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八 孟子辨惑
子产以乗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夫桥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曽谓子产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职。或偶圯壈而子产适见，因以救一时之急，岂专以此为惠。而孟子亦岂诚讥子产哉。盖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遗衣遗食之徒，故借其事以为戒耳。东坡遂以孟子为失；张子韶既知其出于一时，而复求子产之病，以寔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东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义，破孟子礼轻食色重之论，以为使从其说，则礼之亡无日矣。张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说。予谓不然。子贡以去取为决，故孔子以去取决之，任人以轻重相明，故孟子以轻重明之，其势然耳。使任人之问，如子贡之问，则孟子之所答亦将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轩颇见其旨，但辞不能达耳。
孟子语人，每言性善，此止谓人之资禀皆可使为君子。盖诱掖之教，而蘓氏曰：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亦可以谓之恶。其说近于释氏之无善恶，辨则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吕东莱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正而不见其邪，是故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阳虎之语编于孟子之书，则为格言。非变其言也，气变则言随之变也。慵夫曰：以论似髙而寔非也，言之邪正，顾人何如岂气所能变哉。莽之文奸固不待辨，而阳虎之语人皆疑焉。夫阳虎志于为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于为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阳虎若曰为仁则不得致富，故为富者不暇顾仁；孟子若曰为富则必致贼仁，故为仁者不当务富。此其所以异耳。先儒曰：言有可采，不以人废，误矣。虎之口岂有善言哉。至于仁富不能两立，则理势之固然者。故孟子举之以为滕文厚敛之戒。
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不字为衍，不然则误耳。此甚明白，而释者依违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之说，或以心字属上句，或以属下句。予以文势观之，语皆不安，中间或有脱误，未可为断然之说也。
章子出妻，屏子终身不养，此止是畜养之养，若所谓女子小人为难养者，而注疏、晦庵皆云不使养巳，即是奉养之意，当作去声读，非也。
吕东莱策问进士：孟子论孔子集大成之说，云譬之金玉，则智始而圣终；譬之巧力，则圣至而智中。以智为尚，则害前说；以圣为尚，则害后说。此虽一时科举之文，实有可疑。学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观之，当云：智譬则力，圣譬则巧，后说字误耳。
孟子对齐宣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而说者疑焉，予以为警时君之语耳。（不能通）
滹南遗老集卷之九 史记辨惑一 采摭之误辨上
诗颂言古帝命武汤。又曰武王载斾。谓之武者，诗人之所加也。殷纪乃云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圣人决无此语。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懐棠树不敢伐。赞又云：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谓之爱棠树，则可云怀与思，不可也。
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兠曰：共工方鸠僝功。帝所谓若时、若予采者，其义虽不甚明，要之是两事，而本纪于后节但云：尧又曰谁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当而已。史记帝尧本纪云：舜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至舜纪则引左传所载浑沌、穷竒、梼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文虽差殊，其为四罪一也。一则曰变四夷，一则曰御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盖二者皆陋说，不足取焉且。此事止当作舜纪，而复见于尧，止当从经而反取于传纪之语，不亦冗而杂乎。
夏本纪载皋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徳，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母教
译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这是小惠而不懂得政治。桥梁建设的政事，连乡野之人也都知道。难道会认为子产连这都不知道吗？一定是主管官员失职。或者是桥梁偶然毁坏，子产恰好看见，因此用来救济一时的急难，哪里是专门以此作为恩惠呢。而孟子又哪里是真心讥讽子产呢。大概是世上有人不知根本与枝节，像迁移百姓、迁移粮食、赠送衣服食物之类的人，所以借这件事来作为警戒罢了。苏东坡于是认为孟子有失误；张子韶既然知道这是出于一时之举，却又追究子产的毛病，来证实孟子的话，这都是不对的。
苏东坡用孔子舍弃粮食而保存信用的道理，来驳斥孟子礼仪轻于饮食男女的论点，认为如果听从孟子的说法，那么礼仪的灭亡就没有日子了。张九成也怀疑这不是对的，就搁置不讨论。我认为不是这样。子贡以取舍作为决断，所以孔子以取舍来决断他；任人以轻重来阐明，所以孟子以轻重来阐明他，这是情势使然。如果任人的提问像子贡的提问那样，那么孟子的回答也将像孔子的回答那样。孟子的话不可以挑剔，张栻（南轩）大致看到了其中的旨意，只是言辞不能表达清楚罢了。
孟子对人说话，常常说人性本善，这只是说人的资质都可以使之成为君子。这是诱导扶持的教育，而苏氏说：孟子看到了性，却脱离了善，善不是性。如果性可以称为善，那么也可以称为恶。他的说法接近于佛教的无善恶论，辨析得虽然精微，但不是孟子的本意。
吕东莱说：用君子的话借小人的口说出来，那么天下人看到它的邪恶而看不到它的正直；用小人的话借君子的口说出来，那么天下人看到它的正直而看不到它的邪恶，所以《大诰》的文章如果出自王莽的笔下，就成了奸邪的言论；阳虎的话如果编入孟子的书中，就成了格言。不是改变了言辞，而是气势改变了，言辞就随之改变。慵夫说：这种论调看似高深，实际上不对，言辞的邪正，看人怎么样，难道是气势所能改变的吗？王莽的文章奸邪固然不用辩驳，而阳虎的话人们都怀疑。阳虎立志于致富而不在于行仁，所以从仁损害富的角度来说；孟子立志于行仁而不在于致富，所以从富损害仁的角度来说。阳虎好像是说行仁就不能致富，所以追求富的人顾不上仁；孟子好像是说追求富就一定会贼害仁，所以行仁的人不应当致力于富。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先儒说：言论有可取之处，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这是错误的。阳虎的口中难道有善言吗？至于仁和富不能两立，这是道理和情势本来如此。所以孟子举出它来作为滕文公加重赋税的警戒。
自我反省而不觉得理亏，即使穿着粗布宽大的衣服，我也不畏惧。“不”字是衍文，不然就是错误罢了。这非常明白，而解释的人犹豫不决不辨明，为什么呢？
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忘”，有人把“心”字归入上句，有人归入下句。我从文势来看，两种说法都不妥当，中间或许有脱漏错误，不能做出断然的论断。
章子休妻，终身不抚养儿子，这只是指畜养抚养的“养”，如果是指所谓“女子和小人是难养”的“养”，而注疏和朱熹（晦庵）都说是不让儿子奉养自己，就是奉养的意思，应当读去声，这是不对的。
吕东莱策问进士：孟子论述孔子集大成的说法，说譬如金玉，则是智慧开始而圣德终结；譬如技巧与力量，则是圣德达到极致而智慧居中。以智慧为崇尚，就损害前面的说法；以圣德为崇尚，就损害后面的说法。这虽然是一时的科举文章，确实有可疑之处。学者不得不辨明。依我看来，应当说：智慧譬如力量，圣德譬如技巧，后一种说法的字错了。
孟子对齐宣王说听到诛杀一个独夫，没听说弑君。而解释的人怀疑这一点，我认为这是警戒当时君主的言语。（此处原文不通，暂译至此）
《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一》采摭之误辨上
《诗经·颂》说古帝命令武汤。又说武王举起旗帜。称为“武”的，是诗人所加的。《殷本纪》却说汤说“吾甚”，武号叫武王，圣人决不会有这样的话。
《燕世家》说：百姓思念召公的政事，怀念棠树不敢砍伐。赞语又说：甘棠尚且思念，何况是人呢。说爱棠树，是可以的；说怀念与思念，是不可以的。
《尚书·尧典》帝说：咨询谁可以顺应时势，任用放齐，放齐说：皇太子朱启明。帝说：咨询谁可以顺应我的采择，驩兜说：共工正聚集成功。帝所说的顺应时势、顺应我的采择，意义虽然不是很明白，总之是两件事，而《本纪》在后一节只说：尧又说谁可以，却只是重申前事罢了。
《舜典》称：惩治四罪而天下都信服，只是说刑罚得当罢了。《史记·帝尧本纪》说：舜对帝说，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来改变北狄；放逐驩兜到崇山，来改变南蛮；迁移三苗到三危，来改变西戎；诛杀鲧于羽山，来改变东夷。到了《舜纪》则引用《左传》所载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的事，说流放四凶族，迁移到四方边远之地，来抵御魑魅。文字虽然略有不同，其为四罪是一样的。一个说改变四夷，一个说抵御魑魅，舜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呢？大概两者都是浅陋的说法，不值得采纳。而且这件事只应当作为《舜纪》，却出现在《尧纪》，只应当遵从经文而反过来采用传纪的话，不也冗杂吗。
《夏本纪》记载皋陶的话，说：广泛接受普遍施行九德，都任用俊才，在官职上，百官严肃谨慎，不要教导
邪淫竒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索隐曰此取尚书皐陶谟，为文断絶，殊无次第，即班固所谓疎畧抵牾者也。呜呼，岂特此一节而然哉。
译邪僻淫乱、诡谲奇异的谋略，若非合适的人担任其官职，这就叫做扰乱天道的秩序。索隐说：这里引用《尚书·皋陶谟》的内容，文句断裂，毫无条理，正是班固所说的疏漏矛盾之处。唉，难道只有这一处如此吗？
殷本纪云：汤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汝，母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榖，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国，女母我怨，以令诸侯。予谓此皆不成文理，今汤诰之书具在，曷尝有此？迁何所据而载之也。
尚书汤诰篇末云，咎单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挚复政将归时所陈，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乱也。史记乃谓咸有一德作于汤时，而列之汤诰之后，明居之前，岂非误欤。
殷本纪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过，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诸侯咸归，百姓以寕，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书，虽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终，皆史氏所録，岂独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禅书举殷太戊时，伊陟赞巫咸事，云巫咸之兴自此始。按尚书咸乂四篇不见其文，莫晓何义。孔氏但以巫咸为臣姓名，而迁遂以为巫觋。据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与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同列，盖一代之勲贤，而谓巫觋之类，可乎？且其间又有曰巫咸者，正使为巫觋，亦是其名为咸，安得谓自此而兴乎。索隐引楚词为证，彼楚词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齐来，能言人死生寿夭，岂因而乱乎。
书序云：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赞而作书者，一时之事耳。乂王家者总言其功业也。而殷本纪云：伊陟赞之于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
盘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记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语耶。
盘庚三篇几以告谕臣民之不欲迁者，史记既畧言其大旨矣，而复云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纪云：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已乃训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徳，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徳，立其庙为髙宗，遂作髙宗彤日，及训考之于书。此篇即祖已训王之词，其曰髙宗者，史氏追称耳，诸篇之体皆然，而云武丁既没，祖已嘉之而作，缪矣。且立庙称宗，自国家之事，岂独出祖已之意哉。
髙宗之训，乃书篇名，自当全着，而但云及训此，复失之太简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太师，少师曰云云，太师若曰云云，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遂亡，则微子既巳去矣，而复记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终之曰：微子以为父子有骨月，而臣主以义属。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梦中语也。
殷纪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按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与书所记异矣。而周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迁所谓太师少师者，其乐工邪。若殷纪所称，亦止于乐工，则微子何至与此辈谋决去就，而此辈之奔，亦何为并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则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前后参差，殆不可晓。
齐世家云：武王自盟津还师，与太公此作泰誓。鲁世家云：武王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书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为与太公作，一以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据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纪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书，盖周公尝请代武王之死，已乃纳
译《殷本纪》说：商汤回到亳都，作《汤诰》：在三月，君王亲自来到东郊，告诫诸侯，各位君主不要不对百姓有功，要勤勉致力于你们的职事，否则我将重罚诛杀你们，不要让我怨恨。说：古时禹、皋陶长期在外辛劳，他们对百姓有功吗？百姓才得以安定，东面是长江，北面是济水，西面是黄河，南面是淮河，四条大河已经修治，万民才得以安居。后稷下凡播种，种植百谷，三公都对百姓有功，所以后代得以建立。从前蚩尤和他的臣下作乱百姓，天帝就不给予他们好报。先王说过，不可不勤勉。说：如果不讲道义，不要留在国内，你们不要让我怨恨，以此命令诸侯。我认为这些都不符合文章条理，如今《汤诰》的原文还在，哪里有过这些话？司马迁依据什么记载这些呢。
《尚书·汤诰》篇末说，咎单作《明居》，而《咸有一德》。这是伊尹还政将要归隐时所陈述的，排在《太甲》三篇之后，次序非常明确，不可打乱。《史记》却说《咸有一德》作于商汤时期，而把它列在《汤诰》之后、《明居》之前，难道不是错误吗。
《殷本纪》说：太甲即位后不明德，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他悔过，伊尹迎接他并交还政权。太甲修养德行，诸侯都归附，百姓因此安宁，伊尹赞美他，于是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那三篇的文章，虽然说是伊尹所作，但从头到尾，都是史官所记录，难道只是伊尹褒扬赞美而作的吗。
《封禅书》列举殷太戊时期，伊陟赞颂巫咸的事，说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查考《尚书》中《咸乂》四篇不见其文，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孔安国只把巫咸当作臣下的姓名，而司马迁就认为是巫祝。根据周公作《君奭》说巫咸治理王家，与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人并列，大概是一代的功勋贤臣，而说他们是巫祝之类，可以吗？况且其间又有叫巫咸的人，即使他是巫祝，也是他的名字叫咸，怎么能说巫祝从此兴起呢。《索隐》引用《楚辞》作为证据，那《楚辞》哪里值得考证呢。《列子》说有神巫名叫季咸，从齐国来，能预言人的生死寿夭，难道因此就混淆了吗。
《书序》说：伊陟赞颂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说巫咸治理王家，那赞颂而作书的，是一时的事罢了。治理王家是总说他的功业。而《殷本纪》说：伊陟在巫咸面前赞颂，治理王家有成，作《咸乂》，为什么呢？
《盘庚》篇说：百姓咨嗟相怨，咨嗟是叹息，相怨是互相怨恨。《史记》却说：咨胥都怨恨，这是什么话呢。
《盘庚》三篇几乎都是为了告诫不想迁都的臣民，《史记》已经略说了它的大意，却又说帝小辛即位后殷朝又衰落，百姓思念盘庚而作，不是太违背常理了吗。
《殷本纪》说：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飞雉登上鼎耳鸣叫，武丁害怕，祖己于是训诫君王说等等。武丁修明政治施行德政，天下都欢乐，殷道复兴。武丁去世，祖庚即位，祖己赞美武丁以祥瑞的雉鸟为德政，建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于是作《高宗彤日》，以及《训》。查考《尚书》，这篇就是祖己训诫君王的话，其中说高宗，是史官追称罢了，各篇的体例都是这样，而说武丁死后，祖己赞美他而作，谬误了。况且立庙称宗，是国家的事，难道只是出于祖己的意思吗。
《高宗彤日》的训诫，是《尚书》篇名，自当全部写出，而只说以及《训》，这又失之太简略了。
《宋世家》说：微子估计纣王终究不可劝谏，想为他而死，等到离去，不能自己决断，于是问太师、少师说等等，太师回答说等等，确实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自己死，不遗憾为死，终究不能治理就逃亡，那么微子已经离开了，却又记载箕子之所以为奴，比干之所以死，最后说：微子认为父子有骨肉亲情，而君臣以道义相属。父亲有过错，儿子三次劝谏不听，就跟随他号哭；人臣三次劝谏不听，就可以离去。于是太师少师就劝微子离去，于是出发，为什么呢？这大概像是梦话吧。
《殷本纪》说：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不听，于是与太师、少师谋划，于是离去；比干强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胸膛，观看他的心；箕子害怕，假装疯狂为奴，纣王又囚禁他。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带着祭祀乐器逃奔周朝。查考《尚书·微子》篇所说的太师少师就是箕子、比干。现在却说逃奔周朝，与《尚书》所记载的不同。而《周本纪》又说：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奔周朝，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太师少师，是乐工吗。如果《殷本纪》所称的，也只是乐工，那么微子何至于与这些人谋划决定去留，而这些人逃亡，又为什么同时带着祭祀器物呢？至于《宋世家》则说：武王攻克殷朝，微子拿着他的祭祀器物来到军门，前后参差，几乎不可理解。
