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一 诸史辨惑下
乎？盖自不湏注也。
史记?平凖书云，京师之钱累巨万。韦昭云，巨万今万万也。范蠡传，徐广注亦同。汉书?食货志言累百巨万，师古注云数百万万也。梁孝王金银且百巨万，师古云，巨万，百万也，有百万者，言凡百也。汲黯传云，中国诛匈奴费以巨万百数，师古云即数百巨万也。此不唯与韦、徐不同，而其自为说亦复参差相戾，何耶？
译吗？大概是不需要注释了。
《史记·平准书》说，京师的金钱累计达到巨万。韦昭说，巨万就是现在的万万。《范蠡传》中，徐广的注释也相同。《汉书·食货志》说累计达到百巨万，颜师古注释说这是数百万万。梁孝王的金银将近百巨万，颜师古说，巨万是百万，有百万者，是说总共有一百个百万。《汲黯传》说，中原诛讨匈奴的费用以巨万百数，颜师古说这就是数百巨万。这不仅与韦昭、徐广的说法不同，而且颜师古自己的解释也前后矛盾、互相冲突，为什么呢？
祢衡谓荀或（彧）：可借面吊丧。注引典畧以为但有貎耳，夫吊丧主哀，安用貎？为意者以其严冷而多戚容，故也。
晋书称苻朗至晋，谢安设燕请之，朝士盈坐并杌褥壶席。朗毎事欲夸之，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坐客以为不及之，逺朗不道如此，非人所为见者，皆为切齿而谓朝士歆羡以为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
晋史：慕容徳时，妖贼王始称帝，号其父为太上皇，兄为征东将军，弟为征西将军。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荅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复尔。始曰：皇后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国耶？行刑者以刀环筑之，仰视曰：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此事当皆必有之，然临刑之语，不应一一如是，殆滑稽谈谐者所餙耳。通鉴差略之为是。
梁武诛齐之诸王。鄱阳王寳寅奔魏，数冦梁复雠，后以谋乱见诛。而萧子显南齐书乃云，中兴二年以谋叛，与贤、攸等同死，其误甚矣。（存疑）
北史：梁鄱阳王寳寅终于魏。南、北史一书也，既立寳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书其事，恐止当并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义殊，亦宜从一。
后汉：陈容谓袁绍曰：寕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此指当时一日耳。而魏书载荘帝之语曰：寕与髙贵乡公同日死，不与长道郷公同日生。此史亦然。此似不可。岂秉笔者润色之过欤。通鉴删之，云，寕为髙贵乡公死，不为长道乡公生，是矣。
彭乐髙，齐之名将，且有大功。北史、通鉴皆载，而李百药正史乃不为立传，何耶？
北史?杨愔传：常山、长广二王谋废济南王，愔及朱可、浑天和、宋钦道皆被拳、杖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余人持之太皇太后，间（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及愔诛，太皇太后临丧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盖补其损目也。李百药北齐书但云已出而无一目字，岂其脱误欤？
隋史：髙颎平陈，晋王广欲纳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已；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遂斩之，王甚不悦。通鉴所载其语尤详，而陈书、南史乃谓晋王命斩之，此必当时秉笔者曲饰主阙，而姚思亷、李延寿猥承其误耳。迹焬帝所为，当以隋史为正。
旧唐?徐有功传：窦孝谌妻龎氏为奴，诬告当斩，有功明，其无罪，得减死。今上践阼，孝谌子希瑊等请以身之官爵譲有功，子惀以报旧恩。按此乃明皇时事，言今上者，盖唐臣寔录之词，刘昫偶忘改定耳。
旧唐：王求礼既载于列传，而忠义传又载之。虽繁简不同，要之不当重立。求礼刚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义，亦非其例也。
