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二

译这是“遇到灾异便心生恐惧”的含义。【〇山杨氏说：“太阳的盈亏，自有其定数。这是研究历法的人所知道的。这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先王之所以恐惧并修省自身，不过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罢了。大概对于正常情况，在宾主迎送、出纳礼仪时，恭敬地做到极致，以此来顺应天道秩序，治理百姓，事情尤其重视这一点。那么当出现异常变化时，难道可以不为之警戒吗？所以《春秋》必定记载日食，以此来重视这种异常变化。然而有的记载‘朔’，有的记载‘日’，有的不记载‘朔日’，有的‘朔日’都记载，这是因为史官记载详略不同所致。】太阳是众阳之气的宗主，是人君的表率，如果出现日食的灾异，就是罪过的征兆。如果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征兆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灾祸；如果不能敬畏上天，灾祸罪过的到来，是必然的。凡是经文中所记载的，有的是妾妇欺凌丈夫【何氏说：桓公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进谗言给国君，致使齐侯诱杀国君的应验；庄公十八年日食，有夫人前往莒国，淫乱放纵不加管制的应验；庄公三十年日食，有夫人淫乱，与两位叔父私通，杀害两位继承人的应验】，有的是臣子背叛君父【汪氏说：这一年日食，有卫国州吁弑杀国君，公子翚专掌兵权的应验；桓公三年日食，有郑国抗拒周王军队的应验；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日食，有庆父、叔牙专权淫恣，图谋篡位弑君的应验；僖公五年日食，有晋国里克弑杀两位国君的应验；文公元年日食，有楚国世子商臣弑杀国君的应验；文公十五年日食，有宋国弑杀杵臼，齐国弑杀商人，宣公弑杀赤，莒国弑杀庶其的应验；成公十七年日食，有晋国弑杀州蒲的应验；襄公十四年日食，有卫国孙宁驱逐国君的应验；襄公二十四年日食，有齐国崔杼、卫国宁喜弑杀国君的应验；襄公二十七年日食，有守门人弑杀吴国国君，蔡国般弑杀父亲，莒国人弑杀国君的应验；昭公七年日食，有楚国弑杀国君虚的应验；昭公十五年、十七年日食，有意如专横恣肆，许国弑杀国君买的应验；昭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有子朝篡夺王位，周王室分裂为二，天下有两个君主的应验；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有意如驱逐国君，吴国弑杀僚的应验；定公十二年日食，有薛国弑杀国君比，晋国荀寅、士吉射叛乱的应验；定公十五年日食，有盗贼杀害蔡侯，齐国陈乞弑杀国君的应验】，有的是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汪氏说：宣公十七年日食，有四国大夫在鞌地击败齐国，君道衰微，臣道强盛的应验；襄公十五年日食，有溴梁之盟，政令由大夫掌控的应验；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次发生日食，有溴梁之盟后臣下日益恣肆，凡是大的盟会、征伐都由大夫主导，二庆专权于陈国，晋国栾盈叛逆的应验。昭公三十二年日食，有昭公客死他乡，晋国大夫专权并进入京师的应验。定公五年日食，有陪臣强横，鲁国丢失国宝，宋国大夫叛乱的应验】，有的是外族侵扰中原【汪氏说：桓公三年日食，有楚国灭掉谷国、邓国，上僭称王的应验。庄公十八年日食，有戎族来到济西的应验。庄公三十年日食，有狄族灭掉卫国的应验。僖公五年日食，有狄族攻打晋国、灭掉温地的应验。僖公十二年日食，有楚国灭掉黄国，狄族侵扰卫国的应验。僖公十五年日食，有秦国俘获晋侯，楚国拘捕宋公，中原防备薄弱的应验。文公元年日食，有楚国灭掉江国，六个狄族北侵列国的应验。宣公八年、十年日食，有楚庄王围困宋国，析骸易子，攻打郑国战胜晋国，郑伯肉袒投降，晋国在邲地大败的应验。成公十六年日食，有楚国灭掉舒庸的应验。襄公二十三年日食，有楚国灭掉舒鸠的应验。昭公七年日食，有楚国灭掉陈国的应验。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有吴国灭掉巢国，防备徐国的应验】，这些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行的证明。因此，《十月之交》这首诗，诗人用来讽刺时政。《春秋》必定记载日食，以此警戒人君，不可忽视天象。【茅堂胡氏说：《春秋》是端正人主心术的大法，所以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瘟疫疾疫，是天时的戾气。知道它可畏而更加谨慎，就能免除被抨击祸患。肆意横行侵犯，无所忌惮，正好足以加速自身的灭亡。君子见到事物有失常的现象，必定恐惧修省，不敢忽视，何况太阳是众阳之宗，至尊的象征呢。日食发生，《春秋》所以保留而不删削。然而灾与异不同，日食是有常度的。所以程氏认为它是灾，而先儒认为它是异。《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精通历算的人几乎都能推算出来，其有常度是确凿的，称之为异是不对的。正因为有常度，所以次数不可避免，然而有的日食发生在朔日，有的发生在夜间，有的发生在前面，有的发生在后面，有的应当日食却有阴云吉祥之象，这是人为感应的不同所致。所以《春秋》有的记载‘日’，有的记载‘朔’，有的记载‘日’不记载‘朔’，有的记载‘朔’不记载‘日’，有的‘日’‘朔’都不记载，有的记载‘日有食之既’，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常度不可避免，但人为感应的不同如此，那么其应验也随之不同，不能专门归结于定数，而应当恐惧修省以回应天灾。又何况地震、山崩、水旱、虫类、物怪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常度呢？隐公九年，发生大地震雷，接着下大雨雪，而有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河上沙鹿山崩塌，而有韩之战俘获晋惠公；宋襄公时，五块陨石坠落，六只鹢鸟退飞，而有盂地拘捕宋襄公；成公十六年，下雨结冰。这年秋天，国君去世，而季孙有苕丘之舍。昭公二十

译五年，鸜鹆飞来筑巢。不久，昭孙在齐国公子宋那里获得了国家，其应验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是不可诬蔑的。

译三月庚戌日，周平王驾崩。

《左传》记载：三月壬戌日，周平王驾崩，但周王室向鲁国报丧时说是庚戌日，所以《春秋》记载为庚戌日。《公羊传》问：为什么没有记载葬礼？回答说：天子只记载驾崩，不记载葬礼，因为天子驾崩的时间是确定的。诸侯记载死亡和葬礼，是因为有天子在位，诸侯不能确定葬礼的具体时间。为什么有的说“崩”，有的说“薨”？回答说：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谷梁传》说：高大称为“崩”，厚重称为“崩”，尊贵称为“崩”。天子死称“崩”，是因为其尊贵。为什么称“崩”？因为天子居于万民之上，所以称“崩”。为什么不记载名字？因为天子至高无上，所以不记载名字。程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四海之内的人都应当奔赴丧礼。鲁国国君不去，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记载而罪责自明。

“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春秋》历经十二位周王【汪氏说：《春秋》历经十四位周王，悼王在位未超过一年，敬王驾崩在《春秋》记载之后，所以只说十二位周王】。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既记载驾崩又记载葬礼，是因为周王室向鲁国报丧，鲁国派卿前往参加葬礼【王氏说：叔孙得臣参加襄王葬礼，叔鞅参加景王葬礼，桓王、匡王、简王的葬礼，如果不是卿参加就不记载，这体现了礼仪的厚薄】。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只记载驾崩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周王室虽然向鲁国报丧，但鲁国没有派卿前往【赵氏说：不派卿前往就不记载，这是记载不臣服的表现，记录是为了彰显其错误】。庄王、僖王、顷王，驾崩和葬礼都不记载，是因为周王室没有向鲁国报丧，鲁国也没有前往【赵氏说：周王室不报丧，鲁国就不去，哀叹王室无人主持，彰显诸侯的不臣服】。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音崔，《仪礼》规定诸侯为天子服斩衰，传文说：天子是最尊贵的】。按照礼制，应当根据听到消息的先后顺序奔赴丧礼。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去，这是没有君主的表现，其罪应诛，不记载而罪责自明【张氏说：天子驾崩不记载名字，因为至尊不同于诸侯。丧服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服丧三年，这是诸侯为天子服丧的礼制。天子的丧事，天下诸侯都应当到达，作为臣子应当根据听到消息的先后奔赴丧礼，这是礼制。隐公听到丧事却不奔赴，自《春秋》以来送终的礼制就淡薄了。圣经详细记载以显示罪恶的深浅。现在平王驾崩，只记载周人来报丧而鲁国人不去，并且记载武氏子请求赙赠，那么隐公蔑视五十一年天下共主，缺失吊唁葬礼，没有臣子哀戚之情，远远不能打动他的心，而自同于禽兽，那么其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责自明。〇〇山杨氏说：天子驾崩是国家大事，所以记载，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派卿参加葬礼。新王即位不记载，是因为鲁国没有朝见。大概根据记载考察，天子既已确立，二伯各自率领诸侯进入应门左右，这是礼制。鲁国不朝见，那么诸侯的不臣服就可知了。汪氏说：秦昭襄王驾崩，韩桓惠王穿着丧服入吊，这与春秋时期诸侯侍奉天子不同，不如战国君主侍奉大国的礼仪】。

有人说：万国众多，封疆重要，天子的丧事不能越过国境奔赴，而在国内修服丧礼，卿大夫供给吊唁送葬的礼仪，葬礼结束哭丧完毕就除丧，这样合乎礼制吗？查考《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再拜快步退出，康王才恢复丧服。这些奔赴成王丧礼的人，怎么能说是在国内修服丧礼就可以呢【汪氏说：有人说《康王之诰》所称的诸侯，是指畿内诸侯。现在查考书文说“敢执壤奠”，那么是各自拿着土地所产之物作为奠贽，而不是通常礼仪中的执贽。说“庶邦侯甸男卫”，那么是五服诸侯，而不是在畿内食邑的王臣。当时成王刚驾崩，同轨诸侯虽然不能全部到达，大概召公、毕公只是率领已经到达的诸侯接受顾命罢了】。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说派人是可以的；鲁人不前往，说应当亲自前往而不能派人代替。诸侯在岁时节令有时朝见天子于京师【汪氏说：成公十三年三月，鲁公前往京师；七月，鲁公返回。庄公二十二年，鲁公前往齐国；二十三年春，鲁公返回。文公三年，鲁公前往晋国；四年春，鲁公返回。十三年冬，鲁公前往晋国；十四年正月，鲁公返回。成公十年七月，鲁公前往晋国，参加景公葬礼；十一年三月，鲁公返回。襄公四年冬，鲁公前往晋国；五年春，鲁公返回。十二年冬，鲁公前往晋国；十三年春，鲁公返回。二十八年十一月，鲁公前往楚国；二十九年，参加楚康王葬礼五月，鲁公返回。昭公十五年冬，鲁公前往晋国；十六年夏，鲁公返回。又查考此传应当有“或交好于大国”一句，恐怕误漏了】。有时在方岳会盟【汪氏说：僖公十六年冬，在淮地会盟；十七年九月，鲁公返回。宣公七年冬，在黑壤会盟；八年春，鲁公返回。成公五年十二月，在虫牢同盟；六年正月，鲁公返回。襄公二十一年冬，在商任会盟；二十二年正月，鲁公返回】。有时跟随军队征讨【汪氏说：庄公五年冬，会师伐卫；六年秋，鲁公返回。僖公二十八年冬，会师围许；二十九年春，鲁公返回。襄公十八年十月，会师围齐；十九年正月，鲁公返回】。越过国境，历时很久，不认为困难，为什么唯独对奔赴丧礼感到困难，而轻视君臣始终存殁的道义呢？这大大违背先王的礼制，失去《春秋》的大义【茅堂胡氏说：崩、

译薨、卒，是重大的变故，不能视为常态。有时记载崩而不记载地点，有时记载地点而不记载崩，有时记载卒而不记载卒，有时记载葬而不记载葬，有时接到讣告就前往，有时接到讣告却不前往，有时前往并记载，有时前往却不记载，通过这些可以看出诛杀乱臣贼子、拨乱反正的深意，其义理是非常重大的。例如隐公三年记载“天王崩，王臣求赙”这件事，就显现出鲁公不奔丧、不护葬的罪责。其他情况都按照这个原则来观察，就可以了。汪氏说：天王崩，不记载名字，不记载地点，并非省略，而是因为天下都是王的土地，所以不记载地点，以显示没有境外；四海都是王的臣民，所以不记载名字，以显示独一无二的尊贵。刘氏说：周王崩，确实是在庚戌日送达讣告，那么圣人即使想要更改日期以正名分，也不可能做到。况且在《春秋》中怎么看出平王不是在庚戌日崩的呢？左氏的说法是不对的。公羊传认为：记载崩而不记载葬，一定是因为当时正值其时，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属于我的，只是前往而已。那些名字和官职记载明确的，是受命的大夫；不记载明确的，是地位卑微的人。

译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左传》记载：“夏季，君氏去世。声子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寝宫举行反哭仪式，没有附祭于婆婆，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不书写姓氏，因为她是国君之母的缘故，所以称‘君氏’。”《公羊传》记载：“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尹氏’？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讥讽世袭卿大夫。世袭卿大夫，不符合礼制。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周天子去世，他是诸侯的主君。”《谷梁传》记载：“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在天子去世时，他作为诸侯的主君，所以隐晦地记载他去世。”程子说：“尹氏，是周王的世袭卿大夫。古代任用官员依据德行，授予爵位依据功劳，世袭俸禄但不世袭官职，因此杰出的人才在位，各项事业都兴盛。等到周朝衰微，王室的官职都世袭，政事因此败坏。尹氏世代担任王室官职，所以在其去世时记载为‘尹氏’，显示其世代相承。】

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廷大权，导致周朝动乱，被家父在诗中讽刺。执掌国家法度却不公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汪氏说：《诗经·节南山》，朱熹传注尹氏大概是尹吉甫的后代。《春秋》记载尹氏去世，《公羊传》认为是讥讽世袭卿大夫，就是指这个。现在考察《诗经·常武》，王对尹氏说话，指的是尹吉甫。家父说尹氏是太师，又说显赫的师尹，那么尹氏在周幽王时已经是三公了。这里记载尹氏去世，是因为向鲁国报丧。《春秋》五年传称周王派尹氏帮助曲沃讨伐晋国。僖公二十八年，周王命令尹氏策命晋侯为侯伯。文公十四年，周王派尹氏向晋国申诉周公之事。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那是尹文公圉。而传中称尹卒、尹固，都是他的族人。《诗经》讽刺尹氏不顾念上天，祸乱没有定局。传记中尹氏多言，杀死了周天子的弟弟佞夫。《春秋》讥讽尹氏辅佐王子朝篡位叛逆，那么尹氏始终掌握大权造成祸乱。】

