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七 文辨四
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聋。夫臣子陈情于君父，自当以诚实恳恻为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岂其体哉？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
译已经折断了，杜陵叟的左耳又聋了。臣子向君父陈述情理，自然应当以诚实恳切为主，而文章使用四六骈体，这已经不对了，况且用典竟然如此，这难道是应有的体裁吗？宋朝自从南渡之后，文风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
旧说杨大年不爱老杜诗，谓之村夫子语。而近见传献简嘉话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韩、桞文，恐人之学，常横身以蔽之。呜呼，为诗而不取老杜，为文而不取韩、栁，其识见可知矣。
吾舅周君徳卿尝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李义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岂巧于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杨、刘四六之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类俳，可鄙。欧、苏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夫杨、刘惟谨于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则必当为欧、苏之横放。既悪彼之类俳，而又以此为坏四六法，非梦中颠倒语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耶？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絶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举律赋，不得预文章之数，虽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诸名公集往往有之，盖以编録者多爱不忍，因而附入，此适足为累而已。栁子厚梦愈膏肓疾赋虽非科举之作，亦当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它皆得自由。惟史书、实録、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世之秉笔者往往不谨，驰骋雕镌，无所不至，自以为得意，而读者亦从而歆羡，识真之士何其少也。
凡为文章须是典寔过于浮华，平易多于竒险，始为知本求。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书传中多有自今以来之语，此亦疵病。盖由昔至今而来则顺，由今至后者，言往可也。
宋玉称邻女之状，曰：増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予谓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红白适中，故着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长短则相形者也，増一分既已太长，则先固长矣，而减一分乃复太短，却是元短，岂不相窒乎，是可去之。
史记?屈原传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曰字与以为意重复。栁文鹘说云，余疾夫今之说，曰以喣喣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翘翘而厉，烟烟而白者，暴之徒，亦是类也。
史记?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敫女竒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而怜之。梁鸿传云，邻里耆老见鸿非恒人。蔡邕状异恒人，孙权骨体不恒，苻坚骨相不恒，姚苌志度不恒，此等恒字皆当作常，盖恒虽训常，止是乆逺之意，非寻常之常也。
张良问髙祖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寛天，称君为上，自傍而言则可，面称之，似不安也。
张释之言盗长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谓发冢而云一抔者，盖不敢指斥耳。骆宾王檄武后书云，一抔之土未干，世皆称工，而其语意寔未安也。而唐彦谦诗复有“眼见愚民盗一抔”之句，岂不益谬哉。
张安世为光禄勲，郎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浆耶？何以字别却本意，当云安知非耳。
后汉张升见党事起，去官归乡里，与友人相抱而泣，陈留老父见而谓曰：网罗张天，去将安所？朱泚败走失道，问野人，荅曰：天网恢恢，逃将安所？二所字不成语，谓之往，可也。
