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四十 诗话下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于东坡。以予观之，少陵，典谟也；东坡，孟子之流；山谷则杨雄法言而已。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鐡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縦复加工，要不足贵，虽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其妙处，不专在于是也。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后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
蜀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间有白毫，时人为之语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盖良寔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齐阳休之赠马子结兄弟许云，三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岂不可笑哉。
王直方诗话云，秦少游甞以真字题邢淳夫扇云，“月团新碾瀹花甆，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见之，乃于扇背作小草云，“黄叶委庭观九州岛，小虫催女献功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苡薏秋。”少游后见之复云，逼我太甚。予谓黄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谓相逼者，非谓其诗也，恶其好胜而不让耳。
未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苑璞评刘夷叔长短句，谓以少陵之肉，传东坡之骨，亦犹是也。
“且食莫踟蹰，南风吹作竹”，此乐天食笋诗也。朱乔年因之曰：“南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更多”，此杨朴七夕诗也。刘夷叔因之曰：“只因将巧异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此江西之余泒，欲益反损，正堪一笑。而曽端伯以乔年为点化精巧，苑荆产以夷叔为文婉而意尤长。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鼔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宣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窒乎？
张文潜诗云，“不用为文送穷鬼，直须图事祝钱神。”唐子西云，脱使真能去穷鬼，自童无以致钱神。夫钱神所以不至者，惟其有穷鬼在耳，二子之语似可喜而寔不中理也。
李师中送唐介诗杂压寒删二韵，冷斋夜话谓其落韵，而缃素杂记云，此用郑谷等进退格，艺苑雌黄则疑而两存之。予谓皆不然，谓之落韵者，固失之太粗；而以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据。古人何甞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为云云也。但律诗比古稍严，必亲邻之韵，乃可耳。
冷斋夜话云，前軰作花诗，多用羙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觧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诚然哉。山谷作酴醿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羙丈夫比之，特为出类。而吾叔渊材咏海棠则又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又杂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竒，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晳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麄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醿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且夫雨过露浓，同于言湿而已，果何所异而引之为对耶？
杨轩牡丹诗云，“杨妃歌舞态，西子巧谗魂，利劎斫不断，余妖锺此根。”东坡咏酴醿以吴宫红粉命意而终之，曰，“余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蕚緑花命意而终之，曰，“犹记余情开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终之，曰，“种作寒花寄愁絶”，是皆以羙人比花，而不失其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
译山谷自称从杜甫那里得到诗法，却不被苏轼认可。在我看来，杜甫像《尚书》中的典谟一样庄重正统；苏轼则是孟子那一派的风格；而山谷不过像扬雄的《法言》罢了。
