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十九 史记辨惑十一 杂辨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遂许之平（疑衍）。此盖本乎左氏也。至郑世家则云，荘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译他的国君能够谦卑待人，必定能够信任任用他的百姓，怎么能断绝（盟约）呢？于是答应了他讲和（此处“平”字疑似衍文）。这大概是本于《左传》的说法。到了《郑世家》则记载，楚庄王说：“我之所以讨伐，是讨伐不服从的；现在他们已经服从了，还要求什么呢？”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
宋世家云，荘王围宋，宋华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荘王曰：诚哉言。楚世家亦载王语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类甚多，不可殚述也。
史记载伍贠父子语言，本传与世家参差不同，或云此变文也，予谓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书出于一人之手，而自变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晋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纪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鲁、卫、管蔡等世家类皆不着，而此独着何哉。
晋世家云，赵盾昆弟将军赵穿，灌夫传云，窦甫，窦太后昆弟也，未暁昆弟之义。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战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鼔不成列。子鱼曰：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奴事字不似当时语，盖迁撰出者。三传初无此意也。抑其句法亦是不顺，凡尊奉其人则有曰师事、父事、兄事者，鄙贱其人则有曰奴使、奴亲、奴畜者，上一字属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则属乎我，以句法则属乎彼，岂非思之不审欤。
孙武传云，吴王阖庐问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羙人，此王问武而非武所请也，何用许之字。
老父相髙祖曰：君相贵，不可言。髙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徳。此但其术可贵耳，何徳之有？
汉封候公为平国君，匿弗肎复见，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予谓匿弗肎复见字，当在号为平国君下。
高祖纪云，称刘季者，在当时人可也，而迁亦数称之，不唯于文体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当尔也。汉书正之为是。
髙祖纪云，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珍字不安。汉书改为竒是矣。
太公家令云，髙祖虽子，人主也。是时未有髙祖号，刘子玄辨之，诚中其病。汉书改为皇帝，是矣。
陈丞相世家云，平从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匃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髙祖用平竒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而其计秘世莫得闻。桓谭、应劭意其以汉有羙女动之，世或喜其说。然吾观韩王信传云，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之，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冐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汉出围，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骑遂觧去。匈奴传畧同，而又云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觧围之一角，信如此说，则汉之所以动阏氏者，止于重赂，而胡骑之所以觧去者，又不专因阏氏之力也。乌有所谓不传之竒计哉，其言反复殆未足信。
张敖传云，赵相贯高等欲杀髙祖，壁人柏人，上过欲宿，心动问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廹于人也，不宿而去。予谓廹人之意，本出髙祖，非县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当言，则宜加上以二字，汉书又去也字，犹觉不圎。
荆燕世家云，荆王刘贾，诸刘者不知其何属，诸刘字絶，下不得其曰燕王刘泽，诸刘逺属则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兄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夫上既言男则子字皆赘。太子非名，则曰字，亦不安，法当云其长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厉王长谋反，召至长安，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臣苍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云云。夫称臣某等昧死言者，当时所奏语，史家輙尔书之，无乃不可乎？迁固毎毎如是，而后世亦或袭之，窃所未喻。