《齐世家》说：武王从盟津撤军，与太公作《泰誓》。《鲁世家》说：武王讨伐纣王，到达牧野，周公辅佐武王，作《牧誓》。查考《尚书》这两篇都是君王的话，而一个说是与太公作，一个说是周公辅佐而作，依据什么呢。况且作《泰誓》为什么加一个“此”字。
《书序》说：武王已经战胜殷邦，诸侯分赐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本纪》却说作分殷的器物，弄丢了篇名了。
《金縢》一书，大概是周公曾经请求代替武王死，已经于是纳
册匮中，而秘其事。武王既丧，群叔流言毁公，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鸱鸮之诗，以贻成王，而未敢诮及。因天变以启金縢之书，得公代武王之说，于是悔过自新，而迎公以还。其文甚明，史记鲁世家既载周公纳册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东征之事，至于封康叔，营洛邑，还政成王，则又云：初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揃其爪，沉之于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蔵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譛公，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公祷书，乃泣，反公，公卒之后，始有因天变启金縢事，如书之所记，戾于经矣。然蒙恬对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则战国以来，固已有此陋说，而子长爱竒，因以乱之耳。抑不知所谓小子，其迎者认为何义也。
译将册书放入匮中，并保密这件事。武王去世后，众位叔父散布流言诋毁周公，周公东征两年，抓获了罪人，于是创作了《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却不敢讥讽他。后来因为天象变异，开启了金縢之匮中的册书，得知周公曾替武王祈死的事，于是成王悔过自新，迎接周公回国。这些记载非常明确，《史记·鲁周公世家》既记载了周公将册书放入金縢匮中，以及众叔父流言、周公东征的事情，至于封康叔、营建洛邑、还政成王这些事，又说：起初成王年幼，生病时，周公亲自剪下指甲，沉入河中，向神明祝祷说：“君王年幼没有见识，冒犯神明命令的是我旦。”也将册书藏在府库中。成王病愈后，等到成王开始亲政，有人进谗言诋毁周公，周公逃往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到周公的祷书，于是哭泣，迎回周公。周公去世之后，才出现因天象变异开启金縢匮的事，这与《尚书》的记载相违背。然而蒙恬回答胡亥时，也引用了周公剪指甲和逃往楚国的事，那么从战国以来，本来就有这种浅陋的说法，司马迁喜爱奇闻，因此用这些说法扰乱了史实。况且不知道所谓“小子”迎接周公，是什么意思呢。
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无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无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盖不惟抵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杂举二篇之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之可以发笑。
卫康叔世家举酒诰之旨，云诰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案酒诰之文，曷尝有用妇人语。
燕世家云：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悦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挚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悦周公，周公以告之。尚书所载之语无乃重复乎？且谓之君者，犹尔汝也。或但称君或连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辞，而遂云君奭不悦周公可乎。
周纪云：成王既崩，召、毕二公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今其书但载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卞爕，和天下以答，扬文、武之训而已，曷尝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纪云：康王即位，徧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以书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诰耳。若康诰则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谬误如此。且本纪既先序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而于此复云书，岂有两康诰邪。
周纪云：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寕，絶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帅师伐之于肹，誓曰云云。作此肹誓，何用四字。
或谓太史公文皆不见先秦古书，故其记二帝三王事，多与尚书不同。此爱之者曲为之说也。按武帝尝诏孔安国作传，史记儒林传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盖尚书滋多于是，则其书当时已博矣。縦未列于学宫，子长岂得不见，只是采摭不精耳。彼其所取于他书者，亦多抵牾而不合，岂皆以不见之故邪。
或问禘之说，子曰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掌而言耳。封禅书引之，直云其于治天下也，视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千乗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问冉求，则曰：千室之邑，百乗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论语所记云尔，史记仲由传云：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乗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而冉求传则曰，季康问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乗之家，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问子路，孔子曰：如求。夫问者，孟武伯，而迁以为季康子。孔子所荅非惟与论语不同，而二传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论语载孔子在陈之言，云：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为而发也。孟子亦载之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辞少异耳。史记世家乃两存之，而各着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为迁就也。
论语闵子骞辞费宰之命，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盖一时拒使者之言也。史记子骞传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论语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马迁意其太久也，遂加学之二字。夫经有疑义，阙之可也。以意増损可乎？然史记如此者，何可胜数。
孔子答陈司败：昭公知礼，司败以孔子为党，巫马期特传其语而已，既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训诲，而専着此以为期传，甚无谓也。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迟问知之言耳。然则迁之所引既误，而司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传云：容问羿、奡、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论语此是三章不相附属，而迁合之为一，殆不可读也。
孔子尝谓子贡曰：予一以贯，非多学而识
译《周本纪》说：成王迁徙殷商遗民后，周公奉王命告诫他们，并作了《多士》《无逸》。《鲁世家》说：周公担心成王沉溺于荒淫逸乐，于是作了《多士》《无逸》。如今考证，《多士》是写给殷商遗民的，《无逸》是写给成王的。在《本纪》中，竟把《无逸》当作告诫殷民的文章；在《世家》中，竟把《多士》当作警戒成王的文章，混淆错乱，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不仅是与经典相抵触，而且自相矛盾也太过分了。至于《世家》杂乱地列举这两篇的主旨，支离破碎，不成文理，读起来令人发笑。
《卫康叔世家》列举《酒诰》的主旨，说《酒诰》指出纣王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沉溺于酒；酒的过失，在于宠幸妇人。所以纣王的祸乱从此开始。查考《酒诰》的文字，哪里曾经有提到妇人的话呢？
《燕世家》说：周公摄政，主持国政，登上王位；召公怀疑他，作了《君奭》。召公不高兴周公，周公便称颂商汤时有伊尹通达于上天等等。既然说召公怀疑周公而作《君奭》，又说召公不高兴周公，周公以此告知他。《尚书》所载的话岂不是重复了吗？况且称为“君”的，就像“你”一样。有时只称“君”，有时连名带姓，都是周公当面称呼他的话，却竟然说召公不高兴周公，可以吗？
《周纪》说：成王去世后，召公、毕公带着太子钊在宗庙拜见先王，告诫他文王、武王建立王业的不易，务必节俭，不要多欲，以诚信对待他们，作了《顾命》。如今那书只记载成王临终遗命，让他遵循天道，调和天下以回应，发扬文王、武王的训诫罢了，哪里曾经有两位公告诫太子的事呢？
《周纪》说：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文王、武王的功业，以重申作了《康诰》。用《尚书》来考证，这篇是康王的诰辞罢了。至于《康诰》，则是成王用来任命康叔的。其错误竟如此。而且《本纪》先前已叙述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在这里又说书，难道有两篇《康诰》吗？
《周纪》说：穆王哀叹文王、武王的道义缺失，于是命令伯冏重申告诫太仆治理国家的政事，作了《冏命》以恢复安宁，完全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叛，伯禽率领军队在肹地讨伐他们，誓师说等等。作这篇《肹誓》，何必用四个字。
有人说太史公的文章都不见于先秦古书，所以他记载二帝三王的事，大多与《尚书》不同。这是喜爱他的人曲意为他辩解的说法。查考汉武帝曾下诏让孔安国作传，《史记·儒林传》也详细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用今文来解读它，大概《尚书》因此更加丰富，那么他的书当时已经广博了。纵然没有列入学宫，司马迁难道见不到吗？只是采录不精罢了。他从其他书中选取的内容，也多相抵触而不合，难道都是因为没见过的缘故吗？
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懂得禘祭说法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像把这东西展示在这里一样。”孔子是指着自己的手掌说的。《封禅书》引用它，直接说：“对于治理天下，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不是太疏漏了吗？
孟武伯问子路仁吗？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以让他治理赋税，不知道他是否仁。”问冉求，就说：“千户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做家宰，不知道他是否仁。”《论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史记·仲由传》说：季康子问仲由仁吗？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以让他治理赋税，不知道他是否仁。”而《冉求传》则说：季康子问冉求仁吗？孔子说：“千户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治理赋税，仁则我不知道。”问子路，孔子说：“像求一样。”发问的是孟武伯，司马迁却认为是季康子。孔子的回答不仅与《论语》不同，而且两篇传记也自相矛盾，荒疏极了。
《论语》记载孔子在陈国的话，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党中的年轻人志向高远而行为简略，文采斐然，不知道如何裁度。”起初并没有说因何而发。《孟子》也记载说：“何不回来呢？我党中的士人志向高远而行为简略，进取不忘初衷。”这正是一件事，只是言辞稍有不同罢了。《史记·世家》却两存其说，并且各自注明说话的原因，我认为是他妄加迁就。
《论语》记载闵子骞推辞费邑长官的任命，说：“如果有再召我的人，那我一定在汶水之上了。”大概是一时拒绝使者的话。《史记·子骞传》直接说：“不做大夫的官，不吃污君俸禄，如果有再召我的人，一定在汶水之上了。”几乎不成文理。
《论语》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司马迁认为时间太久了，于是加了“学之”二字。经典有疑义，存疑即可。凭主观臆断增减可以吗？然而《史记》像这样的，数不胜数。
孔子回答陈司败：“昭公知礼。”司败认为孔子偏袒，巫马期只是传话罢了，既不是巫马期的言行，又不是孔子的训诲，却专门写这作为巫马期的传记，非常没有意义。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回答樊迟问知的话罢了。那么司马迁所引用的既错误，而司马氏辩驳的也不对。
《南容传》说：南容问羿、奡、禹、稷的事，夫子不回答。南容出去，孔子说：“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这个人！国家有道不被废弃，国家无道免于刑戮。多次重复白圭的瑕疵，把他的侄女嫁给他。”查考《论语》，这是三章不相隶属，而司马迁合为一章，几乎不可读。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我有一以贯之，不是多学而识。”
者，盖泛以告之耳。而史记以为在陈蔡时，因子贡作色而云，不知一贯之说何以寛子贡也。子张问行，孔子语之以忠信笃敬，此亦平居之所讲明。而史记又谓因陈蔡之困而发，何所据耶？
译这大概只是泛泛地告诉弟子罢了。而《史记》却认为这是在陈蔡被困时，因为子贡变了脸色才说的，不知道“一以贯之”的说法是如何宽慰子贡的。子张问如何处世，孔子用忠信笃敬来教导他，这也是平时所讲解阐明的道理。而《史记》又说这是因为陈蔡之困才发出的感慨，依据是什么呢？
孔子世家载楚狂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加两助字，不惟非其本语，抑亦乱其声韵矣。
仲由传云子路喜从逰遇长沮桀溺荷莜文人彼亦偶从夫子耳便谓其喜从逰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録
孔子世家云：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我知。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逹，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栁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以论语考之，以上三章皆泛称子曰，不记其在何时因何事也。而迁着于此盖亦妄意云尔。其论夷、恵之属，尤无谓也。
孔子世家总书行事，有云，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史氏之所记孔子之所自言，岂可混而不别。迁采经摭传，大抵皆踳驳，而二帝三王纪、齐鲁燕晋宋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尤不足观也。
孟子初见梁王，王汛问利国之说，孟子以仁义答之。他日又以挫衂于邻国之故，求所以洒其耻者，孟子复劝之以施仁政，分明是两节，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逺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为人君，仁义而巳矣。何以利为文辞，杂乱矣。
或疑孟子劝齐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轲谓宣王曰：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何从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苑璞曰：司马迁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诚中其病。
舜本纪云：象以舜为已死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孟子乃是象徃入舜宫，舜在床琴也。
左传曰：郑武公夫人武姜生荘公及叔叚，荘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而爱叚。杜注云，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史记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夫人勿爱，后生少子叔叚，叚生易，夫人爱之。予谓如左氏之说，荘公之生盖易矣，夫人特以怪异而恶之耳，迁反谓之难，而又谓叚生易，何邪？此虽无系于利害，亦可以发一笑也。
左传记石碏之言，云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刘子玄谓陈侯尚存，未当称谥，当矣。如鲁世家云，公子挥欲为隐公杀桓公，隐公不从，挥反譛隠公于桓公，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其病犹左氏也。
春秋荘公七年夏四月辛夘，夜中星陨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状之多若雨，故以为异而记之。后世史书五行志亦时有载此者，左氏乃谓与雨偕而下，杜预遂以如训而盖失之矣。至史记宋世家则并举之，曰宋地霣星如雨，与雨偕下，岂不愈缪哉。
鲁荘公七年四月辛夘，夜中星陨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左氏云陨石于宋，陨星也。史记世家乃谓宋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鶂退蜚。按春秋星陨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荘公七年之四月，与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逺矣，安得并为宋地同时之事乎。盖见左氏释陨石为陨星，故误志焉。而陨石之事反遗而不书，荒疎甚矣。
据左氏传注，鲁僖公为闵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记乃云，愍公被弑，季友自邾奉愍公弟申入，立之，是为厘公，厘公亦荘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蔵金玉，无重器偹，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史记则云，家无衣帛之妾，廐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于文为悖。
卫世家云，蒯瞶与浑良夫盟，曰免子三死无所。与按左氏但云三死无与，无与即免也，今更加免子
译《孔子世家》记载楚狂接舆唱歌说：“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追赶。”加上两个助词，不仅不是他原本的话，也扰乱了声韵。
