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周官义疏卷九

译疏：汉代萧何收集秦朝的图册档案，从而知晓天下的险要关隘和疆域辽阔；到了东汉，才有了司空、郡国舆地图。王安石说：掌管土地地图，那么土会、土宜、土均的法令就可以施行；王国的中心位置可以探求，各邦国的地域范围可以划定。掌管人口数量，那么地守、地职、地贡的事务就可以命令执行；百姓的军队编制可以统计，都城与边邑的户数可以核定。这样之后，才能辅佐君王安定治理邦国。

译考察治理必须了解土地的适宜性、人口的数量，然后才能确定百姓的居住，制定百姓的产业，以此安定他们的生活，并教化安抚他们，这就是安定安抚邦国的方法。通论孙氏宏说：“图籍的名称虽然统一，但职掌不同，图籍的用途也各异。司徒的图籍是为安定安抚邦国而设，必须测量疆域的宽广狭小，计算五类土地的多少，凡是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都要详细记载。司马职方的图籍是为禁止暴乱、平定祸乱而设，必须记录地势的险要关塞，可以研讨攻守的适宜，道路的通畅阻塞，可以通达进退的便利，凡是居重驭轻、避难就易，都要详细记载。”郑氏锷说：“《宰夫》序官说‘均邦国’，本职说‘治邦国’；《宗伯》序官说‘和邦国’，本职说‘建保邦国’；司徒则都称为‘安扰’，大概治理常担心不均，必须均平后才能治理，所以既说‘均’，又说‘治’。礼的意义在于和谐，其效果则在于建立保全，所以既说‘和’，又说‘建保’。至于教典中的教化百姓，有时顺应其自然本性，有时矫正其不顺的习俗，百姓安定安抚邦国。”也即因为安定安抚的缘故，不必另外说明。至于司马的平定邦国，司寇的刑罚邦国，意义没有不同，所以措辞也没有不同。

凭借天下的土地图籍，周遍知晓九州地域的广度和长度，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并辨别邦国、都邑、边鄙的数量，划定其畿疆并挖掘沟渠、树立封界。

正义郑氏康成说：“周”就是“遍”的意思。九州：兖、荆、豫、青、兖、雍、幽、冀、并【贾疏：这是依据职方氏，说的是周代的九州，所以有幽、并而没有徐、梁；《禹贡》则有徐、梁而没有幽、并】。“轮”指纵向的长度。积石称为山，竹木称为林，注水入河称为川【贾疏：《尔雅》注：浍称为渎，没有“注渎曰川”的文字，是郑玄根据义理增加的。职方氏的九州只有“川”，所以知道是从渎流入川。这里的“渎”与四渎的意义不同，四渎也是川】。水汇聚称为泽【贾疏：出自《国语》太子晋的话】。土高称为丘，大土山称为陵【贾疏：出自《尔雅》】。水边的崖岸称为坟【贾疏：出自《尔雅》，坟是大防，是崖岸陡峭的地方】。低下平坦称为衍【贾疏：这十种土地都是相对命名的，坟既然是水边高起的崖岸，显然衍就是低下平坦。这低下平坦又与低下潮湿称为隰的区别开来】。高而平坦称为原【贾疏：出自《尔雅》，广阔平坦称为原，高而平坦称为陆。这里高而平坦称为原，是相对于低下潮湿称为隰而言的，其实高而平坦就是广阔平坦】。低下潮湿称为隰【贾疏：出自《尔雅》】。名物，是指十类土地的名称和所生长的物产。千里称为畿【贾疏：出自职方氏】。疆就是界，沟是挖掘土地作为阻碍坚固的防御，封是堆起土堆作为界限。马氏融说：东西方向为广，南北方向为轮。王氏应电说：先辨别五类土地的数量，然后辨别邦国、都邑、边鄙的数量，是去掉山林川泽等虚数，使用实地来封建国邑。

考察这几节的纲领，大概是建立土地图籍，用来辨别五类土地的名称和物产，然后知道广谷大川制度不同，民生习俗各异，从而施行十二种教化来统一它们；然后知道土地所适宜、五谷所种植，从而帮助百姓选择居所、从事土地工作；然后可以衡量土地的肥瘠高下，来制定土地赋税，均平土地政令；然后可以寻求大地中心来划定地域，建立王都侯邦，营造都邑边鄙。这就是建立土地图籍，作为大司徒首要任务的原因。

设立社稷坛的矮墙，并树立田主，各自根据野外所适宜种植的树木，从而用这些树木来命名社和野外【壝，音类】。

正义郑氏康成说：社稷，是后土和田正的神灵【贾疏：社，是五土的总神。勾龙生前担任后土官，对土地有功，死后配享社神而受祭祀。稷，是五谷之长，立稷来标示神名，所以号称稷。弃在尧时担任稷官，建立稼穑之事，对百姓有功，死后配享稷神而受祭祀。被称为田正。王氏与之说：考察《祭法》：共工的儿子后土，能平整九土，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厉山氏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所以祭祀他作为稷神。《左传》：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担任后土，后土就是社神。列山氏有个儿子叫柱，担任稷神。从夏朝以前就祭祀他们。周弃也担任稷神，从商朝以来就祭祀他】。壝是坛和矮墙【贾疏：社稷坛外四面都有矮墙】。所适宜的树木，比如松、柏、栗等【贾疏：夏朝居住在平阳，适宜种松；殷朝居住在亳，适宜种柏；周朝居住在镐，适宜种栗】。如果用松树作为社树，就命名为松社之野，以区别方位。贾氏公彦说：封人设立王室的社稷坛，官职低微，主要负责设立；大司徒是尊官，只主管制度而已。朱氏申说：树立树木作为标志。考察州社在经文中已有明文，党立禜蜡也应该有社树的田主，似乎是指树木种在社坛矮墙内，以标志一方的田地，命名社和野外，就是田主的意义。注疏却认为是田神，而在社稷之神之外另求尊位。用《诗经》中的田祖来证明，以神农对应，难道祭祀社稷是供奉田主之神来降临吗？还是另有田主的祭祀，而供奉社主、稷主来依附呢？经传中绝无社稷与田祖先啬合祭的文字。朱氏申的说法似乎比注疏更近情理。

保留异说，贾氏公彦说：社稷的矮墙，是指中门外，右边设立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在庙门的屏风处，设立战胜国家的社稷。

译四周都修筑起矮墙。在耤田中设立田主，是指在耤田范围内，依托树木来设立。

译考察社稷，从王畿到州里，无论大小都有设立，不仅仅在中门外。所建立的田主，也不专指籍田之内。

依据《土会》的法度来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会，古音外】

正义项氏安世说：《土会》总计天下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确定它们的数量，然后辨别它们所生长的物产。有人认为这是计算土地物产的多寡，有人认为这是计算贡税的法度，这些都属于《土宜》、《土均》的内容，而不是所谓的《土会》。存疑黄氏度说：《土会》是总括天下的土地，不出这五种。郑氏锷说：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乃是五行之气偏胜的结果。山林属木；川泽属水；丘陵属火；坟衍属金；原隰属土。吴氏澄说：山林的百姓得到木气多，所以体毛多且身形方正。毛，是木的气象；方，是曲直的含义。川泽的百姓得到水气多，所以肤色黑且润泽。黑，是水的颜色；津，是润下的含义。丘陵的百姓得到火气多，所以身形圆且长。团，是火的形象；长，是炎上的含义。坟衍的百姓得到金气多，所以肤色白且瘦削。白，是金的颜色；瘠，是坚瘦的含义。原隰的百姓得到土气多，所以肉厚且矮小。丰肉，是土的体态；庳，是矮下的含义。大概五行的精气运行于天，而其气寄托于地。五种土地的气既已不同，那么百姓的形体也就随着地气而变化了。

第一类：山林，那里的动物适宜毛类动物，植物适宜皂类植物，那里的百姓体毛多且身形方正【皂音早】

正义郑氏康成说：“毛类动物，是貂、狐、貒、貉之类，毛发浓密的动物。”郑氏众说：“根生的称为植物，皂类植物，是柞、栗之类。现在称柞树的果实为皂斗。”

考察先说物产而后说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下文依据这五种物产，作为百姓的常情，来施行十二种教化，那么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以人为主体，必定归重于人，然后才能与下文的义理相承接。

第二类：川泽。那里的动物，适宜鳞类动物；植物，适宜膏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肤色黑且润泽【膏，依注改为櫜】

正义郑氏康成说：“鳞类动物，是鱼龙之类；膏，应当是‘櫜’字的误写。莲、芡之类，有櫜韬津润的特性。”

第三类：丘陵，那里的动物适宜羽类动物，植物适宜核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身形圆且长【核音核，专音团，团同】

正义郑氏康成说：“羽类动物，是翟、雉之类；核类植物，是李、梅之类。专，即圆的意思。”

考察此经文，毛类动物、羽类动物，也是指野鸟、野兽。至于马、牛、鸡、鸭，则五种土地都适宜，小异而不失其大同，不适宜单独列举为山林、丘陵的动物。

第四类：坟衍，那里的动物适宜介类动物，植物适宜荚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肤色白且瘦削【荚，古音协；晳，音锡】

正义郑氏康成说：介类动物，是龟鳖之类；水居陆生的，荚类植物，是皂荚、王刍之类【贾疏：皂荚即皂荚，王刍即《士丧礼》中的王刍，像襦衣的带子。王刍虽然没有荚树的枝叶，与皂荚相类似，所以一并提及】晳，白；瘠，瘦。

