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七 臣事实辨上
，姑为守分而言，何暇虑及此乎？王肃谏魏明帝亦尝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其贬尤深，盖帝性严急，时督修宫室稽限者，辄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故肃言近于过者，所以力戒帝之専杀耳。不然释之之罪讵至是哉。
译姑且从恪守本分的角度而言，哪里有空闲去考虑这些呢？王肃劝谏魏明帝也曾引用这个典故，说：“廷尉是天子的属吏，尚且不可以失去公正，难道天子自身反而可以迷惑错乱吗？看重为自己着想而轻视为君主着想，这是极不忠的表现。”他的贬斥尤其深刻，大概是因为皇帝性情严厉急躁，当时督促修建宫室超过期限的人，皇帝就亲自召来审问，话还在嘴边，人头身体就已经分离了，所以王肃说近乎过分的话，是为了极力告诫皇帝不要专断杀人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张释之的罪过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
张释之与文帝争论犯跸罪名事，云：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议者纷然，以为开人主杀人之端。而隋源师谓髙祖曰：陛下初便杀之，自可不闗文墨。唐马懐素谓武后曰：陛下操生杀柄，欲加之罪，自当取决圣衷。皆袭释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岂不益甚哉。
尹赏病革，戒其子曰：为吏正坐残贼免，犹胜软弱不胜任。仇士良致仕，语诸送者，以为无使人主知书近贤臣，则权常在我。呜呼，凶人为不善，惟日不足赏之酷。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极矣。乃复将死而贻诸其子，既去而传诸其徒，不仁者可与言哉。
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徳谏曰：臣当自刎以血污车轮。帝不恱，及闻张猛之言，然后喜曰：晓人不当如是耶？陈莹中曰：事有缓急，言有轻重，御船非过举之，大諌而不从，何遽至于自刎哉？使果不从，广徳之死，又何名乎？刘子翚曰：广徳诚大过，然非先发此言以激上心，则猛之言未必见听也。有犯无隐，广徳以之。予谓推帝所以见听之由，则子翚之论得矣。而广徳之过，又岂可不戒哉。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汉许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譲，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人讥，今理产所増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逺近称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当委曲教之，正使无成，亦何愧于心，而为此诡谲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所说邪？抑实出于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产破散，或身先亡，则何以辞于世乎？所谓巧诈，不如拙诚也。
姜肱与二弟友爱，常共卧起，及各娶妻，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逓往就室，三人之友爱则诚笃矣。抑何不知礼之甚邪。读之令人发笑。
汉党锢诸公既无申屠蟠之髙识，而自贻伊戚，可以逃则当如夏馥，不能脱则当如范滂。若张俭者，望门投止，使他人珍灭宗亲，而身独幸免，虽以寿终，亦何颜于世哉？而史臣称羙其贤，陋矣。
刘翊豊财而好施，献帝西迁，拜陈留太守，散所捱珍玩，惟余车马自载东归，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殓之，又逄知故困馁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东汉之士诡激好名，而不量轻重如此，悲夫。
