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六 论语辨惑三
曰：子路忠信明决，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狱，而所以取信于人者。自夫素无宿诺而飬之，过矣。夫然诺之信，岂所以服罪人者哉。林少颕曰：子路一闻，夫子见与之言，遂有骄恣之心，方且无宿夜，然诺不待明日，必条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见其如此故，复抑之。盖三句只是一叚，与乗桴浮海、衣敝缊袍章同例，其说益迂，不足取也。所谓片言者，特甚之之词。自当以意逆志，而晦庵遂云不待其词之毕，过矣。
译孔子说：子路忠诚守信、明察果决，因此人们信服他，所以他能够凭只言片语就判决诉讼，这就是他取得人们信任的原因。然而，他向来没有隔夜才履行的诺言，而是急于培养这种信誉，这就过分了。那种对诺言的守信，难道是使罪犯心服的手段吗？林少颍说：子路一听到孔子的话，就产生骄傲放纵的心态，正因为他没有隔夜才履行的诺言，答应的事不等第二天，必定条理分明地立即执行，想要让天下人都信服他。孔子见他这样，所以又加以抑制。大概这三句话只是一个段落，与“乘桴浮于海”、“衣敝缊袍”的章节同类，其说法更加迂腐，不值得采纳。所谓“片言”，只是强调程度极重的词语。应当根据文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而朱熹却说“不等对方把话说完”，这就错了。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则继之以举直错枉之言。子夏广之，而及于舜、汤，举伊、皋之效，此一叚皆论知人之智耳。与问仁之意，全不相关。故南轩觧能使枉者直，则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觧不仁者，逺则曰此可见知人之为大，文理甚明。而龟山、晦庵、无垢之徒，皆以为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暁。岂以樊迟屡疑，子夏深叹，且有逺不仁之说。故委曲求之，而至于是与。窃所不取。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母自辱焉。古今觧者，未尝有异说。而张无垢曰：自者，由也。如自天佑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终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设数以钤制，而不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阨，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于巳，然禁之于巳，发非所谓，不可则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观其所趋，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则要之以礼，正之以义，所谓不可则止也。其迂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为非，此亦过于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致兴丧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几近也。即下文不几乎之几耳，三字自为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于兴丧，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无可疑。而晦庵乃训曰：为期，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无谓甚矣。
子贡问当时从政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蘓氏曰：此有谓而言，不知其谓谁。子贡之问必有所指，不然从政之人非一，而举以为斗筲，可乎？此论亦有理。张无垢乃曰：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贡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称如此。予谓天子之过，庶人得以议之，而谓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说盖出于孙卿，未必圣门之事，就使诚然，但不可昌言于众耳。师弟之闲，真寔语话，何必周谨如是哉。