田仁传云，武帝时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复言坐纵太子诛死，又言因千秋上变族死，语意重叠，昏晦甚矣。迁之叙事此类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齐宣王
译《宋世家》记载，楚庄王包围宋国，宋国大夫华元出城告诉子反说：“城中百姓剖开骨头做饭，交换孩子吃。”庄王说：“这话确实可信。”《楚世家》也记载庄王的话说：“真是位君子啊。”这两处记载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这类情况非常多，无法一一列举。
史书在记载伍员父子的言语时，本传与世家记载参差不一。有人说是为了变化文辞，我认为不是这样。言语出自同一人之口，文字出自同一人之手，却自己改变文辞，人们怎么能取信于他呢？
《晋世家》记载，唐叔虞姓姬氏，是周武王的儿子。查考《周本纪》自有姓氏记载，既然说是武王的儿子，何必再提姓呢？况且鲁、卫、管、蔡等世家大多不记载姓氏，唯独这里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晋世家》记载，赵盾的兄弟将军赵穿；《灌夫传》记载，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不明白“昆弟”一词的含义。
《宋世家》记载，宋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襄公说：“君子不趁人处于困境时攻击，不击打未排好阵势的敌人。”子鱼说：“如果按照您的话，那就只能像奴仆一样侍奉他们罢了，还打什么仗？”“奴事”这个词不像当时的语言，大概是司马迁编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况且其句法也不通顺。凡是尊奉某人，就有“师事”“父事”“兄事”的说法；鄙贱某人，就有“奴使”“奴亲”“奴畜”的说法，上一个字都属于对方。现在这里的“奴”字，按意思应属于我方，按句法却属于对方，难道不是思考不审慎吗？
《孙武传》记载，吴王阖闾问：“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规模试验一下训练军队吗？”孙武回答：“可以。”阖闾说：“可以用妇女来试验吗？”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答应了他，从宫中选出美女。这是吴王问孙武，而不是孙武请求的，何必用“许之”（答应他）这个词呢？
老父给高祖看相说：“您的相貌尊贵，不可言说。”高祖于是谢恩说：“确实像您说的，不敢忘记您的恩德。”这只是他的相术可贵罢了，有什么恩德呢？
汉朝封侯公为平国君，他藏匿不肯再见，说：“这是天下辩士所在之地，能倾覆国家，所以号为平国君。”我认为“匿弗肯复见”这句话，应当放在“号为平国君”之后。
《高祖纪》记载，称呼刘季，在当时人那里可以，但司马迁也多次这样称呼，不仅在文体上不对，作为臣子也不应当这样。《汉书》改正了这一点是对的。
《高祖纪》记载，父老都说：“平生所听说的刘季各种珍怪之事，应当显贵。”“珍”字不妥当。《汉书》改为“奇”是对的。
《太公家令》记载，高祖虽然是儿子，但也是人主。当时还没有“高祖”这个庙号，刘知几辨析了这一点，确实切中要害。《汉书》改为“皇帝”是对的。
《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跟随攻打韩王信于代地，到平城被匈奴包围，七天得不到食物，高祖采用陈平的奇计，派单于的阏氏去游说，包围才得以解除，而他的计谋保密，世人没有听说。桓谭、应劭猜测是用汉朝有美女来打动匈奴，世人喜欢这种说法。但我看《韩王信传》记载，皇上出白登山，匈奴骑兵包围了他，皇上于是派人厚赠阏氏，阏氏于是劝说冒顿说：“现在得到汉朝土地，还不能居住，况且两国君主不应互相逼迫。”过了七天，胡骑渐渐退去，汉朝军队出包围圈，进入平城，救兵也到了，胡骑于是全部退去。《匈奴传》大致相同，又说冒顿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定，而王黄、赵利的军队没来，怀疑他们与汉朝有谋略，也采纳了阏氏的话，于是解开了包围的一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汉朝用来打动阏氏的，只是重金贿赂，而胡骑之所以退去，又不完全是因为阏氏的力量。哪里有所谓不传的奇计呢？这种说法反复无常，大概不足以取信。
《张敖传》记载，赵相贯高等想要杀高祖，高祖在柏人县住宿，高祖经过想要住宿，心里动了一下，问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柏人。柏人，就是逼迫人的意思，高祖不住宿而离开。我认为逼迫人的意思，本出自高祖，并非县名本来有此含义，又不是史官应当说的话，那么应当加上“上以”二字，《汉书》又去掉了“也”字，仍然觉得不圆满。
《荆燕世家》记载，荆王刘贾，是刘氏宗族的人，不知道属于哪一支，诸刘二字断绝，下面接着说燕王刘泽，是刘氏远房亲属，这才对。
《梁孝王世家》记载，孝文帝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这就是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既然上面说了“男”，那么“子”字都是多余的。太子不是名字，那么说“字”，也不妥当，依法应当说“其长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被召到长安，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代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冒死上奏说……皇帝说：“我不忍心对王施加法律，你们与列侯、二千石官员商议。”臣张苍、臣冯敬、臣宗正逸、臣中尉福、臣廷尉贺冒死上奏说……凡是称“臣某等冒死上奏”的，是当时所奏的言语，史家就这样记载，恐怕不可以吧？司马迁、班固常常这样，后世也沿袭这种做法，我私下里不理解。
