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五 文辨二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己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栁子厚凌凖墓志既称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栁宗元哭以为志。山谷刘明仲墨竹赋既称故以归我，而断以黄庭坚曰，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刘伶酒徳颂始称大人先生而后称吾；东坡黠鼠赋始称蘓子而后称予；蘓过思子台赋始称客而后称吾，皆是类也。前軰多不计此，以理观之，其寔害事，谨于为文者当试思焉。
崔伯善尝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緑一节，当删去，以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务，其论似髙，然此自富贵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过于浮艶耳，余事皆畧言而此独说出如许情状，何邪？盖不唯为雅正之累，而于文势亦滞矣，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多却于字。
退之行难篇云，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诔之。予谓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称也，一而用之，何以别乎？又曰：某与某何人也，任与诔也非罪欤？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辞也。令先生问胥、商之为人何如，己之任诔当否，其意未安，取决于众，而皆以为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与诔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诔之邪？先生曰否，吾恶其初。又云先生之所谓贤者，大贤欤？抑贤于人之贤欤？齐也、晋也，且有二与七十，而可谓今之天下无其人邪？又云先生之与者，尽于此乎，其皆贤乎？抑犹有举其多而没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问荅之间，所下字语皆支离不相应，观者试详味之。
退之行难篇言取士不当求偹，盖言常理，无甚髙论，而自以为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三然后字，慢却本意。又云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葛之饮之多却之字。
凢作序而并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记、若诗、若志铭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未云，作原道、原性、原毁，欧公本论云作本论，犹赘也。
退之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全篇皆从傍记録之辞，而其未云，生既至，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此，乃方与他人言，而遽与本人语亦有方，与本人语而却与他人言者，自古诗文如此者，何可胜数哉？（不甚能通）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遂空其群邪？觧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觧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却是言之者自觧也，若作彼字其字，故云所谓空者，吾谓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二为吾字当去其一。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
退之送石处士序云，河阳军莭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莭度之三月，重却节度字，但作至镇到官莅事之类，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之字不妥。又云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当去祝辞字。
退之论时尚之弊云，每为文得意，人必怪之，至应事俗作下笔自惭者，人及以为好。王元之尝谓祭裴少卿文当是，盖得之矣。然颜子不贰，过论亦此类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栁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复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聫句诗序云，斯须曙鼓动冬冬，何必用冬冬两字，当削去之。
李于墓志铭：豚鱼难三者，古以飬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却不食二字。
