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周官义疏卷二十六

译中气所在之月称为“岁”，朔气所在之月称为“年”。假如十二月的中气落在月末，那么就要闰十二月，这样十六日之后才迎来正月的立春节气，这就是朔数所说的“年”到了；后年的正月初一恰逢雨水节气，这个中气所在之月就是中数所说的“岁”。按：注意认为岁和年有两种算法，中气一个周期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稍弱，这就是中数所说的“岁”。朔是指十二个月的初一，如果大月小月各六个，那么三百五十四日就是一年。中数产生于太阳的运行，朔数产生于日月交会之处。疏文将节气归为朔数，这是不对的。中气与朔日的大小不整齐，用闰月来校正它们。【贾公彦疏：月亮有大月小月之分，一年只有三百五十四日，剩余还有十一日，因此经过三十三个月后，中气落在月末而不置闰，中气就会进入下一个月，所以必须设置闰月来补足。按：两个节气之间三十日有余，一个朔望月二十九日半有余，因此中气与朔日的大小不整齐，这就是所谓的“气盈朔虚”而产生闰月】就像现在的历法一样，确定四季的次序来安排民众的农事。《春秋传》说：用闰月来校正时令，依凭时令来安排事务，通过事务来使百姓生活富足，百姓生存的根本就在这里。【贾公彦疏：《左传》文公六年】贾公彦说：制定历法以校正岁和年，有了闰月，四季就有次序，依据历法安排民众的事务，所以说“序事”。王应电说：所谓叙事，就像《尚书》中的“东作西成，南讹朔易”，以及《月令》中春天布施德政、秋天严明刑罚之类的事情，颁布给官府和边远地区，那么王国的政事就有条理了。又颁布给各诸侯国，以此来统一天下的正朔。

译颁布每月初一的历法给各诸侯国。

郑众解释说：“颁”读作“班”，即颁布的意思。将十二月的初一历法布告给天下诸侯，所以《春秋》传文说：“不记载日期，是官吏失职。”郑玄解释说：天子向诸侯颁布历法，诸侯将其收藏在祖庙中，到了初一早晨在祖庙朝见，禀告并领受后施行。

考察经文不说“颁朔”而说“颁告朔”，是因为连同每月所施行的政令，一并布告给臣民。先儒认为在祖庙禀告称为“告朔”，对于诸侯国来说，这样说还可以；但对于天子颁布历法来说，这就多余了。《春秋》记载闰月不禀告历法，但仍然在祖庙朝见；既然在祖庙朝见却说没有禀告历法，那就说明这是向臣民禀告当月的政令，这是很清楚的。

通论贾公彦说：《论语》称为“告朔”，《玉藻》称为“听朔”，《春秋》称为“视朔”。视，是君主进入祖庙观看；告，是让有关官员宣读；听，是听取治理一月政令的依据。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闰月时，命令君王住在门内直到月末。

郑众解释说：《月令》中十二月分别位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的方位，只有闰月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住在门内。郑玄解释说：门，是路寝的门。贾公彦疏证说：《玉藻》记载“闰月则关闭左扇门，站在其中”，没有说“居”，也没有说“终月”，而经文说“居门终月”，所以知道是指路寝的门。

辨正郝敬说：郑众认为“从文字上看，‘王在门’就称为闰”。按照尧用闰月来校正四时，帝尧时代没有“王”这个称呼，怎么能用“王在门”来解释闰月呢。

重大祭祀时，与负责事务的官员一起占卜日期。

郑玄解释说：负责事务的官员，是大卜属下的官员，应当观察墨线。贾公彦疏证说：《占人职》记载，史官观察墨线。

在戒期和宿期的日子，与所有负责事务的官员一起诵读礼书，以协调事务。注：古本“协”写作“作”，叶、杜、子春说就是“协”的意思。书有时也写作“协”，或写作“汁”。

郑玄解释说：协，是合的意思。合，是指熟悉记录应当共同完成的事务。贾公彦解释说：戒，是指散齐七天；宿，是指致齐三天；所有负责事务的官员与祭祀的官员一起诵读礼书以协调事务，是担心事务有失误错乱，物品有不齐备的地方。

祭祀当天，手持礼书，按照次序安排常位。

郑玄解释说：这是指校正呼喊的教导，确定他们应当所处的位置。贾公彦解释说：祭祀的礼书，就像现在的仪注，安排常位次序，是让每个人居住在自己掌管的位置上。

辨别事务的人要考证，不诚信的人要惩罚。

郑玄解释说：这是指抵赖、冒犯自己的职事。王昭禹说：法，是上级用来制约下级的，辨别而不诚信，罪行重，所以用刑罚；事，是下级用来侍奉上级的，辨别而不诚信，罪行轻，所以用诛责。诛，是用言语责备罢了。王应电说：不懂礼的人与懂礼的人争论，辨别于是就要考证，并责备那个不懂礼的人。