呉志：蜀零陵太守郝普为吕蒙所绐而降，惭恨入地，此不成义理，谓有欲入地之意，则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记姚崇汰僧事云，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此本万二千余人耳。如子京所云，则是多余许数也，可谓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独子京也。
范蜀公记狄青面，其事止云带铜面具而已。渑水燕谈则曰，面铜具。闻见録又曰带铜铸人面。予谓邵氏语颇重浊，燕谈似简而文，然安知其为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盖，面具二字，自有
译旧说杨大年不喜欢杜甫的诗，称其为村夫之语。而近来见到《献简嘉话》记载，晏相曾说杨大年尤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担心人们学习，常常横身遮挡。唉，作诗不推崇杜甫，作文不推崇韩愈、柳宗元，他的见识就可以知道了。
我的舅舅周德卿曾说，凡是文章外表精巧而内在拙劣的，可以惊动满座宾客，却不适于独自静坐品味；可以让人口头称赞，却不能让人内心首肯，这真是名言啊。杜牧说，杜甫的诗、韩愈的文，愁闷时拿来读，好似请麻姑搔痒处。李商隐说，您的文章，如同元气早已进入人的肝脾，这难道是那些外表精巧的人所能做到的吗？
邵氏说，杨亿、刘筠的四六文体，必定严守四字、六字的格律，所以叫四六。然而它的弊端类似俳优之文，可鄙。欧阳修、苏轼极力扭转，以涤除骈偶俪丽的习气，那种恶劣之气一旦除去，四六的法则也就消亡了。杨亿、刘筠只严守四六格律，所以弊端到了这种地步，想要纠正它，就应当像欧阳修、苏轼那样纵横奔放。既然厌恶那种类似俳优的文风，却又认为这是破坏了四六法则，这不是梦中的颠倒话吗？况且四六的法则，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四六文是文章的弊病，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大多使用它。君臣上下相互告知，想要诚意相通，却使用骈俪浮辞，简直如同俳优的鄙俗，岂不是失体吗？如果有明君贤臣一旦禁止断绝它，也是千古快事。
科举律赋，不能列入文章的正统，即使工巧也不值得称道，而唐、宋各位名公的文集中往往有它，大概是编辑收录的人大多喜爱而不忍舍弃，因而附入，这正好成为累赘罢了。柳子厚的《梦愈膏肓疾赋》虽然不是科举之作，也应当删去。
凡人写文章，其他方面都可以自由。只有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世上的执笔人往往不谨慎，驰骋雕饰，无所不至，自以为得意，而读者也因而羡慕，懂得真知的人多么少啊。
凡是写文章必须典实多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才算是知道根本。世上的作者往往致力于末节，而终身不回头，他们的颠倒也太严重了。
有人问文章有体吗？回答说：没有。又问没有体吗？回答说：有。那么究竟怎么样呢？回答说：固定的体没有，大体的体必须有。
书传中多有“自今以来”的话，这也是疵病。大概从过去到现在是顺的，从现在到过去，说“往”也可以。
宋玉形容邻女的样子，说：增加一分就太长，减少一分就太短，涂粉就太白，施朱就太红。我认为上面两个“太”字不可用，因为她的红白适中，所以涂粉太白，施朱太红；至于长短则是相互比较的，增加一分既然已经太长，那么原来本来就长了，而减少一分却又太短，却是原来就短，岂不互相矛盾吗，这是可以删去的。
《史记·屈原传》说，每出一道政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认为除了我没有谁能做到。“曰”字与“以为”意思重复。柳文《鹘说》说，我厌恶现在的人，说那些温和沉默、缓缓低头的人，是善良的一类；那些傲慢严厉、轻浮表白的人，是暴虐的一类，也是这类情况。
《史记·田敬叔完世家》说，太史敫的女儿觉得法章的相貌奇特，认为他不是普通人而怜爱他。《梁鸿传》说，邻里老人看见梁鸿不是普通人。蔡邕相貌异于普通人，孙权骨体不普通，苻坚骨相不普通，姚苌志度不普通，这些“恒”字都应当作“常”，大概“恒”虽然解释为常，只是久远的意思，不是寻常的“常”。
张良问高祖说：皇上平生最憎恨的人是谁？袁盎安慰文帝说：皇上自我宽慰。称君主为“上”，从旁人称说可以，当面称说，似乎不妥。
张释之说盗取长陵一捧土。“抔”，是掬的意思，这本是说发掘坟墓而说一捧土的，大概是不敢直指斥责罢了。骆宾王《讨武曌檄》说，一捧土未干，世人都称工巧，而它的语意实在不妥。而唐彦谦的诗又有“眼见愚民盗一抔”的句子，岂不更加谬误吗？
张安世做光禄勋，郎官在殿上小便，主事禀报执行法令。安世说：凭什么知道他不反水浆呢？“何以”字偏离了本意，应当说“安知非”罢了。
后汉张升见党祸兴起，辞官回到乡里，与友人相抱而泣，陈留老父看见后对他说：天罗地网张开，离去将去哪里？朱泚败走迷路，问野人，回答说：天网恢恢，逃跑将去哪里？两个“所”字不成话，说“往”，可以。
《吴志》：蜀零陵太守郝普被吕蒙欺骗而投降，惭愧怨恨入地，这不成义理，说他有想要入地的意思，可以，直接说入地可以吗？
《新唐书》记载姚崇淘汰僧人的事说，被发配务农的有一万二千余人，这本是一万二千余人罢了。像宋祁所说，那就是多余许数，可以说是追求文辞而损害义理，然而这种毛病很多人犯，不只是宋祁。
范蜀公记载狄青的面部，其事只说戴铜面具罢了。《渑水燕谈》则说，面铜具。《闻见录》又说戴铜铸人面。我认为邵氏的话颇重浊，《燕谈》似乎简练而文雅，然而怎么知道是什么器具，都不如蜀公的真实，大概“面具”二字，自有
成言也。
通鉴云呉主孙皓恶人视已，羣臣侍见，莫敢举目。左丞相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予谓自视字不安，若云独听凯视，可矣。
