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一 五经辨惑
之名，遂以有名者为称臣，而无者为称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迁就而为之说。至薛侯无传，则亦漫曰无道而已。近代胡安国既不废此例，而随事揣量，卒无定论，是皆不足据焉。或曰如子之说，则暴君无道，终不当惩乎？曰：此圣人不得已之变，而非所以为训也。以汤、武之徳，对桀、纣之罪，然后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论也，春秋之君罪不至于桀、纣，而为逆者皆乱臣贼子也。圣人顾肯于此为训哉。书之称汤、武，盖曰放桀伐纣，而孟子则以为闻诛一夫，而不闻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当有别。夫既均称为君而加之以弑，岂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义例哉。然则何为有时而不称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脱误耳，不然则实出于众意，而不可以一人当之也。要之，既曰弑君则罪有所归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众弑之，则罪在众，不容有轻重于其间也。王通曰：三传作而春秋散。欧阳子亦讥学者不从圣人，而从三子。君子之学，亦求夫义理之安而巳。圣人之所必无也，传为经作，而经不为传作，信传而诬经，其陋儒巳矣。
译这种说法，于是把有名号的称为臣，没有名号的称为君，这不过是随意的揣测罢了。杜预的注解为了迎合这种体例，对于无法符合的情况都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到了薛侯没有传记记载，也就含糊地说他无道罢了。近代的胡安国既然不废弃这种体例，却又根据具体事情去揣度衡量，最终没有确定的结论，这些都是不足以作为依据的。有人问：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暴君无道，终究不应当惩罚吗？回答说：这是圣人迫不得已的变通，而不是用来作为常法的。只有凭借商汤、周武王的德行，去对抗夏桀、商纣王的罪行，才可以这样做。《易经》之所以有改朝换代的记载，孟子之所以有“天吏”的论述，都是基于这种情况。《春秋》中的君主罪行达不到桀、纣的程度，而犯上作乱的都是乱臣贼子。圣人难道肯在这里树立这样的榜样吗？《尚书》中称颂商汤、周武王，大概说的是流放夏桀、讨伐商纣，而孟子则认为只听说诛杀独夫民贼，没听说过弑君。如果《春秋》果真有意如此，它的文辞自然会有所区别。既然都称为君主，并且加上了“弑”字，难道能因为一个失去了臣子的名分就产生这种义例吗？那么为什么有时不称臣呢？回答说：我不敢肯定。大概是文字的脱漏错误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实际上出于众人的意愿，不能由一个人来承担罪责。总之，既然说了弑君，罪责就有归属了。一个人弑君，罪责在一个人；众人弑君，罪责在众人，其中不容许有轻重的差别。王通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出现后，《春秋》的义理就散失了。欧阳修也讥讽学者不跟随圣人，却跟随这三位传注者。君子的学问，也只是寻求义理的安适罢了。圣人必定不会有的做法，传注是为经文而作，而经文不是为传注而作，相信传注而歪曲经文，那是浅陋的儒生罢了。
左氏称颕考叔纯孝，爱其母施及荘公，得诗人锡类之义。予谓舍肉遗母，特以发荘公之问而为入言之机耳。而遽谓之纯孝，何也。岂考叔素行别有可见者耶。抑观其为人谋者如此，足以知其孝于亲也耶。不然誉之太过矣。
晋栾盈之诛羊舌虎与冯。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羙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羙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羙而有勇力。栾懐子嬖之，故羊舌之族及于难。窃谓此母之言无谓也。深山大泽则固生龙蛇矣，而羙妇必生恶子，岂决定之理耶？殆偶中耳。使其言果当而知虑果及于此，则可谓之贤，而不可谓之妬。寔出于妬，则言虽有验，亦非其情而不足称矣。左氏既以为妬，而又若着其贤者，何也？
师旷对晋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陆氏释音云夲或作之祀，误也。窃详文势恐未必误，而所谓困民之主者，乃复可疑。盖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絶望，社稷无主，字皆相应，不宜于此犹以主字属民，且主岂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欤。
