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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滹南遗老集引二十九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六 文辨三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145–149 段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六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宫赋云,长槁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或以云为雩字之误,其说几是,然亦于理未惬,岂望槗时常晴而观复道必阴晦邪?鼎铛玉石,金瑰珠瓅。曽子固以为瑰当作块,言视金珠如土块瓦砾耳,然则鼎铛玉石亦谓视鼎如铛,视玉如石矣,无乃太艰诡而不成语乎?弃掷逦迤,恐是逦迤弃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逓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多嗟乎字,当在灭六国上。尾句云,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亦语病也,有使字则哀字下不得不当复云后人,言哀后人则使字当去,读者详之。

  王义方弹李义府章云,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风戒莭玉,露启涂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撃,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其辞芜陋,读之可笑。而林少颖观澜集頋选取之,何其滥也。

  封敖为李徳裕制辞云,谋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无甚可嘉,而徳裕大喜,且以金带赠之。盖徳裕得君谋从计合方,自以知遇为幸,而敖适中其心故尔。又武宗使作诏书慰邉将伤夷者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赐以宫锦。予谓居字亦不惬也。

  楚词自是文章一絶,后人固难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拟九歌有云,王孙何处兮碧草极目,公子不来兮清霜满楼,汀邉月色兮晓将暁,浦上芦花兮秋复秋,此何等语邪。

  李翱与王载言书论文云,义虽深,理虽当,辞不工,不成为文。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榖梁子言之矣;曰逌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予谓文贵不袭陈言,亦其大体耳,何至字字求异。如翱之说,且天下安得许新语邪?甚矣,唐人之好竒而尚辞也。

  欧阳画锦堂记大体固佳,然辞困而气短,颇有争张妆饰之态,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脱,几于骂题。或曰记言,魏公之诗以快恩雠,矜名誉为可薄,而以昔人所夸者为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详,故记不复及,但推广而言之耳,惜未见魏公之诗也。曰是或然矣,然记自记诗,自诗后,世安能常并见而参考哉。东坡作周茂叔濂溪诗云,先生本全徳,亷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如此,则无病矣。

  桑榆杂録云,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予谓不然,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

  醉翁亭记言太守宴曰醸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也。

  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

  荆公谓王元之竹楼记胜欧阳醉翁亭记,鲁直亦以为然,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予谓醉翁亭记虽浅玩易然,条逹逃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楼记虽复得体,岂足置欧文之上哉。

  欧公秋声赋云,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多却声字。又云丰草緑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恱,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多却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变,木方荣而叶脱,亦可也。

  憎苍蝇赋非无好处,乃若苍头了髻,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毎立寐而颠僵,殆不满人意。至于孔子何由见周公于彷佛,荘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已为勉强;而又云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议者反谓非永叔不能赋此等语邪。

  宋人诗话言薛奎尹京,下畏其严,号薛出油,奎闻之,后在蜀乃作春逰诗十首,因自呼薛春

译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 文辨三

杜牧《阿房宫赋》说:“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有人说是“云”字为“雩”字的误写,这种说法几乎是对的,然而在情理上仍不令人满意。难道指望长桥时常晴朗而观看复道必定阴晦吗?“鼎铛玉石,金瑰珠瓅。”曾子固认为“瑰”应当作“块”,是说把金珠看作土块瓦砾罢了。那么“鼎铛玉石”也是说把鼎看作铛,把玉看作石了,这岂不是过于艰涩诡异而不成话吗?“弃掷逦迤”,恐怕是“逦迤弃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唉,假使六国各自爱护他们的百姓,就足以抗拒秦国;假使秦国再爱护六国的百姓,就可以延续三世乃至万世而做君主。多处使用“嗟乎”二字,应当放在“灭六国”之上。结尾说:“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也是语病。有了“使”字,那么“哀”字下面不得不重复说“后人”;说“哀后人”,那么“使”字就应当去掉,读者请详加推敲。

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说:“贪恋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恐怕泄露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风戒节玉,露启涂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其文辞芜杂浅陋,读来可笑。而林少颖在《观澜集》中却选取它,是多么滥竽充数啊。