第五类：原隰，那里的动物适宜裸类动物，植物适宜丛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肉厚且矮小【裸，力果反；丛，才东反；肉，如字；刘，而树反；庳，音婢】

正义郑氏康成说：“丛类植物，是萑苇之类。丰，即厚。庳，即短。”王氏安石说：“注疏将裸类动物解释为虎豹之类，说法本于《考工记》。但虎豹之类，正是此经文所说的毛类动物。裸类动物应当是蛙蚓之类。”

存疑。郑氏康成说：“裸，是虎豹之类毛发浅的动物。”

考察王氏安石将裸类动物解释为蛙蚓之类，有人怀疑蛙蚓是小虫，与《考工记》中有力而不能跑、声音大而宏大的描述不符，这是不对的。《考工记》以脂、膏、裸、羽、鳞分为五大兽，此篇及《月令》以羽、毛、鳞、介、裸分为五虫，所指各不相同。如《考工记》则将毛类动物中有脂膏的另属一类，其体大而毛浅的为裸类，其介类动物中的内骨、外骨、裸类动物中的斜行、侧行等，都归属于小虫。此篇以裸类动物适宜原隰，《月令》以裸虫属中央土，自然应当以无羽毛鳞介的为裸类。

总论：贾氏公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所生长的地方，都因地气所感应，所以形质不同。魏氏校说：五种土地随气而异形，气行于地中，人物的生长，又随形而异禀。大概天气为父，地质为母，子肖母形，居多。

考察林麓积草，所以毛类动物依草食草，而毛像草的茎；山陵生木，所以羽类动物栖木食木，而羽像木的叶；川泽积水，所以鳞类动物居水而鳞像水的纹；坟衍积石，所以介类动物潜石而介像石的体。它们的性情则顺从所禀受的气，它们的形体则肖似所生长的形。

依据这五种物产，作为百姓的常情，从而施行十二种教化。

正义王氏详说：上文说五地，这里说五物，大概从形体来说称为地，从地所生长的来说称为物。王氏与之说：依据其常情而施教，是顺从其安适而为之制定节文，依据其本性而为之引导通达。

考察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百姓，形貌既然不同，那么气质的刚柔、轻重、迟速也

译因为情况不同，所以必须依据人们固有的本性来施行教化，从而加以改变。

通论郑氏锷说：“《王制》篇指出，广阔的深谷和大的河流有不同的制度，百姓生活在其中有不同的风俗，刚强与柔弱、轻率与稳重、迟缓与迅速有不同的整齐标准，五种味道有不同的调和方式，器械有不同的制作规范，衣服有不同的适宜样式。修明教化，不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不违背当地的适宜条件。我曾经疑惑，施行教化的本意，正是想要移风易俗，却说不改变风俗，这是为什么呢？等到看到司徒根据五种事物——即百姓的常情——来施行十二种教化，这才明白应当改变的是民风中的浅薄与恶劣；不应当改变的是土地所适宜的条件。大概百姓生活在五种不同的地域，接触到五种不同的事物，习以为常，风俗就是百姓的常态。如果不依据当地适宜的条件来教化他们，反而只会扰乱他们罢了。”

译第一条，用祭祀的礼仪来教导恭敬，百姓就不会轻率怠慢。

正义：贾公彦说：“祭祀是为了追念供养、延续孝道，对死者尚且恭敬，那么侍奉在世的亲人必定不会轻率怠慢。”

第二条，用阳礼来教导谦让，百姓就不会争夺。

正义：郑玄说：“阳礼，是指乡射礼和饮酒礼。”贾公彦说：“乡饮酒礼中，五十岁的人在堂下，六十岁的人在堂上，都是按照年龄长幼来谦让行礼，所以百姓不会争夺。”

第三条，用阴礼来教导亲近，百姓就不会怨恨。

正义：郑玄说：“阴礼，是指男女之间的礼仪。婚姻按时进行，就没有因婚配不及时而产生的怨恨。”

按：大宰用阴礼教导六宫，家人之间的怨恨多起源于妇人，所以用阴礼教导亲近。

第四条，用音乐礼仪来教导和谐，百姓就不会背离。

正义：杨时说：“音律有大小之称，比拟终始之序，用来象征事物的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道理，都体现在音乐中，那么音乐自然就有礼仪了。不互相争夺伦常，这就是教导和谐。所以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敬的；在乡党族里之中，长幼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顺的；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亲的。”

第五条，用仪制来辨别等级，百姓就不会越位。【注：所以《尚书》中“仪”有时写作“义”，杜子春读作“仪”】

正义：郑玄说：“仪是指君主面南而坐，臣子面北而立，父亲坐着儿子伏拜之类。”【贾疏：出自《易纬·干凿度》】

第六条，用风俗来教导安定，百姓就不会苟且。【愉，音偸，又音揄】

正义：郑玄说：“俗是指土地所生养的习惯。愉是指早上不谋划晚上。”【贾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孟孝伯说：人生几何，谁能没有苟且之心？早上顾不上晚上，还种什么树】易氏祓说：“有宫室、坟墓、衣服的风俗，有兄弟、师儒、朋友的风俗，安于本来的风俗，人伦自然深厚。”

按：这就是下经所说的用本俗使万民安定的意思，百姓得到生养的乐趣，有亲戚党族的欢乐，然后才会勤于作业而不苟且。

第七条，用刑罚来教导中正，百姓就不会暴乱。【虣，薄报反】

正义：郑锷说：“皋陶明辨刑罚，而说百姓协于中正，那么刑罚是用来教导中正的。”

第八条，用誓约来教导忧患，百姓就不会懈怠。

正义：郑玄说：“恤，是指灾祸危难时互相忧虑。百姓有凶险患难，互相忧虑就不会懈怠。”黄度说：“祭祀有誓约，军旅有誓约，恤是忧虑的意思。使人们忧虑其事。”

按：恤就是下经所说的相救相赒之类，誓约使忧乐相同，彼此共同承担，那么百姓就知道忧虑他人，也就是利于自己而不会懈怠了。

第九条，用制度来教导节制，百姓就会知足。

正义：郑玄说：“度是指宫室、车服的规定。”

第十条，用世事来教导才能，百姓就不会失职。

正义：郑玄说：“世事，是指士农工商的事务。年少时学习，内心就安定了。因此教导他们才能，不改变他们的职业。”【贾疏：《管子·齐语》，士的儿子永远是士，工的儿子永远是工，商的儿子永远是商，农的儿子永远是农。年少时学习，内心就安定了，这就是世事】

第十一条，用贤能来制定爵位，百姓就会谨慎修德。

正义：郑玄说：“慎德是指珍重自己的善德，劝勉为善。”【按：矜是指谨慎持守】

第十二条，用功用来制定俸禄，百姓就会兴起功业。

正义：郑玄说：“庸是功的意思，爵位用来显扬贤能，俸禄用来奖赏功劳。”王应电说：“制定爵禄，本是冢宰、司马的事。然而举荐贤能，始于乡大夫，所以兴起教化劝勉学习的，实际上源于此，所以事务归属司徒。”

总论：吴澄说：“从一到六，属于德礼的范畴；从七到十二，属于刑政的范畴。”

按：人的形体，各自象征五土，而不能相同，那么气也各自局限于其本质，而不能没有差异。始于禀赋，成为习俗。先王辨别气质的各异，而知道性命的根本相同，所以设立十二种教化来统一它们。敬让，是教化的根本，所以首先举出祀礼。阳礼，是亲爱和乐，百姓的情感，所以接着是阴礼。乐礼，安于本分，乐于风俗，然后教化才能施行，所以仪制与风俗接着排列。用刑罚来督促，用誓约来警戒，然后教化才不会废弛，所以刑誓又接着排列。节制用度务求根本，百姓得到供养，教化就容易施行；任用贤能报答功劳，百姓知道所当劝勉，教化才能成功。所以以此作为结束。这十二种教化，兼有礼乐刑政而言，随着时地所重视的，进行劝导督促警戒。历数其效果，大概是让负责教化的人验证于百姓，以考核教化成效的成败，不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完备而已。

根据土地适宜的法度，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物，来辅助百姓选择住宅，从而知道利害，使人口繁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使土地事务得以胜任。【相，息亮反；毓，音育】

正义：郑玄说：“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贾疏：十二次详见保章氏注】各自有所适宜。相，是占视的意思；阜，是兴盛的意思；蕃，是繁殖的意思；毓，是生长的意思；任，是指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贾疏：土地所生出的物产不同，百姓所资用的事业有异。如果居住在山中，利于金玉锡石禽兽材木，居住在沼泽，利于鱼盐，居住在陆地，利于田蚕，这就是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住】

译王氏安石说：“名用来命名那片土地，也就是丘陵、坟衍、原隰之类。”易氏祓说：“鸟兽就是《土会》所说的动物，草木就是《土会》所说的植物。用《土会》来辨别它们，又各自根据其所适宜的环境，让百姓繁育养育它们。”

译考察教导民众的道理，那么列举五种土地就可以概括九州。因为九州的人民，都是禀受五行之气而生存的。从居住的角度来说，五种土地分为十二种土壤，而在十二种土壤之中，又各自包含五种土地。必须全面地了解它们，然后才能选择住宅，使人们共同获得便利。西北的沙漠，东南的盐碱地，虽然五谷不生长，但人民也可以依靠土地的物产来维持生计。所以只说选择民众的住宅、繁殖鸟兽、培育草木、利用土地的特性，而没有提到耕种庄稼。

