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辨画卷三十七

译圣人为天下的忧患而忧虑，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趋向吉祥，也不知道躲避凶险。然而趋避的道理，不在事情临头时才占筮，而在平日的进德修业。因此随意举出九卦的名称来显示例子。上乾下兑的卦叫履，人修养德性，开始时必定有所凭借。履卦上天下泽，名分确定而不可改变，这就是修德者的根基【九卦都指以刚御柔、以柔践履，刚柔之爻在下，所以说是德的根基】。上地下山的卦叫谦，人修养德性，继而必定有所操持。谦卦减损多余、补益不足，使事物相称而公平施与，这就是修德者操持的把柄【坤为柄，艮为手，以刚居柔之下，所以是德的把柄】。上坤下震是复。人想要保全天德的根本，如果不培植根基，枝叶就无从生长。复卦一阳在下初生，天心由此可见，难道不是崇德的根本吗【坤为地，震为木，木在地中，所以说是德的根本】？上震下巽是恒。人想要保持天德的坚固，如果不坚定操守，纷华外物很容易妨碍守持。恒卦雷风相互配合，树立自身而不改变方向，难道不是立德的坚固吗【雷厉风行，卓然树立而不可改变，所以说是德的坚固】？人想要修养德性，就不能不除去损害德性的东西。比如上艮下兑的损卦，能够惩治愤怒、抑制欲望，损害德性的东西就除去了，这就是损卦用来修德。人想要使德性充裕，就不能不完备蓄养德性的条件。比如上巽下震的益卦，能够迁善改过，蓄养德性的条件就完备了，这就是益卦用来充裕德性。至于上兑下坎的卦叫困，人处在德性困穷的境地，常常忧虑不能辨别。困卦刚爻被遮蔽却不失其通达，难道不是德的辨别吗【因为操心谨慎、深思忧患，所以说是德的辨别】？上坎下巽的卦叫井，人处于下位来施行德性，常常苦于没有立足之地。井卦安静而深，能够滋养万物而不穷竭，难道不是德的处所吗【井养活万民，土地养育万物，道理相同。卢氏说：根基与处所不同，根基小而处所大；根基是最初站稳脚跟、逐步积累，可以由此向上；处所是凝聚成完整整体、施用其中的妙处，都是由此产生】。至于上巽下巽的卦，仍命名为巽。巽是柔顺、谦下而善于深入的意思。人如果不能深入义理，处理事情怎么能够决断？像巽卦这样善于深入，正如利刃切割，正好能随着布帛的长短而裁制得恰到好处，难道不是德的裁制才能如此吗【深入义理，遇事能够决断，所以说是德的裁制】？履和顺而能达到中正，谦卑下而尊贵并且光明，复虽然微小却能辨别事物，恒虽杂处却不令人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充裕而不造作，困处于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却能够迁移，巽顺应事物而恰当却含藏不露【“易”音以防切，“长”音丁丈切，“称”音尺正切】。前一节只是说九卦的善处。现在玩味这九句话，每句都用一个“而”字，明显是在合上下两卦来解释一卦。这与各卦《彖传》的体例相合，互相印证就可以看出。上一节依据字义解释卦名，这一节依据上下两体解释卦名。履卦中，兑以柔悦对待刚健而为和；如果和顺而流于放纵，就不能达到中正。但乾体刚健，能够不流于放纵，所以是和而能至。谦卦中，山高于地而为尊；如果尊高反被自己的形势遮蔽，就不能光明。但坤体卑顺，不能遮蔽山的高，所以是尊而光。复卦一阳初生而微小，微小便容易混杂在众阴之中而难以辨别。但坤体顺势而行，又怎么会不能辨别呢？恒卦震为决断躁动，必然纷杂；纷杂就会被纷纭扰乱而令人厌倦。但巽体曲折而善于深入，又怎么会令人厌倦呢？损卦深入兑泽之下而向上升，是开始艰难；开始艰难，后来必然容易。但艮体高出，又怎么会不容易呢？益卦振奋震动的才能来增进德性，自然会日益充裕；不断增长充裕似乎接近于虚浮造作，但巽的深入没有边际，又怎么会造作呢？困卦坎在巽下，似乎陷于穷困；但兑体和悦，所以穷困而能够通达。井卦巽深入下方，似乎安居其所。但坎体向上运行，所以能够安居而又迁移。至于巽卦，阴性善于深入，能够随事顺应道理，因时制宜，在德性上是恰当的。然而阳刚之体覆于外，又使人看不见明显形迹，所以恰当而含藏不露。九卦的卦体，是多么完善啊！履用来使行为和顺，谦用来裁制礼，复用来使人自知，恒用来专一德性，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尤，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和行”音下孟切，“远”音于万切】。