越季节总括记载（汪氏说：指跨越三个季节而后记载，或跨越四个季节而后记载），是不忧雨。不忧雨，是无志于百姓。按照《诗经》称颂僖公节俭以足用，宽厚以爱民，务农重谷，那么确实是贤君。他有心于百姓，是确凿的。所以冬天不雨而记载，春天不雨而记载，夏天不雨而记载，以彰显他的勤勉（张氏说：三个季节不雨则饥荒接连到来，百姓生命危在旦夕，这是《云汉》之所以编入《诗经》的原因，而去年及今年春夏的不雨，书法不同于文公，以彰显其君主忧民之忧。髙氏说：不雨八个月而不记载旱灾，为什么呢？凡是记载旱灾的，虽然有时下雨，还是以不足为旱。如果真不雨，那么旱灾就在其中了。连在首月记载，显示其为灾之久，而僖公以

译不降雨是因为君主心中挂念。文公在练祭时迟缓制作神主牌位（见文公二年），在宗庙方面则大室的房屋毁坏（见文公十三年），在赋税政令方面则四次不视朔（见文公十六年），在邦交方面则三次不参加盟会（见文公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他无心于百姓，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从十二月份不降雨直到秋七月才记载（文公二年），从正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才记载（文公十年、十三年），以此来彰显他的怠慢。汪氏说：有心于百姓的人，心思在于百姓而忧虑百姓的事务；无心于百姓的人，心思不在于百姓而不忧虑百姓的事务。何休认为僖公悔过自修反省，罢免了佞臣郭都等人，平反冤狱四百余人，精诚感动上天，没有求雨就得到了及时雨。这件事虽然不可考证，但从经文的意旨来看，僖公必定能够悔过修政，以消除天象的变异。所以说《春秋》是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书法的不同，是君主心意得以彰显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春秋》每年备载四时，僖公的经文中间没有异事，所以离开首月而分别记载不降雨；文公的经文自有异事，所以不再记载首月不降雨的文字。谷梁氏推崇僖公而主张此说。现在考证僖公冬不降雨之下记载了“楚人侵郑”，夏不降雨之下记载了“徐人取舒”，并非没有异事。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时记载，却也不记载“春王正月不降雨”，况且圣人再次记载“正月”，不认为烦琐，为何唯独在不降雨上，就总括记载呢？谷梁子的言论，必定有所依据了。

译徐人攻取了舒国。

《公羊传》问：这里说“取”，为什么显得容易呢？杜氏说：“战胜别国而没有动用大军，也称为‘取’。”茅堂胡氏说：“说‘取’而不说‘灭’，是因为‘取’意味着使其成为附庸，不灭绝其祭祀。”高邮孙氏说：“舒是附庸小国，臣服于楚国，徐人从楚国手中夺取它，使其归属徐国。‘取’国而不说‘灭’，是因为舒国的宗庙祭祀得以保存。”襄陵许氏说：“舒大概是楚国的盟国，徐人夺取它，大概是依靠齐国和鲁国。”家氏说：“《鲁颂》说：‘惩罚荆舒’，舒与楚国接壤，成为中原的祸患，由来已久了。徐人讨伐舒，是为中原牵制楚国。”鲁僖公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救援徐国，由此可知徐国大概是受命于齐国。庐陵李氏说：“考察徐偃王开始称王，所以《春秋》也把他当作夷狄看待。楚国击败徐国，徐国讨伐莒国，都是如此。只有‘取’舒、‘伐’英氏时称‘人’，是因为他们依附齐国。”昭公五年，跟随楚国讨伐吴国，也称‘人’，是因为楚军有名分。昭公三十年，被吴国所灭，又说是‘外灭国书’，称‘取’的只有这一处。《左氏》《公羊》都认为这是容易的事。赵氏认为是不灭绝其祭祀。用兵虽然有难易之分，但灭人国家的罪过没有轻重之别，怎么能因为容易就减轻灭国的罪责呢？如果认为是不灭绝其祭祀，那么记载‘降’、记载‘迁’就足够了；如果认为舒自取灭亡，那么记载‘溃’、记载‘亡’就足够了。怎么能称‘取’呢？称‘取’，与鲁国军队记载‘灭’称为‘取’用词相同。大概徐国初次在经文中出现而得以称‘人’，初次灭国而得以称‘取’，这一定是有所贬低的措辞。所以先儒林氏认为舒是楚国的党羽，徐人夺取舒，是为齐桓公开通讨伐楚国的路径。《春秋》因为徐国效忠顺从中原，所以称‘人’、称‘取’。这个说法大概是对的，而何氏、张氏却指责齐桓公不能救援，这是不考察夷夏大义的缘故。

六月下雨。

《左传》说：春天不下雨，夏天六月下雨，从十月不下雨到五月不下雨，不称为旱灾，不构成灾害。《公羊传》问：这里说六月下雨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下雨了但雨量不大。《谷梁传》说：说‘雨’，是欣喜下雨。欣喜下雨，是有志于百姓的君主。杜氏说：显示旱灾没有贯穿整个夏天。何氏说：这是为了详细记录贤明君主精诚感应的结果。说‘雨’，是欣喜下雨。高氏说：建巳之月（四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大，古人在这个月举行雩祭祈求雨水，那么六月的雨尤其令人欣喜。张氏说：得到雨水而欣喜，显示僖公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不同于文公，所以这里记载而那里不记载。担忧雨水与百姓同忧，欣喜雨水与百姓同乐，这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道理。观察这个义理，就知道《春秋》有畏惧天灾、体恤百姓疾苦的意思。遇到天灾而不畏惧，看待百姓疾苦而不体恤，自己独自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刘氏说：文公的记载，不下雨从十二月到秋七月，他对百姓如此漠视。僖公的记载，不下雨经历一个季节就记载，他对百姓如此担忧。不仅记载六月下雨，还先记载四月不下雨，所以显示有志于百姓，急切的样子。有志于百姓，急切的样子，不足以作为圣人的法则，而《春秋》采纳它，是因为凡是面南而坐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忧患在于不与百姓同忧，如果不与百姓同忧，那么也不与百姓同乐了。只有有道的人不这样，自己不曾有忧虑，百姓所忧虑的不可不忧虑；自己不曾有快乐，百姓所快乐的不可不快乐。像这样的人，以百姓的心为心，所以与百姓同忧，是王业的开始；与百姓同乐，是王业的完成。庐陵李氏说：整部经书中记载下雨，这是特别的笔法，与其他公只记载不下雨不同。而何氏用常例来解释，宣公大有年，都认为是改过自新的应验，恐怕宣公不能与僖公等同。陆氏说：《公羊传》说：下雨了但雨量不大。考察这个解释迂腐偏僻得很。

秋天，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见。

《左传》说：谋划讨伐楚国。《公羊传》说：这是大会，为什么没有说‘会’？齐桓公说：不要堵塞河道，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更换太子，不要把妾扶正为妻。《谷梁传》说：阳谷之会，齐桓公穿着礼服手持笏板朝见诸侯，诸侯都明白齐桓公的志向。杜氏说：阳谷，是齐国的地方，在东平须昌县。

考察《左氏》说谋划讨伐楚国。汪氏说：二年楚国侵犯郑国，所以。张氏说：去年结盟以确定交好，现在再次会合重申讨伐楚国的约定。有人说：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的军队，诸侯都在，江国、黄国唯独不参与，怎么知道他们是谋划讨伐楚国呢？回答说：用兵有聚集作为正兵，也有分散作为奇兵。《孙子》说：用正兵合战，用奇兵取胜。诸侯的军队共同驻扎在陉山，这就是聚集作为正兵。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分散作为奇兵。驻扎在陉山的大军，集结厚实的阵势，声讨罪过发起进攻，以震慑中原的威望。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边境，按兵不动，作为八个国家的后援。这是克敌制胜的谋略。退到召陵而结盟，礼仪确定，沿着海边返回，然后才由涛涂执行，接着才与江人、黄人讨伐陈国。那么就知道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而两国不参会，自然形成了掎角之势，很明显了。这是大会而没有说‘会’，是赞美这个谋略。家氏说：齐桓公讨伐楚国，所谓考虑胜利才行动，喜好谋划才成功。

译宋、鲁、郑、卫与齐国结盟已久，却仍不敢声讨楚人的罪过，必定等到江、黄两国到来后才确定计策出兵。去年在江、黄结盟，今年在江、黄会师，都是为了讨伐楚国做打算。诸侯的军队阻挡在楚军前面，江、黄的军队威胁在楚军后面，楚国将腹背受敌，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以齐军驻扎在陉地，楚国于是臣服。因此《春秋》在贯之盟、阳谷之会时屡次记载此事。○汪氏说：《公羊传》记载桓公说：“不要堵塞河谷，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我私下怀疑这些话应当是在葵丘之盟之下，大概是简册错乱所致。这与《孟子》所载的五条命令以及《谷梁传》明确禁止的项目大致相同。所谓“堵塞河谷、囤积粮食”，就是《孟子》所说的“修筑弯曲的堤防、阻止粮食流通”，也就是《谷梁传》所说的“堵塞泉水、禁止粮食买卖”。

译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谷梁传》作“公子季友”，“涖”字《公羊传》《谷梁传》作“莅”，后文同】

【《左传》记载：齐侯为了阳谷之会而来寻求结盟。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公羊传》问：什么是“涖盟”？是前往对方那里结盟吗？什么是“来盟”？是在我方这里结盟吗？《谷梁传》说：“莅”就是“位”，即就位。为什么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日期已预先确定。为什么不记载“及”（和）？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与之结盟。为什么不记载具体的人？也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与之结盟。杜预说：“涖”就是“临”，即亲临。齐侯从阳谷派人到鲁国来寻求结盟，鲁国派遣上卿前往齐国接受盟约。襄陵许氏说：鲁君大概有缘故没有参加阳谷之会，所以季友前往参加盟会。汪氏说：既然称为“涖盟”，那么鲁君在派遣使者出境时已经命令他去结盟，而不是大夫擅自结盟。经文中记载“涖盟”的有四处，只有这一年季友的盟会，辅助齐桓公谋划讨伐楚国，有辅佐霸业的善举。文公七年，穆伯前往莒国，是小国请求而勉强结盟，起初并没有体恤小国的诚意。昭公七年，叔孙昭子的盟会；齐定公十一年，叔还的盟会；郑国则是结交友好背叛晋国，是背弃霸主的阴谋，都不值得称道。《谷梁传》认为不记载“及”是因为以国家名义与之结盟，不记载其人也是因为以国家名义与之结盟，这应该放在“来盟”之下，是误重复出现了。庐陵李氏说：“莅盟”与“来盟”相对为义，《公羊传》的解释是正确的。赵子曰：“来盟”，是对方想要结盟，不记载对手是谁，是简略的辞令；“莅盟”，是我方想要结盟，不记载对手是谁，也是简略的辞令。这种说法固然合理，但看胡氏在良夫来盟下的注解说：来盟是预先约定的，曾经有过约言，不足以取信，于是释放疑虑再次派遣使者巩固结盟。那么“涖盟”是预先约定的说法，也是胡氏之所以没有圈点（表示无异议）而通用于此例的原因】楚国人讨伐郑国。