或问荀彧、荀攸于王通，通曰：皆贤者也。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贾琼曰：虐哉，汉武未尝从諌。通曰：汉武其生知乎，虽不从諌，未尝不悦而容之。噫，汉武昏惑不道，几至乱亡，晚节末路仅能少悔，而通以为生知荀彧之徒，党附曹贼以取天下，皆汉室之罪人，而通以为仁者，其谬论不待辨也。
董昭为曹操谋九锡之事，荀彧以为君子爱人以徳，不宜如此。操不恱，彧饮药而死。苏子由曰：文若始从曹公于东郡，致其筭畧以摧灭群雄，固以帝王之业许之矣，岂其晚节复疑而不与哉？当是时，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属于曹公，虽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而将焉往，刼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吕伯恭曰：或阻挠昭议者，其本情特不悦计非已出而已，荅昭之词葢 忠顺云。予谓二说皆通，或必居一，于此要之，不可谓忠于汉也。而或者曲为文饰，猥加褒誉。温公则曰：功先管仲。东坡则曰：道似伯夷。谓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诸侯以奨王室，曷尝助贼臣而簒国乎？伯夷不与恶人言，不立恶人之朝，而肯为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饮药，不得已焉耳，以操阴谋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岂有免理。至馈之食而发视乃空器，其意可知。彧不自裁，亦终被害，将有惨于是者，此陈寿所谓以忧薨也，乌在其为死节邪？呜呼，人臣至于荀彧、冯道，其邪正逆顺不待辨矣，而议者之蔽时或如此，天
译张释之与汉文帝争论冲撞皇帝仪仗的罪名，说：“当时，皇上如果下令杀他，也就罢了。”议论的人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开了君主随意杀人的先例。而隋朝的源师对高祖说：“陛下当初就杀了他，自然可以不留下文字记录。”唐朝的马怀素对武则天说：“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要加罪于人，自然应当由圣意决定。”这都是沿袭张释之的意思。他们言论的弊病，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
尹赏病重时，告诫他的儿子说：“做官吏，即使因为残暴狠毒被免职，也胜过软弱无能不胜任。”仇士良退休时，对前来送行的人说，不要让君主亲近贤臣，那么权力就常常掌握在我手中。唉，凶恶的人做坏事，唯恐时日不够。尹赏的残酷，仇士良的奸诈，居心不良毫不怀疑，也已经到了极点。竟然还要在临死时传给儿子，离职后传给门徒，不仁的人是可以和他们讲道理的吗？
汉元帝想要乘坐楼船，薛广德劝谏说：“我应当自刎，用血弄脏车轮。”皇帝不高兴，等到听了张猛的话，然后高兴地说：“晓谕人难道不应当这样吗？”陈莹中说：“事情有缓急，言语有轻重，乘坐楼船不是过分的举动，大力劝谏而不听从，为什么急忙到自刎的地步呢？如果皇帝真的不听从，薛广德的死，又算什么名目呢？”刘子翚说：“薛广德确实大大过分，然而如果不先说这番话来激发皇上内心，那么张猛的话未必会被听取。有冒犯没有隐瞒，薛广德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推究皇帝之所以听取意见的原因，那么刘子翚的论断是对的。而薛广德的过错，又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只是不随便罢了。
汉朝许武因为两个弟弟许晏、许普还没有显达，想要让他们成名。于是共同分割财产为三份，许武自己选取肥沃的田地、宽敞的住宅和强壮的奴婢，两个弟弟所得的都是劣质且少的。乡里人都称赞弟弟谦让，而鄙视许武贪婪。许晏等人因此都被推举选拔。许武于是召集宗亲，哭着说：“我作为兄长不贤，盗取名声窃取地位，两个弟弟年长却没有享受荣耀俸禄，所以请求分割财产，自己承受别人的讥讽，现在家产比从前增加了三倍，全部推给两个弟弟，自己一无所留。”于是远近的人都称赞他。君子说：许武想要成就弟弟的名声，自然应当委婉地教导他们，即使没有成功，内心又有什么愧疚，而要做出这种诡诈的事情。我不知道许武的本意，果真如所说的那样吗？还是实际上出于贪婪鄙陋，起初不能克制自己，最终不能安心呢？假使等到这时候，他的家产破败散尽，或者他先去世，那么怎么向世人交代呢？所谓巧诈，不如拙诚。