这一节依据九卦的作用来解释卦名。德性体现在自身就是行为；行为容易失于乖戾，所以用履来调和它。德性表现为品节就是礼；礼容易流于严肃峻急，所以用谦来节制它。选择善行，是进入德性的开始，所以用复来使人自知并作出选择；坚定持守，是进德的最后一步，所以用恒来专一德性而坚持。人的欲望是德性的祸害，用损来使它远离；天理是德性的利益，用益来使它兴起。不知道命运应当安然承受，就难免怨天；用困卦的通达之义，便可以减少怨尤。不知道本性应当尽力扩充，就不能迁移到义；用井卦的静深之义，便可以辨明义理。这些都是修德的常道。若事情需要变通，不能拘守常道，就用巽来施行权变。只看一个卦名，它所带来的益处就已经如此之多。学者从卦名入手去体察验证，天下便没有值得忧患的事情了。以上是第七章。《易》作为一部书，不能离弃。它所体现的道不断迁移，变化运动而不固定，周流于六个虚位之间，上下没有常定，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当作固定的典常和要领，只能随着变化所趋而行【“远”依本字读，“上”音时掌切】。前两章说卦名，这一章和下面两章都说卦爻，并且涉及卦爻辞，所以三章都以“《易》作为一部书”开头。《易》书讲阴阳变化，最难测度，人们或许疑惑它高远难及，却不知道这部书只是为了趋吉避凶而作，完全切合民众日常生活的常道，不能到遥远玄妙处去求它。只要从卦爻之书本身观察，意义就在其中【过去把“远”读作去声，说成不可离弃，意义也可以讲通，但与下文不太贴切。苏轼说，这句话可以指向口头传授的内容，不应到文辞之外去寻找，且与末节相照应】。因此，即使《易》书所体现的道不断迁移，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周流在六个虚位之间【初、二、三、四、五、上是六个位次，六个位次上的刚柔上下交错往来而没有定处，所以称为六虚】，有时从上而下降下，有时从下而升上，没有固定；有时刚变为柔，有时柔变为刚而彼此变易，不能执着地把它当作固定的典常和要领，只随变化所趋而行。

译道不断迁移，本来就是这样【前面说卦名，妙处在于纷杂而不越界；这里说卦辞，妙处在于变化而有常道。这一节是开头的说明，用来引起下文，申明不可到遥远处求《易》的意思；如果把它说成《易》道的变化，就完全失去了本来的防范】。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在外在与内在之间懂得戒惧。它又明白说明忧患及其成因，使人没有师长和保傅那样的严厉畏惧，却像面对父母一样亲切。开始依循它的言辞，并揣度其中的方向。既然有一定的典常，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运行。然而，道虽然不断迁移，从内卦出来到外卦、从外卦进入内卦，都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任意出入【如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刚柔相应，才可以出入；其他爻不能出入，不相应的也不能出入】。所以当它进入时，处在外面的爻必然失正而得到凶；当它出来时，处在里面的爻必然失当而招致吝，使人都凛然恐惧，不敢触犯。然而它也不只是使人恐惧而已，还能明白说明事情值得忧患之处以及导致忧患的原因，反复恳切地告诫人，使人不必像面对师长和保傅那样严肃畏惧，简直如同面对慈爱的父母。《易》辞如此亲切，难道还可以到遥远处去求吗？人开始学习《易》时，如果确实从《彖传》《爻辞》中玩味探索，又在一定的方向上揣度【卦爻的固定法则就是方向，如下卦所说的情形】，那么道虽然不断迁移、不能执为固定要领，却也已经有典常可以遵守，有常道可以循行了。如果不是切实体现此道的人，把卦辞说成圣人的糟粕，却想在玄妙虚无之处寻找，那么道没有卦辞便不能显现，怎么能凭空运行呢？这就是不能到遥远处求取它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两句，过去按“人能弘道”来训解，把“其人”指作不能神而明之的人，与本章意思不相贯通】。