《仲由传》说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出游，遇到长沮、桀溺扛着锄头耕种，认为他们也是偶尔跟随孔子罢了，便说子路喜欢跟随孔子，怎么知道的呢？况且这件事也不必记录。
《孔子世家》说：在西郊狩猎时见到麒麟，说：“我的道穷尽了。”叹息说：“没有人了解我。”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日常事物中学习而通达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大概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说虞仲、夷逸隐居并发表放荡的言论，行为合乎清高，废弃了权变，我却不同于他们，没有不可也没有可，说‘不行啊，不行啊，君子担忧死后名声不被称颂。我的道不能实行了，我凭什么在世上显现自己呢？’于是依据《史记》编写《春秋》，用《论语》来考证，以上三章都是泛称‘孔子说’，不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说的。而司马迁写在这里，大概也是随意猜测罢了。他评论伯夷、柳下惠等人，尤其没有意义。
《孔子世家》总括记载行事，有说，在丧家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这天哭过就不唱歌，看见穿丧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小孩也一定改变神色。三个人同行，必定有我可以的老师。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不能追随，不善不能改正，这是我的担忧。史官所记载的孔子自己说的话，怎么可以混杂而不加区别。司马迁采集经文、摘取传记，大体都错乱驳杂，而《五帝本纪》、《三王世家》、《齐鲁燕晋宋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尤其不值得看。
孟子初次拜见梁惠王，梁惠王泛泛地问有利于国家的主张，孟子用仁义回答他。后来梁惠王又因为被邻国挫败的缘故，寻求洗雪耻辱的方法，孟子再次劝他施行仁政，分明是两件事，而《魏世家》说，惠王说：“我没有才能，军队在外面三次战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家空虚，使先君宗庙社稷蒙羞，我感到非常羞耻。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我国朝廷，将用什么来使我国获利？”孟轲说：“君王不可以谈论利，作为君主，只有仁义罢了。为什么谈利呢？”文辞杂乱无章。
有人怀疑孟子劝齐国攻打燕国，孟子辩解得很清楚。而《燕世家》却说，孟轲对齐宣王说：“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直接是根据别人的怀疑而随意推测罢了。苑璞说：司马迁不相信真正的孟子，却相信虚假的孟子，确实中了他的毛病。
《舜本纪》说：象以为舜已经死了，就停止（装死）。舜住在宫中，弹琴。舜去见他，象惊讶而不高兴。孟子说是象进入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
《左传》说：郑武公夫人武姜生了庄公和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厌恶他，而喜爱叔段。杜预注说，庄公在母亲睡醒时出生，所以惊吓而厌恶他。《史记》说：武姜生了太子寤生，出生艰难，夫人不喜爱他，后来生了小儿子叔段，叔段出生容易，夫人喜爱他。我认为按照《左传》的说法，庄公的出生大概是容易的，夫人只是因为他怪异而厌恶他罢了，司马迁反而说出生艰难，又说叔段出生容易，为什么呢？这虽然不涉及利害关系，也可以让人发笑。
《左传》记载石碏的话，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的宠信。刘知几说陈侯还活着，不应当称谥号，说得对。如《鲁世家》说，公子挥想为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听从，挥反而向桓公进谗言说隐公，说：“隐公想最终自立而除掉您，您考虑一下，请让我为您杀隐公。”它的毛病和《左传》一样。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所谓“像雨”，只是直接描述其数量多得像雨，所以把它作为异象记录下来。后世史书的《五行志》也时常记载这类事情，《左传》却说星星和雨一起落下，杜预于是把“如”解释为“而”，大概弄错了。到了《史记·宋世家》则两者都列举，说宋地星星坠落像雨，和雨一起落下，难道不是更加错误吗？
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左传》说陨石落在宋国，是星星坠落。《史记·世家》却说宋襄公七年，宋地星星坠落像雨，和雨一起落下，六只水鸟倒退着飞。查考《春秋》星星坠落像雨，起初并没有指明它在宋国，而且庄公七年的四月，与僖公十六年的正月相隔也很远，怎么能把它们并作为宋地同时发生的事情呢？大概是因为看到《左传》解释陨石为星星坠落，所以错误地记载了。而陨石的事情反而遗漏没有写，荒疏得很。
根据《左传》注，鲁僖公是闵公的庶兄，所以夏父弗忌说：“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记》却说，闵公被杀，季友从邾国奉闵公的弟弟申进入，立他为君，这就是厘公，厘公也是庄公的小儿子，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左传》说，季文子去世，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辅佐三位君主，而没有私人积蓄，能不说是忠吗？《史记》却说，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马厩里没有吃粮食的马，府库里没有金玉，辅佐三位君主，在文义上是矛盾的。
《卫世家》说，蒯瞶和浑良夫盟誓，说免除你三次死罪，没有地方。查考《左传》只说三次死罪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就是免除的意思，现在又加上“免除你”
二字，不亦赘乎。
吴世家云，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辨而不徳，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卫世家云，季子过宿，孙文子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一以为钟，一以为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说则是文子自作乐，而季子适闻之也；如后说则是文子为札而作也。前说则罪其不自愧惧，而安于误乐；后说则以音声之悲，而知其为乱之惩，是何乖异而不同邪。按前说本于左氏，当以为是；后说正有他?亦相矛盾，而不应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乐，而史记改之云可以畔乎，其义亦乖。盖获罪于君，即所谓畔也，而何在于击钟邪。司马贞既知其非矣，而曰畔字当读为乐，亦强为之说也。
译“二字”这两个字，不是多余吗。
《吴世家》记载，季札从卫国前往晋国，准备在宿邑住宿，听到钟声，说：“奇怪啊。我听说，明辨是非却不修德行，必定会招致杀戮。夫子因得罪国君而流落在此，恐惧尚且不够，又怎么能背离正道呢？夫子在此处境，就像燕子在帐幕上筑巢一样危险；国君还在灵堂停殡，怎么能享乐呢？”于是离开。孙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再听琴瑟。《卫世家》记载，季子经过宿邑，孙文子为他敲击磬，说：“不，这音乐太悲了，导致卫国动乱的就是这个啊。”一个说是钟，一个说是磬，这不足以深究。但是，如果按前面的说法，就是孙文子自己作乐，而季子恰好听到；如果按后面的说法，就是孙文子为了季子而作乐。前面的说法指责孙文子不自知羞愧恐惧，却安心于错误的享乐；后面的说法则通过声音的悲哀，知道这是动乱的惩戒，为什么如此乖异不同呢？考察前面的说法本于《左传》，应当认为是正确的；后面的说法正好有其他矛盾之处，不应采纳。况且《左传》只说“又何必享乐”，而《史记》改作“又怎么能背离正道呢”，其意义也相违背。大概得罪国君，就是所谓的背离正道，这与敲击钟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贞既然知道这是错误的，却说“畔”字应当读作“乐”，也是勉强为之的说法。
史记称宰予与田常为乱，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齐相阚止亦字子我，故迁误以为然。考之左氏，先书阚止而后称子我，注言子我即阚止也。今齐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则其谬误，岂独宰予之事哉。
齐世家书子我为阚止，而田完世家作监止；楚世家称昭王名珍，而伍员传作轸；卫世家称荘公名蒯瞶，而仲由传作蒉瞶；卫世家云孟黡敌子路，而仲由传作壶黡，是不当从一乎。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 史记辨惑二 采摭之误辨下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月，齐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据与裔欵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豊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诛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若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遄台，梁邱据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二十六年冬，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羙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列子曰：景公游于牛山，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羙哉国乎，郁鬰芉芉，若何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据从而泣，晏子独笑于旁，公曰：寡人今日之逰悲，孔与据皆从而泣，子之独笑，何也？对曰：使贤者而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则荘公、灵公常守之矣。
数君者将守之，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见谄谀之臣，臣所为独窃笑也。史记齐世家杂取二书之说，云鲁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注，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髙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不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呜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余谬妄，可胜道哉！
左传介之推荅母之言，曰：身将隠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史记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脱误。予谓不然。古人语简有如此者：礼记云，晋献公将杀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丽姬，是我伤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亦是类也。且迁记汉文之语，云吾独不得亷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此复何异而独疑，推之言也，虽然亦不可为法也。
周纪云，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按左传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今直云书讳，谁得而知也。
左传称晋灵公欲攻赵盾，其右提弥明死之。又谓初，盾田于首山，舎于翳桑，见灵輙饿而食之，后輙为公介，御公徒而免，盾问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职，则明为右而輙为介；言其所终，则明死輙亡，其为二人明矣。而史记云桑下饿人即提弥明，且又以为宰夫，何耶？左氏之说未必皆可信，然迁之所记寔以是为据焉，则其舛误不得不辨也。
晋世家云，赵盾尝田首山，食桑下饿人，饿人舍其半日。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愿遗母。夫存否且不知，愿安所遗乎？左传有今近焉三字于理乃通，迁卤莽而失之耳。
晋赵盾弟穿弑君，董狐书盾弑以示于朝。盾不伏，狐曰：子为正卿，亾不越竟，反不讨贼
译《史记》记载宰予与田常作乱，被灭族。前人辩驳说，齐国相国阚止也字子我，所以司马迁误以为是一回事。考查《左传》，先记载阚止，后称子我，注释说子我就是阚止。如今《齐太公世家》也是这样记载的。但《田敬仲完世家》却说，子我是阚止的同宗族人，那么它的错误，难道仅仅在于宰予这件事吗？
《齐太公世家》记载子我即阚止，而《田敬仲完世家》却写成监止；《楚世家》称楚昭王名珍，而《伍子胥传》却写成轸；《卫世家》称卫庄公名蒯瞶，而《仲由传》却写成蒉瞶；《卫世家》说孟黡与子路对抗，而《仲由传》却写成壶黡，这些难道不应该统一说法吗？
《滹南遗老集》卷十《史记辨惑二》“采摭之误辨下”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月，齐景公患疥疮，进而发展为疟疾，满一年仍未痊愈。梁丘据和裔欵对齐景公说：“我们祭祀鬼神的供品，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国君生病，这是祝史（负责祭祀的官）的罪过，何不杀掉祝史？”晏子认为不可以，说：“如果百姓生病，夫妇都会诅咒，祝史的祈祷有益，诅咒也有害，即使祝史善于祈祷，怎能胜过亿万百姓的诅咒呢？”十二月，晏子在遄台侍奉齐景公，梁丘据驾车赶来，陪齐景公饮酒作乐，说：“古时候如果没有死亡，那该多么快乐啊？”晏子说：“古时候如果没有死亡，那是古人的快乐，国君您能得到什么呢？从前爽鸠氏首先居住在这里，季随氏继承了他，有逄伯陵继承了他，蒲姑氏继承了他，然后太公望继承了他。古时候如果没有死亡，爽鸠氏的快乐就不是国君您所愿得到的了。”二十六年冬天，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派人举行禳星仪式，晏子说：“没有益处，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天道不谄媚，不会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禳星呢？”齐侯和晏子坐在路寝，齐侯感叹说：“这屋子真美啊，将来谁会有它呢？”晏子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齐侯说：“我认为在于德行。”晏子回答说：“按照国君的说法，大概是陈氏吧？”《列子》说：齐景公在牛山游玩，俯瞰他的国都，流着泪说：“国都真美啊，草木茂盛，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而死呢？如果古时候没有死亡，我将离开这里去哪里呢？”史孔、梁丘据跟着哭泣，只有晏子在旁边独自发笑。齐景公说：“我今天出游感到悲伤，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哭泣，你独自发笑，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如果贤能的人永远占据君位，那么太公望、齐桓公就会永远占据君位了；如果有勇力的人永远占据君位，那么卫庄公、卫灵公就会永远占据君位了。
这几位君主将永远占据君位，我们的国君恐怕只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垄之间，只担忧农事，哪有空闲思念死亡呢？那么我们的国君又怎么能得到这个位置而站立在这里呢？因为君位是轮流占据、轮流离开的，到了国君您这里却独自为此流泪，这是不仁。见到不仁的君主，见到谄媚的臣子，这就是我独自窃笑的原因。”《史记·齐太公世家》杂糅了两本书的说法，说鲁昭公三十二年彗星出现，齐景公坐在柏寝，感叹说：“这屋子真美啊，将来谁会有它呢？”群臣都附和，晏子发笑，齐景公发怒，晏子说：“我笑群臣谄媚太过。”齐景公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正对着齐国的分野，我以此为忧。”晏子说：“国君高台深池，赋税征收恨不得更多，刑罚恐怕还嫌不够严厉，扫帚星将要出现，还怕什么彗星呢？”齐景公说：“可以禳星吗？”晏子说：“如果神明可以通过祈祷而来，也可以通过禳星而去。百姓苦于怨恨数以万计，而国君命令一个人去禳星，怎么能胜过众人的口舌呢？”唉，同一件事，记载却如此不同，其他的谬误妄说，哪里说得完呢！
《左传》中，介之推回答母亲的话说：“我将隐居，哪里用得着文饰来求显达呢。”《史记》在“文之”下面加了“二字”，有人说这样意思才完整，因此怀疑《左传》脱漏有误。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人语言简略有像这样的：《礼记》说，晋献公将要杀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何不把你的志向告诉国君呢？”世子说：“不可以。国君安于丽姬，如果我说了，是伤害国君的心。”孟子辨析百里奚的事，竟然不知道以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污浊的行为，这可以说是明智吗？也是这一类情况。况且司马迁记载汉文帝的言语，说：“我唯独得不到廉颇、李牧做我的将领，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吗。”这又有什么不同，却唯独怀疑介之推的话呢？虽然如此，也不能作为效法的准则。
《周纪》说，晋文公召周襄王，襄王在河阳践土会见他。史书避讳说：“天王在河阳巡狩。”按照《左传》，孔子说以臣下召君主不可以为训，所以记载为“狩”。现在直接说“书讳”，谁能知道呢？
《左传》称晋灵公想要攻打赵盾，他的车右提弥明为他而死。又说当初，赵盾在首山打猎，住在翳桑，看见灵辄饿着，就给他食物，后来灵辄做了公室的甲士，抵御公室的士兵而救了赵盾，赵盾问他的姓名和住所，他不告而别。说他们的职务，那么提弥明是车右而灵辄是甲士；说他们的结局，那么提弥明死了而灵辄逃亡，他们是两个人很明显。但《史记》说桑下的饿人就是提弥明，而且又把他当作宰夫，为什么呢？《左传》的说法未必都可信，但司马迁所记载的确实是以它为根据的，那么它的错误不得不辩驳。
《晋世家》说，赵盾曾经在首山打猎，给桑下的饿人食物，饿人留下了一半。做了三年宦官，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希望送给母亲。既然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希望送给谁呢？《左传》有“今近焉”三个字，在道理上才通顺，司马迁粗疏而失察罢了。
晋国赵盾的弟弟赵穿弑君，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并在朝堂上展示。赵盾不服，董狐说：“你作为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
，非子而谁？仲尼称狐为良史。左氏云尔，晋世家既从之矣，而赵世家复云：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之如此。是先出于士论，太史因之而书也。文既冗复，而意又矛盾，无乃不当乎？
译如果不是你，还能是谁？孔子称赞董狐是优秀的史官。《左传》这样说，《史记·晋世家》已经采纳了这种说法，而《赵世家》又说：君子讥讽赵盾身为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贼人，所以太史这样记载。这说明这种说法先出自士人的议论，太史是依据这种议论才这样记载的。文字既冗长重复，意思又前后矛盾，恐怕是不恰当的吧？
左氏记鉏麑事，云盾盛服将朝，坐而假寐，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触槐而死。公羊以为见盾闺门无人，且食鱼飱，嘉其易而俭。故尔史记则云，盾闺门开居处节。麑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闺门开居处节，何以为忠也？