重大会盟、朝见时，用礼书协调礼事。

郑玄解释说：也是事先熟悉记录。

等到赠送币帛的日子，手持礼书来告诉君王。

郑玄解释说：将，是送的意思。告诉君王礼事。贾公彦解释说：朝见有三种享礼，币是指璧帛之类。

考察诸侯手持玉帛朝见时，正是赠送币帛的时候。赠送币帛可以兼指三种享礼，但不能专门把三种享礼当作赠送币帛。疏解不够全面，详见《大行人》及《司仪》的职掌。

重大军事行动时，怀抱观测天时的仪器，与太师同乘一辆车。

郑玄解释说：郑众说：大规模出兵时，大史主要怀抱式盘来知晓天时、判断吉凶。贾公彦疏证说：根据当时的占卜文字称为式，因为看见时候有法式。史官主要知晓天道，所以《国语》说：我不是盲人史官，怎么知晓天道。《春秋传》记载：楚国有云像一群红鸟夹着太阳飞，楚王派人去问周大史。贾公彦疏证说：见《周语》；哀公六年《左传》。我认为盲人就是太师，太师是盲人官员的首领。王安石说：兼带怀抱观测天时的仪器。王应电说：天时是指时日干支、孤虚、王相以及星辰变动，军队用来决定行止的。

考察太师听军中的声音，必须与大史同车，是因为同律的声音必须符合时日，用来占卜。武王讨伐商朝，吹律听声，推算从孟冬到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就是这样的例子。

重大迁都时，怀抱法度走在前面。

郑玄解释说：法，是司空营建国家的法度，怀抱它走在前面，应当先于君王到达，知晓各个位置的地方。

重大丧事时，手持法度来监督劝防。

郑众解释说：劝防，是牵引六根绋绳。易祓说：法，是六引六绋的法度。王昭禹说：丧祝掌管重大丧事劝防的事务，大史手持法度来监督。

遣奠那天，诵读诔文。

郑玄解释说：遣，是指在祖庙庭院，大奠即将出发的时候。人的道义终于此，累积他的德行而诵读。太师又率领盲人乐官演奏音乐并制定谥号。盲人史官知晓天道，让他们共同完成这件事。说君王的诔文和谥号成于天道。贾公彦疏证说：《曾子问》：“只有天子称天来诔他。”注引《公羊传》：“在南郊制定谥号。”这是君王的谥号成于天道。如果是这样，先在南郊制定诔文，然后在遣奠那天诵读。安葬后则称谥号。贾公彦解释说：安葬以前，孝子不忍心与生前不同，仍然用生前的礼节侍奉。到安葬时，送形体前往，迎灵魂返回，就用鬼神的礼节侍奉。所以

译在灵柩出发那天诵读诔文。王氏应电说：既然已经赐谥号，就必须在灵柩前诵读诔文，一是为了向死者表明心意而使其没有遗憾，二是为了展示生前所行的事迹，死后无法掩盖，让活着的人知道应当劝勉和警戒什么。

译凡是丧事，都要加以考察。

郑玄解释说：“考察是因为有得失。”

小丧，赐谥。

郑玄解释说：“小丧，指卿大夫的丧事。”

黄度存疑说：“小丧，指王子弟的丧事。郑玄注说是卿大夫，不对。卿大夫赐谥、读诔，是由小史掌管的。”

按：小丧由大史主持赐谥，在赐谥时，小史读诔，并非两件事。传文中说：“公子中地位尊贵的，相当于大夫，那么王子弟与卿大夫的地位恰好相等。”

凡是射礼，装饰箭靶，放置算筹，执掌礼仪事务【舍，音释】。

郑玄解释说：“舍，读作释。”郑众说：“中，是用来盛放算筹的器具。”我认为，将算筹放在中里，等待射礼时从中取出，然后释放算筹【贾公彦疏：乡射、大射的算筹都在中西侧设置，中内放八根算筹。两两一组的人升堂将射时，大史从中取出八根算筹拿着等待射礼，中里释放算筹后，再填入八根算筹到中里，等待第二组人射，第三组及以后都如此】。《乡射记》说：“国君在国都内射礼，则用皮竖中；在郊外射礼，则用闾中【按：闾是兽名】；在边境射礼，则用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贾公彦疏：国都内射礼用皮竖中，是指在寝宫举行燕礼，就用皮竖兽形作为中；在郊外，是指在大学举行的射礼；在边境，是指与邻国国君射礼。大夫和士各有一种中，所以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天子的中，没有听说过。贾公彦说：“饰中，指装饰整治使其洁净；舍算，指射礼有三番，第一番三组人射不释放算筹，第二、第三番射才释放算筹。”郑锷说：“大史的职掌应当记录，所以释放算筹以记录中的数目。礼事，凡是射礼时的升降威仪都是。”

按：大史的职掌，除了建立典章制度以外，都是国家大事。而天官家中的术数，则让有司去治理。有冯相氏考察历象以正定岁时，有保章氏观察妖祥以占卜时变。大史不过是总揽纲维，辨别差错罢了。只有听军声以知吉凶，在南郊诔祭以垂示法戒，这些天道人事的精微之处，难以辨别却显著而难以欺骗的，由大史亲身承担。大概古代没有道德的人不担任这个职位，所以曾巩说唐虞时代，史臣都是圣贤一类的人。即使到了周朝衰微，见于传记者，还有很多卓越非凡的人。那么就知道周公设置官职，以下大夫的身份，而所掌管的都与六卿相可否，所以维持世教的意思很深了。

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确定世系，辨别昭穆。如果有事，就告知国王的忌讳【奠，如字，一音定；系，户计反】。

郑众解释说：“志，指记载；系世，指《帝系》、《世本》之类。小史主定这些，瞽蒙讽诵这些【贾公彦疏：瞽蒙掌管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先王死的日子为忌，名字为讳。”贾公彦说：“《帝系》、《世本》都有昭穆亲疏，所以需要辨别。”王安石说：“父子相代称为世，世之所出称为系。确定世系以知道其本源，辨别昭穆以知道其世序。”