以上是第八章。《易》作为一部书，推究一卦的起始，归结一卦的终点，以全卦之义作为根本。六爻彼此错杂，只是随着时位而成为不同的事物。初爻难以知晓，上爻容易知晓，因为它们分别是卦的根本和末端。初爻的辞只是拟议说明，最后在上爻处完成其终局。至于错杂事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如果不考察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要”音一遥切，下面同；“易”音以防切；“夫”音扶】。这一章承接上文“依循卦辞、揣度方向，既有典常”的说法，是在向人说明学习《易》的方法。《易》作为一部书，有彖辞，也有爻辞。彖辞就是全卦的材料，推究卦的起始，归结卦的终点，合全卦的意义作为根本【“质”与“以义为质”的“质”相同，如同卦画有土地作为根基】。爻辞则是效法天下万物运动的。阴阳的位置各有三处，有时刚居刚位、柔居柔位而为当位，有时刚居柔位、柔居刚位而为不当位，交错排列，只是随着时位而成为不同的事物【“时”指初、二、三、四、五、上六个时位；“物”指阳奇、阴偶两种爻画】。因此，初爻是一卦的缘起，卦体尚未形成，道理尚未显明，最难知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卦的根本，就像观察树木时，下部的根本很难看见。上爻则是全卦已经完成的局面，卦体已经形成，道理已经显明，所以较容易知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卦的末端，就像观察树木时，上面的枝叶容易看见。正因为初爻难知，所以圣人当初作《易》时，对初爻的辞还要反复推拟；到了上爻的结尾，只是依据初爻的辞来完成全卦的终局而已【有人说，如乾卦初爻拟其阳在下为“潜龙”，到了上爻便直接说“亢龙”，固然如此。但六十四卦中，初爻多总括全卦的关要，上爻多总收全卦的意义，这种难易也不能不知道】。至于初爻、上爻之间，阴阳错杂而处于不同的时位和事物之中，用来铺陈八卦的德性【如健、顺、动、入之类】、辨别六爻的是非【中正就是是，不中正就是非】。如果不把中间四爻的正体、互体合起来观察，那么所铺陈和辨别的内容就不能完备地呈现卦中的蕴含【如水雷屯卦，内有震动之德，外有巽入之德，这是正卦所铺陈的德性。二爻与四爻互成坤，有顺的德性；三爻与五爻互成艮，有止的德性，这是互卦所铺陈的德性。又如地天泰卦，九居二、六居五就是不当位；二应五、五应二就是当位，这就是正卦的当与不当。二爻与四爻互成兑，各自退一位；三爻与五爻互成震，各自进一位，其中也各有当与不当。即使卦爻本身的爻辞取互卦之象的情况也很多。如地水师卦，二爻互成震，六五便说“长子帅师”；长子就是互震的二爻。地山谦卦，三爻互成坎，初爻便说“用涉大川”；大川就是互坎的三爻。唉！即使只要求考察存亡吉凶，那么安处其中的道理也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趋吉避凶的道理就已经过半了。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恐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旨在于没有咎害，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噫”音于其切；“知”音智；“思”音息吏切；“胜”音升】。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的差别。柔居其位便危险，刚居其位便能胜任吗？所谓根本、时位和事物，就是初爻、上爻以及中间各爻。它的典常已经清清楚楚，仿佛可以看见，难道一定要等到看了彖辞、爻辞之后才知道吗？唉！只要从卦画中寻求，凡是天道的盈亏所表现的存亡、人事的得失所表现的吉凶，那么根据刚柔所居的位置是正还是不正，也大致可以知道。何况彖辞、爻辞又如此明显清楚吗？所以聪明的人不只是把六爻的辞全部看一遍，只要观察彖辞，关于趋吉避凶的思考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因为彖辞是纲，爻辞是目，纲举起来，众目就张开；彖辞是权衡，爻辞是具体事物，权衡审定，事物的轻重数量就确定了，道理就是这样【如屯卦以初爻为候，蒙卦以二爻为师之类，彖辞已经总括其象，爻辞只是具体指明其中一爻。