因为他报丧以及拥立王子朝导致王子朝逃往楚国，都只以氏称呼，是为了记录世袭卿大夫不符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王氏说：宣王时尹吉甫已经称氏。《春秋》中只有尹武公两次讨伐郑国称子，其余经传所记载的全都称尹氏。怀疑像汉代大将军霍氏专权执政，特别宠信而不称其名。《春秋》因为他称氏而记载于经文中，使后人考察，看到其累世称氏擅权为害，作为鉴戒就可知了。】

有人说：世袭卿大夫不符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为什么作呢？【《诗经·裳裳者华》，小序说：古代做官的人世袭俸禄，小人在位则谗言谄媚并进，抛弃贤者这类人，断绝功臣的世代。】

回答说：功臣的世代，世袭的是俸禄；世袭卿大夫的官职，继承的是职位。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其世代可以延续；职位是用来尊崇贤能的，所以其官职应当选拔。官职不选拔人才，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盘踞而无法铲除，君主孤立无援，国家不灭亡是侥幸。《春秋》在周朝记载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在鲁国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录其不符合礼制。《公羊传》的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传承。【薛氏说：先王的制度，内诸侯世袭俸禄，外诸侯世袭爵位。有世袭俸禄而没有世袭官职，尹氏却是世袭官职了。前王赐予他不称名，是为了尊崇他的德行。世袭卿大夫不称名，是破坏先王的礼制，而不是尊崇贤能的方法。王室的臣子不记载去世，尹氏的去世，是因为他向鲁国报丧，而记录周朝的过错。】

并且记录王室官职的世袭。张氏说：周平王继周幽王、周厉王之后，不能选拔任用忠贤来修明政治，反而任用导致动乱的家族，使他们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除，所以《春秋》在其去世时变例称氏，以显示平王不能中兴周室的原因，而尹氏数百年相继祸败，所以彰显世袭卿大夫不选拔贤能的弊端，作为后世的深刻警戒。临川吴氏说：天子的公卿大夫士，他们生前不结交诸侯，所以他们死后也不报丧。二百四十二年间，只有刘卷、王子虎因为曾经共同盟会而来报丧，尹氏因为天子去世作为诸侯的主君而来报丧，都不符合礼制，所以记载以示讥讽。○啖氏说：《左传》说“君氏去世，是声子”，不书写姓氏，因为她是国君之母的缘故称尹氏。按体例没有改字以表义的，哪有改其本姓的呢？这样，只是隐公的母亲确实去世但不行夫人礼，也应当像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那样书写姓氏。刘氏说：昭公娶吴女，所以避讳其姓，称她为孟子。现在声子不是鲁国同姓，避讳姓氏没有道理。只书写“君氏”，又不足以表明她是国君之母，如果说“君母氏”才可以。〇山杨氏说：《左传》记载“君氏去世”，“君氏”是惠公的继室声子；而《公羊传》则记载为“尹氏”。传中说“卿大夫”。然而声子称“君氏”，是什么义理？应当以尹氏为正。

附录【《左传》：郑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公有所偏袒，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周郑关系恶化。君子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以明恕之道行事，用礼制约束，

译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两国呢？如果拥有明确的诚信，那么山涧溪流、池塘沼泽边的草木，蘋、蘩、蕴、藻等野菜，筐、筥、锜、釡等器具，以及沟渠积水、路上的雨水，都可以用来祭祀鬼神，都可以用来进献给王公，更何况君子缔结两国的信任，用礼来推行，又哪里需要人质呢？《国风》中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泂酌》，都是为了彰显忠诚与诚信。

译秋天，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的财物。

武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何不称“王使”？因为天子正在居丧，尚未以君主身份发号施令，这不是王命。

嗣子在初丧时便已确定地位，为何说“未君”？古代君主去世，嗣子守丧，百官总领政务听命于冢宰三年。既然百官总领政务听命，那就是代理军国大事。因为不是王命所以不称“使”，《春秋》的笔法真是精微啊。以此来谨慎对待天下通行的丧礼，并严肃君臣的名分。

赙是用财物资助，这是生者所需要的。君主向臣下索取，不说“求”，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显露了天子的失道。上位者失道，下位者就不臣服了。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译正，就是正当。程子说：“吉凶庆吊，讲求诚信、修好和睦，是邻国之间的常礼，也是人情所应当如此。诸侯去世和国家发生重大变故前来告知，就记载下来。”

译外国的诸侯去世，国史等到接受讣告后才记载。圣人全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不删削？因为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天子之事。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有日常的问候、定期的聘问，以及世代相朝的礼节，大概是因为共同奉行王事，所以有和睦友好的情谊；等到去世换代，则有吊唁抚恤的礼仪。这就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按照周代的制度，天子哭诸侯时，大宗伯担任上相，司服为天子制作缌麻丧服，宰夫掌管国家的吊唁事务，包括警戒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物的使用。这就是天子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记载而不删削，那么与邻国交往、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记载去世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为什么呢？谨慎的就记日，怠慢的就记时，大致是这样的。记载去世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为什么呢？参加盟会就在盟书上记名，聘问就在简牍上记名。未曾参加盟会聘问而没有凭证的，即使使者来报告丧事，他的名字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用旧史而不更改的。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五等爵位的邦君为什么记载为卒？孔子作《春秋》，有变革而不沿用的地方。周王室东迁后，诸侯放纵专横，独占其国，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意讨伐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趁着他们报告丧事，特意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译报复宋国。虽然郑庄公是奸诈雄才之人，但这也是宋殇公忌恨冯的一念所引发的。最终导致与夷被弑杀，然后才停止。所以《公羊传》说：君子重视居守正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然而《公羊传》不责备殇公的忌刻，反而责备宣公的推让，这是错误的。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与郑伯在石门结盟。

【这是诸侯单独相互结盟的开始。《左传》记载：冬季，齐国、郑国在石门结盟，是为了重申卢地的盟约。庚戌日，郑伯的车队在济水旁翻覆。程子说：“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守信用道义，屡次相互盟誓，这是助长祸乱的原因。”所以，国外诸侯结盟来报告的，就记载下来。张氏说：“石门，是齐国的地方。”

国外结盟本是常事吗？为什么要记载？在春秋的乱世，这是常事。但在圣人的王法看来，却是不正常的。有虞氏没有对百姓施加信用，百姓却守信；夏后氏没有对百姓施加恭敬，百姓却恭敬；殷人设立盟誓，百姓才开始背离；周人设立防范，百姓才开始怀疑。【汪氏说：《檀弓》注解说：防指的是盟约。明白盟誓是用来团结众人、确立信用的。后来人们依靠外部的众人，信用不发自内心，百姓就背离、怀疑了。现在按《虞书》记载征伐苗族的誓师辞令，哀公七年称禹在涂山防范诸侯，那么盟誓并非始于殷代，防范并非始于周代。周丰回答哀公的话，大概是指因盟誓而背离、因防范而怀疑，是从殷周开始的。】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明君主，我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汪氏说：《礼运》注解说：大道指的是五帝时代。英指的是英明特异，指夏、商、周三代英明特异的君主。现在按孔子的说法，五帝和三代的盛世，虽然没有赶上，但仍有志于实行五帝三王的道。】诸侯结盟来报告，就记载而不删削，大概是因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典章，而心向往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吧？所以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表示厌恶。【陈氏说：齐郑联合。国外单独结盟不记载，必定关系到天下的变故，才记载。莒国纪年没有什么可说的，齐郑联合，天下开始多事。天下没有天子，是郑国造成的；天下没有霸主，是齐国造成的。所以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记述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以记述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春秋》在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唯独郑国多事，特别用笔；在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唯独齐国多事，特别用笔。张氏说：隐公十一年之间，结盟而不食言的，只有这次石门之盟，两位君主终身未曾互相攻伐。大概是齐国正强盛，而郑庄公奸诈狡猾，郑国的仇敌专门在宋国，所以郑庄公依靠齐国来对抗宋国。虽然齐国偶尔与宋国结盟友好，但左右杂居其间，必定使他们只服从自己，所以石门之盟虽然不寒冷，但宋国与许、纪等国接连遭受入侵。《春秋》详细记载在简策上，让人考察其始末，从而知道郑庄公多诈，齐僖公不义而强横，两国相互勾结，各国都遭受其祸。临川吴氏说：结盟不是盛世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是为衰世的乱邦疲民设立的。春秋时王政不行，诸侯放纵，想要用战争来对抗仇敌，就不得不靠结盟来巩固党派。防范不足以依靠，就用盟誓来加重；人不自信，就要求助于神灵。所以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春秋》所厌恶的。齐郑在石门结盟，接着是宋、齐、卫在瓦屋结盟，诸侯结党而没有天子，近来已经孕育了齐国霸权的纠合。齐郑在咸地结盟，接着是齐、卫、郑在沙曲、濮地结盟，诸侯结党离散而没有霸主，久远已经酝酿了秦国雄起的并吞。阅历世事变迁的人为此伤感。汪氏说：“《左传》说重申卢地的盟约，那么《春秋》之前齐郑已有盟约。陈氏以石门之盟为诸侯的联合，只是根据《春秋》所记载的来确立义理罢了。元年盟蔑已经结盟，单独结盟，但仅与附庸小国歃血，不关系到天下的变故。只有石门才是霸权的开端，所以特别提及。”庐陵李氏说：“齐郑的交往始于此时，当时郑庄公以小人的雄才，趁着春天交换人质的缘故，有志于背叛王室而联合诸侯，开始想挟持公子冯来图谋宋国，而宋、鲁的党派正坚固没有间隙可入，因为齐僖公有小霸主的志向，于是依附齐国来仇视宋国。这是东方诸侯结党的开始，而实际上是齐国霸权的萌芽。”《左传》在这一年首先叙述周郑交恶的事情，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王权与霸权消长的关键，不就在这里吗？】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穆公，《谷梁传》作缪，后面相同。】

【《公羊传》说：“安葬，为什么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不及时而记日期，是急于安葬；不及时而不记日期，是怠慢安葬；过时了记日期，是有所隐讳；过时了不记日期，叫做不能安葬；当时而不记日期，是正常的；当时而记日期，是危急而不能安葬。这是当时，为什么危急呢？宣公对缪公说：‘论我对与夷的爱，不如对你的爱；论作为社稷宗庙的主君，与夷不如你。大概最终要由你来做国君了。’宣公死后，缪公即位。缪公驱逐他的两个儿子庄公冯和左帅勃，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活着不要相见，死了不要相哭。’与夷后来对缪公说：‘先君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把国家给臣下而把国家交给您吗？国君，是能够作为社稷宗庙主君的人。现在您驱逐您的两个儿子，而要把国家交给与夷，这不是先君的意思。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就会驱逐臣下了。’缪公说：‘先君不驱逐你，是可以知道的。我立在这里，是代理，最终要把国家交给与夷。’庄公冯杀了与夷，所以君子推崇居位正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谷梁传》说：“记日期安葬，是有原因的。危急而不能安葬。”程子说：“诸侯报告丧事，曾经前往参加安葬，就记载。《春秋》之时，都不请求而私自定谥号，称私谥，所

译来归罪于他的臣子

译对于国外诸侯的葬礼，其记载方式是依据鲁国是否派使者参加葬礼而记录。徐邈说：凡是记载葬礼，都是从“我”（鲁国）的角度来说“葬彼”，所以不称“宋葬穆公”而称“葬宋穆公”。其义理则是圣人有时保留、有时删削。为什么有时保留、有时删削？因为《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传文说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同盟国派使者前来吊唁，所谓同盟，是指曾在方岳之盟中结盟的国家，他们生前讲求防同之好，死后则有送葬之礼，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按照周朝制度，设有职丧一职，掌管诸侯的丧礼，监督其禁令，安排其事务。《周礼》说：职丧掌管诸侯的丧礼以及卿大夫士等所有有爵位者的丧礼，以国家的丧礼制度来监督其禁令，安排其事务。凡是诸侯及众臣下葬于墓地的，则由冢人授予墓地界限，为之清道戒严，并均衡其禁令。汪氏说：兆，指墓地界限；跸，指禁止人进入的禁地，即墓地的界限。这是王者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国外诸侯的葬礼有时保留、有时删削，而交往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记载葬礼有时记日期、有时不记日期，为什么呢？礼仪完备的就记日期，礼仪简略的就记时节，大致如此。国君去世有时记载葬礼、有时不记载葬礼，为什么呢？有怠慢礼仪而不参加葬礼的，有因国君势弱而不参加葬礼的，有因讨伐弑君贼臣而不参加葬礼的，有因避讳耻辱而不参加葬礼的，有因惩治罪过而不参加葬礼的，有因避讳僭越称号而不参加葬礼的。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史书已记载了弑君之事，而《春秋》不记载葬礼，这是因讨伐贼臣而不参加葬礼的情况。汪氏说：如卫桓公、齐襄公，贼臣被讨伐后就记载了葬礼，按旧史必定都在鲁国记载了葬礼。翚弑隐公立桓公而讨伐寪氏，有死人，羽父既然自己隐藏了弑君的踪迹，怎么能不葬隐公？晋栾书、中行偃弑厉公，将其葬在翼东门之外；齐崔杼弑庄公，将其葬在士孙之里。鲁国与齐国是姻亲，而晋国是盟主，必定会前往参加葬礼，旧史原本都记载了葬礼，而《春秋》删去了，这是为了责备其臣子不能讨伐贼臣。有人说国君被弑、国家动乱，礼仪不完备，所以不记载葬礼，然而昭公八年楚国灭陈，陈的宠臣袁克葬了哀公，难道能礼仪完备而《春秋》却记载了吗？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在景公时期，报告丧事已记载了日期，而《春秋》不记载葬礼，这是因避讳耻辱而不参加葬礼的情况。汪氏说：成公十年，鲁君前往晋国，晋国人扣留鲁君让他送葬，诸侯没有人在场，鲁国人受辱，所以不记载，是避讳耻辱。鲁国与宋国的盟会未曾不同，而连续三代不记载葬礼，这是因惩治罪过而不参加葬礼的情况。胡氏说：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代不记载葬礼，是惩治其罪过。吴、楚的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情况，而《春秋》不记载葬礼，这是因避讳僭越称号而不参加葬礼的情况。杜氏说：吴、楚的葬礼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断绝而不记载。怠慢礼仪而不前往，因国君势弱而不参加葬礼。汪氏说：滕、邾屡次朝见鲁国，而滕国七位国君记载去世，三代不记载葬礼；邾国也有七位国君记载去世，五代不记载葬礼；莒宿记载去世，都不记载葬礼，这都是怠慢吊唁送葬，欺侮其微弱，不仅不派卿前往，也不派微贱之人前往参加葬礼。茅堂胡氏说：葬礼不是为了死者而葬，也是为了安抚生者并帮助他们做不到的事。没有其事，就缺省其文辞，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因讨伐贼臣而不参加葬礼，因避讳耻辱而不参加葬礼，因惩治罪过而不参加葬礼，因避讳僭越称号而不参加葬礼，这是圣人所删削的，《春秋》的法度。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张氏说：宋公是公爵，其称公与齐、卫不同。穆是谥号，诸侯联合向周王请求谥号，然而《春秋》自蔡桓侯之外，都不向周王请求，而是私自定谥号。家氏说：卑贱者不诔尊贵者，年少者不诔年长者，天子崩，在郊外诔；诸侯薨，向周王诔。《春秋》诸侯臣子为其国君定谥号，不向周王请求，而私自定谥号，《春秋》不删削，是彰显臣子的罪过。汪氏说：暴秦认为谥法是子评议父、臣评议君而废除了它，《春秋》讥讽私自定谥号，不是说其臣子评议君父，只是以不向周王请求而罪之。后世诸侯王、宰相、百官死后加谥号，必定向太常请求，这大概符合《春秋》的微言大义吧？又说：《春秋》记载诸侯去世的一百二十四次，而记载葬礼的八十六次，其中弑君而记载葬礼的七次，去世而记载葬礼的七十九次。汪氏说：这里葬宋穆公符合五个月的时间而记载日期，穆公没有被弑，国家没有动乱，即使公子冯出居在郑国，冯已离开，就没有谋乱的人了，不能说是危险，不得下葬。蔡桓侯三个月下葬，记载日期，蔡季贤良而请求谥号，不能说是急葬。齐惠公三个月下葬，鲁君奔丧，卿前往送葬，齐国没有危难。晋悼公三个月下葬，晋国霸业方盛，平公继承基业，众卿和睦，不能说是慢葬，而都不记载日期。卫穆公六个月下葬，宋文公七个月下葬，都记载日期，两国都没有动乱，而传文说宋文公开始厚葬，不能说是悲痛之至。卫桓公十五个月下葬，陈灵公二十一个月下葬，都不记载日期。不是不能下葬，大概是因为两位国君被弑，所以等待讨伐贼臣后才下葬。现在考察，有时记载日期，有时记载时节。大概是因为鲁国参加葬礼的礼仪完备，国史详细而记载日期，经文也记载。鲁国参加葬礼的礼仪简略，国史只记载时节，经文也简略。至于葬礼的快慢，则根据文字考察事情而义理自然显现。如果国家没有动乱，而葬礼快或慢，都用来彰显臣子的失礼。国家有动乱，而

