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三

译如果贤德之人不被记载，必定是地位尊贵后才被记载，这就是凭借地位而轻视德行。小国的大夫【茅堂胡氏说：小国的大夫称为“人”】，等到他们与我交接时才被记载【汪氏说：僖公二年记载纪履緰来迎娶女子，庄公二十七年记载莒庆来迎娶叔姬】，这说明地位不能废弃事务。地位不能废弃事务，难道唯独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回归宗国而回归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知了。贤德而被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则【何氏说：女子八岁列入名册，十五岁跟随嫡妻，二十岁侍奉君子。媵妾地位低贱却被记载，是因为最终有贤德的行为，能安处隐微而合乎妇道，所以特别记录。高氏说：娣也记载其归宁，如同尧的两个女儿下嫁到沩水汭水，都称为“嫔”。张氏说：媵妾通常不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因为她始终不忘纪国的五座宗庙，即使纪侯去世，也回归酅地以奉祀宗庙，直到生命终结才停止。圣人认为她的贤德可以激励妇行，将有其末必录其本，因此改变惯例而特别记载。汪氏说：贾逵认为隐公厚待先君的女儿，所以用盛大的礼仪让她归宁，如同归宁嫡妻的礼仪。又说：纪国责备叔姬，所以记载以讽刺她。圣人难道会预先计算她日后的贤德而记载她吗？现在考察《春秋》中诸侯宠爱妾媵，大概多有不值得圣人笔墨记录的。如果隐公厚待先公的女儿，必定不会让她做媵妾了。孔子作经以垂示劝戒，那么认为这是嘉奖她的贤德，道理或许相近，怎么可以用史官一时的惯例来议论《春秋》万世的法则呢？朱子作《通鉴纲目》，记载唐太宗以武氏为才人，所以引起伪周的动乱；记载玄宗册封寿王妃杨氏，所以引起马嵬坡的奔逃。纳才人、册诸王妃，按法不应记载，而朱子记载了，这也是《春秋》的意思】

译滕侯去世。《左传》不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滕国未曾与鲁国结盟。凡是诸侯结盟的，这时才称名。所以诸侯去世，奔丧时以名相告，告知丧事时称嗣君。以此延续友好、休养生息，称之为礼。《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滕国是弱小的国家。既然是弱小的国家，那么称它为侯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嫌忌。《春秋》中贵贱不嫌忌使用相同的称号，美恶不嫌忌使用相同的言辞。《谷梁传》说：滕侯没有名字，年少时称为世子，年长时称为君。

滕侯记载了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这是对礼仪懈怠，轻视其君主而不安葬，滕侯宿、男这类人就是如此。古代邦交有固定的制度，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或轻慢的区别，不因关系的疏密而有厚薄之分。汪氏说：国家小而轻慢它，就是轻视其君主；关系疏而对待薄，就是懈怠于礼仪。春秋时期则与此不同，晋国在北，楚国在南，土地并非同盟却亲自前往吊唁其葬礼。汪氏说：成公十年，鲁公前往晋国安葬景公；襄公十八年，鲁公前往楚国安葬康王。地非同盟，是指非同方岳之盟。滕国是邻境，宿国是同盟，虽然讣告已经到达，但鲁国却不加体恤，难道不是因为其土地狭小吗？懈怠于礼仪而不前往，轻视其君主而不防备，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辞，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圣人没有加以增损，保留其卒，缺漏其葬，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了。茅堂胡氏说：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有人道。没有人道，怎么能称为人？如滕国对于鲁国，以距离论是邻国，以亲属论是同姓，又觐见东方诸侯之后，一同到达方岳之下，去世而不安葬，不过是强凌弱罢了。

去世是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并非因为外部原因。汪氏说：不是责备，责备的是不赴告。安葬是从内部记录，不记载安葬并非因为内部原因。汪氏说：责备鲁国不防备。赵氏说：左氏说：同盟去世则以名相告，这在情理上不安。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之日，却忍心称君之名？礼篇所记载也说：寡君不禄而已。诸侯去世不同盟的共五十二人，只有九人不称名。啖氏说：其不称名，公羊认为是弱小的国家。滕国是文王的子孙，虽然极其微弱，难道没有名字吗？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这是记载土木工程开始。《左传》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传》说：“中丘是什么？是鲁国国内的城邑。”“修筑中丘的城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重复记载。”《谷梁传》说：“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而做的。百姓众多，城墙狭小就增修城墙；增修城墙没有止境。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程子曰：“《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然而有使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是为了教化的意义深远。僖公修缮泮宫，恢复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都是复古兴废的大事，为国的首要任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使用的。人君知道这个义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杜氏说：“中丘在琅邪临沂县东北。”

程氏说：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则生养顺利，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作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就是罪过。汪氏说：庄公二十九年，新建延廏；三十一年，在郎筑台；三十二年，修筑小谷城墙；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文公七年，修筑郚城墙；哀公五年，修筑毗城墙；六年，修筑邾瑕城墙；都是在春季。此年修筑中丘城墙，九年修筑郎城墙；桓公五年，修筑祝丘城墙；庄公三十二年，在薛筑台；襄公七年，修筑费城墙；十五年，修筑成郛城墙；定公十二年，拆除郈、费城墙；十三年，筑蛇渊囿；哀公三年，修筑启阳城墙；四年，修筑西郛城墙；都是在夏季。庄公元年，筑王姬馆；三十一年，在秦筑台；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成公十八年，筑鹿囿；都是在秋季。这是不合时宜。如果不能在内修德政，作为保民的根本，却劳民于守国的末节。如桓公惧怕齐、郑袭击纪国，而修筑祝丘城墙；庄公惧怕齐桓讨伐纳纠之罪，而浚洙水；文公既夺取须句，防备邾国，而修筑郚城墙；担忧莒人外部逼迫，而修筑诸郓城墙；宣公想要背叛晋国，而修筑郓城墙；襄公听从南遗的奸谋，假借事难，而修筑费城墙；因齐灵背叛晋国，屡次来侵伐，而连年修筑成郛、西郛、武城城墙；定公跟随伯令侵郑，惧怕而修筑中城城墙；又背叛晋国党附范氏，而修筑莒父及霄城墙；哀公也党附范氏，而连年修筑启阳、西郛、毗、邾瑕城墙；都不是道义的。何况筑台囿作为游观之乐，新建延廏以显示牧养之奢，作门观以僭越天子之制，毁坏泉台以彰显先祖之恶，筑馆以主持仇人之婚，而忘记通丧之礼，其罪又可胜诛吗？至于防备晋悼公，修筑虎牢城墙以逼迫郑国；防备晋平公，修筑〇城墙而私利其母家，也不是道义的。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记载。汪氏说：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城墙；庄公二十九年，修筑诸防城墙；文公十二年，修筑诸邾城墙；宣公八年，修筑平阳城墙；成公四年，修筑郓城墙；九年，修筑中城城墙；襄公十三年，修筑方城墙；十九年，修筑西郛、武城城墙；定公六年，修筑中城城墙；十四年，修筑莒父及霄城墙；十五年，修筑漆城墙；都是在冬季修缮城墙，得农闲之时。定公拆除郈、费城墙以削弱

译私家；僖公防范齐桓公，保存了三个濒临灭亡的国家，以此来复兴灭亡的诸侯、延续断绝的宗祀；仲孙蔑防范晋定公，修筑成周的城墙，以此来藩屏王室；这些行为都符合道义，因此《春秋》也予以记载】这体现了以劳役民众为重的原则。如果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在使用民力时要慎重。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有的城墙；记载“筑”的，是新建工程。在城中丘筑城，役使民众不合时宜，这不符合君主应有的心意【张氏说】隐公没有外敌入侵的警戒，在盛夏兴发动工，从事没有正当理由的工程，妨害农事、损害百姓，所以《春秋》对此深加讥讽。【临川吴氏说】君主依靠民众的，是依靠他们的劳力；民众报答君主的，是用劳力来报答。所以没有战事时，就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农业，以充足粮食、创造财富；有战事时，就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军事，以抵抗愤怒、抵御侮辱。如果不是为了农业或军事而劳役民众，必须选择合适的时候，遵循礼制，不敢随意兴作。如果不得已而役使民众，也必须节制他们的劳力，不使其耗尽。《春秋》凡是劳役民众的事都予以记载，这是重视民力。有人间或引用《谷梁传》说：“凡是记载筑城的，都是讥讽。”啖子说：“凡是筑城是国家紧急事务，只问是否合乎时宜，不应该一概讥讽。”《易经》说：“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礼记》说：“修筑城池来巩固国家。”那么《春秋》记载筑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茅堂胡氏说】《谷梁传》的意思，是针对春秋时的情况而言的。城墙不可没有，但并非国家的紧急事务。《易经》所说的“设险”，不仅仅指筑城；《礼记》所说的“城池”，也只是巩固国家的一项措施罢了。《春秋》凡是筑城都予以记载，有的是记载其不合时宜，有的是记载其不合制度，有的是记载其不该筑而筑。如果时宜和制度都恰当，也予以记载，这是重视民力。周文王动用民力建造台沼，或者与民众共享利益，或者与民众共享快乐，那么就不可以停止了。【王氏说】《诗经·采薇》说：“天子命令我，去修筑北方的城墙。”《烝民》说：“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墙。”玁狁的祸患非常紧急，而筑城的劳役却需要天子的命令。齐国迁都临淄，而仲山甫以上卿的身份去监督，由此可知诸侯国邑的高低广狭，都有王室的法度。春秋时期筑城都不禀告王命，所以全部记载下来予以讥讽，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合时宜、重视民力而已。【汪氏说】鲁国国内筑城共二十三次，春季筑城四次，夏季筑城七次，冬季筑城十二次。《左传》在这一年同时记载了筑郎城、祝丘以及新建延廏、新建南门、修筑鹿囿，都说是不合时宜。凡是冬季筑城的，都说合乎时宜。有人说：周历的冬十月、十一月，相当于夏历的秋季；周历的春正月、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冬季。而《左传》对于筑向城、诸防、诸郓、平阳、中城、防城、郎囿，都说合乎时宜；延廏、南门也说是不合时宜。为什么呢？现在考察《左传》说“龙星出现而告诫农事”，那是夏历的九月，即周历的十一月；“水昏正而栽”，那是周历的十二月，正是役使民众的时候；“冬至而毕”，则是夏历的十一月，即周历的正月。说冬至而完工，那么周历的春季就不宜兴土木之工了。经文在其他事情上记载春夏秋冬，接着记载次月，那么凡是记载合乎时宜的，都指四季的首月。比如成公十七年记载“冬防伐郑”，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就是如此。如果是筑城、搜狩之类的事情，是随着时节完成，历经三个月事毕才说的，并非仅仅指首月。详细考察经文，就可以明白了】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兄弟是国君的儿子却不称公子，这是贬斥。记载盟会，记载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罪责他们有宠爱的私心。记载出奔，记载归来，而称兄弟的，是责备他们淡薄友爱恭敬的道义。考察这些事，春秋的深意就可以看见了。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程氏说先儒所说的同母弟，大概是依据礼制中有立嫡子、同母弟的条文。所谓同母，大概是说嫡子罢了，并非认为同母就更为亲近。这个义理不明很久了。僖公偏私于同母弟，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施及到他的儿子，还和嫡子同等，而襄公废黜了他，于是酿成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聘问时，特意改变文字称弟以示贬斥。郑语来盟会，黑背率领军队，都是罪责他们的私心。《尚书》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尊卑秩序，于是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对弟弟大大不友爱，上天只给我民常道，却大大泯灭紊乱。”陈光奔楚而称弟，是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了。盗杀卫絷而称兄，也是不念上天显明的尊卑秩序了。秦鍼、宋辰都是责备他们淡薄。仁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的私心，笃行友爱恭敬的道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留。这就是春秋用来训诫天下和后世的意思。春秋称弟的有十一处，只有公弟叔牙称字，大概是认为他贤德。诸侯的弟弟被贬斥就称名，不被贬斥就称字。所以许叔、蔡叔、蔡季、纪季都贤德而称字，并且不称弟。胡氏传例在庄公三年。庐陵李氏说：春秋称弟十四处，称兄一处，齐年、郑语、卫黑背都是罪责他们的私心，陈光、秦鍼、宋辰、卫絷都是罪责他们的淡薄，卫鱄、佞夫，都可以归入陈光的例子。陈招兄先称公子，后称弟，也是因为陈侯有宠爱的私心而导致的。只有叔牙称弟，是认为他贤德，大概是因为他善于处理兄弟间的变故。公羊、左氏同母的说法，程子极力辩驳，而时氏也说：“圣人的教化，即使及于兄弟的儿子，还引导他们上进，哪有异母就疏远排斥的呢？”我在叔牙下见过啖氏说：“派遣使者致问，叫作聘，主人在庙堂接受，以伸张礼制。”孙氏说：“大国聘问而不朝见，小国朝见而不聘问，凡是记载的都是厌恶的。”张氏说：“聘问，是诸侯派遣大夫与友好国家通好，在《仪礼》篇中详细记载了。然而古代诸侯间在天子事务之外，则有邦交、殷聘的礼节。自从隐公即位以来，未曾朝聘于天子，以鲁国推之，那么诸侯大概可以知道了。齐僖公因艾之盟，急忙派使者到鲁国以结好，忘却君臣的大义，树立同列的私党。所以看年的聘问，那么凡是春秋记载聘问都可以类推了。”汪氏说：“经书记载诸侯聘问三十一处，齐国聘问的五处，始于弟年，而终于庆封；晋国聘问的十一处；宋、卫聘问的各四处；陈、郑、秦、吴聘问的各一处；楚国聘问的三处。鲁国作为秉礼的国家，接受同列的朝聘，而尊王的礼节寥寥罕见，所以全部记载以示讥讽。”庐陵李氏说：“春秋齐国聘问鲁国，五年间两次来，是齐僖公纠合诸侯的时候。归父的到来，是晋襄公未定的时候。国佐的到来，是齐顷公有意背叛晋国的时候。庆封的到来，是齐景公初立而有意争夺霸权的时候。都是出于私情了。然而春秋之初，齐国尤其对鲁国加礼，到桓公既称霸，僖公七年公子友如齐之后，鲁国派使者聘问齐国的有二十二次，而齐国聘问仅三次到，也可以由此观察