【《左传》记载：郑伯想要讲和，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在辛勤地帮助我们，抛弃恩德是不吉利的。”汪氏说：“楚军三次到达郑国，连年侵伐，齐桓公不救援，而孔叔还有‘齐国辛勤帮助我们’的话，大概知道在柽、在贯、阳谷的会盟，都是为了讨伐楚国救援郑国的谋划。”庐陵李氏说：“楚国自从庄公十六年以来，五次对郑国用兵。”附录：《左传》记载：齐侯与蔡姬在园囿中乘船游玩，蔡姬摇晃船身，齐侯害怕变了脸色，禁止她，她不停止，齐侯发怒，把她送回娘家，但没有与她断绝关系，蔡国人把她嫁给了别人】

【乙惠王二年，丑十一年】四年【齐桓公三十年，晋献公二十一年，卫文公四年，蔡穆侯十九年，郑文公十七年，曹昭公六年，陈宣公三十七年，杞惠公十七年，宋桓公二十六年，秦穆公四年，楚成王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一起侵伐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

【《左传》记载：春季，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伐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楚子派人对军队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只是风马牛都不相及。没想到您涉足我的土地，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以夹辅周王室。’赐给我的先君征伐的范围：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王室的祭祀不能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物品，我是来征讨这个。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我是来询问这个。”楚人回答说：“进贡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昭王没有回来，您去水边询问吧。”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公羊传》问：什么是“溃”？是下级背叛上级。国家叫溃，城邑叫叛。说驻扎在陉地是什么意思？是有等待。等待谁？等待屈完。《谷梁传》说：“溃”的意思是上下不相协调。侵是轻微的事。侵伐蔡国而蔡国溃败，是因为桓公知道该侵伐谁。不占领他们的土地，不分割他们的百姓，表明正义。遂是继事。次是停止。杜预说：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叫溃。陉，是楚地，颍川召陵县南有陉亭】

秘密行军掠境，称为“侵”，侵伐蔡国是出其不意。【家氏说：齐距离楚数千里，防备险阻，很久才能涉足其境，楚国有时间防备，胜负未可知，所以桓公先侵伐蔡国，通过蔡国到达楚国，楚国想要聚集兵力据险防守，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出来求战，知道打不过。薛氏说：侵伐蔡国是为了攻击其屏障。朱熹说：齐国谋划讨伐楚国已在前，本是讨伐楚国，只是借机侵伐蔡国，并非预先谋划】声讨罪过进行征讨，称为“伐”，讨伐楚国是停止（战争）。遂，是继事的词，而有专意，次是停止。楚国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王室的祭祀不能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物品，桓公是来征讨这个。【杜预说：包裹束扎，茅是菁茅，束扎茅草而灌酒叫做缩酒。《尚书》有包匦菁茅。范氏说：菁茅是香草，用来缩酒，是楚国的职贡。《括地志》：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阳记》：山间出产包茅，有刺而三脊的茅草。堂胡氏说：桓公讨伐楚国，声张大义责备他说：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王室的祭祀不能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物品，这是正义的。朱熹说：桓公讨伐楚国，仗义执言，不通过诡诈的手段，所以孔子称其正而不谲】而楚人服罪，军队就有名分了。孟氏为什么独自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呢？【朱熹说：诸侯有罪，则由天子讨伐而正之，所以《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彰显其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正义而许可的】

译其中，虽然存在彼善于此的情况，召陵之师就是这类例子。譬如杀人，有人问：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杀他呢？回答说：担任士师（司法官）就可以杀他。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讨伐它呢？回答说：作为天吏（奉天子之命的官员）就可以讨伐它。楚国虽然暴横，依仗势力欺凌中原大国，齐国不请示天子，擅自会合诸侯，这难道是所谓作为天吏去讨伐它吗？《春秋》用道义来端正名分，并且乐于与人一起行善。用道义端正名分，那么君臣的分别就严格了。记载“遂伐楚”，是讥讽齐桓公专断。乐于与人一起行善，如果立志于善，就赞许他的善行。记载“次于陉”，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是记录他的功绩。杜氏说：楚国强大，齐国想用德行安抚它，所以不迅速进军而驻扎在陉。何氏说：桓公不顿兵血刃，用文德温和地使之服从，所以详细记录他驻扎停留，赞许他重视爱护百姓性命。蜀杜氏说：楚国危害中原国家很久了，齐桓公担忧它的强暴，因此会合诸侯想要讨伐并排斥它，还担心楚国势力强大，想保全必胜的功劳，所以先侵犯蔡国以震慑其威风，然后讨伐楚国。这就是齐桓公用兵的心思，对蔡国较浅，而深深图谋楚国。军队到达蔡国，蔡国溃败，桓公不占有它的土地，不分割它的民众，由此可知桓公志在讨伐楚国，而不在于侵犯蔡国。陈氏说：《春秋》举重，凡是军队再次有事，不全部记载。如果全部记载，就用“遂”字来说明。军事行动用“遂”字，必定关乎天下的大事件。楚国进入《春秋》记载后，逐渐强大，而诸夏之间的战争，如果不是为了平定篡弑，就是修怨罢了，问罪不涉及楚国。桓公开始有志于区分内外，于是讨伐楚国，而侵犯蔡国、召集诸侯。记载说“遂伐楚”，是说志不在蔡国。讨伐之后驻扎，显示桓公不战而屈服楚国。桓公会合九国军队讨伐楚国，军队没有比这更盛大的。楚国虽然强大，足以一战，但面对楚国不战，楚人因此屈服，派遣大夫到军中结盟。桓公不只是以武力使人服从。张氏说：蔡国自从献舞以来，就屈服于楚国。桓公想要讨伐楚国而对依附楚国的蔡国用兵，先责备蔡国作为文王的后裔，却甘心于僭越的夷狄。蔡国军队已经溃败，那么威风震慑而兵力强大，所以可以接着讨伐楚国。楚国自从桓公二年，蔡、郑在邓地会盟，就已经担心它成为中原的祸患，又积累五十年的富强吞并之力，近年又讨伐郑国，气势凌驾中原。幸好桓公举用管仲治理百姓、训练军队，至此才能率领诸侯的军队，纠正其罪过而讨伐它，使楚国的君臣震惊恐惧，派遣使者到军中，可以说对中原有功了。然而桓公本来没有汤武的学问，而管仲又未曾听闻君臣的大义，所以衡量天吏讨罪的法度，不奉天子的命令，不敢纠正其僭称王号的罪过，仅致使屈完来结盟。然而桓公与屈完检阅军队，依仗武力骄矜，表现在言辞神色上，于是有了方城、汉水的对答。屈完回去后，践行这些话，当时出于纪灭〇、伐黄，所以曾西鄙视其功业低微，记载“遂”以讥讽其专断，记载“次”以彰显其军队有节制，能够震慑楚国，免除百姓左衽之祸。临川吴氏说：孙子说：“百战百胜，不是用兵的上策；不战而使人屈服，才是上策。”齐国因为楚国扰乱华夏而声罪致伐，然而楚国军队正强盛，如果不持重而轻进深入，那么胜负的数运就难以预知了。所以驻扎在陉等待它自己来屈服，这是有节制的军队，符合不战而使人屈服的上策。汪氏说：晋文公退避三舍避开楚国，也是桓公退驻召陵的意思，如果能使它臣服于义，也就不会交战了。有人问桓公讨伐楚国，不责备其僭称王号的罪过。大概桓公每件事都持重，当时楚国很强大，僭称王号已经不是一天了。如果以此问罪，只适宜楚国立即服罪，否则齐国岂能立刻保证必胜呢？朱子说：对。汪氏说：成公三年，诸侯讨伐郑国，驻扎在伯牛；襄公十六年，讨伐许国，驻扎在函氏，都不记载驻扎，因为驻扎不值得赞许。只有襄公元年，晋悼公派遣韩厥讨伐郑国，而率领诸侯军队驻扎在鄫，不想用全部军队攻打郑国，接近齐桓公驻扎在陉的意思。《春秋》中讨伐而驻扎的，齐桓公、晋悼公算是差不多了。有人说桓公称霸之初，不能救蔡，蔡国跟随楚国实在是不得已，桓公讨伐楚国不应当先侵犯蔡国。现在考察侵犯蔡国之后，蔡国最终不参与齐桓公的会盟。晋文公仅能致使蔡国到践土、温、翟泉会盟，而后来专心侍奉楚国，那么桓公讨伐蔡国，难道说是过错吗？庐陵李氏说：讨伐而驻扎的，这一年与襄公元年讨伐郑国驻扎在鄫同例，都是整军慎战的意思。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家叫溃，城邑叫叛”，不对。溃是民众溃散，叛是臣子背叛，不是以国家城邑为区别。又说：“说驻扎在陉是什么意思？有等待的意思。”等待屈完，也不对。如果实在等待，为什么不说不等待屈完？如师啖氏说：初次驻扎的时候，怎么知道屈完会来呢？家氏说：《左传》说：“蔡姬在园囿中让桓公的船摇晃，桓公生气把她送回蔡国，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把她嫁给别人。”于是会合诸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接着讨伐楚国。那么齐桓公侵犯蔡国是因为私怒而讨伐，大概不是这样。高氏说：齐桓公想要排斥荆楚，经营十几年了，难道像《左氏》所载，只是因为蔡姬的缘故吗？襄陵许氏说：经书记载溃败四次：蔡溃、沈溃、莒

译溃、郓溃，是百姓逃离其君主的说法。百姓逃离君主，那么起兵讨伐的人罪行较轻，遭受兵祸的人罪行较重。蔡姬引发的争端，其有无不可确知，《谷梁传》关于记载“侵”、记载“溃”的宗旨，是符合道理的。蔡国自北杏会盟之后，背弃我们中原华夏，甘心侍奉楚国。齐桓公先前出兵侵蔡，是为了瓦解楚国的党羽，不能用蔡姬的事情来牵累齐桓公。又说：《春秋》记载军事行动用“遂”字的，有这一年侵蔡遂伐楚；宣公元年，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卫遂伐晋；定公八年，晋士鞅侵郑遂侵卫。根据《左传》记载成公六年，晋栾书救郑遂侵蔡，只记载救郑；成公八年，栾书侵蔡遂侵楚，只记载侵蔡这类情况，观察这些，那么陈氏的说法也是对的。胡氏对于“遂”的体例有三条：一是承接前事的词；二是两件事连用的词；三是专断行事的词。《公羊传》还有生事造端的词。大概也是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立论，承接前事且做得好，就只讥讽其专断；承接前事且做得不好，就深深讥讽其生事造端、施行暴虐而不知停止。像遂伐曹、遂灭偪阳、遂筑虎牢、遂入郓等。然而这里唯独遂救许，反而成为特别好的行为，大概是因为救兵应当迅速，即使没有禀报命令，也没有妨害。那遂围许，恐怕也与遂伐楚意义相同。

