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 议论辨惑
场屋之文，出于一时之率尔，而读诗记?黄鸟篇复引苏氏语为解，乃知其所见之蔽盗，终身也。
译科举考场中的文章，是出于一时仓促而成，而《读诗记》在解释《黄鸟》篇时又引用苏氏的话作为解说，由此可知他见识的浅陋狭隘，是一辈子的事了。
郑厚曰：王道备而帝徳销，史法尽而经意逺。予谓王道不殊于帝徳，史法无害于经意，直厚之鄙见如是耶。
郑厚以欧阳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尽。予谓辨无太深，法无太尽，论其当否则可矣。
郑厚曰：使汤、武不为乱臣贼子倡，未必后世敢兆是乱也。予谓不然。圣人与天为徒而以大义公天下，遇所当为固不暇逺忧后世，而乱臣贼子亦不必借口而后发枭獍豺狼之恶，何尝有所因乎？且魏、晋而下，凡簒夺者皆以禅譲为名，然则尧、舜亦为乱臣贼子倡乎？以是论汤、武，陋矣。厚又云，以汤、武顺天应人，非得己者，此书生所知也。呜呼，顺天应人，易之所称也，厚虽鄙薄圣贤，其于孔子犹若有所惮者，至是说则并孔子而不取矣。小人无状，一至于此，天下之事亦有非书生所知者，多名教之理，而书生不知，则谁复知之。且厚独非书生耶，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汤、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
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偁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慿乎。
郑厚曰：江河之流，多浑浑，栋梁之材，多磥砢，至亷者以秽飬之，至羙者以丑袭之，衣锦尚褧之义也，无管仲之三归具官，塞门及坫，则仲一浅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无萧何之强买贱贳，则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镇国家抚百姓为一代宗臣；无霍光之阴妻邪谋宠女立后，则光一忍人也，必不能当庙堂拥幼君处废立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呜呼，自古跌宕不覊之士，往往畧细谨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长，恕而不责，则有之，今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了大事，然则凡修身慎行者，举皆碌碌而无足取矣，亦何以学为哉。世惟知其讪薄汤、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韩退之尝曰：孟氏醇乎醇，荀、杨大醇而小疵。以予观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杨子无补，荀卿反害，不足论醇疵也。
退之三器论以为阶太平之治，归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惬当，出人意表，在韩集中当为第一，然辞采不足观，亦如范蠡招大夫种议，故不入内篇，惜哉。
柳子厚断刑时，令四维贞符等论，皆核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东坡痛非之，乃知秦、汉诸儒迂诞之病，虽苏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国语虽不尽佳，亦大有是处，而温公、东坡深罪之，未为笃论也。
通鉴一书妙絶古今，虽万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评为可恨耳，当删去之。
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性命之说，吾从欧阳公；祭礼之说，吾从苏翰林；封建之说，吾从范太史，余论虽髙，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难明也。战国诸子托之以寓言假说，汉儒饰之以求节繁文，近世之士参之以禅机玄学，而圣贤之实益隐矣。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一 著述辨惑
诗、书以序冠篇首，葢一篇总是一意，故可也。论、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属，故记者但取其中三两字以为名，如学而、为政、梁恵王、公孙丑之类，非作者之意也。杨子法言随问而答，论、孟之体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为序曰譔某篇，无乃失其宜欤。
前人以杜预、颜师古为邱明、益（孟）坚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之于东坡亦以此自任。予谓臣之事主，羙则归之，过则正之，所以为忠。观四子之所发明补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处，亦往往护讳而曲为之说，恐未免妾妇之忠也。
外记，通鉴之赘也。道原初劝温公始于上古，或自尧、舜。公曰：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劝其始于获麟之歳，则曰：经不可续也。道原既称其可法而卒为此书，葢好名而不自禁，因之托附以传世耳，观其序可以见矣。然勉强牵合，至取战国诸子谬妄之说，以实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其所发明不为无补，然所失亦多。至述
