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译卷。乾隆十三年。

钦定《周官》在汉代最为晚出，又经过刘歆、王安石等人运用它而产生谬误，导致汉儒如何休、宋儒如苏辙、胡宏都持有异议。然而三代以上的大经大法，不通过这本书就无法考察得知。郑玄的注解，贾公彦的疏证，相继有所阐发。宋代讨论的人更多，而王昭禹的详解，王与之的订义，尤其详细广博。明代儒者如王应电的集传，王志长的删翼，也足以辅助前代儒者。我

译皇上特别命令儒臣搜求考证自汉代以来各家的学说，详细加以甄别收录，并在案语中推究阐发精微深奥之处，凡是汉代儒者所假托的内容，都一一揭发摘取，使其不能成为整部经典的蛀虫，大概程颐、朱熹所怀疑而未决断的问题，到了今天才像日月一样昭然显现。乾隆四十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周官义疏卷首

圣制

大司徒掌管百官，这是他的专职。而用九职来任用万民，则是司徒的职责，但仍然由大司徒所统领。大司徒在九职之事上均衡四海，九职的民众，没有不让他们安居于邻里，衣食充足，没有因手脚不勤而失去职事的，没有因饥寒交迫而失去生计的，没有违背礼法而抛弃道义的，没有用奇巧手段迷惑众人的。像这样，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不听从教化的。五谷按时节生长，万物顺利滋生，这就是所说的顺着民众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利，而民众得到的利益已经无穷无尽了。有人说《周礼》是理财之书，即使大司徒也掌管此事。不知道先王谈论利益，利益在于民众；后世谈论利益，利益在于官府。怎么可以用后世附会的说法来诽谤先王良好的法度和美好的政治呢？有人说《周礼》中天府掌管祖庙的守卫储藏，以及相关的禁令，凡是国家的玉制镇物和重大宝物都储藏在那里。进献民众数量和谷物数量时就接收并储藏起来。先儒认为重视民众和谷物的事情与玉制镇物和重大宝物相同，而我则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呢？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粮食为天。民众粮食充足然后教化才能兴起，教化兴起然后国家才能治安，国家治安然后祖宗的器物才能经常守护而不坠落。所以民众和谷物的数量比守护器物更重要。而且想要全面了解民情，不如全面了解民众数量；想要全面了解民众数量，又不如全面了解谷物数量。大概能够全面了解谷物数量，那么年成的丰歉就可以查考，民众的人口就可以统计。由此均衡土地，划定城邑邻里，排列多寡次序，平定政令，举天下之大都能像烛光照亮、数字计算那样清晰明了，兼并土地的人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巧诈了。先王在进献的时候，一定拜受并储藏于天府，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周礼》寓兵于农，当时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然而用战阵之事来教导耕种的民众，每天教导他们就劳累，每月教导他们就疏漏。而当时没有看到危害的原因，是因为处理得当。大司马掌管四季的田猎，仲冬举行大阅兵，前期群吏告诫众人，修习战阵法则。春搜、夏苗、秋狝，都参照这个做法。在几个月之中只用几天修习战阵法则，那么民众就不劳累。前期进行试演，那么民众就有充裕的时间，必定早晚自己在坐作进退刺击的法度上练习，这是可以知道的。

《周礼》遂人治理郊野，用下剂等差来招致民众。大概民众是从六乡迁徙出来，或者从诸侯国迁徙而来。没有田地可以耕种而轻易离开家乡，必定都是追逐利益而居住的人。这必须有办法使他们安定聚集，使他们有恒产然后有恒心。况且六遂在六乡之外，距离王都遥远，土地广阔。所以招致民众虽然受田有上中下等级的区别，但等到统计他们时只以下剂等差为标准就可以任用了。一家只有两人，那么优待他们的程度就非常丰厚。这是天下的民众都喜悦并愿意成为遂人的民众。然而田地有上中下等级的差别，而任用却一律以下剂等差为标准，谁又愿意接受下等的田地呢？这只会用利益激起民众的争夺，而政治也不公平。所以后来又接着辨别郊野的土地，均分百亩而莱田则有五十亩，百亩二百亩以上按照上中下等级有所差别。遂人用田地安顿民众，里宰用音乐安抚民众，昏师教导民众耕种，用兴锄的利益惠及民众，用按时提供农具勉励民众，用疆予任用民众，最后用土均平定政治。招致他们之后，用来安定教导他们的措施，又如此完备。于是没有恒心的民众就教化成为有恒心的民众了。难道仅仅是一种招致的技巧吗？小行人的职责，命令他用五物，巡行各国而辨别差异，向王回报，使王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况。到了五物的最后，有说以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这不是夸耀政治的美好而夸大其词。大概因为民众没有不想使家庭康乐，使宗族和睦亲近，使乡里安平的，而喜欢做违背礼法抛弃道义来触犯法纪的事情，是因为凶荒的痛苦，政治的乖谬，有东西驱使他们，于是就用法律制裁他们。这些无知的小民触犯宪典，应当哀怜并拯救他们。周公认为利害的兴除，已经应当通过政教来培养恬淡，不遗漏人事没有悖逆的过失，天道没有凶荒的灾害，然后才能收到康乐、和亲、安平的成效，而大同的风气得以成就。如果还有不周全的地方，那么必定精细考察其缘故，竞争张弛的悖乱，以致天谴而酿成民患，兢兢业业不得安宁，乾乾惕若，俯仰局促而不敢稍微安逸。大概引导君王敬天勤民的根本，都在这里了。

《周礼·籥章》凡是国家在田祖那里祈求丰收，就吹奏豳雅，敲击土鼓来使田畯快乐。按照《豳雅》的诗篇说：“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这就是所说的辅助天地适宜的道理。清除茂盛的杂草，种植优良的谷物，就是这些事。必定人事在下尽力，然后才能辅助成就帝命养育的心意，而黍稷结实饱满，所以能酿造酒醴来祭祀先祖，而协调各种礼仪。它的诗说：“夀考维祺，以介景福，乐嘉报之无已也。”而籥章吹奏这个来使田畯快乐，也就是使田祖快乐。田畯者

译古时候那些辛勤耕作、互相劝勉的人，以及掌管农事、教导耕种的官员，曾在农事上立下功劳，受到田祖的庇佑。向田祖祈求丰收，吟唱《豳雅》，敲击土鼓来取悦田畯，大概是说田畯享用了祭品，希望以此辅助神农氏的治理，从而兴旺我们的庄稼罢了。况且用《豳雅》来祭祀，全国的百姓都参与其中。于是人们得以听到先王重视根本、勤勉爱民，以及完成水利和农田建设的事迹。先民们辛勤从事耕种，以恭敬地遵循美好教化的善道，使得春作秋收，大家竞相劝勉，只爱惜土地上的物产，不敢懈怠放松，竭尽人事的勤勉，获得天时的回报。这又是周公制定礼制的本意，大概就是为了作为万世劝农的方法吧。

译《周礼》中禁止养原蚕的论述，认为蚕和马同类，以天驷星、房星为祖先，万物不能同时兴盛。如果养两次蚕，就会蚕盛而马衰，禁止原蚕是为了使马匹繁殖。既然蚕与马同气，担心蚕盛伤害马，难道不担心马盛伤害蚕吗？想来校人祭祀天驷星而马匹优良，掌马政的官员兼管蚕禁，禁止原蚕的原因，是担心其元气枯竭，导致第二年的蚕不能繁殖，以此来调节盈虚消长，作为丰富物产、培育人才的基础罢了。究其根本，蚕的用途，在民间则供给丝麻，最终仍归于官府；马的用途，在官府则成群分布于田野，最终仍利于百姓。圣人的政治，也只是斟酌损益，与时俱进，期望政治修明、物产丰富罢了，又何必在意蚕马之间的界限防范呢？

《周礼》夏官的司勋，掌管有功之臣，在他们生前将功绩铭刻在王的大常旗上。君牙所说的“厥有成绩纪于太常”就是这个意思。在他们死后，在大烝祭时予以祭祀。所谓“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考察司勋的职责，国家功绩和百姓功绩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而官职却单独列在司马之下，尤其显示出先王敬重军事、慎重战功的意思。《易经》师卦上六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是师卦终结时赏赐的慎重，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起到劝勉的作用。《周礼》中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等官职，其所掌管的职责没有详细记载在这里，就像冬官的文字缺失一样。我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于临时应变，不可以写成固定的书籍依照执行，所以秘而不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周官》所载的是政事中显而易见的部分，临阵的防范不是书籍所能记载的，也不是体制所适宜记载的。即使各种职官都完备存在，也不应该有这种记载。如果有这种记载，那么应该见于主军的大司马，而不应该分散列在各职官中。由此可知这是文字缺失。圣人的政治哪里会有隐藏防范呢。

《周礼》膳夫、酒正，没有王及后世子不受限制的条文。后世有必不可行的趋势却强行实施，而且必定有害。大概太府以九式辅助王，均衡节制财用。第四项是羞服之式，用来量入为出，定为法式，使没有奇装异服、异味酣饮的过失，那么不限制也就如同限制了。只是不让膳夫、酒正以群有司的身份来准绳法度，来阻止王及后世子罢了。唐太宗是兴国之君，过分相信经义，下诏让太子使用库物，有司不要限制，导致承干骄奢过度，不能保持其德行。后来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像公羊传复仇的说法，误用在汉武帝时代，而征伐的祸乱兴起。王安石依据国服取于民的说法，神宗相信他，而青苗法的弊端加剧，都是不善效法古人的前鉴。

《周礼》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用来祭祀天神；奏大簇，歌应钟，用来祭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用来祭祀四望；奏蕤宾，歌林钟，用来祭祀山川；奏夷则，歌中吕，用来享祭先妣；奏无射，歌夹钟，用来享祭先祖。礼仪遵循其适宜，《周礼》固然不能强行与今天相同，但六乐相配，也不是没有其道理。因而想到黄钟，是子位；大吕，是丑位。子与丑相合，所以奏黄钟则歌大吕。大簇，是寅位；应钟，是亥位。寅与亥相合，所以奏大簇则歌应钟。推演到无射、夹钟，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是月的斗建与日的躔度相配合的位置。贾公彦疏说：“奏是根据出声而言，歌是根据合曲而言。其实歌奏是相通的。”这话似乎有错误。清浊同均的，尚且不可合用，哪有清浊不同均而可以合用的道理？大概既然说奏，就只奏其乐而不歌；既然说歌，就开始作乐以配合人声罢了。奏与歌自必各为一件事。只有奏以黄钟为宫的时候，歌的时候则以大吕为宫的音乐配合；奏以大簇为宫的时候，歌的时候则以应钟为宫的音乐配合。这样就没有所谓难以施行的问题了。

纲领上

《尚书·周官》说：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是三公，议论治国之道，调和阴阳。官职不必完备，只在于其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公教化，恭敬明亮天地，辅佐我一人。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敷陈五典，安抚兆民。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和谐上下。司马掌管国家政事，统领六师，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禁令，诘问奸恶，刑罚暴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地利。六卿分职，各自率领其属官，以倡导九牧，丰富成就兆民。

孟子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说：“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说：“周官遍布精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役，只是一项事。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丛广大心中流出。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大平之基本。周礼一书，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

张氏栻说：“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礼乐、政刑，虽起于上世，莫备于周。是

译这都是周公用心思所规划、本源于夏商周三代而加以发扬光大的。周公的心志，孟子已经阐发得极为透彻了【以上是大儒在经传中的话语，其义理贯通整部经典】

译李觏说：“过去刘向、郑玄都认为《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盛世的遗迹，而临孝存却说是末世的书籍，写了十难七论来排斥它。何休认为它是六国时期的阴谋之作。我仔细考察六典的文字，其用心极其精微，如果不是古代聪明睿智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说它是周公实现太平盛世的著作，确实是可信的。”

朱熹说：“《周礼》，胡瑗父子认为是王莽命令刘歆编写的，这恐怕不对。《周礼》是周公留下的典籍。《周礼》是周朝兴盛时期圣贤制作的书籍。《周礼》中细碎的地方虽然值得怀疑，但其大体框架确实非圣人不能做成。关于制度的书籍，只有《周礼》和《仪礼》可信，《礼记》就不可以深信。《周礼》毕竟出自一人之手。只有《周礼》是周道兴盛时期圣贤制作的书籍，至于《国语》之类，都是衰世末流的文字，其中夹杂着当时僭越窃取的礼仪。”

孙之宏说：“《周礼》出现得晚，孔子、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及，不幸被刘歆利用而大坏，被王安石利用而更加败坏，儒生学士于是认为它对后世没有用处。然而仔细考察这本书，它以道义制约欲望，以正义防止私利，以德行胜过威势，以礼制替代刑罚，充满了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精神，不是春秋战国以后所能比拟的。学者想要了解先王制度的完备，除了这本书还能从哪里获取呢？【以上论述《周官》为周公所作】

程颐说：“《周礼》不全是周公书法的原貌，也有汉代儒生编入的内容。”张载说：“《周礼》是恰当合理的书，其中必定有末世增入的内容，但不能因此就指责《周礼》的缺点。”

金瑶说：“这本书是周公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对于治国之道关系重大。汉人用伪句扰乱它，致使程颐、朱熹两位大儒不愿意注解，而国家因此不把它列入学官教材。伪乱对经典的危害太严重了！【以上论述《周官》也有后人窜入者】

《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官》六篇，王莽时期刘歆设立博士【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缺失了冬官一篇，用《考工记》来补充】；《周官传》四篇【孔颖达说：汉初为经文作传训的，都与经文分开流传，马融为《周官》作注，想省去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所以完整记载了本文，东汉以来才开始就在经文上作注】；《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篇。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喜好古制，孝文帝时得到乐人窦公献上的书，于是得到了《周官》大宗伯中大司乐的乐章。《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所得到的书都是先秦旧书，如《周官》、《尚书》之类。