郑锷辨正说：“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郑众说像《春秋》传所称的周志、《国语》所称的郑书之类；外史掌管四方之志，郑玄说像鲁的《春秋》、晋的乘、楚的梼杌之类。那么邦国与四方没有区别，却分掌于两个官职，为什么呢？大概周志、郑书是外史所说的四方之志；至于邦国之志，则是记载诸侯所出的世系，以及其庙祧昭穆。如鲁出于周公，郑出于桓公，传序逐渐增多，昭穆久而可能混乱，所以王朝也有志书来记载，而由小史掌管。”

郑玄存疑说：“王有事，在宗庙中祈祭。”贾公彦说：“若有事，是指在宗庙中有祈祭之事，告知国王的忌讳，是指小史告诉国王先王的忌讳。”

按：注疏专门以宗庙有事来说，尚未尽善。古代大夫去世，国君不提起他的名字。国王时巡，住在诸侯的祖庙，也应当有忌讳记录。这就是所谓以礼籍入正小史之事。

大祭祀，读礼法，史用文书排列昭穆的俎簋。

郑玄解释说：“俎簋，牲与黍稷，用文书依次排列，校比之。”贾公彦说：“说排列昭穆的俎簋，那么大祭祀只指宗庙。”

按：大史与群执事读礼法，而主读的是小史。对于大史说：“礼书，用文书协事。”这里说“礼法”，那么事与书都兼有了。史，是小史的属官，史也。旧说大史读礼法时，小史用文书排列俎簋，那么经文为什么不直接写小史以明确，而只说“史”呢【如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之类】。

大丧、大宾客、大封疆、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是国事用礼法的，掌管其小事。

贾公彦解释说：“数事皆大史掌管，小史佐之。”

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

郑玄解释说：“其读诔，也以大史赐谥为节，事相成也。”

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

译日，二十八宿的位置，辨别它们的次序和事务，以防范天位的错乱。

【冯音凭，相息亮反，有音又，防如字】

《正义》引郑康成说：“岁”指太岁，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月份，就是斗柄所指的时辰。【郑锷说：斗柄每月移动一个星舍，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〇，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这就是十二个月的位置。】乐说认为岁星与太阳常相感应，太岁按月建来显现，那么现在的历法中的太岁并非如此。【贾公彦疏：太岁在地，与天上的岁星相应而行，岁星属阳，在天上向右运行，一年移动一个辰，又将前一个辰分为一百四十四份而侵入一份，那么一百四十四年跳跃一个辰，十二年一个小周期，一年移动一个辰的缘故。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一个大周期，十二次跳跃完毕的缘故。太岁在地上向左运行，与岁星跳跃辰的年份数相同。服虔注：《春秋》说龙度过天门，大概因为岁星本来在东方，称为龙，以辰为天门，所以用岁星跳跃辰来比喻龙度过天门。说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月份，斗柄所指的时辰，是因为岁星属阳，人们能看见，太岁属阴，人们看不见，虽然右行左行不同，但运行的度数没有差异，所以举岁星来代表太岁。说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月份，一年之中只在一个辰上作为法则，如果元年甲子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五星都汇聚在牵牛之初，这是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月份，十一月斗柄建子，子位有太岁，到明年岁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汇聚在〇枵，斗柄建丑，丑位有太岁，从此以后都这样。】

岁、日、月、辰、星宿的位置，是指它们所在的方位。【贾公彦疏：这五种事物都依据四面十二辰而显现。】

辨别它们的次序和事务，比如仲春辨别秩东作，仲夏辨别秩南讹，仲秋辨别秩西成，仲冬辨别在朔易。【贾公彦疏：《尚书》都写作“平秩”，这里说“辨秩”，是根据书传。】

防范天位，是结合岁、日、月、辰、星宿这五种事物作为时事的候应，就像现在的历日太岁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一样。《国语》说王合位于三五，大概由此术而来。【贾公彦疏：《国语》说“王合位于三五”，是指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用它来证明经文，五者各在其位。】

贾公彦说：十二年，是指太岁在地上十二辰向左运行，一年移动一个辰；十二月，是指斗柄每月建一个辰，十二月而周；十二辰，是指子丑寅卯等；十日，是指甲乙丙丁等；二十八星，是指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等。指星体而言，称为星，日月汇聚于其星，即名宿，也名辰，也名次。【案《尔雅》十干为岁阳，十二支为岁阴，《天官书》岁阴在寅，岁星居丑，索隐认为太岁在寅，那么太岁即岁阴，岁阴即地支，疏所谓行于地者，是指地支。】

位，是总括五者都有位置。

通论王氏详说：在天有岁星，在地有太岁，岁星向右运行，太岁向左运行。在斗曰星纪，女曰〇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娄，胃曰大梁，毕曰实沈，井曰鹑首，柳曰鹑火，轸曰鹑尾，氐曰寿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这就是所说的岁星向右运行。在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辰曰执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协洽，申曰涒滩，酉曰作噩，戌曰阉茂，亥曰大渊献，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这就是所说的太岁向左运行。向左运行的，自东而南而西而北；向右运行的，自北而西而南而东。太阳的运行向右转，月亮的建向左旋就是这样。天道向左旋，而经星跟随它；太阳体向右转，而岁星跟随它。

译查考大岁十二年运行一周；木星在天空中运行，也是十二年一周。因为类似太岁，所以称为岁星。这是岁星因大岁而得名，而大岁终究与岁星没有关联。这一节掌管十二年的周期，专属于大岁。后来保章氏根据十二年的天象，专门谈论岁星。旧有的解说大多没有说清楚。