译治理国家的大道啊

译秋，鲁公讨伐邾国。

【这是鲁公讨伐邾国的开端。《左传》记载：秋季，宋国与郑国讲和，七月庚申日，在宿地结盟，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报仇。程子说：“擅自发动军队，替别人去讨伐他人，是非常不义的。”】

打着正义的旗号去讨伐称为“伐”。【汪氏说：《春秋》传文的体例说：声讨罪行去讨伐称为“伐”，这里说“奉词”，是拿着言辞去声讨对方的罪行，意思是一样的。不称“率领军队”，是因为国君出行，军队跟随，所以国君亲自率领军队时不说“帅师”。】根据《左传》，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报仇。【汪氏说：鲁公拒绝宋国而与郑国讲和，现在郑国又与宋国结盟，所以鲁公恐惧而讨伐邾国，想要以此来讨好宋国。】宋国人先前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攻入了宋国的外城。鲁国与邾仪父在元年已经在昧地结盟了。邾国人有什么罪行可以声讨呢？只是借个名义作为说辞来讨伐他们罢了。《春秋》经文中记载“伐”，并不是主战者都有可以执持的理由，被讨伐者都有可以讨伐的罪行。传文说：想要给人加上罪名，还愁找不到借口吗？鲁国替宋国找借口，非常不义，却称“伐邾”，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却不知道违背了昧地的盟约，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出来了。【张氏说：与大国和好是为了体恤小国，既然宋郑已经讲和，那么邾宋之间的小怨也可以和解了。亲近这一方而虐待那一方，如果只是为了取悦宋国而忘记了昧地的盟约。孔子说：小人勾结而不周全，这足以看出《春秋》记载“为宋讨邾”的警戒意义了。汪氏说：《春秋》整部经书中，鲁国国君和大夫与邾国单独结盟的有五次，与诸侯及大夫共同防御的有十九次，与诸侯及大夫共同防御并结盟的有十次。邾子来朝见的有六次，来防御的有一次，大夫出使邾国的有一次，鲁公讨伐邾国的有六次，大夫讨伐邾国的有七次，地位低微的人讨伐邾国的有一次，与其他国家一起讨伐邾国的有一次，大夫包围邾国的有一次，与邾国作战的有一次，鲁公击败邾国军队的有一次，邾国人讨伐鲁国的有三次。元年盟于昧，是与邾国交好的开始。哀公二年盟于句绎，是与邾国交好的结束。这一年讨伐邾国，是与邾国交战的开始。哀公七年攻入邾国，让邾子来朝，是与邾国交战的结束。邾国侍奉鲁国，不能说不恭敬，而鲁国虐待邾国却越来越厉害。对比这些事情来看，罪行自然显著了。】

冬，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

【这是天子派遣使者聘问的开始。程子说：《周礼》规定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不修习臣子的职责，天子却去聘问他们，不符合天子的体统。杜氏说：凡伯，是周朝的卿士。凡国是伯爵，汲郡淇县东南有凡城。汪氏说：凡伯，是周公的后代。《诗经》中的《板》和《瞻卬》都是他所作，大概是世代担任天子的臣子。】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把他带回去。

【这是戎人祸患的开始。《左传》记载：起初，戎人朝见周天子，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不接待。冬天，天子派凡伯来聘问，回来时，戎人在楚丘讨伐他，把他带回去。《公羊传》说：凡伯是谁？是天子的使者。这次聘问，为什么说“伐之”？是“执之”（抓获）的意思。既然是抓获，为什么说“伐之”？是表示重视。为什么表示重视？不认可戎人抓获中原人士。地点在哪里？表示重视。《谷梁传》说：凡伯是谁？是天子的使者。国家之间才说“伐”，这里一个人也说“伐”，为什么呢？重视天子的使命。戎，指的是卫国。称戎为卫，是因为他们讨伐天子的使者，贬斥他们称为戎。楚丘，是卫国的城邑。说“以归”，比“执之”要好一些。程子说：楚丘，是卫国的地方。说“伐”，显示他们以众人之力讨伐天子的使者，道路经过卫国，而卫国对待他们如同众人讨伐一样，卫国不能保护，其罪可知。说“以归”，那么凡伯就没有失节的罪过。杜氏说：楚丘在济阴城武县西南。】

国家之间才说“伐”，这里一个人也说“伐”，显示他们动用了众人之力。【薛氏说：说“伐”是用武力胁迫他。董子说：抓获天子的使者，与讨伐国家同罪。】楚丘，是卫国的地方，“以归”，是委婉的说法。在楚丘，是谴责卫国不救助天子使臣的祸患。【蜀杜氏说：凡伯经过卫国，卫国不应当让他遭遇危难，何况又不救助呢。】“以归”，是谴责凡伯失节，不能死守职位。【张氏说：“以”，是说能左右他而为他做事；“以”，也是听任左右摆布。所以凡是说“以归”的，大多责备他投降服从而侍奉仇敌。】周朝的官制，敌对国家的宾客到来，关尹报告，候人引导，司徒准备役夫，司寇查问奸细，甸人堆积柴草，火师监督照明。【《周礼》司关：凡是四方宾客到达关卡，就为他们报告。注：宾客指朝聘的人。候人如果有方向性的治理，就率领他们送到朝廷及回国时送到边境。小司徒对于小宾客，命令野外修路，准备物资。注：小宾客，指诸侯的使臣。小司寇对于大宾客，在王面前清除奸人。甸师率领他的役夫用柴草服侍内外膳食之事。】如果是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加强防备。至于天子的官吏，则由各级官员亲临职守。【汪氏说：天子的使者经过诸侯国，应当在边境等候，膳宰赠送食物，司里安排馆舍，还担心不够恭敬。】现在凡伯承受天子使命，作为过境的宾客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讨伐他并把他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没有君主和父亲了。所以《旄丘》被记录在《国风》中，显示卫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诗·旄丘》小序：责备卫国伯。狄人逼迫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修习方伯连师的职责。】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把他带回去，显示卫国不救助天子使臣的祸患。被狄人灭亡，是有原因的。【家氏说：天子的使者，戎人得以拦截并讨伐他。天子不命令讨伐，方伯连帅又不能为天子抵御仇敌。《春秋》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周王室微弱，天下……】

译没有伯侯，诸侯也就没有天子了。汪氏说：裔戎朝见天子，王臣即使不以礼遇对待他们，也不过是失掉了象胥（翻译官）的职责，只是小过错罢了。如今王臣秉承天子的命令，出使望国，路过卫国时，戎人却报私仇，用军队胁迫他们，难道他们就不顾念天子的命令吗？如果不顾念天子的命令，那就不朝见天子罢了。戎人不足责备，卫国人坐视王臣被戎人俘虏，却不能解救祸患，尊崇君主的道义，在哪里呢？《春秋》记载戎人进犯，并不是因为戎人执掌辞令而赞同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率领众多士兵，凌辱虐待王臣，这是在中原横行霸道。这不仅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也是不把中原各国放在眼里了。《春秋》记载进犯，本来就不是赞同他们讨伐罪人，何况是戎人呢？后来定王的臣子单襄公出使楚国，向陈国借路，周王室更加微弱，与滕、莒这样的小国没有什么区别了。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天子聘问鲁国共七次，始于这次，终于宣公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都只是大夫，还可以接受。宰周公以三公的重位，王季子以嫡次子的尊贵，却降低聘问的礼节，更加亵渎了。隐公、僖公得到聘问，还可以接受。用宰纠去聘问，桓公以季子去聘问，宣公宠信篡弑之人了。○啖氏说：《公羊传》说：“说‘伐’是夸大它吗？”不赞同戎人拘捕中原人士。它记载戎狄侵伐、灭亡、进入，难道都是夸大吗？《谷梁传》说：“戎，指的是卫国。如果是卫国进犯，改称为戎，这是为卫国掩盖罪恶，怎么能够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

译附录【《左传·陈及郑平》】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前往郑国主持盟誓。壬申日，五父与郑伯结盟，歃血时神情恍惚，如同遗忘。泄伯说：“五父必定不能幸免，这盟誓对他没有益处。”郑国的良佐知道陈国来主持盟誓。辛巳日，良佐与陈侯结盟，也预知陈国即将发生动乱。○郑公子忽在周天子处，所以陈侯请求将女儿嫁给他。郑伯答应，于是婚事达成】

【丙桓王寅五年】八年【齐僖公十六年，晋哀公三年，蔡宣公三十五年去世，卫宣公四年，郑庄公二十九年，曹桓公四十二年，陈宣公三十年，〇陈武公三十六年，宋殇公五年，秦宁公元年，楚武王二十六年】

　　春天，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左传》记载：齐侯打算调解宋、卫两国的关系，有约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侯，希望先相见。卫侯答应，所以在犬丘相遇。《谷梁传》说：没有约定日期而相遇称为“遇”，“遇”意味着心意相投。程子曰：“宋国深深忌惮郑国，所以与郑国最终没能和好，没有诸侯相见的礼节，所以史书称‘遇’。”杜氏说：“垂，是卫国的地方，即犬丘。”张氏说：“垂靠近鲁国，私下交往以结党营私，没有诸侯相见的礼节，这是《春秋》所厌恶的。”髙氏说：“殇公常常听从州吁的请求攻打郑国，以图谋冯。州吁被杀，宣公即位，冯不能不最终图谋，但不知道宣公是否听从，所以宋、卫在垂地相遇以谋划对付郑国。十年进入郑国，大概是垂地谋划的结果。谋划别人的国家，不以礼节相见，而表面上像是相遇，《春秋》因此如实记载而寓含贬义。”陈氏说：“宋、卫的相遇，是为了参与盟会。相遇的体例见四年。”庐陵李氏说：“垂地的相遇，《左氏》认为是宋、卫对郑国有怨恨，而齐国想要调解。大概郑国怨恨卫国是因为公孙滑，宋国怨恨郑国是因为公子冯，这种说法似乎有依据。然而考察经文，后来瓦屋只有三国参与盟会，而没有郑国。十年进入郑国、讨伐戴国的军队，又是三国结党仇视郑国，那么宋、卫这次谋划，大概是有志于跟随齐国的党派，而没有意愿消除对郑国的怨恨。齐僖公也不过借此来求取诸侯的归附，哪里真有调解怨恨的本心呢】

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祊，音必彭。《公羊传》《谷梁传》作邴】

【《左传》记载：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不再祭祀泰山。《公羊传》说：宛是谁？郑国地位卑微的人。邴是什么？郑国沐浴的邑。天子在泰山有祭祀之事，诸侯都跟随。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沐浴的邑。《谷梁传》说：称宛的名字，是为了贬低郑伯，厌恶他交换土地。程子曰：鲁国有朝宿的邑，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宿的邑，靠近鲁国，叫祊。当时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鲁国也不朝见，所以想用祊交换许田，各自取其近者，所以派遣宛来归还祊。起初用祊给鲁国，没说交换。朝宿的邑，是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能互相交换呢？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罪责相同。杜氏说：宛，郑国大夫，未赐族。祊，郑国祭祀泰山的邑，在琅邪费县东南。陈氏说：为什么称为来归？五年郑伯开始朝见天子，不受礼遇。郑国有叛离天子而联合诸侯的志向，输送和平、归还祊地，都是谦辞。这是纠合诸侯的方法。庐陵李氏说：祊、许的交换，谋划始于输送和平之时，但不过借以巩固与鲁国的友好，而不敢涉及许地。至此归还祊地，以祭祀周公为借口，大概是暗中提出交换许地的请求，而隐公还没有答应交换。郑庄公舍弃分地以结党而不吝惜，这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隐公不察觉其深谋诡计，而沉溺于得到祊地，所以在防、中丘的盟会，不得不顺从他，导致败宋入许，陷入大恶而不醒悟。如果隐公不死，尚且不能长久拥有许地，何况桓公不义即位，郑伯恰好投其所好，而前日的谋划全部实行。《春秋》所记载不超过几端，而郑国的奸情完全显露。先儒说郑庄公是小人之雄，确实如此！又说：来归的体例，除去咺来归赗，以及内女来归外，书写来归的有五次：郑祊、卫俘之来，以利而来；郓、讙、石尚之来，以礼而来。总之，都是从外至内，而不是勉强之文，其善恶则不同。季子来归，彰显国人的喜悦】