封敖为李德裕起草制辞说:“谋皆予同,言不他惑。”这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而李德裕大喜,并且用金带赠送他。大概李德裕得到君主信任,谋划计策相合,正自以为知遇为幸,而封敖恰好迎合他的心意罢了。又唐武宗让他作诏书慰问边疆受伤的将领,说:“伤居尔体,痛在朕躬。”皇帝认为他写得如意,赐给他宫锦。我认为“居”字也不恰当。

《楚辞》自然是文章的一绝,后人固然难以追攀,然而得到近似的,就可以了。如皮日休《拟九歌》有云:“王孙何处兮碧草极目,公子不来兮清霜满楼,汀边月色兮晓将晓,浦上芦花兮秋复秋。”这是什么话呢。

李翱与王载言论文章的书信说:“义虽深,理虽当,辞不工,不成为文。”陆机说:“害怕别人先于我。”韩愈说:“务必去除陈旧的言辞。”假使描述笑的样子说“莞尔”,那么《论语》说过了;说“哑哑”,那么《易经》说过了;说“粲然”,那么《谷梁传》说过了;说“逌尔”,那么班固说过了;说“冁然”,那么左思说过了,我再这样说,与前面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文章贵在不用陈言,这也是大体原则罢了,何至于字字求异。如李翱所说,况且天下哪有那么多新语呢?唐人喜好新奇而崇尚辞藻,真是厉害啊。

欧阳修《画锦堂记》大体固然好,然而文辞困窘而气短,颇有争强妆饰的姿态,况且名堂的意思不能表达清楚,几乎是在骂题目。有人说记文说,魏公的诗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鄙,而以昔人所夸耀的为警戒之意。魏公自述很详细,所以记文不再提及,只是推广而言罢了,可惜没看到魏公的诗。说这或许是对的,然而记自记,诗自诗,后世怎么能经常同时看到而参考呢。东坡作周茂叔《濂溪诗》说:“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于是世人知道称为溪的原因如此,就没有问题了。

《桑榆杂录》说,有人说《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王安石说:“以我看来,还少一个‘也’字。”座中有范司户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缺少一个。王安石大喜。我认为不对,如果如他所说,不仅意思断绝,文气也不健朗了。恐怕王安石没有说过这话,即使有,也是戏言罢了。

《醉翁亭记》说太守宴饮说“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似乎是现造的。

宋人多讥讽《醉翁亭记》,这大概是因为文章滑稽,说有什么妨害呢?只是好,但不能作为法则罢了。

王安石说王元之《竹楼记》胜过欧阳修《醉翁亭记》,鲁直也这样认为,说:“王安石论文章,常先体制而后辞藻的工拙。”我认为《醉翁亭记》虽然浅显易读,然而条理通达畅快,如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是好文章;《竹楼记》虽然得体,岂足以放在欧文之上呢。

欧阳修《秋声赋》说:“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多了一个“声”字。又说“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多出了上面两句。有人说“草正茂而色变,木方荣而叶脱”,也可以。

《憎苍蝇赋》并非没有好处,然而像“苍头了髻,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几乎不能令人满意。至于“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已经勉强;而又说“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可以一笑。议论的人反而说不是永叔不能作这样的赋吗。

宋人诗话说薛奎任京兆尹,下属畏惧他的严厉,号称“薛出油”。薛奎听说后,后来在蜀地作《春游诗》十首,因而自呼“薛春”。

逰,盖欲换前称也。欧公志奎墓云,公在开封以严为治,京师之氏至私以俚语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为之数空,而至今之人犹或目之。欧公所谓俚语必诗话所载者也,然后世读之,安能知其意邪?删之可也。

译逰,大概是想要改变之前的称呼。欧阳修在《奎墓志铭》中说,欧阳修在开封任职时以严厉作为治理手段,京城的人甚至私下用俗语来称呼他,并且互相告诫说这是不可冒犯的,监狱因此多次空无一人,而直到今天的人仍然或许这样称呼他。欧阳修所说的俗语,必定是《诗话》中所记载的,然而后世的人阅读时,怎能知道其中的意思呢?删去它是可以的。