在冬至和夏至观测太阳，在春分和秋分观测月亮，以此来辨别四季的顺序。

郑康成注解说：冬至时太阳位于牵牛星，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太阳位于东井星，日影长一尺五寸【贾公彦疏：《大司徒》职掌中说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从夏至之后逐渐推算，到冬至时得到一丈三尺的日影。又查《天文志》：春分时太阳位于娄星，日影适中。立八尺高的表杆，日影长七尺三寸六分】这是日影长短的极致，达到极致就说明节气到了。冬天没有阳气，夏天没有伏阴【贾公彦疏：《左传》昭公四年申丰的话】春分时太阳位于娄星，秋分时太阳位于角星，而月亮在牵牛星、东井星处【贾公彦疏：春分时太阳在娄星，月亮上弦在东井星；望月在角星，下弦在牵牛星。秋分时太阳在角星，月亮上弦在牵牛星；望月在娄星，下弦在东井星。所以注文一并说月亮在牵牛星、东井星，不说望月，其义理可以推知】也是通过日影来知道节气是否到了吗？春、秋、冬、夏的节气都到了，那么四季的顺序就正确了。

陆佃通论说：黄道北至东井星，南至牵牛星，东至角星，西至娄星。夏至时，太阳在东井星而向北靠近极星，那么日影短，表杆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时，太阳在牵牛星而向南远离极星，那么日影长，表杆日影长一丈三尺。春分时，太阳在娄星；秋分时，太阳在角星，而居中于极星，那么日影长短适中，表杆日影长七尺三寸。太阳是阳气。阳气主事，那么太阳向北进，白昼变长，阳气胜，所以温暖炎热。阴气主事，那么太阳向南退，白昼变短，阴气胜，所以凉爽寒冷。月亮有九种运行轨迹，在东西南北，有青、白、赤、黑道各两条，而出现在黄道旁边。立春、春分时，月亮向东沿着青道运行，而春分上弦月在东井星。立秋、秋分时，月亮向西沿着白道运行，而秋分上弦月在牵牛星。立冬、冬至时，向北旋转黑道；立夏、夏至时，向南沿着赤道。古代观测月亮，不在冬至夏至，而常在春分秋分；不在春分秋分的望月，而常在弦月，是因为月亮进入八日与不满八日，得到阴阳的正平所以如此。

查考观测太阳和月亮，就是《虞书》中“敬致”的意义。太阳运行出入于赤道，有北至、南至的区别；月亮运行出入于黄道，有阴历、阳历的分别。至于冬夏观测太阳，注文的义理已经说尽了；而观测月亮必须在春秋，大概是因为春秋二分，正值黄道与赤道相交，此时观测月亮的弦望，可以得到阴阳历的真实度数，而节气是否到来就可以知道了。

保章氏掌管天星，用来记录星辰日月运行的变化，以此观察天下的变迁，辨别其吉凶。

郑康成注解说：志，是古文的“识”，意思是识记。星，指的是五星【贾公彦疏：东方岁星，南方荧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镇星】辰，是日月所防【贾公彦疏：《左传》士文伯回答晋侯的话】五星有赢缩、圜角【贾公彦疏：赢缩者，《天文志》说岁星所在的国家不可以征伐，超越星宿而前行出现叫赢，赢为客，晚出叫缩，缩为主人。所以人们说：天下太平，五星循度，没有逆行，日不蚀，朔月不蚀望。圜角者，《星备》说：五星更替王、相、休、废，其颜色不同。王则光芒，相则内实，休则光芒无角不动摇，废则少光色。又说：立春，岁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休则圆，废则内虚。立夏，荧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黄。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无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星当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强国削地，大弱失国亡土。案：五星运行有定度，决不能有顺而无逆。至于日不蚀，朔月不蚀望，乃是推步的疏漏，与太平与否无关】日有薄食、晕珥，月有盈亏、朓、侧匿的变化【贾公彦疏：《尚书五行传》：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则侯王其肃，朓则侯王其舒。案：这也是推步的疏漏，晦朔移动罢了】这七种天象向右行列舍，天下祸福变移所在都显现出来【贾公彦疏：谓日月五星皆右行于天，留顺伏逆以见吉凶。经文说“辰”，注文只解释“辰”的名目，不解释“辰”的祸福者，因为辰与二十八星随天左行，不是用来显现吉凶的】易祓说：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而只说掌管天星者，是因为步占的方法，以星为主。以天象言则是变动，以人事言则是变迁，两者相互参验，这就辨别吉凶了。王应电说：天星者，是经星。占候以经星为体，而七政流行，云物变见于是，占之故曰掌天星也。

查考天星应当兼指经星

译从纬星来说，如果恒星看不见，或者发生动摇，五大行星有凌犯现象，或者运行失常，这就是它们的变动。日月的变动，指的是日食、月食、晕、摩、荡等现象，以前的说法都不够全面。《史记》说五大行星没有出来而不返回的，逆行也是常态。月亮的盈亏、迟速、偏侧、隐匿，本来就不是失度，那么汉朝时还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规律。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是为了观察天象的灾异征兆；观察天下的变迁，是为了考察人事的转移。一定要参合人事，然后才能判断吉凶【比如荧惑守心、退度这类现象】。把星辰列在日月之前，是因为保章氏掌管天星。致日、致月的是冯相氏；掌管十煇之法的是眡祲；而保章氏兼掌它们的变动，为什么呢？凡是日月的变动，一定要根据它们所经过的星宿度数来进行占卜。