　　庚寅，我国进入祊地

【《公羊传》说：说“入”有什么难处？记日期有什么难处？说“我”是什么意思？“言我”者，不是独我，齐国也想要。《谷梁传》说：“入”者，内部不接受。“日入”是厌恶“入”。邴是郑伯受命于天子而祭祀泰山的邑。程子曰：“入”者，内部不接受，义理不可而强行进入】

郑伯想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此前来输送和平的，是用言语请求了【汪氏说：六年输送和平，传不言请归祊，但经文书平例六，其他都不言输，所以知道输送和平是请归祊。髙氏说：前年来输送和平，但口头输送而实际未到。薛氏说：给我为什么称为归？前年贿赂我了】没有进入土地。至此来归还祊地，其土地已经输送了，没有交换许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所以在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

译方岳，因此泰山之旁有供沐浴斋戒的邑地【何氏说：天子巡狩祭天，应当沐浴斋戒以表达敬意，所以称为汤沐邑，这是为了尊待诸侯并供给其费用，取足住宿所需，供给禾草谷物罢了】。诸侯在王畿之内、方岳之下，都有这样的邑地吗？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见和住宿的地方；如果诸侯都有，那么天子郊外的土地都不够作为他们的邑地了。宣王因为郑伯是母亲的弟弟、亲近的亲属，所以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汤沐之邑；如果诸侯都有，那么泰山之旁的土地都不够作为他们的邑地了【杜氏说：成王营建王城，有迁都的意图，所以赐给周公许田，作为鲁国朝见住宿的邑地，后世因此设立周公的别庙。郑桓公是宣王的母亲弟弟，被封于郑，有辅助祭祀泰山的汤沐之邑在祊。范氏说：诸侯对王室有大功盛德的，京师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汤沐之邑。鲁是周公的后代；郑是宣王的母亲弟弟，像这样有赐邑，其余则没有。许慎说：如果让诸侯在京师都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个诸侯，京师的土地不足以容纳。汪氏说：《王制》称方伯朝见天子，都在天子县内拥有汤沐之邑，比照元士，那么方伯之外的其他诸侯就不可知了。然而定四年祝鮀说卫国取得有阎的土地，以供给王职，取得相士的东都，以防备天子的东巡，那么卫国也有朝宿汤沐之邑了。庐陵李氏说：汤沐之邑，何氏认为四井为邑，邑方二里，东方二州，四百二十国，总共为邑广田十里，聚集四十二里，取足住宿，供给禾草谷物。这样看来各国都有了。范氏认为诸侯对王室有大功德的，京师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汤沐之邑，用来供给祭祀，其余则没有。胡氏跟随范氏的说法是正确的】。祊靠近鲁国，许靠近郑国，各自用靠近自己的互相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呢？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君之心，认为天王不能再巡狩了【杜氏说：郑国因为天子不能再巡狩，所以想用祊交换许田，各自顺从本国靠近的便利，想要为鲁国祭祀周公，用谦逊的言辞以求取○范氏说：王室微弱，没有再巡狩方岳的防备，诸侯骄慢，也废除了朝觐之事】。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亲之心，竟然把先祖受赐的邑地给人了。他说“我入祊”，祊不是我所有的，“入”是不顺的措辞，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赵氏说：“入祊”的意义，与“归入”的“入”相同，说不应当进入，与用兵的“入”不同。邑地是先祖受赐的，受命于天子而给人，其罪过明显了。陈氏说：“入”没有说“我”的，说“我”是交相讥讽的言辞。张氏说：这是因为郑国归给我，派官吏治理其地政而占有它。既然不是靠武力得到，就应当像齐人归给我济西田一样，不必写“入祊”也可以了。写“入”是逆词，道义上不应当接受却占有它。东迁以来，诸侯不朝见天子，天子不再巡狩，于是各自用靠近自己的邑地互相交换，这谋划始于郑伯输平之时，先以祊归给鲁国，以巩固鲁国的友好，而不敢涉及许田，其言辞说是为了免除鲁人不供奉先祖的罪过，而还没有交换许田。郑庄公不忌惮把先祖受赐的王邑给人，所谓想要夺取，必先给予，最终使鲁隐公在宋国之间失败，以成就宋国进入许国的计谋，又最终从鲁国得到许田，可见郑庄公是小人中的雄杰，罪过不可胜数。永嘉吕氏说：郓、讙、龟阴不说“入”，大概郓、讙、龟阴是我旧有的物品，这里说“入”则不是我旧有的物品。《左传》说用祊交换许田，经文没有看到用祊交换许田的事，这时郑国结交鲁国，不是鲁国结交郑国，前年来输平，就用言语约定，今年来归祊，就用利益引诱。虽然归给祊，已经觊觎许田了，只是用祊求取与鲁国结交，所以暂且缓行。不久桓公篡位，于是索要许田，开始从鲁国取偿。《左传》把这事并列说，而称为交换。髙氏说：郑国开始结交鲁国以抗拒敌人，所以归给祊以收买鲁国，鲁桓公篡位以求援助，所以贿赂田地以偿还郑国，土地虽然好像互相交换，而事情不相干。郓、讙、龟阴本是我的邑地，归给就拥有了，这里特写“入”，是因为它不是我的所有，不应当进入。孟子说子哙不得把燕国给人，子之不得从子哙接受燕国。郑国的归给，鲁国的进入，其罪过相等。汪氏说：郓、讙、龟阴写来归，这也写来归。大概郑庄公贪图鲁人交换许田而归给祊，齐景公服从圣人的德化而归给郓、讙、龟阴。虽然其义利不同，而都出于内心的真诚，不是勉强使之归给。所以都写曰“来归”，美恶不嫌，同辞。然而这一年写“入”，以示其不顺，就不是郓、讙、龟阴之比了○啖氏说：《公羊传》说“齐也想要”，按写“我”的，是说鲁进入罢了，何关齐事呢】附录【《左传》：夏天，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妫氏。辛亥，带着妫氏回来。甲寅，进入郑国。陈鍼子送女，先配

译然后祭祀祖先。鍼子说：“这不算作是夫妻，是欺骗祖先。不符合礼制，怎么能生育后代呢？”

译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谷梁传》说：诸侯在史书中记载死亡日期，这是符合正道的。

辛亥日，宿国的男爵去世。

《谷梁传》说：宿是微小的国家，未能参与同盟，所以称其爵位为“男”并记载其去世。

天子驾崩，向诸侯通告时不称其名；诸侯去世，以名字向天子报告，从而与天子区别开来，这是合乎礼制的。范氏说：名字是用来相互区别的，居于人民之上的人，在民众之上，所以没有特定的名字。家氏说：天子只有一位，可以不称名；诸侯众多，怎么能不称名呢？赵氏说：诸侯去世称名，是为了彰显朝代更替，并且表示地位低于天子。古代人死后不赐谥号，不以名字为避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于是就有了避讳的礼制。汪氏说：《尚书》称尧、舜、禹都不避讳名字，直到商汤才开始不称名；大戊、武丁称为中宗、高宗，那么不仅仅是周朝开始避讳名字，只是到了周朝，避讳的文饰才完备罢了。所以君主去世，向其他国家报告时说：“我们的国君不幸去世，敢向执事者报告。”春秋时期遵循使用这种礼制，凡是报告的人都不称名字。经书记载其终结，即使是五霸中的强国，齐桓公、晋文公在鼎盛时期，也没有不称名字的，这是孔子笔削的结果。汪氏说：诸侯去世书写名字，不仅是为了区别尊卑等级，也是为了记载远近，区别同异。报告时不称名而史书却写名字的，是与鲁国互通使节的；已经互通使节却不称名的，是旧史官的失误。汪氏说：宿国男爵元年同盟，杞国与鲁国结亲，而成公去世不写名字；滕国一同讨伐秦国，而成公十六年滕子去世不写名字，都是史官的失误。没有互通使节却称名的，是有证据的。汪氏说：如这一年的蔡宣公以及晋献公、惠公之类。所以阐述此义的，记录在礼篇中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活着时不称名，去世时称名，以区别于天子，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这大概是礼制的中道。诸侯去世报告时不称名，而孔子变革它，必定以名字书写，改变了周代的制度。《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圣人加以修订，而孟子称之为“作”，就是这类原因。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这是三国结盟的开始。《左传》说：齐人最终平息了宋、卫与郑国的争端，秋天在温地会合，在瓦屋结盟，以解除东门之战的怨恨，这是合乎礼制的。《谷梁传》说：外国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因为诸侯的三国结盟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换人质不及二伯。

程氏说：宋国是主盟者，这是与郑国断绝关系。杜氏说：齐侯尊重宋国，让宋国主持会合。汪氏说：此后齐、郑讨伐宋国，进入郕国、许国，那么宋国虽然想与郑国断绝关系，但齐国终究不肯与郑国断绝关系。张氏说：春秋初期，都是离散的会合之盟，到这里则是三位君主共同向神明立誓，以示明信。然而宋殇王是前代之后，齐僖公是东方大国，卫国也是北方大国，正可以借此机会做讲信修睦之事，成就安抚百姓、减轻负担的计划。而在盟会之后，讨伐宋国夺取城邑，看待今日盟誓的话，不再顾忌。这就像小人平时指天日发誓，后来面临小利害，不仅不伸手救援，反而推人下水并加害，正相似啊。唉！《春秋》在瓦屋之盟中，列举三位君主，并且记载日期，以表示谨慎，这是为了哀伤世道变坏之甚。庐陵李氏说：瓦屋之盟，左氏认为是齐国最终平息宋、卫与郑国的争端，而郑国不参与，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宋、卫对郑国的怨恨未息。大体上列国的忿争，都以强弱为进退。齐国最强，宋、卫次之，郑国则是小国。传曰：“宋、卫确实难以对付，郑国能做什么呢？”那么宋、卫所畏惧的，在齐国而不在郑国。所以瓦屋之盟，宋、卫虽然屈服于齐国，但终究不与郑国讲和。程子说：与郑国断绝关系，这个说法很精辟。然而郑庄公固然倚仗齐国以自强，齐僖公也借助郑国以纠合诸侯。所以瓦屋之盟虽然以王爵尊重宋国，但第二年宋公不尊王室的罪行，又由郑国人引发。这是齐僖公表面上尊重宋、卫，暗中却巩固郑国的党羽，宋、卫没有觉悟，而齐僖公、齐襄公的小霸业，齐桓公的开创霸业，都源于此。

大道隐没而天下成为一家私有，然后才有诰誓；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然后才有诅盟；盟诅频繁而契约混乱，然后才有交换人质。到了这时，倾覆危殆的风俗形成，百姓无法安身立命。《春秋》变革淡薄而崇尚忠信，在三国结盟时记载日期，以谨慎其开始。陈氏说：诸侯初次三国结盟，有三国结盟然后才有主盟者。春秋初期，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郑国有志于背叛王室而联合诸侯，于是向鲁国输诚讲和。齐国也为了艾地的盟会来平息鲁国，为了瓦屋的盟会来平息宋、卫。东方诸侯的交往兴盛了。高氏说：诸侯互相结盟，是王法所不容的，何况在京城附近，而三国敢在这里结盟，所以详细记载日期以表示谨慎。

周朝官制设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凡是国家有疑虑，就向盟会请求结盟，共同听从天子的命令，这也是圣人对待衰世的意思罢了。德行又进一步衰败，诸侯放纵，他们多次结盟不等待会同，他们的私约不经过天子，口血未干而违背盟约的有了。汪氏说：这次盟会齐国背叛宋国，元年盟蔑、盟宿，鲁国背叛并违背盟约。其末流以至于交换人质，还有不信用的。汪氏说：隐公三年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四月郑国祭足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夺取成周的禾稼，周、郑交恶；昭公二十年宋国华向夺取太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作为人质，鲁公也夺取华向的儿子作为人质，冬天鲁公杀死华向的人质并攻打他。《春秋》谨慎对待三国结盟，赞许胥命，赞美萧鱼的会合，以诚信待人而不怀疑。汪氏说：三国结盟是齐盟的开端，胥命于