子贡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晦庵曰：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必其有茍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必其无可取之实。其说是矣。东坡曰：此未足以为君子也。为问者言也，以为贤于问者而巳。君子之居乡也，善者以劝不善者以耻，夫何恶之有？予谓此论虽髙，然善恶异类犹氷炭也。妬贤丑正，亦小人之天资，岂能尽以媿耻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见善人而耻之，则世无小人矣。抑孔子之观人，初不以此，若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则亦亲求其实而巳，岂徒取决于乡人之好恶哉。
胡氏曰：宪问一篇，疑皆原宪所记。慵夫曰：论语本无萹名，今之篇亦不成义理，如学而、述而、子罕之类，是何等语。且章自为指，不相附属，岂可以两字冠之？此盖后儒以简册烦多，欲记习之，便因其科节以为号。前辈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见前章如原宪自称者，遂谓一篇悉原宪所记，此臆度之说，岂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贯至君子欲讷于言十章，出曾子门人；公冶长篇多出子贡之徒，益无所据，删之可也。
夫子不荅南宫适之问。说者不一：或谓明理而无所疑，故不荅；或谓嫌以禹、稷比已，故不荅；或谓禹、稷之有天下，止于躬稼，其言不尽，故不荅；或谓为善非以干禄而禄以天下，尤非学者所宜言，故不荅；或谓虽不形言，必有目击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张无垢曰：此章全在不荅处，圣人立论，坐见万世之后，要不使有时而穷无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以有力而得之者，徳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虽美，有时而穷也。夫子将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则其病犹适也。故将付之不荅而已，至其既出，而谓之尚徳君子者，盖称其用心耳。此说为善，殊胜诸家也。
或问子西于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郑大夫公孙夏、椘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马注两存之。东坡曰：或谓椘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国，微子西，椘不国矣。颍濵曰：公孙夏无是言者，非所以当问。此盖椘子西也。昭王欲用孔
译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是了解人。樊迟没有完全理解，孔子接着说了举用正直的人、黜退邪曲的人的话。子夏对此加以阐发，并涉及舜、汤举用伊尹、皋陶的效验，这一段都是在论述了解人的智慧罢了。这与问仁的意思，完全不相关。所以张栻解释“能使邪曲的人变正直”时，说这是了解人的功用。这样解释“不仁的人远离”，说这可以看出了解人是大事，文理非常明白。而杨时、朱熹、张九成等人，都认为这是兼论仁与智。他们的意思含糊，完全不可理解。难道是因为樊迟屡次疑惑，子夏深深感叹，而且有远离不仁的说法，所以他们就曲折地探求，而达到这样的结论吗？我私下认为不可取。
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他不听从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古今的注解者，没有不同的说法。而张九成说：自，是由的意思。就像“自天佑之”的自。朋友之道，之所以不能善终的，大多是由于走取辱的道路去交往。设定计谋来约束，而不忠诚地劝告，是自取其辱。用危言来控诉，而不善意地引导，是自取其辱。约束自己，然而禁止自己，发出不是所谓“不可则止”的话，是自取其辱。平时探求他的志向，观察他的趋向，如果有不善的萌芽，非道的念头，就用礼来要求他，用义来匡正他，这就是所谓的“不可则止”。这种说法迂腐荒谬可笑得很，反而认为先儒是错误的，这也是过于厚道，而不知道君子中庸之道的人。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导致国家兴盛或灭亡的吗？孔子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它差不多（接近）了。几，是接近的意思。就是下文“不几乎”的几。这三个字自成一句，一句话的得失怎么就立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然而也有接近这种情况的，这个意思很明白，最初没有什么可疑的。而朱熹却解释为：为期，不可以这样，而一定要期望它的效果，太荒谬了。
子贡问当时的执政者，孔子说：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苏氏说：这话是有特指的，不知道指的是谁。子贡的问话必定有所指，不然执政的人不止一个，而一概说他们是器量狭小的人，可以吗？这个议论也有道理。张九成却说：礼规定，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它的大夫，子贡正犯了孔子的禁令，所以孔子自称这样说。我认为天子的过错，平民都可以议论，难道说士人不可以非议大夫吗？这个说法大概出自荀子，未必是孔子门下的事，即使确实如此，也只是不可以公开在众人面前说罢了。师生之间，真实的谈话，何必如此谨慎周全呢。
