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四 文辨一
以字数繁多，一卷不能尽之，则不当称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岂后人编辑者之误，而不出于统欤？然世说载庾亮评庾阐南都赋谓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译因为字数繁多，一卷无法全部容纳，所以不应当称某京某都，而应当各自称为一首，这难道是后人编辑者的错误，而不是出于统绪呢？然而《世说新语》记载庾亮评论庾阐的《南都赋》，说它可以与三都并列，与二京并列，那么三都又是怎么回事呢？
晋、宋书载渊明归去来辞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字（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语，所以便章而为断，犹系曰乱曰之类，则与上文不相属矣，故当以时字之字为韵，其留字偶与前休字相协而已。后之拟者自东坡而下，皆杂和之，然则果孰为韵邪？近见陶集夲作能复几时此为可从，盖八字自是两句耳，然陶集云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读，却宜从史所载也。
刘禹锡问大钧赋云，楚臣天问不詶，今臣过幸一献三售，上二句脱两字。何卜赋云，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淹兮孰含操。夫操所以对含也，上当脱三字。又云堇之毒豕苓，鸡首之贱毛，亦有脱误处。禹锡集、文粹所载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东坡杞菊赋云，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诸本皆同。近观秘府所藏公手书，此赋无瓠墨二字，固当胜也。
东坡诗论，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则诗之意可以意晓而无劳。而其中又有云，嗟夫人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此十六字盖重复也，不惟语言为赘，其于上下文理亦自间断，此灼然可见，而诸本皆无去之者，盖相承其误而未尝细考也。
左氏文章不复可议，惟状物论事，辞或过繁，此古今之所知也。如韩原之战，晋侯乗，郑驷庆，郑以其非土产而諌之，言其进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胍偾兴，外强中干，何必尔邪。
左氏书晋败于邲，军士争舟，舟中之指可掬。献帝纪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上人以刃擽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刘子玄称邱明之体，文虽缺畧，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断指，而读者自见其事。予谓此亦太简，意终不完，未若献帝纪之为是也。
洪迈容斋随笔云，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迈论固高，学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长，亦当参取，使繁省轻重得其中，不必尽如此说也。沐浴佩玉字实多雨（两）处。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
邵氏云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伯夷传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冨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等语，殊不类其事，所以为宏深髙古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歩武不敢外者，胆智甚薄也。慵夫曰：许由之事何闗伯夷？迁特以其议国高蹈风义略等而传闻可疑，因附见耳，然亦不足为法也。若夫富贵不苟求岁寒知松栢等语，此正合其事矣，安得为不类？且为文者亦论其是非当否而已，岂徒以胆智为贵哉？迁文虽竒，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髙而过正，将误后学，予不得不辨。
洪迈云司马迁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为云中守，与匃奴战，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予谓此唐本语，自当寔録，何闗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则首虏差级，削爵罚作之。
语宜移于前而前，语复换于后乃惬，盖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当如此耳。重言官职姓名，其寔冗复，吾未见其益健也。宋末诸儒喜为髙论，而往往过正，讵可尽信哉？
洪迈云，文之繁省者各有当。史记?卫青传云，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
译《晋书》、《宋书》记载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说：“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皇皇欲何之。”其中“已矣乎”这句话，是用来结束章节的，就像“系曰”、“乱曰”之类，那么它与上文就不相衔接了，所以应当以“时”字为韵脚，那“留”字不过是偶然与前文的“休”字相协罢了。后世模仿的人，从苏东坡开始，都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哪个是韵脚呢？最近看到陶集版本作“能复几时”，这是可以采纳的，因为这八个字本来就是两句。然而陶集又说“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几乎不可读，还是应当依据史书所记载的。
刘禹锡《问大钧赋》说：“楚臣天问不詶，今臣过幸一献三售”，上面两句脱漏了两个字。《何卜赋》说：“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淹兮孰含操。”“操”字是用来对应“含”字的，上面应当脱漏了三个字。又说“堇之毒豕苓，鸡首之贱毛”，也有脱漏错误的地方。《禹锡集》、《文粹》所记载的都是这样，哪里能得到善本来考证呢。
苏东坡《杞菊赋》说：“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各种版本都相同。最近观看秘府收藏的东坡手书，这篇赋没有“瓠”、“墨”两个字，本来应当更好。
东坡《诗论》，末尾说：“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则诗之意可以意晓而无劳。”而其中又有说：“嗟夫人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这十六个字大概是重复的，不仅语言累赘，对于上下文的文理也自然中断，这是明显可见的，而各种版本都没有删去它，大概是沿袭错误而没有仔细考证。
《左传》的文章不再可议，只是描写事物、议论事情，言辞有时过于繁复，这是古今都知道的。比如韩原之战，晋侯乘坐郑国驷庆的车，郑国因为这不是本国出产而劝谏他，说他的进退，不能周旋，不能足以应对罢了。至于说“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胍偾兴，外强中干”，何必这样呢。