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了解它们的种类，来教导耕种庄稼和种植树木。

郑康成解释说：“壤也是土，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因为万物自然生长在那里，所以称为土，土有吐出的意思。因为人们耕种并种植在那里，所以称为壤，壤有和缓的意思。”《诗经》说：“种植榛树和栗树。”又说：“我种植黍和稷。”艺就是种植。贾公彦解释说：“高田种植黍稷，低田种植稻麦，丘陵险坡种植桑麻，这就是教导耕种。”郑锷解释说：“谷物的种子有的适合这种土壤，有的不适合那种土壤，比如兖州的黑色坟土，青州的白色坟土，徐州的红色黏土，都是壤。有的适合种稻，有的适合种麦，有的适合种五种作物，有的适合种三种作物，如果不了解它们适合的土壤，怎么教导民众呢？”邓元锡解释说：“春天播种叫稼，秋天收获叫穑。”通论王氏应电说：“详细考察山师、原师等职位，辨别名物及其利害，都是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安定民众居住的事务。司稼、草人等职位，辨别不同季节作物的种子，全面了解它们的名称及其适宜的土地，都是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教导耕种的事务。”

用土均的法度，辨别五种土地和九个等级，制定天下的土地税收，来确立民众的职业，命令地方进贡，征收财赋，来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

郑康成解释说：“均就是平。五物，是五种土地的物产。征，就是税。民职，是民众的九种职业。地贡，贡，是土地所产出的东西。”易祓解释说：“均平的依据，是什么颁布田地的法度？推论到上等土地，每家百亩；中等土地，每家二百亩；下等土地，每家三百亩。所获得的收成恰好相等。如果不辨别等级来制定土地税收，那么不均平的情况就多了。”

考察：辨别五物九等，名叫“土均之法”。田地有一易、再易的区别，土地有五种相当于一等，十种相当于一等的区别，必须辨别它们的等级，才能均平。九等，应当像《禹贡》所划分的那样，但《禹贡》是九州的等级，这里则是随地划分，各有九等。

存疑：黄度说：“土均，调和邦国都鄙的政令、刑禁，以及施舍、礼俗、防纪、祭祀，都以土地的好坏作为轻重的法度，实行起来，就是司徒所说的辨别五物九等，来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王安石说：“民职、地贡、财赋，都有政事，但有的远近、多少不均，有的先后、缓急不齐，所以用土均的法度来均衡协调。”

用土圭的法度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来寻求大地中心【深，试防反；景，音影，本或作影，非；注故书求为救，杜子春云当为求】

郑康成解释说：“土圭是用来测定四季日月影子的，测，就是度的意思。不知道广度和深度，所以说测。”郑众解释说：“测土深，是说测量东西南北的深度。”

考察：测土深，不能用浅深来说。大概只有覆矩的法度，可以从高处测量到低处，但以眼睛所见的为限。如果地面之下，没有办法测量其浅深。土圭的法度，是寻求大地中心，从四边向内规画方圆千里，作为王畿。又从王畿向内，直到将要建立王城的地方，放置表杆测量日影，逐渐推进。所以说土深，就像士冠礼设置洗池，直东荣南北以堂深一样。如果建立王城，想要知道土地的高低，来制定沟渠，而测量土地的浅深，就用匠人水地的法度，从近到远依次移动表杆，即使数十百里，也可以逐渐达到。

太阳在南边则影子短，多暑热；太阳在北边则影子长，多寒冷；太阳在东边则影子偏西，多风；太阳在西边则影子偏东，多阴湿。冬至时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中心。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相交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

郑康成解释说：白天漏刻过半时放置土圭表，阴阳审定南北。影子短于土圭，称为日南，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南；影子长于土圭，称为日北，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北；东于土圭，称为日东，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东；西于土圭，称为日西，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西。这样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没有得到所求的地方【贾疏：测量日影的时候，放置一个表作为中表，又在中表的东、西、南、北各千里，各放置一个表。南表在白天漏刻过半时得到一尺四寸的影子，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南，影子短多暑热；北表在白天漏刻过半时得到一尺六寸的影子，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北，影子长多寒冷；东表在白天漏刻过半时中表影子得正时已得夕影，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东而多风；西表在白天漏刻过半时中表影子得正时仍得朝时之影，这是大地相对于太阳偏西而多阴湿】郑众解释说：土圭的长度一尺五寸，在夏至那天立八尺的表杆，其影子恰好与土圭相等，称为大地中心，现在颍川阳城地就是这样。日南是说立表的地方太南靠近太阳；日北是说立表的地方太北远离太阳；

译景夕，是指太阳偏西时影子才到达正中，说明立表的地方太靠东，离太阳近了；景朝，是指太阳还未到正中时影子就已到达正中，说明立表的地方太靠西，离太阳远了【案：经文原本是说通过测量日影来建立王国的都城，那么当时适宜在东都王城于夏至日进行测量，此时日影长一尺五寸。到了汉代儒者却说是颍川阳城的情况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黄道与赤道之间的纬度古代宽阔而现代狭窄，周初在王城测量日影与土圭的尺度相合，到了汉代纬度逐渐变窄，夏至日太阳稍偏南，日影略微变长，必须前进到阳城然后才与土圭的尺度相合】朱熹说：如今海边漳州、泉州等郡极多风，每次都按时令而至，比如春天必定刮东风，夏天必定刮南风，又比如西北边多阴雨，不仅仅是因为山高遮蔽，自然是因为阳气到达那里已经衰微。如同蜀地有“漏天”的说法，是说那里多雨，好像天漏了一样。王氏与之说：日月运行的轨迹分为同道，到了相互交错的时候，日影与日晷相互交错就有可以观测的道理，所以测定日影必定要在冬至和夏至。现在建立都城测量日影只在夏至而不在于冬至，是因为冬至日影长达三丈，超过了土圭的规制，不如夏至日影一尺五寸与土圭相等，明显容易观察，所以在这个时候树立表杆来测量它【案：土圭用来测量日影，因为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所以制作土圭与之相符，并不是先制作一尺五寸的土圭来等待与土圭相等的日影】

译考察土圭，是用来观测日影以辨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并确定四方方位的器具。通过观察日影最长和最短的极端情况，就可以知道夏至和冬至；通过测量夏至和冬至之间日影的中间长度，就可以知道春分和秋分；通过测量春分和秋分日影出入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东方和西方；通过校正正午时分的日影，就可以知道南方和北方。所以辨别二分二至、确定四方方位，都依靠这个原理。

所谓“地中”，有两种含义：有形体的中心，有气机的中心。从形体上说，天包裹着大地就像鸡蛋包裹蛋黄一样，都是圆形的实体。天地既然是圆的，那么所谓的“地中”，也就是“天中”。这只有在赤道之下，春分、秋分正午时日影没有偏差的地方才是如此。从气机来说，必须是阴阳五行冲和会合，才能称为“中”。根据《周髀算经》的说法推算，两极之下，昼夜长短极度偏颇，那里非常寒冷；赤道之下，昼夜长短始终均等，那里非常炎热。中国位于赤道以北，寒冷与温暖适中，四季循环，没有哪一方过度偏胜；而洛邑又是其中的中心，因为它得到了天地之间的中和之气，所以被称为“地中”。经典中所说的“天地之所合”，是指地中的中气与天中的中气相合。因为相合，所以四季交替而没有过于炎热或寒冷的祸患；因为相合，所以风雨汇聚而没有狂风肆虐的祸患；因为相合，所以阴阳调和而没有阴气过盛的祸患。大概四季的风雨寒暑，都是由天地造成的，它们的交替、汇聚、调和，都是天地相合的结果。

那么，夏至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被称为“地中”，是说在地中的地方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用这个作为标志罢了。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只有地中是平坦的土壤，是天地相合之处。北极之下，半年为昼半年为夜；赤道之下，一年经历两次冬夏；只有地中是四季交替之处。太阳升起的地方靠近大海多风，太阳落下的地方连接山脉多雨；只有地中是风雨汇聚之处。太阳南边靠近太阳多热，太阳北边远离太阳多寒；只有地中是阴阳调和之处。早晨和傍晚的日影，应当以郑玄、贾公彦的说法为近于情理。大概天包裹大地如卵裹黄，大地周行的度数与天相应，每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度，南北纬度不同，东西经度不同。比如夏至正午，这里日影端正的时候，向东则日影必然偏西（时间偏晚），向西则日影必然偏东（时间偏早）。从二百里以外，逐渐相差越来越远，每三十度相差一个时辰。有在这里是正午，而向东是酉时，向西是卯时的情况。现在中国经度不同的地方，节气交会都有早晚的差异，这是通过实际测量得出的，不是凭空揣测的。保留不同意见。

郑玄说：“凡是日影在地面上，每千里相差一寸。”【贾公彦疏案：《三光考灵曜》说：四方升降在三万里之中。经文说夏至日影一尺五寸，称为地中。那就是三万里的一半，即一万五千里与土圭相等，所以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也是如此。】日影一尺五寸的，是在南戴日下一万五千里，大地与星辰四方升降在三万里之中，所以取一半得到地中。【贾疏：四方升降，是指春分时，大地与星辰回到本位；到夏至时，大地与星辰向东南方移动一万五千里，下降也是如此；到秋分又回到正位；到冬至，大地与星辰向西北方移动一万五千里，上升也是如此；到春分又回到正位，进退不超过三万里，所以说大地与星辰四方升降在三万里之中，因此取一半得到地中。】