译夏天，许国男爵新臣去世。

《谷梁传》认为：诸侯死在国内，不记载地点；死在国外，记载地点；死在军中，为什么也不记载地点？因为这是把桓公的军队看作内军。高氏说：“新臣就是许叔，在位四十二年。”汪氏说：“是许穆公，儿子许业继位，这就是许僖公。”

刘敞说：诸侯死在外面的，在军中就说“卒于师”，汪氏说：成公十三年记载“曹伯庐卒于师”，襄公十八年记载“曹伯负刍卒于师”；在会盟时就说“卒于会”，汪氏说：定公八年记载“杞伯成卒于会”。现在许男既没有说“卒于师”，也没有说“卒于会”，这是他从军中或会盟地返回自己国家的证据。召陵位于颍川，所以许男就返回那里了。古代国君即位时就制作棺材，汪氏说：棺材是亲近尸体的，每年涂一次漆，出国境必定携带棺材。死在军中就说“卒于师”，死在会盟就说“卒于会”，这是合乎正道的。许男新臣去世，没有记载地点，是不合正道的。他作为国君，是不懂天命的人。不懂天命就必定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就必定贪恋生命，贪恋生命就必定扰乱礼制，从而产生苟且偷生、只求免祸的耻辱，从而产生淫祀、非分希望的迷惑。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些通晓生死道理、贯通昼夜规律的人，难道与人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合乎正道而死，就没有其他企求了。赵氏说：许国靠近楚国，大概是许男生病而回国，死在国内，所以不记载“卒于师”；张氏说：召陵地属颍川，距离许国很近，所以许男生病而回国；刘氏说：记载或不记载地点，自有常理，记载“卒于师”不足以贬低桓公，不记载“卒于师”不足以褒扬桓公，《谷梁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楚国屈完来到军中会盟，在召陵会盟。

《左传》记载：夏天，楚成王派屈完到齐军中。齐军撤退，驻扎在召陵。齐桓公陈列诸侯的军队，和屈完一起乘车观看。齐桓公说：“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继承先君们的友好关系，和我共同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您施恩惠，为我国社稷求福，屈尊接纳我们国君，这是我们国君的愿望。”齐桓公说：“用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些军队攻城，什么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您如果用武力，楚国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即使兵力众多也无用武之地。”屈完和诸侯会盟。

《公羊传》问：屈完是谁？楚国的太夫。为什么不称“使”？尊崇屈完。为什么尊崇屈完？因为他能应对桓公。说“盟于师”，又说“盟于召陵”，是什么意思？军队在召陵。军队在召陵，为什么两次提到会盟？高兴楚国臣服。为什么说高兴楚国臣服？楚国如果有王者，就最后臣服；没有王者，就先叛乱。桓公拯救中原各国，最终使荆楚帖服，把这当作王者的大事。说“来”，是什么意思？赞许桓公称王。在此之前有事，在此之后有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赞许桓公为主？是排列功绩。

《谷梁传》说：楚国没有大夫，这里说屈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来会见桓公，把他当作大夫。不称“使”，是因为权柄在屈完手中。这是合乎正道的吗？回答说：不合正道。因为他来防备诸侯，所以重视他。说“来”，是什么意思？把桓公的军队看作内军。在军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在召陵，桓公得志了。得志，就是不得志。认为桓公得志已经很勉强了。屈完说：“大国用兵指向楚国，为什么呢？”桓公说：“昭王南征没有回来，菁茅的贡品不到，所以周室不能祭祀。”屈完说：“菁茅的贡品不到，那就答应；昭王南征没有回来，我将去问江水。”杜氏说：“于师，是在陉山的军队；召陵，是颍川县。”

楚国大夫没有以名氏相称的，这里说屈完，是褒扬他。陆氏说：楚国是蛮夷中的强国，未曾与中原各国会盟，屈完辅佐楚成王，能听从善言、服从道义，得到了为臣的道理，所以圣人特意书写他的族氏来褒扬他。不称“使”，是因为权柄在屈完手中。范氏说：齐桓公威逼江汉，楚人非常恐惧，不能衡量敌手，派遣屈完到军中，权衡事情的适宜，用道义拒绝齐国，于是得以会盟。陆氏说：楚成王的意思是可以会盟就盟，事情由屈完决定。来军中会盟，是嘉奖服从道义。卢氏说：记载“来盟于师”，表明桓公用正义讨伐楚国，楚国来军中乞求会盟。高氏说：来会盟，是他们想要的。在召陵会盟，是排列屈完的功绩。何氏说：序，是次序；绩，是功业。累积桓公的功德，没有比使楚国臣服、明德及于强夷更盛大的了。桓公率领八国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讨伐楚国，楚人震惊恐惧，兵力很强了。责问包茅不进贡，就答应；询问昭王不回来，就推辞；请求共同友好，就回答说这是寡君的愿望；说到战胜攻克，就回答说用武力很难。然而桓公退兵到召陵，以礼对待楚国使者，最终和他们会盟而没有继续进攻。在这里可以看出，齐军虽然强大，桓公能约束使用而不残暴；楚人已经臣服，桓公能以礼谦下而不骄傲。差不多接近王者之事了。所以《春秋》中的会盟，在这里最盛大，而扬雄称赞说：齐桓公的时候混乱，而《春秋》赞美召陵之盟。《扬子法言注》说：缊，是混乱。桓公在陉山会合诸侯，楚国派遣屈完到军中观察齐国，看到齐国的强盛，因而请求会盟。桓公退兵驻扎在召陵，和他们会盟以礼对待楚国，所以扬子说齐桓公的时候下陵上替，而《春秋》赞美召陵之盟。

译会，能够制服楚国。蜀地杜氏说：齐桓公讨伐楚国，派遣管仲责备楚国，言辞正当而不诡诈，因此没有动用武力而强大的楚国自行臣服，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的屈完来到军中结盟，表明齐桓公兵不血刃而楚国人听从命令。齐桓公退兵三十里并与楚国结盟，所以说在召陵结盟，这也显示出齐桓公凭借礼义而制服楚国。张氏说：屈完前来却没有记载使者身份，这是《春秋》辨别内外、严谨审慎的法则，虽然记录屈完的名氏以示尊重，但如果记载“楚子派遣屈完”，那就等同于中原诸侯君臣之间的辞令了。所以记载“楚屈完来盟”，以嘉奖他顺从道义；不记载“楚子派遣”，以严明内外的分别，从而伸张齐桓公作为方伯的体制。屈完到达后，齐桓公退兵与他结盟，以坚定他求取臣服的志向。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对待楚国进退有礼，虽然不足以完全体现王者的道义，但孔子所说的“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其恩赐”，确实是二百四十年来非常盛大的举措。汪氏说：在召陵结盟，与在萧鱼会盟，笔法没有不同，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笔法，一个是为了赞美齐桓公制服楚国，一个是为了赞美晋悼公安定郑国。虽然没有重复记载楚屈完的结盟与郑伯的防御，但楚国和郑国的臣服已经可见了。成公二年，齐侯派遣国佐前往军中；襄公三年，陈侯派遣袁侨前往会盟，与屈完的事类似。然而国佐没有说“来盟”，那么齐国人并非顺从道义。袁娄称与国佐结盟，并且记载了“日期”，那么就不是叙述功绩了。袁侨前往会盟，与袁侨结盟，虽然像是顺从道义而来，会盟胜过国佐的前往军中。然而记载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两次使用“及”字，词语繁琐而不精简，又比国佐的结盟详细，这是厌恶他们将盟会的权力授予大夫。大概齐桓公以道义制服楚国，而荆楚也顺从齐桓公的道义，所以《春秋》叙述功绩。晋国的郤克等人以武力屈服强大的齐国，齐国因为战败而勉强臣服，并非心服，所以《春秋》记载“日期”、记载“及”以讥讽他们。晋悼公在鸡泽虽然能凭借道义安定中原，但陈国的袁侨前来，诸侯已经结盟，又派遣大夫与他结盟，开启了大夫执掌国家权力的开端，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贬斥他们。庐陵李氏说：齐国和晋国谋划对付楚国都在召陵，这一年以及定四年在召陵会盟侵楚就是如此。这里记载“伐”而那里记载“侵”，这里虽然记载“遂”但最终能成功，那里虽然会合刘子但最终无能。因此，这里以“伐”后记载“盟”为成事，那里以“侵”前记载“会”为疑辞，其得失自然不必讨论。只是召陵恐怕也是楚国的要地，所以后来楚子简在东国召集军队于召陵，就是这里。○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派遣？是为了尊重屈完。为什么尊重屈完？因为他能当得起齐桓公。”按照《春秋》的道义，大夫不能与君主对等，现在却尊重屈完，让他与齐桓公对等，自己就矛盾了。襄陵许氏说：来结盟不称“使”，正好与齐国高子相同。大概齐桓公派遣高子，本意是想窥探鲁国的成败；楚成王派遣屈完，本意只是观察齐国的强弱，都没有预先确定的盟约。高子到达而安定鲁国，屈完到达而臣服齐国，《春秋》所以唯独把权变给予这两个人。《谷梁传》与杜氏说得对，但《春秋》以内为鲁国，那么高子只记载“来盟”就够了；至于屈完，怎么能不记载在军中呢？《谷梁传》认为“于师”是预先确定的，那就错了。又说：“楚子派遣屈完前往军中”，正好与“齐侯派遣国佐前往军中”相同。然而晋国不能制服国佐，而屈完最终能制服齐国，所以国佐只记载“前往军中”，而屈完得以记载“来盟”。国佐不臣服，那么结盟是晋国人想要的；屈完已经臣服，那么结盟是齐桓公的功绩。所以袁娄的结盟记载“及”而召陵再次记载，盟约叙述功绩的说法，《公羊传》说得对。《谷梁传》认为“退师”是齐桓公不得志，那就错了。

译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辕”字，《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作“袁”】