鲁直谈论诗歌，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说法，世人把它当作名言。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剽窃者中狡猾的一类罢了。鲁直争强好胜，又以承袭前人为耻，所以编造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并私自创立名目。既然已经出自前人，即使再加工，终究也不值得珍视。虽然事物有自然的规律，人有共同的见解，言语意思之间难道能完全不与前人相犯吗？大概古代的作家起初并不计较这些，相同的并不以为可嫌，不同的也不以为可夸，只是随自己所得而尽其所应当做的罢了。至于诗歌的妙处，并不专门在于这些技巧上。所以他们都不妨碍成为名家而各自流传，后世何必像鲁直那样刻意用心呢？
蜀地马良兄弟五人，而马良眉间有白毫，当时人编了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大概是马良确实有白眉而且贤良，但贤良并不在于白眉。而北齐阳休之赠马子结兄弟的诗说，三匹马都有白眉。山谷送秦少游的诗说，秦家多英俊，少游的眉毛最白，这难道不可笑吗？
王直方《诗话》说，秦少游曾经用真字在邢淳夫的扇子上题诗：“月团新碾瀹花甆，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看到后，就在扇子背面用小楷写道：“黄叶委庭观九州，小虫催女献功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苡薏秋。”少游后来看到又说道，逼我太过分了。我认为黄庭坚的诗语徒然雕琢，却毫无意味，大概比不上少游的作品。少游所说的相逼，不是说他的诗，而是厌恶他争强好胜而不谦让罢了。
未少章评论江西诗派认为要用西昆体的功夫，才能达到杜甫浑厚完整的境界。我认为用西昆体的功夫，一定不能达到杜甫的浑厚完整；而能达到杜甫境界的人，也不需要西昆体的功夫。大概这两者是不能兼顾的。苑璞评论刘夷叔的词，说用杜甫的丰腴，来传达苏轼的风骨，也是同样的道理。
“且食莫踟蹰，南风吹作竹”，这是白居易吃笋的诗。朱乔年沿袭它说：“南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更多”，这是杨朴七夕的诗。刘夷叔沿袭它说：“只因将巧异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这是江西诗派的余绪，想要增益反而损害，正堪一笑。而曾端伯认为朱乔年是点化精巧，苑荆产认为刘夷叔是文辞婉转而意境更长。唉，世间的末流之作，正一天天趋向诡异，而评论者又从而鼓吹它，它的弊端，能到什么地步呢？
王仲宣在馆中应试的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的句子，王安石改为“奏赋长杨罢”。有人说，这样的话才刚健，是对的。然而意思难道不是更加窒塞了吗？
张文潜的诗说，“不用为文送穷鬼，直须图事祝钱神。”唐子西说，脱使真能去穷鬼，自童无以致钱神。钱神之所以不来，正是因为有穷鬼在罢了，这两个人的话似乎可喜，但实际上不合情理。
李师中送唐介的诗杂用寒、删两个韵部，《冷斋夜话》认为它落韵，而《缃素杂记》说，这是用郑谷等人的进退格，《艺苑雌黄》则怀疑而两存之。我认为都不对，说它落韵的，固然失之太粗；而认为有格律的，也是私自创立名目而不足为据。古人何尝有过这种规定呢，意思到了就用，起初不必计较，古体诗和律诗都是这样，为什么妄自议论呢？只是律诗比古体诗稍严，必须用邻近的韵部，才可以。
《冷斋夜话》说，前辈写花诗，多用美女来比喻花的形态，如说“若教觧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确实如此。山谷写酴醿诗说：“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是用美男子来比喻它，特别显得出类拔萃。而我的叔叔渊材咏海棠又说，“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境更好。慵夫说：花比喻妇人，是很早的事，大概因为这类事物适宜，不仅仅在于颜色之间。山谷改用以男子比喻，可见他喜好标新立异的癖好；渊材又杂用两者，更加不伦不类可笑，这本来是很错误的，而惠洪却节节叹赏，认为更加奇特，不求恰当而求新奇，我恐怕以后又有人用白净的武夫来比喻花了。这花岂不是太粗俗鄙陋了吗？魏文帝怀疑何郎傅粉，只是说他脸色白罢了，用在酴醿上还可以，用来比喻海棠就不相类了。而且雨过露浓，不过是说湿润而已，究竟有什么不同而引为对仗呢？
杨轩的牡丹诗说，“杨妃歌舞态，西子巧谗魂，利劎斫不断，余妖锺此根。”东坡咏酴醿以吴宫红粉立意而结尾说，“余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蕚緑花立意而结尾说，“犹记余情开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立意而结尾说，“种作寒花寄愁絶”，这些都是以美人比喻花，而不失其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流传于当时的，其中一首说
髙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玉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着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着栏杆角，瞥见伤春背面啼”。予甞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彷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东坡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可谓横放而旷逺，然亦未甞去题也，而论者犹戒，其専力于是则秉笔者曷少贬乎？
