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六 君事实辨下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六 君事实辨下
光武封功臣，邓禹、呉汉皆食四县。丁恭议曰：古者封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近世议者以光武为非。予谓恭固逺虑，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废哉？治天下者，无道徳仁义以相维持，而欲恃区区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祸乱，盖亦难矣。
东坡尝言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遗漏。自今观之信然。如曹操征乌桓还自谓幸胜，而偏赏先諌者，可以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类皆不道之事，独此一莭有光清史，而陈寿略之，岂非阙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杀张裕，孔明表请其罪，报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呜呼，先主天资仁厚，有古贤君之风，至于此举，乃与曺操无异，惜哉。（人主治国，非道德文章尔）
晋史?山涛传云，鬲令袁毅赂公卿以求虗誉，遗涛丝百斤。涛不欲为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涛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尝受人布，司隶纠之，武帝谓朝臣曰：戎岂懐私苟得者，正当不欲为异耳。呜呼，古人所谓不为异者，不为崖异絶俗之事而已。临财之际，虽一介必有义存，岂容自污而猥之，尚同为贵哉。戎本贪夫，岂无足责？涛既受其物矣，印封虽在，何以自明？且涛又尝以盗官稻田为李憙所劾，则非真能清洁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耶？武帝身为人主，宜以莭俭厉俗，始自贵近，而王恺与石崇争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赃，则为之护讳，而贷其罪，天下安得不乱哉？
宋文帝甞故令诸子晚食，曰：欲其识有饥苦，以节俭御物。唐明皇帅太子以下芟麦于宫中，曰：欲其知稼穑之艰难。呜呼，人主之教子当使亲师傅，通古今，义理既明，百行自正，曽谓此等可以制其心乎？（道德文章）
宋孔熈先传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文帝时，为散骑侍郎，不为时知，愤愤不得志，乃与范晔谋乱。事觉，穷治，望风吐欵，辞气不挠。上竒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谓执政曰：孔熈先年四十而犹为散郎，安得不作贼。君子谓宋文帝于是失言矣。人臣至于叛逆，复何才之足惜，且士之进退自有命，存纵其淹，抑终身亦当委顺，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圗不轨乎？（道德文章，愚忠）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借口而无忌惮，岂所以为训哉。呜呼，彭城王同气之亲虽犯嫌隙，本无他肠，尚可聴其自亲以全友爱之义重，以会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谏，而帝卒杀之不疑。顾乃眷眷于熈先小子，人何其心术之悖也。
隋文帝每谓赵纬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绰（纬）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尝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谋反不能独存，必与人共成之，何患不发，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斩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犹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当禁之，纵使无由得发，亦岂可许乎？乃不学之过也。