《左传》记载晋军在邲地战败，军士争抢船只，船中手指可以捧起。《献帝纪》说，皇帝渡河，不能渡河的人都争着攀附船只，船上的人用刀砍断他们的手指，船中手指可以捧起。刘知几称赞丘明（左丘明）的笔法，文章虽然简略，道理非常昭著，不说攀附船只用刀砍断手指，而读者自然能明白其事。我认为这也太简略了，意思终究不完整，不如《献帝纪》那样正确。
洪迈《容斋随笔》说，石骀仲去世，有六个庶子，占卜谁做继承人，说“沐浴佩玉”，那么占卜为继承人的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守父母丧而沐浴佩玉的人呢？”不沐浴佩玉，这是《檀弓》的文字，现在写文章的人不这样，一定说：“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难道不能说：“哪有守父母丧而像这样的人呢？”似乎也足以说清事情，然而古意衰微了。慵夫说：洪迈的议论固然高明，学者不可不知道，然而古今互有短长，也应当参酌采用，使繁简轻重得当，不必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沐浴佩玉”这几个字实际上在多处出现。文章只求真实罢了，必须保存古意做什么呢。
邵氏说读司马迁的文章感到茫然，好像与事情相违背。《伯夷传》说：“予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意思究竟在哪里。下面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等话，与事情很不相类，所以显得宏深高古吗？看其他人拘束窘迫，一步不敢超出，胆识智慧很薄弱。慵夫说：许由的事情与伯夷有什么关系？司马迁只是因为他们议论国事、高蹈风义大致相同而传闻可疑，因而附带提及罢了，然而也不足以作为法度。至于“富贵不苟求”、“岁寒知松柏”等话，这正是符合事情的，怎么能说不相类？况且写文章的人也是议论是非恰当与否罢了，难道只以胆识智慧为贵吗？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奇特，疏漏拙劣也很多，不一定都可以取法。邵氏的话太高明而过分，将误导后学，我不得不辩驳。
洪迈说司马迁记载冯唐救魏尚的事，开头说魏尚做云中太守，与匈奴作战，上报战功到幕府，一句话不相符合，文吏依法制裁他，他的赏赐没有实行，臣认为陛下赏赐太轻，惩罚太重，又进一步说，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因上报战功，首虏差六级，陛下把他交给官吏，削去他的爵位，罚他做苦役，重复说云中太守及姓名，而文势更加遒健有力，现在的人没有这样的笔法。我认为这是冯唐本来的话，自然应当如实记录，与史家的功夫有什么关系，如果以文法来衡量，那么首虏差级，削爵罚作的。
话应当移到前面，而前面的话又换到后面才合适，大概开始说的是事情，而进一步说的是意思，次序应当这样。重复说官职姓名，实际上冗长重复，我没有看到它更加健劲。宋末的诸儒喜欢发表高论，而往往过分，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
洪迈说，文章的繁简各有恰当之处。《史记·卫青传》说，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自三次跟随大将军俘获敌王，以一千三百户封李朔为涉轵侯，以一千三百户封赵不虞为随成侯，以一千三百户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只说校尉李朔、赵
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减史记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予谓此夲不足论，若欲较之，则封户之寔，当从史记，而校尉之称汉书为胜也。
译不虞、公孙戎奴各自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少了二十三个字，然而不如《史记》质朴丰富而令人喜爱。我认为这本不值得讨论，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么封户的实际数目应当以《史记》为准，而校尉这一官职的称呼则以《汉书》为优。
司马迁之法最踈，开卷令人不乐，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东坡不甚好之，而陈无已、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如蘓公者与之语此哉。（一说）
晋张辅评迁、固史云，迁叙三千年事止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省不同，优劣可知，此儿童之见也。迁之所叙虽号三千年，其所列者几人，所载者几事，寂寥残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传，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汉乃始稍详，此正获踈畧之讥者，而反以为优乎？且论文者求其当否而已，繁省岂所计哉？迁之胜固者，独其辞氯（气）近古，有战国之风耳。（两见）
邵公济尝言迁史杜诗，意不在似，故佳，此缪妄之论也，使文章无形体邪，则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则不是谓其不主，故常不専蹈袭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梦中语乎？
唐子西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已后便有杜子美，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其论杜子羙，吾不敢知。至谓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谈何容易哉。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何限，而独及此人乎，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而谓学者专当取法，过矣。
马子才子长游一篇，驰骋放肆，率皆长语耳。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为不少矣，岂必有观覧之助，始尽其妙，而迁之变态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说，则世之作者其劳亦甚矣，其言吊屈原之魂，云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读之令人失笑，虽诗词诡激，亦不应尔，况可施于文邪。盖马氏全集其浮夸多此类也。
洪迈谓汉书?沟洫志载贾譲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堤，使西北扺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闲，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予谓此寔冗复，安得不觉，然既欲详见其事，不如此当如何道？盖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迈过爱而妄为髙论耳。
退之于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论。以予观之，他文则未敢知，若史笔，讵可轻孟坚也。
杨子云觧嘲云，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此不成义理，但云为于可为之时为，于不可为之时，或云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为之，则可矣。（两见）
陈后山曰：杨子云之文好竒而卒不能竒，故思若而辞艰，善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虽竒，故不能竒也。此论甚佳，可以为后学之法。
