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一 著述辨惑
赞诸篇，殊不足观，葢为蛇画足，欲益而反弊者，顾乃髙自矜夸，讥子长之未周，岂不可笑哉。
译赞语中的各篇，实在不值得观看，大概是因为画蛇添足，本想增加却反而弄巧成拙的人，却还自高自大、夸耀自己，讥讽司马迁的记载不够周全，这难道不可笑吗。
语、孟之书本无篇次，而陋者或强论之，已不足取。司马贞述史记以为十二本纪，象歳星之一周；八书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县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歳；妄意穿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记评驺衍云，或言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谓牛鼎即上饭牛负鼎之事耳，而贞解为函牛之鼎，云衍之术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东坡之解经，眼目尽髙，往往过人逺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优柔浑厚之意，气豪而言，易过于出竒，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书解其所自见而胜先儒者纔十余章耳，余皆委曲穿凿出于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于诗于周礼皆然矣，谬戾如此，而使天下学者尽废旧说以从已，何其好胜而无忌惮也。
宋人解书者，惟林少颖眼目最髙，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为近代之凿，当为古今第一，而迩来学者但知有夏僎，葢未见林氏本故耳，夏解妙处大抵皆出于少颖，其以新意胜之者数也。
张九成谈圣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铺张夸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哉。论、孟解非无好处，至其穿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胜其弊矣。
吕东莱自谓左氏博议乃少年场屋所作，浅狭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后学诵习而终身刻意者，读诗记、大事记二书而已。以予观之，博议虽多浮辞，而其所发明往往出人意表，实有补于世教。读诗记乃反平常，无甚髙论。大事记非不简古，然不作亦可也。
东莱谓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谢氏论语、胡氏舂秋。予素不明易，程氏传未敢知；若谢氏、胡氏之书，尝畧观之，大抵喜为凿说，过正者多；惟唐鉴实为纯粹耳。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二 杂辨
旧说：孔子问礼于老聃，而聃所著书専薄礼学，论者疑别有老子。予谓耽虽不喜礼学，然以大贤而尝仕于周，其于典故，岂无所闻，亦犹苌宏之于乐，郯子之于官名，孔子问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尝问与否耳，葢自荘周寓言设老聃训孔子事以自尊，而汉儒记礼有闻诸老聃之语，世遂信之。夫司马迁最喜老子者，然其为传尚不能详其主名，及生于何代，安知果与孔子同时哉？
荘周诋訾孔子之徒，盖其学本于黄、老，加以天资刻薄猖狂恣睢而无忌惮，则其轻蔑吾儒，无足怪者。东坡乃谓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譬。楚公子微服出亡，其仆操棰而骂以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于爱周而强为解释也。彼公子之仆，权以济事，不得已焉耳。周之于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群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职掌见于虞书，班班可考也，而左传载李文子八恺八元之说，何所本哉。杜预以八恺为垂益禹皋陶之伦，八元为稷契朱虎熊罴之属，盖妄相配合耳。且书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则云，使八恺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于四方，是八恺同任禹之职，而八元并预契之政也，无乃戾乎。其言四凶，亦与书不合，此殆诬谬而杜氏强为觧释，无足凭焉，学者盍亦言乎，经而已。
季文子言元恺世济其羙，而尧不能举四族，世济其凶，而尧不能去，舜能举而去之，故天下同心归戴。夫尧、舜，百王之冠冕，皆圣人也。使尧诚不举善而去悪，尚足为圣乎？此固无稽。而刘道原以为尧知舜于侧微，而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亦妄意之说也。
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乆矣。故号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为义，而世遂单称太公，如周召之类，或又以望子为名，皆非也。至范睢传载秦昭王语云，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仲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谓以先君呼之矣，岂