译通论贾氏公彦说：“冯相氏掌管日月星辰的常规度数，这个官职掌管日月星辰的变动，与常规不同，以此来显现吉凶之事。”

存疑。黄氏度说：“迁就是变。变动了，那么它的占验就不能恒常不变。梓慎占测孛星说：夏历得当天火发作，宋、卫、陈、郑应当承受灾祸。占测岁星说：岁星在星纪，而过度侵入玄枵，蛇乘龙，宋、郑必定发生饥荒。裨灶说：岁星抛弃它所在的位置，而旅居在明年的位置，以此危害鸟帑，周、楚对此感到厌恶。孛星出现在大辰，而占验在宋、卫、陈、郑。失次在星纪，而占验在宋、郑、周、楚。这些都是所说的‘迁’。后来崔浩占测荧惑星，也说：星亡必定在庚、辛日，这是秦国的征兆。这应当进入秦国，这还算是得到了古人遗留的方法。”

根据星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所分封的疆界，都有对应的分星，用来观察妖异和祥瑞【分，音奉，运，反切】

正义郑氏康成说：“星土，就是星星所主宰的土地。封，就是界。”郑司农说：“《春秋传》说参星是晋星的星宿，商星主宰大火【贾疏案：《昭元年左传》，子产说：‘辰为商星，参为晋星。’又《襄九年左传》：‘辰为商主大火’】《国语》说：‘岁星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周朝的分野’之类就是这样。”我认为大的界限称为九州，州中各国的疆界，在星星中也有对应的部分。那本书已经失传了。堪舆虽然有郡国所对应的度数，但不是古代的算法。现在存在的可以言说的，是十二次的划分。星纪，对应吴越；玄枵，对应齐；娵訾，对应卫；降娄，对应鲁；大梁，对应赵；实沈，对应晋；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寿星，对应郑；大火，对应宋；析木，对应燕【贾疏：吴越在南，齐鲁在东，岁星有时在北或西，不依照国家所在地，这是因为古代受封的月份，岁星所在的那个时辰归属于那里】这分野的妖异祥瑞，主要用客星、彗星孛星的气象作为象征【贾疏：《昭十七年冬》，有孛星出现在大辰。《公羊传》说：‘孛是什么？是彗星。’何休注说：‘孛彗是邪乱之气，扫除旧事物、安置新事物的象征。’《左传》申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像这样，彗星和孛星是一样的。说客星，是因为彗星不是偏离位置、陨落而进入其他星辰的。案：客星如《天官书》所载的国皇、昭明之类，不是彗星那种偏离位置、陨落而进入其他星辰的。看注释先说客星，后说彗孛，可见这一点】

通论孔氏颖达说：诸侯祭祀他们分野的星星，地上的土地，各有天上的对应部分。见于《春秋传》的说：‘商星主宰大火，参星是晋星，龙是宋郑的星’，那么苍龙的方向有宋郑的分野。以危害鸟帑，楚周厌恶它，那么朱雀的方向有周楚的分野。四月日食，鲁卫厌恶它，那么春分之日在鲁卫的分野。岁星在颛顼帝的虚宿，姜任实际守护那块土地，那么当时岁星在齐薛的分野。越得到岁星而吴攻打它凶险，那么当时岁星在吴越的分野。《晋语》说‘实沈的虚宿，晋人居住在那里’，《周语》说‘岁星在鹑火，我有周朝的分野’，用九州对应十二次。《周礼》虽然说都有分星，不知道最初是谁实际划分了星星。纪在东北，吴越实在东南。鲁卫是东方诸侯，遥远地属于戌亥的次。又三家分晋，才开始有赵，而韩魏没有分星，赵独有。《汉书·地理志》划分郡国以配合诸次，其地域划分或多或少，鹑首极多，鹑火甚狭，只是以相传的说法为说，其源头不可得知。易氏祓说：考察传记，灾祥所应验的多不虚假，但也有可疑的。武王伐殷，岁星在鹑火，伶州鸠说：‘岁星所在的地方，我有周朝的分野’，大概指鹑火为西周丰岐之地。现在却用来对应洛阳的东周。周平王把丰岐之地赐给秦襄公，而其分星却称为鹑首。如燕在北，而配以东方的析木；鲁在东，而配以西方的降娄；秦居西北，而鹑首次于西南；吴越居东南，而星纪次于东北。这些都是考察分野有不合的地方。贾氏认为古代受封的月份，岁星所在的时辰，作为分次，那么春秋战国之诸侯以此占测妖祥是可以的。后世占测分野而妖祥也应验，难道都是古代受封的时辰吗？存疑。贾氏公彦说：这是论述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宰的九州及各国疆界的妖祥所在的事情，所以说以星土。辨别九州的地域，是根据北斗而言；所分封的疆界，是根据二十八星而言；都有分星，总解九州各国。又按《春秋纬·文耀钩》说：‘布度定记，分州系象。华岐以西，龙门积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属魁星。大行以东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属枢星。三河雷泽，东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属机星。蒙山以东至南江、防稽、震泽、徐州、扬州属权星。大别以东至雷泽、九江、荆州属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岖鸟鼠，梁州属开星。外方、熊耳至泗水、陪尾，豫州属摇星。这九州属北斗星，有七州有九，只是兖、青、徐