欧公赞唐太宗始称其长,次论其短,而终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责偹于贤者,此一然字,甚不顺。公意本谓太宗贤者,故责偹耳,若下然字,却是不足贵也,必以盖字乃安。世人读之皆不觉,会当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徳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既曰由汉以来,则自古字亦重复。

  欧公多错下其字。如唐书?艺文志云,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偹,故其愈乆而益明。徳宗赞云,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已,谓姜公辅为贾直而不能容薛奎墓志。夫遭时之士,功烈顕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蘓子羙墓志云,时发愤闷于歌诗,又喜行草书,皆可爱,故其虽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尹师鲁墓志云,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此等其字皆当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论云,龙之为物,以不见为神,今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欧公志蘓子羙墓云,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争字不妥。

  张九成云欧公五代史论多感叹,又多设疑。盖感叹则动人,设疑则意广,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欧公之论则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往往支离蹉跌,或至涣散而不收,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如呉越世家论尤甚也。

  湘山野録云,谢希深、尹师鲁、欧阳永叔各为钱思公作河南驿记,希深仅七百字,欧公五百字,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欧公不伏在师鲁之下,别撰一记,更减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师鲁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谓此特少年豪俊一时争胜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岂専以是为贵哉?盖简而不已,其弊将至于俭陋,而不足观也已。

  欧公谢枝勘启云,脱绚组之三十简,编多前后之乖,并盘庚于一篇文章,有合离之异,以仲尼之博学犹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凯之勤经,孰知门王而为闰,其举讹舛之类,初止于是,盖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载董由谢正字启穷极搜抉,几二千言,此徒以该瞻夸人耳,岂为文之体哉。

  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

  赵周臣云,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讵可及坡,坡冠絶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

  冷斋夜话载东坡经蔵记事,荆公爱之,至称为人中龙,苕溪辨之,以为坡平时?切介甫极多,彼不能无芥蒂于懐,则未必深喜其文,疑冷斋之妄。予观坡在黄州荅李悰书曰:闻荆公见称经蔵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则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于公论岂能遂废,而苕溪輙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鞫子瞻狱必欲置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为天下之竒才,盖叹息者乆之,而何疑于荆公之言乎。

  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寔。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

  东坡超然台记云,羙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不若云羙恶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也。子由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不须其台字,但作名之可也。

  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审字当作必,盖必者,料度之词,审者,证验之语,差之毫厘,而寔若白黒也。

  或疑前赤壁赋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与泛舟及举酒属之者,众客也。其后吹洞箫而酬荅者,一人耳。此固易见,复何疑哉。

  赤壁后赋:自梦一道士,至道士顾笑,皆觉后追记之辞也。而所谓畴昔之夜,飞鸣过我者,却是梦中问荅语。盖呜呼噫嘻上少勾唤字。

  黠鼠赋云,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

译欧阳修在《唐太宗赞》中,起初称赞他的长处,接着论述他的短处,最后以“然”字作结,说:“《春秋》的法度,常常对贤者要求完备。”这个“然”字,很不顺畅。欧阳公的本意是说太宗是贤者,所以对他要求完备;如果下面用“然”字,却显得太宗不足为贵,必定用“盖”字才安稳。世人读起来都没有察觉,应当有人来辨析这一点。又写道:“自古功德兼隆,从汉朝以来没有这样的。”既然说了“从汉朝以来”,那么“自古”二字也就重复了。

欧阳修常常误用“其”字。例如《唐书·艺文志》说:“六经的道理,简约严正、平易正直,而天道人道完备,所以它越久越明显。”《德宗赞》说:“以被正论折服为耻,却忘记被奸佞谄媚所欺骗,所以他怀疑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卖弄直率,而不能容忍薛奎墓志。”又说:“遭遇时运的士人,功业显赫于朝廷,名誉光辉于史册,所以他常把文章看作次要的事。”《苏子美墓志》说:“时常在歌诗中抒发愤闷,又喜欢行草书法,都可爱,所以他即使短章醉墨落笔,也争着被人传诵。”《尹师鲁墓志》说:“之所以被世人称道,也就是之所以被人嫉妒的原因,所以他最终困穷而死。”这些“其”字都应当去掉。《五代史·蜀世家论》说:“龙这种生物,以不出现为神奇,现在不上天而下现于水中,这是失职,然而它为什么这么多呢?”“然其”二字尤其乖谬。