唐太宗録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繋狱。帝曰：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齐人段志充请帝致政于太子，大臣乞诛之，诏曰：朕之有罪，是其真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亦释之。此可谓寛明矣。然于李君羡则以谶记之文而杀，刘洎则以废立之语而杀，或恠其不能以斯心加诸彼，是不然。恭、志充軰，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无所动其心。君羡与洎则触其真讳，恶之机，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苏安恒，而不容魏元同、刘祎之，亦是类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集于楼下，以较胜负。懐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而歌，于蒍于上。曰：懐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
译《滹南遗老集》卷二十六 君事实辨下
光武帝封赏功臣，邓禹、吴汉都享有四个县的食邑。丁恭议论说：“古代封侯不超过百里，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从而治理好国家。如今封赏四个县，不符合法度制度。”光武帝说：“古代国家灭亡，都是因为君主无道，从未听说过因为功臣封地太多而导致国家灭亡的。”近世的议论者认为光武帝做得不对。我认为丁恭固然有深远的考虑，但光武帝知晓根本的言论，难道可以废弃吗？治理天下的人，如果没有道德仁义来相互维系，却想依靠微不足道的法度制度来阻止奸雄、消除祸乱，这大概是很困难的。
苏东坡曾经说，《三国志注》中记载的奇闻轶事很多，可惜有所遗漏。从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比如曹操征讨乌桓回来，自称侥幸获胜，却特意奖赏先前劝谏他的人，这可以作为千古的法则。曹操一生所做的事大多是不道德的，唯独这一节有光彩地照耀在清白的史册上，而陈寿却略去了，这难道不是极大的缺漏吗？
刘备因为私怨杀了张裕，诸葛亮上表请求治刘备的罪，刘备回复说：“芳香的兰花长在门口，不得不铲除。”唉，刘备天性仁厚，有古代贤明君主的风范，至于这一举动，却与曹操没有区别，可惜啊。（人主治理国家，不仅仅依靠道德文章）
《晋书·山涛传》记载，鬲县令袁毅贿赂公卿以求取虚名，送给山涛一百斤丝。山涛不想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就收下丝藏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败露，山涛取出丝交给官吏，多年积尘，印封依然如初。王戎也曾接受别人的布匹，司隶校尉弹劾他，晋武帝对朝臣说：“王戎难道是怀有私心、苟且求利的人吗？他只是不想显得与众不同罢了。”唉，古人所说的“不显得与众不同”，只是不做那些标新立异、绝俗出格的事情罢了。面对财物时，即使是一介小民也必定有道义存在，难道可以让自己蒙受污名而苟且求同，把苟且求同当作可贵吗？王戎本来就是贪婪的人，难道不值得责备吗？山涛既然收下了那些物品，即使印封还在，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清白呢？况且山涛又曾因盗用官家稻田被李憙弹劾，那么他并不是真正能够清廉自守的人。而史官也因此宽恕他，为什么呢？晋武帝身为君主，应当以节操俭朴来激励风俗，从亲近尊贵的人开始，而王恺与石崇争比奢侈，武帝竟然用自己的财物帮助他们。王戎犯了贪赃的罪，武帝就为他包庇隐瞒，宽贷他的罪行，天下怎么会不乱呢？
宋文帝曾经故意让诸子晚吃饭，说：“想让他们知道饥寒困苦，用节俭来对待事物。”唐明皇率领太子以下的人在宫中割麦，说：“想让他们知道耕种收获艰难。”唉，君主教导儿子，应当让他们亲近老师，通晓古今，义理既然明白了，各种品行自然端正，难道认为这些手段可以制约他们的心吗？（道德文章）
宋代的孔熙先，学习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捭阖的才志。宋文帝时，担任散骑侍郎，不被当时的人所了解，愤愤不平不得志，于是与范晔谋划叛乱。事情败露，彻底追查，孔熙先望风招供，言辞气节不屈服。皇上认为他的才能奇特，派人慰勉他说：“以你的才能却滞留在集书省，按理应该有异志，这是我辜负了你。”又对执政大臣说：“孔熙先四十岁了还只是散骑侍郎，怎么能不做强盗呢？”君子认为宋文帝在这里说错了话。人臣到了叛逆的地步，还有什么才能值得惋惜，况且士人的进退自有命运，即使长期被压抑，终身也应当顺从命运，怎么能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就图谋不轨呢？（道德文章，愚忠）从帝王的这些话来看，是让狂躁之徒得以借口而肆无忌惮，这难道可以作为教诲吗？唉，彭城王刘义康是骨肉至亲，虽然犯了嫌隙，本来没有别的坏心思，还可以听任他亲近以成全友爱之义，重以会稽王刘义隆的哀求，扶令育的死谏，而武帝最终杀他毫不迟疑。反而眷恋孔熙先这个小辈，人的心术多么悖谬啊。