译安葬不按时节，是因为君主不能在起初就防微杜渐，致使君主死后未能及时安葬，而继位者也不能遵循送终的礼节，并且指责臣子以及天下诸侯、方伯、连率讨伐贼寇迟缓。所以刘氏说：“《公羊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译附录《左传》记载：卫国庄公从齐国娶妻，是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貌美但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这首诗。庄公又从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早死。厉妫的姐姐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妾所生的儿子，深受宠爱且喜好军事，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护儿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走向邪路的根源。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过度。如果要立州吁为君，就确定下来；如果还没有确定，就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谦退，谦退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见。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幼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凌驾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主合乎道义，臣下服从执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抛弃顺理而效仿逆乱，是招致祸患的原因。作为君主，应当致力于消除祸患，却反而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禁止不了。桓公即位后，石碏就退休了。

【壬桓王戌元年】四年【齐僖公十二年，晋鄂侯五年，卫桓公十六年，蔡宣侯被杀后第三十二年，郑庄公二十五年，曹桓公三十八年，陈桓公二十六年，〇武公三十二年，宋殇公与夷元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一年】

春季周王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这是诸侯攻打他国并夺取城邑的开始。《公羊传》说：牟娄是什么？是杞国的城邑。外国夺取城邑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痛恨开始夺取城邑的行为。《谷梁传》说：传文说：说‘伐’又说‘取’，是表示厌恶。诸侯互相攻伐夺取土地，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程子曰：诸侯的土地是受封的，攻打他们的罪行并夺取他们的土地，罪恶更加严重，是王法应当诛杀的。杜氏说：杞国原本建都在陈留雍丘县，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〇，开始兼并它，迁都到淳于，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国人修筑淳干〇，又迁都到牟娄。杞国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张氏说〇：杞国是夏后氏的后代，周朝的三恪之一】“取”，是收夺的意思。牟娄〇，是城邑【啖氏说：凡是先说攻打国家，下面说夺取城邑的，表明那是该国的城邑。如取郜、取防，上面说打败宋军，那么宋国的城邑就可知了】声讨罪行攻打别人并强行夺取土地，所以特别记载为“取”，以彰显其罪恶。有人说：诸侯的土地上受之于天王，下传之于先祖，是用来守护宗庙典籍的。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强者多兼并几个方圆，弱者日益被侵削。在这个时候，有人夺取其故地，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僖公曾经夺取济西田了，成公曾经夺取汶【音问】阳田了，也记载为“取”，为什么呢？如果不向天王请示以正定疆界，而擅自用兵争夺，即使夺取本邑与夺取别人的所有，没有区别【陆氏说：不能申明正直的言辞，向天王请示以正定疆界，只是专靠武力争夺，不得正道，所以都用同样的辞令记载】《春秋》的道义，不以混乱代替混乱，所以也记载为“取”，是正本清源的意思。上年莒国人擅自起兵进入向国，而天讨没有加身，到这里攻打国家夺取城邑，其暴行更加放肆了【张氏说：征伐是天子的权力，土地是诸侯受封的，莒国人擅自起兵攻打别人，又夺取他们的土地，表明攻打不是因为有罪，志在贪利，所以记载“伐”记载“取”，显示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薛氏说：诸侯是天子的守臣，土地不是他们所有的，或者夺取或者失去，都是罪过。陈氏说：《春秋》之初还以夺取城邑为重，所以外国夺取城邑自隐公以前就记载，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夺取牛首，之后都不记载。髙氏说：牟娄邻近鲁国，鲁国没有防备邻国救急的道义，到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叛逃而来投奔，鲁国就接受了，其罪恶可知了。汪氏说：《春秋》记载外国攻打国家的有一百二十八次，只有这次记载“伐”记载“取”，其余记载围城的有三次，记载伐战的有一次，记载伐救的有一次。大概中叶以后，争地争城，杀人遍野，诸侯的城邑，今天在这里夺取，明天在那里兼并，得失无常，不值得全部记载，所以传文说夺取土地而经文不记载“取”的很多。大概以擅自起兵残害百姓为重，而土地的攘夺来不及讨论了。由此可知这一年攻打杞国，夺取牟娄，是经文特别用笔，圣人确实深意所在。○庐陵李氏说：“关于‘取’字的体例，胡氏说：‘全部俘虏并俘获叫做取，取师于雍丘、于嵒就是这样。’‘取’，是得到非己所有的称呼，‘取郜鼎’之类就是这样。‘取’，是收夺的意思，‘取牟娄’、‘长葛’之类就是这样。这三个体例也大致相通。”左氏认为“取”是容易，又说：‘不用军队那么宋国取长葛，连兵经年，有什么容易的？’所以赵子曰：‘凡是用力得到的叫做取’】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

【这是记载“弑”的开始，《左传》说卫国州吁杀了桓公并自立；《公羊传》说：“为什么用国氏？因为当国君。”《谷梁传》说：“大夫杀他的国君，用国氏的，是因为嫌疑，杀了并取代他。”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出自公族，大概自认为是先君子孙，可以成为国君，国人也认为然而拥立他。《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称公子、公孙，大概

译他身犯大恶，已经自行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怎么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古时候，公族成员被处死便不再服丧，何况是弑杀国君呢？大义在起初就已经明确了，后来那些弑君自立的人，都按照亲属关系来称呼。有的认为因为亲近而宠信过度、委任过重，以至于导致祸乱；有的认为本是天然的亲属，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的标准各不相同。《春秋》大体上记载的内容，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义理，不能用固定的条例来拘束。

译这是卫国公子州吁，却削去他的宗族籍贯，特意以国氏称呼他，是因为庄公没有用对待公子的礼法来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茅堂胡氏说：《春秋》断绝州吁的宗族籍贯，彰显宗室公族中受宠爱的人不可参与政事、主持国政、掌握兵权的意旨。督、万、无知也都是公族大夫而被断绝宗族籍贯，义理与此相同。有人说：如果真像这样，那么《春秋》的法度就不是通行的法度了？周公、康叔不是亲近的亲属参与政事吗？回答说：尊重贤人然后才能亲近亲人，急于亲近贤人是尧舜之道，那么亲近的贤人必定先于疏远的贤人，不偏袒宠爱亲属而没有尊重贤人的等级。经文书写季子来归不称公子，兼顾了亲近和贤能之道，其法度可以说是通行的了】如果用对待公子的礼法对待州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不以卑贱妨害尊贵，年少不凌驾年长，那么桓公的君位就安定了，动乱从何产生？州吁受宠，喜好军事而庄公不禁止，石碏竭尽言辞极力劝谏而庄公不听从，这就是没有用对待公子的礼法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春秋》的防范在于端正根本、清除源头。【汪氏说：根本端正则末端不偏斜，源头清澈则水流不浑浊】用卫国《诗经》中的《绿衣》等篇章来考证，所谓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道的人，庄公就是这样。【汪氏说：按照《诗经》，朱子传《绿衣》是庄姜贤德却失去地位，讽刺庄公被宠妾迷惑；《燕燕》是庄姜的妾，桓公的母亲戴妫大归于陈，庄姜送她而作；《日月》是庄姜不被庄公回应，所以呼唤日月而申诉；《终风》是庄公暴虐傲慢无常，庄姜端正安静地自我坚守，所以违背他的心意而伤己的诗。张氏说：卫国的祸乱始于庄公宠爱州吁，放纵他喜好军事而不禁止。庄公在世时，妾室僭越，夫人失去地位，这在卫国《诗经》中有所体现，那么动乱的根源早已萌芽。祸根滋长，最终无法图谋，导致篡弑发生在桓公即位之后。《春秋》依据事实直书，也是想让读者推究祸败的起源，而严加履霜的警戒。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一旦失去正道，就是动乱产生的根源。卫国庄公溺爱而让内宠僭越嫡妻，宠子害正，石碏的劝谏足以让他醒悟。固执而不图谋，辨别不早，遗祸后代，可以说是惨痛了】他不称公子而以国氏称呼，是为了彰显后世为人君父者的警戒。所以传中有话说：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董子语】见《太史公自序》。陈氏说：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的贼人都直呼其名。汪氏说：州吁不称公子。程子认为州吁身犯大恶，自行断绝与先君的关系，所以不能算作先君的子孙。文定认为庄公没有用对待公子的礼法对待他，导致他犯下大恶，所以以国氏称呼。现在考察这两种义理，大概是互相阐发。州吁弑杀桓公而自立，罪行兼具篡位和弑君，与阎职、邴歜这类怀着怨恨而轻率犯下大恶的人，又有着天壤之别。《春秋》首先断绝他的宗族，直呼其名以记载弑君，等到他被诛杀，也只直呼其名。旧史必定都称公子，圣人削去，以显示天讨的刑罚。通观整部经书，弑君的有二十五人，称世子弑君的有三：楚商臣、蔡般、许止。公族而削去宗族和氏的有四：卫国州吁、齐国无知、宋国督、宋国万。称公子的有三：齐国人、郑归生、楚比。大夫而称氏称名的有六：晋里克、赵盾、陈夏徵舒、齐崔杼、陈乞、卫国宁喜。称人的有三，称国的有四，称阍、称盗的各有一。世子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地位，他本来拥有国家，他本来应该做君主，却对君父动刀，穷凶极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然而考察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那么作为君父的人，必定失去了正道，才导致这样，那么首恶的名声，难道不是天下万世的大警戒吗？公族而不书写宗族和氏的，是双重贬斥，或者有以公子书写的，程子所说的看见他以天属的亲情反而成为寇仇，而他的君主宠爱过度，任用太重，以至于动乱，他的罪过也不可掩盖。称人以弑的，是说多行无道，在民众之上放肆，是国家人民想要弑杀的，所以称国称人，以表明君主虽然无道，全国的人都想要弑杀他，而三纲人道的大伦常，君臣之义不可废弃。特别遮蔽贼人于国人，那么操刀犯下大恶的人可以稍微减轻。称国以弑，不书写其人，那么彰显当国执政大臣的罪过，而他之所以被当国大臣所弑，必定有原因。称阍以弑而不称君，那么看见阍寺的卑贱，不能君临他的君主，而狎近刑人，以至于不能保全自身，是君主的过错。称盗则是平民的微小，视如路人，又不同于阍人，所以都不书写弑。弑逆的贼人，固然不容于天地之间，历经千万世，他的罪过不被赦免，然而他的君主不早辨别，导致陷入大恶，难道不是古今的明鉴吗？○刘氏说：“《谷梁传》认为以国氏称呼，是因为嫌疑。弑杀而取代他，督、万难道可以说弑杀而取代他？公子商人，难道不是弑杀而取代他吗”

　　夏天，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这里书写相遇，始于《左传》：“鲁公与宋公在防地结盟，将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动乱。夏天，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公羊传》：“相遇是什么意思？

译不是预先约定的。一位国君出发，另一位国君在半路拦截他。”《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前往；‘遇’，表示双方意愿相合。”程子说：“诸侯相见却不履行朝见和防会的礼仪，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遇，所以史书用‘遇’字，这不符合周礼。‘冬见曰遇’中的‘遇’字。”杜预说：“清，是卫国的一座城邑。济北郡东阿县有清亭。”