译在萧鱼之地，蒲与防进行会盟，这是《春秋》所不认可的盟会。大概是因为有志于实现天下为公的时代，凡是这类事情，都改变了周代的制度。

家氏说：《春秋》初期有两国互相盟誓的情况，如鲁国与邾国盟誓，鲁国与宋、纪、莒在密地盟誓，齐国与郑国在石门盟誓，这都是两国之间的盟誓。如今却是三国会盟，宋国作为首倡，责任在宋国。《春秋》初期有两国互相攻伐的情况，如莒国入侵向地，无骇入侵极地，郑国攻打卫国，莒国攻打〇地，这都是两国互相攻伐。四年时，宋、陈、蔡、卫四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于是开始出现四国联合攻伐的情况，宋国作为首倡，责任也在宋国。《春秋》对于三国会盟、联合攻伐都以宋国为首，正是为了谴责宋国无视周天子权威的罪过。

永嘉吕氏说：瓦屋是周王室的领地，三国在此会盟，既不去朝见周天子，却杀牲歃血，在京城附近的边境私下结盟，这种蔑视王室的罪行岂能饶恕？这次盟会关系到世道升降的关键，尤其不可轻视。

王氏说：自《春秋》记载盟会以来共有七次，此前都是两国交盟，还可以理解；如今宋、齐、卫三国会盟，则结党营私之心炽盛了。所以后来臯鼬之盟防共有十八国参加，连周王室的元老刘文公也参与了，这是三国会盟积累的结果。此前会盟都在各自境内，如今瓦屋却在周王室领地，无视王权的迹象明显了。所以后来秋泉之盟七国进入王城，连周王室的卿士王子虎也参与了，这是瓦屋会盟积累的结果。

译八月，安葬蔡宣公。

《公羊传》说：“去世时为什么称名？而安葬时不称名？去世时，遵循正统；而安葬时，遵循主人的意愿。去世时为什么记日？而安葬时不记日？去世时，需要报丧；而安葬时，不需要通告。”《谷梁传》说：“只记月份安葬，是因为有缘故。”程子说：“这是为了迅速。诸侯通常五个月安葬，没等到期限，是因为简略。”赵氏说：“《公羊传》说：‘去世称名，安葬不称名；去世遵循正统，安葬遵循主人。’按说安葬时举用谥号，不需要重复称名，这是史书的体例，不必另立义理。”

附录【《左传》：八月丙戌，郑伯带领齐国人朝见周王，这是合乎礼制的。】

九月辛卯，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传》《谷梁传》作“包”】。

【这是与莒国交好的开始，也是鲁君特意防备外国大夫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关系。《公羊传》说：“隐公为什么与地位卑微的人结盟？称‘人’表示顺从，没有疑心。”《谷梁传》说：“可以说‘公及人’，不可以说‘公及大夫’。”程子说：“邻国之间的交往，讲求信用、修好和睦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结盟？隐公委屈自己与臣属结盟，道义上不安。”杜氏说：“浮来，是纪国的城邑。”张氏说：“浮来，是莒国的地方。”】

莒国是小国，莒人地位卑微，隐公却与他结盟，所以特别用“及”字来讥讽隐公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大夫的罪过【赵氏说：莒国是小国，如果不写“公”，就让人怀疑不是隐公本人。凡是经文中写“公及大夫”，都是讥讽隐公委屈礼制而与他结盟。如果写了外国大夫的名字，那就是归罪于外国大夫，比如与晋国处父结盟那样。陆氏说：不是大夫敢与隐公结盟，而是隐公自己想与他结盟。特别写“公”是为了讥讽隐公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大夫的罪过。】《易经》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辉，使卑贱者不可逾越【朱子说：人如果能谦逊，那么居尊贵地位的人其德行更加光辉，居卑贱地位的人别人也不能超越。】隐公可以说是谦逊了，为什么讥讽他失礼？回答说：谦逊亨通，君子因此减少多的、增加少的，衡量事物的适宜，公平地施与【程子说：谦逊有亨通之道，减少过度的、增加不足的，用来施于事，衡量事物的适宜，以均平其施与，使得公平。】隐公委屈千乘之国的尊贵，降低身份与小国的大夫结盟，这难道是衡量事物适宜、公平施与的意思吗？过分卑下而可以逾越，就不是谦逊的德行了【高氏说：莒国虽然是小国，但曾参与讨伐莒国，其力量还能影响到他人，所以隐公结此盟以求援助。张氏说：传文说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隐公对小国不惜委屈自己却不明白大义，所以还急切地通过盟誓来结好，以国君的尊贵去比附小国的大夫，降低班列而不自知，特别写“公及”是为了彰显并非莒人敢于敌视诸侯，隐公大概是自己失去了君主的体统。家氏说：凡是隐公与强国的大夫结盟，不写“公及”，是为了避讳强国以无道施加于隐公。与小国的大夫结盟，就不避讳隐公，因为隐公自己想与他结盟，并非那小国的大夫要挟隐公一定要结此盟。齐国高傒、晋国处父，是强国的大夫。莒人，是小国的大夫。鲁莒自春秋以来有未平的怨恨，此前纪国人为他们平息，现在隐公想降低心气以消除两国的祸患，却与莒国的臣子结盟，以望国之君的身份与小国之臣结盟，这是谦逊但不合礼制的。刘氏说：《公羊传》说实际上是莒子，称“人”表示顺从而不疑。隐公与小国国君结盟有什么不可，反而跟随地位卑微的人降低称呼呢？《谷梁传》说可以说“公及人”，不可以说“公及大夫”。莒人就是莒国大夫，因为地位卑微所以称“人”。如果说可以写“人及晋处父盟”，为什么不写“及晋人”呢？】

发生螟灾。

【程子说：这是灾害。百姓以粮食为命，所以有灾害必须记载。高氏说：记载螟灾的有三次，隐公时期两次，庄公时期一次；记载螽灾的有十一次，桓公时期一次，其余都在僖公之后。螟虫吃禾苗的心，螽虫无所不吃。作为灾害，螟灾轻而螽灾重。春秋初期，轻微的灾害也记载。等到后来，轻微的灾害不胜记载，只记载严重的。不然，难道庄公之后两百年都没有螟灾吗？】

附录【《左传》：冬天，齐侯派人来报告成功。三国公使，众仲回答说：“您放下对三国的图谋来安抚那里的百姓，这是您的恩惠。寡君听到了命令，怎敢不承受？这是您的明德。”】

冬天，十二月，无骇去世【“骇”，《公羊传》《谷梁传》作“侅”】。

【《左传》：羽父请求赐给谥号和族氏，隐公向众仲询问族氏。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诸侯以字为谥，因此作为族氏。官职有世袭的功绩，就有官族，邑邑也是如此。”隐公命令以字为展氏。《公羊传》说：“这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氏？厌恶他开始灭国，所以终身不称氏。”《谷梁传》说：“无骇的名字没有听说过，有人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或者说故意贬低他。”程子说：“没有赐族，所以只称名。”杜氏说：“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公子展的孙子，所以为展氏。去世后才赐氏，所以不写氏。”】

无骇只称名，是因为没有赐族。诸侯的儿子做大夫，就称公子；他的孙子做大夫，就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与异姓的臣子没有赐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侠之类就是这样。已经赐族并让他世袭做大夫，就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必定寻求贤德之人，不以世袭为官。春秋初期，还接近古制，所以

译无骇和侠都被记载在史册上罢了。此后，官员的职位世代承袭，没有不赐予家族的，有的以字为氏，有的以谥号为氏，有的以官职为氏，有的以封邑为氏，这样先王的礼制就丧失了。以至于三桓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去国家、出逃流亡的人接连不断，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按照礼制，天子王畿内的诸侯世代享有俸禄但不能世袭爵位，那么诸侯所任命的大夫世袭职位而不更换，这难道是合乎礼制的吗？《礼记·王制》说：“天子王畿内的诸侯享有俸禄，王畿外的诸侯世袭爵位；又说：诸侯的大夫不世袭爵位和俸禄。”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内容，是非的界限就显现了，治乱的后果也就明白了。

译【周桓王六年】九年【齐僖公十七年，晋哀公四年，卫宣公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郑庄公三十年，曹桓公四十三年，陈桓公三十一年，〇武公三十七年，宋殇公六年，秦宁公二年，楚武王二十七年】

　　春天子派南季来鲁国聘问。

【《谷梁传》说：“南是姓氏，季是字；聘问，是询问的意思。天子询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程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王法施行，按时加以聘问，以安抚诸侯，这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的职分，朝觐的礼制废绝，这是王法应当惩治的。不能正典刑，反而去聘问他们，又不被答复，失道太严重了。”】

按《周礼》中行人一职，王者对待诸侯，有时聘问以结好，间或询问以晓谕心意【《周礼》注：时聘也没有固定的日期，间问是隔一年问一次，诸侯指的是存省之类的礼仪】而《谷梁子》为什么唯独说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呢【庐陵李氏说：《周礼》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殷覜以消除邦国的邪恶，间问以晓谕诸侯的心意，归脤以交流诸侯的福佑，贺庆以赞助诸侯的喜悦，致禬以补济诸侯的灾祸，所以《谷梁》认为不合正道的说法，范甯认为很详尽，而赵子也说：王政施行，天子派使者聘问诸侯，是为了治理恩惠，考核政典，然而胡氏唯独采纳《谷梁》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周礼》是古代王室亲近诸侯的常典，而《谷梁》则深入探究春秋时期王聘的过失，不可谓不对】古代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见【《礼记·王制》注：比年，是每年；小聘派大夫，大聘派卿，《周礼》规定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每年见一次，又五百里甸服两年见一次，又五百里男服三年见一次，又五百里采服四年见一次，又五百里卫服五年见一次，又五百里要服六年见一次】天子对于诸侯，不可以像这样冷漠【若，音八】所以也有聘问的礼仪。隐公即位九年，在此时史策不记载派遣使者去周王室，那就是未曾聘问；也不记载隐公去京师，那就是未曾朝见。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去他的土地，像隐公这样，贬爵削地是可以的，刑罚却不施行，反而派遣使者去聘问，这大概就是认为不合正道的缘故吧【孙氏说：桓王不能振兴衰败，整顿治理，统制四海，以恢复文王武王的基业，反而像列国之君一样，派使者来聘问，桓王作为天子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了。朱子说：诸侯不朝见周王室，而周王室反而向下聘问列国，这是什么道理】经书记载隐公去京师的有一次【成公十三年】朝见天子的有两次【僖公二十八年】卿大夫去京师的有五次【僖公三十年公子遂，文公元年叔孙得臣，八年公孙敖，宣公九年仲孙蔑，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又文公九年叔孙得臣，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因为参加葬礼所以不计数，然而公孙敖也是吊丧不到，大概是根据经文去京师没有吊丧的记载，所以一并提及】举鲁国一国，那么天下诸侯怠慢不臣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天子来聘问的有七次【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公四年宰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宣公十年王季子】赐命的有三次【庄公元年荣叔，文公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那么询问其他邦国以及齐、晋、秦、楚等大国，又可想而知了。天子不像天子如此，征伐怎能不从诸侯中产生呢？诸侯不像臣子如此，政事怎能不从大夫中产生呢？君臣上下的名分改变了，陪臣执掌国命，荆蛮控制诸夏了。其根源都来自天子失去了威福的权柄。《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啊【高氏说：前年凡伯来聘问，而戎人随即攻打他，诸侯没有救援王臣困难的。王臣不问，又派南季来聘问，又不被答复，失道太严重了。张氏说：隐公十年之间，宰咺、凡伯、南季三次到鲁国朝廷，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想要亲近它。隐公不明白尊王的义理，而朝聘的礼仪不行于王室。《春秋》详细记载王使来到鲁国，读者自然知道隐公的罪过了。○汪氏说：隐公的立位，既不禀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踵来到鲁国朝廷而不类似，见于平王。武氏子来求〇，又不奔丧参加葬礼。等到桓公即位，又不入觐，而安然接受王臣的两次聘问，接待滕、薛的旅朝，终其一生不派一个使者去京师。如果说摄政而不称君，那么为什么每年出盟诸侯呢？《春秋》记录王臣的聘问，只有隐、桓之世最多。隐公不能善终，桓公背负大恶，不善的积累大概是有缘由的】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有什么异常？不合时宜。”《谷梁传》：“震，是雷；电，是霆。”】

　　庚辰日大雨雪【雨，音付】

【《左传》：三月癸酉日，大雨霖并伴有雷电，记载这是开始。庚辰日，大雨雪，也像这样，记载这是时节失序。凡是雨，自三天以上为霖；平地一尺为大雪。《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异常。有什么异常？特别严重。”《谷梁传》：记载疏密程度。”八天之间，

译如果再次发生大的变故，阴阳运行错乱，所以要谨慎地记下日期。《雨月》记载的是端正之意。程颐说：“阴阳运动有其常规，没有差错。凡是失去常度，都是人为感应所致。所以《春秋》对灾异必定记载。”汉代儒者传承这种说法，却不通达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们所说的多属虚妄。三月大雨伴随雷电，这是不合时宜的灾异。大雨雪，因非常态且规模巨大，也属于灾异。