译兖、扬、幷等二州，因此七星主管九州。周代九州的差异及其含义，也可以推知。《汉书·天文志》记载：角、亢、氐对应兖州；房、心对应豫州；尾、箕对应幽州；斗、江、湖对应牛、女、扬州；虚、危对应青州；室、壁对应幷州；奎、娄、胃对应徐州；昴、毕对应冀州；觜、参对应益州；井、鬼对应雍州；柳、星、张、三河对应翼、轸、荆州。

译通过观察十二年的岁星运行状况，来观测天下的灾异与祥瑞。【相，读作xiàng】

《正义》引郑氏锷说：岁星明亮润泽，呈红色且有角，则该国家昌盛；呈红黄色且沉滞，则该地区农业大丰收。所以通过它的色泽和形态来观测灾异与祥瑞。王氏昭禹说：观测它出现时的形态，有逆顺、盈缩、伏见、进退的不同，而灾异与祥瑞就显现在天下了。分星，是经星，所以有各自主管的封域；岁星，是纬星，没有固定的主管区域，所以通过它的形态来观测天下的灾异与祥瑞。

存疑：郑氏康成说：“岁”指的是太岁。【贾公彦疏：上文已经说完五星，根据文辞次序推断，知道不是岁星，而是地上的太岁。】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那个月，就是斗柄所指的时辰。岁星属阳，在天上向右运行；太岁属阴，在地上向左运行。十二年完成一个小周期，关于灾异祥瑞的占验，《甘氏岁星经》中保留了其形象。郑司农说：“太岁所在的位置，就是岁星所居之处。”【贾公彦疏：太岁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斗柄所指时辰下有太岁；岁星所居之处，也就是岁星与太阳同处一个星次的那个月。】《春秋》传记载：“越国得到太岁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之类的话。【贾公彦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的话，服虔注：龙，是岁星。东方星宿，是天德贵神，所在的国家必定昌盛，对它用兵则凶险。吴越同处一个星次，吴国先发动战争，所以凶险。】

辨正：易氏祓说：“先郑以‘岁’为太岁，后郑说太岁所在的位置就是岁星所居之处，两者并行不悖。然而《春秋》所记载的灾异祥瑞，都是关于岁星的。襄公二十八年，岁星在星纪，却淫于玄枵，这叫蛇乘龙。梓慎说它所属的地方，认为宋郑必定饥荒；裨灶说它所冲犯的地方，认为周楚所厌恶，这难道不是岁星偏离星次所应验的吗？昭公三十二年，岁星在星纪，而吴国攻打越国。史墨认为不到四十年，越国就会占有吴国。因为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存亡的定数不过三个周期，这难道不是岁星顺次运行所应验的吗？保章氏说十二年的岁星形态，形态有盈缩、晕角的变化，而灾异祥瑞随之应验，难道太岁可以一并谈论吗？”

通过观察五种云气的物象，来辨别吉凶，以及水旱、丰歉灾荒的征兆。

《正义》引郑氏康成说：“物”指颜色，观察太阳旁边的云气颜色。【贾公彦疏：眂祲职官所观察的都是太阳旁边的云气颜色，这里也说祲象，所以注释这样说。考察云气物象随所见而占验，不必指定在太阳旁边。】郑氏众说：在二至二分观察云气，青色主虫灾，白色主丧事，红色主兵荒，黑色主水灾，黄色主丰收。所以《春秋》传说：“凡是二分二至、启闭之时必定记载云气物象，是为了防备的缘故。”【贾公彦疏：《左传》僖公五年】所以说：凡此五种物象用来告诫挽救政事。王氏昭禹说：气称为祲，形称为象，降下是指降在其国，让百姓知道，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准备。

通过十二风来考察天地的和谐，命名乖离不同的灾异与祥瑞。

《正义》引郑氏康成说：“十二个时辰都有风，吹律管来知道是否和谐，其道已经亡失了。”《春秋》襄公十八年，楚军攻打郑国，师旷说：“我屡次唱北风，又唱南风。南风不强劲，多死声，楚国必定无功。”当时楚军多受冻，其命乖离不同确实如此。【案：经文说风，指天地之风；如果是律管所吹之风，则属于乐官，但也与天地之气相应，知音者能辨别。】贾氏公彦说：“考察《考异邮》说：阳立于五，极于九，五九四十五，且变以阴合阳，所以八卦主管八风，相距各四十五日。艮为条风，震为明庶风，巽为清明风，离为景风，坤为凉风，兑为阊阖风，乾为不周风，坎为广莫风。清明、立夏都叫清明风，是清明风主管三月，又主管四月，那么四维之风主管两个月可知。”【王氏昭禹说：艮为条风，而立春也叫条风；巽为清明风，而立夏也叫清明风；坤为凉风，而立秋也叫凉风；乾为不周风，而立冬也叫不周风。】王氏安石说：“命”指命名。郑氏锷说：“不和为乖，不应为别。”

案：日月星辰居常而有变动，就是天下的大异象。星土的灾异祥瑞，占验在一国；岁星的形态，占验在一岁；五种云气的物象，占验在一时。十二风每月可占验，大概是以大小久近为次序。

凡此五种物象用来告诫挽救政事，谋划次序事务。

《正义》引郑氏康成说：“访”，谋划。见到其象，就应当预先做准备，以告诫君王挽救其政事，并且谋划今年天时占象所适宜的，次序安排事务。王氏安石说：“诏”，用来告诫上级；“访”，用来咨询下级。救政，是凶荒的政事；序事，是救政的事务，所当缓急先后。【案：救政不只是凶荒才有。】