孔子在《彖传》《象传》中已经逐卦向人显示，在这里又撮取要旨而切实说明。可是解释《易》的人还说文王有文王的《易》、周公有周公的《易》、孔子又有孔子的《易》，为什么呢】。然而天下有知的人能有几个？所以，错杂事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的中间各爻，实在不能不完备考察。试从正体和互体来说，二爻和四爻都是阴爻，都能完成顺承的功业，功用相同；但所居位置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便有差异。

译正因为位置不同，所以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恐惧，为什么呢？接近君位便有逼近上位的嫌疑，四爻只是接近五爻，所以战战兢兢而多有恐惧。柔顺之道若不依靠刚健便不能自立，似乎不利于远离二爻、远离五爻；但它的归宿反而能够没有咎害，因为柔而得中，君臣合德。三爻与五爻都是阳爻，都能建立刚大之业，功用也相同；但所处位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便有差异。正因为位置不同，所以三爻多凶，五爻多功，为什么呢？五爻是君位而尊贵，独掌乾纲；三爻是臣位而卑贱，职权不能专断成事，这就是等级差别。这两个位置，大抵以柔居之就不能胜任而危险，以刚居之就能胜任而吉祥通达。这些都是《易》的典常，是可以就近取证、不能到遥远处寻求的道理【考察“柔危刚胜”两句，各家多有曲折回护，有的说指三爻，有的说指五爻，有的说三、五并指，还有的说连同二、四、三、五一起指；其意思总是因为卦中六五多为柔爻而不一定危险。不知道卦中凡是六五爻的吉亨判断，都是依据应爻、比爻的变化来说，并不是本爻本身自有这种占断，这一点在卦爻辞中已经辨明】。以上是第九章。《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不完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把三才兼备而各自成两爻，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不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当”音得浪切】。前一章已经把一卦的六爻分别解释，所以这一章又把一卦的六爻合起来赞叹。《易》作为一部书，确实广大而无所不容，宏大而无所不包，细微详尽之处也没有不完备的。最大的生发莫过于天道，乾能够广大生发，这是天的道，《易》书中有它；细密详尽莫过于人道，中间各爻能够完备细节，这是人的道，《易》书中有它；广泛生育莫过于地道，坤能够广泛生育，这是地的道，《易》书中有它。这三者，从体而言叫作三极，从用而言叫作三才。然而如果三才各自只有一方，就会孤立而没有对待，天不能生，地不能成，人也会混杂不分。必须把三才兼备而各自分为阴阳，天、人、地各有一阴一阳，然后道才完整而不偏，所以《易》把三画卦重叠为六画。六画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仍然是初、二爻为地，三、四爻为人，五、上爻为天，仍是三才之道罢了。这一道并不是固定执守、不能变化，也各自有变化运动。如前面所说，刚柔相互变易就是变；上下没有常定就是动。变化运动多因彼此相交，所以称为爻。然而爻也不是混杂而毫无条理，各自还有等级。如前面所说，三爻与五爻位置不同，是贵贱的等级；二爻与四爻位置不同，是远近的等级。等级由奇偶爻的固定体质而来，所以称为物。但物既因等级而分，也会因错杂而乱：有的是奇画的阳物，有的是偶画的阴物。两种物错杂在六个位次之中，如黑黄两种颜色交错，于是称为文。假如文理各自得当，就只有吉而没有凶，吉凶也无从产生。只是同样是这些文理，其中有时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而不当，于是当位者有所得，不当位者有所失，吉凶便从中产生。