隋文帝常常对赵纬说：“朕对你没有什么爱惜的，只是你的骨相不应当显贵罢了。”这不是君主该说的话，也不是他的本心。只是赵纬（绰）的刚直，皇帝不能忍受罢了。
唐太宗曾经说：“奴仆告发主人谋反，这是弊病的事。谋反不能独自存在，必定与人共同完成，何必担心不能发觉，而要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告发的人就接受，仍然杀掉他。”君子说：太宗的立法是对的，可惜他还从利害的角度来说。以奴仆告发主人，情理上不容许，自然应当禁止，即使没有途径得以发觉，难道可以允许吗？这是不学习的过错。
唐太宗审阅囚犯，有个叫刘恭的人，颈上有“胜”字纹身，自称应当战胜天下，因此被关进监狱。皇帝说：“上天将要兴起他，不是我所能铲除的，如果没有天命，胜字纹身做什么，于是释放了他。”齐人段志充请求皇帝把政权交给太子，大臣请求杀他，下诏说：“朕如果有罪，这是真的；如果无罪，这是狂人的话，也释放了他。”这可以说是宽厚明察了。然而对于李君羡却因谶纬的文字而杀，刘洎却因废立的话而杀，有人奇怪他不能把这种心加诸彼，这是不对的。刘恭、段志充这类人，凡人都知道他们不足挂齿，所以不能触动他的心。李君羡与刘洎则触犯了真正的忌讳，厌恶的机锋，所以不能自我克制罢了。武则天能容忍苏安恒，而不能容忍魏元同、刘祎之，也是这类情况。
唐明皇举行酺宴，命令三百里内的刺史、县令各自率领所属的音乐队伍聚集在楼下，以比较胜负。怀州刺史用车载乐工数百人，都穿着锦绣衣服，拉车的牛都做成虎豹犀象的形状。鲁山县令元德秀只派遣乐工几个人，手拉手唱歌，唱《于蒍于》。说：“怀州的人大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吧？”立刻以刺
史为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髙髻，四方髙一尺，明皇耽于淫乐，天下方且风靡而效之，而又亲诏守令，责其角胜，则彼惟知求胜以取恱，盖亦不足恠也。乃因徳秀之讽，而罚懐州刺史，信有过矣。而导之者独无罪乎？卒不自克，至于寇乱父兴，中原受祻而不可觧涂炭者，岂止懐州之人哉。
译史官将其列为散官。君子说：京城流行高髻，各地就高一尺；唐明皇沉溺于淫乐，天下人正且纷纷效仿，而他竟亲自下诏给地方守令，责令他们争奇斗胜，那么他们只知道追求胜利来取悦皇帝，这大概也不值得奇怪了。于是因为崔德秀的讽谏，而处罚怀州刺史，确实是有过错的。但引导皇帝的人难道就没有罪责吗？最终不能自我克制，以至于寇盗叛乱兴起，中原遭受祸害而无法解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难道仅仅是怀州人的过错吗？
宪宗朝，李绛、李吉甫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徳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徳舆罢守本官。范氏唐鉴称其明。慵夫曰：宪宗黜徳舆诚是，然吉甫謟邪屡为绛所屈，帝常直绛而谓吉甫专为恱媚，则其可鄙盖甚于徳舆矣。顾乃存之而不去，其后绛亦罢免，而吉甫独宠任终身。至以议谥贬张仲方而特赐曰忠，何其眷之深欤。然则帝之明，未足多也。
宪宗元和三年，求试贤良方正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陈时政之失，皆后髙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置。宰臣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诬考官不公。上乃贬诸考官而僧孺等乆之不调。慵夫曰：三子以直言应诏，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当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谁敢议，顾乃狥吉甫之私情，而为之报怨。牛、李之隙有自来矣，帝每以朋党疑臣下，而不知己为朋党之根也。
唐武后时，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复手杀师韫，后欲赦死。陈子昻议以为枕戈雠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法之纲，非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且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反于徳也。若释之，以利其生，是夺其徳，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后栁子厚驳之，曰：旌与诛不得并。诛其可旌则黯刑，旌其可诛则壊礼。