案《春秋传》：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伯宗问于重人，而得其礼，这就是所谓的访序事。

内史掌管君王的八种权柄之法，用来告诫君王治理。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枋，本又作柄，读作bǐng。治，读作zhì。下同】

《正义》引郑氏康成说：大宰已经用来告诫君王，内史又居中辅佐他。贾氏公彦

译说：大宰的职权是只有“诛”而没有“杀”，这里只有“杀”而没有“诛”，这算是“诛”吗？

译如果杀害宰相的缘由，是因为他想要进见却不停止，那么就杀了他。这八种权柄与大宰的次序不同，是因为事情发生没有常例，所以不依照原本的次序。

考察大宰和内史所掌管的八种权柄，它们的次序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大宰的职掌是先吉礼后凶礼，这里则是将两者相对作为次序。在爵位和俸禄之后，接着是废黜和安置、任用和舍弃，这样明确之后，天位和天禄就不会空缺。在废黜和安置之后，接着是生杀和给予剥夺，赏罚施行之后，那些被废黜和被安置的人才会竞相劝勉。先有生杀而后有给予剥夺，这是轻重等级的伦理。这八种权柄是自然的次序。大宰所宣告的没有杀，是因为杀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大宰不可以轻易言说。然而说诛，也就包含杀的意思了。内史掌管其法度，就务必详实其内容，所以直言杀。大宰向王宣告，而内史向王宣告治理，那么大宰必定要考察内史的法度来向王宣告，而内史也兼向大宰宣告，由此可见。唐、宋以后，有制诏已经颁布而宰相封还辞头的，这正是冢宰的本分职责。有天子和宰相已经定谋而给事中封驳的，这正是内史的本分职责。大概古代的法度已经荡然无存，一两个人偶然创立实行，所以众人认为奇特，史书记载其事。然而下面能进言、上面能听受的，不过千百中占十分之一罢了。周公将此事列为典法，使做君主的都知道为政体制的固然如此而坦然不疑，做臣子的各自知道是职守所当然而没有分担过错。

执掌国家法度和国家命令的副本，用来考核政事，用来预先防备会计的失误。

正义：郑康成说：“国法包括六典、八法、八则。”郑锷说：“法，是一定的法令；令，是一时的命令。内史都执掌其副本，与大宰、司会相互参验稽查。”王昭禹说：“上面用道来制约它，下面遵守它，就是法；上面用命令差遣它，下面禀承它，就是令。”

掌管叙事的法度，接受采纳和咨询，用来向王宣告听治。

正义：郑康成说：“纳访，就是向王采纳谋议。”王昭禹说：“纳，是说向上进言，就像《尚书》所说的纳言那样；访，是说向下咨询事务，就像《尚书》所说的王咨询箕子那样。”

存疑。郑康成说：“叙六，是叙的意思。六叙第六条说，通过叙来听察其情。”考察：内史掌管纳访，而宰夫、大仆、御仆各自掌管复逆他们的职事。之所以要辨别，为什么呢？各职所说的逆，就是群下所进纳的言论；所说的复，就是王所咨询的事务。大仆、御仆分掌它们，来传达给王；内史接受它们，来察验其是否得当，然后向王宣告治理。所治理的事务，下达给宰夫，就使群吏奉行它。官职事务不相连属，但实际上首尾相接。它不关乎冢宰，为什么呢？凡是治理都是冢宰所赞襄的，那么内史所向王宣告的，必定与冢宰参决，可以知道了。注：说“叙事”就是小宰的六叙，不对。小宰通过叙来听察其情，是群吏自己将他们的情况告诉小宰，这里所说的“叙事”之法。那么所纳访的事务，有大小缓急，随事斟酌，按次序发布命令，没有一定的次序，所以不说“叙事”，而说“叙事之法”。经文对于有定序的事务，都直言“叙事”。乐师：凡是音乐掌管其叙事。宴请诸侯，叙述其乐事；大胥叙述宫中的事务，就是这样。

凡是任命诸侯以及孤卿大夫，就用简策任命他们。

正义：郑众说：“《春秋》传‘王命令内史兴父用简策任命晋侯为侯伯’，其文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王的命令，来安抚四方国家，纠正王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服从命令接受简策而出。”贾疏：僖公二十八年《左传》策，是说用简策书写王的命令。贾公彦说：周法爵位及士，也是内史任命的，不说，是省略了。

考察：不及士，难道是因为士地位低微且人数众多，王不能一一亲自任命，或者任命但不使用简策。与《诗经》说：“韩侯接受命令，王亲自任命他。”那么任命有不亲自进行的。王与之，说大夫出封，加命为子男，所以得以用简策任命。不知道大夫四命受器，自然应当用简策任命，不是因为出封的缘故。

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诵读它。

正义：郑康成说：“就像现在尚书入省办事。”贾疏：汉法奏事诵读它，所以举它作为比喻。贾公彦说：“诸侯有文书奏报给王，内史诵读给王看。不说‘诵读四方事务的文书’，而说‘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诵读它，如果说‘诵读四方事务的文书’，那么似乎内史自己诵读它；说‘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诵读它，就知道内史的诵读是为了王的听受。”

王制：俸禄就赞襄制定它，用方版发出；赏赐也这样。

正义：郑康成说：“赞为，是赞襄制定的意思。”王制：“王的三公比照公侯，卿比照伯，大夫比照子男，元士比照附庸。”郑众说：“用方版发出，用方版书写而发出。”王应电说：“制定俸禄的，司禄内史就主要赞襄它，赏赐大的则司勋掌管，赏赐土地小的则玉府、内府的好赐，赐予是这样。”

