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五经辨惑下
人生朝
贫士叹
白髪叹
题渊明归去来图
题赵内翰城南访道图
答郑州辨禅师见戏代髙防御
再到故园述懐
评东坡山谷四絶
译人生朝
贫士叹
白发叹
题陶渊明《归去来》图
题赵内翰《城南访道》图
答郑州辨禅师见戏代高防御
再到故园述怀
评东坡、山谷四绝
评王子端四絶
题宫人围碁图
续附一卷
滹南遗老集卷之一 五经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所以羙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无有祸败。其说甚为明白，盖人之所以陷于祸败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义故耳。然世之学者皆认为逺害自全之意，凡以刚直谏诤不容于时者，辄持此说以律之。呜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颂无非建功立事以自効于公家者，且此语之下，以夙夜匪?以事一人继之，何尝有逺害自全之意哉。予尝深推之，盖中庸有云：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黙足以容。而引此诗为证，学者因之错会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总结上文而非专举一句之义也。
书?无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国长久。孔氏以为太甲 ，郑氏以为帝甲，而疏从孔义。盖以因国语说殷事云：帝甲乱之，七代而殒。史记云：帝甲?（淫）乱，殷道复衰也。且曰：太甲称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尔子谓。此说未安也。按史记，祖甲，武丁之子，与太甲分明是两人。周公所引自中宗、髙宗以及祖甲，而继之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其次第，不应为太甲。然国语、史记皆言其淫乱而致衰陨，周公奚取焉，是不然。书，圣经也。史传出于雑说者也。周公去殷为近，知其事为详；左氏、司马迁为逺。其传闻容有妄焉，与其变易姓名以迁就其事，寕舍史传而从经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称君者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弒言众所共絶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斯圣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岂复有例？称臣为臣之罪，则称君者非臣之罪乎；称臣为不义，则称君者果臣之罪乎？君非上圣，谁无失徳？使此说果行，皆可指为无道而杀之矣。长奸?之志，生簒逆之阶。禁其一而开其一，圣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论天下之事者，亦权其轻重而巳，人之无道，孰有大于弑君者？释乎此而惩乎彼，是何轻重不伦，所得之不偿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贵乎春秋者，正名分，别嫌疑，为乱臣贼子设耳。今乃妄生义例，以为之资不亦垂乎。许悼公之卒也，经言世子止杀之，而三传皆以为进药不尝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严耶。至于推刄之贼例，以一已之私而敢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兽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没其名。春秋人情之书也，若是之类可谓近于人情乎。自传考之称国者，未必无道；称臣者岂皆有道？参差不齐，自相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晋灵之不君，淫刑而厚敛，愎谏而贼贤，传所载也兹不为无道乎，而经书赵盾之名何耶？楚灵之无厌，民怒而叛，从乱如归，兹不为众所絶乎。而经书公子比之名何耶？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讨者且曰民之不与者半，陈氏务施而结民心久矣。然而不与者半，则齐侯之恶未为众所絶也，而称国以杀又何耶？经书薛侯弑其君比，而左氏无传。夫既称国以弒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载。使其无事可载，则孔子之例何为而发哉。宋昭之殒，传言其无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则曰以失所称人。晋侯平宋而不讨贼，则曰以无功不叙。杜注曰：昭公虽以无道见弑，而文公犹宜以弑君受讨。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盖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复自救如此。莒弑纪公，左氏谓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故仆因国人以弑之。公、谷于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着其事。啖助曰：弑君例惩暴君也。施于君臣犹恐害教，但虑暴君无所忌惮，不得已而立此义。岂有父为不道，子可致逆？圣人训典，故当不然。遂削左氏之说，然终不以其例为非也。夫经于被弑之君皆书其名，初无不称君之辨，葢称字不可也，称谥不可也，书其人而不以名繋之，则所称者为谁耶。左氏徒见有时而不着臣