郄克耻为齐母所笑，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渉河。左传云尔，齐世家曰：不是报，不复渉河。意既异矣。至晋世家则又云，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记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郄克聘于齐，既登，妇人笑于房，郄克怒，故有鞌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阶，故笑之。谷梁子曰：季孙行父秃，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聘于齐。公羊曰：却克、臧孙许聘于齐，或眇或跛。而史记复云，却克偻，鲁使蹇，卫使眇。然则果谁可信乎？三传之不同，各记所闻，固无足怪。史记因传而出者也，不从此则从彼，乃又乖异如此，何也？
左传曰：白公胜在吴，子西召而用之，后以救郑之故，欲杀子西，子西闻之，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此盖恃其有思也。而史记云，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则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异乎？
左氏曰：吴王阖庐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曰：是豢吴也。史记改为弃吴，此何意邪？
左氏曰：呉王赐子胥死，子胥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此言时之不久耳。史记则云，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噐，吾不知何意也。
吴世家云，越王击吴于檇李，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越世家亦同。贾逵曰：死罪人也。郑众曰：欲以死报恩者。其说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无所逃，刑敢归死，遂自刭。盖死士者，敢死勇士也，与罪人之事自是两节，而迁混并之，故义理不明，而说者妄为云云耳。
左传云，句践与吴战于檇李，大败吴师，阖闾还卒于陉，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谓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盖阖闾既殁，夫差使人问已耳。而史记曰：阖闾将死，立子夫差，谓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间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左氏云，父召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使出师。又云蹇叔之子与师，蹇叔谓孟子曰：孟子见吾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盖孟明軰自为将帅，而蹇叔之子则士卒之属也，此亦不相渉，而迁以孟明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谱云，或谓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安知子长别无所据，而必以左氏为质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谋者，孟明也。再败不沮，卒以得逞，使果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諌其君，而无一言以罪其子也。以书观之穆公自殽败归，即作秦誓以自悔，而迁以为取王官封殽尸之后，不亦异乎。又云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穆之与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赞美之辞。凡左氏所谓君子者，盖假之以为褒贬之主，而非指乎当时之士也。安有所谓闻之垂涕者哉。
左氏：华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记乃曰，目而观之，不成语矣。服虔曰，目者极视，睛不转也，殆是妄说。
公羊传：宋南宫万弑闵公，大夫仇牧手剑叱之万榝不，杀之碎其首，齿着乎门阖。注谓侧手曰榝。盖槶碎其首，故齿迸门阖耳。而史记但云，万抟仇牧，齿着门阖死，恐先无意。（有疑）
楚荘王围宋，城中无食，华元夜见子反而告其
译左氏记载鉏麑的事，说赵盾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坐着打盹，鉏麑说：“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君；杀害百姓的主君，是不忠；抛弃君主的命令，是不信。”于是撞槐树而死。《公羊传》认为鉏麑看见赵盾内室无人，且吃着鱼粥，赞赏他平易而节俭。所以《史记》就说，赵盾内室门开着，居处有节制。鉏麑说：“杀害忠臣，抛弃君命，罪过是一样的。”于是死了。我不知道内室门开着、居处有节制，凭什么算是忠呢？
郄克因被齐国母亲嘲笑而感到耻辱，发誓说：“如果不报复此事，就不能渡过黄河。”《左传》这样说，《齐太公世家》却说：“如果不报复此事，就不再渡过黄河。”意思已经不同了。到了《晋世家》又说：“如果不报复齐国，河伯看着呢。”记载同一件事却差异如此之大，是失之不够精审啊。
《左氏》说：郄克出使齐国，已经登阶，妇人在房里笑，郄克发怒，所以有了鞌之战。杜预注说，因为跛脚登阶，所以笑他。《谷梁传》说：季孙行父秃头，郄克独眼，卫国的孙良夫跛脚，曹国的公子手驼背，同时出使齐国。《公羊传》说：郄克、臧孙许出使齐国，有的独眼有的跛脚。而《史记》又说，郄克驼背，鲁国使者跛脚，卫国使者独眼。那么究竟谁可信呢？三传的不同，各自记录所听到的，本来不足为怪。《史记》是根据传文写出的，不从此则从彼，却更加乖异如此，为什么呢？
《左传》说：白公胜在吴国，子西召他来任用，后来因为救郑的缘故，想要杀子西，子西听说后，说：“胜像蛋一样，我像翅膀一样庇护他使他成长。”这大概是仗着他有思虑。而《史记》说：“胜不过是蛋罢了，能做什么呢？”这只是忽视他的脆弱而已，不也很奇怪吗？
《左氏》说：吴王阖闾将要讨伐齐国，越王率领他的军队来朝见，吴王及列士都有馈赠贿赂，吴人都很高兴。只有子胥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啊。”《史记》改为“抛弃吴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左氏》说：吴王赐子胥死，子胥将死时说：“在我的墓上种楸树，楸树可以做棺材，吴国就要灭亡了吧。”这是说时间不久罢了。《史记》却说：“在我的墓上种梓树，让它可以做器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吴世家》说，越王在檇李攻打吴国，派死士挑战三行，接近吴军，呼喊后自刎，吴军观看，越军趁机攻打吴军打败了他们。《越世家》也相同。贾逵说：死士是死罪之人。郑众说：是想以死报恩的人。他们的说法都不妥当。查《左氏》说，派死士两次擒获敌人，不动；派罪人三行，把剑挂在脖子上，辞别说：“两国国君有治理臣下的奸邪，旗鼓不敏捷于君主的行动，前面没有逃避的地方，刑罚敢于归死。”于是自刎。大概死士，是敢死的勇士，与罪人的事本来是两件事，而司马迁混淆合并了，所以义理不明，而解说的人妄加议论罢了。
《左传》说，勾践与吴国在檇李作战，大败吴军，阖闾回国后死在陉地，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如果出入，一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吗？”就回答说：“唯，不敢忘记。”大概阖闾死后，夫差让人问自己罢了。而《史记》说：阖闾将死，立儿子夫差，对他说：“你忘记勾践杀了你父亲吗？”怎么如此不同呢。
秦穆公讨伐郑国的战役，考察《左传》，劝谏而阻止他，哭着送他儿子的人，只有蹇叔而已，所以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而因贪婪使百姓劳苦。”穆公说：“我违背蹇叔而羞辱了你们各位，何曾有百里奚参与其间呢。而司马迁记载此事认为是两位老人同辞，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左氏》说，父亲召唤孟明、西乞术、白乙丙出师。又说蹇叔的儿子参战，蹇叔对孟明说：“孟明看见我的军队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哭着送他的儿子，说：“我收你的骨头。”大概孟明等人自为将帅，而蹇叔的儿子则是士卒之类，这也不相涉，而司马迁把孟明当作百里奚的儿子，西乞、白乙当作蹇叔的儿子，又为什么呢？有人说：孔颖达疏引《世族谱》说，有人说西乞术、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怎么知道司马迁没有其他依据，而一定以《左氏》为准呢？回答说：这或许有。但是这场战役，主持谋划的是孟明。两次失败不沮丧，最终得以实现，如果真是百里奚的儿子，为什么百里奚能苦苦劝谏他的君主，却没有一句话来责备他的儿子呢。从书上看，穆公从殽地战败回来，就作《秦誓》来自悔，而司马迁认为是取得王官封殽地尸体之后，不也很奇怪吗。又说君子听说后，都为之流泪，说：“唉，秦穆公待人，周全啊。”查《左氏》说，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举用人的周全，与人的专一。至于孟明、子桑都有赞美之辞。凡是《左氏》所谓的君子，大概是假借他们作为褒贬的主语，而不是指当时的士人。哪里有所谓听说后流泪的人呢。
《左氏》：华督遇见孔父的妻子，目光迎送。他的话很文雅。《史记》却说，目光观看，不成话了。服虔说，目是极视，眼珠不转动，大概是妄说。
《公羊传》：宋国南宫万弑杀闵公，大夫仇牧手持剑呵斥他，南宫万抓不住，杀了他，打碎他的头，牙齿嵌在门扇上。注说侧手曰榝。大概是打碎他的头，所以牙齿迸入门扇。而《史记》只说，南宫万抓仇牧，牙齿嵌在门扇上死，恐怕先没有意思。（有疑）
楚庄王围宋，城中没有粮食，华元夜里见子反而告诉他
情，子反勉之，曰：我军亦有七日之粮，尽此将去而归。王闻而责子反，子反曰：宋犹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荘王不得已，乃引师去。此公羊之说也。史记乃谓，荘王喜华元之诚，自发此言而罢兵，岂别有所据耶。
译华元向子反表明实情，子反勉励他，说：“我军也有七天的粮食，吃完这些粮食就会撤军回国。”楚庄王听说后责备子反，子反说：“宋国还有不欺骗人的臣子，难道楚国就没有吗？”楚庄王不得已，于是率领军队撤离。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史记》却说，楚庄王喜爱华元的诚意，自己说出这番话而罢兵，难道另有依据吗？
谷梁曰：季孙行父秃，晋郄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偻者御偻者，所以有鞌之战。公羊畧同。啖助以为似街谈巷议，故削之。刘知几论省字法，云当作各以其类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记乃谓，令人如之以导客，则是伪效其状，而非真疾也。
吕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问之，仲请逺易牙、竖刁、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归哭，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史记亦载之，而但云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谁得而知其事邪？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一 史记辨惑三 取舍不当辨
迁史之例，惟世家最无谓。颜师古曰：世家者，子孙为大官不絶也；诸侯有国称君，降天子一等耳，虽不可同乎帝纪，亦岂可谓之世家。且既以诸侯为世家，则孔子、陈渉、将相、宗室、外戚等复何预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纪，曰传，曰表，曰书，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门第之称，犹强族大姓云尔，乌得与纪传字为类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则列国宜何称，曰国志、国语之类，何所不可。在识者定之而已。
史记诸世家，往往随年附见他国大事。至于列传亦或有之，徒乱其文，无关义理。夫左氏编年夲纪诸国之事，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互相发明，故可也。如迁史者，各有传记，足以自见，何必尔耶？近代苏子容尝自言其强记之法，云吾每以一岁中大事为目，欲记当年事则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则记事之一法也。太史公书恐亦此意。呜呼，史书法言也，岂徒偹强记而已哉。苏氏之说不足信。鲁世家有云，往年冬，晋杀其君厉公。孔子世家有云，明岁子路死于卫。子路传有云，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魏世家有云，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夫当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徃年、明岁、同时、十数年之后者何耶。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范，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载二书，甚无谓。盖圣经自传不待表出，徒増冗滞耳。刘子元（玄）唯知孟坚地理志，全写禹贡之非，而不讥迁史之谬，何耶？
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许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无一物也。
史记老子传：训诲孔子如门弟子，而孔子叹其犹龙者，盖出于荘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为寔録乎？至于成王剪叶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曽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为古史，迁之妄谬去之殆尽矣，而犹有此等，盖可恨云
伯夷传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传曰云云。传曰二字，吾所不暁。索隐云，谓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也，信如是说，则迁所记古人事，孰非摭诸前书者，而此独称传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为兵出无名，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者，此殊切于义理。故孟坚全载其说，而迁但云说以义帝死故，太简而不偹矣，且止于义帝死故，则谓之告可也，何必云说哉。
吕后之名既列于本纪，其事迹始末亦随处具见，而外戚世家又云吕娥姁为髙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湏也。若唐武氏事迹猥多，记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传，其例自别。
吕后纪末云，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为天子但，以终诛吕之事耳。其崩与谥，则本纪自具，何必及之耶？
吕后纪先云，封吕嬃为临光侯，不言嬃之为谁，而后乃云太后女弟吕嬃，失
译谷梁传记载：季孙行父秃头，晋国的郄克独眼，卫国的孙良夫跛脚，曹国的公子手驼背，他们同时出使齐国，齐国让秃头的人为秃头的人驾车，独眼的人为独眼的人驾车，跛脚的人为跛脚的人驾车，驼背的人为驼背的人驾车，因此引发了鞌之战。公羊传的记载大致相同。啖助认为这像是街谈巷议，所以删去了这段记载。刘知几在论述省字法时，说应当写成“各自用同类的人去迎接他们”，这样也可以。《史记》却说是让人模仿他们的样子来引导客人，那就是假装效仿他们的病态，而不是真的有病了。
《吕氏春秋》记载，管仲生了病，齐桓公去问他，管仲请求远离易牙、竖刁、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烹煮自己的儿子来让我高兴，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杀害，对君主又会有什么真心呢？”桓公说：“竖刁自行阉割来亲近我，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伤害，对君主又会有什么真心呢？”桓公又说：“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他父亲死了都不敢回去哭丧，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父亲的，连自己的父亲都忍心背离，对君主又会有什么真心呢？”《史记》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只说“杀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信任；自宫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背离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接近”，谁能知道其中的实情呢？
《滹南遗老集》卷十一 《史记辨惑三》 取舍不当辨
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中，只有“世家”这一项最没有意义。颜师古说：“世家”是指子孙世代做大官不断绝；诸侯拥有国家称君，比天子低一等，虽然不能与帝王本纪相同，但怎么能称为“世家”呢？况且既然把诸侯列为世家，那么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又与什么有关呢？更有令人不安的是，“纪”、“传”、“表”、“书”都是篇章的类别名称。“世家”只是门第的称号，相当于强族大姓罢了，怎么能与纪、传等字同类呢？然而古今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也可怪了。那么列国应该称为什么呢？称“国志”、“国语”之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由有见识的人来定夺罢了。
《史记》中的各世家，往往随年份附带记载其他国家的大事。至于列传中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扰乱了文章条理，与义理无关。《左传》按年编排，记载各国之事，有时在经文之前开始记事，有时在经文之后结束义理，互相阐发，所以可以这样做。像《史记》这样，各有传记，足以自行显现，何必这样做呢？近代苏颂曾自称他的强记方法，说：“我每年以一年中的大事为条目，想要记住当年的事就不会忘记了，比如某年改元，那年有什么事；某年任命宰相，那年有什么事，这是记事的一种方法。”太史公的书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唉，史书是记载言行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准备强记而已吗？苏氏的说法不足为信。《鲁世家》中有这样的话：“往年冬天，晋国杀了他们的君主厉公。”《孔子世家》中有这样的话：“明年子路死在卫国。”《子路传》中有这样的话：“这时子贡作为鲁国的使者出使齐国。”《魏世家》中有这样的话：“其后十四年孔子在鲁国任相。”当年发生的事尚且不宜附带记载，又提及往年、明年、同时、十数年之后的事，为什么呢？
大禹平定水土，箕子制定《洪范》，史书只说这些事目就足够了，却全文载录这两篇文献，非常没有意义。大概是因为圣人的经典自行流传，不需要特别标出，只是徒增冗长滞涩罢了。刘子元（刘知几）只知道班固《汉书·地理志》全文抄录《禹贡》是错误的，却不讥讽《史记》的谬误，为什么呢？
司马迁采录异闻小说，沿袭陋习传播疑误，无所不有。许由的事已经知道是假的了，却又迷惑于箕山的坟墓，这几乎是胸中全无主见。
《史记·老子传》：老子训诲孔子像门徒一样，而孔子感叹他像龙一样，这大概出自庄周的寓言，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却把它当作实录？至于周成王剪桐叶封唐叔，周公吐哺握发以待士人，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曾子因蒸梨而出妻，都是委巷之谈，战国诸子所记载的，并非圣贤之事，却一概相信。苏辙撰写《古史》，把司马迁的妄谬几乎去尽了，却还有这些，实在可恨。