于是圣人就有卦爻辞了，所以下文专门说圣人的辞【各家多说“不当”不能只按爻位来讲，因为卦中也有当位而不吉、不当位而反吉的情况。不知道天下万物的运动以守正为一，当位就是正，不当位就是不正；守正必吉，不正必凶，没有第二个道理。卦中所说的，有时指刚柔相互变易，有时指上下相应，有时是辞在本爻而意义在别处，细心思考自然会明白，不能拘泥于文字来求《易》】。以上是第十章。《易》这部书，大概处在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代吧？大概对应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吧？所以它的卦辞令人戒惧。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轻忽者趋于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各种事物没有不包括其中的；始终保持戒惧，归宿在于没有咎害。这就是《易》的道理【“易”音以防切，“要”音一遥切】。上面三章说卦爻，最后归结到吉凶。产生吉凶的，是圣人所系的卦爻辞，所以这一章便专门说圣人的辞。《易》道兴起，是在时代上处于殷末、周盛德之时；从事情来说，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如小畜与履、师与比等卦就是这样】。正因为当时的时代和事情如此，天下人都习惯于安乐享受、怠惰骄傲，有了吉祥却不知道趋向，有了凶险却不知道躲避。圣人为此忧虑，所以所系的辞都是令人危险警惕的辞。心中存有危亡之念的人，按道理应当得到平安，圣人便给他系上吉辞，使他趋于平安；心中存有轻慢苟且之念的人，按道理应当导致倾覆，圣人便给他系上凶辞，使他趋于倾覆【上面的“危”字从卦辞说，下面的“危”字从人的心念说；合看两个“使”字，正好显示出可危之处】。它的道理无所不包，范围极其广大，近处涉及一身的应酬交往，远处涉及天下国家，凡是各种事物，没有不包含在其中的。圣人为此所做的，不过是希望人始终保持戒惧，常常把危亡放在心上，不要把轻慢苟且放在心中，归结到没有咎害罢了。这就是《易》辞教导人的道理。孔子用《诗》教人说“没有邪念”，用《易》教人说“没有咎害”。没有邪念才能没有咎害，追求没有邪念也是为了没有咎害，意思只是同一个罢了。以上是第十一章。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德行常常平易，所以能够知晓险阻。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德行常常简约，所以能够知晓阻塞。它能使人心中喜悦，能使诸侯的忧虑得到研析，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因此，变化、言语和行动，吉事都有祥兆；观察事物的象可以知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晓未来。天地设置位置，圣人完成其功能；人谋、鬼谋，百姓都能参与其中【“夫”音扶，“行”音下孟切；“易”音以防切；“说”音悦；“亹”音亡伟切；“与”音预】。

译这一章也是合并前面十一章来通论，说明卦爻只是乾坤，乾坤只是易简，是要人归向易简，从而走出险阻的道路。它与《系辞上传》开头从乾坤归结到易简的意思遥相呼应。说《易》开头讲乾坤，是把乾坤作为《易》的门户；卦中所陈列的，不过是乾坤两种爻画。凭借两种爻画竟能概括《易》书的全部，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乾不只是刚健，而是天下最刚健的。正因为最刚健，所以它的德性表现在行动上总是平易而没有困难，人世间危险的情形，其中平易之处就可以由此知晓。坤不只是柔顺，而是天下最柔顺的。正因为最柔顺，所以它的德性表现在行动上总是简约而不纷乱，人世间阻塞的端倪，其中简约之处就可以由此知晓【“夫乾”“夫坤”各家都解释为圣人，吴澄则解释为天地，各有见解，却没有解释为《易》书作者。大概是认为下文才说作《易》的事情，此处不能预先涉及。不知道这一章是总收全传来向人显示，这四句是全章的提纲，正应当就《易》书本身来解释】。