旧唐?员半千传云，其先本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固改姓员。按左传释文，员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读如运，何耶？
元鲁山于蒍于歌，学者往往不觧其义。予忆昔尝一见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记此自当畧着其词，而唐书、通鉴皆不及之，殆为阙典也。
韩退之驱鳄鱼文苦非佳作，史臣但书其事目足矣，而全録其词，亦何必也。
史传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则亦当全称今名，而未改之前却称旧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类，亦非也。
五代史?梁纪曰：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也，其父曰诚生，三子曰全昱、存温云云。中和四年九月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进爵王，十二月徙封吴兴郡王。秦宗权称帝，遣其将秦贤等攻汴，王顾兵少不敢出云云。开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他纪皆仿此。徐无党注云，始自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着其逼者。予谓帝王本纪既追书尊号以冠其首，则一篇皆以尊号为主，初书其名曰讳某，自后凡见其名，虽未即位，例皆称帝或
译祢衡对荀彧说：可以借你的面子去吊丧。注引《典略》认为祢衡只是有外表罢了，然而吊丧主要在于哀痛，哪里用得着外表呢？推测是因为荀彧严厉冷峻且多带悲戚之容，所以祢衡这么说。
《晋书》记载苻朗来到晋朝，谢安设宴邀请他，朝中士大夫坐满席位，都铺着席垫。苻朗每件事都想炫耀，吐唾沫时让小儿跪下张嘴，吐完后含出来，不久又如此，在座客人认为比不上他，远远地看苻朗不这样做，不是人所能做的，看见的人都咬牙切齿，并说朝中士大夫羡慕他，认为比不上他，史官的荒谬浅陋太严重了。
《晋史》记载：慕容德时，妖贼王始称帝，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哥哥为征东将军，弟弟为征西将军。临刑时，有人问他父亲和兄弟在哪里。回答说：太上皇在外蒙受风尘，征东、征西将军被乱兵杀害，只有我一人，孤独无依。他的妻子愤怒地说：正因为这张嘴，才落到这步田地，怎么还这样。王始说：皇后，自古以来哪有不破的家庭，不亡的国家呢？行刑的人用刀环敲击他，他仰头看着说：死就死吧，终究不改帝号。这些事应当都有，但临刑时的言语，不应该如此一致，大概是滑稽诙谐之人润色修饰罢了。《资治通鉴》稍微简略地记载，这是对的。
梁武帝诛杀齐朝的诸王。鄱阳王萧宝寅逃奔北魏，多次侵犯梁朝报仇，后来因谋反被杀。而萧子显的《南齐书》却说，中兴二年因谋反，与萧贤、萧攸等人一同死去，这错误太大了。（存疑）
《北史》记载：梁鄱阳王萧宝寅死在北魏。《南史》《北史》是一本书，既然把萧宝寅列入北魏朝，而《南史》中又简略地记载他的事，恐怕只应当并入《北史》。又《南史》写作“寅”，而《北史》写作“夤”，两个字意义不同，也应当统一。
《后汉书》记载：陈容对袁绍说：宁愿与臧洪同一天死，不愿与将军同一天生。这是指当时的那一天罢了。而《魏书》记载庄帝的言语说：宁愿与高贵乡公同一天死，不愿与长道乡公同一天生。这史书也是这样。这似乎不可以。难道是执笔之人润色的过错吗。《资治通鉴》删去它，说：宁愿为高贵乡公死，不为长道乡公生，这是对的。
彭乐高，是北齐的名将，而且有大功。《北史》《资治通鉴》都记载，而李百药的《北齐书》却不为他立传，为什么呢？
《北史·杨愔传》记载：常山、长广二王谋划废黜济南王，杨愔以及朱可、浑天和、宋钦道都被拳打、杖击头部，血流满面，十余人把他们带到太皇太后面前，太皇太后问杨郎在哪里，贺拔仁说一只眼睛已经出来了。太皇太后悲伤地说：杨郎有什么过错，要让他受这样的伤害呢。等到杨愔被杀，太皇太后亲临丧事，用御金为他做了一只眼睛，亲自放入，说用来表达我的心意。大概是修补他受损的眼睛。李百药的《北齐书》只说已经出来而没有“一目”二字，难道是脱漏错误吗？
《隋书》记载：高颎平定陈朝，晋王杨广想纳张丽华为妃。高颎说：周武王灭殷，杀死妲己；现在平定陈国，不应该取张丽华。于是斩杀了她，晋王非常不高兴。《资治通鉴》记载的言语更加详细，而《陈书》《南史》却说晋王命令斩杀她，这一定是当时执笔之人曲意修饰掩盖君主的过失，而姚思廉、李延寿随意承袭了这个错误。考察炀帝的行为，应当以《隋书》为正确。