《伯夷传》说：“我悲叹伯夷的心意，看到逸诗觉得奇怪，传曰云云。”“传曰”这两个字，我不明白。《索隐》说，是指《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马迁所记载的古人事迹，哪一件不是从前人的书中采撷的，为什么这里独独称“传”呢？
新城三老董公拦路劝说汉王，认为出兵没有名义，所以不能成功，明确指明他是贼敌，才能使人信服，这非常切合义理。所以班固全文载录了他的话，而司马迁只说用义帝死的事由去劝说，太简略而不完备了，况且只说到义帝死的事由，那叫作“告”就可以了，何必说“说”呢。
吕后的名字既然列在本纪中，她的事迹始末也随处都有记载，而《外戚世家》又说吕娥姁是高祖的正后，儿子是太子，以及戚姬等事，恐怕是不需要的。如果唐武氏的事迹繁多，本纪中不能详尽，所以再录入后妃传，其体例自然不同。
《吕后纪》末尾说：“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按此话代王成为天子，只是为了终结诛吕之事罢了。他的崩逝和谥号，本纪中自有记载，何必提及呢？
《吕后纪》先说封吕嬃为临光侯，不说吕嬃是谁，后来才说太后妹妹吕嬃，失
汉文诸诏，班固皆书诏而迁称上曰，按其文意当以诏字为是。
窦婴传云，景帝欲用婴，婴固辞。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寕可让耶？王孙，婴之字也。班氏着之传首，是矣。今迁不着，读者何以知之，始既不着，则当云字谓耳。然婴贵戚大臣，非他附见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义纵传云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号曰：寕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此正当入本传，而书于纵传，何耶？虽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湏也。
张汤传云，赵禹为人亷倨，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絶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輙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此叚与汤事非必相湏，亦止当并于禹传。至亷颇、赵奢、张苍、周昌、魏其、武安等传，皆是类也。
律书之首，以为律为万事根本，而其于兵械尤重。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复偹论帝王以来用兵之事，而终于汉文献共百姓乐业，几七百言，何关于律意哉？斯寔无谓之甚，而邵氏极称之，以为此其髙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呜呼，文章必有规矩凖绳，虽六经不能废，頋乃以疎阔为髙深，致宻为拘窘，何等谬论也。又有谓此本为兵书者，若果兵书，复安用许多律吕事，大都皆出于畏迁，而不敢议其非，故妄云云耳。
史之立传，自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与夫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或以善恶示劝戒，或以技能偹见闻，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属，既已几于无谓矣。若乃货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为，是何足以污编録而迁特记之乎？班固徒讥迁之称述，崇势利而羞贱贫，然亦不知其传之不必立也。是故袭而存之，范晔而下皆无此目，得其体矣。
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匃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循吏、儒林而下，一节之人皆居列传之末，盖得体矣。及至刺客乃独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则第之汲郑之上，复何意哉。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二 史记辨惑四 议论不当辨
史氏之评，因人事之善恶而正其是非，以示劝戒，而禆教化，故可贵也。迁之赞田完，徒谓易术幽明，非通人逹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则乱臣贼子皆得以天命自觧，而无所惩矣。岂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赞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夫圣人道徳，光被万世，虽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迁因读书，始想见其为人之大概，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传赞云：学者多称七十二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寔，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覩厥容貌，则论语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予谓论人者亦据其行事而已，岂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迁顾以为准平。且迁所引雑说鄙事，有不足信者，又岂皆论语之所载耶？
魏世家赞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谬之说也。魏之亡，既廹于秦兴，而非人谋之所能救，则秦之亡亦廹于汉兴，而无可为者也。而迁于本纪乃取贾生之论，以不任忠贤罪二世，何哉？夫无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国，然迁之失言不得为罪也。
循吏传赞云，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縦父而死，椘昭君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无乃少评论総结之语乎？
吕不韦赞曰：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按孔子所谓闻者似逹
译汉朝文帝的各种诏书，班固都记载为“诏”，而司马迁则称为“上曰”，按照文意应当以“诏”字为正确。
《窦婴传》说，景帝想任用窦婴，窦婴坚决推辞。皇上说：“天下正有急事，王孙难道可以推让吗？”王孙是窦婴的字。班固把它写在传记开头，这是对的。现在司马迁没有写，读者怎么知道呢？既然开头没有写，那么应当说“字谓”才对。然而窦婴是贵戚大臣，不是其他附见的人，也不宜用这种方法。
《义纵传》说宁成在家闲居，皇上想让他做郡守，御史大夫弘说：“我在山东做小吏时，宁成担任济南都尉，他的治理如同狼放羊，宁成不可以让他治理百姓。”皇上于是任命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的官吏隶属郡国，号称：“宁愿看见乳虎，也不愿遭遇宁成的愤怒。”这正应当写入宁成本传，却写在义纵传中，为什么呢？虽然下面有“破碎其家事”的话，也不需要这样。
《张汤传》说，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做官以来，家里没有食客，公卿相去拜访赵禹，赵禹始终不回报答谢，致力于断绝知友宾客的请求，孤立地实行自己的意志罢了。见到法律条文就采纳，也不复查案件寻求下属的阴私罪行。这段与张汤的事不一定相关，也只应当并入赵禹传。至于廉颇、赵奢、张苍、周昌、魏其、武安等传，都是这类情况。
《律书》开头说，律是万事的根本，而对于兵械尤其重视。武王伐纣，吹律听声，从孟春推演到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这固然可以。却又详细论述帝王以来用兵的事，最后说到汉文帝让百姓安居乐业，将近七百字，这与律意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无意义到了极点，而邵氏极力称赞它，认为这是高古雄深，不是其他人拘谨所能达到的。唉，文章一定有规矩准绳，即使是六经也不能废弃，却把疏阔当作高深，把致密当作拘谨，这是什么谬论呢。又有人说这本是兵书，如果真是兵书，又何必用这么多律吕的事，大抵都是出于畏惧司马迁，而不敢议论他的错误，所以胡乱说这些罢了。
史书设立传记，从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以及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或者以善恶来示劝戒，或者以技能来备见闻，都可以。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类，已经几乎无意义了。如果是货殖的事，只是市井鄙俗之人所为，怎么足以玷污史册而司马迁特别记载呢？班固只是讥讽司马迁的称述，崇尚势利而羞耻贫贱，却不知道这些传记不必设立。因此沿袭而保存下来，范晔以下都没有这个类目，是得其体例了。
《史记索隐》说，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这个议论固然恰当。然而凡是夷狄应当以类相附，那么匈奴又怎么能在李广、卫青之间呢？循吏、儒林以下，一节之人都在列传末尾，大概得体了。等到刺客却单独排在李斯之上，循吏则排在汲黯、郑当时之上，又有什么意思呢。
《滹南遗老集》卷十二《史记辨惑四》议论不当辨
史家的评论，因为人事的善恶而端正其是非，以示劝戒，而辅助教化，所以可贵。司马迁评论田完，只说易术幽明，不是通达的人才，谁能注意，这本来不必说。又说田乞及田常，所以比犯二君，专断齐国的政事，不一定是事势逐渐形成的。如果遵循厌兆祥云，那么乱臣贼子都可以用天命来自我辩解，而没有惩罚了。这难道是史家所应该说的吗。
《孔子世家》赞说，我读孔氏的书，想象他的为人。圣人的道德，光照万世，即使是鄙夫孺子都知道。而司马迁因为读书，才开始想象他的为人大概，这不是应该说的。
《仲尼弟子传》赞说：学者多称七十二子之徒，赞誉的人或许超过实际，诋毁的人或许损害真相，都没有见到他们的容貌，那么《论语》弟子籍出自孔氏，古文接近正确，我把弟子名姓文字，全部取自《论语》弟子问，并编次成篇，可疑的缺漏。我说评论人的人也根据他的行事罢了，何必见到容貌，以貌取人，孔子或许失之，而司马迁却以此为准则。而且司马迁所引用的杂说鄙事，有不足信的，又难道都是《论语》所载的吗？
《魏世家》赞说，说的人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家削弱以至于灭亡。我认为上天正让秦国平定海内，它的事业未成，魏国即使得到阿衡的辅佐，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大谬误的说法。魏国的灭亡，既迫于秦国兴起，而不是人谋所能挽救，那么秦国的灭亡也迫于汉朝兴起，而无可为也。而司马迁在本纪却取贾生的论，以不任用忠贤罪二世，为什么呢？无忌之徒固然不足以益国，然而司马迁的失言不能成为罪过。
《循吏传》赞说，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君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无乃少评论总结之语乎？
《吕不韦》赞说：孔子所说的闻者，是吕子吗？按孔子所说的闻者似乎通达
项羽传赞云，吾闻之周生，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陋哉。此论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后千有余年，而独以此事遂疑其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亲子，遗体在焉，然不闻其亦重瞳也，而千余年之逺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据何书，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复有据，亦非学者之所宜讲也。夫舜以元徳升闻，四岳荐之，帝尧试之，上当天心，下允众望，然后践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者哉，使舜果由此而兴，则羽之成功亦应畧等，奚其不旋踵而剿灭也。迁轻信爱竒，初不知道，故其谬妄每如此，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瞳为羙谈，皆史迁之所启。而后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当为天子，因作乱而伏诛，亦本此之误也，悲夫。
司马迁赞萧何云，与闳夭散宜生争烈；赞韩信则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赞周勃则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儗人必于其伦，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軰而上方三代圣贤，谈何容易哉。至论张耳、陈余则又讥其异于太伯、季子，迁之品藻陋矣。
迁论壶遂云，天子方倚以为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亷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为君子之盛徳，何也，且天子以辅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于是乎？
李广传云，其射见敌，急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虎亦多为索伤，此在阴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意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郑赞无他褒贬，独叹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至并载翟公署门事，此何足道而着之史评哉。
滑稽传首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楽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何可以觧纷。夫天道恢恢，巳不见发明滑稽之意，而六艺之事，又何所干渉也？
外戚世家序云，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哉。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夫一妇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凢人事，孰非命者，而迁于此反复致意，何其费辞也。人能弘道之语，其意尤疎。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三 史记辨惑五 文势不相承接辨
吕不韦使华阳，夫人姊说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嫡子，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而万世之利也，中间文势蹉跌，不相承接
范睢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当是时，昭王巳立十六年，岁余下接不得当是时字。乐毅使于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当是时，齐涽王强陈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牗富人有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輙死，平欲得之；李广尝有罪，常斩赎为庶人，顷之家居数岁，皆同病也。
范増劝项梁立楚，后梁乃求楚懐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懐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时懐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梁求得之，为顺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髙帝过济北，果见榖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文势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黄石，后十三年从髙帝过济北，果见于榖城山下。
萧相国世家，客说相国曰，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淮阴侯传云，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寕尚可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传云，匃奴浑邪王来降，至京师，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
译《项羽本纪》的赞语说，我从周生那里听说，舜的眼睛大概是重瞳，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兴起得如此迅猛，见识如此浅陋呢。这种根据人的形貌来论断，或许有偶然相同的情况，项羽出生在舜之后一千多年，却仅仅因为这件事就怀疑他是舜的后代，不是太迂腐了吗。商均是舜的亲生子，舜的血脉在他身上，然而没听说他也有重瞳，而一千多年后的远代后裔就一定有重瞳吗？周生是什么人，依据的是什么书，就能知道古代帝王的形貌，即使确实有依据，也不是学者所应该讨论的。舜凭借崇高的德行被举荐，四岳推荐他，帝尧考验他，上符合天意，下顺应众望，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他获得地位本来是有道理的，难道仅仅是因为奇异相貌的缘故才突然兴起的吗？假如舜果真因此而起，那么项羽的成功也应该大致相当，为什么项羽很快就覆灭了呢。司马迁轻信、喜爱奇闻，起初不懂道理，所以他的荒谬虚妄常常像这样，后世描述君主相貌的人，大多把舜的重瞳当作美谈，都是司马迁所引发的。而后梁的朱友敬自恃有重瞳，认为应当做天子，因而作乱被杀，也是基于这个错误，可悲啊。
司马迁在赞萧何时说，可以与闳夭、散宜生争辉；赞韩信时说，可以比作周公、召公、太公望这类人；赞周勃时说，伊尹、周公也不能超过他。史家比拟人物必须合乎其类别，不可不慎重。把萧何、韩信等人比附上三代圣贤，谈何容易。至于评论张耳、陈余，又讥讽他们不同于太伯、季子，司马迁的品评浅陋了。
司马迁评论壶遂说，天子正倚重他做丞相，恰逢壶遂去世，否则，壶遂内心廉洁、行为端正，是鞠躬尽瘁的君子。所谓鞠躬，只是弯身行礼罢了，却把它当作君子的盛德，为什么呢？况且天子以辅佐宰相的标准期望他，而他所能做到的，仅仅止步于此吗？
《李广列传》说，他射箭时见到敌人，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发射就应弦倒地，因为这样他带兵多次陷入困境受辱，他射虎也多次被虎咬伤，这在阴里，或许有可能，然而也出乎意料，不是史家所能断定的。
《汲郑列传》的赞语没有其他褒贬，只是感叹他们有权势时，宾客就多十倍，没有权势时就不是这样。甚至记载了翟公在门上写字的事，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却写在史评中呢。
《滑稽列传》开头说，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是一样的，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记述事情，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神妙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太史公说：天道广大，难道不宏大吗。言语微妙中肯，又怎么能解开纷争呢。天道广大，已经不能阐发滑稽的本意，而六艺的事情，又有什么关联呢？
《外戚世家》的序言说，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的大伦常；礼的运用，只有在婚姻上才特别谨慎。音乐调和而四季和谐，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统领，能不慎重吗。人能弘扬道，对命运无可奈何，妃匹之爱太深重了，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地位低下的人呢？既然欢好结合，或许不能生下子女，能生下子女了，或许不能善终，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很少谈论命运，大概是因为难以言说，不通晓幽明之变，怎么能认识性命呢。一个妇女的遭遇与否，也不值得说。况且凡是人事，哪不是命运呢，而司马迁在这里反复强调，为什么如此费辞。人能弘道这句话，其意思尤其疏漏。