汲冡书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潜出杀之，而复立伊尹子伊渉、伊奋。杜元凯特附于左传之末而为之说，曰：左氏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与尚书所记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雑记，未足以取审也。谓其初有益于左氏，故録之。呜呼，伊尹圣人，其大义贯乎天地，诗、书载之，孔、孟论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诬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毁，而此说为尤甚。然亦何能夺古今之正论哉。元凯姑欲发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圣人之经，亦巳陋矣。案左传之文，初无太甲杀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凯云尔者，盖传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辞，而叔向之囚，本为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鲧殛而禹兴，下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故为此附会，以求合亲属不相及之义。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隙废公道而巳，谊湏比类之亲。然则元凯于此不独诬经，而其于左氏亦所谓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传但云左氏而不着其名，世皆以为邱明。初未有疑之者。刘歆谓其好恶与圣人同，而杜预亦称亲受经于仲尼。独唐啖助言别有左氏。其说曰：左氏觧义多谬，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邱明盖如史佚迟任者，后世便谓左氏为邱明，非也。张横渠、程伊川虽未能必左氏之为谁，然亦不主邱明以为莫考也。盖不以助说为过，而宋子京讥其凿，刘器之笑其怪，然则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论无害也。然亦未免于畏其名。论事者顾是非何如耳，岂可以人而移之？圣贤之言，一是非也；刍荛之言，一是非也。盍亦独论左传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观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于邱明，可遂以为是乎。刘歆之徒惑于论语之所称，乃谓好恶与圣人同，既以为同时而亲见之，乃谓受经于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盖论语称之者，特所耻両端耳。安知余事之尽然，而所谓亲受者，又何所据也。孔子之于人取其一节而称之者，不知其几人而可皆以为圣人之徒耶。且邱明亲见，孰与其弟子门人，彼弟子门人，日承训诲，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邱明何人哉？使亲受其经，岂能尽得圣人之旨哉。然则刘歆之见，固无异于儿童。啖助析辨其失可矣，而必云别左氏，则其意亦以邱明之贤，不应至是耳。故曰未免于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氷。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上书春正月，下书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脱月字不论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为闻焉尔。呜呼，髙之觧经类以私意穿凿，诡异百端，曽无忌惮。顾
译《左传》称赞颍考叔纯孝，爱他的母亲并推及到郑庄公，符合《诗经》中“孝道能推及他人”的含义。我认为，他留下肉给母亲，只是用来引发郑庄公的询问，作为进言的契机罢了。却立刻称他为纯孝，为什么呢？难道颍考叔平素的品行另有可取之处吗？还是说看他替别人谋划都这样，足以知道他对父母孝顺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赞誉过度了。
晋国栾盈被诛杀时，羊舌虎和冯也受牵连。羊舌虎是叔向的弟弟。《左传》说：起初，叔向的母亲嫉妒羊舌虎的母亲美貌，不让羊舌虎的母亲侍奉丈夫，她的儿子们都劝谏母亲。母亲说：深山大泽确实会生出龙蛇，那美貌我担心会生出龙蛇来祸害你们，你们家族就会衰败了。国家中拥有太多宠幸而不仁爱的人，人们议论他难道不难吗？我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于是让羊舌虎的母亲去侍寝，生下了羊舌虎，美貌而有勇力。栾怀子宠幸他，所以羊舌氏家族遭受了灾祸。我私下认为这位母亲的话没有道理。深山大泽固然会生出龙蛇，但美貌妇人必定生坏儿子，难道是确定的道理吗？大概是偶然说中罢了。如果她的话确实恰当，知虑确实能想到这一步，那可以称她贤德，而不能称她嫉妒。如果确实出于嫉妒，那么话虽然验证了，也不是她的本意，就不值得称赞了。《左传》既然认为她嫉妒，却又好像彰显她的贤德，为什么呢？
师旷对晋侯说：君主，是神灵的主宰和百姓的希望。如果使百姓的主宰陷入困境，使神灵的祭祀匮乏，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宰，那还要君主做什么呢？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本”有的版本作“之祀”，是错误的。我仔细推敲文势，恐怕未必是错误，而所谓“困民之主”这一说法，反而值得怀疑。上面说“神之主，民之望”，下面说“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字字相应，不应当在这里还把“主”字归属于“民”，况且“主”怎么能说是“困”呢？或许“困”字是“生”字的误写吧。