《旧唐书·徐有功传》记载：窦孝谌的妻子庞氏为奴，诬告应当斩首，徐有功查明她无罪，得以减死。当今皇上登基，窦孝谌的儿子窦希瑊等人请求用自己的官爵让给徐有功，儿子窦惀用来报答旧恩。按这是明皇时的事，说当今皇上，大概是唐朝臣子实录的言辞，刘昫偶然忘记修改罢了。
《旧唐书》：王求礼既然已经列入列传，而忠义传又记载他。虽然繁简不同，总之不应当重复设立。王求礼刚直敢言，固然值得称赞，而把他一概归入忠义，也不符合体例。
《旧唐书·员半千传》说，他的祖先本是刘氏，十世祖刘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所以改姓员。按《左传》释文，员本作云，而员半千的姓却读如运，为什么呢？
元鲁山《于蒍于歌》，学者往往不理解它的意义。我记得曾经见过一次，现在也忘记了。史臣记载这个，自然应当简略地写出它的词句，而《唐书》《资治通鉴》都没有提到，大概是缺失的典制。
韩愈《驱鳄鱼文》实在不是佳作，史臣只记载它的事目就够了，而全文记录它的词句，又何必呢。
史传中有改名的人。既然用现在的名字冠之，那么也应当全称现在的名字，而未改之前却称旧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类，也不对。
《五代史·梁纪》说：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他的父亲叫朱诚，生三个儿子叫朱全昱、朱存温等等。中和四年九月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进爵为王，十二月改封吴兴郡王。秦宗权称帝，派遣他的将领秦贤等攻打汴州，王顾兵少不敢出战等等。开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其他纪都仿照这个。徐无党注说，开始自称名，接着称爵，接着称帝，是逐渐的。爵位到王而后称，表明他逼迫。我认为帝王本纪既然追书尊号以冠其首，那么一篇都以尊号为主，初书其名曰讳某，自后凡见其名，虽未即位，例皆称帝或
称上，此古今不易之体。而欧公乃以新意变之，既称其父曰某，而复云生子曰某，始而称名，次而称爵，至即位乃书皇帝，即位而称帝，此则宾主不分，体统不一，不足为法也。或曰迁、固作髙祖纪皆先称沛公、汉王，然则亦非也。曰庸得为是乎？盖刘子玄史通已尝辨之矣。
译称呼君主，这是古今不变的体例。而欧阳修却用新意改变了它，既然称呼其父为某，却又接着说生儿子叫某，起初称名，其次称爵位，直到即位才书写皇帝，即位后称帝，这就导致宾客与主人的界限不分，体例不统一，不足以作为效法的准则。有人问：司马迁、班固撰写高祖纪时都先称沛公、汉王，那么欧阳修的做法难道也不对吗？回答说：怎么可以说是对的呢？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曾经辨析过这个问题了。
或问苐五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毎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尝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寐，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世皆以为美谈，而通鉴独载遗马事，此既一时之语，当俱録之。
温公自节通鉴，以为更加精择，削其繁芜，斯固可矣，然亦时有太过处。如汉书?郭林宗传云，茅容耕于野，与等軰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见而竒之，遽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已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因劝令学。通鉴载之畧同，而节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杀鸡为馔，恭谓为已设，容分半食母。甚踈已甚，不尽事情矣。
通鉴记或人拟刘祥道破李义府露布事，而独载其一聨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兢入，谓义府多畧人奴婢故也。事既琐细，而语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责黄巢姬妾軰从贼之罪，有对者曰：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通鉴所载如此。夫史氏文辞湏量轻重之宜，彼妇人率尔之语，岂有所谓失守，宗祧播迁巴、蜀者乎？然史传如此者，何可胜数？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二 新唐书辨上