译震雷闪电，是阳气的发动；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历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此时雷声尚不可出，闪电尚不可见，却出现巨大的雷震闪电，这是阳气失去了节律。雷声已出，闪电已现，雪就不应再降，却下起大雨大雪，这是阴气放纵。阴阳运动有常道，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如今阳气失节，阴气放纵，公子翚进谗的征兆出现了，钟巫之难的祸根萌生了。《春秋》记载灾异必定书写，虽然不直接说明其对应的人事，但人事的应验都蕴含其中。只有明了天人相互感应的契机，以及感应响应的道理，才能看见圣人所书写的深意。

挟卒（《公羊传》《谷梁传》作“侠”）

《公羊传》说：挟是什么？是我国大夫中未被正式任命的人。《谷梁传》说：挟，是被挟持的人。不称大夫，是因为隐公不授予他大夫的爵位。隐公不授予大夫爵位是为什么？因为隐公不能成为合格的国君。杜氏说：挟，是鲁国大夫中未被赐姓立族的人。王氏说：凡是爵位未到大夫的称为微者，不列入《春秋》，如果列入了就是大夫了。

夏天，修筑郎城。

《左传》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汪氏说：“郎，是鲁国的邑。”

城墙，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修筑城墙有制度，劳役有时令。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小城没有百雉的城墙制度。鲁国曾经修筑费城、郈城，后来又将它们拆毁，那就超越了礼制，不符合法度了。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告诫民众准备事务，大火星出现时提供劳役用具，水星黄昏时居中天时树立板干，冬至日完工。隐公修筑中丘、郎城，都在夏天，这就妨碍了农事，不合时令了。城墙不超越制度，劳役不违逆时令，又应当分配财物用具，平整板干，称量畚筑，估量土石，商议远近，粗略确定基址，揣测厚薄，测量沟渠，备足干粮，估量官吏，计算功期，不违背预先的规划，然后才可以动工。何况失去时令制度，妄自兴修大工程，没有爱护养育百姓的意思，其罪行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隐公元年，费伯已经率领军队修筑郎城，九年之间两次兴修土木工程，后来庄公在郎筑台，文公拆毁郎台，昭公在郎筑苑囿。鲁国的各位国君，在郎地劳役百姓，也太过分了。庐陵李氏说：“郎，是鲁国近邑，在高平方与县东南，隐公两次修筑它。而桓公时代，三国在此交战；庄公时代，陈、蔡的诸侯也驻扎在此；齐、宋用兵窥探鲁国，又在此驻军。那么郎难道不是鲁国的要地吗？后来筑台、筑苑囿，也都在这里。起初，还有警惕恐惧之心；最终，却成了游观玩乐之地。”

秋天七月

《谷梁传》说：没有事情，为什么

译读书？不耽误农时。

译冬天，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地，公羊传写作“邴”。】

《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宋国。宋国因为入郛之战怨恨隐公没有告知命令，隐公发怒，断绝了与宋国的使者往来。秋天，郑人凭借周王的命令来告知讨伐宋国的事。冬天，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谋划讨伐宋国。”《谷梁传》说：“防地，是对外以主位相待的地方。”杜预说：“防，是鲁国的地方。”高氏说：“防，是宋国的地方。第二年鲁国就夺取了它。”

《周礼·秋官·大行人》说：“适时会见以发布四方禁令。”【《周礼·秋官·大行人》注：时见就是不时之见，没有固定的日期，诸侯中有不顺服的，周王将要征讨，那么诸侯朝见周王后，周王命令在国境之外筑坛，会合诸侯而发布禁令和命令。禁令指的是九伐之法。】这里说的是不合时宜地会合诸侯，以禁止天下的不义之事。各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名目？凡是史书记载“防”（会见）的都是讥讽，说是非因王事而相会。【赵氏说：凡是在境外相见都叫防。临川吴氏说：诸侯在野外相见叫防，或者是各国国君相见，或者是君臣相见，或者是各国大臣自行相见，或者是讲和，或者是谋事，都叫防。永嘉吕氏说：凡是史书记载“防”的都是不正当的，那方面比这方好，恶行有重有轻，那就各自存在于其事中了。汪氏说：《曲礼》说：诸侯在隙地相见叫防，那是预先谋定地点，约定日期前往，朝见天子罢了。《春秋》记载防九十二次，都不是因王事而相防。隐公防四十九次，夫人防四次，大夫防二十三次，外国诸侯防十三次，外国诸侯防隐公三次。通观整部《春秋》，那么防戎于潜是《春秋》的开始，防吴于黄池是《春秋》的终结。从中原诸侯相防来说，那么这次防于防是《春秋》的开始，哀公十二年防卫侯、宋皇瑗于郧是《春秋》的终结。开始是跟随齐国而结党，以奠定中原霸业的基础；终结是跟随吴国而私谋，以预示战国争端的开端。哪里还有讲信修睦的心呢？所以说：凡是史书记载“防”的都是讥讽。只有襄公十一年防于萧鱼，晋悼公不战而屈楚，以至诚对待郑国，礼待囚犯禁止暴行，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记载防伐，而又记载防，是整部经书的特笔，可以说是那方面比这方好的例子了。】《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他，派人来告知命令，在防地会见，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约定军队会师的日期。”这也可以说是非王事吗？回答说：“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宋国，而在王都听从征讨的禁令，即使是召陵之师也比不上这样。”【汪氏说：齐桓公的召陵之师，虽然不是周王的命令，但仗义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供王祭，是《春秋》用兵中最善的。】开始是私下相防，在防地谋划；中间是私下相盟，在邓地约定军队会师的日期；最后是乘人之危而深谋大利，夺取两个城邑，据为己有，奉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见的人，果真像这样吗？《春秋》记载防、记载伐而不区别其文辞，就是因为这个。【赵氏说：这时王室已经微弱，哪有诸侯禀承命令去讨伐罪人的呢？如果真是奉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见的人，第二年伐宋，必定会区别文辞，不应该依照常例记载伐。张氏说：鲁隐公自从六年接受输平，八年进入祊地，志在亲近郑国而仇视宋国，所以外表做出平定宋国的样子。郑国又加上宋公不尊奉周王的罪名，那么兴兵就有名义，而其义可以招引齐国，这就是防于防的谋划，为第二年伐宋做铺垫。左氏只看到名义而没有考察实际，所以这样记录。殊不知郑庄公只是借此来欺骗齐国和鲁国罢了。看繻葛之战，宋殇公的不尊奉周王，哪里像郑庄公那样严重呢？高氏说：这是齐国违背瓦屋之盟，与隐公连谋为郑国伐宋。隐公得利就与郑国联合，既已归还祊地，与齐国、郑国并力，齐国的强大可以作为援助，可以伐人，所以诸侯争着与它结盟。宋国既与它谋划郑国，而鲁国、郑国反而与它谋划宋国。家氏说：鲁国与宋国未曾有怨，齐国对宋国又是同盟，现在鲁国陷入归还祊地的利益，齐国违背瓦屋之盟，将要连兵伐宋，内心揣度有愧，所以共同假借周王命令兴师。《春秋》记载防于防，是诛讨开始谋划的人。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隐公特防齐侯，八次防嬴、讙、艾、栎、城濮、平州、夹谷是也。】

附录【《左传》：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担忧戎军，说：“他们步兵，我们车兵，怕他们侵扰我们。”公子突说：“让勇敢而不刚愎的人试探敌人而迅速撤退，您设下三层伏兵等待他们。”戎人轻敌而不整肃，贪婪而没有亲附，胜利时不相让，失败时不相救，先头部队见到战利品必定努力前进，遇到伏兵必定迅速奔逃，后头部队不救援就没有后继了，这样就可以取胜。听从了他的建议。戎人先头部队遇到伏兵而奔逃，祝聃追击，从戎军中穿过，前后夹击，全部歼灭戎军，戎军大败奔逃。十二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军。】

【戊桓王辰七年】十年【齐僖公十八年，晋哀公五年，卫宣公六年，蔡桓公二年，郑庄公三十一年，曹桓公四十四年，陈桓公三十二年，〇武公三十八年，宋殇公七年，秦宁公三年，楚武王二十八年】

春天周王二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左传》：春天周王正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癸丑日，在邓地结盟。约定军队会师的日期。陈氏说：“东迁之后，诸侯专断征伐，小的修怨，大的定篡弑，还没有横行于天下。”】

译也。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没有周王的命令却私自防备齐国和鲁国。齐国和鲁国也没有周王的命令却私自防备郑国，此后诸侯的军队才开始横行天下。」汪氏说：「在防地防备，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谋划讨伐宋国的举动。到了中丘的防地，又与郑国合谋而确定出兵的时间。《春秋》详细记载这些，是为了彰显讨伐宋国的军队是如何会合的。这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然显现。」

译夏，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讨伐宋国。

公子翚不称姓氏，是因为他提前行动。起初他防备宋国以讨伐郑国，是坚决请求后才出发的。如今他防备郑国以讨伐宋国，却提前前往，不等待钟巫之变，可以看出他已有无君之心了。那些乱臣贼子，积累他们的强横恶行，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等到权势已经形成，威势行于内外，即使想要制约他们，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警戒兵权下移，在动乱发生之前就加以制约。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辛未日，夺取了郜地；辛巳日，夺取了防地。

对于国内的大恶，措辞委婉；对于小恶，则直接记载而不隐瞒。诸侯分封的城邑，不是自己的却去夺取，这是盗窃，为什么不隐瞒呢？在“取”的行为中，还有更严重的。像成公夺取鄟地，襄公夺取邿地，昭公夺取鄫地，都是颠覆别人的国家而断绝其后嗣，也都记载为“取”。所谓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指这些。所以夺取郜地、防地，直接记载而不隐瞒。

这里不记载“战”而记载“败”，是因为“败”的一方是主动者，对方与之交战而这一方打败了对方，双方都列阵称为“战”，用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

秋，宋国人、卫国国人侵入郑国。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国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它。

译凭借谁的力量？是凭借宋人、蔡人、卫人的力量。《谷梁传》说：不认为依靠别人的力量而轻易夺取是正当的，所以由主事者来记载这件事。程子说：“戴邑，是郑国所给予的，所以三国去讨伐它。郑国与戴邑联合进攻，把三国的军队全部消灭，他们残害百姓的程度太严重了。”

译称伐称取，是兼有这两种情况。【薛氏说：伐取是什么意思？是说攻击并俘虏他们。高氏说：宋国既然已经接连出兵进入郑国，又乘胜召蔡国人去攻打戴国。戴国是郑国的盟友。宋国是小国，它攻打戴国是为了报复郑国。郑国又窥探到三国军队的便利，攻打并俘获了他们，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得到三国军队的轻重程度。这说明宋国、卫国虽然进入了郑国，但不能因此削弱郑国。临川吴氏说：取，就像哀公九年宋国皇援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哀公十三年郑国罕达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那样，是指打败他们的军队并全部俘虏他们的士兵。】有人怀疑郑国人兵力不足以俘获戴国，兼有三国军队，这是错误的。十人包围五人攻击，是正兵之法。以少胜多，是奇兵之法。庄公曾经战胜叔段，打败周王室的军队，围困州吁并进入许国，能够用奇兵取胜，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郑军驻扎在郊外，用多种方法来迷惑敌人。四国军队已经交战，郑国趁机利用他们的疲弊，一举兼有三国军队，这是卞庄子的战术。【卞庄子，鲁国卞邑的大夫。《史记·陈轸传》记载：卞庄子想要刺杀老虎，旅馆的小童阻止他说：“两只老虎正在吃牛，吃得香甜必定会争斗。争斗则大的受伤，小的死亡，再刺受伤的那只，一举必定有双虎的名声。”卞庄子认为他说得对。过了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争斗，卞庄子从受伤的那只刺去，果然有双虎的功劳。】然而这样做可以吗？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称伐称取，大概是因为郑庄公残害百姓太过分，应当受这种刑罚。【家氏说：郑国自从战胜叔段以来，习惯于使用武力，攻打卫国，攻打宋国，进入许国，打败王室军队，都是竭尽他们的兵力直到今天。使用奇兵，一举俘获三国军队，这难道不叫善于作战吗？史书称“郑伯”，是点明这个人。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哪里还配享有爵位呢？汪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郑国借助三国的力量而俘获戴国。然而郑国正与宋国交战，宋国可以借助它的力量来俘获戴国吗？宋国、卫国正进入郑国，并联合蔡国攻打郑国的盟友，必定不肯借助郑国的力量让它去俘获戴国。○庐陵李氏说：程子认为郑国和戴国联合进攻，全部俘获三国军队，这种说法恰当。胡氏认为一举兼有四个国家，恐怕过分了。】

附录【《左传》：九月戊寅，郑伯进入宋国】

冬十月壬午，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郕，公羊作盛】

【《左传》：“蔡国人、卫国人、郕国人不服从王命。冬，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讨伐不服从王命的人。”《谷梁传》：“入，是内部不接受。记载日期进入，是厌恶进入的人。郕，是一个国家。”程子说：“讨伐不服从，是攻打宋国。”】