师说云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译韩愈在《盘谷序》中说，友人李愿居住在那里，既然称他为友人，便可知是韩愈自己的朋友，后面只应当说“我听说后认为他壮烈”，何必用昌黎韩愈的字呢？柳宗元在《凌准墓志铭》中既然称“孤某”，因为凌准的先人善良，请求我为他写墓志铭，而最后却说“河东柳宗元哭着为他写了墓志铭”。黄庭坚在《刘明仲墨竹赋》中既然称“所以把它还给我”，而结尾却说“黄庭坚说”，毛病也相同。大概“予”“我”是自我陈述，而姓名则是从旁叙述罢了。刘伶的《酒德颂》开始称“大人先生”，后来称“吾”；苏轼的《黠鼠赋》开始称“苏子”，后来称“予”；苏过的《思子台赋》开始称“客”，后来称“吾”，都是这类情况。前辈大多不讲究这些，从道理来看，这确实有害于文章，严谨作文的人应当试着思考一下。
崔伯善曾说，韩愈《送李愿序》中“粉白黛绿”那一段，应当删去，认为这不是大丈夫得志时的急务，他的议论似乎很高明，然而这是富贵者的常态，保留它有什么害处呢？只是毛病在于太多，而且过于浮艳罢了，其他事情都简略地说，唯独这里说出这么多情状，为什么呢？这不仅损害了雅正，而且使文势滞涩，对于人的贤与不贤有什么关系呢？多用了“却”字。
韩愈《行难》篇说，先生矜持地对客人说：“某是胥吏，某是商人，他们的生由某负责，他们的死由某写诔文。”我认为上面两个“某”字，是胥、商的名字，下面两个“某”字，是先生自称，同一个字用来指代不同的人，怎么区分呢？又说：“某与某是什么人，负责生与写诔文难道不是罪过吗？”众人都说：“是的。”“然”是表示同意的语气词。让先生问胥、商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负责生与写诔文是否恰当，心意不安，决定于众人，而众人都认为对，有什么对而认为对的呢？又说“他们得到负责生与写诔文，有原因吗，还是因为有罪不足以负责生而写诔文呢？”先生说：“不，我厌恶他们的起初。”又说“先生所说的贤人，是大贤吗？还是比一般人贤呢？齐国、晋国，还有两个七十岁的贤人，能说现在的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吗？”又说“先生所给予的，都尽于此了吗，他们都贤吗？还是还有举其多而没其少的呢？”先生说：“固然，我敢求全。”其问答之间，所用的字词都支离破碎不相呼应，读者试着详细品味一下。
韩愈《行难》篇说取士不应当求全，大概是说常理，没有什么高论，而自以为孟子不如他，他的矜持也太厉害了。
韩愈《原道》说，寒冷然后才做衣服，饥饿然后才做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才建造宫室。三个“然后”字，损害了本意。又说“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葛布那样容易，责备饥饿吃食物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那样容易”，“葛之”“饮之”多用了“之”字。
凡是作序而又一并说明作序的原因的，这是序的序而不是本序。如记、如诗、如志铭都是这样，人很少能免除这个毛病。韩愈《原道》等篇没说，作《原道》《原性》《原毁》，欧阳修《本论》说作《本论》，都多余了。
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说，洛水北岸叫石生，南岸叫温生，全篇都是从旁记录的言辞，而最后说，“生既至，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此”，乃是正与他人说话，却突然与本人说话，也有正与本人说话却与他人说话的，自古诗文如此者，何可胜数哉？（不太通顺）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马群就空了。冀北的马多天下，伯乐虽然善于识马，怎么能就使马群空了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是没有良马。”这一个“吾”字有害于事。说马群空及解释的人，自是两个人，而说“吾所谓”却是说话者自己解释，如果作“彼”字“其”字，所以说“所谓空者”，“吾谓空者”，都可以了。又说“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两个“为吾”字应当去掉一个。
韩愈评伯夷只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命名，不符合文体。
韩愈《送石处士序》说，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重复了“节度”字，只作“至镇”“到官”“莅事”之类，就可以了。又说“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之”字不妥。又说“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应当去掉“祝辞”字。
韩愈论时尚之弊说，每次写文章得意，人必怪之，至于应事俗作下笔自惭者，人及以为好。王元之曾说祭裴少卿文当是，大概得到了这个意思。然而颜子不贰，过论亦此类耳，而置集中，何也？
韩愈《祭柳子厚文》说，“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复用“嗟”字，似乎不可以。
《石鼎联句诗序》说，“斯须曙鼓动冬冬”，何必用“冬冬”两字，应当削去。
《李于墓志铭》：“豚鱼难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用了“不食”二字。
《师说》说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师，此两节文理不相承。