《后汉书·儒林·董钧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康成，康成作《周官注》。《郑兴传》记载，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建武六年被征召为大中大夫，郑兴喜好古学，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周官》，擅长历法计算，自从杜林、桓谭、卫宏以来，没有不斟酌他的学说的。《贾逵传》记载，贾逵的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和《周官》，章帝建初元年诏令贾逵进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诏令他作《周官》解诂。《卢植传》记载，灵帝熹平四年，卢植上疏说：“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对《毛诗》、《左氏春秋》、《周礼》各有传记，与《春秋》互相表里，应该设立博士，建立学官，以激励后来者。”《郑康成传》记载，郑康成跟随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和《礼记》，著有《答临孝存周礼难》。

荀悦说：“刘歆将《周官》十六篇称为《周礼》。王莽时期，刘歆上奏将其定为经，设立博士。”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时有李氏得到《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制定的官政之法，献给河间献王，唯独缺失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悬赏，未能得到，于是取《考工记》合成六篇，上奏朝廷【按《隋书》认为《考工记》是献王所补，贾公彦认为是刘歆补足，两种说法不同】。河南缑氏人杜子春师从刘歆，于是以此教授学生，此后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现在《周官》六篇，郑注立于国学。

《晋书·干宝传》记载：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年少时勤奋好学，博览书籍，担任著作郎，注解《周易》和《周官》共数十篇，流行于世。

《晋书》记载：韦逞的母亲宋氏，幼年丧母，她的父亲教她《周官》的音义，说：“这是周公所制定的，经记典诰，百官品物，都具备在这里。我没有儿子，你可以学习它，不要让它断绝于世。”石季龙时期，宋氏与丈夫推着鹿车，背着父亲所传授的书，迁徙到冀州，白天砍柴，晚上就教韦逞。韦逞于是学成，在苻坚手下担任太常博士。卢壶请求在宋氏家设立讲堂，招收一百二十名学生，学习《周官》，学问再次流行于世。

北魏《刘芳传》记载：刘芳音义明辨，撰写郑康成所注《周官》音、干宝所注《周官》音各一卷，《周官》义证五卷。

《南齐书》记载：太祖建元元年，襄阳盗贼发掘古墓，相传是楚王的墓，获得玉屐、王屏风及竹简书。盗贼用火把照明，后来有人得到十余简，抚军将军王僧虔看到后，说是蝌蚪文《考工记》。

贾氏

译公彦说：《周官》这部书，是在汉武帝时才出现的，被秘藏而不流传。马融的传述说：秦国自孝公以下，采用商鞅的法令，其政治严酷激烈，与《周官》相反，所以秦始皇禁止携带书籍，特别憎恶想要灭绝它，搜求并焚烧它，因此它独自被隐藏了百年。汉武帝才开始废除禁止携带书籍的律令，开辟献书的途径。《周官》既从山岩石壁中被取出，又进入秘府，五经之儒都没有见到它。到了汉成帝时，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顺序并著录于《录略》。《冬官》一篇已经亡佚，就用《考工记》来补足它。众儒共同排斥认为不对，只有刘歆独自识得，认为周公达到太平的功绩都在这部书中。遭遇天下战乱并起，弟子死丧，只有同乡河南缑氏的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杜子春年纪将近九十，住在南山，能够通晓其诵读，颇识其解说。郑众、贾逵前往拜师受业。郑众、贾逵学识渊博，又用经书记载互相证明来解说。贾逵的解说流传于世，郑众的解说没有流传。然而郑众所解说的大致符合实际。查《艺文志》说：成帝时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旨意，记录并奏报。恰逢刘向去世，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奏上《七略》。刘歆的著录在哀帝时。马融却说：成帝命令刘向的儿子刘歆考理秘书，才开始排列顺序并著录于《录略》的，大概是因为成帝时，刘向父子都被皇帝任命，所以马融的传述有误。郑康成的序说：自光武帝以来，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儿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都作《周礼》训诂。这几位君子可以说是雅正通达、广博揽收的人。又说二郑同宗，大儒粗略识得《周官》的意义，保存古字，启发疑义，校正读音，也确实有很多好的地方，只是门徒少且简约，所以没有显赫地流传于世。现在加以赞颂并辨析，希望成就这一家世代所训诂的学问。郑玄注《周礼》时有数本，刘向未校之前，藏在山岩石室，有古文，考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

译郑樵说：汉朝称《周官》，江东地区称《周官礼》，唐朝称《周礼》。推究其本源来说，称《周官》的是【以上论述《周官》的兴废、传授、源流，今文古文以及古今书名的不同】纲领之下。

王通说：“我看千年以前，圣人在上位者，没有比得上周公的。他的道统一，而典章制度完备，后来执政的人有所遵循了。《周礼》，大概符合天命吧？”

唐太宗问：“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增减，哪一种是恰当的？”魏徵回答说：“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富，我遵从周朝。’《周礼》是周公裁定的遗规，其余的意义可以列举施行。如果选择前代的典章，发扬王道，臣请求只施行周朝的典制。”太宗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召魏徵进宫，说：“我昨夜读《周礼》，真是圣人的著作。”过了很久对魏徵说：“我思考，如果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实行肉刑，却想实行周公之道，是做不到的。”

张载说：学到了《周礼》，将来有所作为，却能做一些实事。以我且且追求，必定恢复田制，只能在一个县里用法。如果允许试验所学，那么《周礼》中的田制都可以施行。使百姓相亲如骨肉，在上位的人保护他们如婴儿，谋划个人如谋划自己，谋划众人如谋划家庭，那么百姓就会信任。

程颐说：“君王必定奉行天命建立官职，所以天地四时的职事，经历二帝三王未曾更改，因此百事修治而万物治理。到了唐朝还保存其大概，其治理时尚能维持纲纪。小正后世官职等级混乱，职事松弛，太平之功所以未能达到。”

范祖禹说：“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事都具备于此。如同网有纲，皮衣有领，即使百代也不可改变。人君如果想要考察古制以端正名分，如果舍弃《周礼》，未见其可行。”

王安石说：道在政事中，贵贱有位，先后有序，多寡有数，快慢有时。制定并运用它，在于德；推行并实施它，在于人。那个人足以担任官职，那个官职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期更盛盛的，其法可以施行于后世，其文见于载籍。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

吕大临说：“《周礼》只想让没有一物不得其所，其书没有一句话不是仁。”

朱熹说：“古人立法，无所不有。天下有这件事，他就设立这一个官，只是要不失正罢了。比如女巫的职事，掌管宫中巫祝之事，凡是宫中所祝，都在此人。这样就没有后世的巫蛊之事了。”五峰认为《周礼》不对，周公致太平之书，说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闱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

陈汲说：《周礼》虽然以设官三百六十为定额，然而职事员数不止于此。以天官考察，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余人。地官除去乡遂、山虞、林衡、司关、司门，其数不可考的尚四百余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余人，那么六官凡三千人。其间必有兼摄者。以三公六卿论之，如二卿则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职，似乎不可兼。而成王顾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那么是六卿中召公、毕公、毛公亦上兼三公了。

吕祖谦说：“《周礼》一书，不见三公之职，自冢宰以下，各领其职，所谓作而行之。三公朝夕纳诲，纠正人主的非心，论道经邦，便是燮理阴阳处。大抵人主一心，万化之原，使人主识得本原，那么上而日月星辰无不顺，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宁，便是三公之职。至于三孤，则辅佐三公之化，燮理寅亮，特有浅深显微之别耳。”

陈傅良说：“《周官》的纲领有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又说：“序官的意义有二：一是以义类相从，如宫正、宫伯同主宫中事；膳夫、庖人、外饔同主造食是也。一是次叙一官之属，不以尊卑为先后，而以缓急为次第，所以宫正等士官在前，内宰大夫官在后。”

真德秀说：“有周公之心，然后能行周礼；无周公之心而行之，则悖了。有周公之学，然后能言周礼；无周公之学而言之，则戾了。公之心，禹汤文武之心而其学，则禹汤文武之学也。以此之心布而为政，以此之学着而为书，故能为成周致太平，而为万世开太平也。盖自古祸乱之原，略有数端：君心纵于逸乐，而群下不敢言也；贤才壅于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闻；蔽于耳目之近，而远勿察也。宫闱近侍，凡能导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统之。三公论道，师保诏谏，而君可立于无过之地矣。使民兴贤，出使”

译选拔贤才；让民众推举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来治理政事，那么下层就不会遗漏贤才，官职就不会空缺荒废了。安置百姓有法规，养育百姓有政令，征收赋税有制度，刑罚百姓有法典。举凡天下那些老弱孤寡之人，没有不乐于生存的。从王畿的近处，到六服的远方，土地相距千万里，而情感相通却像一家人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禹、汤、文、武的政教，是周公所思考并获得的，全都汇集在这本书中。没有周公那样公心的人，谁能实行它；没有周公那样学识的人，谁能阐述它呢？

译李氏叔寳说：“古人从抱关击柝的底层小吏往上，都是由下士来担任，没有不是通过乡举里选选拔出来的，都是具备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人，这是成周时期建立官制的良法美意。”

马氏端临说：《周礼》这本书，先儒相信的占一半，怀疑的也占一半。他们之所以怀疑，只不过是因为嫌它官员冗杂、事务繁多，琐碎而烦扰罢了。然而我常论述，经制到周代才详尽，文物到周代才完备，有一件事就有一个官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就像阉阍、卜祝各自设有命官，衣膳、泉货都有主管的属官，自汉代以来也是这样，只是官名没有沿袭六典的旧称罢了，本来没有见到它与周代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唯独与百姓交涉的事务，后世只以简易宽略为便利，如果用《周礼》的方法来施行，必定会伤害百姓而导致动乱，王莽的王田、市易，王安石的青苗、均输就是例子。后来的儒者看到这样的效果，于是怀疑它是刘歆、王莽伪造的书而不可施行。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周礼》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在三代的时候，不只是周公的圣明可以施行，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能施行。三代以后，不只是王莽的矫诈、王安石的固执不可施行，即使是贤哲也不能施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三代的时候，天下以封建制度治理，天子所治理的不过千里，公侯则从百里到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自有世袭的俸禄和食邑，分封土地而治理，家族世代传承守护。上面的人治理百姓，不像祖父对待子孙，家主对待奴婢那样亲近。田地少时授予，年老时收回，因此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观察土壤的肥沃贫瘠，人口的多少，并为之斟酌规划，使之均平（如上等地七口之家一类）；财物盈余时征收，分散时发放，因此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充不足，防止赊欠和聚敛，使之足以使用，所以养育百姓就是这样。司徒的职责，从乡大夫、州长到闾胥、比长，从遂大夫、县正到里宰、邻长，年终和岁首，四季的孟月，都征召百姓，考核他们的德行技艺，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劝勉惩罚。司马的职责，军队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季的仲月则有振旅、茇舍、治兵、大阅的法度，用旗帜召集百姓，执行禁令，并加以诛杀奖赏，所以教化百姓就是这样。上下都勤勉不懈，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然而事务虽然看似繁杂，却不见其为法度的弊端，这是因为以私土养育百姓，痛痒常相关系，脉络常相连接，虽然当时所谓的诸侯、卿大夫未必都贤明，但既然世代守护其地，世代安抚其民，自然不容不视为一体，所以奸弊无从产生，而良法可以世代守护。自从封建变为郡县，作为君主的人，统制天下，高高在上，而治理百姓的，则委托给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作为守令，大多三年就更换，即使有龚遂、黄霸那样的慈良，王尊、赵广汉那样的明敏，他们刚到时，茫然如同进入异境，日积月累，才能熟悉当地风俗而施行政令。满一个月后，善政才值得记载，再过一个月，调任的期限就到了。那些疲弱贪婪鄙陋的人，则把官职当作旅店驿站，把百姓当作飞鸿土梗，一切文书不过交给吏员处理，而想要用周官的法度来施行，可以吗？所以后来谈论善政的人，必定说事务要简单，所以面对百姓，不曾有养育他们的方法。只要使他们不失去自我养育，就可以了。不曾有教化他们的方法，只要使他们不失去自我教化，就可以了。因为封域既广，那么志虑有所不能周全，长吏频繁更换，那么设施有所不及，最终导致法度建立而奸弊产生，命令下达而欺诈兴起，处于简静尚且勉强维持，稍涉繁苛就受不了渎乱。从前子产听郑国之政，他所施行的说：“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些都是周官的法度。然而一年后舆人诽谤他说：“谁杀子产，我愿意参与。”三年后才歌颂他说：“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郑国土地狭小，在后世不过是一个郡。以子产的贤智，担任一个郡守的职责，他的精神必定足以知晓情伪，究明得失，决不至于像后世庸臣俗吏那样苟且从事。周制在当时，也没有完全废弛，然而稍想更张，就不能立刻符合人心，必须等待日月磨砺，然后诽谤者转而变为讴歌。何况贤能不及子产，所治理的不止一个郡，生在千载之后，先王的制度久已废弛，而遗书仅存，却不考察时宜，不体恤人言，而一定要像王安石那样施行吗？因为世代以私土养育百姓的人，与民情常亲近，亲近则利病可以周知，所以法度虽然繁杂也足以利民。暂时承流宣化的人，与民情常疏远，疏远则情伪不能洞究，所以法度虽然简单还担心其害民。因此知道《周礼》所载，凡是法制琐碎烦密的，可以在封建之时施行，而不可在郡县之后施行，必定知道因时制宜的人，然后可以谈论通经学古的学说。

朱氏升说：“周公六典，本来是用来记载官职，而不是用来记载礼制。其中所载的礼，只是职掌所涉及的罢了。”

薛氏瑄说：“周

译礼，后世沿用其制度的人，尚且不可更改，可见它是圣人所著的书。

译王氏应电说：“《周官》中有必然不能恢复的，比如后妃、夫人与尸宾献酢，天子与群侯迎送揖让之类。至于宫府为一体，后世子孙行动都有法式，寓兵于农，在乡间举荐贤能，控制宦官，选用府史胥徒，镇抚诸侯和四方夷狄。后世舍弃这些就没有可以效法的了【以上论述《周官》的大体及施行《周官》的得失】

问：《周礼》这本书，有错误或缺失吗？程子说：“有。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也包含在其中。需要懂得的人观看，可以判断是非。”