《田仁传》记载，武帝时田仁被任命为司直，几年后，因太子之事获罪。当时左丞相亲自率领军队，命令司直田仁主管关闭守卫城门，因放纵太子，被交给官吏处死。田仁在长陵起兵，让车千秋上奏揭发田仁，田仁被灭族死于陉城。起初只说因太子之事获罪，接着又说因放纵太子被处死，又说因车千秋上奏揭发被灭族，语意重叠，昏暗晦涩得很。司马迁叙事这类情况特别多。
《田敬仲世家》记载，齐宣王
好文思之士，自如骝衍、淳于髠之徒，皆赐列第。荀卿传云，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自如二字连用不得。十二诸侯年表序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译喜好文思之士，从骝衍、淳于髠这类人开始，都赐给他们宅第。《荀卿传》说，从孟子开始，直到吁子，世间多有他们的著作。“自如”二字连用是不可以的。《十二诸侯年表》序文中使用“及如”二字，尤其不妥当。
儒林传序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别（列）字不安。
子胥传云，公子光令专诸袭刺吴王僚，如何下袭字。
田横二客自刭，髙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予谓闻之乃大惊，剰乃字。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剰吾字。（似重现）
吕后纪云，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髙后掖，吕后、髙后似是两人，但云据其掖可矣。丁公窘髙祖，彭城西沛公，顾曰两贤，岂相阨哉，方言髙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记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恠之，跪曰诺。刘贡父汉书刋误以为恠字合在因字上，此固是矣。然汉书之文本縁史记，且其下又有云，良因异之者，则非独孟坚之误也。
张良赞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竒伟，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为字与计字相窒，留侯亦云上当有余于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关性事。
韩信传赞云，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巳功，不矝其能，则庻几哉于汉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于文势。
吕后纪：孝惠为人仁弱，髙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再言如意类我，于文为复，且我字不顺，去之可也。
萧何传云，益封何二千户，以常甞繇咸阳时，何送我独嬴奉钱二也，我字悖。
文帝闻冯唐言，叹曰：吾独不得亷颇、李牧时为吾将，时字甚悖。
伍被谏淮南王，王于是气怨结而不掦，涕满匡而横流，其词不典，殆似古赋，岂史氏实録之体哉。
卫绾传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君字悖。
礼书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羙徳乎，宰制万物，役使羣众，岂人力也哉。洋洋羙徳，孰遽知其为礼，迁文无首尾，毎如此。
律书赞，太史公曰：故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辞，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奋传云，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仅仆欣欣如也，唯谨其执丧，哀戚甚悼，唯谨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传云，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湏贾于秦，多一魏字。又云穣侯为秦将，欲越韩、魏而伐齐，欲以广其陶封，多一欲字。
蔺相如请王斋五日乃上壁，秦王度之，终不可疆夺，遂许斋五日，多却之字。
留侯世家云，刘敬说高帝曰：都阏中，多却曰字。左右大臣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却少一曰字。
袁盎赞曰：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上，三句语意不接，亦不成语。
韩信传云，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之字不安。
赵尧荐周昌曰：其人有坚忍质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请荆轲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范睢传云，湏贾问范睢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娄敬说髙帝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字可也。