只有易简能够知晓险阻，所以其中的道理深入人心，能使人心中喜悦；其中的道理曲折而切中人的思虑，能使人反复研析忧虑。天下有尚未明了的吉凶，得到这种易简之道，就可以确定它而不迷惑；天下有尚未决定的趋避，得到这种易简之道，就可以勤勉不息地成就它而不疲倦。易简的作用就是如此，所以乾坤的变化都是易简的变化。人能够把《易》中变化的道理作为言语和行动的准则，言语行动都体现易简的善，那么事情自然吉祥，并足以招致祥瑞。凡是道理已经确定、成为器物的，可以拿过去的事情来比拟，观察其象便能知晓器物；事情尚未显现而属于未来的，可以从将然之处推验，进行占问便能知晓未来。这就是前代圣人效法乾天、坤地，在六爻中设置位置【指伏羲画卦】；后代圣人观察卦象、系下卦爻辞，以卜筮完成其功能【指文王、周公系辞】。于是天下众人先向人谋议，以验证是否正确，再向鬼神谋议，以决定顺从还是违背；即使百姓愚昧，也都能参与圣人的智慧【蔡清说：凡是卜筮问《易》，必须先向人谋议，然后才问《易》；即使圣人也是如此。所以《洪范》先说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然后才说谋及卜筮】。八卦用卦象告知，爻辞和彖辞用事物的情状说明。刚柔错杂而居，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化运动则从有利之处来说，吉凶随着情状而迁移。因此，喜爱与厌恶彼此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近彼此取合，悔恨与吝惜由此产生；真实与虚伪彼此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或者彼此伤害，既有悔又有吝【“恶”音乌路切】。百姓凭什么能够参与圣人的智慧呢？因为圣人的《易》书用来向天下开示的道理，极其明白而且完备。易简的道理与险阻的情状，本来无形而难以测知。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成八卦，确立卦象来告知人们；又使内心喜悦、研析忧虑，系成爻辞和彖辞，推求事物的情状来说明。用卦象告知时，卦象中刚柔错杂而居，它是得到还是失去、吉还是凶，都已经清楚可见。圣人又要用情状来说明，是因为卦象中的刚柔变化无穷，吉凶也会因此不同。刚柔虽然错杂而居，但刚柔彼此变易，还会产生变化；上下没有常定，还会产生运动。之所以必然变化运动，是从有利与否来说的，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之类。既然有所利，凶也可以成为吉吗？吉也可以成为凶吗？然而卦象中的吉凶虽然可以看见，吉凶随着变化运动的情状迁移，却不是单从卦象能够看见的。圣人与民众共同忧患，怎么能不系下卦爻辞呢？所以卦象之中，有两种情状相合的叫作喜爱，有两种情状相违的叫作厌恶。喜爱与厌恶彼此攻伐，易简之道与吉祥的卦辞便由此产生。厌恶与亲爱相互冲突，就会形成险阻，于是凶的断语便由此产生。然而，吉凶是事理已经确定的结果；相互冲突，是情势发展到极点的表现。在吉凶之前，难道不还有悔和吝吗？在相互冲突之前，难道不又有相互取合吗？所以卦象之中，没有比、没有应的，是彼此疏远的；有比、有应的，是彼此亲近的。处在亲近之时却反而取远，就违背了《易》的易简之道，于是又产生悔的断语。处在疏远之时却反而取近，就行于险阻之中，于是又产生吝的断语。虽然如此，天下没有无所感而取合、相攻的事，那么相攻相取的发生，又是从相感开始的。卦象之中，以真情相感而没有虚伪的，是易简之公道；以虚伪相感而没有真情的，是险阻之私情。感于公道的，有利；感于私情的，不利。利害的断语，不也由此产生了吗？这些都是吉凶随着情势而变化的原因。总之，《易》所成的卦，虽有六十四卦，所成的爻虽有三百八十四爻，卦与卦不同，爻与爻有别，但归根到底，整个《易》的情理，不过是取刚柔相互适合罢了。若有比、有应，彼此亲近而又能相合，其为吉就不用说了。如果应当相比、相应，彼此亲近却不能相合，就背离了易简之道，踏入了险阻之地；严重的必然凶，次之也可能有害，即使没有凶害，也必然有悔和吝罢了。至于那些与比、应无关而彼此疏远的，既没有相合，也不至于不相合，所以断辞都从略。这就是《系辞》所确立的大原则。将要背叛的人，说话带着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蔓分歧。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浮泛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曲不直。【诬，音同“无”】