译这是成书之语。
《通鉴》记载，吴主孙皓厌恶别人注视自己，群臣侍奉觐见时，都不敢抬头。左丞相陆凯说：“君臣之间没有互相不认识的道理，如果突然发生不测，不知该奔赴何处。”吴主于是允许陆凯可以注视自己，而其他人仍像以前一样。我认为“自视”二字不妥，如果说“只允许陆凯注视”，就可以了。
通鉴刘聡朝、崔暐说太弟义曰：四卫精兵不减五千；晋孝武时，幽州治中平规谓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减五十余万；唐懿宗毎月宴设不减十余。予谓凡不减字，止可于比对处言之，而非所以料数也。宇文泰谓贺拔岳曰：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是矣，余减字皆当作下。新唐书刘仁轨諌校猎妨农事云，役虽简省，犹不损数万，损字尤非也。
通鉴云，谢安好声律，朞功之惨，不废丝竹。予谓声律字不安，若作声伎、声乐，或音律，则可矣。
通鉴云，苻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旦字不妥。
通鉴?宋纪：萧道成遣薛渊将兵助袁粲，渊固辞，道成曰：但当努力，无所多言。齐纪豫章王嶷常虑盛满，求觧扬州，武帝不许，曰：毕汝一世，无所多言。二所字殊剩也。
通鉴：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専恣云，观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旧唐：上官婉児为节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书言齐王宪善处嫌疑云，髙祖亦悉其此心，故得无患。其此二字，岂可一处用。新唐：李徳裕论朋党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传中间有不避俗语者，以其文之则失真也。齐后主欲杀斛律光，使力士刘桃枝自后扑之，不倒。通鉴改为不仆，仆亦倒也，然擈字下便不宜用。
通鉴：唐文皇时，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利事，上曰：卿欲以桓灵俟我邪？俟当作待，盖俟虽训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鉴云，唐宣宗时，吐畨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殆尽，却是几无也，不若作徧字。
通鉴记周世宗禁铜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观钟磬等聴留外，自余民间铜噐，悉令输官。既有外字，不当更云自余也。然楚世家或说顷襄王之辞，亦有外、其余字。
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蠧也。散一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八 诗话上
世所传千注杜诗，其间有曰新添者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徳卿尝辨之云，唯瞿塘懐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自余皆非本真。盖后人依仿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从淂诬引名士以为助，皆不足信也。东坡甞谓太白集中徃往杂入他人诗，盖其雄放不择故得容，伪于少陵则决不能，岂意小人无忌惮如此。其诗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训，盖学歩邯郸失其故态，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为少陵，真可悯笑。王直方诗话既有所取，而鲍文虎、杜时可间为注说，徐居仁复加编次，甚矣，世之识真者少也。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难、觧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洎余篇大似出于一乎？其不可乱真也，如粪丸之在隋珠，不待选择而后知，然犹不能辨焉。世间似是而相夺者，又何可胜数哉？予所以发愤而极论者，不独为此诗也，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尝与予语及新添之诗，则频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頋我軰未之见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逰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又曰：颈聨、颔聨，初无此说，特后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论事，次二句犹须论事；首二句状景，次二句犹须状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势，诗之大略不外此也。其论，笃实之论哉。（末一句不成文法）
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以入则恐不然。吾舅児时便学工部，而