若师韫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而元庆能报之，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其，或父不免于罪，而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死于法，而非死于吏。雠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当取公羊受诛不受诛之义，以断之。元和中，梁悦报父雠，杀秦杲，报有司曰：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详议。韩退之曰：圣人丁寕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凡复父雠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勅杖恱一百，流循州。明皇时，张瑝、张秀亦以父雠杀杨汪，议者多言宜加矜宥。张九龄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为乱国法，帝然之，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杀人而赦，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狥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曽参杀人亦不可恕。使河南府杖杀之。考比三事，惟明皇所处为不可易。子昻等议似髙，要非正法。盖礼记、周官及公羊氏复雠之说，皆乱世事，不足信也。
楚灵王闻羣公子被杀，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予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唐文宗惑杨贤妃之谮，几废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后，帝因观乐见童子縁橦，而其父来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为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诛教坊宫人尝构害太子者十数人。嗟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灵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杀人子之为非；文宗见他人之爱子而后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懵于天下之理也。
温公极称周世宗之羙，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盖太平之业，天将启圣人而授之，非人谋之所及。予谓温公归之天数是矣，以为将启圣人，则媚主之辞也。世宗天资岂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谓之圣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铉朝京师，言其师出无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宋主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欧公载其事于五代史而论之，曰：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周世宗征淮南，诏捃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哉。慵夫曰：欧公之言过矣。自古出师未尝无名，而
译唐宪宗在位时，李绛与李吉甫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权德舆处于中间，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宪宗轻视他，权德舆被罢免，只保留原官职。范祖禹在《唐鉴》中称赞宪宗明智。慵夫说：宪宗罢黜权德舆确实是对的，然而李吉甫谄媚邪恶，屡次被李绛驳倒，皇帝常常认为李绛正确，而说李吉甫专门阿谀奉承，那么李吉甫的可鄙大概比权德舆更甚了。可是皇帝却保留李吉甫而不罢免他，后来李绛也被罢免，而李吉甫独自受到宠信任用直到终身。甚至因为议定谥号贬斥张仲方，却特别赐谥号为“忠”，他对李吉甫的眷顾是多么深厚啊。这样看来，皇帝的明智，不值得过多称赞了。