译《论语》《孟子》的原本并没有篇章次序，而浅陋的人却强行加以论述，这本来就不值得采纳。司马贞在注释《史记》时，认为十二本纪象征岁星绕行一周；八书对应天时的八个节气；十表仿效刚柔相生的十天干；三十世家比拟一个月有三十天；七十列传取意于“县车”所指的晚年高龄；一百三十篇象征闰余凑成一年。这种牵强附会的穿凿附会，竟然敢如此妄加推测，不是太过分了吗？
《史记》评论驺衍说，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劝勉商汤称王，百里奚在牛车下喂牛而秦穆公任用他成就霸业，都是先私下契合然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驺衍的言论虽然不合常规，大概也有这种“牛鼎”的寓意吧。所谓“牛鼎”，就是指上面提到的喂牛和负鼎的事情罢了，而司马贞却解释为“函牛之鼎”，说驺衍的学说迂阔，如果大加任用就有“牛鼎”的寓意，这解释是多么曲折牵强啊。
苏东坡解释经书，眼光极高，往往远远超过常人，但他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细细体味、玩索的功夫，以及优柔浑厚的气度，气势豪迈而言辞容易流于标新立异，所以比不上二程学派的人。
王安石的《书解》，其中他自己见解胜过前代儒者的，仅仅十几章罢了，其余都是委曲牵强、穿凿附会，出于个人私意，违背常理、有害教化的很多，我想他解释《诗经》和《周礼》大概也是如此。谬误乖戾到这种地步，却要让天下的学者全部废弃旧说而跟随自己，他这种好胜而无畏忌的态度，何其过分啊。
宋代解释经书的人，只有林少颖眼光最高，既不像前代儒者那样拘泥不通，又不像近代学者那样穿凿附会，应当算是古今第一，但近来学者只知道有夏僎，大概是因为没有见过林氏的著作罢了。夏僎解释的精妙之处，大体上都出自林少颖，他用新意胜过林少颖的地方很少。
张九成谈论圣人之道，就像豪商贩卖货物，铺张夸大，只怕卖不出去，天下自有公认的是非，把道理说破就足够了，何必喋喋不休到这种地步呢。他解释《论语》《孟子》并非没有好处，但那些穿凿迂曲、不近人情的地方，弊端也是不胜枚举的。
吕东莱自称《左氏博议》是年轻时为了科举考试所作，浅薄狭隘、偏颇昏暗，都不符合道理，极力告诫后学者不要诵读学习，他终身刻意钻研的，只有《读诗记》和《大事记》这两本书。依我看来，《博议》虽然多有浮夸之辞，但其中阐发的道理往往出人意料，确实对世道教化有补益。《读诗记》反而平庸平常，没有什么高深的议论。《大事记》并非不简练古朴，但不写也可以。
吕东莱说学者早晚应当从事学习的，是程氏的《易传》、范氏的《唐鉴》、谢氏的《论语》、胡氏的《春秋》。我向来不通《易经》，对程氏的《易传》不敢妄加评论；至于谢氏、胡氏的书，我曾经粗略看过，大体上喜欢做穿凿的解释，过于偏激的地方很多；只有《唐鉴》确实是纯粹精当的。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二 杂辨
旧说认为孔子向老聃问礼，而老聃所著的书专门轻视礼学，议论的人怀疑另有老子其人。我认为老聃虽然不喜欢礼学，但作为大贤且曾在周朝做官，对于典章制度，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就像苌弘之于音乐，郯子之于官名，孔子向他们请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不知道是否真的曾经问过罢了。大概自从庄子用寓言设定老聃训诫孔子的事来自尊，而汉代儒者记载礼制时有“闻诸老聃”的话，世人就相信了。司马迁最喜好老子，但他为老子作传尚且不能详述其姓名，以及生于哪个朝代，怎么知道老聃果然与孔子同时代呢？
庄子诋毁孔子及其门徒，大概是因为他的学说本源于黄老，加上天资刻薄、猖狂放纵而无畏忌，那么他轻蔑我们儒家，也就不足为怪了。苏东坡却说庄子是实际上给予而文辞上不予，表面排挤而暗中帮助，比如楚公子微服出逃，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他倒行逆施，这是出于爱护而强行解释。那公子的仆人，是为了权宜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庄子对于孔子，有什么不得已的情况呢？
舜任命群臣，从伯禹往下共二十二人，姓名和职掌在《虞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可以考证，而《左传》记载李文子关于八恺八元的说法，依据是什么呢？杜预把八恺解释为垂、益、禹、皋陶这一类人，八元解释为稷、契、朱虎、熊罴这一类人，大概是胡乱搭配罢了。况且《尚书》说禹担任司空，居百揆之位，契担任司徒，敷布五教，而李文子却说，让八恺主管后土，以衡量百事，让八元在四方敷布五教，这是八恺共同担任禹的职务，而八元一并参与契的政事，岂不是违背常理吗？他所说的四凶，也与《尚书》不合，这大概是诬妄谬误，而杜氏强行解释，不足为凭，学者难道不应该只依据经典本身吗？
季文子说元恺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而尧不能举用这四族，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而尧不能去除，舜能举用和去除他们，所以天下同心归附拥戴。尧、舜是百王的冠冕，都是圣人。如果尧真的不能举善去恶，还足以称为圣人吗？这本来就没有根据。而刘道原认为尧在侧微时就知道舜，而天下尚未信服，所以留下二十项大功给他，这也是妄加推测的说法。
文王在渭水边遇见吕尚，说：我的先君太公说过：将有圣人来到周，周将因此兴盛，您就是这个人吗？我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所以称您为太公望，这是以三个字为义，而世人于是单称太公，像周召之类，或者又把“望子”当作名字，都是不对的。至于《范睢传》记载秦昭王的话说，周文王得到吕尚尊称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称为仲父，现在范君也是我的叔父，这又是直接说用先君来称呼他了，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