退之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荅往复。杨子云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唯唯，恐未妥也。
谢灵运甞谓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共得一斗。茆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又何足论。然璞复云可当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録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冝更及耘耔啸咏之事，退之感二鸟赋亦然。
归去来辞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摸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次韵则牵合而不类矣。（可以想见不才之人多矣）
庾信哀江南赋堆垜故寔，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如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此何等语。至云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
杜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未觉前贤畏后生。”甞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羙雅称如此，且讥诮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
张融海赋不成文字，其序云壮哉水之竒也，竒哉水之壮也，何等陋语
译司马迁的写法最为疏略，翻开书卷令人不悦，然而千年来推崇尊重他，没有人攻击他的短处，只有苏东坡不太喜欢他，而陈无己、黄鲁直感到奇怪叹息，认为这是异事。唉，我也认为千年来雷同的看法不可理解，怎能找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来与他谈论此事呢。（一说）
晋代张辅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只用五十万言，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却用了八十万言，繁简不同，优劣可知，这是儿童般的见解。司马迁所叙述的虽然号称三千年，他所列举的有几个人，所记载的有几件事，寂寥残缺，首尾不完备，往往不能写成传记，有的只有姓名，到秦、汉时期才稍微详细，这正是遭受疏略批评的地方，反而认为他优秀吗？况且评论文章只求其恰当与否罢了，繁简哪里是计较的呢？司马迁胜过班固的，唯独他的辞气接近古雅，有战国之风罢了。（两见）
邵公济曾说司马迁的史书和杜甫的诗，意不在相似，所以好，这是谬妄的言论，如果文章没有形体，则不必相似，如果它有形体，不相似就不是，所以说它不主张，因此常常不专门蹈袭就可以了，而说意不在相似，不是梦话吗？
唐子西说，六经之后就有司马迁，三百篇之后就有杜子美，所以写文章应当学习司马迁，写诗应当学习杜子美，他对杜子美的评论，我不敢知道。至于说六经之后就有司马迁，谈何容易。自古文士超过司马迁的何止有限，而唯独提到这个人吗，司马迁虽然气质接近古雅，用标准衡量他，几乎百孔千疮，而说学者专门应当取法他，太过分了。
马子才的《长游》一篇，驰骋放肆，大都是长句罢了。自古文士超过司马迁的不少，难道一定要有观览的辅助，才开始尽其妙处，而司马迁的变化也何至于此呢？如果文章的道理果然如子才所说，那么世上的作者他们的辛劳也太严重了，他说吊屈原的灵魂，说不知道鱼腹中的骨头是否还安好，读之令人失笑，虽然诗词诡激，也不应该这样，何况可以用在文章中呢。大概马氏全集的浮夸大多这类。
洪迈说《汉书·沟洫志》记载贾让治河策略说，河从河内北至黎阳筑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筑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筑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筑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筑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共用了五次“石堤”字，而不显得冗赘重复，不是后人笔墨套路所能达到的。我说这确实冗赘重复，怎能不觉得，然而既然想要详细记载其事，不这样应当怎么说呢？大概班固的美不必说是，只是洪迈过于喜爱而妄为高论罢了。
韩愈对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论。以我看来，其他文章则不敢知道，如果是史笔，怎能轻视孟坚呢。
杨子云《解嘲》说，在可为之时做可为之事，则顺从去做；在不可为之时做不可为之事则凶，这不成义理，只说在可为之时做，在不可为之时，或者说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为之，就可以了。（两见）
陈后山说：杨子云的文章好奇怪但最终不能奇怪，所以思若而辞艰，善于写文章的人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到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杨子云虽然奇怪，所以不能奇怪。此论甚佳，可以作为后学之法。
韩愈《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所以可以问答往复。杨子云《逐贫赋》只说呼贫与语，贫曰唯唯，恐怕不妥当。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共得一斗。茆璞辩其不然。慵夫说：这自是狂言，又何足论。然而茆璞又说可当八斗者唯坡，也恐怕不必说。坡文固然不易及，但不可用限量定也。
凡写文章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是将归而赋耳，既归之后，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韩愈《感二鸟赋》亦然。
《归去来辞》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模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次韵则牵合而不类矣。（可以想见不才之人多矣）
庾信《哀江南赋》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如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此何等语。至云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
杜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未觉前贤畏后生。”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而子美雅称如此，且讥诮嗤点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点者未为过也。
张融《海赋》不成文字，其序云壮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壮也，何等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