作史与他文不同，寕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寕失之繁，不可至于疎畧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镌，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书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呜呼，笔力如韩退之而顺宗实録不惬众论，或劝东坡重修三国志，而坡自谓非当行家，不敢当也。以祁辈竒偏之识，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刘器之尝曰：新唐书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欎而不明。迁、固载相如、文君事，几五百字而读之不觉其繁；使子京记之，必曰少尝窃卓氏以逃而已。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正在此两句，而反以为工，何哉？可谓切中其病。
欧公与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体不同，犹氷炭也。初书成，将进，吏白旧例止署局中官髙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欧公官髙当书，公曰：宋公传列传用功深而为日久，岂可掩其名，于是纪志书公而列传书子京，子京闻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让，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观之，欧公正不肯承当耳。
唐子西云，晩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壊人文格。吾不知此论并纪志而言之耶，抑其独指列传也。欧公之作，纵不尽善，无壊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壊也已甚，岂直它人哉。温公作通鉴，未尝用子京一语，盖知所决择矣。
子京讥旧史猥酿不纲，而以传逺自许，今之学者类皆歆艶以为新奇，旧史几废。刘器之尝言，二书各有短长，未易优劣。以愚观之，旧史虽陋，犹为本分，且不失当时之实，寕无新书可也。
吕夏卿预修新书，其言云，韩愈使王庭凑之莭，旧史不书，今乃书之，所以明臣子之义也；太宗拒魏征谏、杀田舍翁之语，旧史则书，今不书之，所以掩人君之过也。予谓子京书退之事，则当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则长孙后之贤复没而不彰矣。所贵乎史臣者，善恶必存，以示劝戒，故谓之直笔，岂以掩人君之过为贤乎？且帝虽有过，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从谏之羙也，何庸讳哉？吕氏之说甚谬。
魏征谏长乐公主资送事，旧史载于长孙后传，是矣。今移于公主传，甚未当也。
萧铣被围，谓羣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抜，冝先出降，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以太牢告庙，率官属诣军门降，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铣虽草窃一时，而颠沛之际，其言可爱如此，可以为
译有人问第五伦说：“您有私心吗？”他回答说：“从前有人送给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接受，但每当三公选拔举荐人才时，我心里不能忘记这匹马，最终也没有任用那个人。我的侄子曾经生病，我一晚上去了十次，回去后就能安心睡觉；我的儿子生病，我虽然不去探视，却整夜睡不着。像这样，难道能说没有私心吗？”世人把这当作美谈，而《资治通鉴》只记载了赠送马匹的事。这既然是当时的言语，应当都记录下来。