范蠡传载，楚王之言曰：寡人虽不徳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轲传云，轲虽游于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传云，诸公莫弗称之，莫弗字不成语。
楚昭王病甚，譲其弟公子闾为王，五譲乃后许，乃后不成语。
赵世家云，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传序云，纲漏于吞舟之鱼，多却于字。
范睢传云，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戹者，所尝字不安。
李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不成语。
李斯赞曰：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之字极难下。
蒙恬自责曰：堑万余里，此
译《儒林传序》说，孟子、荀卿等人，都遵循孔子的学业，并加以润色修饰，“别”字不妥。
《子胥传》说，公子光命令专诸偷袭刺杀吴王僚，“袭”字用得不好。
田横的两个门客自刎，高帝听说后非常震惊，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人，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在海中，于是派使者去召他们，到了之后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了。我认为“闻之乃大惊”中，“乃”字多余。“吾闻其余尚五百人”中，“吾”字多余。（似乎重复）
《吕后纪》说，吕后祓除归来，经过轵道，看见一个像苍犬的东西趴在吕后的腋下，“吕后”、“高后”似乎是两个人，只说“趴在她的腋下”就可以了。丁公围困高祖，在彭城西，沛公回头说：“两位贤人，难道要互相为难吗？”刚说高祖，紧接着又说沛公，这也是同样的毛病。
《留侯世家》记载圯上老父的事说，张良因此感到奇怪，跪下说：“好。”刘贡父在《汉书刊误》中认为“怪”字应该在“因”字上面，这固然正确。然而《汉书》的文本原本依据《史记》，而且下面又有“良因异之”的话，那么就不只是孟坚的误用了。
张良赞说：我原以为他计谋魁梧奇伟，等到看见他的画像，相貌却像妇人美女。孔子说：以貌取人，会错失子羽。留侯也说，“以为”二字与“计”字互相抵触，“留侯亦云”上面应当有“余于”二字。
《留侯世家》说，留侯生性多病，“多病”与“生性”有什么关系。
《韩信传赞》说，假如韩信学习道家的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矜持自己的才能，那么对于汉家来说，他的功勋可以比得上周公、召公、太公等人，后世会享受祭祀了。“假令”字下面不能用“哉”字，也不符合文势。
《吕后纪》：孝惠为人仁弱，高祖认为他不像我，常常想废掉太子，立戚姬的儿子如意，如意像我。再次说如意像我，在文辞上是重复，而且“我”字不顺，去掉就可以了。
《萧何传》说，增加封给萧何二千户，因为常常想起在咸阳服劳役时，萧何送我，唯独我带着奉钱二两，“我”字悖谬。
文帝听到冯唐的话，感叹说：我唯独得不到廉颇、李牧时作为我的将领，“时”字非常悖谬。
伍被劝谏淮南王，王于是怨气郁结而不能抒发，泪水充满眼眶而横流，他的辞藻不典雅，几乎像古赋，这难道是史官实录的体例吗。
《卫绾传》说，建元年间，因为景帝生病，当时各种官府的囚犯，很多是无辜获罪的，而你不称职，免去了你的职务。“君”字悖谬。
《礼书》开头说，太史公说：盛大的美德啊，主宰万物，役使众人，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洋洋美德”，谁立刻知道它是礼，司马迁的文章没有首尾，常常这样。
《律书》赞，太史公说：所以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按“故”字自然是承接上文的词，首句怎么能就用它。
《石奋传》说，子孙中成年的在旁边，即使是闲居，也一定戴冠，恭敬的样子，仆人也高兴的样子，只有谨慎地执行丧礼，悲哀凄切非常哀悼，“唯谨”、“甚悼”二字都不妥。
《范睢传》说，魏国听说秦国将要向东讨伐韩、魏，魏国派须贾出使秦国，多了一个“魏”字。又说穰侯作为秦国将领，想要越过韩、魏去讨伐齐国，想要扩大他的陶邑封地，多了一个“欲”字。
蔺相如请秦王斋戒五天然后献上璧玉，秦王估计，终究不能强行夺取，于是答应斋戒五天，多了一个“却”字。
《留侯世家》说，刘敬劝高帝说：定都关中，多了一个“曰”字。左右大臣大多劝告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少了一个“曰”字。
袁盎赞说：时势变化，等到吴、楚一事，计策虽然实行了，然而又没有成功，三句话语意不连贯，也不成话。
《韩信传》说，这就是所谓驱使市井之人去作战，“之”字不妥。
赵尧推荐周昌说：这个人有坚忍质朴正直的品质，何必用“有”字。
燕太子请荆轲说：日子已经尽了，荆卿难道有意吗。《范睢传》说，须贾问范睢说：现在我的去留，在张君孺子身上，难道有客人在相君那里习以为常的吗。娄敬劝高帝说：陛下定都洛阳，难道想与周朝比肩吗，“哉”字都不妥，改成“乎”字可以。
《范蠡传》记载，楚王的话说：我虽然没有德行，怎么能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而施惠呢？“耳”字不妥，去掉就可以了。
《荆轲传》说，荆轲虽然混迹于酒徒中吗，“乎”字尤其乖谬。
《灌夫传》说，各位没有不称赞他的，“莫弗”二字不成话。
楚昭王病重，让他的弟弟公子闾做王，五次推让后才答应，“乃后”不成话。
《赵世家》说，智伯与赵、韩、魏全部分了范氏、中行氏的旧地，多了一个“其”字。
《田完世家》说，田乞侍奉齐景公做大夫，他向百姓征收赋税，用小斗收取；他把粮食给百姓用大斗，多了一个“粟”字。
《循吏传序》说，法网漏掉了吞舟的大鱼，多了一个“于”字。
《范睢传》说，散尽家财全部用来报答曾经困厄他的人，“所尝”二字不妥。
李斯出狱，与他的中子一起被逮捕，于是父子相哭，这而夷灭三族，“此而”不成话。