内史掌管书写王的命令，于是副写它。

正义：郑康成说：副写收藏它。贾疏：王有诏敕，就副写一通收藏它，用来等待勘验校核。考察：覆举内史，见其亲自从事，而不是交付给属史。小史职，大

译祭祀时诵读礼法；史官用文字记录昭穆次序的俎簋，这属于史官的职责。国王的命令由内史亲自接受并书写，同时制作副本，那么谁还敢产生伪造假冒以取信于人的念头呢？汉、唐以后，宦官口传皇帝旨意，扰乱国家常制，这是内史的职权丧失了。

译外史掌管向畿外颁布王令。

郑康成解释说：王的命令下达于王畿之外。贾公彦疏解道：凡是说四方及外，都是指王畿之外而言。王应电说：命令下达给诸侯，比如征发戍守、起用军队等。

按：命是王所决定的升降黜陟、因袭变革政事中的大事；令，则是发布征发期限、集会禁令等政事中的小事。

掌管四方各国的史志。

郑康成解释说：“志，就是记载。比如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郑锷说：“四方之志，就像《齐语》、《鲁语》、《晋志》、《郑志》之类的书。”刘彝说：“四方之志，是指九州列国、四海百蛮世系的来源，分封的起始，朝贡的断续，政教的顺从或违逆，礼乐的更替变革，风俗尚好的丑美。像土均、土训、诵训所掌管的职责，都作为志来收藏，以等待王的咨询。”

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

郑康成解释说：“《左传》所说的三坟五典。贾公彦疏解道：昭公十二年，《左传》中楚灵王说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称为五典。”贾公彦说：“三皇时代没有文字，有文字之后才追录三皇时的事迹。”

存疑。贾公彦说：“《世本》记载，苍颉造文字。苍颉是黄帝的史官，那么文字始于黄帝。”李嘉会说：“夏、殷、周所记载的兼管，由此可知。”

掌管向四方通达文字名称。

郑康成解释说：“比如《尧典》、《禹贡》，通达这些名称使人知晓。或者有人说：古代叫名，现在叫字。贾公彦疏解道：古代文字少，直接叫名；后代文字多，就叫字。字的意思是滋生。”使四方知道书的文字，能够读懂。贾公彦说：“《聘礼记》说：一百字以上的，写在简策上；不到一百字的，写在方版上。”王安石说：“书名，就是字。字用来端正百物的名称，所以称为名。”

通论郑锷说：“四方言语不同，上古的音读与后世也不同，想要使天下诵读没有东西南北的讹误，没有古今的差异，那么文字名称就不能不通达。”大行人九岁谕书名，大概是外史通达了九年之久，担心各地不一，又派行人前往晓谕。

如果派使者持文书到四方，就书写王的命令。使，音吏。

郑康成解释说：“书写王的命令交给使者。”王昭禹说：“因为外史掌管外令的缘故。”

按：凡是聘问、视察的常规，不一定都有文书。或者命令办事，或者有所访问诘问，然后才有文书。所以书写王的命令，使后来有考证。不再重复举出外史，是因为这个命令较轻，不同于王的命令必须由内史亲自书写。也不重复书写，也是因为所下的命令较轻。虎贲的职掌，是捧着文书出使四方。

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法令，以辅助冢宰。

郑康成解释说：“王用来治理的法令，让冢宰掌管王的治理。”王昭禹说：“治理由大宰主管，其法令则由御史掌管，所以以辅助冢宰为职。”

按：治理法令的发出，冢宰辅助王，又设置御史来辅助冢宰，惟恐有偏颇缺失，得以补察。以礼官之属辅助治官的有六种，典有八种，法有八种，那么大史与冢宰共同建立。只有御史熟悉其仪法，察知其义类，而且王的治法，史官必定书写。

辨正王志长说：魏校以后世御史专主谏诤，认为居于王所，可以纠正过失错误。对照经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古代师箴，蒙诵，百工谏，士传言，庶人谤，没有人不发表敢言的气概，而天子也没有不虚心接受的。又何必专门设立一个官职？冢宰兼总六官，辅助王治理；御史是天子的近臣，凡是治理者接受法令，那么一切张弛操纵，都能参与议论，所以用来辅助冢宰。

凡是治理者接受法令。

郑康成解释说：“写成文书，写下治理的法令，来接受就授予他们。”贾公彦说：“凡是内外官员所有治理的职事，都由御史书写王的法令。”

将法令授予他们。

按：凡是王的治理法令，以及冢宰所掌管的成法，施行于邦国、都鄙、万民的，都由御史颁布。所以凡是治理者，都接受它。

掌管辅助书写。

郑康成解释说：“王有命令，应当用文书传达。就辅助撰写辞令，就像现在《尚书》中作诏文一样。”

按：五官的法令，其长官可以自行颁布书写的，是各官的史官。只有治理法令必须禀承于王，然后下达给六官、万民、邦国。所以御史辅助书写，辅助书写是指书写凡是治理者所接受的法令。所以设置的史官人数较多。

多达一百二十人。

凡是统计从政者的人数。数，音所主。

郑康成解释说：“从公卿以下到胥徒，统计他们的数目以及现存的和空缺的。”郑锷说：“数则是用小数计算，凡则是用总数计算，知道其总数，那么官员的冗杂或精简就可以知道了。”

钦定周官义疏卷二十六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钦定周官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周官义疏卷二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十一

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