《滹南遗老集》卷十三《史记辨惑五》文势不相承接辨
吕不韦派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说：靠美色侍奉人的，美色衰老了爱就松弛了。现在夫人受太子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个时候早早与诸子中贤孝的人结交，推举立为嫡子，儿子的丈夫在世时你就尊贵，丈夫百年之后，所生的儿子为王，你终究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句话而获得万世之利，中间文势跌撞，不相承接。
范睢到了秦国，秦王让他在客舍吃饭，用粗劣的草具等待命令，一年多，当这个时候，昭王已经即位十六年，一年多下面接不得当是时字。乐毅出使燕国，昭王任命他为亚卿，过了很久，当这个时候，齐湣王强大，陈平长大可以娶妻，富人，不肯给他，穷人，陈平也耻于娶，过了很久，户牗富人有张负的孙女五次出嫁，丈夫都死了，陈平想娶她；李广曾经有罪，常常被斩首赎为平民，不久在家居住几年，都是同样的毛病。
范增劝项梁立楚王，后来项梁寻找楚怀王的孙子心，在民间为人牧羊，立他为楚怀王，文不相接，不如说当时怀王孙子心在民间为人牧羊，项梁找到他，更通顺。
《留侯世家》末尾说，子房最初在下邳桥上见到的老父，给他太公书的人，十三年后跟随高帝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黄石，取来供奉祭祀，文势不接，不如说，最初下邳老父所说的黄石，十三年后跟随高帝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
《萧相国世家》，门客对相国说，您为什么不买田地，土地便宜，借贷以自污，皇上心里才安心，不相承接。
《淮阴侯列传》说，那种形势不是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现在给他们生路都逃跑，难道还能用他们吗？不相承接太严重了。
《汲黯列传》说，匈奴浑邪王来投降，到了京师，与商人做买卖的坐罪当死的有五
百余人。黯曰：夫匃奴，攻当路塞絶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縦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邉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匃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剰今纵不能一句，不唯语意重叠，而其畛畦亦不通也。（此段不能通，待核史记原文）
译百余（人）。汲黯说：“匈奴攻打当路的关塞，断绝和亲关系，中原兴起军队讨伐他们，死伤的人数不可胜数，而耗费的钱财以巨万来计算。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抓获胡人，都把他们作为奴婢，赐给跟随军队战死者的家属。把掠夺来的财物给予他们，以慰抚天下的苦难，堵塞百姓的不满之心。现在即使不能做到这样，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来投降，却掏空府库进行赏赐，征发良民侍奉供养，好像侍奉骄纵的儿子一样。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在长安城中买卖物品，而文官却以‘阑出财物于边关’的罪名绳之以法，陛下即使不能获得匈奴的资财来慰抚天下，又因为细微的条文杀害五百多个无知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保护叶子却伤害枝条啊。‘现在即使不能’这一句，不仅语意重叠，而且文意也不通顺。（此段不能通，待核《史记》原文）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四 史记辨惑六 姓名冗复辨
夏本记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禹之曽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刘子玄史通点烦云，颛顼纪中具言，黄帝是颛顼祖矣。此篇云，禹是颛顼孙，则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孙；既云昌意及鲧不得在帝位，则下文不当复云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诚大中其病。然迁书率皆此类，可胜道哉。今略举之如此，纪既明叙启为禹之子矣，及即位又曰：帝启，禹之子。卫世家既明叙蒯瞶为出公之父矣，及蒯聩立，又曰是为荘公。荘公者，出公之父也。晋世家既明叙公子重耳为献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为文公。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其后又曰：重耳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晋厉公八年闰十二月，栾书中行偃囚，厉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书等弑厉公，智莹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鲁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黒肱立，是为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季载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是为武王。夫冉季载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举。前既偁武王发，何必又云是为武王，武王贤而立，止宜入夲纪耳。康叔封冉季载既见于此矣，而卫世家复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尚有冉季载，季载最少。蔡平侯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谥为成子。吴王濞传既云髙帝兄刘仲之子也，而又云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义纵传既云，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而又云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若是之类，皆当为史通之所点也。
史记称人姓名冗复为甚，正是不及诸史处。殷纪云，武丁以雉雊而惧，祖巳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巳乃训王曰，此正当云乃训之曰。越世家云，勾践栖会稽，欲杀妻，子燔寳噐触战以死，大夫种止勾践曰，止当云止之。陈世家云，孔寕仪行父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止当云遂杀之。吴世家云，季札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止当云谓之。赵世家云，自叔帯以下五世而生赵夙，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魁耿而赵夙为将，伐霍中间多赵夙字；又云赵盾卒，子朔嗣，赵朔，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叔郑，中间多赵朔字。季布传云，丁公为项羽逐窘，髙祖彭城西短兵接，髙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觧去，及项羽灭丁公，谒见髙祖，髙祖以丁公徇军中，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安用许多丁公字耶。萧相国世家赞云，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録録未有竒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谨守，管钥上多却何字。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髙帝方拥戚姬，昌还走，帝逐得骑周昌项，止当云骑其项。髙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髙后，髙后怒而骂周昌，止当云既至后怒而骂。郅都为中尉，丞相条候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止当云都揖之。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予临江王，多两临江王字，止当云欲得刀笔以间予之窦太后中都，以汉法于是遂斩郅都，止当云于是斩之。主父偃传云，是时徐乐、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云云，严安上书曰云
译《滹南遗老集》卷十四，《史记辨惑》第六篇，《姓名冗复辨》
《夏本纪》说：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是帝颛顼，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也是颛顼的孙子。禹的曾祖父昌意，以及父亲鲧，都没有登上帝位，而是做人臣。刘子玄在《史通·点烦》中指出，《颛顼本纪》中已经详细说明了黄帝是颛顼的祖父。这篇说禹是颛顼的孙子，那么上面就不应该再说他是黄帝的玄孙；既然说了昌意和鲧没有登上帝位，那么下面就不应当再重复说他们做人臣，于是删去了五十七个字，确实切中了其中的弊病。然而司马迁的书中大抵都是这类情况，哪里说得完呢。现在略举这些例子，本纪既然已经明确叙述启是禹的儿子，等到启即位时又说：“帝启，是禹的儿子。”《卫世家》既然已经明确叙述蒯聩是出公的父亲，等到蒯聩立为国君时，又说：“这就是庄公。庄公，是出公的父亲。”《晋世家》既然已经明确叙述公子重耳是献公的儿子，等到重耳立为国君时，又说：“这就是文公。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后来又说：“重耳即位为晋君，这就是文公。”晋厉公八年闰十二月，栾书、中行偃囚禁了厉公，迎接公子周并立他为君，这就是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栾书等人弑杀了厉公，智莹迎接公子周来到绛地，杀鸡歃血，与大夫盟誓而立他为君，这就是悼公。《鲁世家》说，宣公去世，儿子成公黑肱即位，这就是成公。《管蔡世家》说，武王的同母兄弟有十人，长子叫伯邑考，次子是武王发，再次是管叔鲜，再次是周公旦，再次是蔡叔度，再次是曹叔振铎，再次是成叔武，再次是霍叔处，再次是康叔封，再次是冉季载，季载最小，同母兄弟十人，只有发和旦贤能，在左右辅佐文王，所以文王舍弃伯邑考，而让发做太子，这就是武王。既然冉季载的次序排在最后，自然知道他最小，何必再说呢？前面已经说了同母兄弟十人，又何必重复列举。前面既然称武王发，何必又说这就是武王，武王因为贤能而即位，只应当列入本纪罢了。康叔封、冉季载既然在这里已经出现，而《卫世家》又重复说康叔名封，是武王的同母幼弟，他的后面还有冉季载，季载最小。蔡平侯去世，灵侯般的孙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而自立为王，这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叫隐太子友，是灵侯的太子，平侯即位时杀了隐太子，所以平侯去世时，隐太子的儿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而取代他即位，这就是悼侯。《田完世家》说，田乞去世，儿子常代替他即位，这就是田成子，等到常去世，又说常的谥号是成子。《吴王濞传》既然说他是高帝哥哥刘仲的儿子，而又说刘仲的儿子沛侯濞，年龄二十，有气力。《义纵传》既然说义纵有个姐姐义姁因为医术受王太后宠幸，而又说任命义姁的弟弟义纵为中郎。像这类情况，都应当被《史通》所指出。
《史记》在称呼人的姓名方面冗长重复非常严重，这正是它不如其他史书的地方。《殷本纪》说，武丁因为野鸡鸣叫而感到恐惧，祖己说：“大王不要担忧，先修明政事。”祖己于是训诫武丁说，这里正当说“于是训诫他说”。《越世家》说，勾践被困在会稽，想要杀妻，子燔抱着宝器触战而死，大夫文种阻止勾践说，这里正当说“阻止他”。《陈世家》说，孔宁、仪行父请求杀泄冶，陈公不禁止，于是杀了泄冶，这里正当说“于是杀了他”。《吴世家》说，季札出使到郑国，见到子产像老朋友一样，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灾难将要到了。”这里正当说“对他说”。《赵世家》说，从叔带以下五代而生赵夙，赵夙在晋献公十六年伐霍、魁、耿时，赵夙做将领，伐霍的中间多次出现“赵夙”二字；又说赵盾去世，儿子赵朔继承，赵朔在景公三年，赵朔做晋国下军将领叔郑，中间多次出现“赵朔”二字。《季布传》说，丁公为项羽追赶窘迫，高祖在彭城西短兵相接，高祖急忙回头对丁公说：“两位贤人难道要互相逼迫吗？”于是丁公率兵返回，汉王于是解脱离去，等到项羽被灭，丁公来拜见高祖，高祖让丁公在军中示众，说丁公做项王的臣子，不忠诚，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于是斩了丁公，说：“让后世做人臣的，不要效法丁公。”哪里用得着这么多“丁公”二字呢。《萧相国世家》赞语说，萧相国萧何在秦朝时做刀笔吏，平庸没有奇节，等到汉朝兴起，依靠日月的余光，萧何谨慎地掌管钥匙，顺应百姓的疾苦，奉行法律顺流而下与他们，再次谨慎地掌管钥匙，上面多了一个“萧何”字。周昌曾经在宴饮时入宫奏事，高帝正拥抱着戚姬，周昌转身就跑，高帝追上去抓住周昌的脖子，这里正当说“抓住他的脖子”。高后派使者召周昌，周昌到后拜见高后，高后发怒而骂周昌，这里正当说“到了之后高后发怒而骂”。郅都任中尉，丞相条侯到来，因为尊贵傲慢，而郅都拱手行礼，这里正当说“郅都拱手行礼给他”。临江王被征召到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想要得到刀笔写书谢罪皇上，而郅都禁止官吏不给，魏其侯派人暗中，给临江王，多了两个“临江王”字，这里正当说“想要得到刀笔暗中给他”。窦太后在中都，依照汉法于是斩了郅都，这里正当说“于是斩了他”。《主父偃传》说，这时徐乐、严安都上书谈论世务，各自陈述一件事，徐乐说云云，严安上书说云云
云，重却上书二字；天子召见三人，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止当云俱拜为郎中；偃以齐主自杀下吏，上欲勿诛，公孙弘曰：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当云不诛无以谢天下，遂族之。张汤传云，上疑汤有奸问汤，汤不谢，汤又作惊，多一汤字。董仲舒传云，弟子以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窥于园，何必更言姓名。郭觧得罪公孙弘，议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觧、翁伯。翁伯，觧之字也，传首既着之次，尤为赘。
译“云”字后面，重复了“上书”二字；天子召见这三人，于是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这里只应当说“都任命为郎中”；主父偃因为齐王自杀而被交给司法官吏，皇上打算不杀他，公孙弘说：“主父偃本是首恶，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谢罪”，于是最终诛灭主父偃全族，这里只应当说“不杀他无法向天下人谢罪，于是诛灭其族”。《张汤传》中说，皇上怀疑张汤有奸邪行为，询问张汤，张汤不谢罪，这里“汤”字又作“惊”，多写了一个“汤”字。《董仲舒传》中说，弟子依次接受学业传授，有的人甚至三年都没见到他的面，董仲舒不看园子，何必再提他的姓名。郭解得罪了公孙弘，被议定为大逆无道，于是诛灭郭解、翁伯全族。翁伯是郭解的字，传记前面已经提过他的字，这里尤为多余。
刘子玄驳迁书，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谓宋襄公。吴世家云阖闾，越世家云勾践，皆于其号上加吴王、越王字，句句未尝舍之，其论甚当。然此乃迁全体之病也，凡称某王类加国号，凡举人名每连姓氏，冗复芜秽，最是不满人意处。班、范而下，乃始浄尽焉。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五 史记辨惑七 字语冗复辨
舜本纪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没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后又云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字语重复，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义理。
周本纪、齐世家称，武王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无乃剰诸侯，诸侯字冗。
卫世家云，宣公以子伋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求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见其羙，而烦重如是乎。又云齐女子朔谗恶太子伋，宣公乃使伋于齐，而令盗摭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何若但云使伋于齐，与之白旄，而令盗于界上视持旄者杀之乎。又云朔之兄寿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母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母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恵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语意重复，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此但云思复立太子伋之后，而伋子亦死，寿又无子，可也，安用许多字耶。
赵世家云，赵朔及程婴谓公孙杵臼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多朔妇免身字。
子贡传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覇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文意重复矣。
越世家云，庄生谓陶朱公，长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即取之，可也。
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沬刼齐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沬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但云桓公乃从，可矣。何必重叠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至叔梁纥，祷于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邱，云字仲尼，姓孔氏，既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郑世家云，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予谓言孔子为泣，则闻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闻其死，泣曰更为简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产年长，则何必复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后，及此其次第，亦不应尔。
春申君言，所幸李园女弟于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飬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自园用事以下，冗复重浊，殆不可读。以精当律之，当云园用事益骄，恐春申君语泄，阴养死士欲杀之以灭口。
楚考烈王卒，李园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予谓迁先记李园女弟事，既巳详悉备见于此。但云园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费辞如是。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来，我又射之，中熊，熊死。予谓中熊字不须要。中熊事但云我又射杀之，可也。