考察大地形体浑圆，居于天中，自古以来不动。天以南北两极为枢纽，赤道横带天腰，距离两极正好均等。太阳运行在黄道上，出入于赤道的南北。冬至时太阳出于赤道以南，所以距离地面近；夏至时太阳入于赤道以北，所以距离地面远。而星辰距离地面，四季都是相等的。四方升降的说法，说大地与星辰在三万里中升降，又说日影在地面上每千里相差一寸，这些说法都不能讲通。大概大地只有极度静止，才能承载万物，必然没有升降的道理。观察星辰距离地面没有四季远近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来。至于夏至日影，其南北长短的差异参差不齐，悬殊极大，不是固定的数目，不能按照千里差一寸来计算。郑玄、贾公彦没有理解大地是圆的道理，所以引用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

那么，百物丰盛安宁，就在那里建立王国。划定它的京畿，方圆千里并种植树木作为标记。正义：郑玄说：“树，是在沟渠上种植树木，用来标示并帮助加固屏障。”考察在王畿称为封树，是因为规划方圆千里，包含高山大陵，不能用沟渠来限制，只能设立封界并种植树木来标示。所以建造都鄙时说封沟，是按照户数计算亩数来划定土地，其区域狭窄。篇首总说制定邦国都鄙的疆界叫沟封，后来分别说制定都鄙的土地区域，则叫封沟，是因为邦国的封疆宽窄不齐，地势所适宜，有的可以挖沟，有的只能设立封界；这与都鄙按亩划定区域、封界必须伴随沟渠的情况不同。

凡是建立邦国，使用土圭，测量其土地，从而划定其区域。

正义：郑玄说：“土其地，就是测量其土地的意思。”易祓说：“土其地，是用土圭测量日影，确定东西南北的位置，然后为其划定大小宽窄的封疆。”

考察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自己居于土地的中心，那么大小邦国也必然观察山川的形势，道路的脉络，来确定国都，控制四方边境。用土圭测量土地，是为了校正国都的方位。国都确定后，然后可以划定封疆。《诗经》说：“用日影来测量，建造楚国的宫室。”又说：“景山与京迁，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建立邦国就可以知道了。”各地的日影不同，都用土圭测量土地，是因为

译只是用土圭的尺寸伸缩来计量罢了。

译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其中可供食用的土地占一半；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其中可供食用的土地占三分之一；伯的封地，方圆三百里，其中可供食用的土地占三分之一；子的封地，方圆二百里，其中可供食用的土地占四分之一；男的封地，方圆百里，其中可供食用的土地占四分之一。

郑众解释说：“其食者半”，意思是公所征收的租税只占一半，另一半都属于附庸小国。三分之一的情况也是如此。《鲁颂》说：‘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全部拥有龟山和蒙山，于是开拓大东，直到海边的邦国。’《论语·季氏》中，孔子说：‘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那么方圆五百里、四百里的说法，与《鲁颂》、《论语》相合。至于男国可供食用的土地占四分之一，恰好方圆五十里，唯独这一点与当今五经家的说法相合【贾公彦疏：五经家是指像张苞、何休等人】。王应电说：有管辖之地，有实封之地。这里所说的五百里以下，就是《诗经》所说的‘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都是以管辖之地而言的。而所说的可供食用的占一半、三等以及经传所载的千乘之国，都是以实封之地而言的。

辨析纠正《朱子语类》：直卿问封国的制度，孟子所说的为什么与《周礼》不合？朱熹说：先儒认为孟子所说的是夏商制度，《周礼》是成王时的制度。况且如孟子说齐鲁的封地，土地并非不足，却俭省于百里。当时元德懿亲，借以藩卫王室，不宜过于狭小。根据《春秋》传，齐地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鲁颂》‘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齐鲁封域如此广阔。近世陈君举说，封疆方圆五百里，以周遭而言，其直径只有一百二十五里。如果这样，那么男国不过像一个耆长，如何建国？《职方氏》所载‘千里四公，千里六侯’之类，极分明。直卿因而问《武成》分土只有三等，与孟子所说的似乎相合。朱熹说：《武成》是初得天下，事势未定，且大防建立规模。孟子是未见《周礼》，不可以此破坏司徒职封国的制度。

按此经说：‘封疆方圆五百里，其食者半。’是以土地中可供食用的部分而言的。《司勋》职说：‘凡颁赏地三之一，食以其人所食者言也。’

存疑。郑锷说：大司马职，上等地可供食用的占三分之二，中等地可供食用的占一半，下等地可供食用的占三分之一。这是指可耕而食的土地。这里所说的可供食用的占一半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也是如此。大概那些土地或者都是山川林麓，不足以养活其民，所以根据其爵位的高低来计算。国大禄厚，其人民众多，所以可供食用与不可食用的土地各占一半；国小禄薄，其人民稀少，所以三分之一则不可食用的占三分之二，四分之一则不可食用的占四分之三。郑康成说：其食者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土均均邦国地贡轻重的等级，必须足够其国礼俗、防纪、祭祀之用，才贡其余。大国贡重是正之，小国贡轻是字之。陈汲说：其食者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应当遵从后郑的说法。《左传》载子产不从晋的赋调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随从公侯的贡赋，可知周的旧制，大国贡重，小国贡轻，其等级不同。’

按郑众主张从诸侯自食租税而言；郑康成主张从天子食用而言；郑锷主张从土地中可供食用的部分而言，从先郑的说法在文义上较安适。但公以下，侯伯所辖地域甚大，而实封居其一，为附庸者二；子男所辖甚小，而实封居其一，为附庸者三，这是不可理解的。郑锷的解释与遂大夫辨析其可食者相合，然而除山林川泽外，在大国则可耕之地占一半，在次国则可耕者仅占三分之一，在小国则可耕者仅占四分之一，亦不可通。唯有郑康成谓大国贡重，小国贡轻，与《春秋传》子产所云‘列尊贡重’合于理，亦得。但如其言，当云‘其贡者半，其贡者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当云‘食’。群儒相承相变，不外此三说，故并存之。朱子引《诗》及《春秋传》所言齐鲁之封略，以证封国的里数，当以《周官》为正。其实《周官》与《孟子》所言亦不甚相远，盖《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闲田在其封内者而言也。颛臾鲁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谓‘食者’，则其实封食其土利者也。见于经传者，公惟宋，男惟许、宿，则封国甚稀，其甚大甚小者少矣。《孟子》言颁禄，故止计谷土；《周官》言所食，则并其山泽之毛至邦域之数，则包名山大川、附庸闲田之在其封内者耳。如今大州县包络山河，动数百里，而计亩征赋入籍者不过数十里，《周官》《孟子》封国异数，正类此。《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盖天下初定，夏商以来建国一仍其旧，别无土地可以大封。

译这是《孟子》中所说的周初的制度。到了周公建立典章制度时，商奄已经被诛灭，灭掉了五十个国家，扩大了齐、鲁、卫、晋的封地，见于史传的，有殷商的七族、殷商的六族、怀姓的九宗、职官的五正，本来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宗庙祭祀，夺取他们的土地，所以三等国家的封疆虽然增加，所食的谷土不过比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数量稍多一点，并不相差太远。只有宋国的疆域最广，所食的谷土又多，因为要修习先王的典礼，体制宏大、事物繁多，而且治理东方夏地并靠近王畿，朝见聘问、过往宾客，比其他国家更为频繁，这都是为了称量其用度罢了。顺着数目推究道理，必定从诸子以上开始。有附庸和闲田，至于诸男，则封疆百里，析分为五十里者四块，以田的一易、再易来计算，一半是谷土，其余都是山泽薮牧，全部给予他们，而封内并没有附庸和闲田，大概不这样不足以建立社稷，通行朝聘职贡，其详细情况应当见于《司空》篇，但现在无法考证了。

译凡是建立都城和边邑，划定它们的疆域并修筑沟渠，根据其中的户数来制定（授田标准）。不需休耕的土地，每家授田一百亩；一年休耕一次的土地，每家授田二百亩；两年休耕一次的土地，每家授田三百亩。

正义：郑康成说：“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邑，城郭中的住宅称为室。《诗经》说：‘唉，我的妻子儿女，说是要改换年岁，进入这房屋居住。’根据室的数目来制定（授田标准），是指制定丘、甸等（行政单位）【贾公彦疏：《小司徒》职掌，四井为邑，一直到丘、甸、县、都都是这样】。《王制》说：凡是安置居民，要衡量土地来制定邑的大小，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土地、邑、民居必须三者相称。郑众说：‘不需休耕的土地，是每年耕种的土地，土地肥沃，所以每家授田一百亩；一年休耕一次的土地，休耕一年才再次耕种，土地贫瘠，所以每家授田二百亩；两年休耕一次的土地，休耕两年才再次耕种，土地更加贫瘠，所以每家授田三百亩。’贾公彦说：‘凡是建立都鄙，划定它们的疆域，是指《载师》职掌：家邑负责稍地，小都负责县地，大都负责疆地。又《小司徒》职掌：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根据室的数目来制定（授田标准），是指那些室在都邑之内，依据城内室的数目，在四方野外，制定土地授予他们，如同九夫为井，四井为邑等。’孔颖达说：‘农夫受田实际上有九等。考察《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只有三等，是因为《大司徒》说的是纲领，实际上‘不易、一易、再易’各自又分为三等，就是九等了。考察郑氏认为界叫都，所居叫鄙，这是不对的。《春秋》侵伐及边境则记载四鄙，传曰：‘都城超过百雉’，又说：‘邑中有先君宗庙的叫都’，大概都指所居，鄙指边界。划定土地，是计算谷物和土壤；划定疆域，是兼指疆界、沼泽、牧场。’《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赵过担任搜粟都尉，修习后稷的方法，实行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沟，每年轮换耕种，宽一尺，深一尺，作为沟，在沟中播种。幼苗长出叶子后，逐渐锄去垄上的草，把土推倒附着在苗根上，等到盛夏，垄上的土都推倒了，根系深扎，能够抵御风和旱灾。’那么魏氏校所称‘间隔垄沟作为沟’，乃是古代田制的做法，即使是每年耕种不需休耕的土地也是如此。用这个来解释一易、再易的土地，是疏漏的。