《左氏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的命令去讨伐，而郕国人不服从，齐国、郑国进入郕国，讨伐不服从王命的人。程氏认为宋国本来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春秋》看不出这是为周王讨伐。周王的臣子不出行，周王的军队不出动，只是假借王命来逞私愤罢了。【汪氏说：后世假借天子的诏令，借人君的命令，兴兵报复私仇、发泄私愤的，代代都有，甚至像唐朝的宦官藩镇，劫持皇帝远出，肆无忌惮，这也是因为春秋的法则不施行罢了。庐陵李氏说：郑庄公假借王命的事情，从隐公元年，以王室军队、虢国军队攻打卫国，那时他还算是卿士。到三年有交换人质的恶行，周人把政事交给虢公了。六年郑国开始朝见周王而不被礼遇。八年夏，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而郑国又派齐国朝见周王。九年才有宋公不正当的军队，而传文说：郑伯是周王的左卿士，难道不是两次朝见之后，周王又任用他，而郑国周旋于王室，不过是为了假借报复的私心，起初并没有辅佐的诚意。十一年的进入许国，传文又说：国君说许国不恭敬，也是假饰的言辞。最终在打败宋国、进入郕国、进入许国接纳公子冯之后，志得意满，而有繻葛之战了。所以诸传中只有程氏得其要领，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被郑伯欺骗了。】这种说法依据经文是合适的，如果是讨伐不服从王命，就不会记载“入”了。“入”是不顺从的言辞。如果认为是难词，那么齐国、郑国是大国，讨伐郕国有什么难的呢？【高氏说：戴国是郑国的盟友，而三国攻打它；郕国、卫国是盟友，而齐国、郑国进入它，这是效法恶劣行为。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而又称“人”。薛氏说：在这里郕国再次被进入，诸侯专断用兵而小国无法施展手脚。临川吴氏说：大概自从五年卫国进入郕国之后，郕国就服属于卫国，所以是卫国的盟友。汪氏说：进入，《春秋》开始，兵争扰乱，没有像这一年这样严重的。夏天三国攻打宋国，秋天宋国、卫国进入郑国，又联合蔡国攻打戴国。郑庄公又包围戴国，俘获三国军队，还觉得不够，并且联合齐国进入郕国。一伐一入，迭胜迭负，彼此交侵，他们的党羽像战国时杀人盈野，暴骨如芥，征兆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始于隐公的原因。】

【已，桓王已八年】十一年【于宝说：十满则重新开始，以奇数从满数，所以说“有”。○齐僖公十九年，晋哀公六年，卫宣公七年，蔡桓公三年，郑庄公三十二年，曹桓公四十五年，陈桓公三十三年，杞武公三十九年，宋殇公八年，秦宁公四年，楚武王三十九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

【这是诸侯朝见鲁国的开始，也是旅见的开始。《左传》：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说：“我先受封。”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卜正，薛

译这是其他姓氏的诸侯，我不能排在他们的后面。”鲁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您和滕君屈尊来到我这里。周朝有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会去测量；宾客有礼数，主人就会去选择。’周朝的宗族盟会，异姓诸侯排在后面。我如果到薛国朝见，不敢与各位任姓诸侯按年龄排辈。您如果屈尊赐给我恩惠，我就请求让滕君排在前面。”薛侯答应了，于是滕侯排在前面。《公羊传》说：这里说“朝”是什么意思？诸侯前来称为“朝”，大夫前来称为“聘”。为什么兼而言之呢？因为滕国是小国。《谷梁传》说：天子没有战事，诸侯互相朝见，这是正当的。考察礼制、修明德行，是用来尊崇天子的。诸侯前来朝见，时节是正当的。植言同时也。累数皆至也。程子说：诸侯虽然有互相朝见的礼节，但当时的诸侯对于天子未曾朝觐，唯独相率来朝见鲁国，这能算是合乎礼制吗？杜氏说：薛国，是奚仲的后代，是夏朝所封的国家，在鲁国的薛县。

译诸侯相互朝见，合乎礼制吗？孔子说：“国君为了两国君主之间的友好关系，设有反坫。”格庵赵氏说：“诸侯与邻国君主相见，主君与宾客地位对等，宾客饮毕，将空爵放在坫上，宾客从坫上取爵洗爵，斟酒以回敬主人，主人饮毕，也将爵放在坫上。《周礼·司仪》记载：凡是公爵相互作为宾客，要三次辞让、三次作揖；诸侯、诸伯、诸子、诸男相互作为宾客，礼仪如同公爵一样。”注解说：“这是指相互朝见。”啖氏说：“君主相见称为朝，朝，就是早晨的意思，因为在早晨相见。”《周礼·行人》记载：“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隔三年相互聘问，每隔一代相互朝见。”赵氏说：“诸侯相互朝见，必定有婚姻之好，疆界之理，所以王者不中断他们的交往。”汪氏说：“《大戴礼记·朝事篇》也记载了诸侯相互朝见的礼仪，但也是夹杂在天子的事务中讲述的，而且称为‘相’，就有往复的礼仪，不像春秋时期诸侯以小弱朝见强大那样。”然而称为“殷”，就适中而不过分；称为“世”，就终诸侯一世而相互朝见一次，其礼仪也节制了。周朝衰微，典礼大坏，诸侯放纵恣肆，没有礼义的交往，只看强弱，以鲁国的事来看：有的来朝见而不回报其礼，有的屡次前往而不被接纳而返回，都不符合三年聘问、一代朝见的制度了。而且各国对于天子所陈述的职责，大概缺失了。永嘉吕氏说：“鲁国所前往的，是齐国、晋国，更严重的则朝见远夷的君主，而齐、晋未曾朝见鲁国；鲁国所接受朝见的，是滕国、邾国、薛国、杞国、曹国，否则就是外裔的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曾一次接受鲁国的朝见。大概齐、晋强盛，楚国则是所畏惧的，滕、邾、薛、杞则土地狭隘而不能与鲁国抗衡。僖公即位三十三年，朝见王所两次，前往齐国三次；成公即位十八年，前往京师一次，前往晋国四次，其他没有朝见王所、前往京师的。”而相互朝见聘问可以吗？凡是大国来聘问，小国来朝见，一概记载而不删削，都是为了表示讥讽。滕、薛两位君主，不仅一并提及，又讥讽他们同时朝见。《礼记·曾子问》“诸侯旅见天子”注：旅，众也。范氏说：总括而言，是同时都到。不是天子不旅见诸侯，隐公安然接受而不推辞，也可见隐公的心志荒乱了。刘氏说：一并提及，讥讽旅见。不是天子不旅见诸侯，诸侯相互旅见是不合礼的。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鲁国尚不敢同日参与盟会，哪有南面称君的君主来朝见而让他们同日并见的呢？隐公的心志已经骄纵，一旦朝见两国的君主，不能识别其不合礼而接受，不仅是骄纵，心志也荒乱了，死也不适宜吗？张氏说：凡是诸侯朝见，各自记载，如果谷、邓同时到达而朝见，礼仪不同日；累计数目，如果邾、牟、葛以及现在滕、薛同日行礼，同日行礼只有天子可以接受，诸侯不应当这样。现在隐公对于天子未曾朝觐，而滕、薛相继来朝，又不单独接见，而是让他们同日旅见，非常不合礼。高氏说：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却在鲁国按班次朝见，哪有同列来朝见而按班次朝见的呢？异姓为后，是说朝见天子时罢了。薛氏说：滕、薛旅见，宾客和主人都有罪。汪氏说：齐侯、郑伯前往纪国，也是一并提及，难道旅见于纪国吗？大概记载两位君主来朝见，就是并行朝礼；记载两位君主前往纪国，不过是同往纪国，不是并行朝礼。然而僖公二十八年两次朝见王所，都是诸侯并朝；襄公二十八年公前往楚国，也是诸侯同往，经文都不记载其他诸侯，因为《春秋》以鲁国为主，记载鲁国以显示其余罢了。有人问：诸侯来朝见，王臣及大夫来聘问，都记载，为什么呢？茅堂胡氏说：诸侯的邦交，每年问候，三年聘问，一代朝见，这是常事。《春秋》记载，有的聘问或不聘问，有的朝见或不朝见，有的过于厚密而频繁，有的过于薄疏而疏远，没有符合三年聘问、一代朝见的礼仪，就不能作为常事了。所以全部记载于史册，以显示天王、方伯、诸侯治乱、强弱、安危、是非、邪正的痕迹，作为后世的鉴戒。永嘉吕氏说：《王制》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称为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谷梁传》说天子无事诸侯相互朝见，是错误的。

夏季，隐公在时来会见郑伯。

《公羊传》《谷梁传》“夏”字下有“五月”二字，“时来”，《公羊传》作祁黎，《左传》作郲。《左传》：“夏季，隐公在郲会见郑伯，谋划讨伐许国。”郑伯将要讨伐许国，五月甲辰日，在大宫授兵。公孙阏与颖考叔争车，颖考叔挟持车辕逃跑，子都拔棘追赶他，到了大逵，没追上。子都愤怒。杜氏说：“时来，是郑国的地名。”临川吴氏说：“郑庄公以小利引诱鲁隐公，已经与他讨伐宋国，为郑国报仇了，又将与他一同讨伐许国，为郑国增加土地。许国与郑国接壤，是郑国所利的，齐、鲁与此无关。郑伯用计钓引齐、鲁的君主，而借他们的兵力，吞并小国，以利于自己，太厉害了！郑国的不仁，而齐、鲁的不智。”

译高邮孙氏说：“隐公出奔十二次，都没有达到隐公的志向，是因为他谦让于桓公，不愿意承受正君的礼仪，圣人推究他的本意而略去了记载。”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译《左传》记载，秋季七月，隐公与齐侯、郑伯会合，讨伐许国。庚辰日，军队在许国境内驻扎。颍考叔夺取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上城墙。子都从下面射他，颍考叔坠地。瑕叔盈又举着“蝥弧”旗登上城墙，四周挥动旗帜并呼喊说：“国君已经登城了！”郑国军队全部登上城墙。壬午日，于是攻入许国。许庄公逃往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认罪，即使您有命令，我也不敢参与分配。”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郑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着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而借我的手来惩罚他。我只是因为有一两位父兄，不能安定亿兆百姓，怎敢把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呢？我有弟弟，不能和睦相处，却让他到四方去糊口，何况能长久占有许国呢？您就奉着许叔来安抚柔顺这里的百姓吧。我将让公孙获来辅佐您。如果我得以善终，上天或许会以礼制来悔悟对许国的灾祸，不如让许公重新供奉他的社稷，只有我们郑国有请求或拜谒时，像旧日的姻亲一样，他能屈尊顺从我们吗？不要让其他家族实在逼近居住在这里，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连自身覆亡都来不及，何况能祭祀许国呢？我让您住在这里，不只是为许国着想，也是借此巩固我们的边防。”于是派公孙获住在许国西部，说：“凡是你的器具、财物，不要存放在许国。我死后你就赶快离开。”我们的先君刚在这里建立都城，王室已经衰微，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他们的秩序。许国，是大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周朝的德政，我怎么能和许国争夺呢？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里合乎礼制，礼制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排列民人，有利于后代。许国没有法度而讨伐它，服罪就宽恕它，估量德行而处置它，衡量力量而行动，互相配合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制了。郑伯派卒级单位出公猪，行级单位出狗和鸡，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君子认为郑庄公失去了政令刑罚。政令用来治理百姓，刑罚用来纠正邪恶。既没有德政，又没有威严的刑罚，这才导致邪恶，邪恶了又诅咒他，将有什么好处呢？程氏说：“记载‘及’是因为以内部为主，如果不是以内部为主，就会先记载会合讨伐，后记载攻入。”杜氏说：“许国，是颍川许昌县。”记载“防”说明讨伐许国本是郑国的意图。临川吴氏说：“想要得到许地是郑国的本意，最终攻破许国是郑国的专功，只是借齐鲁的兵力一同讨伐，以国大爵尊者为主。军队攻入许国后，郑庄公表面上不占有功劳而让给齐侯，齐侯认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敢接受，于是让给鲁国，鲁国又认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敢接受，于是给了郑国，郑国就接受而不推辞，最终实现了贪图土地的志向。记载‘入’而不记载‘灭’，是因为许君已经逃往他国，郑国虽然独占其地，但让许君的弟弟供奉宗庙，不断绝其祭祀。‘入’是亡国的委婉说法，为什么说是善辞呢？认为这比夺取土地而断绝宗庙祭祀要好。”记载“及”说明攻入许国是隐公所希望的。高氏说：“鲁国既然为郑国打败宋军，现在又为郑国攻入许国，大概是因为归还祊地的缘故。王氏说：“之前讨伐宋国，郑国帮助鲁国夺取两邑；现在攻入许国，鲁国帮助郑国吞并邻境，称‘及’，是记录隐公的愿望。蜀地杜氏说：“记载‘公及’，是表明隐公主导；记载‘公’而齐郑称‘入’，那么后世必定认为隐公和地位低微者并列，所以标明其爵位，这是为了均等讥讽的意义，讥讽在于记载‘入’而不在于称爵位。庐陵李氏说：“春秋一事，开始记载会合而后记载事件，只有这一年和桓公元年垂之会盟，都是为了彰显内外的意图。桓公十二年武父之会到讨伐宋国，则记载‘及’，条例与此相同；桓公十六年曹夏之会讨伐郑国，则仍记载会合，不只是鲁国所希望的。这可以看出书法的严谨。又说：许国姜姓，是大岳的后裔，在颍昌长社，与郑国为邻，郑庄公并吞的志向很久了，只是以三国共同讨伐，难以独占利益，所以对外假借保存许国的名义，对内结纳许人的心，而又派公孙获来钳制许叔，那么许国就是郑国的内臣了。不久庄公去世，许叔趁着郑国动乱进入许国，于是郑许的嫌隙再次开启。然而齐桓公称霸后，许国又跟随会盟，三次跟随征伐，许国侍奉齐国尚且谨慎，齐国救援许国也很周到，那么虽然有楚人的围攻，郑人的侵犯，也无能为力。等到晋国称霸以后，许国专心侍奉楚国，不再顾念中原，所以晋文公率领诸侯围攻，晋襄公率领三国讨伐，悼公时有荀罃的讨伐，平公时有荀偃的侵犯，以小小的郑国，一年两次对许国用兵。春秋虽然贬斥郑国，而许国也不能自我保全，所以成公十五年以后，一次迁到叶，再次迁到夷，又迁到白羽，又迁到容城，过了两年被郑国游速所灭，这就是今天攻入许国，乃是日后灭亡许国的开端。然而首谋在郑国，记载隐公以及，难道不是春秋厌恶党同伐异的诛伐吗？”隐公即位十一年，天王派遣使者来聘问两次，而隐公未曾朝见京师，这是第一条罪。平王去世，不奔丧助葬，致使武氏子来求取赙赠，这是第二条罪。礼乐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自兴兵，为宋国而讨伐邾国，为郑国而讨伐宋国，这是第三条罪。山川土田各有封疆，上受之于天王，下传之于先祖，而夺取郜国及防地，进入祊地，交换许国，这是第四条罪。现在又攻入别人的国家而驱逐其君主，