译吉、凶、悔、吝以及利、害，圣人的断辞为什么说得这样详细呢？因为圣人的言辞完全以卦象的情状为准，而卦象的情状又完全以天下人的情状为准；不这样就不能完备。试从天下人的情状表现在言辞中的情况来说：如将要背离易简之理的人，内心惭愧，所以言辞必然惭涩；心中怀疑易简之理的人，内心猜疑，所以言辞必然枝蔓分歧【“枝”就是树枝的“枝”，说的是分岔】；吉祥之人，浑然合于易简之理，内心安静，所以言辞必然少；轻率妄为的人，背离易简之理，内心浮躁，所以言辞必然多而虚妄；诬陷善人的人，凭借易简之理来作为自己的善行，内心空虚，所以言辞必然游移而少有依据；失去易简之理而没有操守的人，内心歉疚，所以言辞必然屈曲而不能伸展。人的言辞有这六种情形，而卦象中亲爱与厌恶、远近、真伪的情状，恰好与它们相应。圣人的系辞，其中的吉凶悔吝利害，又怎能不与这些相应呢？虽然吉凶悔吝和利害共有六种，实际上不过是希望人共同归于一个正道罢了。所以说：“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获得天下的道理，就能在其中成就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圣人作《易》的要旨。以上是第十二章。《周易辨画》第三十七卷。《经部，易类，周易辨画》。钦定《四库全书》。《周易辨画》第三十八卷。颍川连斗山撰。《说卦传》。从前圣人创作《易》，是幽微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以天数三、地数二来建立数目，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象，发扬刚柔的变化而产生爻，调和顺从道德并以义理加以条理，穷尽事理、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参，音斯安切；数，音色具切；尽，音津忍切】前文说，伏羲画八卦，是为了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但神明的德性怎样才能通达万物的情状、类比万物的道理呢？其中仍有隐微之处没有伸明。于是又作《说卦》十章【“天地定位”三节，旧本分为两章，应当合为一章，所以这里只说一章】。前五章讲《易》道如何通达神明的德性，后五章讲《易》书如何类比万物的情状，而这一章总论蓍、数、卦、爻如何通达神明的德性。意思是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想借神明的德性使人趋吉避凶；如果不借蓍草来传达它，这种德性又凭什么得以通达？于是创制分揲、挂扐的方法，幽微地赞助神明，使神明所蕴含的内容全部泄露在蓍草和蓍策之间，蓍草的功用也由此产生【苏轼说：介绍而传达天命叫作“赞”；天地鬼神不能直接与万物接触，所以用蓍草作为介绍】只是蓍草的产生依赖于数，数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天地的正数不过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只是配合而成的数。所以五个数中，一、三、五属于天数，占有三个；五个数中，二、四属于地数，占有两个。揲蓍的人想要参合天数而用九【一、三、五相加为九，“参”就是把三个天数合在一起，意思是要参合它们而用九】，并合地数而用六【二、四相加为六，“两”就是把两个地数合在一起，意思是要并合它们而用六】，于是要依托河图中宫的五数。因为河图中宫除十不论之外，一、二、三、四都分别与五相依。一与五相依便成为六，这就是蓍草和蓍策中的老阴；二与五相依便成为七，这就是少阳；三与五相依便成为八，这就是少阴；四与五相依便成为九，这就是老阳。这是小衍之数。至于大衍之数，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扩大十倍罢了【苏轼说：天数五、地数五，为什么说“参两”呢？