存疑。王与之说：都鄙用来禄养公卿大夫，使他们治理王朝事务，而在采邑中获取俸禄。他们的家不在王城之内，而都鄙却在三百里到五百里之内，就像百姓的里巷在国邑之中，而在乡中受田一样。虽然他们是都鄙的主人，但土地是让官吏治理的。有人问陈氏：您认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都受地如同列国之君，那么千里之畿无法容纳。朱熹说：根据《周礼》考察，其制度也与孟子不合。但《王制》认为天子县内的诸侯是禄养，外诸侯是世袭，那么国家不世袭而食禄，也就没有不容的嫌疑了。那些据土传世的，大概是《周礼》末世的失传吧？贾公彦说：都鄙划定疆域，如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等。辨正王与之说：《载师》只是说家邑、小都、大都在稍、县、疆之地，并没有明确公卿大夫受地的里数。贾疏所定的，似乎不足以作为依据。

考察《小司徒职》：‘四县为都，那么一都包含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相比百里之国，仅得其十分之一，稍多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禄而不担心供给不足。

于是划分地职，确定地守，制定地贡，并颁布职事，作为土地的法度，以等待政令【奠，读如字；刘，音定】

正义黄度说：‘从建国而下到此处，是总叙，表明王畿、邦国、都鄙遵循同一法度。’

考察：从土会至此，都是规划土地的事，这是安抚人民的根本。以下专门谈论人民。郑康成认为地职是九职，这是不对的。此经所颁布的职事，就是下文所说的颁布职事十二项。九职已包含其中，既然分了九职，又说颁布职事，那么意义就无法安置了。上文土均之法，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地征，特别标出作民职，而这里又分九职，那么事情重复而言辞也累赘了。大概说地职，是土地应当承担的职事。《礼记·郊特牲》说郊祭之日，普遍清扫道路，乡里为田间提供照明，不命令而百姓听从。上文就是六乡的地职。遂人国祭祀，则提供野牲，命令野职，就是六遂的地职。甸、稍、县、都、公邑处于津要之地，则服役输送供给宾客师旅；靠近川防，则供给修筑；外至邦国，就是《春秋传》所说的‘取于有阎之土，以供给王职’。地守，也不是林麓虞候所守卫的。山泽薮牧，并列九职，那么林麓虞候所守卫的在作民职中已具备。夏官司险，设置五沟五涂而种植树林，作为阻固，都有守禁。掌固颁布士庶子的守卫，任用万民使用材器，以通达守政。如果建立都鄙，就治理其固守及其守法，乃是此经及均人、土均职所说的地守。经言地职者三，切究其义，皆非民职，详具各篇。郑锷说‘颁布执事于都鄙，以等待王朝之

译“政令”，不是这样。这是承接上文建立邦国、设置都鄙，而总括地说明其地理法规，那么就不能专门以都鄙来解释其义了。

译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百姓。

正义：贾公彦说：“年成不好，谷物歉收，担心百姓离散，所以用救荒的政策来聚集他们。”

按：《周官》中救荒的根本，只在于五党之间互相救济，以及命令移民互通财物，由士师掌管。而耕种九年储备三年，使家庭有积蓄，又是互相救济和互通财物的根本。这十二种政策，是临时的补救措施，多方面寻求救济的办法。

一曰散利

正义：郑众说：散利，是借贷种子和粮食。

按：所谓散利，是发放县都的储备物资，以及泉府征收的布匹，不只是借贷种子和粮食而已。借贷种子和粮食，是旅师在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平时惠及百姓的政策，并非专为救荒而设；但在救荒时，也有这种做法。

二曰薄征

正义：郑众说，薄征，是减轻租税。贾公彦说，均人的职掌，在凶荒之年，百姓无力缴纳，就征收财物赋税，这里所说的薄征，是统称为荒政，兼指《春秋》《谷梁传》中所说的只有一成或两成谷物成熟的年份而言。

三曰缓刑

正义：郑锷说：“凶荒之年，百姓容易触犯禁令，怜悯而不加刑罚，那么触犯的人就会更多；严厉以示禁令，那么饥民触犯禁令或许是出于不得已，暂时宽缓是可以的。”王应电说：“缓刑，是释放轻罪之人，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四曰弛力【弛，音式氏反】

正义：郑众说：弛力，是停止徭役【贾疏：均人的职掌，没有灾荒之年，则公家十天用一天劳力，即是此意】

五曰舍禁【舍，音舍】

正义：郑康成说：“舍禁，就像公家不禁止牟利【贾疏：襄公九年《左传》：晋侯谋划如何使百姓休养生息，魏绛请求公家不要禁止牟利。注解说：与百姓共享利益】

六曰去几【去，音〇吕反】

正义：郑康成说：去几，是去掉关税【贾疏：司关的职掌，国家遭遇凶荒，就没有门关的征税，就像去几一样】

按：奸人出入，在凶年更应监视查察，所以知道这是指没有征税。

七曰眚礼

正义：郑康成说：“眚礼，是说削减吉礼。”郑锷说：“眚与省相同。”

八曰杀哀【杀，音所界反，徐音所例反】

正义：郑康成说：“杀哀，是说削减凶礼。”

九曰蕃乐【蕃，音方袁反，徐音烦】

正义：杜子春说：“蕃读为藩，是说封闭藏起乐器而不演奏。”

十曰多昏

正义：郑众说：“多昏，是不备办婚礼而娶妻，结婚的人多。”

十有一曰索鬼神

正义：郑众说：“索鬼神，是寻求废弃的祭祀并加以修葺。《诗经·云汉》所说的‘没有不祭祀的神灵，没有不舍弃的牺牲’，就是此意。”

十有二曰除盗贼

正义：郑众说：“除盗贼，是急于用刑罚来清除他们。饥荒时盗贼多，不能不清除【贾疏：上文说缓刑，但盗贼不能不除，所以需要急于用刑罚来清除】李叔宝说：“除盗贼，特别列在荒政中，是因为盗贼在凶年尤其多。然而如果救济抚恤的责任未尽，却专门以打击为能事，那就是欺骗百姓而已。所以散利、薄征、舍禁、去几，凡是用来养育百姓的措施，无所不备；而他们仍然做盗贼，那是不得已才清除他们。所以荒政把这项放在最后。”吕祖谦说：“前面说缓刑，后面说除盗，这就是经权并用的道理。凶年遭受罪罚，固然值得怜悯；至于奸人，也有趁机窃发的人。以除盗贼作为结尾，才是平息动乱的方法。”

余论：吕祖谦说：“救荒的政策，简而言之，耕种三年储备一年，遇到凶荒就发放救济百姓，这是上策；平粜的政策，对国家没有损害而对百姓大有便利，这是次策；各地有储备可以互通有无，再次之；施舍糜粥，这是下策。”

用六种保息来养育百姓

正义：郑康成说：“保息，是说安抚他们使他们繁衍生长。”

一曰慈防

正义：郑康成说：慈防，是说爱护未成年者。比如生了三个孩子，给他们两个母亲，给他们食物【贾疏见《越语》】十四岁以下不服兵役【贾疏：乡大夫的职掌，国都中七尺，野外六尺以下，力役都免除。《论语》注：六尺之孤，指十五岁，所以知道十四岁以下不服兵役】

二曰养老

正义：郑康成说：“养老，七十岁在乡里供养，五十岁给予不同粮食之类。”

三曰振穷

正义：郑康成说：“振穷，是拯救天生处于困境的人。困境的人有四类：曰矜，曰寡，曰孤，曰独。”

四曰恤贫

正义：郑康成说：“贫穷没有财产，给予借贷。”

按：遗人的职掌，乡里的储备，用来救济百姓的困难。

五曰寛疾

正义：郑康成说：寛疾，就像现在癃病不能服役，不算入卒伍，能服役者减半【贾疏：汉法癃病不能服役，不算计入士卒，能服役者减半，意思是不服重役，只取半功而已】

六曰安富

正义：郑康成说：安富，是平定他们的徭役，不专门征取。李觏说：田地都可以耕种，桑树都可以养蚕，财物都可以整理，借贷都可以流通。他们唯独因此致富，是因为心里有见识，力量有勤劳，早起晚睡，刻苦节俭，以顺应天时，听从上级命令。这样的百姓，反而憎恶他们，为什么呢