姜肱与两个弟弟友爱，常常一起睡觉起床，等到各自娶妻，相互依恋不能分房睡，因为考虑到继承子嗣应当立家，于是轮流去妻室，三人的友爱确实真诚笃厚。然而怎么不知道礼法到如此地步呢。读起来令人发笑。
汉朝党锢之祸中的各位公卿，既然没有申屠蟠的高见识，却自找麻烦，可以逃避就应当像夏馥那样，不能逃脱就应当像范滂那样。像张俭那样，望门投宿，让他人毁灭宗亲，而自己独自幸免，即使得以善终，又有什么脸面面对世人呢？而史官称赞他的贤德，真是浅陋。
刘翊富有钱财而喜欢施舍，汉献帝西迁，拜为陈留太守，散尽所积攒的珍玩，只留下车马自己装载东归，看见士大夫病死在路边，刘翊用马换棺材安葬他们，又遇到老朋友困顿饥饿不忍心丢下离开，于是杀了驾车的牛来救济他们的匮乏。众人阻止他，刘翊说：“看见人死而不救，不是有志之士。”于是都饿死了。东汉的士人诡诈激切喜好名声，而不衡量轻重到如此地步，可悲啊。
有人向王通询问荀彧、荀攸，王通说：“都是贤人。活着时救时局，死后阐明道义，荀家有两个仁人。”贾琼说：“残酷啊，汉武帝不曾听从劝谏。”王通说：“汉武帝大概是生而知之吧，虽然不听劝谏，不曾不喜悦而宽容他们。”唉，汉武帝昏庸迷惑不道德，几乎导致动乱灭亡，晚年末路仅仅能稍微悔改，而王通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荀彧这类人，依附曹贼以夺取天下，都是汉室的罪人，而王通认为他们是仁者，他的谬论不必辩驳。
董昭为曹操谋划九锡之事，荀彧认为君子爱人以德，不应当这样。曹操不高兴，荀彧饮药而死。苏辙说：“荀彧起初在东郡跟随曹操，献出谋略以摧毁消灭群雄，本来已经将帝王的基业许给他了，难道晚年又怀疑而不给予吗？当时中原大致平定，内外的人望都属于曹操，即使没有九锡，天下不归曹氏，又能到哪里去呢？胁迫夺取，不如慢慢等待，总之必定能得到，而免除争夺的累赘。这是荀彧的本心。”吕祖谦说：“荀彧阻挠董昭提议，他的本意特别是不高兴计谋不是自己出的，回答董昭的话大概是忠顺的意思。”我认为两种说法都通，荀彧必定居于一端，总之，不能说忠于汉朝。而有人曲意文饰，随意加以褒扬。司马光说：“功绩超过管仲。”苏轼说：“道义类似伯夷。”这真是奇怪可笑。管仲会合诸侯以尊崇王室，何曾帮助贼臣篡夺国家呢？伯夷不与恶人说话，不立于恶人的朝廷，而肯做曹氏的心腹吗？荀彧饮药，是不得已罢了，因为曹操阴谋多忌，荀彧的智谋力量竟然超过他，一旦产生嫌隙，哪有逃脱的道理。等到送给他食物而打开看却是空器，他的意思可知。荀彧不自杀，最终也会被害，将有比这更惨的，这就是陈寿所说的因忧虑而死，哪里在于他死节呢？唉，人臣到了荀彧、冯道的地步，他们的邪正逆顺不必辩驳了，而议论者的蒙蔽有时竟然如此，天
诸葛诞为司马昭所诛，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记，止于如此，而注引干寳晋记云，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此几大过也。当时既知其不可屈，则槩杀之矣，何至一一遍问，而数百人者虽信感恩，亦不应尽能如此。然而通鉴取之，岂多爱不忍，虽温公未免欤？刘子翚不信田横客俱死事，以为溢羙之言，予于此亦云。
管寕、华歆共锄园菜，见地有金，寕挥锄与瓦石不异，歆捉而掷之，世皆优寕而劣歆。予谓以心术观之，固如世之所论。至其不近人情，不尽物理，则相去亦无几矣。毕竟金玉与瓦石岂无别者哉，此荘、列之徒自以为逹，而好名之士闻风而恱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论则不然，贵贱轻重未尝不与人同，特取舎之际有义存焉耳。
陈寿评孙皓，以为肆行残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既蒙不死之诏，复加归命之宠，岂非过厚之恩，旷荡之泽，意若微讥晋武。而孙安国亦谓皓罪为逋寇虐过，辛癸枭首素旗，不足谢冤魂，而优以显命，仍加宠锡，非伐罪吊民之义。二子之言是矣。然汤武之师，本以救天下，是故诛其君、吊其民，而议者亦曰：为匹夫匹妇复雠也。后世伐人者，例皆志于夺国，则既得而止矣，讵有诚意为民者，葢不独晋武为然也。初羊祜陈伐吴之策曰：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呜呼，果使吴人更立令主，民得乐业于一方，释而存之，以为外欢，岂非好事？今乃幸其无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尝在民邪？武帝不足责也。若羊公者，世所谓仁人君子，而为谋亦尔则是举也，尚可以汤武之事绳之哉。