欧阳修在《苏子美墓志》中说:“短章醉墨落笔,争着被人传诵”,“争”字不妥。

张九成说:欧阳修《五代史》的议论多感叹,又多设疑。大概感叹能打动人心,设疑能使意蕴广博,这是作文的方法。慵夫说:欧阳修的议论确实如此,但作文的方法不必这样。

欧阳修的散文自成一代之祖,而不足之处在于精洁峻健罢了。《五代史》的议论曲折太过,往往支离破碎、跌荡不平,甚至涣散而不能收束,助词虚字也多不恰当,如《吴越世家论》尤其严重。

《湘山野录》说,谢希深、尹师鲁、欧阳永叔各自为钱思公撰写《河南驿记》,谢希深仅七百字,欧阳修五百字,尹师鲁只有三百八十余字。欧阳修不服气在尹师鲁之下,另写一篇,再减少十二字,更加完备精粹而有法度。尹师鲁说:“欧阳九真是日行千里啊。”我认为这只是少年豪俊一时争胜才这样,如果以文章的正理论之,也只是适宜而已,难道专门以简略为贵吗?大概简略而不止,其弊端将至于俭陋,而不足观了。

欧阳修《谢枝勘启》说:“脱去组绶三十简,编排多有前后乖谬,合并盘庚于一篇文章,有合离的不同,以仲尼的博学尚存。郭公以示疑,若非元凯的勤经,谁知道门王而为闰,其列举讹误舛错之类,起初只到这里,大概也就足够了。”而《播芳大全》记载董由《谢正字启》穷极搜抉,几乎两千言,这不过是用来炫耀博学罢了,难道是文章的体制吗?

邵公济说,欧阳修的文章和气多,英气少;苏东坡的文章英气多,和气少。他评论欧阳修似乎恰当,但苏东坡难道缺少和气吗?文章到苏东坡已无遗憾了。

赵周臣说,党世杰曾说文章应当以欧阳修为正宗,苏东坡虽然出奇,不是文章的正宗,这一定是谬论。欧阳修的文章确实妙,但怎能赶上苏东坡,苏东坡冠绝古今,我没见过他偏离正宗。

《冷斋夜话》记载苏东坡《经藏记事》,王安石喜爱它,甚至称为人中龙,苕溪辩驳说,认为苏东坡平时讥切王安石极多,他心中不能没有芥蒂,那么未必深深喜爱他的文章,怀疑《冷斋夜话》是妄言。我看苏东坡在黄州答李悰信中说:“听说王安石称赞《经藏》文,这是未离妄语,便蒙印可,为什么呢?”那么此事或许有之,两位公子的趣味固然不同。至于公论岂能因此废弃,而苕溪竟以私意揣度吗?李定审讯苏东坡狱案必欲置他于死地,痛恨他极深,然而出来后告诉别人,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大概叹息很久,又何必怀疑王安石的话呢。

王安石说苏东坡《醉白堂记》是韩白优劣论,大概因为比拟伦常的话太多,所以戏言如此,而后人遂以此为口实。文章岂有定法呢?意之所至就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处。

苏东坡《超然台记》说:“美恶的辨析在心中交战,去取的抉择在眼前交错”,不如说“美恶的辨析在眼前交错,去取的抉择在心中交战”。苏辙听说后赋诗,并且命名其台曰超然,不必用“其台”二字,只作“名之”即可。

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说:“他不眷恋潮州,是确定的。”“审”字应当作“必”,大概“必”是料度的词,“审”是证验的话,差之毫厘,而实则如黑白分明。