唐宪宗元和三年，征召贤良方正科的举人应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刻陈述当时政治的过失，都考中了高等。皇帝也嘉奖他们，下诏让中书省妥善安排任用。宰相李吉甫厌恶他们的言论，直接哭着向皇帝诉说，并且诬陷考官不公。皇帝于是贬谪各位考官，而牛僧孺等人很久没有得到调任。慵夫说：这三个人以直言应对诏令，他们的心并没有其他目的。皇帝既然嘉奖他们，就应当提拔任用并施行他们的建议，以显示最大的公正，谁还敢议论呢？反而顺从李吉甫的私情，为他报复怨恨。牛党与李党的嫌隙由来已久，皇帝常常以结党营私的嫌疑看待臣下，却不知道自己是结党营私的根源。
唐武后时期，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徐元庆亲手杀了赵师韫报仇，武后想要赦免他的死罪。陈子昂议论认为：枕着兵器仇恨敌人，是人子的道义；诛杀罪犯是禁止混乱、维护王法纲纪的行为，不符合道义不能教化人，扰乱纲纪不能彰显法律。况且徐元庆之所以能感动天下，是因为他舍生忘死，回归于道德。如果赦免他，以利诱使他生存，这是剥夺他的道德，损害他的道义，不是所谓的杀身成仁、全节忘生的气节，应当依据国家的法典，将他处以刑罚，然后在他的乡里和墓前表彰他，这才可以。当时人们赞同他的话，后来柳宗元驳斥说：表彰与诛杀不能同时进行。诛杀应当表彰的人，就是昏暗的刑罚；表彰应当诛杀的人，就是破坏礼制。如果赵师韫因为私怨虐待无辜，州长官不知道他有罪，刑官不知道查问，而徐元庆能够为他报仇，这是遵守礼制而践行道义。办事的人应当感到惭愧，向他谢罪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诛杀他呢？或者父亲不免于罪，而赵师韫的诛杀，不违背法律，这是死于法律，而不是死于官吏。仇恨天子的法律，而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而凌驾于上级之上。逮捕并诛杀他，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为什么要表彰呢？应当采纳《公羊传》中关于受诛与不受诛的道义，来裁决此事。元和年间，梁悦为父报仇，杀了秦杲，向有关部门报告说：依据礼经，道义上不能与杀父仇人共存于天下；征引法令，杀人者死。礼与法两件事，都是王政的大端，应当命令详细议论。韩愈说：圣人在经书中反复阐明道义，而在律法中深深隐没条文，是让执法官吏一律依据法律判决，而精通经术的士人得以引用经书来议论。应当制定制度，凡是为父报仇的人，事发后详细申报尚书省，集合众人议论后奏闻皇帝，斟酌适宜的办法来处理。敕令杖打梁悦一百下，流放循州。唐明皇时，张瑝、张秀也因为父仇杀了杨汪，议论的人大多说应当加以怜悯宽恕。张九龄想让他们活命，而裴耀卿、李林甫认为这会扰乱国家法度，皇帝赞同他们的意见，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情义不顾惜死亡，杀人而赦免，这条路不能开启。于是下敕令说：国家设立法律，期望制止杀戮，各自伸张做儿子的志向，谁不是顺从孝道的人，辗转互相仇杀，哪里有限度？皋陶担任士官，法律必须执行，曾参杀人也不可宽恕。让河南府杖杀他们。比较这三件事，只有明皇的处理是不可更改的。陈子昂等人的议论似乎高尚，终究不是正法。大概《礼记》、《周官》以及《公羊传》中关于复仇的说法，都是扰乱世事的话，不值得相信。
楚灵王听说众公子被杀，自己跳下车，说：人们爱护他们的儿子，也像我爱我的儿子吗？侍从说：更加爱护。楚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遭到这样的报应吗？唐文宗被杨贤妃的谗言迷惑，几乎废掉太子李永，不久李永突然去世，后来皇帝因为观看乐舞，看见童子攀爬橦竿，而他的父亲在下方来回奔走保护，感动得流泪说：我作为天子，不能保全一个儿子，于是诛杀了教坊中曾经构陷太子的十多名宫女。唉，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父子之道出于天性。楚灵王因为自己儿子的死，才开始醒悟杀害别人儿子的不对；文宗看见别人爱护儿子，然后才知道自己不能保全儿子的可恨，昏庸蒙蔽到这种地步，难怪他对天下的道理一无所知了。
司马光极力称赞周世宗的美德，却说：大功没有完成，中途夭折，大概太平的基业，上天将要开启圣人而授予他，不是人的谋略所能达到的。我认为司马光归因于天数是对的，但说将要开启圣人，则是谄媚君主的言辞。世宗的天资难道是宋太祖所能企及的吗？而像宋太祖这样的人，足以称为圣人吗？假使世宗活在太平时期，可以立刻等待他成就大业，何必是宋太祖呢？
宋太祖征讨李煜，李煜派遣徐铉到京城朝见，说他的军队出兵没有正当理由，并且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如同儿子侍奉父亲，没有过失，为什么要讨伐他？宋太祖说：你说父子是两个家族，可以吗？徐铉无言以对，退下。欧阳修在《五代史》中记载这件事并评论说：唉，伟大啊，他的话多么简练。王者兴起于天下，必定归于统一，可以来的就让他们来，不可以的就讨伐他们，期望扫荡平定之后才停止。周世宗征讨淮南，下诏搜集以前的事，务必比较曲直作为借口，多么狭隘啊。慵夫说：欧阳修的话过分了。自古以来出兵没有没有名义的，而