司马光自己删节《资治通鉴》，认为更加精挑细选，删削了繁冗芜杂的内容，这固然可以，但有时也有过分的地方。比如《汉书·郭林宗传》说，茅容在野外耕作，与同辈人躲在树下避雨，大家都随意地坐着相对，只有茅容端正地坐着更加恭敬，郭林宗看见后觉得他奇特，立刻与他交谈，于是邀请他留宿。第二天茅容杀鸡做饭，郭林宗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后来茅容把鸡供给了母亲，自己用粗菜和客人一起吃饭，郭林宗起身拜谢，于是劝他求学。《资治通鉴》记载的大致相同，而删节本直接说茅容是耕田的人，端正地坐着更加恭敬，杀鸡做饭，郭林宗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茅容分了一半给母亲吃。这太疏略了，不能详尽地表达事情的原貌。
《资治通鉴》记载有人模仿刘祥道破坏李义府露布的事，却只记载其中一联说：“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兢入”，说这是因为李义府多掠夺别人的奴婢。事情既琐碎，言语尤其鄙陋，恐怕不必保留。
唐僖宗责备黄巢的姬妾们跟随贼人的罪过，有人回答说：“国家用百万军队失守，宗庙流亡到巴蜀，现在却用不能抗拒贼人来责备一个女子，把公卿将帅置于何地？”《资治通鉴》记载就是这样。史家的文辞需要衡量轻重的适宜，那些妇人轻率的话，哪里会有所谓失守、宗庙流亡到巴蜀的说法呢？然而史传中像这样的，哪里能数得尽？
《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二 新唐书辨上
写史书与其他文章不同，宁可质朴，不可至于芜杂而没有实质内容；宁可繁复，不可至于疏略而不能详尽。宋祁不懂文章的正理，只追求奇异，肆意雕琢，无所顾忌，以至于字句怪异偏僻，几乎不可读。他的事实往往不明确，有时违背本意，自古史书的弊端，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唉，笔力如韩愈，而《顺宗实录》却不合众议，有人劝苏轼重修《三国志》，而苏轼自认为不是内行，不敢承担。以宋祁等人奇异偏颇的见识，而托付给他们这件事，是不合适的。
刘攽曾说：“《新唐书》喜欢简略它的言辞，所以事情多郁结而不明。司马迁、班固记载相如、文君的事，将近五百字而读起来不觉其繁；假使宋祁记载，一定会说少年时曾偷卓氏逃跑而已。文章哪里有繁简之分，应当像风在水上自然流动，不自然而出于有意于繁简，就失之了。”《唐书》进表说：“它的事实比前代增加，它的文辞比旧史节省。”《新唐书》之所以不及两汉文章，就在这两句话上，反而认为精巧，为什么呢？可谓切中它的弊病。
欧阳修与宋祁分修唐史，他们的文体不同，如同冰炭。起初书成，将要进呈，官吏说旧例只署局中官职高的一人的姓名，说某等撰。而欧阳修官职高应当署名，他说：“宋公写列传用功深而时间长，怎么可以掩盖他的名字，于是纪志署欧阳修而列传署宋祁，宋祁听说后，高兴地说：‘自古文人多互相凌驾掩盖而不谦让，这件事前所未有。’以我看来，欧阳修正不肯承担罢了。”
唐庚说，晚学突然读《新唐书》，就能破坏人的文格。我不知道此论是连同纪志来说的，还是只指列传。欧阳修的作品，纵然不尽善，没有破坏人的道理，像宋祁那样，他自己破坏已经太甚，岂止是他人呢。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未曾用宋祁一句话，大概知道抉择了。
宋祁讥讽旧史猥杂不纲，而以传远自许，现在的学者大多羡慕以为新奇，旧史几乎废弃。刘攽曾说，两书各有短长，不容易分优劣。以我看来，旧史虽然粗陋，还是本分，而且不失当时的真实，宁可没有新书也可以。
吕夏卿参与修撰新书，他说，韩愈出使王庭凑的节度，旧史不记载，现在记载，所以明白臣子的义；太宗拒绝魏征谏言、杀田舍翁的话，旧史记载，现在不记载，所以掩盖君主的过错。我说宋祁写韩愈的事，就应当删削太宗的事，不对；这如果删削，那么长孙后的贤德又埋没而不彰显。史臣可贵的是善恶必存，以示劝戒，所以叫直笔，难道以掩盖君主的过错为贤吗？况且皇帝虽然有错，因为后的话而立刻改正，这也是从谏的美德，何必忌讳呢？吕氏的说法很谬误。
魏征谏言长乐公主资送的事，旧史记载在长孙后传，是对的。现在移到公主传，很不恰当。
萧铣被围，对群下说：“天不保佑梁朝，气数归于灭亡，如果等到力量耗尽，必定伤害百姓，难道因为我一人导致伤害百姓，等到城没被攻破，应当先出降，众人失去我，何患没有君主。”于是用太牢祭告宗庙，率领官属到军门投降，说：“应当死的人只有萧铣，百姓没有罪，请不要杀掠。”萧铣虽然一时草寇，而在颠沛之际，他的话可爱如此，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