赵襄子灭智伯，豫譲曰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多以报智伯字。
译刘子玄驳斥《史记》，说：《宋世家》开头说襄公即位，却仍然称宋襄公。《吴世家》称阖闾，《越世家》称勾践，都在他们的名号前加上“吴王”、“越王”字样，句句未曾省略，他的论述很恰当。然而这却是司马迁全书的通病，凡是称某王，大抵都加上国号，凡是列举人名，每每连用姓氏，冗杂重复，芜杂秽乱，是最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班固、范晔以下，才将其清除干净。
《滹南遗老集》卷十五《史记辨惑七》《字语冗复辨》
《舜本纪》说，瞽叟再娶妻子生了象，象傲慢，瞽叟偏爱后妻，后妻和象常常想杀舜，舜逃避躲藏。等到舜有小过错就受罚，顺从侍奉，父亲死后，母亲和弟弟日益笃实谨慎，毫不懈怠。后面又说舜父瞽叟愚顽，母恶毒，弟象傲慢，都想杀舜，舜顺从适应而不失子道，对兄弟孝顺慈爱，想杀他而不能，于是寻求常在身边。字句重复，而“兄弟孝慈”一句，也不合义理。
《周本纪》、《齐世家》称，武王阅兵，诸侯不约而同在盟津会盟的有八百诸侯，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岂不是“诸侯”二字多余。
《卫世家》说，宣公立子伋为太子，命令右公子辅佐他。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女，请求入内室，而宣公看见了想给太子做媳妇的人。觉得美就自己娶了，为什么不直接说宣公见她美，而烦琐重复到这种地步呢。又说齐女朔谗言陷害太子伋，宣公于是派伋出使齐国，而命令盗贼在边境杀他，给太子白旄，并告诉边境盗贼见到手持白旄的人就杀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派伋出使齐国，给他白旄，而命令盗贼在边境看持旄的人杀他呢。又说朔的哥哥寿知道朔陷害太子，而国君想杀他，就对太子说边境盗贼见到太子白旄就杀太子，太子可以不去，为什么不直接说知道后告诉太子，让他不去呢。又说太子朔即位，就是惠公，左、右公子对朔即位不平。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恨惠公因谗言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于是作乱，语意重复，只保留“不平朔之立”一句就够了。又说翟人杀懿公时，卫国人怜悯他，想再立宣公早死的太子伋的后代，伋的儿子又死了，而代替伋死的子寿又没有儿子，这里只说想再立太子伋的后代，而伋的儿子也死了，寿又没有儿子，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字呢。
《赵世家》说，赵朔和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赵朔的妻子有遗腹，如果侥幸生男孩，我奉养他。过了不久赵朔妻子分娩生了男孩。多了“赵朔妻子分娩”这几个字。
《子贡传》说，子贡一出，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灭了吴国、增强了晋国而称霸越国，子贡一次出使，使势力互相破坏，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化，文意重复了。
《越世家》说，庄生对陶朱公的长子说如果你自己进内室取金子，长子就自己进内室取金子。只说“儿子就取金子”，就可以了。
曹沫做鲁国将领，与齐国作战，三次战败。鲁庄公害怕，于是献出遂邑的土地，以和解柯地的盟约。曹沫劫持齐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后来桓公想违背盟约，管仲说不可以。于是桓公就割让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曹沫三次作战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归还给鲁国。只说桓公就听从了，就可以了。何必重叠到这种地步。
《孔子世家》说，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孔防叔到叔梁纥，在尼丘祈祷，得到孔子，生下来头顶凹陷，所以因此取名叫丘，说字仲尼，姓孔氏，既然说了孔防叔，又说孔子出生，何必再注明姓氏呢。
《郑世家》说，孔子曾经路过郑国，与子产像兄弟一样，说等到听说子产死了，孔子为之哭泣，说这是古代遗留的爱，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子产。我认为说孔子为之哭泣，那么“闻”字也就用不上了，或者只说等到听说他死了，哭泣说，更为简省。既然像兄弟而子产年长，那么何必再说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呢。况且已经死了之后，以及这个次序，也不应该这样。
春申君说，所宠爱的李园妹妹献给楚王，楚王召入宠幸她，于是生下男孩，立为太子，以李园妹妹为王后，楚王看重李园，李园掌权。李园既然把他的妹妹送入宫中立为王后，儿子为太子，担心春申君泄露话语而更加骄横，暗中豢养死士想杀春申君以灭口。从“李园掌权”以下，冗杂重复浑浊，几乎不可读。用精当的标准衡量，应当说李园掌权更加骄横，担心春申君泄露话语，暗中豢养死士想杀他以灭口。
楚考烈王去世，李园全部灭掉春申君的家族，而李园妹妹起初宠幸春申君，怀孕后送入宫中，王所生的儿子于是即位，这就是楚幽王。我认为司马迁先前记载李园妹妹的事，已经详细完备地见于此处。只说李园妹妹所生的儿子即位，或者直接说太子即位，就够了。何必费辞到这种地步。
赵简子生病，五天不省人事，醒来后，对大夫说：我到天帝那里，有一头熊想来援助我。天帝命令我射它，射中熊，熊死了。又有一头熊来，我又射它，射中熊，熊死了。我认为“射中熊”这几个字不需要。射中熊的事只说我又射杀它，就可以了。
赵襄子灭掉智伯，豫让说智伯了解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答智伯，那么我的魂魄就不惭愧了。多了“报答智伯”这几个字。
石奢为楚相，行县，道有杀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但云纵之可也。
译石奢担任楚国宰相，巡视各县，路上有杀人的人，他追赶那人，发现竟是自己的父亲，便放走了父亲然后返回，将自己捆绑起来。只说放走他就行了。
赵奢传云，亷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免归即失势时也，何必再下此句。
鲁仲连传云，仲连游于赵，赵孝成王时，秦兵围邯郸；魏安厘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复，但云仲连闻之，乃见平原君，可也。仲连谓新垣衍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当在太甚字上。
聂政欲为严仲子刺韩相侠累，仲子请益车骑、壮士为辅翼。政言不可，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伏剑至韩。多聂政乃辞四字。又云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购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嫈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尸而县之千金，乃于邑曰云云。但言政姊嫈闻之于邑，岂不简快乎。又曰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多诸众人字。
李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张仪传云，昔赵襄子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及斗以击代王，杀之。但云厨人如其言击杀之。
范睢传云，须贾谓范睢曰：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睢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范睢归取大车驷马。此当云愿为君借于主人翁，即归取车马。
项羽纪诸侯无不人人惴恐，无不人人字意重。
项羽纪云，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张子房曰：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上，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此当云发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与客狙击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不须言为良意。
淮阴侯传云，汉王欲拜信为大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多各自字，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但当云至拜，一军皆惊。
曹相国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来者、至者重复。又云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舎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逰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请参游园中，幸其闻而召按也。
叔孙通以惠帝作复道，劝之立原庙上，乃诏有司立之。则立庙之由，已自见矣，而复云原庙起以复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汉削之当矣。
陈丞相世家云，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多两然字。吾多阴祸一句亦不须也。
贾生传云，懐王随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贾生之死。
冯唐言李牧之事，云当是之时，赵几覇，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再言王迁立，何也？
张释之传，文帝问上林尉诸禽兽薄，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薄，甚悉。止云从旁代对甚悉，岂不善乎。
张释之传，有人盗髙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释之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不须廷尉治三字。又曰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有盗长陵一抔土，但云有如或云万一，或云假令足矣，烦重如此，殆不可读。
申屠嘉传云，是时大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再下。是时字不惟文势重叠，意亦不惬也。其宠如是一句，亦
译《赵奢传》说，廉颇被免职，是因为长平战败后回国。失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了。免职回国就是失势的时候，何必再写下这一句。
《鲁仲连传》说，鲁仲连在赵国游历，赵孝成王时，秦军包围邯郸；魏安釐王派客将军新垣衍秘密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赵国如果真心派使者尊秦昭王为帝，秦国一定高兴，就会撤兵离去。平原君犹豫不决，当时鲁仲连正好在赵国游历，恰逢秦军围赵，听说魏国打算让赵国尊秦为帝，于是拜见平原君，说了……这些话。这段文字重复，只说鲁仲连听说后，便去见平原君，就可以了。鲁仲连对新垣衍说：我将让秦王烹煮醢刑梁王，新垣衍说：唉，太过分了。先生说的话太多了，如果“先生言”这几个字一定要保留，应当放在“太甚”二字之前。
聂政想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严仲子请求增加车马、壮士作为辅助。聂政说不可以，于是谢绝了车马随从，聂政于是告辞，独自前行，带着剑到了韩国。多出了“聂政乃辞”这四个字。又说刺杀侠累后，自己割裂面容、挖出眼睛，自杀剖开肠子，于是死去，何必用“遂”字。又说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暴露在集市上，悬赏询问却没人知道他是谁，于是韩国悬赏，能说出刺杀相国侠累的人赏千金，过了很久还是没人知道。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有人刺杀韩相，凶手没抓到，国家不知道他的姓名，把尸体暴露并悬赏千金，于是忧伤地说……只说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后忧伤，难道不简洁明快吗。又说集市上行走的众人，都说这个人暴虐我国相国，多出了“诸众人”这几个字。
李斯出狱，和他的二儿子一起被捕，回头对他的二儿子说，多出了下文的“其中子”三个字。
《张仪传》说，从前赵襄子命令工匠制作金斗，加长它的尾部，使得可以击打人。与代王喝酒，暗中告诉厨师，说：等酒喝得正酣，音乐奏起热汤，等到用斗击打代王，杀死他。只说厨师按照他的话击杀了代王。
《范睢传》说，须贾对范睢说：如果不是大车驷马，我本来不会出来。范睢说：愿意为您向主人借大车驷马。范睢回去取来大车驷马。这里应当说愿意为您向主人借，随即回去取车马。
《项羽本纪》诸侯无不人人恐惧，“无不”和“人人”意思重复。
《项羽本纪》说，汉王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攻打楚军，到了固陵而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来。张良说：君王如果能从陈地以东直到海边都封给韩信，睢阳以北直到谷城封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楚军就容易打败了。汉王于是派使者告诉韩信、彭越说：合力攻打楚军，楚军被打败后，从陈地以东直到海边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直到谷城封给彭相国，这里应当说派使者告诉他们。
《留侯世家》说，张良和门客狙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大肆搜捕天下求贼非常紧急，因为张良的缘故，不必说“为良意”。
《淮阴侯传》说，汉王想拜韩信为大将，众将都高兴，人人各自以为能当大将，多出了“各自”二字，等到拜大将却是韩信，全军都震惊，这里只应当说等到拜大将，全军都震惊。
《曹相国世家》说，卿大夫以下、官吏及宾客见曹参不理政事，来的人都想进言，到来的人，曹参就请他们喝醇酒。“来者”、“至者”重复。又说相府后园靠近官吏宿舍，官吏每天饮酒歌呼，随从官吏厌恶他们，无可奈何，于是请曹参游览园中，听到官吏醉酒歌呼，随从官吏庆幸，相国召来查办他们。何不只说于是请曹参游览园中，庆幸他听到后召来查办呢。
叔孙通因为惠帝建造复道，劝他在上面建立原庙，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建立。那么建立原庙的原因，已经显而易见了，却又说原庙是因为复道而建的，这句话有什么用呢。前汉删去它是恰当的。
《陈丞相世家》说，起初陈平说，我多阴谋，这是道家所禁止的，我家世代就此衰败也就罢了，终究不能再兴起，因为我多阴祸。然而他的曾孙陈掌因为卫氏亲近尊贵，希望得以续封陈氏，然而终究没有得到。多出了两个“然”字。“吾多阴祸”这一句也不需要。
《贾生传》说，怀王随马而死没有后代，贾生自伤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哭泣，一年多也死了。贾生之死，当时年龄三十三岁，不必再说贾生之死。
冯唐谈论李牧的事，说当时，赵国几乎称霸，后来恰逢赵王迁即位，他的母亲是倡女，王迁即位于是听信郭开的谗言，最终诛杀李牧，再次说王迁即位，为什么呢？
《张释之传》，文帝询问上林尉各种禽兽的簿册，尉左右看都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从旁边代替尉回答文帝所问的禽兽簿册，非常详细。只说从旁边代答非常详细，难道不好吗。
《张释之传》，有人偷盗高庙坐前的玉环，被捕，文帝愤怒下廷尉，廷尉审理。释之按照法律偷盗宗庙服御物的规定上奏。不需要“廷尉治”三个字。又说万一有假，假使愚民有偷盗长陵一捧土的，只说万一或者说假使就够了，繁琐沉重到如此程度，几乎不可阅读。
《申屠嘉传》说，这时大中大夫邓正受宠幸，文帝曾经在邓通家宴饮，他的宠幸就是这样。这时丞相入朝而邓通坐在皇上旁边，有怠慢的礼节再次出现。“这时”二字不仅文势重叠，意思也不恰当。“其宠如是”这一句，也
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刘子玄谓不必言帝崩，固当矣，然迁史类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继，犹或可也。至贾生传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书之，岂不愈无谓也。
袁盎称文帝西向譲天子位者，再南面譲天子位者三，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仓公传云，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甞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史通作与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以对。文势重叠如此，是必前者迁所叙，而后乃当时诏语，仓公引之耳，不必并而为一，云诏召问曰，意对曰，则简而明矣。
吴王濞传云，景帝与吴太子博争道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但当云知其故也。
寗成迁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如史记作始前数都尉皆歩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剰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不须再道郡中豪猾。
司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从悉取其书，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所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凡用十书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长卿固未尝有书，时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独遗一卷，曰有使者来即奏之，其书乃言封禅事也。既奏，天子异焉，其辞云云，不亦可乎。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凡多三石字，当云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或云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歩之内，度不中不发，度不中三字重叠。若此句存则上句，宜去也。又言广自刭，军士大夫一军皆哭，但云一军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传云，东越相攻，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多不至字。
郑当时传云，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剰至其明旦字。
申公传云，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云云。伏生传云年九十余，老不能行，老字赘矣。
窦太后使辕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多一刺豕字。
张汤传云，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当作视之，或云临视也。又云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据下文不须用此语，观者可见。又云或告汤奸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郄，及得此事，穷竟其事，当云穷竟之也。
郭解传既称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而后又云为人短小，不饮酒，何耶。雒阳人有相仇者，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疑重用待我字。