【《左传》记载：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如果从陈国和郑国之间经过，两国必定会深受其害。如果从东方出兵，向东夷展示军威，沿着海岸线回国，这样是可以的。”申侯说：“好。”辕涛涂把这话告诉了齐侯，齐侯答应了。申侯见到齐侯说：“军队已经疲惫了。如果从东方出兵却遇到敌人，恐怕军队不堪使用了。如果从陈国和郑国之间经过，由他们共同提供粮草和鞋袜，这样是可以的。”齐侯很高兴，把虎牢这个地方给了郑国，并拘捕了辕涛涂。《公羊传》说：辕涛涂的罪过是什么？是避开军队行军道路的做法。他避开军队行军道路是怎样的呢？辕涛涂对齐桓公说：“您既然已经使南方的夷人臣服了，为什么不把军队撤回沿海向东行进，去使东方的夷人臣服并且回国呢？”桓公说：“好。”于是军队撤回沿海向东行进，深深陷入沛泽之中，回头就拘捕了辕涛涂。拘捕者为什么有时称侯，有时称人呢？称侯而拘捕的，是霸主征讨；称人而拘捕的，不是霸主征讨。这次拘捕的是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能算是霸主征讨呢？古时候周公向东征伐，西方的国家就怨恨；向西征伐，东方的国家就怨恨。桓公向陈国借路去讨伐楚国，陈国人不愿意军队返回时再从自己国家经过，是因为军队名不正言不顺的缘故。不整顿军队就拘捕辕涛涂。古人的征讨不是这样的。《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他为“人”呢？这是疏远齐侯。不认为他越过别国去拘捕人是正当的。孙氏说：“桓公与陈侯一起向南讨伐强大的楚国，回来反而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他的恶劣可知。”家氏说：“齐桓公拘捕郑詹，因为认可拘捕他，所以接着记载‘逃来’；表明《春秋》认为郑詹有罪。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不认可拘捕他，所以接着记载‘伐陈’、‘侵陈’，表明《春秋》不认可齐国的做法。”○啖氏说：“《公羊传》说：辕涛涂劝说桓公让军队沿海回国，军队陷入沛泽之中，回头就拘捕了辕涛涂。如果这样，那就是军队自己迷路导致陷入困境，不是辕涛涂的罪过。所以《左传》的说法是对的。”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拘捕诸侯十二次，只有晋侯拘捕曹伯送回京师，符合霸主征讨的正统。其余如楚子防盂拘捕宋公，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的，是承接上文的措辞，并不是赞许。记载拘捕大夫十五次，都不符合霸主征讨的正统。如楚子讨伐吴国拘捕庆封的，也是承接上文的措辞，并不是赞许。称侯称人的说法，《公羊传》说得对。又说：辕涛涂误导军队的罪过，怀疑《公羊传》说得对。如果按照《左传》的说法，那么还是从陈郑两国回国，怎么会讨伐和入侵陈国如此严重呢？所以胡氏完全采纳《公羊传》的观点。《春秋》记载，以及江人、黄人讨伐陈国。

【《左传》记载：秋天讨伐陈国，是讨伐不忠。《谷梁传》说：不记载“人”，以及，是什么意思？是鲁国的军队。临川吴氏说：当时江国和黄国的军队在楚国讨伐楚国的战役中，未曾让他们劳累，而且因为他们的国家靠近陈国，所以命令他们讨伐陈国。一定要让鲁国人“以及”他们，是因为江国和黄国是遥远的国家，不能没有鲁国主持军事。汪氏说：有人认为记载“以及”是承接上文“齐人拘捕辕涛涂”的文字，是齐国以及他们，不是鲁国以及他们。然而考察整部《春秋》的书法，其他国家再次有事，必定记载“遂”，如“遂灭偪阳”、“遂灭赖”之类，这里不记载“遂”，实在是鲁国以及他们】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

【《公羊传》说：楚国已经臣服了，为什么用“伐”来记载？因为楚国背叛了盟约。《谷梁传》说：有两件事，偶数则以后事来记载，后事小则以先事来记载。用讨伐楚国的事情来记载，是因为讨伐楚国是大事。范氏说：楚国强大，没有人能讨伐它，所以把讨伐楚国当作大事。何氏说：鲁公外出三个季节，担心鲁公在外时间太久。临川吴氏说：鲁公与齐桓公会盟，都不记载“至”，唯独这次记载“至”，是因为重视这件事，而且因为军队外出三个季节，长期服役的辛劳。啖氏说：有时记载前事，有时记载后事，大概是因为孔子选择重要的事情来记载。汪氏说：“《春秋》记载‘至’，是推崇齐桓公讨伐楚国的功劳，这就像召穆公平定淮夷，向周王报告成功，而诗人赞美他一样？其他记载‘至’的，有时用前事来记载，有时用后事来记载，也像商汤战胜夏朝，于是讨伐三朡，而记载说‘商汤从夏朝回来’；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践奄，而记载说‘成王从奄回来’，大概是因为灭夏、灭奄的事情重于讨伐三朡、讨伐淮夷的缘故。○陆氏说：楚国虽然已经臣服，不妨碍向宗庙报告说‘伐’？回来难道可以说‘公从臣服楚国回来’吗？《公羊传》的说法不对。庐陵李氏说：用先事、后事来记载的说法，胡氏简略而不说，只有《谷梁传》说得对。而啖氏说：‘一书记载而涉及两件事的，孔子选择重要的事情来记载’，也是《谷梁传》的意思。那么用讨伐楚国、盟会召陵，记载讨伐而不记载盟会；对应入侵楚国、盟会臯鼬，记载盟会而不记载入侵。论述起来，讨伐楚国的意义重大，而入侵楚国的事轻微。又用入侵蔡国于是讨伐楚国，记载讨伐而不记载入侵；对应讨伐郑国于是救援许国，记载讨伐而不记载救援。论述起来，讨伐楚国的功劳美好，而讨伐郑国的事也重要。那《公羊传》认为得意则记载会盟，不得意则记载讨伐的，只在讨伐郑国、盟会萧鱼回来会盟时可以讲通，在这里讲不通，就认为楚国再次背叛盟约，所以不用会盟来记载，都是强词夺理。又说：谢氏说：两件事记载‘至’，有时推究其志向而记载，有时举其盛大者而记载，也是对的。刘氏说：各种记载‘至’的例子，有讲得通的，有讲不通的，不足以相信】

○许穆公【穆公

译【作缪】

《左传》记载，许穆公死于军中，所以用诸侯的礼仪安葬他。凡是诸侯在朝会期间去世，葬礼规格提升一等；为君王事务而死，葬礼规格提升二等。因此这里出现了用衮服入殓的情况。○刘氏说：《左传》说“死于军中，用诸侯礼仪安葬”，这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死于军中，经文中为什么不记载呢？似乎是当时的臣子想要追颂君父的美德，所以引用许国正在防备诸侯时去世的例子，私下用提升等级的礼仪来安葬他罢了。

译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国、宋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的军队入侵陈国。【兹，公羊传作慈，后文同】

【霸主国的大夫会同各国大夫去侵略盟国，是从这里开始的】《左传》记载：叔孙载伯率领军队会同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陈国将辕涛涂作为人质归顺。杜预说：“兹是叔牙的儿子。”扬子《法言》说：“有人问治理政事有几条原则？回答说：‘思’和‘斁’【音绎】。从前周公在东方征伐四国，那是君王深思熟虑的结果。齐桓公想要取道陈国，陈国没有果断接纳，于是桓公逮捕了辕涛涂，这是人们厌恶他的表现。”【《先知篇》注说：“政事好，人们就思慕；政事坏，人们就厌弃。周公东征三年后归来，四国于是服从王命，所以《诗经·东山》第二章说人们思慕他。齐桓公伐楚虽然美好，但统帅军队不整齐，所以不敢下令俘获。刘氏说：‘齐桓公不能成为周公，是很明显的。然而《春秋》用周公的道义来责备他，是因为他可以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可以责备他。’”】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楚人尚未顺服，齐国却以此为忧，于是向郑国表示勤勉，振兴中原的威望，在阳谷会盟，敦厚远方国家的信用，在陉地按兵不动，修饰文告的言辞，在召陵退兵，结好会盟的礼仪，他的思虑多么深远，礼仪多么谨慎啊！如果保持这种心态去增进善行，那么桓公就有王者的德行，管仲就是王者的辅佐了。尧舜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是亲身践行，五霸是假借仁义。假借久了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真正拥有的呢？可惜桓公假借仁义不久就迅速放弃了。【南轩张氏说：“五霸羡慕仁义的名声，有所为而为之，所以暂时假借又暂时放弃。桓公在召陵会盟，凭借王室的名义来责备楚国，也可以说是义举；但逮捕陈国大夫辕涛涂的行为，紧接着就发生了，这都是迅速放弃的表现。如果他假借仁义能够长久，长久而不放弃，那么一定有不是苟且为之的地方。”汪氏说：“朱子集注说‘窃取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确实与这里不同。”】楚国刚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傲自满。陈国大夫一个计谋不协调，他的身体被逮捕，他的国家被讨伐被入侵，但愤怒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在这里就衰落了。爱护别人而不被亲近，要反思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不被治理，要反思自己的智慧；礼遇别人而不被回应，要反思自己的恭敬。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就会归顺，怎么能厚着脸皮责备别人而不自我反省呢？推究他的过失在于气量浅薄而器量不宏大。魏武帝刚得到荆州，就轻慢了张松。【《三国志·刘焉传》：“曹操攻打刘表，刘表去世，儿子刘琮把荆州投降给曹操。刘璋因为曹操得到荆州，派遣别驾张松向曹操致敬。张松身材矮小行为放荡，当时曹操已经平定荆州，不收录张松，张松怨恨他。”】张松回去劝说刘璋断绝与曹操的关系。习凿齿说：齐桓公一旦骄傲自满，叛变的国家就有九个；曹操暂时骄傲自夸，天下就分裂为三。都是在几十年内辛勤经营，却在顷刻之间抛弃。唐庄宗自夸夺取汴州，而高季兴不朝拜。【《五代史·高季兴世家》：同光元年，庄宗灭梁，高季兴入朝。庄宗想留住他，郭崇韬劝谏，于是派遣他回去。高季兴加倍赶路离开，对将佐说：‘新朝百战才得到河南，却对功臣举手说：我于十指上得天下。骄傲自夸如此，谁不离心离德？怎么能长久？我没有忧虑了。’】成汤战胜夏桀，安抚各方，却说：“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得好像要坠入深渊。如果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方。”【蔡氏说：责备越重则忧虑越大，圣人对自己责备重而对别人责备轻，这是君道当然的。】人的气量相差，难道不远吗？《春秋》称“人”来逮捕，是责备齐侯。【陈氏说：齐侯称“人”，是贬低。东迁之后，春秋的治理在诸侯；北杏之后，春秋的治理在盟主。所以治理在诸侯，在中丘会盟称“君”，伐宋称“人”；在郎地作战称“君”，在恶曹会盟称“人”。治理在盟主，在陉地伐楚称“君”，逮捕涛涂称“人”；在温地会盟称“君”，逮捕卫侯称“人”。】称“侵陈”，是深深责备他。【临川吴氏说：陈国与六国一同伐楚，成就了齐桓公平定荆楚的功绩，虽然有误导军队的罪过，既然逮捕了他的臣子，又用三国讨伐他。现在又动用七国的军队逼近他的国家，看重别人的功劳而轻视别人的过错，大概不是这样。记载“侵”，是为了显示他的军队没有名分。】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情的，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人，而你却希望我谈论吗？”【张氏说：桓公对陈国的愤怒很深，以至于讨伐后又入侵。孟子说成汤征伐，直到市场照常营业，耕者不变，像及时雨降临，百姓大喜，那么桓公在这里惭愧的德行就多了。何况在大兵之后又出兵，重重困扰诸侯呢？军队因愤怒而起，那么后来应当讨伐的，应对一定会懈怠，人们也会后悔。所以楚国最终没有战胜，郑伯逃盟以至于灭亡而不能救援，都是因愤怒陈国的过错导致的。所以详细记载伐、侵以彰显他的罪过。苏氏说：伐陈、侵陈，都是讨伐涛涂的不忠。前曰伐，符合他的罪过；后曰侵，太过分了。沙随程氏说：涛涂已经被逮捕，又再次入侵讨伐，陈国的罪过只是暂时计谋不善罢了，没有荆楚残害中原的罪过。桓公责备强国很简略，责备弱国很完备，不是正道。家氏说：夫子看重齐桓公的功绩，而轻视管仲……】