张子说：《周礼》只有太宰的职掌最难看，大概是因为没有那样大的心胸去包罗万象，记得这个又忘了那个，应当像捕捉龙蛇、捉拿虎豹一样，用心力去看，才可以。天官的职掌需要胸怀洪大，才能包罗统贯，规模极大，如果不得其要领，想要事事向上穷究凑合，使这样大的体系成立，必定不能做到。

朱子说：做学问有先后次序，先须理清自家身心应当做的学问。《周礼》自然是后一截的事。子升问《周礼》应当如何看？朱子说：暂且顺着注疏去看，第一要看出圣人公平的本意。陈君举说天官的职掌，膳食衣服都归属它，这是治理君主的身。这种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中间有官属相互错综防备，都说是圣人相互监察的意思。这就不对了，天官是端正君主的身，兼统百官。地官主管教化百姓的事，大纲已经具备了。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比如太史等官属归于宗伯，大概是因为祝史之事用于祭祀。职方氏等属归于司马，大概是因为司马掌管封疆的政事。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行人等官属归于司寇，大概是因为《仪礼·觐礼》中诸侯行礼完毕，出来就在庙门之东右袒，王说：‘伯父无事，回去安顿你的国家。’这就是所谓安抚诸侯则天下畏惧他，所以归属于司寇。像这些地方都是应当如此的，起初并非圣人的私意。大纲要这样看，其中细节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比如官职之多与苏辙所怀疑的三处之类【按：苏氏辙论述周的西都关中、东都洛阳都是东西长南北短，甸稍县都如画棋局无处容纳，不可信者一。《尚书》称列爵只有五等，分土只有三等，子产、孟子的说法都相同。孔子也说：‘怎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如果诸公方圆五百里，诸侯方圆四百里，其势必有所兼并，必有所迁徙。一个公的封地而子男之国迁徙的有十六个封地，数个大国的变动而天下尽受扰乱，不可信者二。一夫受田百亩，税率为十分之一，公邑乡遂没有区别，楚国的蔿掩丈量原野沼泽，大概平川广泽可以井田的就井田，原隰堤防之间狭窄不可井田的就町田，都是根据地形来制定广狭多少的不同。井田沟洫大概也是这样，并非公邑必定是井田而乡遂必定是沟洫，不可信者三】只得暂且空缺不论，大概周公作此书有未能完全实行的地方，恐怕也有这种道理。只如现在的法令，其中颇有不曾实行的。有人问：周都丰镐，那么王畿之内应当有西北的戎狄，这样的话稍甸县都怎么能够实行呢？回答说：《周礼》一书，是圣人作为一代之法罢了，到了不可用法的地方必须另有变通之道。《周礼》中多有说明事理纲目的，比如属民读法，那法律不可得知。司马的职掌，乃是陈列车徒如战阵之陈，那阵法也看不见了。郑康成考订礼的名数，大有功劳，事事都梳理，防备得像汉律令一样，也都有注释，耗费了许多精力。东汉诸儒很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称为大儒。五经中《周礼》的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摆脱传注，必须是二程先生方才开口。如果后学未达到这个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斥，恐怕属于僭越的气象，不可以不警惕。陈徐《周礼》制度讲三公九相辅佐得很详细，然而都是从秦汉以下说起，大概他们不知道秦汉诸儒未见孔壁《尚书》有《周官》一篇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罢了。郑康成等都认为刘向所称的经礼即《周礼》，三百六十官，曲礼即今《仪礼》，冠昏吉凶其中事仪三千。傅瓒说：《周礼》三百特指官名罢了，经礼指冠昏吉凶，大概以《仪礼》为经礼。近世括苍叶梦得说：经礼是制度的总纲，曲礼是文辞的条目。诸儒的说法，傅瓒与叶氏为长。大概《周礼》是制兵立法，设官分职的书，对于天下事无不包罗，礼典固然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而设。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其经传之目，只说《周官》而不说《周礼》。又何况其中有时以一官兼掌众礼，有时以数官通行一事，自不应指其官目以当礼篇之目。

陈氏傅良说：会稽进士夏休著《井田谱》，绍兴时表奏上去。虽然拘泥于度数，未必都协调，然而其意要与时务相合，不为空言。离圣人远了，《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营的遗迹，顾念解说者谬误，尝试者又大谬，于是认为终究不可用。如果得到如《井田谱》与近时林勋所著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可通的，那么周制就可以得到了。

译如果加以考察，那么夏、商、周三代的治世也差不多可以恢复了。

译王氏炎说：郑玄对《周礼》的训释，可以说对《周礼》有功。然而六官的制度，因郑玄而得以流传，也因郑玄而变得晦涩。一方面是因为纬书混淆了它，另一方面是因为主观臆说歪曲了它，因此学者不得不产生怀疑。

魏氏了翁说：“郑玄用汉代的制度来解释经典，把赋税当作口率出泉，三代怎么会有口赋呢？王安石用它来误导熙宁变法，都是郑玄注疏导致的。”

真氏德秀说：“郑玄、贾公彦等儒者分析名物，辨别制度，不能说没有功劳；但是圣人微妙的防范，终究没有人看到。程子、张子论述不过几条，却独得圣经精微的意蕴。大概程、张的学问，就是周公的学问。所以能懂得周公的心。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用周公的心去施行三王的事业，那么太平的道路就开通了，祸乱的根源就堵塞了。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

晁氏公武说：“唐代贾公彦撰写《周礼》疏，史书称他发挥郑学，最为详明。”王安石撰写《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所解释的经典义理，大多把他所创新法附会上去，务求堵住异议者的口罢了。杨时中立攻击王安石的书，撰写《周礼辨疑》一卷。

王氏应电说：“非议《周礼》的，自从临孝存、何休以来，不下数十家，指摘瑕疵，没有比胡仁仲更详细的。著述数十万言，穷尽辩论，没有比季德明更刻苦的。移易《周礼》的，也不下数十家，互相演绎集成，后出的没有比舒国裳更完备的。以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浅陋，即使想让自己断绝于经典，有什么损害呢？【以上论述阅读《周官》的方法以及各家注解的得失】拟定《周官》总辨八条。

《周官》晚出，东汉以后的儒者多排斥攻击，说刘歆增加内容以辅助王莽。到了宋代胡氏安国父子，则直接认为是刘歆伪造的。自从程、朱二位先生断定非圣人不能作，其论断才确定。而其中决不可信的，确实有几件事。第一，三代的正理。《周官》九职贡物之外，没有从百姓那里另外索取的。而《载师》职却说：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征收出自市场的，只有罚布、赇布罢了。那总布则是民间赊买所得的收入。而《泉府》职的絘布、质布，另外增加了两项。《司市》职说：用泉府同货而敛赊。那么《周官》的法度，只有敛和赊是明确的。所敛不售的货物，只有百姓有祭祀、丧纪然后才能赊借。冠婚、宾客、宴饮虽然赊借也不允许。而《泉府》职却说：凡是百姓借贷的，以国服作为利息。夏官、秋官驱疫、禬虫，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蛊，是为了除去民害，安定物生，严肃礼事。而用戈击打坟墓，用箭射神，用牡橭、象牙杀神，则是荒诞而不合常理。至于媒氏在仲春之月大合，男女私奔不禁，那么即使是乱国污吏也不能把这作为宪令颁布。军刑的誓约，大史说：杀；小史说：墨。三军的胜败，难道取决于交兵时的时日？淫刑以逞，也不至于如此不合情理。我私下考察汉史，看到刘歆和他的党徒颂扬王莽的功绩说：发掘得到《周礼》以阐明因循借鉴，而公孙禄列举刘歆的罪状则说：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于是用这几件事来对照王莽的乱政，则一一相符，都像是之前的征兆。一定是刘歆秉承王莽的意思而增删窜改，不是原来的旧貌。因此复查各职的文字，削去那些与王莽事情相类似的，则都道理完备而义理完整，其辞气也前后相承没有间隙。五官的文字明白纯粹，其事都是圣人运用天理，尽精微、道中庸，等待百世而不惑的。其说法详细记载在本职，使寻览的人方便。

《司空》篇，自汉代以后没有异议。晚宋、元、明诸儒才分割五官以为事典。自从朱子已经辩驳陈氏傅良的错误，说行人宜属于秋官，职方宜属于夏官。而俞廷椿、吴澄却更加鼓吹那些无稽的臆说，独不思经典所说的“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正是司空的职事”。五官之中，只有司徒、司马与司空联事，而各有专司，不可以互相替代。凡是大役，乡师率领民夫而至，而兴事任力，则有司空的开辟。乡师不得参与。古代大役即用卒伍以军法部勒，所以大司马参与考虑事情而属其植，受其要。然而说“与虑事”，则主持其事者只有司空，明确了。而现在所说的司空之辟与事在哪里？防川、浍、沟、洫的数量，遂人、量人、司险虽然参与议论，而司空的法度所以因山导川，筑堤规堰，要绾道路以设关梁，时式险易以傅众力的，诸官没有。王畿、侯国的封疆，都鄙的室数，司徒、司马及其属虽然参与议论，而司空的法度所以别郊关之远近，定四民之游居，相城邑之面势，立兴作之程期的，诸官没有。至于郊庙坛壝、宫廷、朝市、官府、次舍仓府、厩库，司空之功作既成，而后百官有事焉。礼乐宾祭之器，军旅农桑之具，车旗服物之制，司空之程式既定，而后诸职禀承焉。诸儒却妄割五官以为事典，徒使五官之职事废缺不完，而对于事典之实用，概乎其未有当也。而且散见

译对于经书，就像乡师所管辖的匠师，《仪礼》中大射礼的工、人士、梓人，觐礼中的啬夫，这五种官职没有位列，那么必定另有司空的职位而现在已经亡佚了，这是确定的。从前朱熹对于应当遵循《诗序》的说法始终不予回答，大概是厌恶它极深，极力排斥它。所以对于各种荒诞不经的学说，一概搁置而不加讨论。

译注释《三礼》，郑康成的功绩很大，但他的过错也不小。王安石之所以效法王莽，从而祸害宋朝，大多依据的是郑氏的学说。郑康成注释《周礼·泉府》篇，认为“口率出泉”（按人口征收货币）；注释“门关市政”，认为“举为官没其货”（将货物没收归官府所有）；注释“国服为之息曰贷以泉息以泉”，认为“贷出货币收取利息”，而王安石剥削百姓的政策，都是借这些说法来推行的。自从郑康成注释“王日一举”（天子每天举行一次祭祀或宴饮）时，言辞含糊不清，疏解者认为“每天举行太牢之祭，共用一百二十坛醋和肉酱”，王安石因此有了“备物”（准备各种物品）的说法。自从郑康成认为“王后、世子不防”（王后和世子没有节制）是优待，王安石倡导这种观点，而蔡京、童贯、王黼等人便肆意妄为，加速了北宋的灭亡。经义不明，其祸害竟然达到如此极点，怎能不令人恐惧警惕呢？

“口率出泉”，是汉代的法律；《周礼》中没有这种规定。闾师掌管国都及四郊的赋税，他的职责说：“让农民从事耕作，进贡九种谷物；园丁、牧人、工匠、商人、虞衡、嫔妇，各自进贡他们所有的物品。”那么，农民除了九种谷物以外，其余七类职事除了所进贡的物品外，显然没有其他的赋税了。“没收百姓的货物归入官府”，是汉代的乱政；《周礼》中没有这种规定。《春秋》传曰：“仲尼主张举行这种礼仪，是因为它文辞丰富。”《管子》说：“按时稽查军队马牛的肥瘦，那些老死的全部登记上报。”那么“举”就是登记在册的意思。况且质人所稽查的是书籍，所考核的是度量衡制度，而说“违反禁令者登记并处罚”，那么“举”就是登记在册，绝不能说是“没收其货物”，这是确定的。

“借贷钱财给百姓，让他们经营产业，计算盈余来收取利息”，是王莽的乱政；《周礼》本来有赊欠而没有借贷。郑康成不能分辨，却说“贷出货币收取利息，一律以园囿、郊野受田的等级为差别”，这是用“国服”来诬蔑圣人的法度，附会王莽的事情而开启王安石的愚昧迷惑，难道不荒谬吗？至于“王日一举”，只是举少牢之祭罢了，醋和肉酱六十坛，初一和十五共同供应，作为十五天的用度而已。大司乐的职掌说：“天子大食三次劝食，那么每天一举作为日常饮食就明确了。”如果日常饮食每天举太牢之祭，那么初一和十五的大食又怎么增加呢？王后的膳食服饰没有节制，饮酒没有节制，膳禽没有节制，是因为在大膳羞服的制度中，品级数量有常规定，不需要另设节制，并不是纵容欲望而不设限度。至于世子服饰不敢完备，所以服饰有节制；饮酒没有定期，所以饮酒有节制；膳食没有加献，所以膳禽有节制。因为有无多少、疏密程度，只由天子命令，没有固定格式的缘故。他与王后相同的地方，只有早晚日常膳食，因为品味有常规定，所以不需要另设节制。然而像这类情况，在郑氏、贾氏那里是训释的疏漏，而在王安石那里则是心术隐秘的弊病。王安石虽然在大道上没有听闻，但在文辞上却是清晰的。他说：“严寒酷暑，百姓仍然怨恨叹息。”舍弃先王思考百姓艰难的道义，而说百姓的怨恨不值得吝惜，以此迷惑君主的听闻而堵塞百姓的言论，那么他假借《周礼》和注疏的说法，是明知其非而借用来推行自己的权术罢了。这也是不能不辨明的。

《周礼》详细记载了关市山泽的政策，世俗的儒者对此表示怀疑。大概是因为他们常见王莽、刘歆、王安石、蔡京祸害百姓、祸乱世道的酷烈，而不知道周公运用天理，以此来开辟富裕教化的源头，以端正人心而敦厚礼俗。大概以此作为根本。自从市政废弛，货物中不符合民用需求的占十分之三四。那些制造出来的东西，耗费人力，是夺取百姓的劳力；完成它，耗费各种材料，是暴殄天物；使用它，助长淫靡奢侈，是败坏百姓的道德。自从山泽不由官府掌管，愚民便不时妄自取用，不等成熟就竭尽使用，然后盗窃公然盛行，官吏置之不问。因此山岭望去都是光秃秃的，池塘稍远离住宅，就任其淤塞，消耗的多而万物生长的源头更加狭隘，能不匮乏吗？况且商贾垄断难以得到的货物，豪民独占山泽的利益，势力超过官吏，享受的待遇并比侯王。官吏因此卖法，胥吏因此作奸，工匠不靠淫巧就不能获利，农民遇到丰收却常常挨饿。人心日益竞争于奇邪，礼俗日益趋向衰败恶劣，都是由此造成的。