李斯赞说：人们都认为李斯极其忠诚却遭受五刑而死，考察他的根本却与世俗议论不同，“之”字极难安放。
蒙恬自责说：挖掘壕沟万余里，这
其中不能无絶地脉哉。不字当作岂。
髙祖令张良献白壁玉斗于项羽、范増，张良曰谨诺。谨字道不得。
译其中难道没有断绝地脉的吗。“不”字应当是“岂”字。
高祖让张良向项羽、范增献上白璧和玉斗，张良说：“遵命。”“谨”字说不通。
髙祖纪云，老父相鲁元，公主亦皆贵，皆字不安。
武渉说韩信：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之所二字当去其一。又云足下所以得湏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湏臾字亦道不过。
孙叔敖问市令市乱事，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矣。顷字道不得。
田横曰：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媿于心乎？人字与弟字相窒，当云烹人之兄而与之并肩事主，或云烹人而与其弟并肩事主，则可矣。
燕世家云，齐愍王谓燕太子平曰：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则字下不得。
项羽对项梁云，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此句不圆。汉书加耳字，是也。
陆贾谓陈平曰：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即当作而。
项籍见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母妄言，族矣，其语不圆。
赵禹传云，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时字不安。
申屠嘉传云，髙帝时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连用。嘉对文帝责邓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申嘉为檄召邓通，此语法不顺，不若言 府檄召也。
聂政曰：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语。
屈源（原）传：秦昭王欲与懐王会，懐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絶秦欢，少曰字。
荆轲传：田光谓燕太子曰：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虽然字悖。
王温舒传：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以为爪牙，督盗贼，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多其字。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姧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自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侫幸传。夫酷吏、侫幸，类皆小人，史之立传，大抵着其罪恶，以为世戒，而迁独有取于此等，然则是非之谬，岂特游侠、货殖之论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谋，作齐世家；嘉且金縢，作鲁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诗，其序卫云嘉彼康诰，序宋则云嘉微子问太师，序晋则云嘉文公锡珪鬯，此类甚多。夫史书实録也，事所当记，善恶必存，岂因嘉一事而后作乎？大抵诸序传皆不足观，删之可也。
吕氏大事记云，太史公于夏纪则称孔子正夏时，于殷纪则称孔子善殷辂，圣人损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谓不略窥之矣。予谓迁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己见，又不能别有发明，而吕氏遽以为知损益之意，何遽过誉之甚也。
大事记：史记文帝纪多载诏书，至景帝纪则皆不载，盖以为不足载也。其旨微矣。予谓史书实録也，诏、诰一时之大事，纵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岂容悉没之乎？此自迁之私愤，而吕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马之才识，予未敢知也。
班固讥迁论游侠述货殖之非，世称其当。而秦少游辨之，以为迁被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莫救，故发愤而云此，诚得其本意然。信史将为法于万世，非一己之书也，岂所以发其私愤者哉。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 诸史辨惑上
五帝之名，史记以黄帝为首，书序以少吴（昊）为首，其说不同。要之少昊，黄帝之子；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之曾孙，而尧帝，喾之子也，初皆传之子孙，至于尧、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禅让之事，斯盖不得已之变，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扯淡）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号之异耳。尧、舜揖譲，汤、武征诛，世变之殊耳。若夫其道则未尝不一。而商鞅说秦孝公，乃谓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征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郑厚又云王道备而帝徳消，皆浅陋之见也。