译管仲的器量，在讨伐楚国的那场战役中得以显现。大概来说，格局宏大的人，忧愁快乐、吉利灾祸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而见识浅薄狭隘的人，胜负得失足以改变他平常的心境。这就是成就霸业与不能成就霸业的区别所在，也是伊尹、周公与管仲、狐偃、赵衰等人事业高下不同的原因。

当齐桓公开始称霸时，管仲辅佐他，对自己保持谦逊，对待外物温和友善。对于诸侯小国，无论来朝见还是不来朝见，都不深加责备。远近各国都归服，大小国家都信服，于是率领他们去讨伐楚国。楚国伏罪认罪，齐军从召陵撤军。君臣都变得骄傲，忧患与喜悦的地位发生了颠倒。

涛涂谋划避开军队通行的道路，以缓解楚国的压力。这对齐国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齐国却逮捕了涛涂，并命令诸侯的军队讨伐他。认为讨伐还不够，又进而侵犯他。楚国没有损失一支箭、一枚箭头，而陈国反而遭受了被侵略欺凌的祸患。齐国志得意满而骄傲，狂妄地胡作非为。管仲竟然不能进谏，那么管仲与齐桓公都堕入了骄傲自满的境地。

这是因为他的器量浅薄狭隘，就像贫穷人家，一旦获得千金，却不知如何处置。所以这次行动，指责楚国不尊奉周天子，但楚国不尊奉周天子的状况依然如故。想要使蔡国臣服，而蔡国最终没有与会。本来是为了救援郑国，不久却背弃了盟约。虽然稍微伸张了中原国家的威严，终究不能大大挫败强楚的锐气。于是灭掉了〇国、讨伐许国，使得中原国家自顾不暇，而齐桓公的霸业逐渐衰落了。可惜啊！

《春秋》在记载讨伐楚国时，用爵位来褒奖；在记载讨伐陈国、侵犯陈国时，用“人”来贬斥。其中的义理非常显明。

高氏说：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就知道各国都是大夫率领军队来会合的。各国都被贬斥而称“人”，那么公孙兹也被贬斥就可想而知了。齐国首恶，罪过多得无法尽数诛杀。

陈氏说：会盟、侵犯没有记载率领军队的，而公孙兹记载了率领军队；会盟救援没有记载率领军队的，而公孙敖记载了率领军队。公子牙谋划杀害子般，公子庆父杀害闵公，而公孙兹与公孙敖都世代担任将领，因此谨慎地记载：说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合侵犯陈国，公孙敖率领军队与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以此显示这三家祸乱的开始。

译附录：《左传》记载，起初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占卜不吉利，筮占却吉利。献公说：“听从筮占。”卜人说：“筮占短浅，龟卜长远，不如听从长远。况且筮辞说：‘专断会改变，掠夺公室的羊。一薰一莸，十年尚且还有臭味。’这必定不行。”献公不听，立了骊姬。她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卓子。等到将要立奚齐时，骊姬已经和中大夫定下了计谋。骊姬对太子说：“君王梦见了齐姜，您务必快去祭祀。”太子在曲沃祭祀，把祭肉带回献给献公。献公外出打猎，骊姬把祭肉放在宫中，过了六天献公回来，骊姬在肉里下了毒献给献公。献公把肉扔在地上，地鼓起来了；给狗吃，狗死了；给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这是太子干的。”太子逃到新城。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您向君王辩白，君王一定会明辨。”太子说：“君王没有骊姬，住不安稳，吃不饱。我如果辩白，骊姬必定有罪。君王老了，我也不快乐。”有人说：“您还是走吧。”太子说：“君王实在没有明察我的罪过，我蒙受了这个恶名，我到哪里去，谁会接纳我？”十二月戊申日，太子在新城自缢而死。骊姬于是诬陷两位公子说：“他们都知道这件事。”重耳逃到蒲城，夷吾逃到屈地。

【丙惠王二年，寅十一年】五年【齐桓公三十一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卫文公五年，蔡穆公二十年，郑文公十八年，曹昭公七年，陈宣公三十八年，杞惠公十八年，宋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五年，楚成王十七年】

春

附录：《左传》记载，正月辛亥日初一，冬至，献公已经视察了朔日，于是登上观台观望，并记录下来，这是礼制。凡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必定记录云气和物候，是为了防备灾祸的缘故。

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

《左传》记载：晋侯派使者以杀太子申生的缘故来告知。起初，晋侯派士蒍为两位公子修筑蒲城和屈城，士蒍不谨慎地在城墙中埋下了柴草。夷吾告发他，献公派使者责备士蒍。士蒍叩头回答说：“我听说，没有丧事却忧愁，必定会招来仇敌；没有战争却修筑城池，必定是为了防备。防备仇敌，又何必谨慎呢？坚守官职却废弃君命，是不敬；固守仇敌的防备，是不忠。失去了忠与敬，拿什么侍奉君王呢？”《诗经》说：“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子才是城墙。”君王应当修养德行而巩固宗子，有什么城墙能比得上呢？三年后将寻找军队，哪里用得着谨慎呢？”退下后赋诗说：“狐皮袍子毛茸茸，一国三公，我该听从谁？”等到发生祸难，献公派寺人披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抗拒。”于是宣告说：“抗拒的人，就是我的仇敌。”翻墙逃跑，寺人披砍断了他的袖子，于是出逃到翟国。《公羊传》说：为什么直接称晋侯杀？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是表示憎恶。《谷梁传》说：点名晋侯斥责其杀，是憎恶晋侯。

公羊子说：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是表示憎恶。【何休说：极度憎恶杀害亲近之人。啖助说：称晋侯，是说申生无罪。陈祥道说：太子在新城自缢，那么斥责杀他是什么意思？春秋的法度，如果有谗言而不见，那就是君王的罪过。所以申生因为骊姬的谗言自杀，宋国的痤因为伊戾的谗言自杀，直接称君王杀罢了。】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祸难，因为爱父亲而姑息，却陷父亲于不义，谗人得志，几乎到了忘记国家的程度，先儒认为他是大仁的贼害。【陆氏说：小仁，是大仁的贼害。】而点名晋侯斥责杀他，专罪献公，为什么呢？春秋是端正根本、清理源头的书。内宠并列，嬖子配嫡，是乱的根源。【家氏说：献公残忍不像君王，沉溺于内宠，所兴起的朝夕谋划，不过是为了树立庶孽的计划罢了。当东山皋落之伐时，难道没有别人吗？却任命冢嗣，狐突、先友、梁余子、先丹木等人，固然洞悉公的肺腑，而劝太子为避祸之谋，不待归胙于君，人都知道其不免了。】骊姬受宠，奚齐、卓子受嬖，乱的根源形成了，造成这个局面的是谁呢？所以点名晋侯斥责杀他，专罪献公，使后世有想要紊乱妃妾的名分，扰乱嫡庶的地位，纵容人欲灭绝天理，从而败坏其家国的人，知道有所警戒。【张氏说：献公嬖宠庶孽，听信谗言如流水，轻视世子的重任，忽视社稷的计策。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后，奚齐也被杀，徒设此心，两俱弃之，导致晋乱二十余年，兵败国破，所谓为人父而蒙受首恶之名者此也。高氏说：诸侯世子都誓于天子，不可专杀。且父子人之大伦，非他人所得间者，今至于相杀，则人伦废矣。况世子至亲，非其君自杀之，则无敢杀者，是故斥言晋侯，所以深罪其听谗而忍杀其子也。观采苓之诗，盖可见其好听谗矣。】以此防止民众，还有以尧母命名门，使奸臣逆探其意，有危害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就巫蛊之祸的。【前汉书赵倢伃传：倢伃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怀孕十四个月才生，皇上说：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门曰尧母门。戾太子传：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后有隙。】恰逢巫蛊之事，江充因此作奸，禀报说宫中有蛊气，于是到太子宫掘出桐木人。太子急忙禀报皇后，调发武库兵，斩杀江充与丞相刘屈氂交战，败走。皇后、太子皆自杀。司马光说：“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汪

译氏说：“《春秋》记载杀大夫共四十七次，有的称国名，有的称‘人’。只有晋侯杀申生、宋公杀座、天王杀佞夫、郑伯克段，不称国名，不称‘人’，而直接称君主，认为这是君主独自的罪责。僖公十六年，郑伯杀其世子；文公十八年，宋公杀其母弟须。如果杀人合乎罪责，就不予记载。”

译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公羊传》说：经文说“来朝见其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鲁国的内辞，意思是伯姬和她的儿子一起来朝见。《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诸侯相见称为朝见，伯姬是为了朝见她的儿子吗？伯姬如果是为了朝见她的儿子，那就是杞伯失去了为夫之道。诸侯相见称为朝见，用对待人父的礼节，去对待别人的儿子，是不合正道的。所以说“杞伯姬来朝见其子”，这是三重讥讽。范氏说：讥讽伯姬，杞伯是鲁国的姻亲。薛氏说：没有父亲陪同而回娘家省亲，尚且说不可，何况是不合礼制的朝见呢？张氏说：朝见，是人君在宗庙朝廷之上相见，父亲在世却让儿子代行朝见，又让妇人参与，都是失去了正道。临川吴氏说：曹伯有病，派遣他的世子射姑代替自己朝见鲁国，《春秋》讥讽他。杞惠公大概也有病，伯姬因为她的儿子是鲁国的甥舅，所以挟持他到鲁国，让他代替父亲行朝见之礼。这一年杞惠公去世，成公继位，大概伯姬预先想将她的儿子托付给鲁国。杞伯失去了为君之道、为夫之道、为父之道，伯姬失去了为妻之道、为母之道，她的儿子失去了为子之道，而鲁僖公接受他的朝见，都是不合礼制的。家氏说：世子预先参与会盟，礼节尚且有减杀，何况来作为世子而用朝见的礼节相见呢？高氏说：先王的制度，诸侯未行冠礼而即位，称为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见，大概是因为不能用成人的礼节接待他。伯姬回到杞国，才十三年，有儿子必定还年幼，怎么能胜任朝见呢？高邮孙氏说：这里说“来朝见其子”，三十一年来求娶妇人，都是不合礼制的。陆氏说：按此经文直接记载以示讥讽，哪里有什么内辞呢？《公羊传》的说法不对。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国。