译“遇”是仓促简略的会盟。杜氏说：“遇，是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如同在路上偶然相逢。”朱子说：“是说草率而不合于礼。”古代有“遇”礼，没有预先约定而偶然相遇，以表明即使在仓促之间也有恭敬严肃之心。《春秋》记载“遇”，是因为私下约定，自比于不期而遇，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赵氏说：“简化礼仪而会合叫做遇。”啖氏说：“遇礼，是忽然邂逅相遇，简略地进行，所以与正式会盟不同。虽然不是偶然相遇，而是私下约定，却用简略的礼仪相见。”茅堂胡氏说：“古代诸侯有时因朝见天子或奉王命，没有预先约定而恰好在途中相遇，必然有两国国君相见的意义。近的一方为主，远的一方为客，称先君以相接，所以推崇礼让，杜绝轻慢。因此叫做遇。周朝衰微，诸侯放纵，出入没有定期，私下约定邂逅，如同恰好在途中相遇，也叫作遇，这是不对的。”简略轻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就没有合适的主人了。所以记载鲁国参与的“遇”有四次，都写“及”。汪氏说：“这一年遇清，庄公二十三年遇谷，僖公二十年遇鲁济，僖公十四年遇防。”好像说以此及彼一样。记载外国参与的“遇”有三次，都称爵位。汪氏说：“八年宋、卫遇于垂，庄公四年齐、陈、郑遇于垂，三十二年宋、齐遇于梁丘。”好像说以尊及卑一样。其意思是认为没有合适主人的情况，不同于古代的不期而遇。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厌恶其没有国君相见的道理。髙氏说：“国君出行，必有卿大夫、车马随从，旌旗标识，使人俨然敬畏，岂是随便的呢？各自逞私欲，奔走于道路之间，如同平民百姓，这不是先王的法度。”张氏说：“《春秋》根据事情记载，以讥讽其非王事而出境，没有国君之礼。”襄陵许氏说：“隐公、庄公之间共六次记载‘遇’，从闵公以后有会盟而没有‘遇’。”汪氏说：“遇，是偶然。偶然相遇，素无约定，如伊尹遇汝鸠、汝方，孟子遇宋牼于石丘一样。《公羊传》、《谷梁传》解释名义，都说没有约定叫做遇。《左传》这一年的传文与《礼记》的说法，则以未到约定日期为遇。《左传》关于遇于垂、梁丘的传文，都说事先有约定。大概不期而遇是古礼，未到约定日期或私下约定而以简礼相见，是春秋诸侯的礼仪。看昭公时公孙齐而《公羊传》记载其以遇礼相见，就知道不是不期而遇了。然而桓公十年公与卫侯在桃丘相会而没有遇到，则是约定了却不到。古代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仓促之间，尚有礼义。春秋之时，非王事而出，有约定以相会，却行古代不期之礼，是自欺欺人。怠惰轻慢，逐渐导致约定而不到，则欺诈更甚了。世道愈下，风俗偷薄，实在可叹。○啖氏说：《谷梁传》云‘遇者，志相得也’。为桓公十年传文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尔’。《公羊传》又说‘一君出，一君要之’，假如确实如此，忽然以会盟之礼相见，怎能记载‘遇’呢？刘氏说：《谷梁传》云‘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如果内为志，又志相得，就不是不期而遇了。”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这是诸侯联合讨伐的开始，也是东方诸侯分党的开始。《左传》说：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立为国君，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怨恨，并向诸侯求宠，以安抚其民众，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带着赋税与陈、蔡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然后撤退。鲁隐公问众仲说：‘卫国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以德安抚民众，没听说以乱安抚。以乱安抚如同理丝却把它弄乱。州吁依仗兵力而安于残忍，依仗兵力没有民众支持，安于残忍没有亲人亲近，众叛亲离，难以成功。兵祸如同火一样，不收敛，将自焚。州吁弑杀其君而虐待其民，此时不致力于美德，却想以乱成功，必定不能免祸。’程子传：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与诸侯攻打郑国。挟持诸侯以伐郑，本来就有罪；而卫国弑杀其君，是天下所当诛的，却与之修好而同伐他人，其罪恶更甚了。张氏说：陈在陈州宛丘县，蔡在蔡州上蔡县】

《春秋》的法度，诛杀首恶，发起这次战役，首谋在卫国，却让宋国主兵，为什么呢？前面记载州吁弑君，其罪已极，到这里依仗兵力报复怨恨，不论如何都可以了。而邻境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能仅仅停止吗？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事见《左传》哀公十四年。朱子说：“臣弑其君，是人伦的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何况邻国呢？所以夫子虽然已告老，仍请求哀公讨伐。”可堂吴氏说：“孔子作《春秋》，以讨伐乱贼。这一年《春秋》已绝笔，却仍请求讨伐陈恒。作《春秋》的没有比孔子更合适的，用《春秋》的也没有比孔子更合适的。”】那么邻国有弑逆，声讨罪状前往讨伐，即使先发动而后听说，也是可以的。【茅堂胡氏说：“晋益州刺史皇甫晏被牙将张宏所杀，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说】

译王濬，应当立即前往讨伐。王濬想要先请示，王毅制止他说：“贼人作恶特别严重，应当不拘泥于常规制度，有什么好请示的？”随即发兵追击王宏，而晋朝没有以擅自兴兵的罪名治王濬的罪，这是符合《春秋》的防范原则的。宋殇公不体恤卫国发生弑君的祸难，想要安定州吁，却听从了邪说，这是放纵人的私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当做的。所以以宋公为首，各国跟随，（才用反茅堂胡氏说：“《春秋》有诛杀乱臣贼子的法则，共有几十条，比如讨伐郑国以宋公为首恶，记载卫国的人弑杀州吁之类。学者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坚守死节，在面临弑父与弑君的时候，而不跟随乱臣贼子。见到这种大义就会恐惧祸及自身，而不敢放纵。”）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法度。这个义理实行，作恶的首领就孤立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张氏说：“宋国自从殇公即位，公子冯出居郑国之后，冯因为穆公不立自己为君而怨恨，图谋叛乱夺取国家。郑庄公又从而帮助他，于是宋郑结仇。到了这时卫国州吁想要安定自己的地位，告知宋国请求讨伐郑国，以消除公子冯的祸害，所以宋国率领陈、蔡一同讨伐郑国。宋殇公从穆公那里继承国家，而冯有争位之心，正当修养德行安抚百姓，对外与邻国交好，那么他的地位自然安定，而冯就没有机会伺机而动。况且州吁是逆贼，内心怀着被讨伐的恐惧，而想要结交殇公，如果名义上将他作为贼人告知周王而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使君臣父子的伦理安定。现在却被邪说所诱惑，联合陈蔡来帮助逆贼，使得宋国的人不再知道君臣顺逆的正理。只是一天天地从事战争，而弑逆的事情最终降临到自己身上，这都是殇公不能在这次战役中早点明辨的缘故。汪氏说：《邶风·击鼓》诗序说：‘卫国州吁用兵暴乱，派遣公孙文仲率领军队去平定陈国和宋国。’经文把卫国人写在蔡国人之下，是为了诛责文仲党同邪恶，而忘却不共戴天的仇敌。朱子认为小序讥讽州吁勇而无礼，极为浅陋。现在考察鲁国的众仲不直指其元凶大恶，而只说‘依仗兵力，安于残忍’，大概君臣的大义在天下不明已经很久了。《春秋》能不产生吗？）

译秋，翚率领军队。【翚，音许归】

【这是大夫专权征伐的开始。《左传》记载：秋天，诸侯再次讨伐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备，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并擅自出兵，所以《春秋》记载说：“翚率领军队”，这是表达对他的痛恨。《公羊传》说：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为了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隐公。他参与弑杀隐公是怎么回事？公子翚谄媚隐公，对隐公说：“百姓安定于您，诸侯悦服于您，何不最终做国君呢？”隐公说：“我不行，我打算去修筑涂裘，我将在那里终老。”公子翚担心这话被桓公听到，于是对桓公说：“我已经替您试探过隐公了。”隐公说：“我不回去了。”桓公说：“那怎么办？”翚说：“请制造变乱，在钟巫祭祀时弑杀隐公。”于是弑杀了隐公。《谷梁传》说：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为了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国君，所以贬低他。程子说：翚不称公子，是因为弑逆之人，积累其强横邪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应当早作辨别，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隐公不能早作辨别，因此招致祸患】

按照《左传》的说法，诸侯谋划讨伐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备，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并擅自出兵。【薛氏说：军队出动后，翚才去防备。王氏说：元年郑国讨伐卫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答应公子豫，豫请求前往，邾子不答应，豫就擅自出发了。然而豫的专断行为没有被贬斥，是因为讨伐卫国的事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所以如此】《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就要到了。踩到霜，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到达坚冰的程度。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造成的，这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程子说：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由积累而成就大事的，至于弑逆的祸患，都是因为积累而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明智的人知道渐变不可滋长，小积累会成大祸，所以在早期就加以辨别，因此天下的恶行无从形成。汪氏说：圣人创作《易经》，常以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易经》谈论阴阳，最早见于乾坤的初爻，所以坤卦的初六，其象为履霜。大概霜是阴气开始凝结，阴气盛则水冻结成冰，极盛则成为坚冰。阳主生，阴主杀，所以弑君是不善之事的积累，从细微到显著，也如同微弱的阴气逐渐积累而达到极盛一样】宋公来请求出兵，而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备，而隐公不答应，这种推辞和不答应，是合乎道义的。翚以不义之事强迫他的君主，坚持请求并擅自出兵，无视君主的心意已经显露了。那些公子公孙，升任为贵戚之卿的，他们的根基牢固，比异姓之卿更难驾驭，何况翚已经让他主管军队并且违抗命令呢【蔡氏说：方命，就是违抗命令而不执行。王氏说：圆则行，方则止】隐公不能早作辨别，剥夺他的兵权，还让他率领军队，因此招致钟巫之祸。《春秋》在这里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警示履霜之戒【陈氏说：防备征伐没有说过“帅师”的，文公三年叔孙得臣，成公八年叔孙侨如，都不说“帅师”，这里特意说“帅师”，是因为翚弑杀了隐公。诸侯专断征伐，而后千乘之国有弑杀其君的；大夫专断统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杀其君的。永嘉吕氏说：记载“帅师”，那么翚专权用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单伯防备征伐宋国不说“帅师”。家氏说：不称公子，是去除其家族的惩罚。桓公被弑，翚是首恶，所以在隐公时期去除他的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到了桓公时期仍然保留他的公子称号，说明他与桓公同恶。这是《春秋》诛讨乱贼，开始见于鲁国的事。杜氏说：对外国大夫进行贬斥。】都称“人”，对内大夫贬斥都去除其家族。○汪氏说：翚不称公子，刘氏认为《左传》以翚溺为贬，无骇未赐族，如果按照传文的说法，那么翚溺可以用无骇来解释，无骇也可以用翚溺来解释。有人说翚本是再命大夫，后来桓公即位，进为三命，才开始书氏。现在考察公子不是氏，像臧孙、仲孙才是氏。如果说未赐族，那么公子不当赐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才以祖父的字为氏。桓公三年称公子翚，那么翚未赐族是明显的。传文称去氏，大概是以不称公子等同于去族。如果说翚不是命卿，根据经文他两次帅师防备征伐，根据传文无骇卒而请求谥号与族，滕、薛尊长，而公使请于薛侯，如果不是命卿，未必会如此亲近受用事。说未赐族，非命卿，义理上不通。何况无骇为司空，那么也是命卿了，只是未赐族，所以只书名。只有先公之子而不书公子，才是贬斥。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内大夫防备征伐的有八次，翚、溺都是贬辞。单伯、得臣、归父、侨如、叔豹、叔老没有贬斥的，是因为伯令。单独贬斥翚的说法，公羊、谷梁认为翚有弑隐之罪，所以在隐公篇终贬斥他。然而翚未弑而先贬，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明氏跟随《左传》，认为防备征伐没有说“帅师”的，而翚两次说“帅师”，大概大夫专断统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君者】

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左传》：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庄稼后返回。程子说：“宋公使用他的百姓，

译卫国是应当诛杀的贼寇，却与他一同征伐，这人的罪过就大了。」两个国家结下怨恨，而其他国家与他们一同征伐，其罪过是相等的。再次列举四国，着重强调他们的罪过。左氏认为再次征伐是狂妄无道的。

译《春秋》确立大义极为精微，用词极简严而不繁赘。如果说“翚率领军队在防地讨伐郑国”，难道不是明白无误吗？为何还要再次列举四个国家，如此费辞而不怕繁琐呢？言语的重复，用词的复沓，其中必定蕴含着极大的善恶评判。四国结党，翚又率领军队在防地，一同讨伐无罪的郑国，想要平定弑君的贼人，这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言说，圣人的心意就显现出来了。天地创造万物，造化神工运其精神；《春秋》讨伐贼人，圣人的笔触写其意旨。再次列举四国，那么诛讨乱臣的法度就严明了。【永嘉吕氏说：州吁是弑君的贼人，未能稳固其地位，却向诸侯求取宠信，让宋公像夫子沐浴那样，率领诸侯去讨伐罪人是可以的。如今却顺从逆贼的谋划，修治个人的私怨，联合四国去讨伐郑国。四国的军队刚刚会合，翚又率领军队在防地防备，乱臣贼子的声势更加嚣张，所以记载“翚率领军队”并再次列举四国，圣人的笔法严明了。陈氏说：《春秋》作为体例，有三种相同的情况：有相同称号的，有相同措辞的，有相同文字的。称号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措辞上；措辞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文字上。用相同的文字还觉得不够，以至于改变文字，那就是特别记载。于是公子初次弑君，卫国人为他改变体例，不到一年就能讨伐他，卫国还有臣子。而五国的君主和大夫讨伐郑国，以平定州吁弑君之事，这是天下的大恶。五国的君主和大夫如果有人心，就不会这样严重了。记载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秋天“翚率领军队在防地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记载了又再次记载，《春秋》中才一两次出现，特别记载的法度严明了。张氏说：再次记载四国，是用重复的话来显示其罪恶不可胜诛。已经叙述了，又再次叙述，所以反复痛惜宋殇公失策，陈、蔡无人，结党乱贼以虐待无辜，看待臣子弑杀君主的大变，即使是禽兽也不做，却认为可以亲近，鲁国的翚又从而辅佐他，于是使中原之人视为常事，不久鲁、宋相继陷入混乱，学者在此应当知道圣人哀伤世道变迁、扶持天理的深意。汪氏说：《春秋》一经中记载措辞重复的有五次：僖公五年“防地盟会首止”，九年“防地盟会葵丘”，是赞美；这一年讨伐郑国，襄公二十七年“防地盟会于宋”，昭公十三年“防地盟会平丘”，是谴责】

九月，卫国人杀州吁于濮【濮，音卜】

【《左传》：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如何安定君主。石碏说：“朝见天子就可以。”石厚说：“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周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国，让陈国代为请求，必定可以得到。”石厚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年老力衰，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弑杀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求你们图谋他们。”陈国人逮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死刑。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前往，在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前往，在陈国杀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臣子，厌恶州吁而连累石厚，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公羊传》：“为什么称‘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谷梁传》：“称‘人’来杀，是杀有罪之人。州吁的罪过失去了嫌疑，记载月份是谨慎的表现。在濮地，是讥讽失去贼人。”程子曰：“称‘卫人’，是众人的措辞，举国杀他。”杜氏说：“濮，是陈国的地名，水名。”张氏说：“在曹、卫之间】