译高耸的发髻、长长的眉毛布满汉宫，君王拿着玉图在春风中赏玩，万里之外的龙沙之地有王家的女儿，不需用黄金去收买画工；另一首说：“邻居的钟声换了五次，鸡鸣了三遍，云气昏暗月色淡薄，景象正显低迷，风吹帘幕却未触及栏杆角落，瞥见那伤春之人背对着啼哭。”我曾经向人诵读这两首诗，并问他们咏叹的是什么事物，没有人能猜出个大概，告诉他们题目，他们仍然困惑，尚且不知道是咏花，何况知道是咏梅，又何况知道是咏画呢？自己作诗不必如此，那些评论诗歌兴发创作的人，因误认而过度探求，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只是这两首诗如此吗？苏东坡的《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章，可以说是豪放而旷达深远，然而也未曾脱离题目，但评论者仍然告诫，如果专门致力于这种写法，那么执笔写作的人难道不会受到贬损吗？
予尝病近世墨梅二诗，以为过。及观宋诗选：陈去非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逄京洛浑依旧，祗有缁尘染素衣。”曽元象云，“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氷肤不许寻常见，故隠轻云薄雾间。”乃知此弊有自来矣。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畧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渉浅易，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枉斐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
萧闲云，“风头梦吹无迹”，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田夫野妇皆道之，而雷溪注以为梦中云雨，又曰云梦泽之雨，谬矣。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岂亦如雷溪之说乎？
萧闲忆恒阳家山云，“谁幻出故山，邱壑谓予心目”，注以故山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阳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亩，号小斜川，三尺字以广狭深浅言之，俱不安。注以为潄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岂相干渉。予官门山甞得板本，乃是亩字，意其不然，盖如言几顷玻璃之类耳。“暮凉白鸟归乔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洁身而退，如白鸟之归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氷炭里满波澜”，又云“千丈堆氷炭”，便露痕迹。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髙于灔预堆”，萧闲送髙子文词云，“归兴髙于灔滪堆”，雷溪澷（疑衍）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固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云，“胭脂肤瘦熏沉水，翡翠盘髙走夜光”，世多称之。此句诚佳，然莲体寔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尝易腻字，此似差胜；若乃走珠之状，惟雨露中，然后见之，据词意当时不应有雨也。山黛月波之类，盖搃述所见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上为眉，波为眼，云为衣，不亦异乎。至“一枝梅緑横氷蕚，淡云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说，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宜其缪之多也。
萧闲使髙丽词云，“酒病頼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此词过处，既有离索余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其所谓花，盖真花也，言其人已去，頼以觧酲者，独有此物而已，必当时之寔事。李后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蕋嗅”，公咏花词亦喜用酲心香字，盖取其清彻之气，以涤除恶味耳。
萧闲自镇阳还兵府赠离筵乞言者云，“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着多情换”，此篇恨别之意，故以情为苦，而还羡无情，终章言之，宜矣。使髙丽词亦云，“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第未应及此也。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頼丝竹陶冩，恒恐儿軰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頼丝与竹，陶冩有余欢”。夫陶冩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者非陶冩，其欢因陶冩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冩欢情，陶冩余欢，旧欢若为陶冩，似背元意。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髙，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凖，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竒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间言语，然则凡辞逹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