东坡诗云：景山沉迷阮籍傲，毕车窃盗刘伶颠，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称其贤。虽诗人一时之言，其实公论也。然志林复云，籍本有志于世，遭魏、晋多故，乃一寓于酒，何邪？晋人放荡，本其习俗，而好事者每为解说。子由所为借通逹以济淫欲者，诚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则命也，何必秽污昏醉为名教之罪人邪？盖籍尝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则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八 臣事实辨中
阮籍广武之叹，呼沛公为竖子，李太白讥其狂言，非至公。而东坡以为指晋、魏闲人。予谓籍傲诞大言，视先王曽无忌惮，而何有于沛公乎？此固无足怪者，盖东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责也。
晋史载祖约好财事，其为人鄙猥，可知阮孚蜡屐之叹，虽若差胜，然何其见之晚邪？是区区者而未能忘懐，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问殷浩：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当时以为名言。浩问刘惔：自然无心扵禀受，何为善人少恶人多？惔曰：譬如泻水着地，纵横流漫，畧无方正圎者，一时絶叹，以为名通。人有能百掷百卢者，王衍曰：此无竒直，后掷如前掷耳。瘐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类此也。噫，三论无谓甚矣，而取重于世如此。晋士以虚谈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胜数，而三子其尤也。顾有而传者，若是其余可以想见矣，将无同三语有何难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几两屐，妇人所知，而遂以决祖、阮之胜负，其风至此，天下苍生安得不误哉。
晋王述初以家贫，求试宛陵令，所受赠遗千数百条，王导戒之，荅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逹也，其后屡居州郡，清洁絶伦，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予尝读而笑之，夫所谓亷士者，唯贪而不改其节，故可贵也。今以不足而贪求，既足而后止，尚可为亷乎？而史臣着之以为羙谈，亦已陋矣。
王献之尝与兄徽之、掺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或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
译诸葛诞被司马昭诛杀，他手下数百人因不肯投降而被斩首，都说道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魏志》的记载，只到这种程度，而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说，数百人拱手排列成行，每斩一人就让他跪下，直到杀完也没有人改变节操。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作田横，这大大过分了。当时既然知道他们不可屈服，就一概杀掉了，哪里会一个个遍问，而那数百人虽然确实感恩，也不应都能如此。然而《资治通鉴》采纳了这种说法，难道是多爱不忍，连司马光也难免吗？刘子翚不相信田横的门客都死节，认为是溢美之词，我对此也这样说。
管宁、华歆一起锄园菜，看见地上有金子，管宁挥锄像对待瓦石一样没有区别，华歆捡起金子又扔掉，世人都认为管宁优秀而华歆低劣。我认为从心术来看，确实如世人所议论的那样。至于他们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物常理，则相差也不远了。毕竟金玉与瓦石难道没有区别吗，这是庄周、列子一类人自以为通达，而好名的人闻风而喜欢他们的表现。至于君子的正统议论则不是这样，贵贱轻重未曾不与常人相同，只是在取舍之际有义理存在罢了。