讨伐郑国称“人”，是谴责的措辞。杀州吁称“人”，是众人的措辞【茅堂胡氏说：陆淳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体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这个说法是对的。有时因众多而称人，有时因赞美而称人，有时因避讳而称人，有时因贬斥而称人，有时因卑贱而称人】知道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讨伐郑国的战役，公孙文仲是主将，却改变文字称“人”，这是指国人听从州吁的号令，跟随文仲向南行进的人，所以说是谴责的措辞。至于杀州吁，则是石碏谋划的，并派右宰丑前往执行。改变文字称“人”，这是人们都有想要讨伐贼人的心意，也是普通人所能讨伐的【《礼记·檀弓》：“臣子弑杀君主，凡在官者杀之无赦；儿子弑杀父亲，凡在官者杀之无赦。”注：“说各种臣子子孙无论尊卑都能杀他，其罪无赦。”朱熹说：“《春秋》的法度，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由狱官执行。”】所以说是众人的措辞。公羊子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贼人的措辞【何氏说：“表明国中人人可以讨伐，以此来广开忠孝之路。记载这是赞美他。”范氏说：“有弑君罪过的人，那么举国的人都想要杀他。”赵氏说：“凡是作乱自立为君主而被国人杀死的，都称‘人’来杀，表示众人共同抛弃他，不把他当君主。”庐陵李氏说：“《春秋》讨伐贼人称‘人’的体例有六个：州吁、无知、陈佗、徵舒、栾盈、良霄是。栾盈、良霄虽然不是弑君，但都是叛逆的臣子，所以书法相同。晋国的里克弑君而惠公杀他，不是以其罪，所以不给予讨伐贼人的名义。楚国的比弑君而弃疾杀他，也不正当，所以不成其为贼。商人弑君而齐国人杀他，不符合讨伐贼人的体例。蔡国的般弑父而楚子杀他，也不符合讨伐贼人的体例，因为罪在齐、蔡国人不认为他们是贼】

译而您这样认为，其义理是正确的。在濮地（杀州吁），是怜悯卫国百姓，彰显诸侯的罪责。范氏说：“讥讽他们不立即讨伐，致使州吁逃到濮地。”卫国人未能捉拿贼人，却说这是诸侯的罪责，为什么呢？州吁在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被讨伐，是因为四国联合出兵，想要安定新君的地位，所以过了很久才能够在濮地杀了他。这难道不是诸侯的罪责吗？用讨伐贼人来许诺众人，却以未能捉拿贼人来归罪邻国，与贼人同流合污的人太少了。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高氏说：“称国、称人、称地，是为了弘扬忠臣孝子的道义，使人人都能杀贼而不受尊卑等级的限制，又使乱臣贼子即使一时窃发罪行，面对天地之大、四海之广，也无处可逃。”陈氏说：“讨伐贼人，是天下的最大正义。如果能够讨伐，即使是地位卑微的人也能被记载；异国人能被记载，外族人也能够被记载。如果不能讨伐，即使是文公十七年四国的大夫攻打宋国，也不记载那些大夫，因为怀疑他们并非真正讨伐。如果不是讨伐，那么即使是襄公二十五年十二国的国君攻打齐国，也不记载‘伐’字了。”家氏说：“不记载卫国石碏杀州吁，是因为讨伐贼人，是公共的法理，是众人共同的愿望。如果记载石碏，那就变成一个人的私下讨伐，而看不出他顺应众人的愿望。既然讨伐的是有罪之人，所以只记载‘卫人’，意在表明卫国还有人能以讨伐贼人为己任。”汪氏说：“宋万弑君，宋国人向陈国索要贼人；庆父弑君，鲁国人向莒国索要贼人，都是索取贿赂后才交出贼人。如今陈国人能够擒获州吁而不藏匿贼人，索取贿赂也比后来的陈、莒两国贤明。然而陈国是卫桓公的母家，而陈侯也亲自率兵参加讨伐郑国的盟会，想要安定新君的地位，那么今天的善行不足以赎清前日的过错，所以经文不记载陈人擒获州吁，而只记载卫人杀了他。”杜预甚至认为州吁没有列入盟会，所以不称君，依据成公十六年传中“寡君若有罪，则君列诸盟”而这样说。那些篡位弑君的贼人，历经千万世，其罪行也不赦免。石碏认为王觐是可以的，实际上是因为首恶大罪，是王法必须诛杀的，而不能去见天子罢了。谁说列入诸侯的盟会，就可以宽贷其罪行呢？君臣的道义不明已经很久了，《春秋》之时，人们习以为常地宣扬邪说，贪图贿赂、包庇恶人，肆无忌惮，所以桓公弑隐公就抛弃许田而与郑国结盟，越国宣公弑赤就献出济西而与齐国结盟，平州传记载了这些事，却不知道经文诛伐贬斥的意旨所在。过了千百年，杜预反而引用这些来解释经文，天理泯灭，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可叹啊！又见庄公九年注。

译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左传》说：“卫国国人从邢地迎接公子晋回国。冬季十二月，宣公即位。《春秋》记载为‘卫国国人拥立晋’，这是表示众人共同拥立的意思。”《公羊传》说：“晋是谁？是公子晋。‘立’是什么意思？‘立’是指拥立那些本不该被拥立的人。为什么称‘国人’？这是表示众人拥立的措辞。那么究竟是谁拥立了他？是石碏拥立了他。既然是石碏拥立的，为什么还称‘国人’？因为这是众人想要拥立的人。虽然众人想要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卫国国人，是表示众人的措辞。‘立’，是指拥立那些本不该被拥立的人。称晋的名字，是表示厌恶。为什么称‘国人’来拥立他？因为他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得到众人支持，那就是贤德。既然贤德，为什么说‘不该被拥立’呢？《春秋》的原则，是诸侯应当遵循正统而不应当只凭贤德。”程颐说：“记载‘卫国国人拥立晋’，是卫国国人拥立了他。诸侯的即位，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向天子请示，也应当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国人认为晋公子可以即位，所以拥立了他。《春秋》不认可这种做法。即使是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和先君的命令，也不能即位。所以去掉了‘公子’的称呼。”

“国人”是表示众人的措辞。【汪氏说：诛杀州吁，用众人的措辞，是因为这是王法应当讨伐的，而卫国人都想讨伐他，所以用‘国人’来褒扬他们；拥立晋，用众人的措辞，是因为没有天子的命令，而卫国人凭私意想要拥立并擅自拥立他，所以用‘国人’来谴责他们。褒扬和谴责不忌讳使用相同的措辞。】

“立”是指拥立那些本不该被拥立的人。【何氏说：诸侯即位不记载‘立’，这里唯独记载‘立’，是表明不该被拥立的措辞；范氏说：嗣子有固定的位置，所以不记载‘立’，‘立’、‘纳’、‘入’都是不正当的。】

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在国内没有继承先君的国位，在朝廷上没有禀告天子，众人认为应该拥立他于是就自行拥立，可以吗？所以《春秋》在卫国国人这件事上特别记载了“立”，【汪氏说：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以庶子夺取正统，也记载为‘立’；沙随程氏说：卫国国人拥立晋，是一国的公事；尹氏拥立朝，是一族的私事；庐陵李氏说：晋和子朝都不该被拥立，晋被国人所支持，子朝只被尹氏所支持，所以书写方式不同；子朝记载为‘王子’而晋不记载为‘公子’，是因为子朝的罪行已经明显，晋得到众人支持适宜于当立，所以特别去掉‘公子’来显示这一点；临川吴氏说：‘立’不是前代传给后代的正统，所拥立的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是正规的礼仪。】

以此来彰显晋擅自设置国君的罪过，断绝他作为公子的身份，以此来明确独占国家的错误，以此留下法则，父子君臣的道义就明确了。没有作为儿子而不接受父亲命令的，没有作为诸侯而不接受天子命令的。【高氏说：晋是桓公的弟弟，庄公的儿子，按次序应当即位，又是国人共同想要的，却说他不该被拥立？为什么呢？他们说：‘我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我的国家，我应当即位。’国人也说：‘他是我国君的儿子，国家是他的国家，他应当即位。’这样诸侯的儿子就不必由天子任命，只凭公子的亲近关系，众人认为适宜就自行即位。这样那么千乘之国都可以擅自设置国君，而邦君的儿子都可以独占国家了；高邮孙氏说：晋因为国人众拥立，应该有得以即位的礼仪，圣人特意在疑似之间阐明不该即位的道理；陈氏说：争夺国位不称‘公子’，晋为什么用争夺国位的措辞来记载？卫国的臣子可以讨伐贼人，不可以设置国君。州吁被诛杀，而晋接受国位，上无天子，下无君父，这也只是争夺国位罢了。继承故君没有记载‘立’的：贼人不讨伐，国君不埋葬，讥讽不在‘立’上。所以宋殇公被弑，冯即位；闵公被弑，御说即位；晋灵公被弑，黑臀即位；厉王被弑，周即位；都不记载。必须像卫国这样，贼人讨伐，国君埋葬之后才记载‘立’。庐陵李氏说：‘谢氏说：王命，是天下的根本。拥立虽然是正统，没有王命，就在治理的范围；接受拥立虽然是顺从，没有王命，就在贬斥的范围。’张氏说：‘凡是继乱而即位的，必须有惩戒弊端的政治，愤慨治理的思想，然后才能保全国土并图谋善终。’宣公遭遇大乱而得到位置，安葬超过时限，首先擅自兴兵以修怨为事，就知道他没有安国固本的志向。家氏说：‘卫国国人认为晋贤德而拥立他，而晋志得意满而骄傲，晚年做出兽行，新台的讽刺诗就产生了。’所以《春秋》在他刚即位时去掉‘公子’的称呼，以显示卫国混乱的开端。○陆氏说：‘谷梁说：晋的名字是厌恶的。’按晋是他的名字，有什么厌恶的呢？】

【癸桓王亥二年】五年【齐僖公十三年，晋鄂侯六年，奔卫国宣公，晋元年，蔡宣公三十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曹桓公三十九年，陈桓公二十七年，〇武公三十三年，宋殇公二年，秦文公四十八年，楚武王二十三年】

春季，鲁桓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观”在《左传》中写作“矢”】

《左传》说：鲁桓公将要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足以用来制备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举用。国君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人，所以演习大事来衡量正轨，称为轨；选取材料来彰显法度，称为物。不合正轨和法度，称为乱政。乱政屡次施行，所以导致败亡。所以春季搜捕、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在农闲时演习大事。每三年治兵，进入国境振旅，归来饮至，以清点军实，昭示文章，明确贵贱。”

译地位卑贱，辨别等级次序，顺应长幼秩序，练习威严仪态。鸟兽的肉，不摆放在祭器上；皮革、牙齿、骨头、角、羽毛，不放在礼器中，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仆役的事务，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鲁隐公说：「我将去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只并观看。僖伯称病，没有跟随。史书说：「鲁隐公在棠地观鱼，不合礼制，并且是说去远方之地。」《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去得远。」鲁隐公为什么去远方观鱼？是为了展示那里的物产。价值百金的鱼，鲁隐公张网捕捉。所谓展示物产，是什么意思？是赞美其美好的言辞。棠地，是什么地方？是济水边上的城邑。《谷梁传》说：「传文说：平常的事叫视，不平常的事叫观。礼制规定，尊贵者不亲自处理小事，卑贱者不独占大功。观鱼是卑贱者的事，国君去观看，不合正道。」程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室之事、百姓之事，就不应远行；远行去观鱼，不合正道。」杜氏说：「高平郡与县北有武唐亭，是鲁侯观鱼的台。」张氏说：「在单州鱼台县。」

译齐景公问晏子：“我想去转附、朝舞两地游览，沿着海岸向南，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与先王的巡狩相比呢？”晏子回答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是巡视诸侯所守卫的土地；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公事而行的，春天视察耕种并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并帮助匮乏【朱熹说：“巡所守，是巡视诸侯所守卫的土地；述所职，是陈述所受领的职务。都没有无事而空行的，而且春秋两季巡视郊野，考察百姓的不足并补助他们，不敢无事漫游而劳苦百姓】因此诸侯没有王事就不出行，没有民事就不出行【汪氏说：“朝见京师，在方岳祭祀，是王事；春省耕，秋省敛，是民事。苏氏说：天子诸侯没有无事的，行动必有目的。隐公怠慢抛弃国政，在棠地观鱼，可以说是无事的了】现在隐公怠慢抛弃国政，远行逸游，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进而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自我克制，能不招致钟巫之祸吗？特意记载观鱼是为了讥讽他【张氏说：“从前益告诫舜说：警惕没有忧患，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逸乐，不要沉溺音乐。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沉溺于观览，逸游田猎，又说：不要说今天耽于享乐，这不符合百姓的训导，不符合天意。大概兢兢业业，非礼勿动，然后足以正国治民。一旦只顺从享乐，就会因安逸而毁灭德行。隐公忽视僖伯的匡正劝谏而远行游观，不是为君治民之道。《春秋》特意记载，是为了显示人君应当循理遵法，以隐公为戒。”临川吴氏说：“古代天子在季冬之月，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先献给寝庙。隐公大概不是为了宗庙尝鱼而去棠地，而是去远方渔师捕鱼的地方观看，只是为了游观之乐罢了。”汪氏说：“《月令》季冬是周历二月，经文记载春观鱼，那是周历正月，还没到尝鱼的时候。况且僖伯说：‘鸟兽的肉不登上俎，君主就不射’；又说：‘山林川泽的物产，不是君主所应得的’，那么隐公决不是为了尝鱼而去，这是明显的。如果隐公真的是为了尝鱼荐庙，那就是常事合礼而不记载了。而且天王丧事未毕，却驱驰于远境，肆意逸游，他的罪过能逃避吗】

附录【《左传》：曲沃庄伯率领郑人、邢人攻打翼，周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们，翼侯逃到随】

夏四月葬卫桓公

【《左传》：卫国动乱，所以延缓，】《谷梁传》：按月记载葬礼，是因为有缘故。程子曰：“称桓公，显示是国人私谥。鲁国派人参加葬礼，所以记载送终。这是大事，必须在正寝，不能死在妇人手中。曾子换席而死，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孝的人肯做吗】