货殖传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去文学而趍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则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传云，单于头曼欲废太子冒顿。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前后凡用八鸣镝字，据文势相蒙，其余可尽去也。
晋张辅论迁、固史云：迁记二千年事而五十万言，固记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简不同，优劣可知，此说大谬。刘子玄既辨其大莭矣，抑予尝考之，迁记事踈畧而剰语甚多；固记事详偹而删削精当，然则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也，安得以是为优劣哉。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六 史记辨惑八 重叠载事辨
楚荘王围郑，郑伯迎降之辞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郑世家。庄王县陈申叔，时为牵牛径田之喻，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陈世家。荘王围宋，华元告以析骨食
译《邓通传》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即位。刘知几说没必要说皇帝驾崩，这固然正确，然而司马迁的史书中这类情况很多。文帝、景帝相继即位，或许还可以理解。至于《贾谊传》说，汉孝文帝驾崩，汉孝武帝即位，中间隔了景帝也这样写，岂不是更加没有意义。
袁盎称赞汉文帝面向西让出天子之位，面向南让出天子之位，何必重复说“天子之位”。
《太仓公传》说，皇帝下诏召见，询问他治病救死扶活的验证有多少，主治的病症叫什么名字。皇帝下诏询问原太仓令淳于意，他的医术擅长什么，以及能治什么病，有没有他的医书，都是从谁那里学的，学了多久，曾经有什么验证，他是哪个县乡的人，什么病用药治疗后，《史通》作“与其病之状皆何如”，全都详细地回答。文势如此重叠，这一定是前者是司马迁叙述的，后者才是当时的诏书内容，太仓公引用罢了，没必要合并在一起，如果写成“皇帝下诏召见询问说”，“淳于意回答说”，就简明扼要了。
《吴王刘濞传》说，汉景帝和吴国太子下棋争夺棋路，吴太子拿起棋盘杀了他，吴王从此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称病不朝见，京城的人知道他因为儿子的缘故称病不朝见，只说知道他称病不朝见的缘故就可以了。
宁成调任济南都尉，而郅都担任太守，如果《史记》写“起初前几任都尉都步行进入府署，通过官吏拜见太守如同拜见县令”，他们害怕郅都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宁成到直陵，郅都出现在他上面，多余了“他们害怕郅都到了这种地步”这一句。
王温舒担任河内太守，抓捕郡中的豪强恶霸。郡中的豪强恶霸互相牵连定罪一千多家，没必要再说“郡中的豪强恶霸”。
司马相如病重，天子说可以去跟随他全部取回他的书，派所忠前往，而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里没有书。询问他的妻子，回答说长卿本来就没有书。他时常写书，别人又取走，就空着居住。长卿没死的时候，写了一卷书，说如果有使者来求书，就呈上去，没有其他书，他留下的札记说封禅的事呈给所忠，所忠呈上他的书，天子觉得奇异，他的书上说“凡用十书字”，为什么这么繁琐。如果说司马相如已经死了，他的妻子说长卿本来就没有书，时常有所著述，别人又取走，临死前，只留下一卷，说如果有使者来就呈上去，他的书是说封禅的事。已经呈上，天子觉得奇异，他的话如此这般，不也可以吗。
李广看见草丛中的石头，以为是老虎而射它，射中石头箭镞没入其中，看它，是石头。于是再次射击，终究不能再射入石头了。总共多了三个“石”字，应当说以为是老虎而射它，箭镞没入其中，既然知道是石头，于是再次射击，终究不能射入。或者说曾经看见草丛中有老虎，射它，箭镞没入其中，看它，是石头。也可以。又说他的射击看见敌人紧急，不在几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估计射不中”三个字重叠。如果这句保留，那么上句，应该去掉。又说李广自杀，军士大夫全军都哭，只说全军就够了。或者去掉这两个字也可以。
《汲黯传》说，东越互相攻打，派汲黯前往视察，没到，到了吴地就返回，多了“没到”二字。
《郑当时传》说，照顾老朋友，请谢宾客，夜以继日，直到天亮常常担心照顾不周，多余了“直到天亮”二字。
《申公传》说，天子询问治乱的事，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老了，回答说如此这般。《伏生传》说年龄九十多岁，老了不能行走，“老”字多余了。
窦太后派辕固进入猪圈刺杀猪，正中猪心。一刺猪就应手倒下，多了“一刺猪”三字。
《张汤传》说，张汤曾经生病，天子亲自来看病，应当写作“看他”，或者说“临视”。又说三位长史都嫉妒张汤，想陷害他，根据下文没必要用这句话，读者可以看出。又说有人告发张汤的奸事交给减宣，减宣曾经和张汤有嫌隙，等到得到这件事，彻底查办这件事，应当说“彻底查办它”就可以了。
《郭解传》既然说为人短小精悍，不喝酒，而后又说为人短小，不喝酒，为什么呢。洛阳人有互相仇视的，郭解夜里去见仇家，仇家听从郭解，郭解夜里离开不让人知道，说暂且不用等，等我，等我离开让洛阳豪强居间调停，才听从他，怀疑重复用了“等我”二字。
《货殖列传》说，鲁国人曹邴氏靠冶铁起家，财富达到巨万，邹鲁因为他的缘故放弃文学而追求利益的人，是因为曹邴氏。既然说了因为他的缘故，就不必再说因为曹邴氏。
《匈奴传》说，单于头曼想废掉太子冒顿。制作鸣镝练习，约束他的骑兵射击。命令说：鸣镝所射而不全部射击的斩首，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的立即斩首。前后总共用了八个“鸣镝”字，根据文势互相涵盖，其余的可以全部去掉。
晋代张辅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说：司马迁记载二千年的事而五十万字，班固记载二百年的事却八十万字。繁简不同，优劣可知，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刘知几已经辨析了它的大节了，我也曾经考察过，司马迁记事简略而多余的话很多；班固记事详细而删削精当，那么司马迁看似简略而实际繁琐，班固看似繁琐而实际简略，怎么能以此作为优劣呢。
《滹南遗老集》卷十六 史记辨惑八 重叠载事辨
楚庄王包围郑国，郑伯迎降的言辞既记载于《楚世家》，又记载于《郑世家》。庄王悬挂陈国申叔，当时用牵牛经过田地的比喻，既记载于《楚世家》，又记载于《陈世家》。庄王包围宋国，华元告诉说析骨食
子之急，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宋世家。陈恒杀阚止事，既详见于齐世家，而又见于田完世家；陈乞立阳生事亦然。子路死难事，既详见于卫世家，而又见于本传。陈厉公、齐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载于完世家，而又全载于陈世家。专诸刺吴王僚事，止宜载于本传，而又载于吴世家。楚平王执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详见于子胥传，而又全见于楚世家。子胥谏吴王之言，吴王赐死之事，子胥将死之语，亦止宜见于子胥传，而楚、越世家又皆载之。阖庐将死，属太子报越事，载于呉世家是矣，而又见于子胥传。春秋书天王狩河阳事，载于孔子世家矣，而又见于晋世家，又见于周本纪。项羽迁义帝事，既载于羽本纪，而又见于髙帝纪。陈平间楚君臣事，既载于项羽纪，而又见于本传。张良难郦生事，既载于髙帝纪，而又见于本传。郦生责髙祖倨见事，止宜载于本传，而又见于帝纪。缇萦上书救父事，载于孝文纪，而又见于仓公传。近来孔毅夫杂说论晋史王隠谏祖约弈棊事，两传俱出，谓之繁文，而严有翼着艺苑雌黄亦摭新唐重复事以为病，独未见迁书之失耶。
译子急的事，既记载在《楚世家》中，又记载在《宋世家》中。陈恒杀害阚止的事，既在《齐世家》中详细记载，又在《田完世家》中出现；陈乞拥立阳生的事也是如此。子路因难而死的事，既在《卫世家》中详细记载，又出现在他的本传中。陈厉公、齐懿仲为田完占卜的事，只适宜记载在《田完世家》中，却又全部记载在《陈世家》中。专诸刺杀吴王僚的事，只适宜记载在他的本传中，却又记载在《吴世家》中。楚平王拘禁伍奢并召其二子的事，只适宜在伍子胥传中详细记载，却又全部出现在《楚世家》中。伍子胥劝谏吴王的话，吴王赐死伍子胥的事，伍子胥临死前的话语，也只适宜出现在伍子胥传中，而《楚世家》、《越世家》也都记载了。阖闾临死前，嘱托太子为越国报仇的事，记载在《吴世家》中是对的，却又出现在伍子胥传中。《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的事，记载在《孔子世家》中了，却又出现在《晋世家》中，又出现在《周本纪》中。项羽迁徙义帝的事，既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又出现在《高帝纪》中。陈平离间楚君臣的事，既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又出现在他的本传中。张良为难郦食其的事，既记载在《高帝纪》中，又出现在他的本传中。郦食其指责高祖傲慢相见的事，只适宜记载在他的本传中，却又出现在《高帝纪》中。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记载在《孝文帝本纪》中，又出现在《仓公传》中。近来孔毅夫在《杂说》中论述晋史中王隐劝谏祖约下棋的事，两传都出自同一来源，称之为繁文，而严有翼著《艺苑雌黄》也采集新唐书中重复的事作为弊病，难道唯独没有看到《史记》的过失吗。
吴世家云，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其言云云。使于齐，说晏子曰：子速纳邑与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国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适卫说蘧瑗、史狗、史犹、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凡此皆以见季子之明识，着之可矣。至鲁世家襄公二十九年云，吴延陵季子使鲁，间（闻）周乐，尽知其意。郑世家简公二十二年云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卫世家献公后三年云，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鳅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晋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呉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备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故挟武庚作乱，周公承以王命诛之矣，而卫世家又详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诛管蔡乎。
赵世家赞云，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至冯唐传称李牧之功，曰是时赵几覇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予谓赵王迁所以夺嫡而立，则由其母见嬖之故，若乃信谗而诛李牧，倡何与焉，此句为赘，而班书亦存之，过矣。
窦婴传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驩婴，引巵进谏。按帝言传位孝王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轻道过。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七 史记辨惑九 疑误辨
郦生说髙祖复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古今称颂以为羙谈。窃尝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纣而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此论甚疎。夫桀、纣已灭，然后汤、武封其后，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纣之头，岂封于未灭之前耶？且汤、武所以封之者，重絶人之世耳，非以计其利害也，奈何其以项籍之命为此哉？郦生所以说帝者，特欲系众人之心，庶几叛楚而附汉耳，非使封诸项氏也，奈何其以汤、武之事，势相较哉？汤、武虽殊时，事理何异，制死命与得其头亦何以分而列为两莭，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体也。至于倒置干戈，休马放牛，独非一体乎，而复析之为三，何哉？班氏颇见其非，而乃并汤、武事为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岂以死命字不属桀、纣而属其后欤。然终与项籍事不类也。既以汤、武为一事，故又分楚，唯无疆以下为第八节，盖二书已自参差矣。近世胡寅谓是时，髙祖未称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过也，然则八难之目，安知其无误耶？
汉书：老父相、吕后及二子皆贵，及见髙祖曰：卿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颜氏破其说，当矣。然史记正作似，岂误欤。
郦生既自有传，而朱建传后又叙生初见沛公，及下陈留事，大同小异，而词颇浮夸，此必禇先生辈附入之，犹田仁之类也。
汉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说传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汉书但云必我而无行字，此恐错误。若曰为汉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为汉患矣，如此乃顺。
司马相如传赞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莭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前汉书全引此语，子（予）尝疑之。按迁传，虽不着其死之岁月，然去迁既死后
译《吴世家》记载，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赏周代的音乐，其言论如此这般。他出使齐国，劝告晏子说：“您赶快交出封地和政权，才能免于祸难，齐国的政权将有所归属，在尚未归属之前，祸难不会平息。”他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如同故交，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祸难将要来了，政权必定会落到您手中，您治理国家务必谨慎地遵循礼制，否则郑国将会败亡。”他到卫国，劝告蘧瑗、史狗、史犹、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有很多君子，不会有祸患。”他到晋国，劝告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政权大概会汇聚在这三家吧？”将要离开时，他对叔向说：“国君奢侈而多有良臣，大夫们都富有且掌握政权，政权将落在三家手中，您正直，务必深思，以保全自己免于祸难。”凡此种种，都足以显示季札的明察见识，记载下来是可以的。至于《鲁世家》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延陵季子出使鲁国，聆听周乐，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旨。《郑世家》简公二十二年记载，吴国派延陵季子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如同故交，对他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祸难将至，政权将落到您手中，您执政务必以礼，否则郑国将败亡。”《卫世家》献公后三年记载，吴国延陵季子出使经过卫国，见到蘧伯玉、史鳅说：“卫国多君子，国家没有变故。”《晋世家》平公十四年记载，吴国延陵季子来出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交谈说：“晋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此三家。”这何必如此呢。
《管蔡世家》已经详尽地记载了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对自己不利，所以挟持武庚作乱，周公秉承王命诛杀了他们，而《卫世家》又详细地叙述出来，何不直接说周公已经诛杀了管叔、蔡叔呢。
《赵世家》的赞语说，我听说冯王孙说赵王迁的母亲是歌女，受悼襄王宠幸，悼襄王废黜嫡子嘉而立迁，迁平素品行不端，听信谗言诛杀良将李牧，任用郭开，难道不荒谬吗。到了《冯唐传》称颂李牧的功劳，说当时赵国几乎称霸之后，恰逢赵王迁即位，他的母亲是歌女，听信郭开的谗言而诛杀李牧。我认为赵王迁之所以被夺去嫡子之位而立为君主，是因为他的母亲受宠的缘故，至于听信谗言而诛杀李牧，歌女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多余的，而班固的《汉书》也保留了它，这是错误的。
《窦婴传》说，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喜爱他。梁孝王来朝见，趁着兄弟宴饮，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酒酣意畅时从容说道：“千秋之后，把皇位传给梁王。”太后高兴，窦婴举起酒杯进谏。按照《帝纪》传位给孝王的事，《世家》中已经具备，为何不轻描淡写地略过呢。
《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七 《史记辨惑》九 疑误辨
郦食其劝说高祖重新分封六国，后来张良提出八条困难，古今称颂认为是美谈。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他说：“商汤讨伐夏桀而封其后代于杞国，是考虑到能够制住夏桀的死命；如今陛下能制住项羽的死命吗？周武王讨伐商纣而封其后代于宋国，是考虑到能够得到商纣的头颅；如今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颅吗？”这个论点很粗疏。夏桀、商纣已经被消灭，然后商汤、周武王才封他们的后代，而张良说考虑到能制住夏桀的死命、得到商纣的头颅，难道是在未消灭之前就分封了吗？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分封他们，是重视不绝人的世系，而不是计算利害，怎么能拿项羽的性命来这样比较呢？郦食其劝说高祖，只是想系住众人的心，希望他们叛楚而附汉，并不是要分封项氏，怎么能用商汤、周武王的事来形势比较呢？商汤、周武王虽然时代不同，事理有什么差异，制住死命与得到头颅又凭什么区分而列为两节，表彰商容的里门，释放箕子的拘禁，封比干的墓，这本是三件事，而张良合并它们是因为它们是一体的。至于倒置干戈，休马放牛，难道不是一体的吗，却又分析为三件事，为什么呢？班固颇见其非，于是把商汤、周武王的事合并为一，只说考虑到能制住他们的死命，难道是因为“死命”二字不属于夏桀、商纣而属于他们的后代吗。然而终究与项羽的事不类似。既然把商汤、周武王的事作为一件事，所以又分开楚，只有无疆以下作为第八节，大概两本书已经参差不齐了。近世胡寅说当时高祖未称尊，而张良称呼陛下，是作史者的过错，那么八难的条目，怎么知道没有错误呢？
《汉书》：老父相吕后及二子皆贵，等到见到高祖说：“您的夫人和儿子，都因为您而贵。”如淳说：“以”或者作“似”。颜师古驳斥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史记》正作“似”，难道是错误吗。
郦食既然自有传记，而在朱建传后又叙述郦食初见沛公，以及攻下陈留的事，大同小异，而言辞颇为浮夸，这必定是褚先生等人附入的，如同田仁之类。
汉文帝把公主嫁给匈奴，派宦官中行说护送，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强迫他，他说：“一定要我去，就会成为汉朝的祸患。”《汉书》只说“必我”而没有“行”字，这恐怕是错误。如果说“为汉患者，必我也”，或者“必我行为汉患矣”，这样才通顺。
《司马相如传》的赞语说，相如虽然多有虚辞滥说，然而其要旨，引导向节俭，这与《诗经》的风谏有什么不同。扬雄认为靡丽的赋，劝百风一，如同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乐不已经亏损了吗？《前汉书》全引此语，我曾怀疑它。按照司马迁的传记，虽然不记载他死亡的年月，然而距离司马迁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