译赋税沉重，征敛繁多，劳役必定由此产生，耗费必定由此产生。富人有多少能不转而成为穷人呢？假使天下的富人都转而成为穷人，作为君主的人，有利吗？没有利。

译考察：百姓拥有田地、房屋、树木和牲畜，就能自我供养了。而对于老人、幼儿、孤苦无依者、鳏夫寡妇，以及因变故消耗财产或因病无依无靠的人，上级更要加以保护并使其休养生息。而安定富足的人，更是保护休养生息的大道。因为如果富足的人不安定，百姓就不会致力于积蓄，那么失去供养的人就会很多。上级难道能普遍供给他们吗？

我评论邓氏元锡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王的政治，万民没有不得到妥善安置的。后世的严酷防范，连孤苦无依者都顾不上说了。如果把铲除富强作为政令，那就离教化百姓的本意太远了。”郑氏锷说：“汉武帝征收算缗钱，中等人家都破产了，天下萧条，这是因为不知道安定富足的道理。”

用根本的习俗来安定万民。

正义郑氏康成说：“本”就是旧的意思。魏氏校说：“本俗”是礼俗的根本所在。百姓不忘记根本，善良的心就会产生。刘氏彝说：“让习俗有根本，百姓安于生活，就像树木不可防范一样，那么百姓各自眷恋自己的乡里，即使有灾难，也不忍心舍弃而逃往他国，所以万民得以安定。”

一曰美化宫室【媺音美】

正义郑氏康成说：“媺”就是善。意思是节约防范，攻克坚固，风雨有所排除，各自有所依据【贾疏：经文说“美化宫室”，说明不使华丽美好，所以用攻克坚固来解释】。

二曰同宗族坟墓

正义：郑氏康成说：“族”就是类，同宗族的人活着时住得相近，死后葬得靠近【贾疏：死后葬得靠近，说明活着时住得相近可知】。

考察《礼记》说：断绝宗族关系的不改变丧服。《仪礼·丧服》中高祖以下小功三个月的，都称为“族”。此经文说“族坟墓”。《墓大夫职》说：“命令国人的宗族，都以有丧服关系为界限。”子孙有的繁衍有的稀少，有的延续有的断绝，只限定在五世之内，然后宗支昭穆还可以排列次序，墓地的宽窄还可以均匀迁移。超过这个范围，就纷乱而难以治理了。必须分别授予墓地，各自跟随亲近的人，分守而没有争执，才能越远而不混乱。

三曰联合兄弟【联足弟一本作聚兄弟】

正义郑氏康成说：“联”就是合，兄弟指婚姻嫁娶【贾疏：丧服传小功以下为兄弟，知道这里的兄弟是指婚姻，不是同宗的人。上文族坟墓是同宗，明确这里联合兄弟施用于外姓婚姻】。贾氏公彦说：《尔雅》说父系亲属为宗族，母系和妻系亲属为兄弟，那么兄弟之名施用于外亲是恰当的。

四曰联合师儒

正义郑氏康成说：师儒，是乡里教导道德技艺的人。叶氏时说：太宰用九两联系百姓，司徒用根本习俗安定百姓，都有师儒。大概道德教化衰败则百姓常理混乱，即使想联合并安定他们，也做不到了。王氏应电说：制定族食的礼仪，以联合同姓的亲情；制定朋友的丧服，以联合异姓的情义；设立庠序的教师，用贤儒以道义教导，让百姓相互效法。这就是百姓内外维系牢固，不可分离的原因。

五曰联合朋友

正义：郑氏康成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

六曰统一衣服

正义郑氏康成说：“同”就是齐。百姓即使有富人，衣服也不得独自奇异【贾疏：士以上衣服有彩色纹章，庶人都穿同样的深衣】。

考察：美化宫室作为根本习俗之首，因为有庙有寝，百姓安于居住，然后乐于做事鼓励功劳，而重视离开家乡。最后到统一衣服，百姓意志安定，然后礼俗成型。

通论邓氏元锡说：“保护休养生息的根本习俗，与八统九两，事情互为表里。太宰执掌它，是为百姓治理；司徒掌管它，是为百姓教化。都是为了约束万民于人道罢了。”

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教化象征的法度于象魏，让万民观看教化象征。夹着日子就收起它，于是施行教化法度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用教化来治理所管辖的百姓。

正义：贾氏公彦说：“调和教典完毕，就颁布它，施行于邦国，让诸侯教化所治理的百姓；施行于都鄙，让公卿教化所治理的百姓。”

考察：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是让万民观看它。施行教化法度于邦国都鄙，是让群吏遵守它。

命令五家为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安葬；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救济；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荐举贤者【比，毗志反，下同。注：故书“受”为“授”，杜子春说：“应当为受”】。

正义郑氏康成说：这是用来鼓励百姓的。让他们，是指设立他们的长官并教令让他们【贾疏：指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保，就是任的意思。救，是救助凶灾。宾，是荐举贤者。受，是住宅有变故，互相寄托。赒，是礼物不齐全，互相供给充足。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吕氏祖谦说：五家为比，居住很近，不仅共同休戚，也可以察知怪异邪恶，所以让他们互相担保。王氏昭禹说：二十五家为闾，居住足以相容，所以让他们互相接纳。陈氏傅良说：安葬之事不让五家与二十五家共同承担，是因为百家然后人多容易举事。至于大患难，不是百家所能抵御的，必须五百家然后足以互相救助。如果水旱凶荒，想要互相救济，又不是五百家所能

译治理百姓的方法。只有二千五百家的规模，地域较为广阔，或许还有可以相互沟通的余地。闾胥则说：记录那些恭敬、勤勉、胜任且体恤他人的人。族师则说：记录那些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且有学问的人。党正则说：记录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正、精通道艺的人。根据地域的广狭，来寻求贤才的大小。州长对于品德、行为、道艺的考察，只是详细地记录而已。至于一个乡有一万二千五百家的规模，所谓贤者，必定是卓越出众、可以任用的人才，所以让他们互相荐举。朱熹说：比、闾、族、党的制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就像棋盘已经布定，棋子才有放置的地方。

译查考选拔贤才乃国家常典，而说以五种标准来相互推举，则是向大众咨询，将德行、道义、才能、技艺以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家族、亲近姻亲、有学问的人记录下来，然后归属其民，这是让乡人自行推举选拔并以宾客之礼相待。这就是所说的让民众推举贤才，派出去让他们担任长官；让民众推举能人，派进来让他们治理政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以及十二种职事，三物八刑唯独列在布施教化于邦国都鄙之后，与四官不同，是因为前面所列的土会、土宜、土均之法都是关于土地的法令，土圭之法用来划定王畿、建立邦国、设置都鄙，荒政十二种、保息六本、俗六用来养育万民，只有十二种教旨在教导民众方面起主导作用，而且都是教化的大纲，所以与各项重大政令并列在前面。这以下则是亲近民众的官吏所奉行遵守的，所以在邦国都鄙施行教化法，让各自教化其所治理的民众之后才详细列出。先儒都说这就是教法，然而三物八刑才是教法的正体，比、闾、族、党、州、乡则是作为纲维布置来作为施教的场所罢了。

通论王氏昭禹说：乡遂的制度，始于五家的少数，终于万二千五百家的众多。居住虽然不同，但和睦融洽如同一家；人虽然众多，但和合一致如同一心。司徒安抚他们，就相互仁爱谦让；司马征用他们，就相互分担忧患。陈氏汲说：古代什伍的法令，在州乡则联结其民，在师田则联结其徒，在宿卫则联结其官，在方伯连帅则联结其国。所以能把天下当作一家，把中国当作一人。舍弃这种法令而能治理天下的，未曾有过；即使能治理一乡的，也未曾有过。

颁布十二种职事于邦国都鄙，让以此登记万民。

正义刘氏彝说：太宰主管治理，只是委任以职事罢了；司徒主管民众，不只是委任以职事，又登记入册。意思是能耕种收割的人，就登记入三农的册籍；能种植培育的人，就登记入园圃的册籍。贾氏公彦说：九职，太宰已经掌管，司徒又颁布的，是因为太宰总知其事，司徒是主管民众的官，亲自颁布施行，意义各有恰当之处。不提及乡遂及公邑，是举外以包内。

查考大司徒确定比、闾、族、党、州、乡，小司徒才汇总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大概伍、两、卒、旅、师、军，就寄托在比、闾、族、党、州、乡之内。大司徒颁布职事以登记万民，小司徒才颁布比法，让登记其乡的众寡。大概老弱、贵贱、贤能之人，六畜、车辇、兵器之物，就寄托在士、农、工、贾职事之内。

一曰稼穑

正义：郑氏众说：“稼穑，指三农生产九谷。”

二曰树艺

正义：郑氏众说：“树艺，指园圃培育草木。”

三曰作材

正义：郑氏众说，作材，指虞衡制作山泽之材。

四曰阜蕃

正义：郑氏众说，阜蕃指薮牧养育鸟兽。

五曰饬材

正义：郑氏众说，饬材指百工整治八材。

六曰通财

正义：郑氏众说，通财指商贾充盈流通货物。

七曰化材

正义：郑氏众说，化材指嫔妇加工治理丝麻。

八曰敛材

正义：郑氏众说：“敛材，指臣妾聚敛疏材。”

九曰生材

正义郑氏众说：生材指闲民没有固定职事，转移从事各种事务【郑氏锷说：闲民没有固定职事，应该不能生产材用而转移从事各种事务，他们的材用实际上依赖这些事务而产生】郝氏敬说：闲民没有职业，而与作、饬、化、敛者同样有事做，所以说生材。