子贡说：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讨厌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朱熹说：好人喜欢他，而坏人不喜欢他，必定是他有苟且迎合的行为；坏人讨厌他，而好人不喜欢他，必定是他没有可取的真实德行。他的说法是对的。苏轼说：这还不足以成为君子。这是对问话的人说的，认为他比问话的人贤明罢了。君子居住在乡里，好人以此劝勉，不好的人以此感到羞耻，哪里会有讨厌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个议论虽然高妙，然而善恶不同类就像冰炭一样。嫉妒贤能、丑化正直，也是小人的天性，怎么能完全指望他们感到羞耻呢。假如所有不好的人都知道见到好人而感到羞耻，那么世上就没有小人了。况且孔子观察人，起初不是依据这个，如果说众人喜欢他一定要考察，众人讨厌他一定要考察，那也是亲自探求事实罢了，难道仅仅取决于乡人的好恶吗。
胡氏说：《宪问》这一篇，怀疑都是原宪所记录。慵夫说：《论语》本来没有篇名，现在的篇名也不成义理，像《学而》、《述而》、《子罕》之类，是什么样的话。而且章节各自有指向，不相隶属，怎么可以用两个字来冠名呢？这大概是后儒因为简册繁多，想要记诵学习方便，就根据它的科节来作为称号。前辈已经辨明这个了。胡氏只是看到前章有原宪自称的话，就认为整篇都是原宪所记录，这是主观臆测的说法，怎么能一定呢。又怀疑《里仁》篇从“吾道一以贯之”到“君子欲讷于言”十章，出自曾子的门人；《公冶长》篇多出自子贡的门徒，更加没有根据，删去就可以了。
孔子不回答南宫适的问话。说法不一：有人说明白道理而没有疑惑，所以不回答；有人说嫌用禹、稷来比拟自己，所以不回答；有人说禹、稷拥有天下，只在于亲自耕种，他的话说不尽，所以不回答；有人说行善不是为了求取俸禄而俸禄却以天下，尤其不是学者所应该说的，所以不回答；有人说虽然没有形之于言，必定有目击首肯的意思，这些都是主观臆测，不一定真实。张九成说：这一章全在不回答的地方，圣人立论，预见万世之后，主要是不让有时而穷尽无力，不是用来取天下的。然而以有力而得到天下的，德行固然应该拥有天下。而得不到的人也很多了。所以南宫适的话虽然美好，有时也会穷尽。孔子将要说不行，恐怕损害名教，想要说是，那么他的毛病还像南宫适一样。所以打算付之不回答罢了，等到他出来后，称他为尚德的君子，大概是称赞他的用心罢了。这个说法很好，特别胜过各家。
有人向孔子问子西，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郑国大夫公孙夏、楚国令尹公子申都字子西，马融的注解两者都保留。苏轼说：有人说楚国的子西，不对。昭王失去国家，如果没有子西，楚国就不成其为国家了。颍滨说：公孙夏没有这样的话，不应当被问到。这大概是楚国的子西。昭王想要任用孔
子，子西知孔子之贤，而疑其不利椘国，遂沮之，使圣人之功不见于世。世之不知孔子者众矣，皆未甞疾。而独于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谓颍濵以公孙夏不足问，固似有理，其自为说亦未当也。夫子之论人，毁誉抑扬，一以至公，而无容心焉。今以沮巳而遂短之，是其言出于私怨也，圣人恐不如是。晦庵曰子西能让椘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后又召白公胜以致乱，则其人可知矣。此说颇安。虽然以子产、管晏而夫子不过称其一节，子西之事业虽有可取，在圣人观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译子西知道孔子贤能，却怀疑孔子对楚国不利，于是加以阻挠，致使圣人的功业未能显扬于世间。世上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但都没有像子西那样憎恶他。唯独对于子西，是因为他了解我却又怀疑我。我认为颍滨说公孙夏不值得询问，固然似乎有道理，但他自己的解说也不恰当。孔子评价人物，无论是诋毁、赞誉、压制还是褒扬，全都出于至公，没有夹杂私心。现在因为子西阻挠了自己就诋毁他，这是言语出于私怨，圣人恐怕不会这样。朱熹说：子西能够谦让楚国君位，拥立昭王，并改革政令，也是一位贤良的大夫。然而昭王想要任用孔子，子西却加以阻止，后来他又召白公胜入国导致动乱，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这种说法颇为稳妥。虽然如此，对于子产、管仲、晏婴，孔子也不过称赞他们某一方面的长处，子西的功业即使有可取之处，在圣人看来，又有什么值得过多称道的呢？恐怕不必深究其中的缘故。
子路问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为子路之语。此盖惑于曰字耳。观其文势，殆不然也。