《周礼》设立市政，连接门关来讥察不合规范的东西，没有的使有利，有害的使消亡，靡费的使微薄。通过这四点，用来消除消防的懈怠，防备天灾，敦厚民俗，都完备了。而且治理契约，辨别名实，对游手好闲、饮食无度者有禁令，对贵重物品超过市场规定者有处罚，以此来制止欺诈虚伪，防范狡黠轻慢，严格礼法规范，都周全了。凡这些，都是为了养育百姓、教化百姓，而上面一点私利都不求。在城门征收商人的货物，不征收其利润；在关市征收商人的利润，不征收其货物。而门关税收的钱财，用来供养死难官吏的老人和孤儿；市场的征收布匹，用来收购卖不掉的货物。而买家各自遵循其根本，都是为了利于商贾，利于万民，而上面哪里有所求取呢？《周礼》掌管山林川泽，官府设立禁令，按时休养生息并巡视，违反禁令者有诛杀，偷窃木材者有刑罚，以此来禁止耗败。砍伐木材的日期，官府命令；财物的分配，官府颁布，以此来平息争端。然而守护的是官府，而使用的是百姓，即使是骨物、羽毛、草贡、葛材等微小的东西，也用来抵当山农泽农的赋税，而万民砍伐木材与接受泽物分配的人……

译丝毫也不取用。圣人的心意，难道不是光明磊落、昭然若揭吗？防止征收关卡市场的赋税，之所以不能没有征取，大概是因为通过九种赋税来役使万民，有职事就有贡赋，没有理由偏袒厚待商人，并且担心所得超过盈余而百姓争相追逐末业。如果稍有谋利之心，那么山林水泽的利益难道仅仅比关卡市场的赋税多出十倍百倍吗？圣人忠诚于利民，并且穷尽万物之理，后来的儒者应当详细考证经文，深思其义理，而不要随意驰骋主观臆说。

译《周官》中的刑典有缴纳束矢、钧金的制度，有盟誓诅咒时提供牺牲的规定。世间的儒者大多对此表示怀疑，不知道道理与法律有时会有穷尽之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用来震慑奸诈欺骗、平息争斗辩论的措施就还不够完备了。他们怀疑钧金束矢的原因，不过说是如果这样，那么贫民就没有地方申诉罢了。《周官》的法律，从乡遂、公邑、都家一直到门闾、关市，凡是诉讼案件，都由当地的主管官员审理。又设置肺石来传达孤寡老幼的冤情，还担心他们没有地方申诉吗？那些上诉到大司寇请求伸冤的，一定是事情拖延日久、变故丛生，就像《尚书》所说的“单辞”、《礼记》所说的“有防无简”的情况罢了。所以说：“用两造（双方到庭）来禁止民间诉讼，用两剂（双方契约）来禁止民间狱讼”，那么所禁止的显然是两造、两剂不具备的情况。缴纳束矢是为了表明正直，缴纳钧金是为了显示诚信，不仅仅是让他们害怕失去财物而承担败诉的后果。古人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刑罚，所以没有小事却争辩法律而不诚信，那么刑罚的条文隐藏而不诚信，那么刑罚的重轻与之约定，如果不正直、不诚信，那么罪责一定会加重。这是为了使他们在内心自我警惕而中途停止，道义不能克服私欲而偏向私利。如果两造、两剂都具备，那么当地的主管官员审理判决后立刻就能解散纠纷了。如果当地主管官员的审理判决不足以使他们心服，那么就应当向职听之士申诉，拖延十天或一个月，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如果职听之士有歪曲法律的行为，那么司寇就在外朝亲自审理，群士、司刑都在场，打官司的人都能自己陈述情况，为什么还要设置缴纳束矢、钧金然后才审理的法律呢？防备到了按照法律查究却找不到痕迹，审理却得不到实情，不得已让他们盟誓诅咒，这也是为了穷尽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变化。用鬼神来威慑他们，那么他们的视听、言辞、神色一定会发生变化。召集当地民众，让他们共同提供牺牲，众人为了这件事勤勉而各自有所付出，那么防备中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互相作证，即使这件事没有证据而散布欺诈于当地之人，日后将不能互相担保接受，这也是奸人所不利的。大概只有圣人智慧周遍万物，所以能穷尽情伪的变化而用来补救理法的穷尽，因此《易经》中有金矢的卦象，《诗经》中说到三物，虞夏之前就有盟誓诅咒，却用这些来妄议周公的法律制度。

魏了翁在宋代儒者中对于《周官》的学问最为明白，曾经论述兵赋，说《司马法》是齐国穰苴的书，而郑玄用《司马法》来证明《周官》，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那么井田制就是危害百姓的政策。穰苴所叙述的果真是成周时期的丘乘制度与否，现在无法考证，而认为从甸地出一辆长毂战车就是危害百姓，这是没有研究成周时期的兵赋制度。大概魏氏生活在南宋衰败时期，习见百姓生活的痛苦，痛心百物的凋残，认为既然已经征用他们的身体来备战守，又责成他们的财物来共同提供车甲、马牛、兵器，百姓怎么能够承受？不知道拿秦汉以后与三代以前相比，材物资产在官府还是在民间，国家事务和家庭财产所储存和花费的，都是形势不同而形态各异，如果不通盘计算而实际知道其比例，那么盈余和亏损的情况就无法看清。大概自从井田制废除后，环海之内十九都是佃农罢了，耕种的人没有田地而有田地的人不耕种，耕种的人加倍借贷来准备牛种、养育妻儿，而不耕种的人坐收其年收入的一半，所以耕种的人贫穷，不耕种的人用其一半的收入来缴纳租赋、供给徭役，主管官员多索取来困迫他们，所以除了贵人富商之外，不耕种的人也贫穷。至于成周时期，除了助耕公田之外，百亩的收获丝粟都归百姓所有，公家征用旬日三天之外，闲暇的日子都是百姓自己经营。四丘的民众大约数百家，征发兵役开始时，每家拿出年收入的十一分之一，而车甲、马牛、兵器、旗帜等物品应时建立就足够了。从此以后，每年的修缮完善，比起开始制作的费用多不过三分之一。况且古代公家没有禁止牟利，木材取自山泽，丝麻成品出于妇女的劳作，所花费的民财不过金铁、皮革、胶漆以及工匠的资用罢了，哪里像后世百物财用不出自钱币而在市场购买，而必然不能得到，甚至到了马牛的畜养，用来供任载运、粪田畴，又是农事所必需，而有时拿出来作为军队田猎的用途。魏氏的学问尚且追求实用，而说法如此粗疏，由此可知圣人运用天理来救济民物的道理，不仅不是那个人不能实行，也不是那个人不能知道。

欧阳修说周公设置的官职太多，王畿之内计算有十四万多，攻击《周官》的人多据此认为不可改变。五官的属官，其数量都在本经中，自然不多，欧阳修所计算的乃是乡遂的小吏、闾胥、邻长之类。不知道成周的治理，所以能使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以至于刑罚搁置不用的，都依靠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作为枢纽。大概治理、教化、礼仪、政令、刑罚都起源于二十五家的长官，党正、族师互相监督的官吏，就是他们乡里的人。岁时月吉所颁布的法令，就是他们百姓的家事。用来征收财赋则催缴不扰民，用来征发徒役则呼召立刻通达，用来互相担保接受则奸邪难容，用来掌管鞭打惩罚则禁令难犯，用来证明狱讼则欺诈立刻明了，用来查究盗贼则追捕胥吏相比邻。其用意尤其深远的，用来修习农功则百姓可以移用，用来补救天时地泽的过失而土地没有遗利的，用来兴起贤能则与众人共同享有，用来考核德行、道艺的实际而士人没有隐藏情实的，用来教化礼俗则恩义可以日益深厚，用来治理兵守则急难可以互相效死。从前朱子读《地官司徒》篇，而感叹成周盛世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役，只为一件事，

译他们之所以能够连缀为一件事的，就是比、闾、族、党、州、乡的法制。如果修所担忧的是设置官员太多，不过是说没有俸禄来供给他们罢了，这是没有考察到古代的田禄与后世不同，而且乡遂群士的爵位与俸禄又与王朝的士不同。大概古代有不被任命为士的人，有没有田地的人，闾胥、比长都是共同耕作的百姓。因为他们的材力稍好，所以提升他们的爵位来率领他们的同伍，虽然称为中士、下士，不过就像秦汉以后的民爵罢了。一定要到族师以上，所管辖的人稍多，事情较繁杂，不能亲自耕种于田间，然后加倍授予他们田地，让他们任用余夫、佣闲民来代耕。再往上则再加倍，只有州长、遂大夫才从所在公田的收入中取俸禄。何休叙述井田之法说：“凡是邑中八十户就有父老、里正，都加倍受田。”虽然所述的是衰周时的变法，但顺着数目推究道理，那么成周时期乡遂、公邑、都家的官吏俸禄大致与此相同。王畿之内总面积千里，城郭、道路、街巷占去三分之一，而外面授予的田地有六百六十万井，即使把闾胥之类全都增加田地，也不足以成为宽广或狭隘的问题。何况断自族师以上，至于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废弃了官员与百姓不相熟悉，而法制不足以制服奸邪，百事没有统纪，都由此而来。修不能探究其根本，反而对周公的法度产生怀疑，可见他多不了解治国的体要了。

译马端临曾说：“赊贷制度（《周官》中有赊而无贷，辨析见《泉府》职，应当改为‘敛赊’），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不仅周公那样的圣人可以实行，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能实行；三代以后，不仅王莽的矫饰欺诈、王安石的固执专断不能实行，即使是贤明哲人也无法实行。这是因为封建制变为郡县制，官吏治理和民情与古代相隔甚远，所以如此。不仅仅是赊贷制度，凡是那些曲折繁密的政事都是这样。一年之中，州长宣读法令三次，党正五次，族师十二次，闾胥则在每次聚集民众时都宣读。每家人口的多少、贵贱、老幼、残疾，以及车辆牛马六畜、兵器旗帜等物，小司徒要稽查，乡师要稽查，乡大夫要登记，闾师要掌管，族师要校核，闾胥要统计。耕种锄耘有督促，女工劳作有稽查。千里之内，一件事的失误，导致一个百姓不遵从，由此可以推知其他情况。按照这种制度，那么上下清明，衣食可以增殖，礼俗可以兴起。然而只有在古代，治理不出州、党、族、闾的范围，掌管地方治理的就是当地的百姓，没有府史胥徒等吏役，才可以做到。后世实行这种制度，就会召集奔走，挨家挨户登记，胥吏倚仗法律互相逼迫，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了。远行必须有符节传信，近处迁徙必须有符节授予，没有符节传信就不能通行，没有符节授予就会被关进监狱。按照这种制度，那么盗贼无处隐藏，逃犯无处可去。然而只有在古代，百姓都定居在本地，远行的只有国家使者及商人旅客，近处迁徙的不超出本乡，才可以做到。后世实行这种制度，那么城门关卡阻塞，住宿无处容身，行旅之人怨恨叹息，官吏徒役奔波忙碌，一天都忙不过来。山泽中的农夫，就征收他们的象牙、兽角、骨器、羽毛、细葛布、粗葛布、葛材、草贡等物，以抵充国家的赋税政令。按照这种制度，可以减轻民力，可以丰富民财。然而只有在王畿千里之内，四面八方交通便利，计算日子可以到达，而且所征收的都是细微之物，才可以做到。汉武帝用平准均输法来替代，百物都征收，转运万里，计算百姓所花费的，不止增加十五的赋税，黎民百姓深受困苦，这是明显的例证。《周官》的法度，曲折繁密，都是圣人忠于利民之心，顺应时势体察事物而没有细微之处不达到的。管仲治理齐国，一变而为简略节次、疏阔条目，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得到了《周官》的遗意。世俗儒生不通晓时势变化，却致力于列举琐碎的法度来议论《周官》，都是所谓道听途说罢了。

钦定《周官义疏》卷首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钦定《周官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周官义疏》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之一【冢，知勇反】

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方位，规划都城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事务，作为百姓的准则【辨，原本也作辩，平勉反】

正义郑康成说：建立就是设立。周公制定六典的职事，授予成王，在土地中央营建城邑，以治理天下，这就是洛邑【贾公彦疏：《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诰》周公说：‘孺子来，相宅乱，为四方新辟’就是如此。按朱熹《诗传》：周公辅佐成王营建洛邑作为东都，以朝见诸侯，所以说‘以治理天下’】《司徒》职说：“日影最短时，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交替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既然百物丰富安定，就在那里建立王国。”辨别，就是区分四方，《考工记》匠人建立都城，观察日影考察极星，以校正早晚就是如此。正位就是确定宫庙的位置，《尚书·召诰》‘庚戌日，太保率领殷民在洛水边攻治宫位，甲寅日宫位建成’就是如此。王安石说：在左边建立宗庙，在右边建立社稷，在前面建立朝廷，在后面建立市场，称为正位。官说的是所管辖的人，职说的是所掌管的事。设官就是官府的六类属官，分职就是官府的六种职事。干宝说：体就是形体。贾公彦说：国指城中，城外则称为野。黄度说：体国用来经理田野。郑众说：设官分职，就是设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及其属官，各有所职，而百事都能举荐。朱熹说：极，是至极的意思，标榜的名称，常在物体的中央，而四周望它来取正。郑伯谦说：周公排列六典，每篇开头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结尾以作为百姓的准则。凡此都是为了使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阶级之中，消除他们无等级冒犯上级的念头，而寄托教化引导整齐的意思，因此百姓服事上级，而下层没有非分之想，志向思虑不变，视听纯一，到哪里不是作为百姓的准则呢？叶时曰：王畿建立而根本安定，方位设立而规制严密，国野区分而疆界治理正确，官职举荐而纲目张显，百姓于是取正于此。