译《资治通鉴》记载刘聪朝，崔暐对太弟刘义说：“四卫精兵不少于五千”；晋孝武帝时，幽州治中平规对唐公李洛说：“能拉弓的士兵，不少于五十多万”；唐懿宗每月宴饮不少于十余次。我认为凡是“不减”这个词，只可以在比较的地方使用，而不是用来估计数量的。宇文泰对贺拔岳说：“费也头控制的骑兵，不少于万人”，这是对的，其余的“减”字都应当改为“下”。《新唐书》记载刘仁轨劝谏校猎妨碍农事时说：“劳役虽然简省，仍然不损害数万人”，“损”字尤其不对。
《资治通鉴》说，谢安喜好声律，即使是期功之丧的悲痛，也不废弃丝竹音乐。我认为“声律”这个词不妥，如果改为“声伎”、“声乐”或“音律”，就可以了。
《资治通鉴》说，苻坚一心想要夺取江东，睡觉不能到天亮，“旦”字不妥。
《资治通鉴》宋纪记载：萧道成派遣薛渊带兵援助袁粲，薛渊坚决推辞，萧道成说：“只要努力，不必多言。”齐纪记载豫章王萧嶷常担心权势过盛，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务，武帝不允许，说：“让你做一世，不必多言。”这两个“多”字都多余。
《资治通鉴》记载魏中尉元匡弹劾于忠专横恣意时说：“看他的这个意思，想要把自己置于无上地位。”《旧唐书》记载上官婉儿被节愍太子索要，大声呼喊说：“看他的这个意思，接下来就要索要皇后，以及太后。”《周书》记载齐王宇文宪善于处理嫌疑时说：“高祖也完全了解他的这个心思，所以能够没有祸患。”“其此”这两个字，难道可以在一处使用吗？《新唐书》李德裕论及朋党时说：“仁人君子各自践行自己的道义，不可用私交交往”，下面也不应该用“其”字。
史传中间有不避讳俗语的情况，因为如果修饰文辞就会失真。齐后主想要杀害斛律光，派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倒他，没有倒下。《资治通鉴》改为“不仆”，“仆”也是倒下的意思，然而在“扑”字下面就不宜再用了。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时，权万纪谈论宣州、饶州两州银矿利益的事，皇上说：“你想用桓帝、灵帝来等待我吗？”“俟”应当改为“待”，大概“俟”虽然解释为等待，乃是等候的待，不是待遇的待。
《资治通鉴》说，唐宣宗时，吐蕃大肆掠夺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几乎耗尽，其实是几乎没有了，不如用“遍”字。
《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禁止铜器的事说：“只有官方法物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等允许保留在外，其余民间铜器，全部命令上缴官府。”既然有了“外”字，就不应当再说“自余”了。然而《楚世家》中有人劝说顷襄王的话，也有“外”、“其余”的字样。
扬雄的经学，宋祁的史学，江西诸子的诗歌，都是这些文章的蛀虫。散体文，到了宋人开始才是真文字，诗歌则相反了。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八 诗话上
世间所流传的千注杜诗，其中有称为新添的四十多首，我的舅舅周君德卿曾经辨析说，只有《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是杜甫的作品无疑，其余都不是原本的真迹。大概是后人模仿而作，想要窃取以欺骗世人，或者又胡乱编造其来源，诬引名士作为帮助，都不足以相信。苏轼曾经说李白集中往往杂入他人的诗，大概是因为他雄放不拘所以能容纳，伪作在杜甫那里则绝对不能，哪料想到小人如此肆无忌惮。那些诗大体鄙俗狂妄盲目，完全不可教化，大概是学步邯郸失去了原有的姿态，想处于中下水平，尚且达不到，却想要冒充杜甫，真可怜悯嘲笑。王直方《诗话》既然有所采纳，而鲍文虎、杜时可偶尔为之注说，徐居仁又加以编次，世间的识真者太少了。其中一二首虽然稍显平易，也不免失误，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其不成样子，以及其余篇目大似出于一人之手？它们不能乱真，就像粪丸混在隋珠之中，不需要选择就知道，然而还是不能辨别。世间似是而非相互混淆的，又哪里能数得尽呢？我之所以发愤极力论述，不仅仅为了这些诗。我的舅舅自幼作诗便以杜甫为祖，他教导别人也一定先从这个开始，曾经与我谈到新添的诗，就频频皱眉说：“人才的不同就像面容一样，耳目鼻口相差也不大，然而仔细观看，没有不不同的。”诗歌到了杜甫，他人哪里能扰乱呢。他的持论如此，其中一定有深深体会的地方，只是我们这些人没有见到罢了，表彰并指出它，以等待明眼的君子。
我的舅舅曾经论诗说，文章以意为主体，字语为仆役，主体强而仆役弱，就没有不服从的。世人往往骄纵他们的仆役，以至于跋扈难以控制，严重的反而役使主体，可以说深深切中了弊病。又说：以巧为巧，那巧不足以称为巧，拙来补救则使人不厌烦，只有极巧的人才能就拙，作为巧所谓游戏，一文一质，是道的中道。雕琢太甚则伤害其完整，经营过深则失去其根本。又说：颈联、颔联，最初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后人私自设立的名字而已，大体上首二句论事，次二句仍然需要论事；首二句状景，次二句仍然需要状景，不能突然停止，自然之势，诗歌的大略不外乎此。他的论述，是笃实的论述啊。（最后一句不成文法）
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认为有老杜句法，大概是得到了。却又说由山谷入手恐怕不对。我的舅舅儿时便学习杜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