译郑厚说：“王道完备而帝德消减，史法穷尽而经意疏远。”我认为王道与帝德并无不同，史法也不妨害经意，这不过是郑厚浅陋的看法罢了。
郑厚认为欧阳修作史，辨析太深而法度太尽。我认为辨析没有太深之说，法度没有太尽之说，只可讨论其是否恰当。
郑厚说：“假使商汤、周武王不做乱臣贼子的倡导者，后世未必敢萌发这种叛乱。”我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与天道为伴，以大义公之于天下，遇到应当做的事，固然来不及远虑后世，而乱臣贼子也不必借口才发动枭獍豺狼般的恶行，何曾有所凭借呢？况且自魏晋以来，凡是篡夺政权的人都以禅让为名，那么尧、舜也是乱臣贼子的倡导者吗？以此论断商汤、周武王，太浅陋了。郑厚又说，认为商汤、周武王顺天应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书生所知道的。唉，顺天应人，是《易经》所称道的，郑厚虽然鄙薄圣贤，对于孔子还似乎有所忌惮，到了这种说法，就连孔子也不采纳了。小人无状，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事也有不是书生所知道的，多涉及名教的道理，而书生不知道，那么还有谁再知道呢？况且郑厚难道不是书生吗，他背离根本也太严重了。像郑厚这类人，本来不值得谈论。然而商汤、周武王的是非，古今多有人怀疑，我不能不辩明。
郑厚这小子敢于议论而毫无顾忌，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以至于孟子都在他所非议之列，甚至诋毁辱骂，至于汉高祖、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则尊为圣贤而极力称颂，又认为欧阳修讥讽唐太宗是刻薄，佞夫之口哪里值得凭信呢。
郑厚说：“江河的流水，大多浑浊，栋梁的材料，大多粗糙，最廉洁的人用污秽来滋养，最美的人用丑陋来包裹，这是‘衣锦尚褧’的道理。没有管仲的三归、具官、塞门及坫，那么管仲就是一个浅薄的男人，一定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百姓至今还受他的恩赐；没有萧何的强买贱赊，那么萧何就是一个普通的士人，一定不能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成为一代宗臣；没有霍光的阴私娶妻、邪谋宠女立后，那么霍光就是一个忍心的人，一定不能当朝拥立幼君，处在废立之际，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唉，自古以来放荡不羁的士人，往往忽略细微谨慎而触犯非法，君子取其长处，宽恕而不责备，是有的，现在说一定要这样然后才能成就大事，那么凡是修身慎行的人，全都平庸而无足取，又为什么要学习呢。世人只知道他讥讽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的错误，却不知道这种人更是名教的罪人。”
韩愈曾说：“孟子纯粹，荀子、杨子大体纯粹而有小瑕疵。”在我看来，孟子大体纯粹而有小瑕疵，杨子无补，荀子反而有害，不足以论纯粹与瑕疵了。
韩愈的《三器论》认为，通向太平治世、归顺天人心意者，不在于此，他的言论恰当，出人意料，在韩集中应当是第一，然而辞采不足观，也像范蠡招大夫种议一样，所以不入内篇，可惜啊。
柳宗元断刑时，令四维贞符等论，都核实中理，足以破除千古之惑，而苏轼极力非议，才知秦汉诸儒迂腐荒诞的毛病，即使是苏氏也不能避免。
柳宗元非议《国语》虽然不尽好，也有大有是处，而司马光、苏轼深加罪责，不是确切的论断。
《通鉴》一书妙绝古今，即使万世也不能改变，只有荀彧的评价令人遗憾，应当删去。
正统与闰位的说法，我跟随司马光；性命之说的，我跟随欧阳修；祭礼之说的，我跟随苏轼；封建之说的，我跟随范祖禹，其余言论虽然高深，我不相信了。
中道难以明辨啊。战国诸子托之以寓言假说，汉儒饰之以求节繁文，近世之士参之以禅机玄学，而圣贤的实质更加隐晦了。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一 著述辨惑
《诗》《书》以序冠篇首，大概一篇总是一意，所以可以。《论》《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属，所以记录者只取其中三两字以为名，如学而、为政、梁惠王、公孙丑之类，不是作者的本意。杨子的《法言》随问而答，是《论》《孟》的体例，而各取首章之意以为序曰撰某篇，恐怕失其宜吧。
前人认为杜预、颜师古是左丘明、班固的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对于苏轼也以此自任。我认为臣子侍奉君主，美则归之，过则正之，所以为忠。看这四人的发明补益，确实有功了，然而至于其失误之处，也往往护讳而曲为之说，恐怕未免是妾妇之忠吧。
《外记》，是《通鉴》的赘疣。刘道原起初劝司马光始于上古，或者自尧、舜开始。司马光说：“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的经不可损益。”又劝其始于获麟之年，则说：“经不可续也。”刘道原既称其可法而最终为此书，大概是好名而不自禁，因而托附以传世罢了，观其序可以见矣。然而勉强牵合，至取战国诸子谬妄之说，以实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其所发明不为无补，然而所失亦多。至于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