从一到五，天数有三个，地数有两个，这说明数止于五。从五以后就不是基本数了，都是相互依承而形成的，所以说“倚数”。大衍之数为五十，孔子对此已经说得很详尽，哪里还容得有别的说法呢？】考察起来，这种说法最为明白，后来的俞氏、来氏也都采用它。但他们所谓“倚数”，只是说天数依托地数，依托地数的部分仍然是“参天两地而倚数”，并没有分说清楚。至于有人说一数不用，阳以一包二而成为三，阴以二兼一而成为二，所以阳从三开始，阴从二开始；这与崔氏所谓一、四不用的说法大同小异，确实是勉强造作。即使朱子说天圆地方，圆形直径为一、周长为三，所以参天；方形边长为一、周长为四，所以两地，也成了参天四地，而不是两地，何况直径为一又不一定只对应周长为三呢】既然有数就有卦，那么卦又是怎样建立的呢？圣人总括观察从一次变化到十八次变化的数，其中有三奇而成为老阳，有三偶而成为老阴，有一奇二偶而成为少阳，有一偶二奇而成为少阴。六画既已完成，纯卦和杂卦于是开始建立。卦建立而六爻具备，在尚未揲蓍时叫阴阳，在已经揲蓍后叫刚柔【卦尚未画成，道理没有形迹，所以只说阴阳；卦已经画成，卦象已经确定，所以说刚柔】。圣人又根据刚柔逐节发挥，哪些是静，哪些是动，哪些上下无常，哪些刚柔相互变易，当值的爻于是才产生。像这样，圣人难道是有所矫饰而强行安排的吗？形而上的部分，就是一阴一阳的道，也是圆融神妙、方正明知的德性。它分散显现于奇偶之间的部分，就是六爻变化交错的意义。圣人不过是调和顺从道德，不敢在义理上违背条理，使一切有秩序地各自适合罢了。但要在义理上条理清楚，必须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要调和顺从德性，必须能够尽知所禀赋的本性。至于调和顺从大道，就必须心神与天道同游，通达幽深盛大的天命，才做得到。而《易》由蓍草产生数、依数建立卦、由卦产生爻，便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由此可知，神明的德性确实可以由《易》来通达。以上是第一章。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所以建立天道，说是阴与阳；建立地道，说是柔与刚；建立人道，说是仁与义。把天地人三才都兼顾起来，并各分阴阳，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阴分阳，交替使用柔与刚，所以《易》用六位成就文理。这一章承接上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说，主旨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将以顺性命之理”一句是提纲；“立天之道”四句以及“分阴分阳”两句，都是性命的道理；两个“故易”句，都是为了顺应这些道理。前文说穷尽事理、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在天地叫作命，在人叫作性命，合性与命来说就叫作理。从前圣人创作《易》，不过是要使人顺应这种性命的正理罢了。所以人们知道天道属于阳，却不知道天道相互依托而成立，是阴与阳，例如日月、昼夜就是这样；人们知道地道属于柔，却不知道地道相互依托而成立，是柔与刚，例如山石、土田就是这样；人们知道人道属于仁【如“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却不知道人道相互依托而成立，是仁与义，例如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就是这样。天地人三才各有一项，必须兼取阴阳、柔刚、仁义而分别为二，这样三才之道才得以成立。所以《易》的小横图虽然三画已经具备三才，但阴阳、柔刚、仁义的道理还不完备，尚不足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因此把它重叠成大横图，六画完成后才成为卦。建立天道叫阴阳，建立地道叫柔刚，建立人道叫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