《左传》说：公孙兹前往牟国，在那里娶妻。杜氏说：卿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所以公孙兹奉君命聘问于牟国，趁机为自己迎娶新娘，而《左传》如实记载其事。临川吴氏说：鲁国对于邻近的大国，未见派遣臣子按时前往聘问，牟是小国。桓公十五年，牟国朝见鲁国，此后不再有邦交之礼。现在公孙兹却前往聘问，大概是以私事出行，而向公家请求，借君命前往，所以经文记载以讥讽他。汪氏说：经文记载公前往他国，是朝见；记载大夫前往他国，是聘问。所以赵氏认为凡是内朝聘称“如”，以区别于外朝聘。戴伯因聘问而娶妻，不记载“逆”（迎娶），是不认可他借聘问之礼而行私事。季友私交则记载其事，公孙兹、季孙行父、公孙敖、公孙婴齐、叔孙婼因聘问与盟会而迎娶，则不记载，都是为了谨慎对待私交。大概因公事而行私事则不记载，私事则谴责其不当借君命以遂私欲；无公事而专行私事，则直接记载而贬斥，自见其非了。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公羊传》《谷梁传》作首戴，后同】

《左传》说：在首止会见，会见周王大子郑，谋划安定周王室。《公羊传》说：为什么特别记载会见王世子？因为世子尊贵。世子就是世世子。《谷梁传》说：用“及”字记载会见，是尊重他。为什么尊重？王世子，是王的副贰。可以说可以重视他而存在，所以尊重他。为什么重视？天子世子，世代继承天下。程子说：“世子是王的副贰，不可与诸侯并列。世子出来，诸侯会见他，所以文辞不同。”杜氏说：“首止，是卫国地。陈留襄邑东南有首乡。”

用“及”字记载会见，是尊重他。【范氏说：说“及”诸侯，然后会见王世子，不敢让世子与诸侯齐列。杜氏说：世子不称名而特别记载会见，是尊重他。王的世子尊贵，与王相同。】如果王世子而下与诸侯会见，则是陵迟；如果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见，则是抗衡。《春秋》抑制强臣，扶持弱主，拨乱反正，特别记载“及以会”，好像说王世子在这里，诸侯都前往会见，显示不可与他抗衡。【何氏说：储君副主，应当处于父位，不可以诸侯会见他，为了文辞所以特别区别，使好像诸侯是被世子会见。啖氏说：齐侯不敢做会盟的主持者，所以不说“会齐侯”。】后世论及班位，有排在三公宰臣之下的，也有排在他们之上的，那么将如何纠正？【汪氏说：晋制皇太子在三恪之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齐梁陈沿袭之，隋制皇太子与会设坐于御东南西向，唐制朝贺首皇太子，次上公。】从天王而言，想要委屈疏远他的儿子，使他排在下面，显示谦德；从臣下而言，想要尊敬王世子，则排在上面，是正分义。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礼秩，而其义明，使群臣得以表达其敬意，则贵有常尊，上下分辨了。经文记载“宰周公祗”与王人同序于诸侯之上，而不得与特别记载的会合同书，这是圣人尊君抑臣的宗旨，而班位就确定了。【张氏说：起初惠王娶陈妫为后，生太子郑及叔带，喜爱叔带想立他，齐桓公因为他废长立幼将开启乱阶，于是率领诸侯会见王世子于首止，向天下显示拥戴他作为天王的副贰，所以尊崇国本，断绝乱阶。陈氏说：王世子危险不得立，齐桓公率领天下诸侯而为会盟。

译用“定”这个字，是礼制的变通之处。特别记载会合世子，而不把世子等同于诸侯，这是为了确立世子的地位。齐桓公可以说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了。

高氏说：周天子因为惠后的缘故，打算废黜郑伯而立王子带，齐桓公认为如果在朝觐贡赋时以谏言来劝阻，天子听从则世子安稳，不听从则废黜世子，听从与否还不可知，不如举行会盟来尊崇世子，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世子就是郑伯而共同尊崇他，那么即使有惠后的偏爱，天子也不能实行他的私意，而世子最终就可以不被更换了，这是齐桓公的志向。

汪氏说：王世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危险则王室混乱，王室混乱则天下动荡。齐桓公在首止安定王世子郑伯，王室因此安宁，使惠王没有废立太子的过错。周景王不能尽早确立国家的根本，导致王室混乱，使诸侯有戍守周城、建成周的劳役。晋顷公在王室已经混乱之后才安定王室，不如齐桓公能在祸乱未发生之前就消除祸患。

有人说是天子境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会合诸侯。现在王世子不禀承王命而出会与诸侯会盟，这是世子与外部的霸权国家勾结以胁迫他的君主。齐桓公不向天子请示而率领诸侯会合王世子，这是为世子私自营结党羽以抗拒父亲。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汉高祖想更换太子，张良招来四位白发老人与太子交游，最终安定了惠帝。程子肯定这件事，认为符合“纳约自牖”（从窗户接纳约定，比喻以正道感化）的道理。那四位老人不是凭借高帝的命令而来，惠帝也不是有父亲的命令而招来这四个人。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难道不是认可《春秋》允许首止之盟而这样做的吗？

大概襄王作为世子，一定是禀承王命才成为世子的。齐桓公以诸侯的身份会合世子，是会合天王的世子。那惠王虽然有立爱子的心意，但未曾有命令废黜襄王。齐桓公恰当地行使权变，在危急疑惑之际安定天下的根本，这是霸业合乎道义的地方。

朱熹说：“《春秋》记载会合王世子与齐桓公，难道不确实吗？”所以成公十六年，鲁公会合尹武公及诸侯讨伐郑国。十七年，鲁公会合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讨伐郑国。襄公三年，鲁公会合单顷公及诸侯在鸡泽结盟。《春秋》都不以“殊会”（特别记载会合）来书写，唯独这里特别记载会合王世子，大概是为了表明至尊的储君，不是人臣可以比拟的。

那“殊会”的笔法，有的用“及”来会合，有的用“会”来会合，有的用“会”以及，有的用“及”以及，意义各不相同。鲁公及诸侯会合王世子于首止，会合吴国于钟离、于相、于向，都是众人会合一人的说法。然而首止是以卑贱会合尊贵，先写“及”后写“会”，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会合吴国则是以此会合彼，会而又会，是为了谨慎区分内外之别。文字虽然相同而实质却不同。

鲁公及夫人会合齐侯于阳谷，是以两人会合一人，从而区分男女之别。鲁公会合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是以一人会合两人，从而区分内外之别。文字虽然相似而实质却不同。

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大夫自行结盟而记载，诸侯统领他们，因为诸侯失去了权力给大夫，所以特别用“及”来记载。起初，首止、袁侨，都是为了阐明君臣之义，而用意不同于相地之会；黄池，都是为了彰显内外之别，而事情却不同，都是变例中的变通。读者不能不深入考察。

庐陵李氏说：襄王和王子带，都是陈后所生的儿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说：“我没有德行，得罪了受宠爱的弟弟，子带就是这样。”而《史记·周本纪》说：“襄王的母亲早死，后母叫惠后，生了叔带。”与《左传》不同，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译附录【《左传》记载：陈国的辕宣仲怨恨郑国的申侯在召陵背叛自己，因此劝他在赐邑筑城，说：“筑城是美名大德，子孙不会忘记，我帮助你，请让我向诸侯请求为你筑城。”辕宣仲于是向郑伯进谗言说：“辕宣仲在赐邑筑城，将要叛变了。”申侯因此获罪】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左传》记载：秋季诸侯结盟。《公羊传》说：诸侯为什么不分列次序？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是因为前面列举了具体名目，后面则用概括性的常例。《谷梁传》说：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却再次列举诸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尊崇王的世子，而不敢让他参与结盟。尊崇他，却不敢让他参与结盟，是为什么呢？因为结盟是因为互不信任，所以要谨慎地确立信用，不敢把这种基于不信任的盟约加在尊贵的人身上。桓公作为诸侯，不能朝见太子，这是不臣子的行为。王的世子，是儿子。他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而立于其位，这是不尽做儿子的本分。桓公不臣服于王的世子，世子不尽做儿子的本分，那么他所做的善事是什么呢？这是时势变化下的正当做法。天子势微，诸侯不朝见天子。桓公控制大国，扶持小国，统领诸侯，不能去朝见天子，也不敢让天王亲自降临。在首止尊崇王的世子，正是为了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奉王命会见齐桓公，也是为了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接受这种尊崇可以吗？这也是时势变化下的正当做法。天子势微，诸侯不朝见天子。世子接受了诸侯的尊崇，天王的尊严也就得以确立了。世子接受是可以的】

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却再次列举诸侯【汪氏说：根据祝柯、重丘之间发生了特殊事件，所以再次列举诸侯。马陵、柯陵、于戏、亳城、北平丘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就不列举诸侯。何氏说：这是省略文字，从可知中间无事，就不省略诸侯。当时世子不参与结盟】。会盟在同一地点，再次提到首止，这是史书记载中词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重大的美或恶。首止的结盟，是重大的美事【范氏说：齐桓公尊崇王室，安抚会合诸侯，拥戴世子，结盟的美事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刘氏说：首止、葵丘会盟在同一地点，却再次提到，孔子说：史书记载中词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美事。首止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这是重大的纲常法度。葵丘尽守王者的禁令，都有美好的德行和超绝卓异的不寻常事迹】。周王打算用爱子替换世子，桓公为此担忧，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在首止会合以确立世子的地位，太子登上君位【汪氏说：新君即位，从阼阶三次作揖后上升，称为践阼】，这就是襄王，一举使得父子君臣的伦理都得以确立【汪氏说：太子郑是惠王的嫡长子，桓公在首止会合以确立他的地位，是为了明确父子伦理，不让王的太子列于诸侯之中，而单独会合是为了明确君臣伦理。首止的结盟郑重地与诸侯约定，共同尊崇世子为天下的储君，而且不敢让王的世子参与同盟，又是为了申明父子君臣的伦理】。所以孔子称赞说：“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父子君臣的大伦理。否则就与禽兽的界限很微薄了。”所以说：首止的结盟，是重大的美事【张氏说：这次结盟大概是会合世子的礼仪已经结束，约定诸侯共同拥戴世子，大概也是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不歃血吧。方伯是观察天下形势而在未乱时进行匡正的人，所以桓公的谋划符合宁周春秋的道义，也不敢把约信的盟约加在尊贵的人身上。桓公此举道义既明确，礼仪又端正，这就是他匡正天下的功绩，而再次书写首止以赞美他。卢氏说：夏季诸侯在首止会合王的世子，秋季诸侯在首止结盟，这是春秋尊崇周室的微妙用意。诸侯不敢与世子结盟，所以自己结盟。髙氏说：会合是辨别上下礼仪，修好和睦之道，王的世子参与，还可以。结盟是因为互不信任，如果王的世子也参与，那就是把不信任加在王的世子身上，与约束诸侯没有区别，所以齐侯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与诸侯自己结盟。诸侯自己结盟，正是为了安定世子。齐侯既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以会合世子为名，可以说是知道尊崇王了。然而齐侯的霸主地位，既然召来王的世子而会合；晋侯的霸主地位，于是召来天王而朝见。孔子谴责制作俑像的人，从召来王的世子，以至于召来天王，那么其弊端不可胜数了。陈氏说：桓公有三件诸侯的大事，在洮将王人列在诸侯之上而同盟。王人是防地的官，虽然同盟而没有嫌疑。在葵丘，也将周公列在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天下的宰相不同于防地的官。在首止结盟，不但不同盟，而且率领诸侯单独会合世子，以世子的尊贵，不仅仅等同于天子的宰相。桓公在这里知道节制了。所以会有周人参与结盟，没有周人记载；在某日会合，诸侯结盟，这是齐侯的谦逊。会有周人参与结盟，有周人记载；在某地会合，只说某日结盟，这是晋侯的抗衡。《春秋》因此赞许桓公。汪氏说：会盟在同一地点而书写词语重复的有四次：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丘。示威而晋的霸权衰落于宋，晋楚讲和而中国失去霸主，事情不同而文字一样使用，所谓美恶不嫌同辞。庐陵李氏说：《春秋》会盟在同一地点的，只书写结盟而不书写会合，是举重。会盟并举的，其中必定有重大的美或恶】