父死子继，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庻人，自王至覇，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诸他姓，则必
译高祖纪记载，老父给鲁元公主看相，说公主也都很尊贵，但“皆”字使用不当。
武涉游说韩信时说：“您虽然自认为与汉王交情深厚，为他尽力，但用兵最终仍会被他所擒获。”这里的“之所”二字应当去掉一个。又说：“您之所以能苟延残喘至今，是因为项王还活着。”“须臾”一词也不恰当。
孙叔敖问市令关于市场混乱的事，说：“像这样过了多久？”市令回答：“三个月了。”“顷”字使用不当。
田横说：“我烹杀了别人的兄长，却与他的弟弟并肩侍奉君主，纵然他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动我，难道我心中就不惭愧吗？”“人”字与“弟”字互相抵触，应当说“烹杀了别人的兄长而与他并肩侍奉君主”，或者说“烹杀了那人而与其弟并肩侍奉君主”，这样才可以。
燕世家记载，齐愍王对燕太子平说：“虽然如此，那就只听凭太子命令了。”“则”字使用不当。
项羽对项梁说：“剑只能抵挡一人，不值得学，要学能抵挡万人的兵法。”这句话不通顺。《汉书》加了“耳”字，是正确的。
陆贾对陈平说：“天下即使有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即”应当改为“而”。
项籍见到秦始皇说：“那个人可以取代他。”项梁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会灭族的。”这话不通顺。
赵禹传记载，当今皇上在位时，赵禹凭借刀笔吏的身份积累功劳，逐渐升迁为御史，“时”字使用不当。
申屠嘉传记载，高帝时大臣又大多死去，“皆多”二字不能连用。申屠嘉回答文帝斥责邓通，皇上说：“你不要说了，我私下宠爱他。”退朝后坐在府中，申屠嘉发檄文召邓通，这语法不顺，不如说“府中发檄文召邓通”。
聂政说：“严仲子拿出百金为我父母祝寿，我虽然不接受，但这是因为严仲子深深了解我。”“然是”不成话。
屈原传记载：秦昭王想与怀王会盟，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往，怎么能断绝与秦国的欢好，“少”字应为“曰”。
荆轲传记载：田光对燕太子说：“太子听说我壮年时的情况，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衰亡了。虽然我不敢把图谋国事托付给所赏识的人，但荆卿可以派遣。”“虽然”一词违背文意。
王温舒传记载：担任广平都尉，挑选郡中豪强敢死之士作为爪牙，督捕盗贼，因此齐、赵的郊野，盗贼不敢靠近广平，“多”字使用不当。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百姓背离根本，多巧诈奸邪玩弄法律，善良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全面严厉削减才能治理，于是写了酷吏传。”侍奉君主，能说服君主罢了，自己调和君主脸色而获得亲近，不只是因为色爱才能，也各有长处，于是写了佞幸传。酷吏、佞幸，大都是小人，史书为他们立传，大抵是记载他们的罪恶，作为世人的警戒，而司马迁却独独选取这些人，那么是非的谬误，难道只是游侠、货殖的议论吗？
自序说：“赞美尚父的谋略，作齐世家；赞美金縢之事，作鲁世家，序燕时说赞美甘棠之诗，序卫时说赞美康诰，序宋时说赞美微子问太师，序晋时说赞美文公赐圭鬯，这类情况很多。史书是实录，事情应当记载，善恶必须保存，难道因为赞美一件事才作传吗？大抵各种序传都不值得看，删去就可以了。”
吕氏《大事记》说，太史公在夏纪中称孔子正夏时，在殷纪中称孔子善殷辂，圣人损益四代的大意，不能说没有略微窥见。我认为司马迁只是因孔子的话而随意引用罢了。既然不是自己的见解，又不能另有发明，而吕氏竟然认为他懂得损益的意思，为何过分赞誉呢？
《大事记》说：《史记》文帝纪多记载诏书，到景帝纪则都不记载，大概认为不值得记载。其旨意微妙。我认为史书是实录，诏、诰是一时的大事，纵使皇帝的行为不能符合他的言语，怎么能全部抹去呢？这是司马迁的私愤，而吕氏深深赞同，于是以此评判班固、司马迁的才识，我不敢苟同。
班固讥讽司马迁论述游侠、货殖的错误，世人称其恰当。而秦少游辩驳说，认为司马迁遭受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无人救援，所以发愤而这样说，确实得到了他的本意。然而信史将作为万世的法则，不是个人的书，怎么能用来发泄私愤呢？
滹南遗老集卷二十 诸史辨惑上
五帝的名字，《史记》以黄帝为首，《书序》以少昊为首，说法不同。总之，少昊是黄帝之子；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之曾孙，而尧帝是喾之子，起初都传给子孙，到了尧、舜，他们的儿子不成器，不足以托付大位，才开始有禅让之事，这大概是不得已的变化，而有人却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多么荒谬啊。
皇降为帝，帝降为王，只是名号的差异罢了。尧、舜揖让，汤、武征诛，只是世变的差异罢了。至于他们的道则未曾不一。而商鞅游说秦孝公，却说起初用帝道，再用王道。魏征也说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郑厚又说王道完备而帝德消亡，都是浅陋的见解。
父死子继，是天理人情的常道。从天子到庶人，从王到霸，从古至今，没有能改变的。如果传到旁支，托付给其他姓氏，则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