加人之罪者，必有辞而后可。曲直之理，正所当较也。宋主此举果何名而何辞哉？偶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当为两家矣，而宋之与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有罪则伐，无罪则已，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莭度使刘从效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诏，报曰：江南近服，方务绥懐。卿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逺之宜，锺谟入贡。帝问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偹乎？对以不敢。帝曰：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大义以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日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世宗徳度如此，其视宋主何啻天壌，而反以较曲直为小乎？宋主之初出师抚曹彬背曰：会取会取，彼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则情实之语也。欧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饰主阙，在臣子之义，虽未为过，而史书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耶，不载可也。
译加给人罪名，必须有言辞理由才可以。是非曲直的理据，正是应当考较的。宋主这一举动究竟算什么名目、有什么理由呢？偶铉用父子的比喻，因此得以借此来驳斥他。父子固然不应当分为两家，但宋与唐怎么突然就有了父子的分别呢？天下不是一个人所独占的。这方疆域、那方边界，容许分别占据而并存。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保护小国，也各自尽到本分罢了。有罪就征伐，无罪就罢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哪有必定都要扫荡干净使之归于统一的道理呢。世宗既然使江南臣服，清源节度使刘从效请求在京城设立进奏院。直隶中朝诏令，回复说：江南刚刚臣服，正致力于安抚怀柔。你如果在京城设立邸馆，与它抗衡，我接受并占有它，罪责在于我。你尽力侍奉旧君且应当像以前一样，这样对你来说就坚守了始终如一的道义，对我而言也尽到了怀柔远方的适宜之举。锺谟入朝进贡。皇帝问说：江南也在治军修筑守备吗？回答说：不敢。皇帝说：先前是仇敌，今天成为一家，大义已经确定，保全没有其他的忧患。然而人生难以预料，至于日后的事情不可预知，回去告诉你的君主，可以趁着我还在的时候修好城墙，整治兵器，据守要害，为子孙做打算。世宗的德行气度如此，他看待宋主何止是天壤之别，反而把考较是非曲直当作小事吗？宋主当初出兵时，拍着曹彬的背说：一定会取下来，一定会取下来，他本来没有罪，只是我自己，容不下他。这才是实情真意的话。欧阳修是一代正直的人，却曲意逢迎本朝，胡乱粉饰君主的过失，在臣子的道义上，虽然不算过错，但史书流传后世的言论，怎么能不出于大公至正呢，不记载也可以。
唐将刘臣容讨黄巢，几擒而后纵之，曰：国家喜负人，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议者议其以鹰犬自期，其言诚是。然如巨容軰何足责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许以使相，及回，惟赐钱五十万，曰：更为朕平太原，然后与卿，此非以鹰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称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于臣，遇之以礼，而示之以诚，故人乐为之用，果惜名器，则如勿许。然宋祖素多权诈，本不为名器计也。呜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则亦不复肯尽力矣。尝以彬之行事考之，盖所谓君子者，则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见其不能知人也。（权术，待思）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七 臣事实辨上