按王城周围九里，王畿周围千里，近郊远郊，甸、稍、县、疆之地，各有其任务，人各有其适宜，事取其便利，都衡量国中的体势，以确定野外的经制。五等诸侯国依次递减，那么其野外都邑、郊关、沟渠道路的大小远近，必定与之相称。先郑及王安石都将正位之事作为体国，是错误的。《洪范》说：“皇建其有极”，又说：“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译元后作为百姓的君主和师长，是用来确立百姓行为准则的。《君奭》篇说“于是全面命令你成为你百姓的准则”，公卿、师保治理万民，也是用来确立百姓行为准则的。整部经书的意义都概括在这里，所以在六官之首都标举出来，让掌管典籍的人知晓。辨别方位以端正位置，规划国家以治理郊野，设置官职以分配职责，都是为了安定百姓的生活，坚定百姓的心志，使他们遵循王者的正道，所以说“作为百姓的准则”。朱熹用“至极”和“标准”的意义来解释“极”字，辨析《尚书》传文中将“极”解释为“中”是错误的，这大概是从《周礼》的“防”字推演出来的，因为“作为百姓的准则”不能解释为“作为百姓的中正”。必须同时包含“至极”和“标准”两层意思，才能解释“作为百姓的准则”。“建立它的准则”、“防止偏离准则”、“回归到准则”，逐字都符合实际意义，从而清晰明了。《周礼》一书，是历代帝王的大经大法，所以首先从建立国家说起，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国都建在何处。注疏虽然以营建洛邑来解释，但终究不可拘泥。

译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其下属掌管国家的治理，以辅佐天子均衡邦国。【帅，音率；治，音直吏，下文“治官”同】

正义郑康成说：天官，是效法上天所设立的官职。上天统理万物，天子设立冢宰，让他掌管国家治理，也是用来总领驾驭众官，使他们不失职守。不说“司”，是因为它不主管单一官职的事务。【贾公彦疏：司徒、司马、司寇、司空都说“司”，因为它们各自主管一个官职，不兼管群职。春官也不说“司”，是因为鬼神不是人所主管的缘故】掌，就是主的意思。佐，就是助的意思。邦治，是天子用来治理邦国的方法。郑众说：《尔雅》说：“冢，大也。”冢宰，就是大宰。在百官的职责中，没有不主管的。蔡沈说：冢，长的意思。礼制中有冢子、冢妇的称呼，所以称大宰为冢宰。贾公彦说：宰，是调和膳食的名称。冢宰也能调和众官，所以号称大宰。【王安石说：宰以切割调和为职事，所以供刀匕的人也称宰】说“主治”，就兼管六官。五官教化、礼仪、政令、刑罚、军事，虽然不同，都是治理的法度。《周官》将邦国连言，是依据诸侯而言。单独说邦、单独说国，多依据王畿而言。不说均衡王畿而说均衡邦国，如果说王畿，恐怕不能兼括诸侯；说邦国，则举外可以包内。干宝说：济其清浊，和其刚柔，而纳入中和，称为宰。

按：综合教化、礼仪、政令、刑罚、军事而成就治理，治理使得各自得其分际，称为均。均，就是使上下尊卑、贫富、远近各自得其公平。诗人讽刺秉钧者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所以相臣辅佐天子，平定天下从平定政事开始，而平定政事从平定内心开始。冢宰统辖六官，犹如仁统辖四德，其职责无所不统，而大纲有三：一是养护君主德行，从后宫宿卫到起居服食的节度，无不参与，以此保护天子身体而引导其入道，作为出治的根本。二是诏告废置，政治的要害，只在于举贤黜不肖，群吏专断，卿贰则诏告天子而废置，以此使得野外无遗贤，官职无败事。三是制定国用，综合其出入，根据丰歉之数而权衡，以此使得百姓有常供，财物不滥费，公私充实而有备，内外谨饬而无邪。以此推求，那么冢宰所率领的诸属，都可以推知了。

辨正贾公彦说：“注解说大曰邦，小曰国，根据此文，邦在上，国在下，所以这样解释。”按：《觐礼》同姓大国，异姓小邦，那么邦国大小是通用的。

通论贾公彦说：总领百官则称冢，因为天官效法天覆盖万物。大宰职，凡邦国的小治，则由冢宰听断，这是专管国家小治而称冢。司书职，掌管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以诏告天子及冢宰，这是辅佐王事、总领众职而称冢。宰夫职，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告冢宰而诛之，这是总领众官诛赏而称冢。司防职，以周知四国的治理，以诏告天子及冢宰废置，这是总领四国治理而称冢。叶时曰：六卿分配天地四时，而冢宰以天名官。《虞书》司徒敷典，是地官的职责，而典则曰“天叙”。秩宗典礼，是春官的职责，而礼则曰“天秩”。五服五章，是司服典命的职责，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是司寇的职责，而曰“天讨有罪”。一则曰“亮天工”，二则曰“代天工”，大概是因为无事不是奉若天道。

治官的属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大宰的大，音泰，又如字，有音又，凡说十有几的，都同。胥，音思余。刘，音思叙。以下都同】

正义郑康成说：变冢言大，是因为百官总领则谓之冢，列职于王则称大冢，是大之上的意思。山顶曰冢，旅众也。下士治理众事者，自大宰到旅下士，转相副贰，都是王的臣子。王的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贾公彦疏：典命文】士以三命而下为差。【贾公彦疏：典命不言，郑氏约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按：典命职，公之卿三命，掌客职，士视诸侯之卿礼注，言士以三命而下为差，似据此】府治藏，史掌书者。【贾公彦疏：宰夫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凡府史，都是其官长所自辟除。胥徒，是民给徭役者。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贾公彦疏：胥有才知，徒给使役，故一胥十徒也。宰夫八职，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徴令】王安石说：大宰卿，小宰中大夫，那么卿是上大夫。《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大概不只是诸侯。林之奇说：卿是爵，冢宰是官。贾公彦说：

译典命大夫与四命相同，但这里却分为中等和下等。如果侯、伯同为七命，子、男同为五命，那么爵位就有高低之分了。府、史、胥、徒，都是担任官职的平民。《王制》说：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享有九人的俸禄，足以替代耕作，那么府享有八人的俸禄，史享有七人的俸禄，胥享有六人的俸禄，徒享有五人的俸禄。王应麟详细解释说：府设一人而史设两人，胥设一人而徒设十人，这是通常的定例。陈傅良说：古代用人没有其他途径，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在学宫中培养，或者担任宿卫来考察他们的德行从而提拔晋升。从乡、遂、都、鄙到诸侯国，凡是登记在籍成为百姓的人，也在乡里进行考察，挑选其中优秀出众的人按等级逐步提升，所以受命成为士，次一等的人就担任府、史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职责稍重，不同于胥、徒。郑伯谦说：府、史、胥、徒可以分给田地的就授予田地，不能分给田地的就给予俸禄，以百亩为差等。孟子说：俸禄足以替代他们的耕作。

译吕氏祖谦通论说：“考察《顾命》篇，大保兼任冢宰，毕公兼任司马，毛公兼任司空，另外有芮伯担任司徒，彤伯担任宗伯，衞侯担任司寇，那么三公兼领六卿，这是周代的制度。”贾氏公彦说：“府和史的大致体例，都是府官少而史官多，府官地位在史官之上。只有御史，史官多达一百二十人，特别多且地位在府官之上，因为掌管赞书的事务繁多。天府府官多于史官，因为所收藏的物品贵重【按掌次：郁人、司尊彝、司几筵、司服、磬师、典庸器等职，都是府官多于史官，不只是天府】。有府官兼有史官，是因为所担当的职事繁杂；有史官而没有府官，是因为所担当的职事较少，有史官就足够了。角人、羽人等，只有府官而没有史官，是因为所担当的文书事务较少，而有税物需要收藏；食医等，府、史、胥、徒都没有，是因为专门由官员行事，不再需要其他人。一个胥通常统领十个徒，腊人这类有徒而没有胥，是因为有徒就足够了，不需要长官统领。”王氏昭禹说：“有储藏就设置府官，有文书就设置史官，有号令事务就设置徒，有徒就设置胥，有市场交易事务就设置贾。”

范氏祖禹余论说：“古代只任用一位宰相来治理天下，唐虞时期有百揆，夏商的情况也可以推知。周代的冢宰，实际上统领六卿，诏告君王废立任免，因此治权出于统一，政令有所统属。后世的宰相职权分散而不统一，君王认为权柄在于自己，臣下认为政令在于君王，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贤能的人不能实行他们的所学，不肖的人得以苟且容身其中，这是由于官职不正，责任不专一。”陈氏友仁说：“官制说，天地春秋四官，从卿到下士，共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只有一百五十人，大概吏役这样也就足够了。吏员精简则俸禄容易供给，有俸禄就知道自我爱惜，汉代还仿效这个意思。佐史有斗食的俸禄，长安防徼吏有百石的俸禄，左冯翊有二百石的卒史，张敞担任胶东相，吏员追捕有功的，得以全部比照三辅的优异者，从此以后，百石吏都稍微自我尊重，贤人君子往往从中出现。自从乡差之法变为雇役，天下事务交给游手好闲的百姓，又从而夺取他们的工钱，这是教他们作奸犯科，而又给他们提供了工具。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每一个部门的长官不过数人，而胥吏多得不胜枚举，那么官员不能制服胥吏，奸邪盛行是理所当然的，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王氏志长说：“周代制度，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俸禄相同，官与吏没有很大的分别。西汉距离古代不远，萧何、曹参以刀笔吏辅佐皇帝成为元勋，所以西汉的公卿大夫多出自胥吏，而儒雅贤厚的人也多从吏员中发迹，博士弟子中明经的多补任太守卒史。东汉流品逐渐区分，然而胡广担任郡散吏，袁安世传易学担任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担任郡决曹吏，王充、徐穉都担任从事功曹而不认为委屈，没有其他原因，开始有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廉洁，而后有功名之路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周官的史、胥不以卑微冗杂限制他们的终身，可以知道了。后世不为他们谋划生计，只是压制他们的品级，那么犯法作奸、不自爱重的人十有八九，这也是主管者的过错。”

王氏与之存疑说：“列国大夫称卿，是僭越。《春秋》一经中没有‘卿’字，凡是传文中称‘卿’的，经文中都称‘大夫’。大概因为周官小宰、小司徒等都是中大夫，于是以‘卿’为上大夫，所以引用《王制》‘诸侯上大夫卿’以及晏婴的话来证明。不知道《王制》是汉人所写，晏婴说侯国的大夫乃是王朝的士，只有‘卿’是大夫。考察五官的副职都是中大夫，那么‘卿’为上大夫是明显的。晏婴所说的，是另一层意思，不足以驳倒《王制》。”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氏康成正义说：“正，是长官的意思。宫正，是主管宫中官员的长官【陈氏友仁说：官制说，宫正，是王宫宿卫官的长官】。王氏与之说：《尚书·顾命》，召伯为冢宰，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率领虎贲迎接子钊。大概宰臣统领宿卫，这最有深意。王氏应电说：从分职来说，宫正掌管宫中官府，宫伯掌管宿卫；从兼职来说，宫正总领王宫的戒令、纠禁，宫伯也隶属于他。”

贾氏公彦通论说：“凡是六官排列官职的法度有两种，一种是以义类相从，如宫正、宫伯同主管宫中事务，膳夫、庖人、内外饔同主管制作食物，所以按类别排列。另一种是不以官职的尊卑为先后，都以缓急为次序，所以宫正以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后。”诸官称伯的，是长官的意思；宗伯之类称师的，是取可以师法的意思；乐师之类称人的，是以其事名官；兽人、〇人之类称氏的，有两层意思：族有世业，就以氏名官，如《考工记》桃氏为剑、筑氏为削就是这样；官有世功，就有官族，如师氏、保氏、冯相氏、保章氏就是这样。司裘、司市之类称司的，是专任其事的意思；典妇功、典丝枲之类称典的，是考核

译这是由自己决定的。那些称为“职”的官职，像职内、职岁，并不掌管财物的收受与储藏，只是主管其业务罢了。凡是称为“掌”的，有三种含义：一是其他官员共同拥有的物品，由自己暂时掌管，像幕人与众人共同拥有帷幕、帐幄、幔帐，由他掌管位次并张挂起来；二是掌管征敛的官员，像掌皮、掌染草之类；三是所掌管的并非自己亲自去做，而是像掌固、掌疆之类，只是修缮其废弃损坏的部分罢了。除此之外，都是根据具体事务来命名，用义理来推究，就可以明白了。干宝说：“称为‘司’的，总领其下属，像司防之类；称为‘师’的，训练其徒众，像甸师之类；称为‘职’的，主管其业务，像职内之类；称为‘衡’的，平定其政事，像虞衡之类；称为‘掌’的，主管其事，像掌舍之类；称为‘氏’的，世代承袭其官职，像师氏之类；称为‘人’的，称其才能，像庖人之类；既不称‘氏’也不称‘人’的，是因事而命名，像宫正、膳夫、内外饔之类。”叶时曰：“解说的人大多说宫正掌管兵卫，宫伯掌管郎卫，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宫正、宫伯所掌管的都是郎卫。大概天子的卫队有两类，而其区别有四种：官府和次舍在宫中有变故，而命令宿卫的，由宫正掌管；卿大夫士的嫡子、庶子入卫王室的，由宫伯掌管。天子视朝时，司士端正其仪容，大事时，诸子掌管其政令，这是入值环列的卫队。天子视朝时，大仆在前端正位置然后退下，天子出入时，大仆从左边驾车并在前面开道，视朝时则在路门的左边，由大仆掌管，而小臣、御仆隶属于他，这是仆从侍御的卫队。所有这些都不是兵卒。虎士八百人，跟随在天子前后，按卒伍的次序疾行，平时守卫王宫，驻扎时守卫王闲，视朝时则在路门的右边，由虎贲氏掌管，而旅贲氏隶属于他，这是奔趋拥护的卫队。住在虎门的左边，让他的属官率领四方蛮夷的隶卒，各自穿着其国家的服饰、拿着其国家的兵器，守卫王门外，由师氏掌管。率领四方狄人的隶卒，让他们穿着其国家的服饰，拿着其国家的兵器，来守卫王宫，由司隶掌管。这是周防守御的卫队。后两类则都是兵卒。”