辨正王氏志长说：“养育竹木乃是树艺作材之事，不可别为一职。后郑大概怀疑颁布职事不应该颁布给闲民，不知道让他们转移从事各种事务，就是用来颁布职事给闲民罢了。”

十曰学艺

正义郑氏众说学艺指学习道艺

十有一曰世事

查考世事、巫医、卜筮之类，与前经世事、教能不同。先郑引用彼处训释此处，不对。

十有二曰服事

正义郑氏众说：服事，指为公家服事的人【贾疏：如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总论王氏应电说：“太宰以九职任用万民，司徒又增加三者。这三事在九职之外，也可能与九职之民相互出入。”

查考冢宰任用民众以九职，而司徒增加三项。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九职所任用的，是财赋的来源。司徒颁布教化，那么优秀民众学习道艺，巫医卜筮的世事，庶人在官的服事。他们的职事不可缺少的。

以乡三物教化万民而宾兴之

正义：郑氏康成说：“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众三事教化完成，乡大夫举荐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然后将其名册献给王。”王氏与之说：“三物八刑，都说乡者教法，始于六乡。”

余论朱子曰：“先王之世，教化民众以德行、道义、才能、技艺，而宾兴之法在上层实行如彼，即使想要人才不成，风俗不厚，大概也不可能了。即使士之贤者或不免于向外羡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到人才，然而他们所以相互寻求的，大概还出于修身谨行的意思。一旦得到其人，”

译那么这种制度本来就是万世不变的良法。后世专门凭借辞章技艺来选拔人才，却不考察他们的言行，使得贤能的士人尚且不免在那方面急切而在这方面迟缓，主管官员中贤良的常常遗憾没有办法必定得到有德行、技艺、才能、学业的人，而那些不贤良的官员则本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不觉得奇怪。既然如此，那么人才和风俗所达到的成就，又怎么能够不令古人感到羞愧呢？在上位的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这种制度却不加以改革呢！

译一曰六德：智、仁、圣、义、中、和【“知”通“智”】

正义：郑康成说：“智，是指对事物明察；仁，是指爱人并推及万物；圣，是指通达事理并能预见；义，是指能决断时宜；中，是指言语合乎中道；和，是指不刚不柔。”

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行”，音下孟；“姻”，音因】

正义郑康成说：“对父母善为孝，对兄弟善为友。和睦亲近九族【贾公彦疏：九族，上至高祖曾祖，下至玄孙来孙，旁及缌麻服亲之内】，和睦亲近外亲【贾公彦疏：外亲，指母亲和妻子的族亲】，对朋友守信为任，救济忧患贫困者为恤。”易祓说：“从孝到友，从友到睦，从睦到姻，以至于对朋友守信，对乡里救济，这是亲疏远近的次序。”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正义郑康成说：“礼，是五礼的仪节；乐，是六乐的歌舞；射，是五射的法度；御，是五御的节度；书，是六书的品类；数，是九数的计算【贾公彦疏：五礼以下名目，详见保氏注。吉凶等类，各有其仪节，所以称为礼之仪。歌升歌舞下舞。射有升降揖让的法度。御有四马六辔进退的节度。书言品类，是因为形声处事差别品类不同。数言计算，是因为多少算计随义理产生称谓】”郑锷说：“礼乐与天地同流，也称之为艺。为什么呢？通乎天地的是礼乐的道理；可以教人的是礼乐的仪法。六艺中的礼乐，只是法度罢了。”

按：六艺的名目，保氏注疏中已详述。

总论：李叔宝说：“德、行、艺都分为六项，恐怕难以要求人才全面具备，那么只要在六项中具备其中一项，都足以自我进取，这就是天下没有遗漏人才的原因。”王应电说：“由此可以看出先王学校教育的本末兼举，内外交养，所以人才众多而风俗端正。”

用乡八刑来纠察万民

正义：郑康成说：“纠，就是察的意思。”邓元锡说：“乡刑，是教刑。《尚书》说：‘扑作教刑。’教刑不是刑罚，那些附属于刑罚的，归于士官处理。”

一曰不孝之刑

按：大司寇职掌第三条说：乡刑以崇尚德行为先，纠察孝道，所以作为乡八刑的首位。杀人越货，是孟子所说的不待教化就诛杀的人。然而《康诰》说：“元恶大憝，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那么他们的罪恶比杀人的盗贼更甚。所以五刑所属罪名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

正义郑康成说：不悌是指不敬师长【贾公彦疏：改说“悌”并退在睦、姻之下，是因为兼施于师长】郑锷说：兄长应当念及抚育子女的辛劳，弟弟应当念及上天显然制定刑罚的意图，最终不会因为是卑幼而罪责尊长，所以六行中教导兄长以友，而制定刑罚则只说不悌。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按：不任不恤，也有刑罚。违背朋友的托付，就是不义；安于邻里的危困，就是不仁。这些如果不惩罚，那么风俗就会日益偷薄。

七曰造言之刑

正义：郑康成说：“造言，就是讹言，迷惑众人。”

八曰乱民之刑

正义郑康成说：乱民是指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扰乱政事【贾公彦疏：王制注：乱名，指变易官职与物品的名称；改作，指更改法度；左道，指巫蛊及世俗禁忌】

总论。郑锷说：“人性有厚薄、昏明之分，所以德行不可能都相同；材能有敏钝之别，所以技艺不可能都掌握。至于六行，是人人应当勉力的。如果不修持品行，就会害及自身，祸及家庭，扰乱人伦而伤害圣治，这就叫做戮民。施加刑罚，不也是应当的吗？”贾公彦说：“唯独六行设立刑罚，是因为德行和技艺在身，而行为是施之于人的，恐怕有过失亏负，所以用刑罚来防范。”

用五礼来防范万民的虚伪，而教导他们合乎中道；用六乐来防范万民的情欲，而教导他们和谐。

正义郑众说：五礼，是吉、凶、宾、军、嘉。六乐，是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郑康成说：礼是用来节制制止民众的奢侈虚伪，使他们的行为合乎中道。乐是用来荡涤端正民众的情思，使他们的心意和谐。贾公彦说：六艺中特别强调礼乐，是因为教化民众以礼乐为急。郑锷说：只有五礼是从中道制定的，所以能彰显真诚而去伪，因此可以防范虚伪。只有六乐是从和谐产生的，所以能涤除邪心而保全正性，因此可以防范情欲。魏校说：虚伪，是外在有所作为而防范其天真；情欲，是内心有所感触而背离其天性。

按：六艺中，礼乐只有秀民才能习得，而凡民使用五礼，都可以防范其虚伪；听六乐，都可以防范其情欲。所以再次列出。礼，是称情以立文，是用来防范民众的虚伪。而老庄、荀子却认为是化性而起伪，大概是沉溺于世俗，而不通达先王的礼意。

凡万民不服教化而有狱讼的，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断，音丁乱】

正义郑康成说：“不服教，是不厌服于十二教，是贪婪冒进的人。”

译争讼罪名叫做狱，争讼财物叫做讼。【贾公彦疏：《周礼·大司寇职》说，用双方当事人在场来禁止民众诉讼，用双方凭证来禁止民众狱讼。狱和讼相对，所以狱是争罪名，讼是争财物。散文中争财物也称为狱】有土地治理权的，是指乡、州以及治理都鄙的官员。附丽，指依附。士司寇、士师等属官。郑众说：“与有土地治理权的官员一起审理判决，是与该地部界所属的官吏共同审理判决。”士指主管断刑的官员，《春秋》传中“士荣担任大士”。【贾公彦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黄度说：“司徒主管教化，而参与听讼之事，案件尚未移交士官，还是希望他可以被教化。”

译查考不服教化而引发诉讼的情况，是指如乡八刑中，若有因宅院、邻里、土地、田产、工作、役事等相互争执的，由有治理土地职责的官员，即六乡、六遂以及公邑都鄙的官吏来审理。与，就是授予的意思，将案件交付给有治理土地职责的官员去听审判决。大司徒没有亲自审理诉讼的职责，所以乡师、遂师、遂大夫、县正的职掌中，都有审理诉讼的记载。

总论王氏应电说：“从正月吉日开始，向上建立土地地图，制定疆域封界，掌管土地汇总、土地适宜性、土地均平、土圭测影的方法，以及十二种教化、十二种荒政、六种保息、六种本俗，这些都是经常不变的法律制度。一年之中，比、闾、族、党的长官，有十二种职务的更易设置，也有变更。用三物来举荐贤才，用八刑来惩治恶人。人事不齐整，正月吉日，天运更新，必须悬挂告示并宣布，使得从上到下，没有不震动敬畏、恭敬地遵循教法的。”

祭祀五帝，进献牛牲，陈列其分割好的骨肉。祭祀先王，也是如此【肆，读如本字。注：作鬄，音托歴】正义：郑氏康成说：“牛能承载，属于地类。奉，就是进献的意思。郑司农说：羞，也是进献的意思。肆，是陈列骨肉。我认为这是进献已经分割陈列好的骨肉。《士丧礼》中，分割去蹄。”