圩者。王承福传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妥，盖前无承福语也。
译“师”字，这两节文字在义理上不相承接。
“圩”字。《王承福传》中说，又说“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妥当，因为前面没有承福的话作为承接。
猫相乳说云，客曰：王功徳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以为猫相乳说，云尔既已字不妥，尔字亦赘。
仲长统赞云，自谓髙干有雄志而无雄才，自字不妥，言尝可也。
樊绍述墓志云，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斯极字殊不惬，古人或云何至斯极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极至之极也。
退之论许逺之事云，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逺之贤而为之邪？而字上着不得呜呼字。
猫相乳说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饮于死母，母且死，其鸣咿咿。母且死一句赘而害理，且字训将也。
薛公逹墓志云，鳯翔军帅设的命射，君三发连三中，中輙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须用。史记云陈平从攻陈豨、黥布，凢六出竒计，輙益邑，凡六益封，亦此类。
邵氏闻见录云，尝得退之薛助教志石，与印本不同，挟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宾墓铭亦与印本不同，印夲云文髙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作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予谓指字太做造，不若挟之自然，意字尤无义理，亦只当作竟，邵氏之许，殊未当也。苑荆产云碑本盖初作，时遂刻之，中间或有未安，他日自加点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当择其善者取之，不必専以石刻为正，此说尽矣。
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邪？
后山诗话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此颠倒语也。左、杜冠絶古今，可谓天下之至工，而无以如之矣。黄、韩信羙，曽何可及，而反忧学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黄、韩与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为，为彼也。陈氏喜为髙论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阳洪氏注韩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马迁也。予谓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马迁何足以当之，文法之疎莫迁若也。
栁子厚谓退之平淮西碑犹有帽子头，使己为之便说，用兵伐叛，此争名者忌刻，妄加诟病耳。其寔岂必如是论，而今世人徃徃主其说，凡有议论人者，輙援是以驳之，亦已过矣。
刘禹锡评叚文昌平淮西碑云，碑头便曰韩弘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压佐之文势也。又是仿班固燕然碑。様别是一家之羙。呜呼，刘、栁当时讯病退之，出于好胜而争名，其论不公，未足深怪。至于文昌之作，识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锡以不情之语，妄加推奖，盖在倾退之故，因而为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东坡甞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执笔輙罢，因笑曰：不若且让，退之独歩，此诚有所譲耶？抑其寔不能邪？盖亦一时之戏语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长不可强而同，其优劣不可比拟而定也，自今观之，坡文及此者岂少哉，然使其必模仿而成，亦未必可贵也。
邵氏云韩文自经中来，栁文自史中来，定自妄说，恰恨韩文皆出于经，栁文皆出于史。或谓东坡学史记、战国策，山谷端法兰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称李杜而李不如杜，称韩栁而栁不如韩，称蘓黄而黄不如蘓，不必辨而后知。欧阳公以为李胜杜，晏元献以为栁胜韩，江西诸子以为黄胜蘓，人之好恶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论不可易也。
晏殊以为栁胜韩，李淑又谓刘胜栁，所谓一蠏不如一蠏。
栁子厚放逐既乆，憔悴无聊，不胜愤激，故触物遇事輙弄翰以自托。然不满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苦无义理，徒费雕镌，不作可也。黔驴等说，亦不足观。
骂尸虫文意本责尸虫，而终之以祝天帝，
译《猫相乳说》中说，客人说：王的功德像这样，吉祥福瑞像这样，他善于保持这些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已经因为叙述这些而写成《猫相乳说》，说“云尔”，“既已”二字不妥，“尔”字也是多余的。