译我评论陈祥道说：宫正掌管王宫中的官府，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士庶子。宫正考核他们的功绩，纠正他们的德行，教导他们道艺；而宫伯掌管他们的政令与奖惩，使得他们学问日益精进，职守日益修明，那么王宫中担任宿卫的就都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才了。秦朝设有郎中令，掌管宫殿的门户。汉武帝将其改名为光禄勋，其下属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共四个等级，称为三署郎，这类职位通常选取经学精通、品行端正的人充任。至于通过公车特别征召的贤良方正之士，以及在公府担任掾曹、试任博士的人，大多出自这一选拔途径，所以刘向、霍光、张安世、东方朔、扬雄等人都是由此出身。因此，董仲舒希望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其吏民中的贤者，每年贡举二人，来供给宿卫，并且借此观察大臣的能力，这还符合周代官制的遗意。

宫伯，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正义说：伯就是长的意思。魏校说：宫正与宫伯，互为长官与副职。先王在宫中闲居时，宦官和妇女都不许在侧。前后左右与之相处的人，只有士人罢了。

我评论陈傅良说：“宿卫有两类，一类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分置于八方，由宫伯统领；另一类是宫中官府的各种役使人员，交错安置在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间，由宫正统领，两者都隶属于冢宰。宫伯所掌管的，在汉代相当于郎卫，隶属于郎中令；宫正所掌管的，在汉代相当于兵卫，隶属于卫尉。然而光禄勋掌管接待宾客、署任郎官，而由太尉统辖，那么也隶属于三公，只是名义上隶属，其间没有实际的征召命令。到了诸葛亮辅佐蜀汉，深深担忧宫中与府中不能成为一体，那么当时宫与府就已经分开了。”

按宫正所掌管的，并非兵卫。叶时已经论述过这一点。两汉的制度也多次变更，不能将汉代的制度直接等同于周代的制度。至于诸葛亮所说的宫府一体，是从升降褒贬意见是否一致而言的，并非指官吏的统辖关系。

膳夫，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膳，音演】

正义：郑康成说：“膳的意思是善。现在美好的食物称为珍膳。膳夫，是饮食官员的长官。”郑司农说：“《诗经》说：仲允担任膳夫。”邱濬说：“膳夫以下的官员，如庖人、饔人、亨人等，都由士人担任，而隶属于冢宰。因为君主一人，关系到宗庙社稷，饮食不可轻视。”

庖人，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音蒲肴，贾音嫁，徐音古，下同】

正义：郑康成说：“贾，主管市场买卖，知晓物价。”

存疑。郑康成说：“庖的意思是包，包裹肉叫苞苴。”

按古代百姓茹毛饮血，包牺氏开始烤熟肉，进行毛炮烹饪，庖的含义应当取义于此。如果取包的意思，那么茅、匦、橘、柚都有这个名称，注解的含义似乎偏颇。

内饔，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音于胷，下同】

正义：郑康成说：“饔，是切割、烹煮、煎炸、调和的总称。内饔所主管的在内廷。”贾公彦说：“饔，是调和的意思。熟食需要调和，所以叫饔。”

外饔，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正义：郑康成说：“外饔所主管的在外廷。”

亨人，设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音普庚】

正义：郑康成说：主管为内外饔煮肉的人。魏校说：现在的厨役，古代却由士人来担任；这是因为古代没有那种轻视实务的风气，后世士人多清谈，将鼎镬烹饪之事视为贱役，事理与道义就判然分开了。读《周礼》的人用这类例子去推求，或许就能明白古人早晚温恭、做事谨慎恭敬的含义了。

总论：朱熹说：“陈君举说天官的职掌，如膳羞、衣服等官员，都归属于此，这是治理君主自身，这个说法是对的。”

甸师，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音弟砚】

正义：郑康成说：“郊外叫甸，师就是长的意思。甸师主管供应野味，是官员的长官。”贾公彦说：“天子借田在甸，所以称为甸师。这个官职主管地事，却不放在地官中，是因为它供应野味和薪柴，所以排在亨人之后。”王安石说：“徒三百人，是为了让他们以薪柴役使内外饔的事务，不仅仅是耕种，供王借田使用。”

兽人，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义：贾公彦说：“掌管用网捕捉田猎野兽，以供应膳食美味，所以在此。”

渔人，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渔音鱼，本又作鱼，亦作防同】

正义：马融说：“徒三百人，是因为池塘、苑囿众多，取鱼的地方多，所以如此。”

鳖人，设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六人【鳖，音卑列】

正义：郑锷说：龟、蜃之类，没有不带甲壳的，官名特别以鳖命名，大概是因为龟用于占卜，蜃用于装饰器物，不专门用于食用。有甲壳的美

译而食用它的人很多，没有超过鳖的。

腊人，是下士四人，府吏二人，史官二人，徒役二十人【腊，音昔】

译郑玄解释说：“‘腊’的意思是‘夕’。【贾公彦疏解：‘干肉称为腊，早晨晒晚上才干，所以说腊的意思是夕，有的版本写作‘久’，意思是久晒才干，也就是完成的意思。’王应电说：‘古代‘腊’字写作‘防’，上面是叠肉从日干之，现在的字形旁边加了月。腊，指君主凡是用来干肉以火烘干的，也叫腊。’】

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音乙熙】

郑玄解释说：“医师，是众医的首领。”贾公彦说：“医官掌管调和饮食之类的事务，所以设置在饮食官职之间。”黄度说：“《春秋左传》记载：晋侯有病，秦国的医和告诉赵孟说：‘国家的大臣，享受尊荣的宠禄，担任重大的政务，如果有灾祸兴起而不加改正，必定要承担罪责。’现在君主因为纵欲而生病，主管大臣不能加以防范，所以说‘良臣将要死了’。冢宰负责保护君主的身体，燥湿寒暑，起居饮食，都应当体察，所以医师隶属于他。”王安石说：“医师聚集毒药以供医疗之用，所以有府官来储藏。

让医官分别治疗疾病，疡医稽查其事，制定饮食，并且有政令。所以有史官来记录，有徒役来服役。众医从医师那里接受政令，听从使令，就不需要府史胥徒了。

叶时评论说：‘君主起居饮食，如果不谨慎，都足以导致疾病。统辖于大臣，那么小臣有所顾忌，而不敢引导君主的欲望。西汉将大医、大官隶属于少府，而统辖于丞相、御史，还保留着周官的遗意。到了东汉则全部使用宦官，主管起居饮食的重任，不咨询大臣，而委托给宦官，这难道是防范杜绝弊端、保养和气培育德行的道理吗？’

食医，中士二人。【食，读如字】

郑玄解释说：“饮食有调和药石之类。”王昭禹说：“《易经》颐卦说，君子以此节制饮食。大概身体不和，多由于饮食，在无事的时候顺应调适，有道理疾病从哪里来呢？这就是设置食医的原因。”

疾医，中士八人。

陈傅良说：疾医专门治疗内证。王应电说：食医以君主为主，疾医以万民为对象。但是大人治疗未病，而其方法也通用于下层；小人治疗已病，而其方法也通用于上层。郑伯谦评论说：凭借技艺侍奉君主的人，只有医术最难精通。所以食医之下有疾医，调饮食，不兼治疾病。疾医之下有疡医，察内证，不兼治外证。疡医之下有兽医，治禽兽，不兼治人。

疡医，下士八人。【疡，音羊】

郑玄解释说：“疡，是创伤和脓疮。”贾公彦说：“《曲礼》说：头上有创伤就洗头，身上有疡疮就洗澡。”

兽医，下士四人。

郑玄解释说：兽，指牛、马之类。【贾公彦疏解：《尔雅》说，在野的叫兽，在家的叫畜。又说：两足有羽毛的叫禽，四足有毛发的叫兽。既然没有特别解释畜，那么兽可以兼指牛、马。】王应电说：家畜中的兽，只有牛、马最贵重，它们的疾病应当有方法治疗，所以有兽医。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郑玄解释说：酒正，是酒官的首领。【贾公彦疏解：与下面的酒人、浆人为长，没有提到浆，是文字省略。】贾公彦说：酒浆的职事，与膳食相辅相成，所以在这里通论。陈汲说：酒正不掌管酒禁，而地官的司虣禁止在市场上饮食，秋官的萍氏掌管检查酒、谨慎酒，大概酒正掌管王朝的政令，无暇顾及外事，必须交付给刑官、市官的属官，然后职专而事便。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音衣詹，又音于检，刘音于验，奚：读如字，又音胡礼】

郑玄解释说：“奄，是精气闭藏的人，现在称为宦人。”贾公彦说：“因为与女酒及奚同职，所以用奄不称士，也是府史之类。女酒则与奚为什长，如果胥徒奚三百人造酒，需要人多。女子中有才智而懂酒的是女酒，她们供给使者的是奚。”

案酒浆、笾、醢、醯、盐、幂这七个职事都出入王宫，所以用奄奚来做，以供给世妇在庙中的役使，所以酒人用奄。

王应电辨正说：‘女酒、女浆之类，都是选择民间妇女中擅长此事的来供职，其次是奚，就像庶人在官一样。所以内宰说：‘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寺人职称：‘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人指女御，所以系之于王；女宫则凡是女酒、女浆、若奚之属，都在其中，所以不系之于王。’注：‘把女奚当作女奴，是不对的。秋官司厉明确说：‘盗贼的女子入于舂槀，则不供他事。’很明显。舂事烦劳，而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来执役的，是女奴。饎事精洁，女奴不参与，所以设置奚多达四十人。如果把奚当作女奴，难道舂事的烦劳，五人能做完吗？饎事较简，反而有四十人之多吗？况且以王及后的至尊，祭祀宾客的至洁，而饭食却由盗贼的女子制造，没有

译这合乎道理了。」

负责浆饮的奄人五人，女浆十五人，奚一百五十人【浆，音良】。通论：王昭禹说，酒和浆的酿造方法不同，所以分设不同的职官；金瑶说，浆的制作与酒大致相同，酒使用酒曲，浆不使用酒曲。

译凌人设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音吏，字从冰，或音力升】

正义：郑康成说：“凌，是冰室。《诗经》说：‘二月凿冰声冲冲，三月把冰藏入凌阴。’”贾公彦说：“凌人的职掌说：‘凡内外饔人的膳食，都要用冰鉴来盛放。’所以这类职官连类在此。”

笾人设奄一人，女笾十人，奚二十人。

正义：郑康成说：“笾，是竹制的器具，像豆一样，容量为四升。”

醢人设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音呼改】

正义：郑康成说：“醢，是豆里的实物。不称为豆人，是因为这里主要掌管醢豆，但豆里的实物不限于醢。”【贾疏：豆里有膷、臐、膮、胾、炙、脍之类，数量很多。如果叫豆人，恐怕就都掌管了，这里只掌管醢而已】豆是用木头做的，容量为四升。

按：有笾人而没有豆人，是因为笾里装的是果、谷、鱼、盐、饵、餈，都容易制成，所以统归一个官员；豆里装的是醢类、醯类，杂乱且难制成，不是一个官员所能共同管理的，而且豆里的实物也不限于醢和醯。盐也是笾里的实物，却单独列一职，是因为供给百事所需的盐，笾里只占其中一部分。笾人的女奚较少，是因为枣、栗之类，都是干物；醢人、醯人的女奚加倍，是因为菹、臡之类，都是湿物，制作工序繁多。

通论：贾公彦说：“天子的豆有一百二十个，上公有四十个，侯伯有三十二个，子男有二十四个，上大夫有二十个，下大夫有十六个。”

醯人设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本又作防，音呼西】

通论：贾公彦说：“齐菹必须用醯类才能制成，所以与醢人的职掌相通，因此排在醢人之后。”

盐人设奄二人，女盐二十人，奚四十人。

正义：贾公彦说：“盐是用来调和上等食物的，所以连类在此。”

按：《周官》不记载盐税，是因为产盐的地区都不在王畿之内。盐利非常重要，如果任由百姓自行生产，争夺必定很多。太公治理齐国，设官管理山林湖海，从而收取其利，由此可知。有人说听任百姓自取而不征税，恐怕不是公平治理的方法。

幂人设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幂，音莫绎】

正义：郑康成说：“用巾覆盖物品叫幂。”贾公彦说：“巾幂是用来覆盖饮食物品的，所以排在饮食职官之后。”

宫人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义：贾公彦说：“宫人主管让君王安息，所以在此。”陈友仁说：“官制说：宫人是居舍官之长。”这四官是君王寝处供帐、让君王安息的事务。

掌舍设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义：郑康成说：“舍，是出行时解衣止息的地方。”【贾疏：解脱止息之处】

幕人设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音模鄂】

正义：郑康成说：幕，是覆盖在上方的帷帐。

掌次设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正义：郑康成说：次，是自行修葺止息的地方。贾公彦说：按其职掌说：掌管君王驻跸的法度，以等待张设事务，幕人供给材料，掌次负责张设，所以连类在此。从掌舍到掌次，都是君王出行时的事务。郑锷说：舍，是久留的意思；次，是暂止的意思。外出会盟，有时停留时间较长，所以有掌舍来保卫；外出祭祀，只是暂时停留，所以有掌次来安排仪容。看其设置梐枑、坛壝，严格防范界限，可知是久留；看其设置皇邸、帟案，多做装饰，可知是暂止。

大府设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十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的大，音泰，又如字】