扬子以子胥鞭尸藉馆为非，东坡曰：父不受诛，子复雠，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子由论之则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旧君以逞志，逆天而伤义，卒以尽忠而丧其躯，岂非天哉。佣夫曰：子由之论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复统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员虽不仕，然身居楚国，而父为楚官，则员亦楚之臣也。臣无雠君之义，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员之报之，无乃已甚乎？为员之计，不过无食其禄而已。夫君非至明，诛杀之闲，不能无滥，使为臣子者皆得推刄而报之，则国家岂复有法？而逆乱之事何时而已也。若员者勇而无礼，敢为而不顾者也。至其说吴王僚伐楚，而王未即从，因之进専诸于公子光而使弑之。葢求以逞其怨毒，则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为。既自贼其君，而又贼人之君，员真小人也哉。扬子讥之，未为过论，而东坡以为非人子，然则苏氏独非人臣乎？张南轩尝与人议员立庙事，云在吴则可，在楚则不可，员而有灵必不享于楚地。葢谓忠于吴而不忠于楚耳。予谓员之于阖庐则忠，于僚则贼，其享于吴，亦恐未安也。
退之论范蠡招文种事，畧曰：为人谋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无事君之义，若以长颈之状，难以同乐，则举吴之后，还越之日，泛轻舟逰五湖者，岂唯范子乎？其移文种之书，犹拔勾践之剑也，勾践何过哉？其文辞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于外集，而世亦无称道者。独宋孙汉公谓其意出千古。予以为然。蠡虽功成，然句践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为之勉留，而徐以礼请，则终始之义，庶几两全，而决意不回。若弃仇雠者，王以诛赏动之，则曰：君行令，臣行义，卒潜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书同志，诵王之短，而示已之见，几种也不智，亦因谢病不朝，王未尝负二子，而二子负王，安得不发怒而杀之乎？以史传考之，勾践无不道之事，惟种受诛，而实其自取，则长颈之相，葢亦无验也。呜呼，范蠡，春秋之豪，才畧有余而仁义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薄，则向来所以黾勉从事者，特假之以为功名之资耳，夫岂诚意哉。然而千古髙之以为羙谈，其视贪荣嗜利，死而不悔者，固为贤矣。以君子忠爱之道律之，殆未满人意也。
萧何治未央宫事，论者不一。或以为非是，或以为当然，或又疑其所为有深意，何其纷纷也。彼以刀笔吏监土木，功不能无过制者。其对上之言，姑以自解云尔，此固不足深责，然亦何可妄举哉？大抵汉初君臣类无学术，暗于义理，其举措之际亦多踈矣，而后世每以圣贤事业期之，宜其为说之多曲也。（中肯）
程晏论曹参，譬之饮牛于污泥，而不即清渊。吕祖谦论陆贾、叔孙通，譬之避雨于荒城，而不求大厦。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辅汉也。呜呼，三代之事岂汉祖之可望，而数子之才亦岂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是矣。而世儒每过期之，此书生不通之论也。
昔人之论，葢有语病而意实不然者。张释之与文帝争犯跸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近世儒者往往讥之，以为开人主杀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时之意
译唐朝将领刘臣容讨伐黄巢，几乎擒获他却又放走了他，说：“朝廷喜欢辜负人，不如留着贼寇作为富贵的资本。”议论的人批评他把自己比作鹰犬，这话确实是对的。然而像刘臣容这类人，又哪里值得责备呢？宋太祖命令曹彬平定江南，答应让他担任使相，等到他回来，只赐给他五十万钱，说：“再为我平定太原，然后再给你。”这难道不是把别人当作鹰犬来使用吗？可是宋代的儒者却常常称赞他吝惜名位和器物。君主对待臣下，应该以礼相待，并表现出诚意，所以人们才乐于为他效力。如果真的吝惜名位器物，那么当初就不应该许诺。然而宋太祖向来多权术欺诈，本来就不是为了名位器物考虑的。唉，如果曹彬是君子，何必这样对待他；如果是小人，那么他也不会再肯尽力了。曾经用曹彬的行事来考察，他大概是所谓的君子，那么宋太祖不仅失去了使用人的方法，又显示出他不能识人。
《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七 臣事实辨上