汲冢出土的竹书说伊尹流放太甲并自立为王，太甲暗中逃出杀死伊尹，又立伊尹的儿子伊陟、伊奋为相。杜预特意附在《左传》末尾并为之解说，说：《左传》称伊尹流放太甲并辅佐他，最终没有怨恨的神色。那么太甲虽然被流放，回来杀死伊尹，却仍然让他的儿子做相。这与《尚书》所记载的不同。不知道老叟伏生或许导致昏忘，将这些古书也当作当时的杂记，不足以采信。认为它起初对《左传》有益，所以收录它。唉，伊尹是圣人，他的大义贯通天地，《诗》《书》记载他，孔子、孟子论述他，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有不可诬蔑的。世上的小人往往用私意揣度他，妄加诋毁，而这种说法尤其严重。然而这又能改变古今的正论吗？杜预姑且想要阐发《左传》，因而采纳它，反而怀疑圣人的经典，也太浅陋了。考察《左传》的文字，本来没有太甲杀死伊尹并立他儿子的意思，而杜预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传文是祁奚救叔向的话，而叔向被囚禁，本是被羊舌虎连累，而且上文说“鲧被杀而禹兴起”，下文说“管叔、蔡叔被杀而周公辅佐周王”，所以这样附会，以求符合亲属不相及的道理。却不考虑祁奚只是取他不因嫌隙废弃公道罢了，道义需要类比亲近。那么杜预在这里不仅诬蔑经典，而且对于《左传》也是所谓想要增益反而造成弊端。
《左氏春秋传》只说左氏而不著其名，世人都认为是左丘明。起初没有怀疑的人。刘歆说他的好恶与圣人相同，而杜预也称他亲受经于孔子。只有唐代啖助说另有左氏。他的说法是：左氏解释经义多有谬误，他的书出自孔子门人，而且《论语》所引用的，大多是前人如老彭、伯夷之类，不是同时代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孔子也以此为耻。左丘明大概是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后世便称左氏为左丘明，这是不对的。张载、程颐虽然不能确定左氏是谁，然而也不主张左丘明，认为不可考。大概不认为啖助的说法过分，而宋祁讥讽他穿凿，刘敞嘲笑他怪异，那么究竟谁对呢？我说：啖助的议论没有妨害。然而也难免畏惧他的名声。议论事情只看是非如何罢了，难道可以因人而改变吗？圣贤的话，有一个是非；草野之人的话，也有一个是非。何不单独讨论《左传》的是非罢了，其作者不必追究。从今看来，乖戾之处很多，如果它确实出自左丘明，可以就认为是正确的吗？刘歆等人被《论语》所称颂迷惑，于是说好恶与圣人相同，既然认为是同时代而亲见孔子，于是说亲受经于孔子，这都是妄意的言论。大概《论语》称颂他，只是他所耻的两端罢了。怎么知道其余事情都这样，而所谓亲受的，又有什么依据呢？孔子对于人取其一节而称颂的，不知有几人，都可以认为是圣人的门徒吗？况且左丘明亲见孔子，谁比得上他的弟子门人，那些弟子门人，每天承受训诲，然而往往得到他的话，而不能得到他说话的原因。左丘明是什么人呢？如果亲受他的经，难道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旨意吗？那么刘歆的看法，固然与儿童无异。啖助分析辩驳他的过失是可以的，而必定说另有左氏，那么他的意思也是认为左丘明的贤德，不应该到这种地步罢了。所以说难免畏惧他的名声。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鲁桓公与郑伯在曹地会盟，没有冰。夏五，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上面写春正月，下面写秋八月，而中间说夏五，其脱漏“月”字不论可知，而《公羊传》说：夏五是什么意思？听到罢了。唉，高诱解释经书类似用私意穿凿，诡异百端，曾无忌惮。
乃于此着疑以示重慎，岂不可笑哉。榖梁云夏五，传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尝以阙文语人，岂有特着一书以为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况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后来脱之耳。
译于是在这里存疑以示慎重，难道不可笑吗？《谷梁传》说“夏五”是存疑，这也不对。孔子固然曾经以文字缺失告诉别人，难道特意写成一书作为大典，却随意保留这类内容而不加辨析吗？况且这又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地方，只是后来脱漏罢了。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灾伯姬卒。公羊传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谷梁、左氏其说畧同。公、榖皆以为夫子贤之。予谓伯姬知礼，而不知礼似贤而近于愚，其志可哀，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亲，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两全，亦权其轻重而处之耳。妇无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别嫌疑，防淫慝，平居无事之时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莭之污，就使旁无一人，亦非不禁。况左右有司之重，足以自明，独不能权其轻重，而必守此区区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榖之陋也。左氏讥伯姬女而不妇，以为女待人而妇义事。予谓当此之时，虽女亦得以从宜，岂独妇哉。呜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涂，而世每以矫拂难行，不近人情为竒节，不亦异乎。（此段当有意）