正义：郑康成说：“大府是君王管理仓库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司农。”贾公彦说：“有贾人，是因为府官有市场买卖，需要知道货物的好坏。”李觏说：“《周官》掌管财务的虽然不止一个，但纲纪统属，实际上专属于一个部门，所以天下财货的收入，没有不从大府接受的，量入为出，也没有不从大府颁布的，因此利权不分散，而征收散出得当，如果不专总于一个部门，支出钱财的只以供给办理为先，使用钱财的只以济事为功，而后继不继，就不顾惜了。财货怎么能不亏损呢？”通论：《周礼菁华》说：“大府以下的各职，都是出纳防计的有司，所以隶属于冢宰，以制定国家用度。只有冢宰以道辅佐君主，上能约束君王和世子的过度索取，下能制约有司的擅自供给，凡事都有定式，大府只是禀承成式而颁布，那么奢侈之心和溢志不戒自抑，所以常有三十年的通融，而百姓没有凶荒水旱的祸患。”

玉府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正义：郑康成说：“工，是能攻治玉石的人。”贾公彦说：“其职掌说：掌管君王的金玉玩好兵器，凡是良货贿的收藏，以玉为主。”

译（此处缺字），所以称为玉府。设有贾官来辨别玉器的优劣贵贱。”

我评论陈氏傅良说：“玉府掌管天子的器用、财物以及燕饮私用之物，却列在大府之下，与所有管理仓库的官员没有区别，那么每天有账目，每月有汇总，每年有稽查。司会官有废弃、安置、惩罚、奖赏的法典，怎么能不加以节制呢？”如果御府将禁钱交给受宠幸的人手中，藏在宫禁之中，外人无法比较核查，那么就会浪费钱财、危害百姓，这难道是小事吗？

叶氏时说：“根据各种职官来考察，兽人进贡的皮毛筋角，（此处缺字）人征收的（此处缺字）税，廛人、屠夫进贡的皮角筋骨，遂师征收的野职、野赋，泽虞进贡的财物，都送入玉府，用来供给玩好和赏赐之用，并不是天子的私人储藏。汉朝初年，用大司农供给国家公用，用少府供给天子的供养。元帝时贾捐之说：‘军队在外作战不到一年，花费四十多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于是用少府的禁钱来接续。’这还是把私人储藏当作公用。自从光武帝把少府的禁钱划归司农，宫中的私用一切从司农那里支取。章和年间以后，因为这样不方便，于是在宫中自立一个监，命令宦官主持，古代的制度才开始废弛了。”

译内府设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郑康成解释说：内府掌管优质的财物，收藏在内部。王与之说：所谓内府，并非天子的私人储藏，只是因为它位于库门之内罢了，与后世的琼林库、大盈库是不同的。

按：各府都不是私人储藏。王氏因为它的名字叫内府，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私藏，所以加以辨析。然而认为它在库门之内，则未必如此。君王的财物，不一定放在门内才算是内部。三府只是根据所收藏物品的不同来区分罢了。它们应当位于王宫之外，内府掌管接收九贡、九赋、九功的财物，这些都源于天时，产于地利，成于民力，是所谓财用的大源头，是下级供给上级的来源。外府掌管国家货币的收支，用来调控物价轻重，均衡贵贱，沟通有无，是所谓财用的大权柄，是上级控制下级的手段。从外面收藏到里面，所以叫内府；从里面分发到外面，所以叫外府。

郑伯谦通论说：“玉府、内府所掌管的金玉兵器，凡是优质的财物，本质上是一样的。一定要分为两个官署的原因，是因为玉府所掌管的都是式贡剩余财物所制作的，以及兽人、鳖人所进献的，专门供给君王玩赏喜好和赏赐，不涉及国家的大宗用度。内府所掌管的则是九贡九功的财物，以及诸侯进献的国家珍宝，都用来供给国家的大宗用度，所以不能不分为两个官署。”

外府设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郑康成解释说：“外府掌管货币，收藏在外部【贾疏：相对于内府而言为外】贾公彦说：“它的职责说：掌管国家货币的收支，用来供给百事，所以在这里。”

司会设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防，古外反。凡是“要防防计”中的“防”字，都读此音】郑康成解释说：“防，就是大计【贾疏：宰夫的职掌说：‘计曰成，月计曰要，岁计曰会。所以会是大计’】司会掌管天下的大计，是计官之长，相当于现在的尚书。王应电说：“司会执掌典章法度，是冢宰的副手，辅佐君王和冢宰，来均衡平定天下，掌握日成、月要、岁会的总纲，来告知君王和冢宰，废置总赞天下的治理，考核百官的政绩，其权力仅次于大宰，不止是财用一事，所以他的职位崇高而地位尊贵”。

按：有人说大府是下大夫，而司会却以中大夫作为下属，这是不对的。大府的下属，玉府、内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的官吏，都是主管收藏的，使用财物的法式，则由司会来考核，所以司书、职岁、职币都隶属司会，职内也隶属司会。知道收入，然后才能衡量支出。司裘掌管皮革，也是按类别相从，其支出的数量，也要等待司会来考核。大府所掌管的，只是货财的收藏，那么用下大夫来统领就足够了。司会掌管国家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来考核邦国都鄙官府的治理，掌管九贡、九赋、九式、九功的法式，来均衡节制财用。凡是冢宰所颁布的治理措施，都加以考核。对内则考核群吏的治理，对外则周知四方的治理，来告知君王和冢宰废置。凡是君王和冢宰用来驾驭百官的措施，都参与议论。他的爵位与小宰并列，而职事繁重，反而超过小宰，所以特别设置下大夫四人来辅助他。这正是朱子所说的运用天理，不得不如此。后人用私意揣测，认为想要他的权力足以制约大府，然后考核纠察的势头才能施行，这是荒谬的。

陈傅良余论说：成周时期司会的职掌隶属于冢宰，凡是内外府的财用都由他节制，职权专一而责任重大。汉初萧何统领天下财赋，以张苍为计相，还保留了这个意思。后来各府各自设置官吏，如大尉的金曹自主货币盐铁，仓曹自主仓谷，那么事情分散，权力就轻了。到了本朝，则周代的三府分为四部分，凡是天下的金玉之物都归奉宸库，山泽盐铁的赋税都归内藏，其他收入都归南库。至于天下的户口租税收入则归户部，权力不归统一，所以杂乱不可考核。虽然说宰相兼制国用，但无法权衡收支的通融。

司书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郑康成解释说：“司书掌管考核计数的簿册【贾疏：古代有简策来记事，后代用簿，就是簿册】郑锷说：“百官有司财用的数量，都记载在司书那里，司会得以按照籍册来稽查，所以排在后面。”

职内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内音纳】

郑康成解释说：职内掌管收入。

职岁设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郑康成解释说：“掌管岁计，以一年为断【邓元锡说：“制定国用，以一年为断”】按：不叫“职出”而叫“职岁”的原因，是因为一年有丰歉，支出都以一年为标准，而不能超过。

王应电通论说：“职内掌管收入，职岁掌管支出，各有主管则专一，互相核查则严密。收入按时进行，数量简单，所以官吏少；支出逐渐进行，数量繁杂，所以官吏多。”

职币：设上士二人

译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译郑氏伯谦说：职币是掌管币帛余赋的官职，贾氏公彦说：其职责说掌管法度，以征收官府、都鄙以及凡使用国家财物的币帛，以等待上级的赏赐，这与职岁的职务相通，所以同类连缀在此。

存异，贾氏公彦说：“这三个官职都有府，从义理上讲不能称为府的原因，是因为财物不会长久停留。”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正义：贾氏公彦说：“这个官职也掌管皮革，也有府，所以义理上归属在此。《礼库》说：‘皮革也是财赋，所以隶属于大府。’”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义：陈氏傅良说：“古代礼仪中的贽礼都以皮币为主，出入的数量，大致与货贿相当，所以也隶属于大宰，都由司防作为长官。”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义：郑氏康成说：“内宰，是宫中官员的长官。”贾氏公彦说：“称为内宰，是相对于治理百官的大宰而言。大宰不称为外宰，是因为它兼统内外。”郑氏伯谦说：“内宰是冢宰的属官，那么女宠和亲近之人都畏惧。”

师保的检察，而没有敢逾越节制的。皇父担任宰相，膳夫、内史都不得当任。晋侯亲近女色而迷惑，医和认为是赵孟的过错。古人辅佐君主，二南的教化，其道由此而来。朱子说：“五峯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的书，说像天官冢宰却管理宫闱之事，他的意思只是看到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侍，认为不可。殊不知这正是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因为后世的弊端而一并废除圣人的良法美意呢！”

余论郑氏伯谦说：汉代的大长秋是皇后之卿，大概是内宰的意思。中宫仆、谒尚书、黄门、冗从等像小臣一样的属官，内府令像内司服一样的属官，都由他统领。至于中常侍以及凡侍奉内掖庭、暴室、御府、祠祀的人，与勾盾、中藏府令丞典掌贵人、采女、官婢、侍史、服食、游观等事务的，都由少府统领。职分既然分开，就不相干涉。然而大长秋、中常侍还参用士人，邓通是文帝的幸臣，而丞相申屠嘉得以檄召想要斩他。自从东京（东汉）开始全部使用宦官，士大夫既然不再参与内事，而隶属于少府的只是以文书相隶属。所以大尉杨秉纠察中常侍，尚书诘问他说三公统辖外朝，越职奏报近臣，大概三府的命令不能行于便嬖，何况后妃呢？然而西汉的大长秋是士大夫，还可以节制后宫。成帝敕令许后减省用度，后上书辩驳，担心官吏以诏书约束她，还存有周家的气象。后汉虽然改用宦官，但宫中财用还交付给有司。章和以后不再由外朝统领。等到隋朝设置殿中监，唐朝设置内诸司，凡是天子的服食器用一切交付给宦官，大臣不敢过问，那么成周设官的意思就没有再存在的了。王氏与之说：宫中官不过三种，项宫正、宫伯、宿卫之官，就是现在的环卫。宫人掌管王寝洒扫次舍之事，就是现在的修内司。至于内宰，凡是宫中的宦官与诸嫔御都在其统领之下，就是现在的入内内侍省都知。内宰所统领的事务繁多体统甚为尊重，所以用下大夫担任，其属官没有下士，与其他官职不同。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义郑氏康成说：奄称为士，是因其贤能而区别对待。贾氏公彦说：其职责说掌管王后的命令，端正其服位。查《夏官·大仆职》出入王的大命，端正其服位，那么这个内小臣侍奉后的职务与大仆侍奉王相同。酒人、浆人等奄都不称为士，这里是因为有贤行而任命为士。吕氏祖谦说：奄的职位极于上士，先王防患的意思，大概是防范。李氏觏说：其余的奄都不任命。宦官的职位位列天象，大概帷簿之内，床第之言，固然不可以屈辱俊乂，混淆男女。使用奄人，是制事的适宜。然而先王不以恩夺义，不以私废公。虽然防范臣下无得过宠，奄称为士的止于四人，何况可以做卿大夫呢。杂说：后之尊亚于王，掌管其命令的只有四人而已。六寝六宫的奄寺内竖不过二十人，严厉啊。余论陈氏傅良说：极治之世，没有他人主亲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侧而已。如阍寺防近，易为人主所宠任。属之冢宰，那么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内臣，不得以非道干。这是先王治内的严厉。西汉制度还近古，三公总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内臣都隶属于它。自从武帝疏远朝士，宰相不得检摄内治，其权稍轻了。后来石显用事，匡衡、甄谭还能条奏，具言旧恶，那么宰相虽然没有曩时的权，而宰制的意思还依旧。当时侍御也参选明经之士，都拜议郎，更宿王宫，以备顾问。东汉则议郎不在宿直，中常侍不复杂调他官，都由宦官担任。最终导致王爵天宪都归于奄寺，孙程、曹腾得以专废立。推究其来源，大概由于三公

译只是空居尊位，而宦官专权并非所能制约，所以如此。

译宫门守者，王宫每扇门设四人，御苑和离宫也如此。【阍音昏，囿音又，游本亦作斿，音由】正义：郑康成说：“阍人负责在黄昏和清晨开启关闭宫门，囿是御苑，游是离宫。”贾公彦说：“其职责说掌管守卫中门的禁令，说中门则仅指雉门，而说每门者，那是说中门是根据有禁令守卫的地方而言，实际上王的五门都派阍人守卫。”王昭禹说：“门守尤其应在黄昏时谨慎，所以叫阍人。”

存疑郑康成说墨者派去守门。

按《内则》说深宫坚固的门，由阍人和寺人守卫。《谷梁传》也说：“阍寺，是人。”这里列举群奄，不应唯独是墨者。墨者所守卫的，大概是城郭、官府、馆舍、仓廪、马厩仓库的门，王宫五门、六服群辟，是公卿百官出入的地方，未必会让受黥刑的人守卫。

寺人，王的正内五人。【寺石异反】

正义郑康成说：“寺的意思是侍奉。《诗》说：寺人孟子，正内路寝。”贾公彦说：“僖公二十四年，《左传》寺人披自称刑臣，那么寺人是奄人。正内指后的路寝，如果王的路寝不能称为内。内宰注：后仿效王设立六宫而居住，也有正寝一，燕寝五，那么正寝就是路寝。”

按各种职称，奄只说其精气闭藏罢了。只有王的正内，称为寺人，说能侍奉王，所以特别区分以示尊重。不说后的路寝，而说王的正内，妇人所居必定依附丈夫来命名，就像内宰职不说后宫，而说王之北宫一样。后寝设寺人，而王寝没有，为什么呢？王的路寝与公卿听政，脱下礼服就住在燕寝，从晚上到修令之前，侍御仆从都在那里。只有夜晚安身，然后嫔妇依次侍奉。宫人职供给寝中之事，是说供给器具。内小臣掌阴事，是说嫔妇入御之事。寺人掌内人及女宫的戒令，引导她们出入，那么内人入御，女宫跟随听事，都包含在其中了。从早到晚，侍奉王都是士大夫，夜间事务则由内小臣、寺人当值的交替掌管，所以人员没有另外设置。通论朱熹说：天官兼管嫔御、宦官、饮食之人，都总括管理，那么对于饮食男女之欲，用来制约君主而成就其德行的方法至极。哪里还有后世宦官的弊端？古代宰相的职责就是这样。