卫国动乱所以延缓【汪氏说：桓公被杀八月后才讨伐贼人，十五个月后才安葬】鲁国派人参加葬礼，所以记载【汪氏说：如果不是鲁人参加葬礼，鲁史无从记载其葬礼】圣人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弑逆的贼人已被讨伐【汪氏说：弑逆，是人道的大变；送终，是臣子的大事。君主被杀而臣子能讨伐贼人，那么送终的责任才算尽】谥号是行为的痕迹【范氏说：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表彰德行。周公制定谥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用来劝善惩恶】用来记录实际德行，垂示劝诫。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失位而被杀，怎么能称为桓【谥法：辟土服远曰桓】爵位只有五等，都是王命。卫国本是侯爵，为什么称公？显示臣子没有请示周王，而私自谥号罢了【王氏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初立，丧事完毕就用士服见天子而受赐命。等到去世，臣子请示周王而赐谥。现在卫桓公谥号不符合其行为，称号不符合其爵位。《春秋》据事直书，罪过自然显现】程氏说：正终，是大事，必须在正寝，而不能死在妇人手中【《礼记·丧大记》：君夫人死在路寝，男子不死在妇人手中，妇人不死在男子手中】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孝的人不忍心做。《春秋》对于邦君薨，正以王法而书“卒”，至于葬，则从其私谥而称“公”，或革或因，前以贬不臣顺的诸侯，后以罪不忠孝的臣子，词显而义微，都是为了遏止人欲，存留天理，大居正也【张氏说：《春秋》之时，为臣子者都没有以正君父之终。程子之言，深足以发明一经书葬之防。桓公名完而谥桓，大概古人不避嫌名。○汪氏说：《谷梁》云“月葬故也”，不对。后来蔡宣、曹桓、郑庄都不是被杀，为什么月葬呢】

附录【《左传》：四月，郑人侵犯卫国牧地，以报复东门之役。卫人率领燕师攻打郑国。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惧郑三军，而不防备制人。六月，郑二公子率领制人在制北打败燕师。君子说：不防备不虞，不可以用兵。

译曲沃背叛周王。秋天，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并在翼地拥立哀侯。

译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音成。《公羊传》作“盛”。《左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公羊传》说：为什么写成“率师”？有的不写“率师”，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某率师”；将领尊贵但军队较少，称“将”；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且军队较少，称“人”；军将不称“率师”，只记载其中重要的一方。《谷梁传》说：“入”表示内部不接受。郕国将领卑贱而军队众多，所以称“师”。程子曰：卫国、晋国趁着动乱夺取利益，不考虑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道理，不把尊崇周王放在首位，不把居丧守孝看得重要，反而发动战争、报复私怨，进入别人的国家，史书以此记载他们的失道。】称“师”的，是记录其动用众多兵力，但所立的义理不同。有夸耀其兵力强盛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在邢国筑城之类就是如此【汪氏说：僖公元年诸侯救援邢国，邢国迁到夷仪，诸侯为其筑城，经文中都记载为“师”，是为了赞美桓公救患的功劳，所以记录其军队之盛】；有揭露其暴虐而称“师”的，如楚国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就是如此【汪氏说：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奉命包围陈国，十月壬午日灭陈；十一年，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十一月，楚子灭蔡，经文中都记载为“楚师”，是为了揭露荆楚擅自兴师动众，以灭掉中原诸侯国家，谴责其暴横欺凌之甚】；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在郎地驻扎以等待陈、蔡，以及齐国包围郕国之类就是如此【汪氏说：庄公八年，鲁师与齐师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师投降，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师，庄公说不可以，那么一同包围郕国的是庄公，经书记载“师次”而不说“公次”，记载“师及”而不说“公及”，记载“师还”而不说“公至”，是为了责备庄公无名黩武，非义劳民，避讳不写“公”以贬斥他】。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即位，不施行德政，不巩固根本、体恤百姓，反而毒害民众，临战进入别人的国家，失去了君道，史书记载“师入郕”，是为了揭露其暴虐【家氏说：卫宣公继动乱之后即位，不能惩恶革弊，以休养生息、保卫国家为事，却轻率动用大众进入别国，史书以此贬斥他。这次进入郕国，是进入而没有占有。十年齐、郑又进入郕国，所以知道这次进入并没有占有，不是其力量可以夺取而不取，大概是惧怕强国来讨伐，所以虽然进入了却不敢随即占有。庐陵李氏说：郕国之事在经书中记载了四次，考察其始末，一次被卫国进入，两次被齐、郑进入，后来投降于齐，又过了七十一年逃奔到鲁国，春秋不再记载了。以文昭的美德，受甸伯的爵位，却被诸侯如此胁迫，春秋抑强扶弱的书写，怎能不令人深感感慨呢？齐、郑尚且可以，卫、郕是兄弟之国，却如此严重。临川吴氏说：“卫与郕都是文王之子所封，郕趁着动乱侵犯卫，已经不合礼，卫又报复而进入其国。莒进入向，鲁进入极，尚且不可以，何况用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呢？”茅堂胡氏说：“凡是用兵，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某帅师’，是说将与师轻重相当。将领尊贵但军队较少，称‘将’，其重在将。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称‘师’，其重在师。君将不称‘帅师’，是因为以君为重，这是属辞为例的体例。然而立例为法，其义理深远。主将掌握三军的命运，不可不谨慎选择。大众是国家的根本，不可轻用。百姓拥戴君主，其尊崇如父母；君主看待百姓，其亲近如子女。弟子若不先孝敬父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立例为法的意思。○庐陵李氏说：“帅师的体例，胡氏采纳《公羊》的说法，而又阐发《书》师之三例，然后《春秋》之义就非常明白了。何氏有功恶大小之说，疏者说：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而功劳小，将领卑贱且军队较少而功劳大，将领卑贱且军队较少而无功为恶小，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而无功为恶大。蔡、卫、陈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称‘人’而行义，是其功劳大；公孙敖救援徐国称‘率师’而无功，是其恶大。虽然也可取，但不能普遍通用于各种体例】。

九月，考仲子之宫。

【《公羊传》说：“考宫是什么意思？考就是入室。开始祭祀仲子。桓公尚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立，所以为桓公祭祀其母。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桓公的心意。”《谷梁传》说：“考是什么意思？考就是成。成全其为夫人的地位。礼制，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筑宫，让桓公主持其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仲子是惠公之母，隐公是孙子而修筑宫庙，不合礼。”程子曰：“诸侯不再娶，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春秋之初，尚且对此有疑问，所以别立宫庙以祭祀她。考是始成而祭祀。史书记载以显示其不合礼。”问：“考仲子之宫，不对吗？”回答说：“圣人的意思，又在下一句‘初献六羽’中显现。说‘初献’，就可见此前已有八佾】。

考是始成而祭祀【杜氏说：建成宫庙安放神主而祭祀之，服防说：宫庙初成祭祀之名叫做考】。称仲子，是因为惠公想以爱妾为夫人，隐公想以庶弟为嫡子，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于礼没有两个正妻【音嫡】。孟子进入惠公之庙，仲子没有祭祀之所，所以别立宫庙以祭祀她，不合礼【杜

译氏说：诸侯没有两个正妻，惠公想立仲子为夫人，隐公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意，为她另外建立宫室。家氏说：隐公想把君位让给桓公，所以为桓公的母亲建立宗庙，仲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到这时才为她立庙，这是隐公想借此显示他让位给桓公的心意。按照礼制，必须是庶子成为国君，然后才为他的母亲建立宫室，祭祀时又由公子主持，国君不亲自祭祀，这是为了尊崇宗庙。现在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隐公却为他建立宫室来祭祀他的母亲，这是招致祸乱的做法。宫庙有固定的制度，遵循常规制度，不记载不合制度的礼仪，是这样的吗？经文记载的意思是说：公子允的母亲，不是鲁国国君应当为她建立宗庙的。庐陵李氏说：妾室宗庙的惯例，陈氏说：古代妾室附祭于妾室的祖姑，如果没有妾室的祖姑，就更换牺牲附祭于女君，另外建庙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才为他的母亲建立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何休说：礼制规定妾室的宗庙，儿子死后就废除。《丧服小记》说：慈母和妾母不世代祭祀，就是这样。既然妾室的宗庙在儿子死后尚且不祭祀，何况在儿子还没有成为国君的时候就为她建立宗庙呢？所以趁着仲子死后齐国前来赠送助丧财物而纠正她的名分称为仲子之〇，趁着考察宫室而纠正她的名分称为仲子之宫，这样夫人和众妾的区别就确定了。汪氏说：不称谥号，不称夫人，不称小君，那么她是妾就很明白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就辩明了。汪氏说：桓公不是夫人所生，那么称为桓，都是庶子，隐公年长应当继位，不是摄政，隐公想给桓公于是才让位给他。桓公篡位弑君的罪过就昭示了。汪氏说：隐公将要让位给桓公，而桓公听信公子翚的谗言弑杀了隐公，这不是篡位又是什么？活着时用氏系连姓，用姓系连号，死后用谥号系连号，用姓系连谥号的，是夫人。汪氏说：根据文姜从齐国回来，到齐国以及去世都称为夫人姜氏，下葬称为小君文姜。活着不称号，死后不称谥号，只单独举出姓字的，是妾。汪氏说：诸侯的妾母只应当用氏系连字，鲁国自从成风以后妾母都称为夫人，称为小君，称谥号，只有定姒因为哀公没有正式即位不称夫人及小君，但也沿袭成风、敬嬴、齐妇的例子而称谥号了。夫人尚且不应当另有谥号，何况妾呢？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载灾祸或失礼就不记载。啖氏说：凡是祭祀的常事不记载，失礼及非常之事才记载。汪氏说：《谷梁传》说：庶母建立宫室而国君最终，就废除礼制。说妾母不世代祭祀，乃是庶子成为国君的礼制。《礼记》说：妾附祭于妾祖姑，乃是公子成为大夫、士的礼制。如果庶子还没有成为国君就祭祀他的妾母，那么本来就没有这种礼制。礼制说：女君死了，妾为女君的亲属服丧；摄行女君职权就不为先女君的亲属服丧，这是为了防止嫡妾的混乱。孟子去世，声子就摄行小君的职权了。仲子只是先君的妾罢了，怎么可以为她建立宫室呢？隐公建立宫室来祭祀庶弟的母亲，于是开启了后世追尊妾母的先例，都援引《春秋》考察宫室的义理。圣人特意记载以彰显失礼的开始。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以妾母附祭宗庙而不记载了。凡是经文中记载宫庙，像西宫、新宫、桓宫、僖宫，是因为灾祸而记载；作新宫符合礼制就不记载。室屋毁坏就记载新作，世室符合礼制也不记载。丹桓宫的柱子，刻桓宫的椽子，过于奢侈不合礼制就记载。武宫、〇宫亲尽不应当建立就记载。取郜鼎放入太庙，在太庙举行禘祭，用致夫人这样的大事在太庙举行，提升僖公，在太庙举行有事，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不合礼制都记载。凡是改朝换代建立先君的宗庙，符合礼制都不记载。刘氏说：《谷梁传》说：考是成的意思。成为夫人是不对的。如果成为夫人，经文应当说“考夫人子氏之宫”，现在只说“仲子”，不是夫人就很明白了。庐陵李氏说：记载宫室的惯例，武、〇说立，这里不说立，何氏认为武、炀不合礼，所以特意记载立；这里不说立是符合变礼，他的说法不对。大概是因为考察宫室而记载，那么另外建立的罪过自然显现了。

译起初进献六佾之舞。

《左传》记载：九月，鲁隐公为仲子修筑宫室，准备举行万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行列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施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鲁隐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初次进献六佾之舞，开始使用六佾的舞队。

《公羊传》问：所谓“初”，是什么意思？答：是开始的意思。问：所谓“六羽”，是什么舞？答：是六佾之舞。问：初次进献六佾之舞，为什么要记载？答：是为了讥讽。问：讥讽什么呢？答：讥讽开始僭越诸侯之上、等同于公的礼制。问：六佾怎么算是僭越呢？答：天子用八佾，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问：所谓“公”是指谁？所谓“诸侯”是指谁？答：天子的三公称为公，先王的后裔称为公，其余的大国称为侯，小国称为伯、子、男。问：天子的三公是指谁？答：是天子的宰相。问：天子的宰相为什么只有三位？答：崤山以东的地区，由周公管理；崤山以西的地区，由召公管理。一位宰相在朝廷内任职。开始僭越公的礼制，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答：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问：既然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这里才开始记载僭越公的礼制？答：因为之前的僭越还可以说，但僭越天子的礼制则不可说。

《谷梁传》说：“初”是开始的意思。谷梁子说：“舞蹈，即《大夏》舞，天子用八佾，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初次进献六佾之舞，是开始僭越礼乐了。”

《尸子》说：“舞蹈，即《大夏》舞，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初次进献六佾之舞，是开始严厉地违背礼乐了。”

程子说：“周成王赐给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用来祭祀周公。后世于是群庙都使用，而仲子的别宫，所以不敢与群庙相同而使用六佾。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孔子认为鲁国郊祀和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的表现，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这是成王的过错。”

“初献六羽”，意思是开始使用六佾之舞。不称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盾）和羽（雉尾）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为“羽”而不称为“佾”。

范氏说：“佾”的意思是列，八人为一列。“羽”是翟雉的羽毛，是舞者手持的，每人持一羽。不说“六佾”，如果说“佾”，那么干就在其中了。

杜氏说：每一佾的人数与佾数相同。

汪氏说：武舞手持干，干是盾牌，用来抵御危难；文舞手持羽，翟羽有文采。《尚书》说“舞干羽于两阶”，大概是两者并用。

孔氏说：羽，是翳，《山海经》中五彩之鸟名叫翳，大概是翟或翳，只取其文采而已。“佾”是舞列的名称，那么干和羽都包含在内，但只说“羽”，那么舞干就不包括在内了。春官乐师有羽舞，有干舞。籥师祭祀时则击鼓指挥羽籥之舞。司干在祭祀时，舞者陈列完毕后授予舞具。那么祭祀时有时文舞、武舞并用，有时只用文舞而不用武舞。

“初”，是事情的开始。

邵氏说：“初”是褒扬的意思，因为以前僭用八佾。

汪氏说：《尚书·洪范》说“初一曰五行”，《易经》卦的第一爻称为“初”。善人恢复其本初，恶人改变其本初。做事的人必须谨慎其开端，所以“初”是肇事的端绪，不可不审慎。

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是不对的。在太庙用来祭祀周公，已经是非礼，后来群公都僭用。