仲长统的赞辞说，自己认为有高远的才干、有雄大的志向却没有雄大的才能，“自”字不妥，用“尝”字也可以。
樊绍述的墓志说，绍述对于这种技艺，大概可以说是达到这种极致的人了。“斯极”二字很不恰当，古人有时说“何至斯极者”，意思是说像这样厉害罢了，并不是极至的“极”。
韩愈议论许远的事情说，城墙倒塌，他的部属都死了，唯独他蒙受羞愧耻辱而求得活命，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难道说许远贤德却这样做吗？“而”字上面安插不下“呜呼”二字。
《猫相乳说》说，猫有在同一天生小崽的，其中一只母猫死了，有两只小猫在死母猫那里喝奶，母猫快要死了，它的叫声咿咿。“母且死”这一句多余且违背事理，“且”字解释为将要。
薛公达的墓志说，凤翔军主帅设立靶子命令射击，薛公达连射三箭都中了，每中一次全军就大声欢呼嘲笑，连三次大声欢呼嘲笑，下面五个字似乎不需要使用。《史记》说陈平跟随攻打陈豨、黥布，总共六次出奇计，每次就增加封邑，总共六次增加封赏，也是这类情况。
邵氏《闻见录》说，曾经得到韩愈薛助教志的石刻，与印本不同，印本作“挟一矢”，石刻作“指一矢”，非常妙。又得到李元宾墓铭也与印本不同，印本作“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刻本却作“意何为哉？”更加赞叹石刻本语言的妙处。我认为“指”字太刻意造作，不如“挟”字自然，“意”字尤其没有意义，也只应当作“竟”，邵氏的赞许，很不恰当。苑荆产说碑本大概是初作时，就刻下了，中间或许有不妥当的地方，日后自己加点修改，也未可知。如果初本不同，应当选择好的采纳，不必专门以石刻为正确，这个说法很完备了。
陈后山说韩愈的记，只是记录事情罢了，现在的记却是议论。我认为不对。唐人本来短于议论，所以常常这样，议论虽然多，有什么妨碍作为记呢？大概文章的大体固然有不同，但其道理是一致的，这大概是后山胡乱分别，正如同评论苏轼以诗为词一样。况且宋代文章相比汉、唐，各种体裁都不同，其开阔奔放自是一代的变革，而后山唯独对其中一两点感到奇怪，为什么呢？
后山《诗话》说，黄庭坚的诗、韩愈的文章有意求工所以有工，左思、杜甫则没有工巧了。然而学习的人必须先学黄、韩，不通过黄、韩而直接学左、杜，就会失之于拙劣平易，这是颠倒的话。左思、杜甫冠绝古今，可以说是天下最工巧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们了。黄、韩确实美好，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反而担心学习的人有拙劣平易的过失呢？况且黄、韩与这两家也很不同，不相似，起初就不必由此而学彼。陈氏喜欢发表高论但不合事理，常常这样。
丹阳洪氏注韩文有话说，字字有法，效法左氏、司马迁。我认为左氏的文章固然字字有法了，司马迁哪里足以担当这个评价，文章法度疏漏没有谁比得上司马迁了。
柳子厚说韩愈的《平淮西碑》还有帽子头，如果让我来写，就会直接说用兵讨伐叛乱，这是争名的人忌刻，胡乱加以诋毁罢了。其实难道一定要这样议论，而现在世人往往主张这种说法，凡是有议论别人的人，就援引这个来驳斥他，也太过了。
刘禹锡评论段文昌的《平淮西碑》说，碑头就说韩弘为统帅，公武为将领，用的是左氏栾书将中军，栾压佐之的文势。又是模仿班固燕然碑。样式别是一家之美。唉，刘、柳当时诋毁韩愈，出于好胜而争名，他们的议论不公正，不值得深怪。至于文昌的作品，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它的浅陋，而刘禹锡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胡乱加以推崇，大概是为了倾轧韩愈的缘故，因而借此帮助段文昌罢了，他们真是小人啊。
苏轼曾经想模仿韩愈《送李愿序》写一篇文章，每次拿起笔就停下，于是笑着说：不如暂且让韩愈独步，这真是有所谦让呢？还是其实不能呢？大概也是一时的戏言罢了。古代的作家，各自成家，他们的长处不可强求相同，他们的优劣不可比较而定，从现在看来，苏轼的文章达到这一境界的难道少吗？然而如果一定要模仿而成，也未必可贵。
邵氏说韩文来自经书，柳文来自史书，这一定是妄说，恰好遗憾韩文都出于经书，柳文都出于史书。有人说苏轼学习《史记》、《战国策》，黄庭坚端正法度于《兰亭序》，也不足以相信。
世人称颂李白、杜甫而李白不如杜甫，称颂韩愈、柳宗元而柳宗元不如韩愈，称颂苏轼、黄庭坚而黄庭坚不如苏轼，不必辩驳而后知道。欧阳修认为李白胜过杜甫，晏殊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江西诸子认为黄庭坚胜过苏轼，人的喜好厌恶本来就有不同，而古今的定论不可改变。
晏殊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李淑又说刘禹锡胜过柳宗元，所谓一个螃蟹不如一个螃蟹。
柳子厚被放逐很久，憔悴无聊，不能忍受愤激，所以触物遇事就挥笔以寄托自己。然而不满意人心的，很多。像《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苦无义理，徒然耗费雕琢，不写也可以。《黔驴》等说，也不值得看。
《骂尸虫》文意本来责备尸虫，而最后祝祷天帝，
首尾相背矣。
捕蛇者说云，呌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殊为不羙。退之无此等也。子厚才识不减退之，然而令人不爱者，恶语多而和气少耳。
译首尾相背了。
《捕蛇者说》中说，到处叫嚣，到处横冲直撞，实在很不美好。韩愈没有这类毛病。柳宗元的才识并不比韩愈差，然而让人不喜欢的原因，是恶语多而和气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