陈寿评论孙皓，认为他肆意残暴，虐待百姓，应当腰斩首级分离，来谢罪百姓。既然蒙受不死的诏令，又加上归命的宠遇，难道不是过厚的恩惠，旷荡的恩泽，意在微微讥讽晋武帝。而孙安国也说孙皓的罪过是逃寇般的暴虐，像辛、癸那样枭首示众，不足以谢罪冤魂，却优待以显赫的命令，仍然加上宠赐，不符合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道义。这两个人的话是对的。然而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本来是为了拯救天下，所以诛杀其君主、慰问其百姓，而议论的人也说：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后世讨伐别人的人，惯例都是志在夺取国家，那么得到就停止了，哪里有诚心为民的人，大概不只是晋武帝这样。起初羊祜陈述伐吴的策略说：孙皓暴虐已经太甚，现在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孙皓不幸去世，吴人再立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之众，长江也不可窥视。唉，假使吴人再立贤明的君主，百姓能在一方安居乐业，释放并保存他们，作为外部的欢好，难道不是好事？现在却庆幸他们无道而容易夺取，只怕失去他们，这用心何尝在百姓身上呢？武帝不值得责备。至于羊公，是世人所说的仁人君子，而谋划也这样，那么这次举动，还可以用商汤、周武王的事来衡量吗。
东坡诗说：景山沉迷阮籍傲慢，毕卓偷盗刘伶癫狂，贪婪狂放嗜怪没有可取之处，世俗喜欢奇异称他们贤能。虽然是诗人一时的言论，其实是公论。然而《志林》又说，阮籍本来有志于世，遭遇魏晋多事之秋，于是寄托于酒，为什么呢？晋人放荡，本是他们的习俗，而好事的人每每为之解说。子由所说的借通达来助长淫欲，确实切中他们的弊病。古代的君子避世保全自身，本来自有其道，他们不幸而不能避免，那是命运，何必以污秽昏醉成为名教的罪人呢？大概阮籍曾经告诫他的儿子说：仲容已经参与我这流，你不能再这样，那么也是心里知道不对，而不能自我克制罢了。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八 臣事实辨中
阮籍在广武的感叹，呼刘邦为竖子，李白讥讽他狂言，不是至公。而东坡认为是指晋、魏之间的人。我认为阮籍傲慢怪诞大言，看待先王曾无顾忌，而对刘邦又有什么呢？这本来不足奇怪，大概东坡不必辩驳，而李白也不必责备。
晋史记载祖约喜好钱财的事，他的为人鄙陋猥琐，可知阮孚叹息蜡屐，虽然似乎稍胜，然而为什么看得这么晚呢？这些区区小事而不能忘怀，不知道这两个人所以得到天下重名的，究竟是因为什么事。
有人问殷浩：将要上任而梦见棺材，将要得财而梦见粪便，为什么呢？殷浩说：官本来臭腐，所以将得官而梦见尸体，钱本来粪土，所以将得钱而梦见秽物。当时认为是名言。殷浩问刘惔：自然无心于禀受，为什么善人少恶人多？刘惔说：譬如倒水在地上，纵横流漫，几乎没有方正圆的，当时绝叹，认为是名通。有人能百掷百卢，王衍说：这没有奇特之处，只是后掷如前掷罢了。庾子嵩说：王君的话暗合道理，都类似这样。唉，这三种议论非常无谓，而取重于世如此。晋士以虚谈相高自名而夸世的，不可胜数，而这三个人是其中最突出的。顾有而传者，若是其余可以想见了，将无同三语有什么难道的。有人因而辩驳说，一生几两屐，妇人所知，而遂以决祖、阮之胜负，风气到了这种地步，天下苍生安得不误呢。
晋王述起初因为家贫，请求试任宛陵令，所受的赠遗千数百条，王导告诫他，回答说：自己自然会停止。当时的人不理解他，后来屡次担任州郡长官，廉洁绝伦，宅宇旧物不改变于往昔，才开始被当时所赞叹。我曾经读而笑之，所谓廉士，只有贪婪而不改变其节操，所以可贵。现在因为不足而贪求，既满足而后停止，还可以称为廉吗？而史臣记载这作为美谈，也太鄙陋了。
王献之曾经与兄长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访谢安，两位兄长多谈论俗事，王献之只寒暄而已。有人问谢安：王氏兄弟优劣？谢安说：小的好，吉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