有人怀疑前《赤壁赋》所用的“客”字不明,我说:起初与泛舟及举酒属之者,是众客。其后吹洞箫而酬答者,是一人。这固易见,又何必怀疑呢。

《赤壁后赋》:从梦见一道士,到道士顾笑,都是觉后追记的话。而所谓畴昔之夜,飞鸣过我者,却是梦中问答语。大概“呜呼噫嘻”上少勾唤字。

《黠鼠赋》说:“我听说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

,中惊脱兎于处女,夫役万物者,通言人之灵也,见使于鼠者,一已之事也,似难承接。

译中间惊惧,如同兔子从处女般静默中逃脱;役使万物的人,是通晓人之灵性的;被老鼠驱使的人,是局限于一己之私的,这似乎难以承接。

东坡祭欧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超然台记云: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阁记云:发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乎,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韩文公庙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妥,明者自见,盖难以言说也。

  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滔滔汨汨,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当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其太夸。予谓惟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輙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邪。

  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纎艶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歩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逰,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七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栁、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着颍滨遗老传,歴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

  蘓叔党思子台赋歩骤驰骋,抑扬反复,可谓竒作,然引扶苏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苏数直谏,故使监兵于外,当时赵髙軰未敢逞其奸,及帝病,亟为书召扶苏,而髙軰矫遗诏赐死耳,责始皇不蚤定储嗣,则可谓其信谗而杀之,非也。且秦何甞筑台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齐实乎,幸曽孙之无恙,聊可慰夫九原,此两句隔断文势,宜去之。其言晋惠事云,冩余哀于江陆,发故臣之幽契,夫江统、陆机之作诔出于己意而非上命,则畦径有碍,亦当删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后知鼠軰之果无,此尤乖戾,本以爱苍舒相明而却似惜华佗。又云同舐犊于晚歳,又何怨于老臞?操问杨彪何瘦,而荅以老牛舐犊,操为改容,是岂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苏叔党扬风赋云,此飓之渐也,少个风字。又云此飓之先驱耳,却多飓字,但云此其先驱足矣。风息之后,父老来唁,酒浆罗列,至于理草木,葺轩槛,补茅茨,塞墙垣则时巳乆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岂可与上文相应哉。

  鲁直白山茶赋云,彼细腰之子孙,与荘生之物化,方坏户以思温故,无得而凌跨竹溪。党公曰:此正谓冬无蜂蝶耳,何用如许。予谓词人状物之言,不当如是,论然数句,自非佳语,细腰子孙既已不典,而又以荘生物化为蝶,不亦谬乎。

  江西道院赋最为精宻,然酌樽中之醁一句颇赘,但云公试为我问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记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规讽之意耳。

  代古人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为发之,且得其体制乃可。如栁子天对,蘓氏候公说项羽之类,盖庶几矣。王元之拟伯益上忧启,子房招四皓等书,既无佳意,而语尤卑俗,只是己作,其徒劳亦甚,而选文者或録之,又何其无识也?

  张伯玉以六经阁记折困曽子固,而卒自为之曰:六经阁者,诸子百氏皆在焉,不书尊经也,士大夫以为羙谈。予甞于文鉴见其全篇,冗长汗漫,无甚可嘉,不应遽胜子固也。或言子固阴毁伯玉,且当时荐誉者大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称胡旦喜玩人,甞草江仲甫升 使额制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尔寔有功。江小字忙儿,故也。又行一巨珰诰词云,乆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竖切齿。夫制诰,王言也,而寓秽杂戏侮之语,岂不可罪哉。

  孙觌求退表有云,聴贞元供奉之曲,朝士无多见。天寳时世之妆,外人应笑,新豊翁右臂

译东坡在祭欧阳公文中写道:“奄一去而莫予追”,其中的“予”字不妥,应改为“去”字。

东坡使用“矣”字有不恰当的地方。《超然台记》中说:“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阁记》中说:“发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乎,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韩文公庙碑》中说:“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这三个“矣”字,都不妥当,明白的人自然能看出来,这大概难以用言语说清。

东坡自己说他的文章如同万斛泉水,不择地点而滔滔汩汩流淌,一日千里毫不费力,等到与山石曲折相遇,便随物赋形而不自知,该走的地方就走,该停的地方就停,不可不停就停,评论的人或许认为他太过夸张。我认为只有东坡能担得起这样的评价,凭借一日千里的势头,随物赋形的能力,而道理穷尽就停止,不曾以驰骋自喜,这正是他横放超迈,却不失为精纯的原因吧。