译首止、葵丘的盟会，是尊崇周王的大事，这是极大的善举；在宋国、平丘的盟会，是畏惧楚国的大事，这是极大的恶行。会盟蜀地、盟誓蜀地，虽然细节略有不同，但也应当归入大恶的范畴。因此，《春秋》经文中只有这五条，都使用重复的词语，以彰显其深意。

又说：在扈地盟会、在扈地会盟时省略记载诸侯，是因为略去不写；在薄地盟会、在宋国盟会时记载诸侯，是因为避讳；在祝柯、重丘记载诸侯，是因为其间有其他事务。其余只记载诸侯的，是因为鲁公迟到，无法详细记载。

又说：齐桓公的盟会中记载诸侯的有四次，都是“前目后凡”的体例。然而首止、葵丘没有中间发生其他事务，却再次列举诸侯，这与救许、城缘陵仅用“凡”字概括有所不同。但就其中而言，首止又与葵丘不同，因为葵丘有伯姬去世的中间事务。救许又与缘陵不同，因为在咸地会盟的诸侯已经回国，所以缘陵不能用“凡”字概括。因此，将首止视为特殊措辞，将缘陵视为异常措辞，是恰当的。至于葵丘、救许，则不过是“前目后凡”的常规措辞。

又说：如果王官参加会盟但不参与盟誓，那么在记载盟誓时就要重复书写诸侯以作区别，首止、葵丘、臯鼬就是如此。如果王官参加会盟又参与盟誓，那么在记载盟誓时就不重复书写诸侯以表明这一点，柯陵、鸡泽、平丘就是如此。臯鼬盟会，只有赵子认为刘子没有参与胡氏的盟誓没有明文记载，然而看下文紧接着就有刘卷去世的记载，那么刘子没有参与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刘子自己因为生病没有参与，也不是晋国人能够尊崇他的。

又说：谨慎遵循起始的体例，《春秋》虽然重视君父的命令，但如果命令不合道义，也将阻塞而无法施行。因此在首止之盟专门以大道大义为主，而不采纳尊崇高位的权势。这不是尽善尽美的人不能决断的。近世有人不主张胡氏认为齐桓公挟持天子的观点，这是不对的。

译郑伯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盟会。

《左传》记载：周王派遣周公去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顺从楚国，并借助晋国的力量来辅佐你，这样可以稍微安定一些。”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却又害怕因此不去朝见齐桓公，所以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盟会。孔叔劝阻他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行事，轻率就会失去亲近的人，失去亲近的人，祸患必定到来。等到陷入困境再去请求结盟，所丧失的就太多了，您一定会后悔的。”郑伯不听，逃离军队回国。《公羊传》说：这里说“逃归不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让他参加盟会。不让他参加盟会，那么说“逃归”又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大概是因为不能以少犯众吧。”《谷梁传》说：因为他离开了诸侯，所以用“逃”字。

事情有邪恶的，不参与它算是幸运；事情有善良的，不参与它就要被贬斥。平丘的盟会，是邪恶的，请求鲁国不要劳累参与，所以算是幸运（汪氏说：平丘的盟会，在上位者要挟天子的老臣，这不是尊崇王室；共同畏惧荆蛮篡弑的君主，这不是仗义；出动四千辆兵车，向诸侯示威，没有忠信诚恳之意；又相信邾、莒的控告而断绝鲁国的使者，不让鲁国参加盟会，那么不参加盟会就不值得羞耻了），所以直接记载说“公不与盟”。首止的盟会，是善良的，违抗众意不参加盟会，所以被贬斥，所以特别记载说“郑伯逃归”。“逃”，是平民百姓做的事（杜氏说：周王怨恨齐桓公确立太子的地位，所以召郑伯让他背叛齐国。国君轻率出走，群臣不知道他的谋划，与平民百姓逃窜没有区别。赵氏说：凡是说“逃”，都是指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以诸侯的尊贵身份，却做平民百姓的事，即使最终后悔，陷入困境去请求结盟，那所丧失的又是什么呢？记载“逃归不盟”，是深深地贬斥他。有人说：首止的会盟，不是周王的意愿，周王厌恶齐侯确立世子，所以派周公召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顺从楚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却畏惧齐国，所以逃归不盟。那么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春秋》讲究名分，尊崇天王，而以大义为主。所谓义，就是权衡名分之中，而得其恰当之处。诸侯会盟周王的世子，虽然是衰微时代的事，但《春秋》肯定它，这是变化中的中道。郑伯虽然承受周王的命令，但制定命令不合大义（家氏说：郑伯应当向周王陈述大义，极力说明不可行，一定要等到盟会结束才离开，这样在道义上才算尽到了。哪有拿着周王的私命，逃避诸侯就离开的呢），《春秋》用“逃”字，也是变化中的中道。天下的大伦理，有常道也有变通。舜对于父子，汤、武对于君臣，周公对于兄弟，都是处理变通的情况。贤者坚守常道，圣人穷尽变通。会盟首止，郑伯逃跑，处理父子君臣的变通情况，而不失去中道。唉！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而不是圣人不能修撰的原因了（张氏说：桓公的行动，是天下的公义；惠王的命令，是一人的私心。郑伯背离公义顺从私心，违弃众善，行为如同平民，所以记载“逃归”来深深定罪他。临川吴氏说：上文说“诸侯”，这里说“郑伯”，是说在七国诸侯之中，只有郑伯不愿意参加尊戴王世子的盟会，而逃归。高氏说：齐侯因为楚国屡次侵害郑国的缘故，于是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楚国已经屈服，于是会盟周王世子于首止，向天下阐明大义。这是盛德的举动。当时，诸侯没有顺从荆楚的心，而惠王由于宠幸孽子的私心，抛弃理义的正道，安抚郑国顺从楚国，离间中原各国。从此楚国再次与中原各国争衡。齐国抵御楚国，谋划经营，不是一天的事了。才过了一年，惠王已经引导郑伯背叛齐国。所以知道中原不兴盛，不只是强楚和诸侯的罪过，王室确实有开启祸端的原因。陈氏说：国君而说“逃”，是轻视他。为什么轻视呢？因为郑伯背叛了华夏的盟约。厥貉的会盟，麇子逃归不记载；厉地的战役，郑伯逃归不记载。大概是因为逃避楚国。一定要像郑文公逃避齐国，陈哀公逃避晋国，才记载，以此来显示夷夏的区别，非常严格。汪氏说：君主的逃跑，只有首止和鄬地，记载郑伯、陈侯逃归；臣子的逃跑，断道、溴梁的会盟，高固、高厚逃归，都不记载，而只记载郑詹逃来于此，可见齐桓、晋悼的霸业不可抛弃。听先师说：陈、郑记载“逃”、记载“乞”，圣人赞许齐、晋，非常明显。○刘氏说：公羊说：“说‘逃归不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让他参加盟会。”不对。公羊怀疑郑伯实际上逃归应该在盟首戴之前，所以这样说。不知道郑伯本来应当参加盟会，到了盟会之日自己逃去，只说逃归则怀疑已经盟誓后逃跑，所以记载不盟，表示在盟誓前逃跑）。

楚人灭掉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

【楚国开始灭掉中原国家。《左传》：楚国大夫鬭谷于莵灭掉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这时江、黄、道、柏正与齐国和睦，都是〇国的姻亲。〇子倚仗他们而不侍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灭亡。《谷梁传》：〇国是诸侯国，为什么不说是“小国”呢。任氏公辅说：地谱记载，光州光山县是故〇国。高氏说：齐侯自从侵犯陈国之后，已经引起诸侯的叛心，到这时郑伯私下与楚国勾结，楚人于是灭掉〇国，作为侵犯中原国家的征兆。张氏说：鬭谷于莵，是楚国著名的大夫。辅佐楚頵来对抗齐桓公，虽然在外在召陵接受盟约，但内心怀着负固自守的心意。到这时窥见周王宠爱叔带的意图而】

译（有人）不赞成桓公的这一举动，于是趁着周王与郑国交恶的机会，率领军队灭掉了〇。〇国国君书逃奔他国，不服从楚国而逃离，（史官）不称其名，是因为认为他还有希望复兴国家，所以没有断绝其国统。黄国与〇国接壤，却收留了〇国国君的逃亡，楚国灭黄也是由此开始的。桓公不能救援〇国，从而引发了救援郑国、包围许国等纷乱的局面，假如桓公此时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恢复〇国，难道不足以树立中原的威望而遏制楚国的蛮横吗？孙氏说：楚国人灭掉〇国，是憎恶桓公不能救援。十年狄人灭掉温国，十二年楚国人灭掉黄国，其义理相同。

译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晋国人逮捕了虞公。

《左传》记载：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就会跟着灭亡。晋国的贪欲不可助长，外敌不可轻视。借道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还可以有第二次吗？谚语所说的‘面颊和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大伯、虞仲，是大王的嫡长子一脉。大伯没有顺从大王，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庶子一脉，担任文王的卿士，功勋在王室，档案藏在盟府中。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会有什么爱惜呢？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的家族更亲近吗？晋国对他们尚且因为宠爱而逼害，何况是对别的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的供品丰盛洁净，神明一定会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并不真正亲近人，只依从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偏私，只辅佐有德行的人。’又说：‘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芳香的。’又说：‘百姓不是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是祭品。’像这样，如果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神明就不会享用祭品。神明所凭借依从的，将在德行上。如果晋国夺取虞国，用光明的德行来进献芳香的祭品，神明难道会吐出来吗？”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宫之奇带领他的族人离去，说：“虞国过不了腊月了，就在这一次行动。晋国不需要再出兵了。”八月甲午，晋侯包围上阳。问卜偃说：“我能成功吗？”卜偃回答说：“能攻克。”晋侯说：“什么时候？”卜偃回答说：“童谣说：‘丙日的清晨，龙尾星隐没，军队整齐威武，夺取虢国的旗帜。鹑火星光闪闪，天策星明亮，火宿正中时建立军队，虢公将会逃跑。’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丙子日早晨，太阳在尾宿，月亮在策宿，鹑火宿正中，一定是这个时候。”冬天，十二月丙子初一，晋国灭掉虢国。虢公丑逃到周王室。晋军回国，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了它。逮捕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同时修缮虞国的祭祀，并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春秋》记载说：“晋人执虞公”，归罪于虞国，并且说明事情容易。