译这是第五项罪过。以上这五项不正确的行为，是人臣的大恶，而隐公却兼而有之。那么，不善所带来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于桓公，而隐公的罪过积累也不可以掩盖了吗？假如隐公能以礼治国，并努力向善，怎么会有钟巫之难呢？因此，《春秋》所记载的内容，从人事方面来说，是非善恶的痕迹在前面施行，而成败吉凶的效果在后面显现；从天道方面来说，感应之理就明白了，不可不仔细考察【刘氏说：隐公不能善终，是因为德行浅薄却多有功劳，思虑浅近却屡次得逞。防备好四境，祸患反而在内部，怎能不令人悲哀呢？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陈氏说：许庄公出逃不记载，是因为他无罪。凡是出逃无罪的不记载，所以许男逃往卫国不记载，须句国君来奔也不记载。赵氏说：诸侯没有王命就进入别人的国家，罪过已经很大了，又派大夫去镇守，这就不该被诛杀了，而《左传》认为这是有礼，这是助长动乱的阶梯啊】

译附录《左传》记载：周桓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刘、蒍、邗等地的田地，却把郑国大夫苏忿生的田地赐给了郑国。这些田地包括温、原、絺、樊、隰、郕、櫕、茅、向、盟、州、陉、隤、怀等。君子因此知道桓王失去了郑国的归附。以宽恕之心行事，是道德的准则，也是礼制的常道。自己不能拥有却随意送给别人，别人不来归附，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郑国与息国发生口角争执，息侯攻打郑国。郑伯在边境与息国军队交战，息国军队大败而还。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不衡量自己的力量，不亲近自己的亲属，不审察言辞的真伪，不查明对方是否有罪，犯了这五种过错却去攻打别人，军队遭受损失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冬十月，郑伯率领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壬戌日，大败宋国军队，以报复宋国之前入侵郑国。宋国没有向周天子报告战事，所以《春秋》不记载。凡是诸侯有重大事件，报告了就记载，不报告就不记载。军队出征的胜负，也是如此。即使是灭国之战，如果败方不报告战败，胜方不报告战胜，就不记载在史册上。

冬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左传》记载：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想借此谋求太宰之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我打算把君位传给他。”于是派人经营莒裘这个地方，我打算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向桓公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杀死隐公。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在狐壤与郑国人交战，被郑人扣留。郑人把他囚禁在尹氏家中，隐公贿赂尹氏并向尹氏祖先的钟巫祈祷，于是尹氏把他送回国，并立了钟巫的神位。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囿斋戒，住在寪氏家中。壬辰日，公子翚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死了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人被杀。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是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如果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是没有臣子的表现。子沈子说：“国君被弑杀，臣子不讨伐贼人，就不是臣子；儿子不报仇，就不是儿子。葬礼是生者的事情。”《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与臣子无关。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不忍心说出口。隐公为什么没有正月？因为隐公打算让位给桓公，所以不拥有正月的名分。

《谷梁传》说：隐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被弑杀。隐公不忍心记载地点。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国君被弑杀，贼人没有被讨伐，不记载葬礼，是为了谴责下属。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隐公不称正月。元年有正月，是为了纠正隐公。

程颐说：“国君在路寝去世，见到卿大夫后去世，才是正常的死亡。在燕寝去世，就不是正常的死亡。”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被弑杀。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没有臣子。

朱熹说：“凡是鲁国国君被弑杀，就记载‘薨’，并通过不记载地点来表明，这大概是臣子隐讳的意思，也是圣人的微言大义。”

导致隐公让位、国家不能以正道确立，是惠公的罪过。【茅堂胡氏说：确立继承人必须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用来确定名分、堵塞祸乱的根源。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妾，桓公年幼而隐公年长，怎么能顺从个人的爱憎私情，扰乱长幼的次序，属意于不该立的人，却让长嗣不敢安心在位呢？所以说导致隐公让位，是惠公的罪过。】晋平公宠爱少姜，为她制定了夫人的丧服，等到诸侯前来吊唁时，他却坚决推辞说少姜不是正妻。由此可知，春秋时期诸侯的正妃去世，宠妾终究不敢正式称为夫人，并指称她的儿子为嫡子，这是很清楚的。

导致桓公弑君、几乎不能及早决断，是隐公的过失。既然谗言已经交织扰乱其间，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却说“派人经营莒裘，我打算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不决、拖延时机，没有及早明辨。【东莱吕氏说：应当授予就授予，什么叫打算授予？应当经营就经营，什么叫打算经营？进退可否决定于我，又怎么会有所谓的‘打算’呢？茅堂胡氏说：果断是智慧的主宰，迟疑是事情的祸害。所以说导致桓公弑君，是隐公的过失。汪氏说：公子翚进谗言的时候，正是吉凶祸福的关键时刻，投机的瞬间不容许丝毫迟疑。隐公如果确实要让位给桓公，就应当迅速召见桓公并授予君位；如果不打算让位给桓公，就应当迅速杀死公子翚以杜绝谗佞，不容许片刻的迟缓。现在却在危险疑惑、动荡不安的时候，表现出犹豫不决、狐疑不定的态度，使得公子翚得以窥探他的意图而萌生恶念。公子翚凶恶悖逆，见利而不顾君主，如果杀桓公的话不被采纳，那么弑隐公的阴谋就会进献了。】

这结果是理所当然的。隐公被弑杀，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茅堂胡氏说：记载‘公子翚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死了隐公’，这是鲁国史官的原文。】

记载为“公薨”，是孔子亲笔所写。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不隐讳国家的恶行。【茅堂胡氏说：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都直书弑君之事，君子乐于宣扬人的善恶，称述其恶行，何况对于国君父亲呢？孔子作《春秋》，然后对于鲁国国君记载‘薨’而不记载‘弑’，显示臣子对于国君父亲应当隐讳其恶行而不忍心说出口。】

孔子删削旧史，断自圣心，对于鲁国国君被弑杀，删去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国史是一个官职的职责，而《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途本来就不一样。【刘氏说：鲁国史官是一个官职的职责，而《春秋》是天下的法则，圣人的志向，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

不记载“弑”，显示臣子对于国君父亲有隐避其恶行的礼节。【茅堂胡氏说：《春秋》对于鲁国的事多所隐讳，如公薨不记载地点，出奔称孙，灭国说取，易地说假之类，并不是抹杀事实，使后世没有考证，只是委婉其辞，不直书罢了。因此内部失去土地就不记载，军队战败就不记载，亲自送葬就不记载，朝见而不见，接纳就不记载。】

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于国君父亲有不抹杀事实的忠诚。【张氏说：记载国君去世必定详细记载地点，以显示正常的死亡。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来不及辨别是否正常，而有不忍心说出口的情况，大概是因为被弑杀。何氏说：如果记载说‘公薨于寪氏’，桓公和公子翚的罪过，不仅没有被讨伐，后世也没有办法识别了。汪氏说：有人以

译不记载地点以表示此处有缺文，却认为隐公并非被弑杀，这是被《明堂位》中“鲁国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的说法所迷惑了。记录礼制的人不通晓《春秋》不记载地点的含义，于是就说鲁国未曾弑君。不记载安葬，是为了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讨伐贼人、报仇雪恨的道义。啖氏说：凡是国君安葬都记载，唯独隐公和闵公不记载，意思是贼人没有讨伐，就像没有安葬一样。张氏说：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国君被弑，臣子应当立刻讨伐贼人，以报君父之仇，所以贼人未讨伐就不敢安葬。那些不知道讨伐贼人却就安葬的，《春秋》就删去安葬的记载，以显示臣子不忠不孝，而忘记了君父的仇恨。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修撰《春秋》，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贼人不讨伐，仇恨不报复，就不记载安葬，那么丧服就不能脱去，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尽头，以此法则来讨伐贼人极为严厉，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陈氏说：《春秋》的法则，对内对外通常用词不同，遇到弑杀君父这样的大变故，我怎么忍心直言呢，所以记载为“薨”，“薨”是十二位国君共同的记载，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是隐公和闵公独有的。既然如此，虽然有所避讳，但乱臣贼子的罪状已经完备了。高氏说：国君不在正寝去世而在其他地方，就彰显其死得不正，以此来警示危险。至于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是弑杀了。国君被弑杀却忍心直言，这是没有臣子之心，所以记载“薨”而不记载地点，用来深罪当时在朝的臣子，而显明诛讨当时参与弑杀的贼人。贼人未讨伐，不记载安葬，表明作为臣子的人，放纵贼人不问，又让他们得以立为国君，都心甘情愿地北面侍奉，这就等同于参与弑杀。当时的臣子都参与了弑杀，那么安葬的人是谁呢？即使安葬了也如同没有安葬一样。诸侯没有两个嫡长子，桓公不能以嫡子身份立为国君，按照庶子中年长的原则，隐公立为国君是符合正道的，假如隐公以年长自处，请求天子命令以正位，君临鲁国以奉祀周公，谁说不行呢？却探求先君的邪念，自认为是为了桓公，而立下谦让国家的虚名，希望桓公相信自己。桓公说：希望他归还政权，而隐公却安然想要终身在位，于是导致被弑杀。大概是因为隐公不懂大义，才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陆氏说：《谷梁传》认为十年没有“正”字，讥讽隐公占据其位而不正，从而招致祸患。高氏说：不自正，不是隐公当时不拥有这个位置，而是圣人谴责他应当正位而不正位。天子的正月，而国君不自正，为什么呢？天子颁布历法给诸侯，诸侯在宗庙告朔，然后颁布政令。隐公想要让位给桓公，好像政令不是从自己发出一样。王氏说：隐公十年没有“正”字，记载“春”而没有“月”的有六次，并非都是事情不必按月记载，而是月份不能涵盖，以此来纠正隐公。隐公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后没有正月；定公元年没有正月，二年以后有正月。隐公不拥有其位，想要把国家授予桓公，从而招致祸乱；定公从季孙意如那里得到国家，所以有的纠正其开始而不纠正其结束，有的不纠正其开始而最终纠正，各自根据事情来体现法则。庐陵李氏说：隐公立国十一年，从六年以前结党于宋国，从六年以后结党于齐、郑。推究他即位虽然按次序应当立，但本来不是惠公的命令，而是出自众大夫的推举。所以元年与仪父结盟，秋天与宋国结盟；二年与戎人结盟；四年与清人相遇，春秋都记载“及”，大概隐公想要联结各国以自保。虽然想要自保，但大夫专权的情况在仲孙无骇、翚率领军队时已经相继出现了。输送平邑以后，隐公逐渐得志，所以攻打邾国而忘记蔑地的信约，攻打宋国而抛弃宿地的盟约，进入祊地、进入许地，无所不至，从而有了莒氏的祸患。假如隐公初立时向上请求王命，那么长幼的道义自然明白，君臣的名分自然确定，又何必屈身于诸侯，把权力委托给大夫，以造成日后的变故呢？杜氏认为隐公是让国的贤君，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刘氏说：《左传》说“不记载安葬，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这是不对的。桓公暗中谋划弑君，想要别人不知道，所以归罪于莒氏，难道还会让丧礼不成，以自我暴露吗？