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对夫嫡配之总称也。妇人者所以对男子女子之总称也。初无贵贱尊卑之别。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别为一号，专指妇人为士之配。然则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軰，不谓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谓之妇人乎。郑注内则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得与夫敌，体也。孔氏引之以为彼是判合齐体者，此言齐者以进御于王时，暂有齐同之义，穿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谓先君子者，只是伯鱼，而疏义以为夫子。其说牵合，盖不定取。或问子思之处此何如曰非也。夫妇之义虽絶，而母子之恩不废，此圣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于其妇怒之至深，故为是忿激之词，而不顾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责在谁，而自处其污以变世守之礼乎？此不可以为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问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尝怪其文不顺，家语则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顺焉。檀弓又云：南宫敬叔反，必载寳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常病其事不详。家语则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寳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不如速贫之，愈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有后患也。事乃详焉。经传之间可以互相发明者多矣。是故闻见贵乎博也。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 五经辨惑
孔子言：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曽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证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贤似过于曾子，要皆以孔子为凖，而非其所自见也。使孟子处之，当不如此。盖君子之道人情而已。丧而遂欲速贫，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郑氏曰：丧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记亦有寡妇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谓哀戚之至，无暇避嫌。先王制礼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于汉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予谓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无取；至于妻妾行哭，此则人情之常义所当然者，岂所以卜其贤否哉。母子天属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为贤而