东坡的文章具备千变万化却一以贯之的特点,写四六骈文而没有俳谐对偶的弊病,写小词而没有脂粉纤艳的过失,写楚辞则略微模仿其步骤,却不以窃取机杼为工巧,写禅语则姑且作为谈笑的资材,却不以穷究葛藤为胜,这就是他之所以能独自兼有众家之长,让人无法窥测端倪的原因。而世人有人说他写四六不如汪藻精妙,写小词不如秦观工巧,写禅语、楚辞不如黄庭坚深刻,这哪里是了解东坡呢。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七 文辨四

古人有时自己写传记,大体上姑且用来寄托兴致罢了,像五柳、醉吟、六一之类是可以的。子由写了《颍滨遗老传》,详细叙述平生出处言行的细节,并且诋毁众人的短处以显示自己,从头到尾一万多字,可以说是好名而不知大体。后来他又用空相的说法来破除它,认为不必留存,大概也是自己觉得有失误吧?

苏叔党的《思子台赋》步骤驰骋,抑扬反复,可以说是奇作,但引用扶苏的事例不太贴切。查考始皇只是因为扶苏多次直言进谏,所以派他在外监兵,当时赵高之流还不敢施展奸计,等到皇帝病重,急忙写信召扶苏,而赵高之流矫诏赐死扶苏罢了,责备始皇不早定储嗣,可以说是听信谗言而杀他,这是不对的。况且秦国何时筑台寄托哀思,而说三后一律同名齐实呢,庆幸曾孙无恙,聊可安慰九泉,这两句割断了文势,应当去掉。他说到晋惠帝的事说:“写余哀于江陆,发故臣之幽契”,江统、陆机写诔文出于己意而非皇上命令,那么路径有碍,也应当删削。他说到曹操的事说:“然后知鼠辈之果无”,这尤其乖戾,本意是以爱苍舒来表明心意,却好像惋惜华佗。又说“同舐犊于晚岁,又何怨于老臞”,曹操问杨彪为何消瘦,杨彪回答老牛舐犊,曹操为之改容,这哪里有怨意呢,只要用疑怪等字就可以了。

苏叔党《扬风赋》说:“此飓之渐也”,少了一个“风”字。又说“此飓之先驱耳”,却多了一个“飓”字,只说“此其先驱”就够了。风停息之后,父老来慰问,酒浆罗列,至于整理草木,修缮轩槛,修补茅茨,堵塞墙垣,那时已经很久了,却说“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这怎么能与上文相应呢。

黄庭坚《白山茶赋》说:“彼细腰之子孙,与庄生之物化,方坏户以思温故,无得而凌跨竹溪。”党公说:这正是说冬天没有蜂蝶罢了,何必用这么多话。我认为词人状物的言语,不应当这样,这几句,自然不是佳语,细腰子孙已经不合典例,而又以庄生物化指代蝴蝶,不也是谬误吗。

《江西道院赋》最为精密,但“酌樽中之醁”一句颇为赘余,只说“公试为我问山川之神”,就够了。

王元之的《待漏院记》文章很不合典例,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只是取其规讽之意罢了。

代古人为文者,必定是古人有未表达之意,而我代为抒发,并且得其体制才可以。如柳宗元《天对》,苏氏《候公说项羽》之类,大概差不多了。王元之拟伯益上忧启,子房招四皓等书,既无佳意,而语言尤其卑俗,只是己作,徒劳亦甚,而选文者或收录之,又何其无识也?

张伯玉以《六经阁记》折困曾子固,而最终自己写道:“六经阁者,诸子百氏皆在焉,不书尊经也”,士大夫以为美谈。我曾于《文鉴》见其全篇,冗长汗漫,无甚可嘉,不应遽胜子固也。有人说子固阴毁伯玉,且当时荐誉者大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称胡旦喜玩人,曾草江仲甫升使额制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尔实有功。”江小字忙儿,故也。又行一巨珰诰词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竖切齿。夫制诰,王言也,而寓秽杂戏侮之语,岂不可罪哉。

孙觌求退表有云:“听贞元供奉之曲,朝士无多见。天宝时世之妆,外人应笑,新丰翁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