辨正贾氏公彦说：“先郑将肆读为四音，所以说肆是陈列。指将牲体陈列在俎上，即体解节折为二十一体。后郑将肆读为擿音，指分割骨肉为七案。《士丧礼》中特豚四鬄去蹄，注解说：四解之殊肩髀。后郑不遵从先郑的理由是，查考《礼运》‘腥其俎，孰其殽’的注解说：‘腥其俎，指豚解而保持生腥；孰其殽指体解而煮熟’。祭祀的方法，先豚解，后体解。经文说：‘奉牛牲，羞其肆’，明显是先豚解。”

查考六〇助祭者，冬官已经缺失，而太宰、宗伯都不进献牲体。大小司寇职掌中说：“奉犬牲”，那么凡是只说奉某牲的，指体解。只有大小司徒有“羞其肆”的记载，而小子职掌也说“羞羊肆，羊殽”，那么“羞肆”的，只有牛羊。我将《诗》《楚茨》诗都歌唱牛羊，那么牲礼固然以牛羊为重。而牛尤为重，大祭祀时由君王亲自射杀，所以大司徒进献，说“奉牛牲，羞其肆”，表明大司徒不只是进献体解，而且兼进献豚解，倒着说以表明其重要。至于羊牲，虽然也有豚解而进献的，但不必由大司马负责，所以在小子职掌中见到。豚解，是进献生腥；体解，是进献熟食。豚解为七体：肱二，股二，脊一，胁二。称为豚解，是因为小猪叫豚，凡是用小猪都按七体的方法分割，因为猪小。那猪、犬，或者羊、或者牛，用此法，也叫豚解，以分割小猪的名目来称呼它。体解则为二十一体，而升于神俎的有十一：肱三，叫肩、臂、臑；股三，叫髀、膊、骼；脊三，叫正脊、脡脊、横脊；胁三，叫短胁、正胁、代胁。合计左右肱、股、胁并脊为二十一，因为神俎用右不用左，而且髀不升，所以有十一。肆，是陈列。豚解七体陈列，大的《楚茨》诗“或肆或将”，《雝》诗“相予肆祀”，那么“肆”，大概是陈列豚解的名称吧。康成引用《士丧礼》注，这固然正确，不必改读作鬄而后才能通顺。

存疑。贾氏公彦说：“查考《国语》禘郊之事，则有全烝；若宗庙之事，则无全烝。先豚解，次体解。”

大宾客时，命令野外修治道路并储备物资。

正义：贾氏公彦说：“查考《大行人》，诸侯朝见称为宾，卿大夫来聘称为客，散文中宾客通用。这里说‘大宾客’，只依据诸侯来朝。郑氏康成说：‘令，是命令遗人。少叫委，多叫积，都是用来供给宾客的。’黄氏度说：‘修治道路，不是遗人的事。遂师职掌宾客，巡视道路，修治准备其委积。司徒命令遂人、遂师让各自在其遂中执行。’”

查考《修道》从大小司徒到遂人、遂师，都命令野庐氏清扫，那么守卫道路土地的人储备委积，都命令遗人供给，守卫道路、室屋、候馆的官吏，详见《遂人职》。

大丧时，率领六乡的众庶，分配其六引，而治理其政令【属之屋反，又音注】正义郑氏康成说：“众庶所服劳役【贾疏：六乡七万五千家，取一千人服劳役，使为挽柩之役】郑氏众说：“六引，指牵引柩车的绳索。六乡主管六引，六遂主管六绋。”贾氏公彦说：“在棺上叫绋，见绳体行道叫引，见用力，互文以见义。”项氏安世说：“引在车上，用来挽车；绋在柩上，用来别柩。”

余论王氏应电说：“先王对于丧葬纪事，必定极其厚待，而且必定将职责均分于百官府，将劳役均分于乡遂的万民，使得那些持礼来朝的臣子各自尽到臣子的诚心，王国的百姓无不竭尽如丧考妣的情感。因此疾病时的祷祠医药，患难时的捍卫营救，无所不用其极。不幸而败亡，则以身殉，”

译都是这个道理。”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农田劳役中，用旗帜来召集万民，并治理那些服劳役的民众的政令。贾公彦的正义说：凡是军事行动和田猎所使用的民夫，首先征发六乡的民众。”郑康成的注说：“旗帜上画有熊虎图案的，用来征召民众；确定日期树立旗帜，约定在旗帜下集合【贾公彦疏：《大司马职》中记载，民众到达后收起旗帜，诛杀迟到的人】”王志长的说：“三代君王时期，没有所谓的常备军队。在旗帜召集之前，服劳役的都是平民。军事行动和农田劳役结束后，仍然将他们交还给司徒管理。”

译案语说：管理徒众与庶民的政令，以及在军队和围禁中的政令，是由大司马负责的。听从司马的命令，就称为“卒伍致”；听从司徒的命令，就称为“徒庶通”。黄氏度评论说：这六乡的众庶，用于国都内的，如果兴起野外劳役，就由遂人用遂的大旗来召集；如果率领诸侯的军队，就由大司马用太常旗来召集。

考察大丧之事，说率领六乡的众庶；大军旅、大田役，则称为万民，这是通指王畿之内的。乡大夫的职责在大询时，说各自率领其乡的众寡而到朝廷集合。大司徒的职责则称为万民，也是通指王畿之内的。

如果国家有大变故，就召集万民到王宫门前，命令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于天下。正义：郑氏康成说：“大变故指君王驾崩以及敌寇入侵。”节，指六节，有符节才能通行，以防备奸邪私行。贾氏公彦说：“召集万民到王宫门前，是等待任用。”王氏应电说：“敌寇入侵之事，宫正已经统计了官府和馆舍的宿卫，卫司士召集士人并分派守卫，这里又召集万民到王宫门前，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等待任用，臣民各自到达其守卫岗位。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即是乡大夫用旌节辅助命令而传达，掌节和司险，没有符节的人受到讥责就不能通行，这是防备奸人的重要方法。”

发生大饥荒、大瘟疫，就命令各国迁移人民、流通财物、解除禁令、放宽劳役、减轻赋税、放宽刑罚。正义：郑氏康成说：“迁移人民以躲避灾祸，前往物价低廉的地方。那些有守卫任务不能迁移的，就输送粮食给他们。《春秋》定公五年，夏天向蔡国运送粮食，就是这种情况。”王氏应电说：“前面说过荒政十二条，已经聚集了万民。这里再次提及，是说命令各国，而且不仅限于大饥荒，还有大瘟疫。”

考察在荒政十二条中，单独列举这四条，是因为这四条是关键，大司徒尤其重视。说命令各国，是举外以包含内。都鄙的官吏，也就可知了。古代耕种九份土地余三份，即使遇到灾年，中等家庭都可以自保，其余贫民则发放县都的储备，同时命令流通财物而官府负责其偿还，就可以了。如果遇到大饥荒，就迁移人民以就食粮食。大概中原地区多不通水路，虽然有粮食但难以运输；那些通水路的地方，运输粮食就不必说了。大瘟疫时迁移人民，则是迁移那些尚未染病的人，以躲避恶劣的地气。

年终就命令教官整理政务并汇报事务。

正义：郑氏康成说：年终，是周朝的季冬。教官及其属官六十人，整理政务是明确处理其文书，汇报事务，是上交其计簿。

正月命令教官说：“各自做好你们的职责，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从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有常刑。”

正义：郑氏康成说：“正月，是夏历正月初一。”贾氏公彦说：“尔乃都是汝的意思。”

通论魏氏校说：“治理官员的属官，大宰不亲自命令，小宰命令他们，五官则亲自命令其属官。”

案语：小宰所命令于百官府的是，王宫的事务。所以在职责中说：“修于法，曰考于事，曰待”，而不服从命令的，称为“不共”。司徒所命令于教官的是，教化事务。所以在职责中说：“共于事，曰修”，而不服从命令的，称为“不正”。

总论王氏应电说：地官主管土地与人民，所以以土地之图、人民之数为大纲。土会、土宜、土均、土圭，都是地法。十二职以培植民生，本俗以安定他们，保息以养育他们，荒政以聚集他们。十二教以通达民性，三物以兴起他们，八刑以纠正他们，都是治民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以施行教化，遂、沟、洫、浍、川以划定疆界，疏通水利。井、邑、丘、甸、县、都以稽查民畜，兴起徒役而伍、两、卒、旅、军、师之法寓于其中。

案语：地官所掌管的是地；所统辖的是徒。正因为所掌管的是地。所以依据土地之图，首先辨别五土，以知晓地之生长；接着辨别十二土壤，以物化地之事；接着又辨别九土，以均平地之政。因而制定王畿，建立侯国，营造都鄙，而规划土地之事完备了。正因为所统辖的是徒。所以通掌人民之数，设立比、闾、族、党、州、乡之法，而民之室数可以稽查确定；士、农、工、贾之籍，而民之职事可以核查。其室数，核查其职事，则民之可任用的与其应施舍的，都没有隐漏抵冒之弊了。而其大要，则是使人互相纠察劝勉：有一善，就可以被举荐；有一不善，就可以被诛罚。这就是三物、八刑所以继于其后的原因。

钦定周官义疏卷九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钦定周官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周官义疏卷十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邦国的教法，以稽查国中及四郊都鄙的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别其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役的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比必里反，下同。陆毗志反，施式氏反】

正义贾氏公彦说：小司徒掌管建立邦国的教法，说建立者，不仅是副贰大司徒，也能专管其事。役指徭役，祭祀指乡中州祭、社党祭禜、族祭步饮食，如乡饮酒及族食；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