杜氏说：鲁国只有周公庙可以使用八佾，而其他公庙于是沿袭僭越而使用。

汪氏说：《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劳苦，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重祭八佾，用来舞蹈《大夏》，这是天子的音乐。《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苦，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如果成王命令鲁国拥有天子的礼乐，是为了褒扬周公的德行。现在按刘氏《意林》所说，鲁惠公的时代礼坏乐崩，向周天子请求，命令史角前往，从此鲁国开始使用天子的礼乐。齐桓公、晋文公辅佐襄王，他们的功劳很大，不过召伯赐命，尹氏授策罢了。晋文公请求隧葬，就说这是王者的章法，没有取代德运而有两个王，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难道因为鲁惠公对天子没有功劳就立刻赐给他天子的礼乐吗？如果说惠公自己僭越，那么当时诸侯强盛，只有吴、楚无知僭称王号，桓公、文公威行天下，几乎改变旧制，然而终身不敢使用天子的礼，谁说惠公敢僭越呢？如果说惠公向周平王请求，也未必会答应。程子、朱子都相信《戴记》、《史记》的说法，他们必定有所见。

仲子因为是别宫，所以不敢与群庙相同，而降低使用六佾。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

汪氏说：说“初献六羽”，是赞许其恢复正统。

张氏说：“献”是不应该献的。记载“初”是为了表明八佾用于群公之庙，记载“献”是为了表明六佾不应当用于仲子之宫，一句话就穷尽了鲁国僭越礼制的本末，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沙随程氏说：献六佾，是以妾僭越夫人。

诸侯在上僭越，大夫在下僭越，所以其末流，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之舞，而三家以《雍》诗撤祭，上下再也没有分别了。

汪氏说：诸侯的大夫而僭用天子的礼，哪里还有上下的分别？

朱子说：如果鲁国不曾使用天子的礼乐，那么三家即使想僭越，也没有这个样子，也没有缘份见到这些礼乐而使用。

圣人根据事情而记载，是为了端正天下的大典。

汪氏说：鲁国僭用天子礼乐，《春秋》根据事情记载，以彰显其罪过。诸侯用六佾，而鲁国僭用八佾。隐公为仲子别立宫室，当下

译在群公的宗庙中，对舞羽的数量产生疑惑，于是听从众仲的建议，改用六羽。大概隐公的心意是说：先公的宗庙可以沿袭旧制，使用天子所赐的礼仪；仲子的别宫只应当使用诸侯的礼仪。但他不知道，先君的妾室怎么能与国君同等安顿，可以使用诸侯的礼仪呢？圣人记载说“初献”，一方面是为了嘉奖隐公恢复王制的旧规，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他尊崇宠妾的过错。孔子时代，季氏使用八佾舞蹈，由此可知隐公只是在仲子的宗庙使用六羽，而群公的宗庙仍然僭越使用八佾。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作为妾母使用了小君（国君夫人）的礼仪，这正是因为隐公为仲子立宗庙并献六羽开启了先例。圣人记载这件事，固然为隐公感到欣喜，但也深怀遗憾。《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天子使用八佾，诸公使用六佾，诸侯使用四佾，各种乐舞的数量从上到下递减两级。诸侯既然比诸公降等，那么诸伯就应当比诸侯降等而使用二佾了。子爵和男爵又该使用多少呢？况且礼经所记载的宗庙制度、堂屋制度、礼服旒数、席子数量，五等诸侯都是相同的，难道唯独舞佾的制度不同吗？《尸子》又说：天子和诸侯都使用八佾，初次献舞使用六羽，才开始严厉地规范乐舞。《春秋》时期诸侯僭越奢侈，沿袭成为常事，鲁国在郊祀、禘祭、门观等方面都没有被贬损，为什么唯独在舞羽数量上被贬损呢？而且妾室的宗庙低于诸侯，本是常理，春秋也不记载。庐陵李氏说：“记载‘初’的体例，‘初献六羽’，是恢复正道之初；‘初税亩’，是变革古制之初。”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君王向宋国发泄怨恨，敝邑愿意为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宋国，攻打宋国，攻入宋国的外城，以此来报复东门之战。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公听说他们攻入外城，打算去救援，询问使者说：“敌军到了哪里？”使者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鲁公发怒，于是停止出兵。辞退使者时说：“君王命令我共同忧虑国家的危难，现在我问使者说：‘敌军还没有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程子曰：把邾国列在前面，是因为邾国是主谋。

按照《左传》的说法，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君王向宋国发泄怨恨，敝邑愿意为向导。”那么发动战争的主谋是邾国。所以虽然邾国是附庸小国，却列在郑国之上。家氏说：邾国列在郑国之上，是为了彰显它是战争的首谋，这是为了贬斥它。有人说：宋国实际上是挑起争端，而邾国响应它，邾国难道没有罪吗？回答说：邾国被宋国侵犯，应当向周天子报告，请求方伯（诸侯之长）声讨其罪并惩治它，不应当利用郑国和宋国的嫌隙，而联合郑国去攻打宋国，借郑国的怨恨，来报复自己的私仇，这是《春秋》所不认可的。因此邾国列为首犯，郑国次之。郑国作为伯爵的国家，却列在邾国之下，这也是为了贬斥它。凡是排列上下次序，按照国家的大小，是遵循礼仪的常规。而盟会、防备、征伐，则以主谋者为先，这是根据事情的变化而定。那么卫国州吁向宋国报告，借以攻打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却以宋国为主谋，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人的，必须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茅堂胡氏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春秋》所重视的，所以即使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也记录在史册上，而曲直的道理，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汪氏说：《左传》说：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宋国，攻打宋国，攻入外城，而《春秋》经将邾国列为首犯，不记载周天子的臣子，大概是因为郑国当时是周天子的卿士，所以擅自调动天子乡遂的军队，并非王室派遣将领，所以不记载。

螟（音防）

虫灾从此开始，《公羊传》说：“螟为什么要记载？”“记录灾害。”《谷梁传》说：“螟，是虫灾。严重的就按月记载，不严重的按时记载。”程子曰：“记载螟、记载虫，都是因为灾害。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

虫子吃禾苗的芯叫螟，吃叶子叫螣（音特），吃茎节叫贼，吃根叫蟊（莫侯反）。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诗经》说：“螟螣危害庄稼。”《春秋》记载螟，是记录灾害。薛氏说：这是上天异常的变异，是危害人的灾害。贤明的君主看到灾变而恐惧修省，是消除灾变的方法。朱子曰：记载山崩、地震、螽螟之类，让人知道灾异是有原因的。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家氏说：宇宙之内，一件事违背常理，一个事物不得其所，日月星辰显示异常，水旱螽螟报告灾害，都是国君的责任。所以《春秋》变异出现在上天必须记载，灾害波及百姓也必须记载，以示国君职责应当谨慎。哀公十二年冬天螽灾，注疏者归咎于司历官失闰，这是谄媚的臣子用来掩盖灾害而假托圣人之言，这难道是《春秋》记载水旱螽螟的本意吗？汪氏说：《春秋》记载螽灾的有十四次，记载螟的有三次，在隐公时代的有两次，在庄公时代的有一次；记载螽的有十次，在桓公、僖公、文公、襄公四个时代各一次，在宣公时代的有三次，在哀公时代的有三次；记载蝝生的有一次，也在宣公时代。大概宣公以杀害兄长取得国家，又改变税法加重赋税，严重困扰农民，所以螽蝝水旱饥馑的灾害连年不断，还不知道恐惧修省以消除天变，圣人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鉴戒。而近世王安石却称治理百姓的人不必上奏灾伤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他太不研究圣人的经典，用来欺骗当时的人而误导天下和后世了。《宋鉴》记载：神宗熙宁五年，御史张商英说：“刑部立法，凡是蝗蝻为害，必须等到扑除干净才允许上报。”那么陛下想在这个时候恐惧修省，向上回答天戒而向下体恤百姓的隐痛，也晚了。王安石说：“条贯已经命令转运司申奏安抚司，有什么限制？合乎经制的事情却需要管勾上奏灾伤状做什么？”皇上笑了。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苦侯反）去世。

《左传》记载：臧僖伯去世，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葬礼加一等。”《谷梁传》说：隐公不册封大夫，这里说“公子彄”是什么意思？是先君的大夫。

按照《左传》臧僖伯去世。僖是谥号，伯是字。汪氏说：僖伯因为是先君的儿子，必定没有赐姓，大概《左传》追称氏，如陈桓公未死而称陈桓公，有宠于王高。氏说：他的儿子臧孙达继承，是为哀伯，从此直到春秋结束，臧氏世代参与鲁国的政事。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葬礼加一等。汪氏说：葬礼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及，所以不记载葬礼。用《公羊传》三世说来考察，这是所传闻之世。何氏说：所见之世，指昭公、定公、哀公以及自己、父亲时事；所闻之世，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王父时事；所传闻之世，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高祖、曾祖时事。而记载日期，可见恩礼之厚，很明显了。鲁公将去棠地观看捕鱼，僖伯劝谏而不听，于是称病不

译这样可以说他是忠臣了，安葬他时提高一等，这就叫做赏罚得当。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能听从他的谏言；与郭公交好，交好却不能任用他，以至于国家灭亡，这两者是一样的，他受到这样的结局是应当的。

译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

【这里记载的是包围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为了报复郑国军队进入鲁国都城的战役。《公羊传》说：对于城邑通常不记载“围”，这里却记载“围”，为什么呢？因为宋国强大。《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里却记载“围”，为什么呢？因为包围的时间很长。出兵不超过一个季度，作战不追逐逃兵，惩罚不使对方屈服，掠夺人民，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程颐说：攻打国家并且包围城邑，是肆意施暴的表现。】

包围是指环绕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道路，城守坚固不肯投降，以至于经过一年之久包围仍未解除。【汪氏说：第二年冬天记载“取长葛”，既然不称“侵”或“伐”，又不归系于郑国，所以知道包围持续了一年之久。】诛杀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在这里记载“围”，而在后面记载“取”，宋人的罪恶就彰明了。【高氏说：包围他人城邑的，兵力一定众多，而称“人”是为了贬低他们。张氏说：宋殇公因为邾国、郑国攻打自己的缘故，向郑国报复怨恨，声讨郑国的罪过并包围其城邑，过了一年才攻取，彰显其暴虐恃兵之甚。临川吴氏说：前面记载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一加兵就夺取了城邑，夺取很容易。宋国虽然对郑国的城邑用兵，但夺取很难，所以包围了一年才攻取。陈氏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自僖公以前则记载。僖公十八年，邢国、狄人攻打卫国，包围莵圃，没有记载。到二十三年，记载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二十六年，记载楚人攻打宋国，包围缗。之后都不记载了。春秋初期，还以包围城邑为重。蜀地杜氏说：春秋记载“围”共四十四次，攻打国家而记载包围的有九次，这次是第一次。记载“伐”、记载“围”、记载“取”，都是厌恶这种行为。庐陵李氏说：攻打国家、包围城邑，有四种情况中的两种例证。攻打郑国包围长葛，攻打宋国包围缗，都是彰显其暴虐。齐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则是为了彰显其没有贪图土地之心，辞语相同而意义不同。有人说：国外攻打而包围城邑的只有四次，鲁国一国被攻打包围城邑也有四次，为什么呢？赵子说：内部事务详细，所以全部记载；外部事务没有报告，就不记载了。】

【甲桓王子三年】六年【齐僖公十四年，晋哀侯光元年，卫宣公二年，蔡宣公三十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曹桓公四十年，陈桓公二十八年，〇武公三十四年，宋殇公三年，秦文公四十九年，楚武王二十四年】

春天，郑国人来请求和解。【“输”字在《左传》中作“渝”。】

【《左传》说是更改盟约。《公羊传》说：输平，是什么意思？输平，就像堕毁盟约一样。为什么说堕毁盟约？败坏盟约。说：“我败坏了盟约，我与郑国人没有盟约。”我与郑国人为什么没有盟约？狐壤之战，隐公被俘获。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战事？是为了避讳被俘获。《谷梁传》说：输，就是堕毁。平，意思是依循正道达成和解。来输平，意味着没有真正达成和解。程颐说：“鲁国与郑国旧日修好，后来迫于宋国、卫国的压力，于是与他们一同攻打郑国，所以郑国来断绝交情。输平，是改变其和平状态。普通人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作为国君却背弃盟约，是非常可耻的。”】

输，就是进献；平，就是和解。【沙随程氏说：输如同《吕刑》中的“输而孚之”，输给我没有欲望和平的意思，而郑国进献其和平之意于我。临川吴氏说：来，是对方来请求我，不是我前往请求对方。输，是说输写其情意；平，是说两国昔日有忿怨，如地面不平，现在全部削平而使之平。输平犹如说纳款。上年鲁国曾同宋国、卫国攻打郑国，现在郑国释去怨恨而向鲁国求和，所以说来输平。杜氏说：和解而不盟誓叫做平。】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进献和解之意？是为了用利益相互结好，解除怨恨释放仇敌，离间鲁国与宋国的党羽。桓公尚未即位时，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停止了【汪氏说：内部避讳被俘获，所以说停止】。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会合军队攻打郑国，即宋国、鲁国结为党羽，与郑国有旧怨，是很明显的。【孙氏说：郑国来向我进献和解，是为了平息四年翚会合诸侯攻打郑国的怨恨。】五年，郑国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国来报告命令，鲁国想要救援，使者言辞失当，桓公发怒而停止。那年冬天，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这是适宜的机会，有可乘的间隙，所以来进献和解。那么这是善行吗？回答说：和解是解除怨恨释放仇敌，固然是善行；输平是用利益相互结好，则是被贬斥的。【高氏说：说“来输”，必定有所挟持。汪氏说：经书“平”字共六次，只有这次说“输平”，输的意思是，必定有贿赂在其中通行，而不是空口求和。和解是郑国的本意，而不是鲁国的本意，如果不以利益引诱鲁国，那么鲁国必定不会听从。】为什么知道他们用利益相互结好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土地；会合郑国人攻打宋国，得到郜及防，而鲁国又夺取这两个城邑。由此知道“输平”是用利益相互结好，所以被贬斥。诸侯修好和睦，是为了藩屏王室，所主张的是道义罢了。如果为了利益而驱使，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私利侍奉兄长，诸侯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族？”士和百姓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下互相争夺利益，不至于发生篡位弑君、掠夺抢夺，就不会满足。所以特别称“输平”，以表明有国家的人必定端正其道义，不谋求其利益，杜绝亡国败家的根本。