滹南遗老集卷之四十一 杂文诗附
揖翠轩赋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轩曰揖翠，其子逹之求诗文于士大夫，予亦为之，赋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
译我曾批评近世咏墨梅的两首诗，认为它们过分了。等到看了《宋诗选》：陈去非说，“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逄京洛浑依旧，祗有缁尘染素衣。”曽元象说，“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氷肤不许寻常见，故隠轻云薄雾间。”这才知道这种弊病由来已久。
张舜民说白居易的新乐府几乎是在骂人，于是写了五十篇《孤愤吟》来压制它，然而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也几乎没有被人称道的。而白居易的作品依然如故。白居易的诗虽然涉及浅显平易，却是大才，几乎与元气相当，而那些歪曲诽谤的人仅仅能舞弄笔墨，却敢于诽谤伤害，正如所说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萧闲说，“风头梦吹无迹”，大概是指雨下得极细，若有若无的样子，称为“梦”，农夫村妇都这么说，而雷溪注释为梦中的云雨，又说云梦泽的雨，错了。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的诗句，又说“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难道也像雷溪的说法吗？
萧闲回忆恒阳家乡说，“谁幻出故山，邱壑谓予心目”，注释把故山当作江左，不对，只是指恒阳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他宅前有池大约三亩，号称小斜川，“三尺”从宽窄深浅来说，都不合适。注释认为是潄玉堂的泉水，查考这个堂本来就在北潭中，哪里有关联。我在门山做官时曾得到刻本，上面是“亩”字，我怀疑不是这样，大概是像说几顷玻璃之类的话。“暮凉白鸟归乔木”，是他宅前的真实景色，而注释说洁身而退，像白鸟归林，多么荒谬啊？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的诗句，这是从意思上说的。萧闲词说，“市朝氷炭里满波澜”，又说“千丈堆氷炭”，就露出痕迹了。
白居易望瞿塘的诗说，“欲识愁多少，髙于灔预堆”，萧闲送髙子文的词说，“归兴髙于灔滪堆”，雷溪注释大概不知道这个出处罢了。然而白居易本来望瞿塘，所以就他所见的来说，泛用就不贴切了。
萧闲在乐善堂赏荷花的词说，“胭脂肤瘦熏沉水，翡翠盘髙走夜光”，世人多称赞它。这句确实好，然而莲体实在肥厚，不宜说瘦。我的朋友彭子升曾改为“腻”字，这似乎稍好；至于走珠的样子，只有在雨露中，才能见到，根据词意当时不应该有雨。山黛月波之类，大概是总述所见的景色，而雷溪注释说，说这花以上是眉，波是眼，云是衣，不是奇怪吗。至于“一枝梅緑横氷蕚，淡云新月炯疎星”的诗句，也这样说，他没有真实的见解而胡乱猜测，难怪错误很多。
萧闲出使高丽的词说，“酒病頼花医却”，世人都把花当作妇人，不对。这首词前面，既有离索余香收拾新愁的话，哪里还有妇人在呢？从文势来看，也不应该这样。他所说的花，大概是真花，说那个人已经离去，赖以解酒的，只有这个东西罢了，一定是当时的实事。李后主的诗说，“酒恶时拈花蕋嗅”，他咏花的词也喜欢用“酲心香”字，大概是取它清彻的气息，来涤除恶味罢了。
萧闲从镇阳回到兵府赠给离筵乞言的人说，“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着多情换”，这篇恨别的意思，所以以情为苦，而还羡慕无情，结尾这样说，是合适的。出使高丽的词也说，“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序不应该到这里。
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頼丝竹陶冩，恒恐儿軰觉减其欢乐之趣。苏轼的诗用这个典故说，“正頼丝与竹，陶冩有余欢”。所谓陶冩，是排遣消释的意思，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不是陶冩，他的欢是因为陶冩而欢罢了。萧闲屡次使用这个字，而直接说陶冩欢情，陶冩余欢，旧欢如果作为陶冩，似乎违背原意。
近年各位以作诗自命的人，很多，然而往往持论太高，开口就以《三百篇》、《十九首》为标准，六朝以下渐渐不满意，到宋人几乎不屑一提了。这固然是知道根本的说法，然而世间万变，都与古代不同，为什么唯独文章可以一律限制呢？即使后人所作，能达到《三百篇》，也不肯全部安于这个标准。为什么呢？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本来不能停止。宋人的诗，虽然大体衰于前古，但也有自立的地方，不必完全居于其后，于是鄙薄而不说，不是太过分了吗？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间言语，那么凡是辞达理顺，无可挑剔的，都在所取，可以了。其余优劣何必多计较呢？
滹南遗老集卷之四十一 杂文诗附
揖翠轩赋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轩曰揖翠，其子逹之求诗文于士大夫，予亦为之，赋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