前汉邹阳为梁孝王说王长君云：鲁哀姜薨于□□。子曰：法而不谲以为过也。颜师古曰：言齐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权，以免其死。予按：语称桓公，正而不谲，盖总言其行；事直而不诡，贤于晋文耳。邹阳之说，殊为乖戾。然东坡引为证，而又以纳辰嬴，实晋文之谲。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子紏之难。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子紏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子紏之死，寔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以争，为不义，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而春秋书之亦曰：公伐齐纳紏，不书子不当立也。齐小白入于齐，系之齐，当有齐也。若使桓公弟子紏兄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雠也。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道学诸公，多主此说。然司马迁、杜元凯皆以子紏为长，而诸子传记言桓公杀兄者多。独汉薄昭尝称桓公杀弟以反国，而韦昭注云子紏兄也，言弟者讳也。今宋儒遂以紏为弟，岂别有所从乎？若止以薄昭为据，则其说固未定也。左传经槩云纳子纠而公、榖之经不书子。夫三家所传，原有得矣。今徒以顺于巳意，遂独是公、榖，则其说亦未定也。其言齐小白入于齐者，彼自是齐人耳，文势固然，恐无他意，则其说又未定也。以未定之说，而断然自谓得圣人之旨，安能使后世必信哉。然则奈何曰不必论也，使子纠果何弟，则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当争，管召固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乎？盖家语亦载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语浮夸，未必真出于圣人。然其义有可以发明乎此者，夫子纠、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祸而出奔，当是之时，立者従之，亦唯国人之听而巳。桓公以髙国之召，自莒先入，国人奉以为君，勃无异议，则齐既为桓公之有，子纠虽长而势不得争，寔未成君也。管仲无必死之义，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慊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权其轻重而论之，故不以管仲为非仁，而亦不以召忽为不当死。邢氏疏义畧得之矣。如其云几近之谓也，言亦可以为仁耳。注疏：晦庵以为谁如其仁，其于辞义俱为不顺。南轩曰：夫子所以称管仲者，皆仁之功也。问其仁而独称仁之功，则其浅深可知。只为子路疑其未仁，子贡疑其非仁，故举其功以告之。若二子问管仲仁乎？则所以告之者，异矣。葢圣人抑扬之意，其说甚善。东坡曰：以管仲为仁，则召忽为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徳而处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归死于父孝也，伍员逃之亦孝也。时有大小耳。此论甚佳。子路、子贡以召忽为仁，管仲为非仁，孔子独明管仲之事，而不论召忽，则召忽之为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妇之谅，此自别指无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岂自经沟渎之类哉。程子又言王魏当死建成，而不当事文皇，此犹不然。是时髙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寔髙祖之命，则二子因难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觧孔子请讨陈恒事，云：春秋之义：杀君之贼，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呜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权而得擅发之邪。其纰缪可笑，亦已甚矣。
滹南遗老集卷之七 论语辨惑四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晦庵曰：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盖以而字，故此生论耳。初若可喜，而义训终不安，止当从旧。
作者七人，虽不见主名，其文势似与上文为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穷，当从注疏。伊川以为固守其穷。好事者或取之，而寔不然。葢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当穷，而非论处穷也。夫子言固有穷时，但不若小人之滥耳。伊川之义
译子路问成人章。胡安国认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子路说的话。这大概是误解了“曰”字。观察文势，恐怕并非如此。