译右边是隐公十一年，记载在《春秋》经文中的事件共有七十六件，作为治理世道的经典，拨乱反正的著作，是历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丹阳洪氏说：夏、商、周三代各自确立了一套王法，其末期都出现了弊端，《春秋》作为治理世道的根本大法，贯通万世而没有弊端】。它的详情可以听我说说吗？说“元”是第一，就知道要效法先王、遵循法度以体现“元”的道理，这是人主的职责；说周历的正月为春，就知道要确立制度、改正历法，以夏历的正月为可行的时令；说正月是王历的正月，就知道天下必须统一于一个中心。隐公不记载即位，就知道父子、君臣的大伦常不可废弃；与邾仪父、宋人结盟，都记载为“及”，就知道应以忠信诚恳为先，而盟誓并不值得看重；太叔出逃到共国，而记载为“郑伯克段”，就知道应以亲爱为主，而恩义轻重的权衡不可偏废；来赠送仲子丧葬用品，而冢宰署名，就知道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而嫡妾的名分不可混乱；祭伯朝见鲁国，直接记载为“来”，就知道人臣道义上不应有私人交往，而朋党的根源不可滋长；公子益师记载死亡，就知道《春秋》尊重大臣，而恩礼的哀荣不可冷漠【音苦八】。元是什么？仁就是元。仁是什么？心就是仁。建立万种法规，应对万事，率领驾驭万民，统治理万国，都是这颗心的作用。尧、舜、禹将天下相互传授，尧用来命令舜的话，舜也用来命令禹，首先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周公称赞“你的父亲文王，能够安守他的本心，所以能够建立这些常事”，一心安定而万物顺服。春作为夏历的正月为什么呢？北斗指向寅位，然后才称为春；建巳位，然后才称为夏。所以《易经》说：“兑卦正于秋”，以兑卦为正秋，那么坎卦正于冬是必然的。现在把冬当作春，那么四季就改变了位置，《春秋》是正名的书，难道会这样吗？所以程氏说“周历的正月不是春，是借天时来确立道义罢了”。商人以建丑位改变夏历，但不能在周朝实行；周人以建子位改变商历，但不能在秦朝实行；秦人以建亥位为正，本来就不可以实行了【汪氏说：商朝和秦朝未曾把丑、亥改为正月，只是以丑、亥为岁首，议论的人不应当因言辞而损害原意是可以的】。自从汉朝改用夏历，经历千年，直到今天，终究不能改变，说它是历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指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了。孔子难道会欺骗后世吗？王历正月统一于一个中心为什么呢？天没有两个太阳，土地没有两个君王，家没有两个主人，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道没有两种归宿，政令没有两个门户，所以议论常道的人，排斥百家，尊崇孔子。那些不属于六艺科目的，不让它们同时并进，这是道术归于统一【见《前汉书·董仲舒传》】：“《春秋》主张大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老师传授不同的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百家说法不同，旨意各异，因此上面无法保持统一，法制屡次变更，下面不知道遵守什么。我认为那些不属于六艺科目、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让它们同时并进，邪僻的学说灭绝，然后纲纪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确，百姓知道听从什么了。”谈论治理的人，想要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见《唐书·李德裕传》】：“治理的要害，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谨慎选择贤才作为宰相，有奸诈欺瞒的人立即罢免，常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那么政事还担忧治理不好吗？”而改变礼乐，改革制度，那么流放、放逐、诛杀的刑罚就随之而来【见《礼记·王制》】：“改变礼乐的人是不服从，不服从的君王流放；改革制度服饰的人是背叛，背叛的君王讨伐。”这是国家政令归于统一【茅堂胡氏说】：“典礼、赏赐、刑罚四者，是《春秋》的纲领，其命令来自上天，其决断在于人主，其法度出自朝廷，百官在内遵守而不敢违背，地方长官和将帅在外奉行而不敢改变，这就是王历正月统一于一个中心。”如果开辟私门，废弃公道，各自以方便行事，这是人各自为政，违背了《春秋》大一统的道义【见《前汉书·王吉传》】：“《春秋》之所以主张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现在俗吏全都权谋诡诈自任，因此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户政令不同，每人服饰各异，诈伪滋生，刑罚没有尽头。”在昧地结盟而记载“及”，是隐公所希望的；在宿地结盟而记载“及”，是隐公立国后寻求和平，不像小国对大国不得已而求盟那样【汪氏说】：“如纪侯与黄国结盟，鄫子与防地在邾国结盟之类。”后来七年为宋国而攻打邾国，昧地结盟杀牲歃血究竟是为了什么？后来十年为郑国而攻打宋国，宿地结盟祈求鬼神又在哪里？比较事情来观察，而盟誓不值得看重，也很清楚了。世道衰微，民俗混乱，像宋殇公对于冯，卫侯郑对于叔武、瑕，都是为了利益争夺，不能胜算【事见《左传》隐公三年、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而庄公唯独以顺从母亲为借口，养成太叔的恶行，中庸的人养育不中庸的人，有才的人养育无才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有贤德的父兄。仁爱的人对于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罢了。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是恩情掩盖了道义。让官吏治理国家，而象不能有所作为，是道义战胜了恩情【汪氏说：齐僖公对于夷仲年，不能以道义断绝恩情，最终招致无知的祸患；宋景公对于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情掩盖

译义，最终导致陷入萧墙之祸。恩义并立，而在中间持衡。段虽然凶恶悖逆，但攸乱，这是《春秋》责备庄公的意思。太宰建立邦国的六典，用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然而接受命令去赗赠诸侯的妾，不知道这样做不可，这是不智；知道这样做不可却不说，这是不忠。不忠不智的人，可以担任百官之长吗？所以贬斥他而直书其名，是轻视他。有人说：怎么知道咺没有说话？如果君王不采纳，说什么？如果君王不采纳，就辞去职位而不居，这是礼。现在奉命而来，就知道他阿谀顺从，没有体恤国家、爱护君王的义理了。他贬斥而直书其名，不是因为他曾是太宰。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么还要那辅助的人做什么？如果因为他曾经担任冢宰，不论功过，而曲意以礼貌对待他，这不是《春秋》责备宰相的意思。君子有互相推荐引荐，交好是为了公义；小人有互相结党营私是为了私利，他们的迹象虽然相同，但情由不同，不可不仔细考察。祭伯朝见鲁国，怎么知道他是为了私利而不与他交往呢？隐公即位，未曾请求王命，这是王法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王的卿士，不能以正确的典刑告诫君王，却远道而来朝见，他阿私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所以尹氏来报丧，不称爵位；祭叔来聘问，不说奉命，都是为了阐明人臣的义理，杜绝朋党的根源。大夫记载死亡，体现君臣的义理；不记载安葬，明确尊卑的等级。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彰显礼仪的差别。只记名而不记氏的，是因为他自身担任卿职而不是世袭；称公子的，是因为贵贱的缘故，让他担任卿职。不记载官职的，是因为没有向王请求而自行任命。那些率领军队防守作战，奉命出使离开国境，名姓已经登载在史册上，像公子翚这样的人却不记载死亡，为什么呢？迷惑国家、误导朝廷，亲身实行弑君悖逆，就有天讨的刑罚了。公子遂的罪过也相同，却记载死亡，为什么呢？借由事件的变故，来阐明卿大夫死亡不举行绎祭的礼制，而义理并不牵涉到公子遂。季孙意如没有事件的变故，却单独记载死亡，为什么呢？《春秋》有变例，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季氏驱逐昭公，杀死务人而立宋，如果像汉高帝那样不赏赐私人的功劳，那么三家就会退而听命，公室就能振兴。定公侥幸免于祸患而忘记仇敌，被利益诱惑而忘记耻辱，任用意如为大夫而不讨伐先君的贼人，天理就灭绝了。因此比较事件来观察其异同，可见触类旁通，其旨意无穷。用一年的事情来考察，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都可以看见了。把它作为治理世道的典章，拨乱反正的书籍，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难道不确实吗！

译《春秋大全》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四

明代 胡广等人 撰写

桓公上篇

桓公名轨。《史记》中记载名为允。他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夫人是文姜。在位十八年。谥法规定：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称为“桓”。

周鲁桓公十五年，周桓王去世，儿子周庄王即位。

郑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去世，儿子郑昭公忽即位。这一年，郑昭公忽出逃到卫国，郑厉公突即位。鲁桓公十五年，郑厉公突出逃到蔡国，郑昭公忽回到郑国。秋天，郑伯突进入栎邑。鲁桓公十七年，郑昭公被杀，郑子亹即位。鲁桓公十八年，齐国杀死了郑子亹，郑国祭仲立郑子仪为君。

齐鲁桓公十四年，齐僖公去世，儿子齐襄公诸儿即位。

宋鲁桓公二年，宋殇公被杀，宋庄公冯即位。

晋鲁桓公二年，晋哀侯侵犯陉庭，陉庭与曲沃武公合谋。鲁桓公三年，曲沃攻打晋国都城翼，俘获晋哀侯，晋国人拥立他的儿子小子侯。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杀死了小子侯。鲁桓公八年，曲沃灭掉了翼。冬天，周天子命令虢仲在晋国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

卫。鲁桓公十二年，卫宣公去世，卫惠公朔即位。鲁桓公十六年，卫惠公

出逃到齐国，公子黔牟即位。

蔡鲁桓公十七年，蔡桓侯去世，儿子蔡哀侯献舞即位。

曹鲁桓公十年，曹桓公去世。曹庄公射姑即位。

滕 详见隐公元年

陈鲁桓公五年，陈桓公去世，陈陀杀死太子陈象而自立。鲁桓公六年，蔡国人杀死了陈陀，陈厉公跃即位。鲁桓公十二年，陈厉公去世，陈庄公林立。

杞 详见隐公元年

薛 详见隐公元年

莒 详见隐公元年

邾 详见隐公元年

许 鲁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

小邾 详见隐公元年

楚鲁桓公六年，楚国讨伐随国，派使者让随国向周王室请求承认楚国的诸侯称号，周王室没有听从，使者回报楚国。鲁桓公八年，熊通愤怒，自立为武王，与随国人结盟后离开。详见《庄公四年传注》。

秦 详见隐公元年

吴 详见隐公元年

越 详见隐公元年

【庚，周桓王午九年】元年【齐僖公二十年，晋哀侯七年，卫宣公八年，蔡桓侯四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曹桓公四十六年，陈桓公三十四年，〇陈武公四十年，宋殇公九年，秦宁公五年，楚武王三十年】

元年，是即位的第一年。从此以后连续计算，即使时间很久也不改变，这是古代君主记录史事的惯例。《春秋》沿袭这一做法，作为编年体的法则。到了汉文帝被方士的话迷惑，改称后来的元年，才开始扰乱古代的体制。他在位十六年了，再次称元年，可以吗？【《前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文帝十六年，赵人新垣平说：“宫阙下有宝玉之气到来，”每天欺骗人拿着玉杯进献，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又说：“观测太阳再次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退去又回到中天。”于是下诏将十七年改为元年。汪氏说：“查考《史记·秦纪》，惠文君十四年改为元年，索隐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称一年，那么改元并不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汉武帝又因为特定事件另外建立年号【汪氏说：汉武帝即位改元为建元，年号从这里开始出现。刘氏攽说：《封禅书》称后三年，有司说元应该用天瑞来命名，不应该一、二地数着推算。所谓后三年，大概是元狩六年到元鼎三年。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没有理由提前三年就称之。由此说来，元鼎以前的元都是有司追认命名的，所以元封改元才有诏书。汪氏说：元光因为长星出现，元狩因为捕获白麟，元封因为封禅，太初因为改历，天汉因为祈雨，都是根据事件而更改的。】历代沿袭这种制度，有的五六年改一次，有的四三年改一次，有的甚至一年改两次，使得史书记载繁杂芜乱，无法全部记载。世世代代无穷无尽，而美好的名称却是有限的，这难道是能够长久流传、阐明远大的可行方法吗？如果想要长久流传，应当以《春秋》的编年法为正确。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传》说：继承被杀死的君主不记载即位，这里记载即位，是什么意思呢？《谷梁传》说：桓公没有王，为什么记载“王”呢？是为了慎重开始。为什么说“没有王”呢？桓公弟弟杀死哥哥，臣子杀死君主，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没有王道的做法，于是可以导致这种结果。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继承被杀死的君主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继承被杀死的君主不记载即位之所以正当，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结，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继承被杀死的君主而记载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继承被杀死的君主而记载即位，为什么说是参与了弑君呢？回答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结，自己以正当的即位之道即位，就是对先君没有恩情。程子说：桓公弑君自立，是无天无王的极致，而史书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桓公、宣公参与了弑君，然而圣人按照他们的意图记载即位，与僖公、桓公等用同样的措辞，那么他们的罪恶自然显现，这正是为了深深责备他们。】

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而记载即位，是为了彰显他弑君自立的罪行，深深断绝他【高氏说：隐公被杀，经文只记载薨，而凶手没有写明主名，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