译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去世。《公羊传》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还在里面。主管官员回报说：火已经烧过来了，请出去。伯姬说：不行，我听说妇人夜里出去，如果没有傅母陪同，就不能下堂。傅到了，但母亲还没到，于是被火烧死。《谷梁传》和《左传》的说法大致相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孔子认为伯姬贤德。我认为伯姬懂礼，却不懂礼的变通，看似贤德却近乎愚蠢，她的志向令人哀怜，但她的行为不值得效法。男女授受不亲，是男女交往的正道，但如果嫂子落水，必定要用手去拉她。事情遇到不幸，无法两全，也要权衡轻重来处理。妇人没有傅母陪同，夜里不下堂，是为了避嫌、防止淫乱，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可以这样。火灾来了而躲避，起初并不是失节的污点，即使旁边没有一个人，也不是不被允许的。何况左右有主管官员作证，足以自明，难道不能权衡轻重，一定要遵守这微不足道的条文吗？我因此哀怜伯姬的愚蠢，而鄙夷《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浅陋。《左传》讥讽伯姬只像个女儿而不像个妇人，认为女儿是等待别人安排，而妇人的道义是做事。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女儿也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难道只有妇人不行吗？唉，孔子中庸的教导，像白日一样明朗，像平坦的大道一样坦荡，但世人常常把矫揉造作、难以实行、不近人情的行为当作奇特的节操，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段应当有深意）
《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又说天子的妃子叫后，诸侯的叫夫人，大夫的叫孺人，士的叫妇人，平民的叫妻。夫妻这个词，是相对于丈夫的正配的总体称呼。妇人这个词，是相对于男子和女子的总体称呼。起初并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现在却把妻列在后、夫人等之下而另立一个名号，专门指士的正配。那么天子的后，公侯的夫人一类，不叫妻吗？不是士的正配的不叫妇人吗？郑玄注释《内则》说：妻的意思，是齐；以礼相见，能够与丈夫地位相当，身体平等。孔颖达引用这话认为那是判断合齐之体的，这里说齐是指进御君王时，暂时有齐同的意思，这种穿凿附会可笑至极。
《檀弓》说：子上母亲去世而不举行丧礼。门人问子思说：您的先父为被休弃的母亲举行丧礼吗？子思说：是的。您不让子上为母亲举行丧礼，为什么呢？子思说：我的先父没有失道，道义隆盛就随之隆盛，道义污浊就随之污浊。伋怎么能为了伋呢？伋的妻子是为了伋，母亲不是为了伋；伋的妻子不是为了伋，母亲也不是为了伋。孔氏不为被休弃的母亲举行丧礼，从子思开始。世人说孔氏三代休妻，这里所说的先君子，只是伯鱼，而《疏义》认为是孔子。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大概不能采信。有人问子思处理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不对。夫妇的情义虽然断绝，但母子的恩情不废弃，这是圣人忠厚的教导。大概是因为他对那个妇人愤怒到了极点，所以说出这种愤激的话，而不顾其他。不然的话，道义的缺失责任在谁，而自己处于污浊的地位来改变世代遵守的礼制呢？这不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
《檀弓》说：子路有姐姐的丧事，可以除服了却不除服。孔子问他。子路说：我兄弟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路人都不忍心。我曾经奇怪它的文字不通顺，《家语》则说：路人都不忍心，先王制定礼制，超过期限的俯身去够它，不及期限的踮脚去够它。文字才通顺。《檀弓》又说：南宫敬叔回国，必定带着宝物去朝见。孔子说：像这样因为财货而丧失，不如迅速贫穷更好。我常嫌这件事记载不详。《家语》则说：敬叔因为富有得罪了定公，逃到卫国，卫国国君请求让他回国，他带着宝物去朝见。孔子听说后，说：像这样，他的财货不如迅速贫穷更好，富有而不喜好礼，是灾祸，敬叔因为富有而丧失了，又不改正，我担心他有后患。事情才详细。经典和传注之间可以互相阐明的很多。所以见闻贵在广博。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 五经辨惑
孔子说：丧事想要迅速贫穷，死后想要迅速腐朽。曾子相信这话，有若怀疑这话，子游证明这话，互相辩明而道理才确定。有若的贤能似乎超过曾子，但都以孔子为标准，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见解。如果孟子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不会这样。因为君子之道就是人情而已。丧事就想要迅速贫穷，死后就想要迅速腐朽，不符合人情。不近人情，就不是君子之道。
《檀弓》说：穆伯的丧事，敬姜白天哭；文伯的丧事，昼夜哭。孔子说：懂礼了。郑玄说：丧夫不夜里哭，嫌思慕情性。《坊记》也有寡妇不夜里哭的文字，注释又说嫌思慕人道。我认为哀痛到了极点，无暇避嫌。先王制定礼制也必定不会曲折到这种程度，只是出于汉儒的私意罢了。又说文伯的丧事，敬姜靠着床而不哭，说我有这个儿子，我以为他会是贤人。现在他死了，朋友和臣子没有流泪的，而内室的人都哭着失声，这个儿子，必定在很多礼数上有所缺失。我认为朋友和臣子没有流泪的，这可能是文伯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至于妻妾哭着，这是人情常理所应当的，难道能以此推测他的贤与不贤吗？母子是天生的亲属，一旦有所怨恨就忘记悲哀，也太残忍而不慈爱了。又怎么足以称为贤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