余论贾公彦说：“据此那么寺人不掌管男子，秦诗未见君子，寺人之令，大概是秦仲开始壮大，其官职未完备，所以寺人兼小臣得以掌管男子。”石守道说：“周官阍人掌管守卫王宫中门的禁令罢了，寺人掌管王宫内人及女宫的戒令罢了。汉武帝多次在后庭宴饮，潜游离宫，奏请机要事务，多由宦官主持，开始参与政事。巧幸进用而正人废弃，谀佞进入而君德败乱，因此产生。”

内竖，人数是寺人的两倍。【竖蜀羽反】

正义：郑康成说：“竖，是未冠者的官名。”贾公彦说：“昭公四年《左传》：叔孙穆子住在庚宗，庚宗的妇人生牛，作为竖，那么应当是童子未冠者。”

按《文王世子》到寝门外，问内竖的侍者以侍奉正内。《左传》浑良夫年轻时作为孔氏的竖，那么竖不是奄可知，存疑。刘彝说：内竖，是奄中小的。

九嫔。【嫔皮因反先郑音宾】

正义郑康成说：“嫔是妇。”《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不列夫人者，夫人对于后，就像三公对于王，坐着讨论妇礼，没有官职。陈傅良说：“从九嫔到女史，都属天官。先王的意思深远了。那些妇人女子，面对至尊，幽居九重，就会骄横放纵，无所不至。只有让她们在内部分职，而附属于外，有职就应当奉行法度，有属就必定考核功绩，奉行法度就不敢不谨慎，考核功绩就不敢不勤勉。何况内宰就用大夫、士，春官世妇，每宫卿二人，都分别任命贤妇人以检束内事，能不畏惧忌惮吗？”汉高祖想废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留侯说：“骨肉之间，即使臣等百人，有什么益处？这是冢宰失职的弊端。”

总论《薛氏衡》说：“内宰所掌，从内竖以上，用来纪纲王宫之治；从九嫔以下，用来辅成王内之治。”

世妇

正义郑康成说：不说数目者，君子不轻率于色，有妇德的充任，没有就空缺。贾公彦说：九嫔说数目者，是想显示世妇女御有德也充任，如果九嫔无德也与世妇女御同空缺，所以互文，令得两见罢了。

按郑康成《三夫人九嫔世妇女御》注，本来确凿不可更改。他引《昏义》以证明世妇、女御的数目，及《家语》“当夕”之说，宋以后诸儒纷纷排斥攻击，都是于理未达。天子法天，凡事都以十二为度，所以有三夫人、九嫔

译鲁伯姬嫁到宋国，三个国家送来陪嫁女子，《春秋》特意记载，认为这不合礼制，那么天子应该具备十二人的数目，这就很明白了。三位夫人虽然在经书中没有记载，但《酒正》中有王后向宾客敬酒的礼仪，《浆人》中又有夫人向宾客敬酒的礼仪，那么王后之下有夫人，这就很明白了。这就像三公在经书中没有记载，但他们的朝位却见于《小司寇》、《朝士》，射位见于《射人》一样。大概只有九嫔像九卿一样不可缺少，而三位夫人则是有了德行才配备其职位，就像三公的官职不一定都要配备，只看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世妇则是那些有儿子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那些没有儿子但德行出众的人，有时也附列其中。女御则是良家女子，在王宫中侍奉，只有被君王宠幸的才有其职位，所以她们的数目都不能确定。至于君王未曾宠幸的，必定有规定年限出嫁的制度，但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古代内宫九御，从夫人、嫔、妇以下，都辅佐王后，主持内政，以供应祭祀和接待宾客的事务，以进献养蚕种桑、纺织刺绣的功劳，以治理王族、嘉好、合食、内宗三个月的教化，以准备丧祭吊唁的礼仪，也像其他各种官职一样不可缺少。众儒生却极力排斥《昏义》，并怀疑《周官》、《曲礼》，说王宫中的嫔妃侍从不应该这么多。大概是因为以私意浅见，妄议圣人，不知道如果君王心中没有主见，因欲望而败坏法度，那么惑溺专妒，即使只有一两个人也足以损害君王身体而扰乱各项政务。如果真能端正心性修养自身，以此整治家庭，那么九嫔、世妇、女御配备齐全，恪尽职守，以广延子嗣，《二南》的教化，实际上就基于此。周公建立官制，从王宫嫔妃，到奄寺、亲近之人，饮食服侍等琐碎事务，都归属于冢宰，务必使礼法制度修明，君王心性顺正，小事不忽视，大事不逾越，这才是端正心性修养自身的防范，是振兴道德达到治世的枢纽。

译我评论魏氏的校勘说：《易经》中剥卦的卦象，上九以一阳爻承载于众阴爻之上，这是君主的象征。六五率领众阴爻来承奉这一阳爻，所以有“贯鱼以宫人宠”的卦象。然而孤阳处于众阴之中，很少不被它们伤害消损的，所以卦义为剥。古代圣王对此十分谨慎，从九嫔以下，历代妇女侍奉君王的人数都缺额而不配齐。传述《春秋》的人，又陈述孔子的意思，说天子娶妻，只有十二个女子，其中有的在国内等待成年，等年轻的成年了，年长的已经衰老，前后所侍奉的，实际上不过几个人而已。

女御

正义：郑康成说：“《昏义》所说的御妻，御就是进献、侍奉的意思。”贾公彦说：“女御的职责记载说掌管在君王闲居的寝宫里侍奉君王。”

女祝四人，奚八人【祝，音六，郑玄、徐邈又音又】

正义：贾公彦说：“女祝的职责记载说掌管王后的内部祭祀，凡是内部的祈祷祭祀之事，所以设在此处。”朱熹说：“古人制定法度，无所不备，有什么事就设立什么官职，比如宫中祈祷祝颂之事，专门设立女祝来掌管，自然就没有后世的巫蛊之祸了。”

通论郑锷说：人得不到安宁，就向神圣祈福。人根据人情，而设立巫祝的官职。所以主持国家祭祀，就有大祝、小祝、甸祝、诅祝的官职。在王宫中，就有女祝。

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正义：贾公彦说：“女史的职责记载说掌管王后的礼仪职事，是内治的副职，与君王的大史掌管礼仪相同。”张载说：“女史八人，记录王后的言行，以辅助内治，以及进御等琐碎之事，都记录下来，所以王后及夫人以下没有不敬畏而增进德行的。”陈傅良说：“王后有女史，观察视听言行，怎能不端正呢？”郑锷说：“天子有史官，记录言语行动，所以不敢有过失的举动，王后与君王同体，所以有女史。”

辨正刘彝说：女史掌管王后的礼仪职事，是内治的副职，那么一定有通晓道艺而懂礼仪的人。郑玄认为女史是懂书的女奴，这是不对的。大概是选择女御中贤能的人来担任。

典妇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贾四人，徒二十人。

正义：郑康成说：“典，是主管的意思。典妇功，是主管妇人丝麻工作的官长。”贾公彦说：“丝麻有优劣贵贱，所以需要贾（负责买卖估价的官吏）。”陈傅良说：“以下三个职位都用士人，先王认为这关系到奢侈节俭，关系到内治，如果不是士大夫来做，恐怕危害国家政事，只有与内宫相关通的，如内司服、缝人这类，实在不得已才用阉人。”按：典妇功是布帛的总主管，那么布帛的入库还有应当整治的，所以有工四人；典丝、典枲就不需要再设工了。

典丝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二人。

正义：贾公彦说：“典丝的职责因循妇功，所以设在此处。”王昭禹说：“一只蚕吐出的丝叫忽，五忽叫糸，二糸叫丝。丝是用来做帛的。”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音丝里】

正义：贾公彦说：“按《丧服传》，牡麻就是枲麻，那么枲是雄麻，对应苴是结有果实的麻，也与典妇功同类设在此处。”郑锷说：“布有出自麻的，也有出自草的，如防、越，做成絺、绤。然而出自麻的居多，所以用典枲命名官职。按丝所制成的种类既多，精粗不一，高低不易完全分辨，所以设贾。布则升数有定，一望便知，就是絺、绤几种而已，不必设贾来辨别，所以不设。”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正义：郑康成说：“主管宫中裁缝的官长。”郑锷说：“君王的服饰由春官掌管，王后的服饰由天官掌管。天官掌管王宫内政的政令，所以如此。”贾公彦说：“衣服事务繁多，需要男子兼管，以便与妇人共同任职，所以用奄。”

按：女御，就是上文的女御，在女御中选取二人，作为内司服，八人作为缝人罢了，并非另外一项。我评论郑康成说：“有女御，是因为进献衣服，或许适合君王，扩大礼仪，使没有颜色上的过失。”

缝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缝，音扶容】

正义：贾公彦说：奄二人，也是缝线之事，多需要男子。按：女御之下，另外列出女工，那就是内人明白了。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音日艳，又音日掩】

正义：王应电说：“染人，掌管嫔妇染练之事，所以与典丝、典枲连带事务，都隶属于典妇功。其他染职应当属于冬官。”

追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音都隈】

正义：郑康成说：追，是治玉石的名称【贾疏：《诗经》说追琢其章】贾公彦说：君王的首服，在夏官弁师，这里妇人只是取首服配合衣服，所以连带设在此处。

屦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译人【屦，音九裕】正义：贾公彦说：屦人同时掌管君王和王后的鞋、舄，是因为鞋和舄属于下身穿着的贱物，所以男女共用同一个官员。郑锷说：既有舄又有屦，官名却特别称为屦人，是因为舄只在朝见、祭祀时穿着，而屦的使用场合更多，且上下等级通用。

译夏采是下士四人，史官一人，徒役四人【“夏”音户瓦反，“采”音此海反，有的版本写作“菜”】。

正义郑康成说：“夏翟是羽毛的颜色。《禹贡》记载徐州进贡夏翟的羽毛，有虞氏用它作为帽带。后世有时没有缘故地染鸟羽来模仿而使用，称为夏采【贾公彦疏：翟，是野鸡的名称。查《考工记》钟氏染羽，如果有天然的鸟羽，就不需要染色，所以说后世有时无故】。贾公彦说：“伊水、洛水以南，底色洁白，五种颜色都具备，形成花纹的叫翚；长江、淮河以南，底色青色，五种颜色都具备，形成花纹的叫鹞。夏就是五种颜色。”

查《大学》的道理，治国平天下，必定以修身、齐家为根本，而其根源又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大概必须这样，然后表里没有隔阂，细微与宏大全部贯通。冢宰的属官，乍看似乎纷杂琐碎，但探究其设置官职的本意，则对于天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务，都统辖其中，所以承担的是师保的职责，而不是五官那样的比较。至于格物、致知的学问，那么师氏、保氏引导培养有素，并且随着事务进行探究考察的，都是如此。

钦定周官义疏卷一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钦定周官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周官义疏卷二

天官冢宰第一之二

大宰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

正义：郑康成说：“典，是常道；经，是常道；法，是常道。”贾公彦说：“大宰总领众职，所以六典一并建立，上级常秉持它作为经式，下级常遵守它作为法度。”王昭禹说：“职，是主管的事务。六典，是治、教、礼、政、刑、事六方面的文书。大宰则合并建立它们。自宫正以下，只列举官名，只有大宰、小宰、宰夫称职，是因为正副考核，特别尊崇于其属官。五官也是这样。”

通论孙宏说：“大史的职掌，也说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大概是因为大史掌管典籍，前后稽查验证，凡是治、教、礼、政、刑、事，都能与大宰一起厘正。”

查整部《周官》都是法度。虽然有圣人，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所以六卿百职，无不遵守法度来承接事务，而大宰特别提挈其纲领。上面说邦之六典，邦指王国；下面说邦国，则兼指侯国，而官府万民都在其中。

一是治典，用来治理国家，用来治理官府，用来纪理万民。

正义王昭禹说：治理。〇孔子说：大的作纲，小的作纪。大概纪是纲的目，而系在纲上。有经就有纬，有纪就有纲。陈深说：经如同治丝，而分其条理。

查国家则举其大纲，所以说经；万民则详其节目，所以说纪。

二是教典，用来安定国家，用来教育官府，用来驯服万民【扰，音日杳反】。

正义郑康成说：扰如同驯【贾疏：地官注训扰为安，这里说驯，是因为驯是顺的意思，顺就安了】。王昭禹说：治理扰乱而说扰，如同治理混乱而说乱。

三是礼典，用来和睦国家，用来统合百官，用来协调万民【谐，音户皆反】。

正义：郑康成说：“统如同合。”贾公彦说：“礼用来统叙万事，所以说统百官。”王昭禹说：“合而使之和叫做谐。”

查上面说：官府，这里下面都说百官，是说官而府在其中，文字互相见。

四是政典，用来平定国家，用来端正百官，用来均衡万民。

正义：贾公彦说：“司马主管六军，用来平定天下，所以说平邦国。”王昭禹说：“大小远近，各得其分叫做平。查师田之礼，昭示文章，明辨贵贱，顺应少长，习练威仪，进退有度，左右有局，所以说正百官。四丘出甲，更番征役，所以说均万民。又司士端正朝位，诏告爵禄，也是用来端正百官。”

五是刑典，用来诘问国家，用来刑罚百官，用来纠察万民【诘，音起一反】。

正义：郑康成说：“诘，如同禁。《尚书》说：‘度作祥刑，以诘四方。’”郑锷说：“诸侯专制境内，如果等到其过恶已经彰显才用刑，就不免于九伐了。知其过恶之萌芽而诘问，大概是在其开始时杜绝。”王与之说：“纠合聚集而约束之。刑之所设，别为条目，每事而察之，使民各自检饬，不触犯刑罚。”

六是事典，用来富饶国家，用来任用百官，用来养育万民。

正义郑康成说：“任如同倳【贾疏：东齐人以物揷立地中为倳。《史记》：‘不敢倳刃于公之腹中’。任训倳，是想使百官皆立功】。生如同养。贾公彦说：“冬官主管土地，所以生养万民。”王昭禹说：“因其力之所胜而任之以事，所以说任百官。”

查备物致用，治、教、礼、政、刑之事，都资取于此。所以说事典，任者属之事，以尽其力也。独于冬官言任者，水土之政，尤劳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