译太史公说：利益确实是祸乱的开端。孔子很少谈论利益，常常防范其根源。张氏说：郑庄公接纳平邑，是为了联合党羽对抗宋国的计谋，因此他不惧怕委屈自己向鲁国请和，接着又献上枋邑，而没有立即索取许地，这是为了造成宋国的失败。宋国进入许地，鲁隐公也落入其计谋之中却没有醒悟。永嘉吕氏说：“‘来输’有自我屈辱减损的意思。郑国难道真的恭敬鲁国吗？难道真的畏惧鲁国吗？难道真的想要与鲁国消除旧怨而建立玉帛般的友好关系吗？只是因为宋国和鲁国刚刚联合，而庆幸他们有可以离间的缝隙，于是才自我屈辱以求达成和议罢了。”陈氏说：“春秋初期，鲁、宋、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现在郑国先来与鲁国讲和，是为了促成齐、鲁之间的交好。从此以后，鲁国与齐、郑联合而疏远了宋国，鲁、宋之间的交好也就断绝了。‘平’不记载，必定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才记载。第二年宋、陈与郑国讲和，宣公七年郑国与晋国讲和，文公十六年与齐国讲和，襄公二十年与莒国讲和，哀公八年与齐国讲和，都不记载。记载郑国‘输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及郑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始末。”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败吾成’，《谷梁传》认为‘不果成’，都是不对的。‘平’是指两国约定不相背叛罢了。四年伐郑后和平断绝，可以知道怎么会有郑国人又来请求断绝之前的和平呢？《左传》写作‘渝平’，大概是字误。朱熹说：‘郑人来渝平，渝，改变的意思。大概是鲁国先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改变和平，说是改变旧盟约以追随新的交好。’《公羊传》《谷梁传》写作‘输平’，胡文定认为是以物品来求取和平，恐怕不对。但只要说‘输’，‘渝’的意思自然就在其中。比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字的字义就是如此。其文意其实就是‘渝’字。庐陵李氏说：‘输平在三传中不同。《公羊传》认为这就是指狐壤之战，避讳战败被俘而写输平，已经毫无根据。《谷梁传》认为鲁国旧与郑国讲和，至此断绝，又与后来归祊防郑之事不合。总之都不是确切的论断。’胡氏关于鲁与郑有旧怨的说法，本于杜氏；纳成的说法，本于临江刘氏。大概是郑庄公的纳成，并没有讲信修睦之心，而是深深为了联合党羽对抗宋国的计谋，因此不惧怕委屈自己向鲁国求和。鲁国也沉溺于利欲的私心，陷入其计谋之中而不醒悟，所以盟宿遇清的好意，一变而为取郜取防的仇怨了。”又说：“‘平’的体例有五种。”胡氏说：“‘输平’，是厌恶郑国以利相结。宋、楚‘平’都书‘人’，是厌恶华元、子反擅权。‘暨齐平’，是厌恶鲁国依附荆楚而得到和平。‘及齐及郑平’，是厌恶鲁国侵犯大国而急于求和。”这种说法固然有理，然而《春秋》中“平”而不记载的很多，为什么唯独记载这个？一定要兼用陈氏的说法才完备。对外与莒、郯讲和，不过是平怨的“平”罢了。

译附录【《左传翼》记载：九宗五正项父的儿子嘉父，在随地迎接晋侯，将他送入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艾，音“五盖反”】

【这是鲁国与齐国交好结盟的开始。《左传》说夏季在艾地结盟，是开始与齐国修好。杜预说：在《春秋》记载之前，鲁国与齐国关系不和，如今摒弃旧恶，缔结友好。临川吴氏说：在此之前，鲁国未曾与齐国交往，因为郑国促成鲁齐和解之后，鲁公才开始与齐国结盟，这大概是郑庄公的谋划。陈氏说：《春秋》初期，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于是郑国开始与鲁国和解，郑国正与周王室交恶，却急于与齐、鲁修好，是想以此联合诸侯罢了。庐陵李氏说：齐国大举进攻之后，从周王室获得方圆百里的土地五处，东方国家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自师尚父传十二世到齐厘公，已经号称东方的小霸主。然而当时宋国也凭借先代后裔的身份，爵位居上公之列，正与鲁国交好，不可离间。所以齐国借郑国来拉拢鲁国，鲁国一旦沉溺于“输平”（郑国促成和解）的利益，再次顺从于艾地歃血为盟，三次被祊田归还所诱惑，四次被不朝见周王的告示所迷惑，那么鲁国与齐、郑的交好就牢固了。日后齐桓公霸业的成就，如果说不是从这里开始，所以陈氏的说法并非没有见识。又说：记载鲁公与齐侯结盟的有四次：艾地，是齐僖公初为小霸主之时；柯地与扈地，是齐桓公图谋霸业之初；黄地，是齐景公争夺霸权之初。《春秋》都记载为“会”，表明是齐国的意愿，为何唯独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信任齐桓公。汪氏说：宋殇公既联合五国军队攻打郑国，又出兵包围郑国城池，历时一年才攻取，郑国怨恨宋国极深。去年郑国联合邾国攻打宋国，不足以消除怨恨，所以特意与齐、鲁修好，作为日后攻打宋国的谋划。鲁国与齐国结盟，而说是郑庄公联合齐、鲁，是因为第三年齐、郑在石门结盟，知道齐、郑结为同盟的缘故。结盟不记载“及”而记载“会”，说明不是鲁国的本意，而是齐国想要结盟。记载在艾地结盟，彰显齐僖公霸业的开始；记载在黄地结盟，彰显齐景公争夺霸权的终结。在艾地之前，虽然在石门结盟，但尚未与鲁国和解，那么同盟势力还不兴盛。在黄地之后，虽然在垂葭、牵、洮等地驻扎，攻打晋国、宋国，但没有结盟了。凡是记载结盟，都是《春秋》所厌恶的，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世道的变迁就可以知道了】

附录【《左传》：五月庚申日，郑伯侵犯陈国，获得大量战利品。去年，郑伯向陈国请求和解，陈侯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您应该答应郑国。”陈侯说：“宋国、卫国才是真正的威胁，郑国能做什么？”于是没有答应。君子说：“善行不可丢失，恶行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恶行而不悔改，只会自取祸患。即使想挽救，还能做到吗？”《尚书·商书》说：“恶行的蔓延，如同大火在原野上燃烧，无法靠近，还能扑灭吗？”周任有话说：“治理国家的人，看到恶行就像农夫致力于除草一样，割除堆积，斩断其根本，不让它再生，那么善行就能确立了。”】

秋季七月

【《公羊传》：这一年没有大事，为什么要记载？《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只要季节过去就记载。季节过去为什么要记载？《春秋》按年编排，四季具备才构成一年。程颐说：没有大事而记载首月，是因为天时、王月具备而后才构成一年】

四德具备而后成为“乾”，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一种德行不具备，那么乾道就熄灭了。四季具备而后构成一年，所以《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季节过去就记载。一个季节不具备，那么一年的功业就亏损了【何休说：经历一个季节没有大事就记载其开始，春季以正月为始，夏季以四月为始，秋季以七月为始，冬季以十月为始，表明王者应当奉行顺应四季的正道。有大事而不记载月份，是因为人道端正那么天道也就端正了。】孔颖达说：“一年有四季，交错互举作为史书的名称。说‘春’足以涵盖‘夏’，说‘秋’足以体现‘冬’。”既然记载了季节，又记载了月份，季节是天时，月份是王月。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表明天人的道理相合。《易经》不也说吗：“君子践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元亨利贞’。”【汪氏说：乾是刚健，天的德行。天因为至为刚健，所以能在四季中运行四德。君子因为至为刚健，所以能在自身体现四德。圣人因为至为刚健，所以能在天地之间践行四德，以辅助天地并赞颂化育万物。元，是万物的开始，在季节上是春季，在人性上则是仁，其表现就是恻隐之心，从而获得天地生物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月令》说：天子在朝廷赏赐公卿大夫，命令宰相布施德行、调和政令，施行庆赏、施予恩惠，下及百姓，这是体现乾卦元亨之道。通，是万物的通达，在季节上是夏季，在人性上则是礼，其表现就是辞让之情，从而区分亲亲、仁民、爱物的等级差别。《月令》说：天子赏赐封爵诸侯，庆贺赏赐顺利施行，无不欢欣喜悦，命令太尉赞颂杰出俊才，选拔贤良，授予爵位、发放俸禄，必定与其职位相称，这是体现乾卦亨利之道。遂，是万物的遂成，在季节上是秋季，在人性上则是义，其表现就是羞恶之心，从而裁断事物各得其宜。《月令》说：天子命令将帅选拔士兵、磨砺兵器，以征讨不义，谴责诛杀暴虐傲慢之人，以明辨好恶，命令有关官员修明法制，诛杀有罪之人，严厉执行刑罚，这是体现乾卦利贞之道。成，是万物的成就，在季节上是冬季，在人性上则是智，其表现就是是非之心，从而分辨事理以主宰万物。《月令》说：天子考察结党营私之人，使罪过没有隐瞒遮蔽，功劳有不恰当之处，必定执行其罪责，以穷究其情

译巩固封疆，防备边境，任命将领讲求武备，整顿军事事务，这是体现乾卦的贞正之道。《春秋》在每年记载四季，表明人君应当遵循天道，体现乾卦的四德。四季之首必定记载月份，表明人君应当谨守王者的法度，奉行天子的正朔，以及其法制禁令。王者秉承天命，礼乐征伐得以施行。对于天下诸侯，奉行王命而施行德政、刑罚、赏赐、惩罚，在国内推行，其道理是一致的。至于上下旨趣不同，天与人观察殊异，圣人的学问不再传承，那么《春秋》的大义就隐没了。汪氏说：圣人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繁育；自圣人以下，不能体现乾卦的四德，稍有毫厘之差，就会使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象变异随之应验。宋神宗时，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常有的，尧、汤之时也不能避免；王珪说天象既然如此，必定要动用兵戈，这也是天数。这都是因为臣子不能劝谏，君主不能敬畏反省以回应天戒。大概是不通晓《春秋》的大义，而认为天与人旨趣不同，所以如此。

译冬季，宋国人攻取了长葛。【《左传》记载此事在秋季】

【《公羊传》说：外国攻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时间长久。《谷梁传》说：外国攻取城邑不记录，这里为什么记录？是因为时间长久啊。程子说：“宋国人围困长葛，将近一年了。他们虐待百姓、无道之甚，而天子不加以惩治，方伯不加以征伐。郑国看着百姓处于危险困苦之中却不能保护，有百姓奔赴诉苦最终丧失了城邑，这都是罪过。宋国的强取，按罪责来说是不可胜数的。”何氏说：“不连属郑国，举出伐者，是因为承接上文伐、围、取的记载。”】

宋国人依仗强大，围困城邑时间长久，役使大量民众，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其罪过昭著。【汪氏说：“彼此都是列国，却攻打并围困其城邑，这是依仗强大；围困长达一年，这是长久役使；环绕攻击，这是动用大量民众；那是郑国的城邑，夺取它，这是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直接记载而罪过自然显现。”】在周王室不能施行九伐的威严，【《周礼》：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来匡正邦国：倚仗弱小、侵犯寡少则责备他，残害贤人、伤害百姓则讨伐他，对内暴虐、对外欺凌则声讨他，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则削减其封地，依仗坚固不服从则侵犯他，杀害其亲人则纠正他，放逐或弑杀其君主则残害他，违犯命令、欺凌政令则杜绝他，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则灭掉他。】在列国不能修好连帅的职责，【《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立方伯，五国组成一个属，属有长官；十国组成一个连，连有统帅；三十国组成一个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组成一个州，州有伯长。】郑国的土地，是天子所任命、先祖所接受的，不能保有而丧失，这是上面没有天王，下面没有方伯，而郑国也没有君主。宋人强取，用王法来说不可胜诛，用天理来说不善的积累已经昭著。当初，穆公嘱托国家给与夷，让他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攻打郑国，不也是违背天理吗？《春秋》将宋国作为用兵的主语，是因为殇公的罪过重大。第二年郑国人攻打宋国，将邾国列在首位，是因为郑伯的罪过较轻。到了这时，宋国又举兵攻打郑国并围困其城邑，肆意施行暴虐，不善的积累已经昭著而不可化解。他被乱臣所弑，难道是朝一夕的缘故吗？凡是这类事情都直接记载在史册上，按照他们的行为，善恶的报应可以考察而知，天理是不会欺骗人的。【张氏说：“宋国从去年围困长葛，经年不解除，志在必取。郑庄公不谋求保全其土地人民，反而结交鲁国，为日后报复做打算，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宋殇公虽然似乎得志，但日后终究受到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丧败，乃至祸及自身。汪氏说：“有人说文定公所说的善恶报应与佛教所说的果报相似，这是不对的。《易经·文言》在坤卦初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噬嗑卦上九说：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不足以灭身。小人认为小善无益而不做，认为小恶无伤而不除去，所以恶积累而不可掩盖，罪大而不可化解。曾子说：出自你，返回到你，天道喜好循环，没有丝毫差错，这才是福善祸淫必然的道理。如果果报的说法，说今世为人，后世变为异物，在阳明的世界结怨，而在幽阴的官府索取补偿，哪有这种道理呢？○刘氏说：“《左传》作《秋》，取长葛，杜氏说是冬，告知时间不对。史书记事，虽然依据赴告，至于月日，还是依照先后次序。假使二月出兵，过了很久才来告知，还是说二月，难道根据告知的时间记载在夏季吗？《左传》虽然采录当时各国的史册，有用夏历的，有用周历的，所以经文说冬，传文说秋。”】

附录【《左传》：冬季，京师来报告饥荒，鲁公为他们向宋、卫、齐、郑请求买粮，这是合乎礼的。○郑伯到周王室，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以礼相待。周桓公告诉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晋、郑两国，善待郑国以鼓励来者，还担心不能到达，何况不以礼相待？郑国就不会来了。”】

《春秋大全》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三

明 胡广等 撰

隐公下

【乙桓王丑四年】七年【齐僖公十五年，晋哀公二年，曲沃武公称元年，卫宣公三年，蔡宣公三十四年，郑庄公二十八年，曹桓公四十一年，陈桓公二十九年，〇武公三十五年，宋殇公四年，秦文公五十年，楚武王二十五年】

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国。

【《谷梁传》说：这里不记载迎娶是怎么回事？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罢了。程子说：“伯姬是纪侯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在家等待成年，现在才出嫁。妹妹出嫁不记载，是怜悯她没有好结局。”】

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不是夫人，那么为什么记载？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见《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必须同时出嫁，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源头。【汪氏说：“同时出行，那么妃妾的名分就不会混乱，她们生子时嫡庶的分别已经确定，混乱从何产生？”】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嫡妻同时出行，这不符合礼的常规，所以记载。【汪氏说：“《春秋》常事不记载，不符合礼的常规而记载的，必定有美恶存在。孙氏说：“媵妾记载是为了庄公十二年归于〇起。”】眉山的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赞美她贤德。【苏辙字子由，有《集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