译评王子端四绝
题宫人围棋图
续附一卷
滹南遗老集卷之一 五经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是《诗经》用来赞美仲山甫的话。《疏》解释说：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凭借这种明智与睿哲，选择安宁而避开危险，从而保全自身，没有祸患败亡。这种说法非常明白，大概人之所以陷入祸败以至于丧失性命，是因为愚昧昏暗、妄为行事，不懂道理和义理罢了。然而世间的学者都将其理解为远离祸害、保全自己的意思，凡是那些因刚直进谏而不被当时所容的人，就常常拿这个说法来约束他们。唉，山甫作为忠臣遇到明君，诗篇中所颂扬的无非是建功立业以效忠国家的事迹，况且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哪里曾有远离祸害、保全自己的意思呢？我曾经深入推究，大概《中庸》中有言：“国家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身。”并引用此诗作为证据，学者们因此误解了，殊不知《中庸》引用此诗，是为了总结上文，而不是专门列举这一句的意思。
《尚书·无逸》篇说：“祖甲了解小民的疾苦，所以享国长久。”孔氏认为祖甲是太甲，郑氏认为祖甲是帝甲，而《疏》采纳了孔氏的意见。大概是因为《国语》在讲述殷商往事时说：“帝甲扰乱政事，七代之后殷商灭亡。”《史记》也说：“帝甲淫乱，殷道再次衰微。”并且说：“太甲被称为祖，是因为殷人也尊崇他的功绩，所以称他为祖。”这种说法并不妥当。查考《史记》，祖甲是武丁的儿子，与太甲分明是两个人。周公所引用的，从中宗、高宗一直到祖甲，接着说“从这以后继位的君王，生下来就安逸”，按次序来说，不应该是太甲。然而《国语》、《史记》都说帝甲淫乱导致衰亡，周公为什么要选取他呢？事实并非如此。《尚书》是圣经，史传出自杂说。周公距离殷商较近，对事情了解得详细；左丘明、司马迁距离较远，他们的传闻或许含有虚妄。与其改变姓名来迁就史事，宁可舍弃史传而遵从经典。
《左传》确立了弑君的条例，说：“凡是弑君，称君名；如果君主无道，称臣名，这是臣的罪过。”杜预注解说：“称君名，只书写君的名号而称国号，表示众人共同绝弃他；称臣名，是书写弑君者的名字，以警示后世终究是不义的。”这是圣人的本意吗？我说：不是。臣子弑杀君主，难道还有别的条例吗？称臣名是臣的罪过，那么称君名就不是臣的罪过吗？称臣名是不义，那么称君名难道就真的是臣的罪过吗？君主如果不是上圣，谁没有失德之处？如果这种说法真的实行，都可以指责君主无道而杀他了。这助长了奸邪的志向，开辟了篡逆的途径。禁止了一方面却开启了另一方面，圣人设立教化不是这样的。议论天下大事的人，也只是权衡轻重罢了，人的无道，哪有比弑君更大的呢？宽恕了这边而惩罚了那边，这是轻重不分，所得抵不上所失。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端正名分，辨别嫌疑，是为乱臣贼子设立的。现在却妄生条例，为他们提供借口，不也太荒谬了吗？许悼公去世时，经文中说世子止杀了他，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只是进药没有尝过而已。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对于疑似之罪的防范是多么严厉啊。至于推刃之贼，以一己之私敢犯大逆，天地所不容，禽兽所不忍，却得以侥幸免罪而隐去其名。《春秋》是合乎人情的书，像这类事情，可以说合乎人情吗？从传注来看，称国号的，未必君主无道；称臣名的，难道都有道吗？参差不齐，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暂且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晋灵公不像君主，滥用刑罚且加重赋税，刚愎拒谏且杀害贤臣，这是传中所记载的，这难道不是无道吗？而经文却书写赵盾的名字，为什么呢？楚灵公贪得无厌，民愤而叛，跟随叛乱的人像回家一样，这难道不是被众人所绝弃吗？而经文却书写公子比的名字，为什么呢？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请求讨伐，并且说“不赞同陈恒的人占一半”，陈氏致力于施恩而结民心已经很久了。然而不赞同的占一半，那么齐侯的罪恶并未被众人所绝弃，而称国号以杀又为什么呢？经文书写“薛侯弑其君比”，而《左传》没有传文。既然称国号以弑，薛侯的罪过，怎么能略而不载呢？如果无事可载，那么孔子的条例为何而发呢？宋昭公被杀，传中说他无道。然而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却说“因为失位所以称人”；晋侯平定宋国而不讨伐贼人，却说“因为无功所以不叙录”。杜预注解说：“昭公虽然因无道被弑，而文公仍应以弑君之罪受讨。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不像臣子。这是为了督促大教，大概他的意思也有所不安，所以反复自我辩解如此。”莒国弑杀纪公，《左传》说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宠爱季佗而废黜仆，并且在国中多有无礼的行为，所以仆凭借国人弑杀了他。《公羊传》、《谷梁传》在此意也与《左传》相同，而都不记载其事。啖助说：“弑君的条例是为了惩戒暴君。施行于君臣之间还担心危害教化，只是顾虑暴君无所忌惮，不得已而立此义。哪有父亲无道，儿子可以致逆的道理？圣人的训典，当然不是这样。”于是删削《左传》的说法，然而终究不认为他的条例是错误的。经文对于被弑的君主都书写其名，起初并没有称君与不称君的辨别，大概称字不可以，称谥号不可以，书写其人而不以名号连系，那么所称的是谁呢？《左传》只是看到有时不记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