前汉邹阳为梁孝王游说王长君时说：鲁哀姜死在□□。孔子说：守法而不权变，认为是过错。颜师古说：是说齐人守法，但行为不能权变，以免去死。我按：话语称桓公，正直而不诡诈，大概是总说他的行为；行事直率而不诡诈，胜过晋文公罢了。邹阳的游说，非常乖谬。然而苏东坡引用作为证据，又认为接纳辰嬴，确实是晋文公的诡诈。他的错误更加严重。
管仲没有为子纠之难而死。孔子说：他的仁德啊。程颐说：桓公是兄，子纠是弟，管仲私心于所侍奉的人，辅佐他争夺国家，是不义的。桓公杀他，虽然过分，但子纠的死，实在是管仲开始的。与他同谋，就与他同死，是可以的。知道辅佐他争夺是不义，自己免死以图后来的功业，也是可以的。所以圣人不责备他死，而称赞他的功业。而《春秋》记载也说：公伐齐纳纠，不书“子”，是因为子纠不当立。齐小白入于齐，系之于齐，是因为他应当拥有齐国。假如桓公是弟，子纠是兄，所辅佐的是正统，桓公夺取他的国家而杀他，那么管仲与桓公就是不可共存的仇敌。计算他后来的功业而赞同他侍奉桓公，圣人的言论岂不是严重损害道义，开启万世反复不忠的祸乱吗。道学诸公，多主张此说。然而司马迁、杜预都认为子纠是长子，而诸子传记说桓公杀兄的多。只有汉薄昭曾称桓公杀弟以返国，而韦昭注说子纠是兄，说弟是避讳。现在宋儒于是以子纠为弟，难道另有依据吗？如果只以薄昭为依据，那么他的说法本来就不确定。《左传经槩》说：纳子纠而《公羊》、《谷梁》的经文不书“子”。夫三家所传，原本就有道理。现在只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于是独尊《公羊》、《谷梁》，那么他的说法也不确定。他说齐小白入于齐，那自然是齐国人，文势本来如此，恐怕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说法又不确定。以不确定的说法，而断然自认为得圣人的旨意，怎么能使后世必定相信呢。那么怎么办？说不必论了，假如子纠果然是弟，那么三岁孩童都知道他不应当争，管仲、召忽本来不必死，而子路之类又何必疑惑呢？盖《家语》也记载此事了。孔子说：管仲不死，子纠衡量轻重罢了。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语》浮夸，未必真出于圣人。然而其义有可以阐明此处的，夫子纠、桓公都是襄公的庶弟，而非嫡长子，各自因畏祸而出奔，当是之时，立者従之，也只听国人的罢了。桓公因高傒的召请，自莒先入，国人奉以为君，勃无异议，那么齐既为桓公所有，子纠虽长而势不得争，实在未成君。管仲无必死之义，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缺憾者小，所成就者大，孔子权衡轻重而论之，故不以管仲为非仁，而亦不以召忽为不当死。邢昺疏义略得之矣。如其云几近之谓也，言亦可以为仁耳。注疏：朱熹以为谁如其仁，其于辞义俱为不顺。张栻曰：夫子所以称管仲者，皆仁之功也。问其仁而独称仁之功，则其浅深可知。只为子路疑其未仁，子贡疑其非仁，故举其功以告之。若二子问管仲仁乎？则所以告之者，异矣。盖圣人抑扬之意，其说甚善。苏东坡曰：以管仲为仁，则召忽为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处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归死于父孝也，伍员逃之亦孝也。时有大小耳。此论甚佳。子路、子贡以召忽为仁，管仲为非仁，孔子独明管仲之事，而不论召忽，则召忽之为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妇之谅，此自别指无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岂自经沟渎之类哉。程子又言王魏当死建成，而不当事文皇，此犹不然。是时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实高祖之命，则二子因难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安国解释孔子请讨陈恒事，云：春秋之义：杀君之贼，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呜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权而得擅发之邪。其纰缪可笑，亦已甚矣。
滹南遗老集卷之七 论语辨惑四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朱熹曰：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盖以而字，故此生论耳。初若可喜，而义训终不安，止当从旧。
作者七人，虽不见主名，其文势似与上文为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穷，当从注疏。程颐以为固守其穷。好事者或取之，而实不然。盖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当穷，而非论处穷也。夫子言固有穷时，但不若小人之滥耳。程颐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