《公羊传》说：“虞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说逮捕他？为什么不写灭掉呢？为什么不写灭掉？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灭，是上下同心协力的意思。”

《谷梁传》说：“逮捕并说明所去的地方，是因为虞地已经屈从于晋国。为什么称‘公’？这是什么意思？还是说下面的人逮捕他的说法。为什么还是下面的人逮捕他的说法？晋国的命令在虞国通行，百姓已经信服了。虞国和虢国互相救援，不是互相施恩。今天灭亡虢国，明天就灭亡虞国了。”

程子曰：“记载逮捕而不记载灭亡，是虞公自取灭亡。”

《公羊子》说：“虞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说逮捕？为什么不写灭掉呢？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是上下同心的意思。”【何氏说：“说灭，是臣子与君主同心协力，共同赴死的说法，不只是离去。”灭，又离去以归，说逮捕则明白。虞公灭人而自亡，应当断绝，不能责备他不死在位上。】至于虞公的土地【纡粉反】屈从于晋国很久了【范氏说：当时虞国已经包裹属于晋国，所以虽然在虞国逮捕而不记载地点】晋国的命令在虞国通行，百姓信服了。说“晋人逮捕他”，就像众人逮捕独夫一样【茅堂胡氏说：记载“晋人执虞公”，是众人的说法。虞公记载爵位而不称名，深深彰显他的罪过，所谓美恶不嫌，同词】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独夫，商纣就是这样。次为诸侯，富有一国，而身为独夫，虞公就是这样。说“公”，不是保存他的爵位，还是下面的人逮捕他的说法【杜氏说：虞公贪贿自亡，国不是他的国，臣不是他的臣，晋人逮捕他，就像逮捕一个普通人。何氏说：称“公”，是剥夺正爵。刘氏说：虞公不称名而称“公”，是因为他的国家已经遗忘，他的土地已经夺取，是灭亡而不能死节的人】不说不归，验证他确实是匹夫【平庵项氏说：虞公的被捕，前无由来，后无归处，像逮捕匹夫一样，可见虞国没有国家了】记载“灭下阳”在开始，而记载“执虞公”在后面，可以看出弃义趋利，贪财无厌【平声】能够亡国败家，确实如此【刘氏说：《春秋》记事，原始见终，不失其实。所以虞国的灭亡，从夏阳灭亡开始，虞国就灭亡了。宫之奇、舟之侨之徒都知道，只有他们的君主不知道。所以《春秋》因为大见其衅于灭夏阳，而深没其迹于执虞公，使天下之为人君者从而省之，可以戒矣。张氏说：虞公贪璧马之近货，忘国家之将绝，而以国之所恃资敌，故前书“灭下阳”，而后书“执虞公”，则虞公之自取亡灭，与晋献无道绝灭虢叔虞仲之祀，片言可见。陈氏说：苟同力致灭，自其君世子必详所以灭之之罪。书曰：“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苟不同力执其君而国从之矣，则不详所以灭之之罪。书曰：“晋人执虞公”，以为晋人徒执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王氏笺义说：灭而称执者，言虞当灭久矣，今但执之而已】

译不记载灭亡虢国，是因为正要将罪责归于虞国，以此作为后世的警戒。如果记载说：“晋侯灭亡虢国，随即灭亡虞国，俘虏虞公并”带回来，这不过是实录罢了，并非经过剪裁以成就义理的史笔。汪氏说：《春秋》记载灭亡国家的有三十一处，那些导致灭亡的原因，有的是背叛一方投靠另一方，有的是倚仗计谋，有的是侵犯土地，然而没有是因为沉溺于嗜好，而抛弃险要之地送给敌人的。所以都记载“灭亡某国”，以彰显灭亡者之罪。只有虞国和虢国的灭亡，书法有所不同，大概有深意。下阳不应当记载“灭”却记载了“灭”，虞国应当记载“灭”却没有记载“灭”。大概下阳是虞国和虢国的屏障，下阳既被夺取，那么虞国和虢国就灭亡了，所以记载“虞国军队会同晋国灭亡下阳”，是彰显虞国自取灭亡。记载“俘虏虞公”而不说“灭”，是因为虞国的灭亡不待此时。不说“带着虞公回来”，那么虞公就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罢了。有人怀疑《春秋》不应当抹去晋国灭亡虞国的罪行，圣人的笔法确立文辞，如同造物主创造万物，怎么可以拘泥于常例呢？比如“梁亡”而不记载秦灭梁，胡髠、沈逞国家未灭却记载“灭”，都是改变了常法。有人说：虞公曾经是天子的三公，所以称公，俘虏天子的三公，其罪行重于灭亡国家，所以不说“灭虞”，特意记载晋国俘虏他，以贬斥那些不知此意的人，不知是否如此？刘氏说：《左传》说：晋国偷袭虞国灭亡它，却修缮虞国的祭祀，并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记载说“晋人俘虏虞公”，这是不对的。虞国和晋国同姓，灭亡同姓是大罪，即使晋国想要文饰，修缮祭祀、归还贡品，也不足以掩盖其大恶。《春秋》怎么会听从这种说法呢？《左传》对这种文辞异常感到奇怪，于是加以雕琢，就造成了这样的说法】

译春秋大全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十三

明 胡广等 撰

僖公中

【丁惠王二卯十三年】六年【齐桓公三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三年，衞文公六年，蔡穆公二十一年，郑文公十九年，曹昭公八年，陈宣公三十九年，〇成公元年，宋桓公二十八年，秦穆公六年，楚成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附录【左传·晋侯派贾华攻打屈地，夷吾无法坚守，结盟后撤军，打算逃往狄人那里。郤芮说：“后出逃的人同样有罪。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国，或许能侥幸得到庇护。”于是去了梁国】

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左传》：“夏，诸侯攻打郑国，因为郑伯逃避首止之盟的缘故。包围了新宻。这就是郑国不及时修筑城墙的原因。”《公羊传》：“对于城邑不称‘围’，这里称‘围’是为什么呢？因为齐桓公强大。”《谷梁传》：“攻打国家不称‘围邑’，这里称‘围’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谴责郑国。彰显郑伯的罪过。”范氏说：“齐桓公纠合诸侯，辅佐拥立世子，而郑伯逃避道义逃归，所以诸侯攻打并包围他。罪过显明于上，讨伐彰显于下。包围和攻打的文字虽然相同，但善恶的道义却有所不同。”杜氏说：“新城，就是郑国的新宻。”○庐陵李氏说：“关于伐国围邑的记载，这一条与围长葛、围缗不同。左氏、谷梁、胡氏都认为这是赞许桓公，唯独公羊认为这是厌恶桓公逞强做无义之事，那就与长葛的情况相同了。大概是拘泥于‘不得意而致伐’的条例才这么说，不可采纳】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左传》楚子包围许国，以此来救援郑国。诸侯救援许国，楚军才撤退。冬，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去武城拜见楚子。许国国君面缚衔璧，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并提拔他，烧毁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楚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谷梁传》：“称赞救援许国。”杜氏说：“都是之前攻打郑国的诸侯，所以不再重新叙述】

冬公至自伐郑

【谷梁传》为什么不以救援许国作为致词呢？因为重视攻打郑国】

齐自从召陵之战后，武力使四夷臣服，威势震动中原。如今联合六国的军队，包围新建的城邑，应该像折断枯草一样容易。包围却不攻克，是有保留兵力的人。等到楚人攻打许国，就解除了新城的包围，转移军队救援许国，这又符合讨伐罪过、分担灾难、救援急难的义理。所以特别记载说“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是善行的。说“遂救许”，是尤其赞许【汪氏说：记载“遂救”，是赞美他们赴难非常迅速，就像所说的披头散发、帽带未系就前往救援一样。记载“遂伐”、“遂侵”、“遂入”、“遂灭”，是讥讽他们愤兵不止，而不是有东征西怨的期望。只有齐桓公“遂伐”楚，是为了救援郑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遂伐”所能比拟的】尤其赞许，那么为什么致词这么久呢【汪氏说：这与致伐楚相同。孙氏说：出兵超过三个季节。张氏说：楚人围许，大概是攻打他们必救的地方，以解除新宻的包围，放弃郑国而救援许国，所谓抑制暴行而救援患难，显示出桓公急于行义。家氏说：攻打郑国是义，救援许国也是义，转移攻打郑国的军队而救援许国，所谓权衡时宜而合乎义理。汪氏说：楚人围许是为了救援郑国，经文不记载“以救”，与阳处父伐楚救江不同，是不赞许楚人救援郑国。圣人的笔削，应当用属辞比事的方法来探求。所以上面记载“郑伯逃归不盟”，那么齐桓公攻打郑国，记载“伐”、“围”以显示郑国不服罪而诸侯无可讥讽。下面记载“诸侯救许”，那么楚人围许，其罪过不可掩盖。齐桓公包围郑国的新城，是为了讨伐他逃避拥立储君的盟约。晋文公包围许国，是为了讨伐他不防备践土、河阳的朝见。包围不是美事，而桓公、文公的包围实在是为王室考虑。晋文公“遂围”许，与齐桓公“遂救”许，书法没有不同。朱子说《春秋》明王法而不废五伯之功，难道是指这个吗？庐陵李氏说：查考桓公的编年，“书救”的有五次，想要尽力救援郑国、救援邢国，将领卑贱、兵力少，为义不够尽力。救援想要迅速进入聂北于匡，记载“次”是为义不够勇敢。只有这一年的救援，不返回军队而奔赴许国，符合披发缨冠的意思，所以以记载“遂”为尤其赞许。大概救兵不以生事为贬，不以专断为疑。○刘氏说：公羊说“邑不言围”，不对。围的意义，不区分国家与城邑。赵氏说：左氏说“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去武城拜见楚子”，许国国君面缚衔璧。查考，楚国本来围许是为了救援郑国，诸侯救援许国，郑国的包围得以解除，楚军也撤退。许国有什么可惧怕的？竟然跟随蔡侯行灭国之礼吗？如果这样，许国已经顺从楚国，齐国为什么不打许国呢？又说微子启也是这样，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刘氏说：“此后许国国君常与诸侯会盟，知道他起初没有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