扬雄认为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借宿馆舍是不对的，苏东坡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报仇，这是合乎礼义的。活着时斩首，死后鞭尸，抒发极度的悲痛，是不加选择的。因此过去的君子都哀怜并宽恕他，扬雄难道不是人子吗？”苏辙的议论却不是这样，他说：“士人不幸到了这种地步，不足以谈论功名了，竟然鞭打旧君来逞快意，违背天理而伤害道义，最终因为尽忠而丧命，难道不是天意吗？”佣夫说：“苏辙的议论是对的。君主和父亲的尊贵是一样的，而君主又统辖着父亲，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君主，又凭什么立足天下呢？伍员虽然不做官，但他身处楚国，而他的父亲是楚国的官员，那么伍员也是楚国的臣子。臣子没有报仇君主的道理，楚平王的滥施刑罚固然有罪，但伍员报复他，不是太过分了吗？为伍员打算，不过是不领楚国的俸禄罢了。君主不是极其圣明的，在诛杀之间，难免有滥用的情况，如果让做臣子的都能拔刀报复，那么国家哪里还有法度？而叛逆作乱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像伍员这样的人，勇敢而无礼，敢做而不顾后果。至于他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而吴王没有立即听从，于是他就向公子光推荐专诸，让专诸刺杀吴王僚。大概是为了发泄他的怨恨，那么凡是能得逞的事，没有不做的。既自己杀害了自己的君主，又杀害别人的君主，伍员真是小人啊。扬雄讥讽他，不算过分，而苏东坡认为他不是人子，那么苏氏难道不是人臣吗？张南轩曾经和别人议论伍员立庙的事，说在吴国立庙可以，在楚国立庙不可以，伍员如果有灵，一定不会在楚国享受祭祀。大概是说他对吴国忠而对楚国不忠。我认为伍员对阖闾是忠，对僚是贼，他在吴国享受祭祀，恐怕也不妥当。
韩愈议论范蠡招引文种的事，大略说：“为人谋划而不忠诚，有辅佐君主的智慧而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如果因为长颈的相貌，难以同享快乐，那么灭掉吴国之后，回到越国之日，泛舟游于五湖的，难道只有范蠡吗？他移文给文种的书信，就像拔出了勾践的剑，勾践有什么过错呢？他的文辞不是很好，这一定是年轻时的作品，所以被编入外集，而世人也没有称道的人。只有宋代的孙汉公说他的意思出于千古。我认为是对的。范蠡虽然功成，但勾践对他的恩宠正盛，而对他的期望也没有穷尽，何不勉强留下，而慢慢地以礼请求，那么始终的道义，或许可以两全，而他却决意不回。像抛弃仇敌一样，君王用诛杀奖赏来动摇他，他就说：‘君王执行法令，臣子执行道义’，最终潜逃离去。衡量人情，君王已经不能忍受了，他又写信给志同道合的人，诵读君王的短处，而显示自己的见识，文种也不聪明，也因此称病不上朝，君王没有辜负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辜负了君王，怎么能不发怒而杀了他呢？用史传来考察，勾践没有不合道义的事，只有文种被杀，而实在是他自己招致的，那么长颈的相貌，大概也没有应验吧。唉，范蠡，是春秋时的豪杰，才略有余而仁义不足。以今天对待他的君主如此刻薄，那么以前之所以努力做事，只是借它作为功名的资本罢了，哪里是诚意呢？然而千古以来都推崇他作为美谈，比起那些贪恋荣华富贵，至死而不悔改的人，固然贤明了。用君子忠爱的道义来衡量，大概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吧。
萧何修建未央宫的事，议论的人不一。有的认为不对，有的认为应当这样，有的又怀疑他的行为有深意，为什么这么纷纷呢？他作为刀笔吏监督土木工程，功劳不能没有超过制度的地方。他对皇上说的话，姑且用来自我辩解罢了，这固然不值得深责，但怎么能随意举荐呢？大体上汉初的君臣大多没有学术，不明义理，他们的举措之间也有很多疏漏，而后世常常用圣贤的事业来期望他们，适宜他们的说法多曲折。
程晏议论曹参，比作在污泥中饮牛，而不立即进入清渊。吕祖谦议论陆贾、叔孙通，比作在荒城中避雨，而不寻求大厦。都遗憾他们不用三代的隆盛来辅佐汉朝。唉，三代的事难道汉高祖可以期望，而这几个人的人才难道也是王者的辅佐吗？他们自己衡量自己的本分而行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对的。而世间的儒者常常期望过高，这是书生不通达的议论。
古人的议论，大概有语病而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张释之与汉文帝争论犯跸的事，说：“当时，皇上让他杀他，就已经完了。”近世的儒者往往讥讽他，认为开了君主杀人的端绪，固然似乎有理。然而一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