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九 臣事实辨下
事虽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偏狭之心，而萧何以之启奢靡，姚崇以之劝逸游。信乎六经之言，有时可以文奸也。据二主初懐戒惧之意，正当相顺以成其羙，而何等乃以邪说引之于恶，罪孰大焉。然何语虽非特以自解，其失情犹可恕。崇方失宠，因此迎合，遂复相位，则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诛也。
译事情虽然不同，大抵都是凭借扩大君主的宏大胸襟，来破除其偏狭的心意，然而萧何却借此开启了奢靡之风，姚崇却借此劝诱君主逸乐游荡。确实啊，六经的言论，有时竟可以用来掩饰奸邪。鉴于两位君主起初怀有警戒畏惧之心，正应当顺承以成就其美德，而萧何等却用邪说将君主引向恶行，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然而萧何的话虽然并非特意用来为自己辩解，他失察情理之处还可以宽恕。姚崇正失宠，因此趁机迎合，于是重新恢复了相位，那么他用心之卑鄙，更是罪不容诛了。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宋广平諌之，既见从矣，乃复请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徳也，迄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上善之。呜呼，臣以进言为忠，君以纳諌为圣，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后世谀臣専以归恩分，谤为爱君，于是人主始讳其过，而耻屈于下矣。孰谓堂堂如宋公者，而亦为此态乎？
李希烈攻寕陵，刘昌令守陴，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居西北，未尝内顾，而捽下斩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围，杜牧之所记如此。呜呼，无罪而杀其所亲，以之警众，虽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为好事者传会，此葢有功于昌，而东坡讥笑之。信苏氏之学，驳而不醇也。
或问张廵、许逺如何？曰：忠矣，然而未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守一城而食人三万口，其忍为之乎？寕使贼杀，岂容自食。故予尝谓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刼不能灭也。或曰：为已则不可，为国何害？曰：为已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或又曰：图大事者，不顾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为廵等计，可走则走，不可则战，战不胜而死之，足以塞为臣之责矣。国之存亡，付之天可也。盖当时公论亦多尤之。李翰軰曲为辨说，讵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议者遂定。呜呼，去古逾逺，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髙，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郭子仪不理发塜盗，盖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觧危疑，而安反恻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杨龟山以为能忘物我，岂不悖哉。此流于荘、列之薄，非所以为人子之训也。
李西平屯渭槗，荧惑守歳，乆之乃退，宾佐皆贺，以为星家之福，因请速进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髙逺，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向非相拒也，五星盈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我军不战自溃矣。皆谢非所及。予谓西平处此固，善然终不当语人，其机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敌，义自当耳。天象吉凶寔不暇问，亦无事乎此机也。
阳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论其非，而范纯夫辨之，以为寔有所待，且讥永叔不成人之羙，盖以城之素行，非畏祸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龄救陆贽事，故尔云云。要之徳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后可言，为臣之法，当以韩、欧为正。
唐史称陆宣公贬忠州，避谤不著书，恐未必然。宣公经济之学，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则发而见于用，否则嘿而已矣。不然公处昏君邪？臣闲直言鲠论，未尝有所屈，岂其一遇斥逐，而遽尔长忌邪？史氏之期公浅矣。
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宪宗，是则罪之大者矣。封禅忠臣之所讳也，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恱之计，髙自称誉其铺张歌诵之能，而不少让。葢冀幸上之一动则可怜之态，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欧、苏逺矣。
柳子厚附丽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谓自贻伊戚者，安于流落可也。而乃刺讥怨怼，曽无责己之意，其起废之说，悲鸣可怜。至有羡于病颡马、躄浮圗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徳裕不由科第进，且以牛、李讥切父政之故，遂深疾进士。尝谓武宗曰：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盖少习其业而熟于朝廷台阁之仪，寒士虽有过人之才，不能闲习也。世以其言为不公，而杨中立力为辨之。慵夫曰：在地人言之固无嫌，自徳裕而言，虽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谓人材色色有之，不必进士，则可乃欲専仕公卿子弟，岂得为公论哉。天下之事，岂徒习家业熟朝仪者所能辨，而才诚过人则亦何有于此等哉。自古由寒素为名臣者，何可胜数。膏梁纨绮子焯焯者几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顾不偏浅而可笑邪？使徳裕麄人，犹不足深责
译唐玄宗巡幸洛阳，因为崤谷道路狭窄且未加修缮，打算免除河南尹及知顿的职务，派遣官员宋广平去劝谏。宋广平进见后，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他又请求说：“陛下要治他们的罪，因为我的话而赦免他们，这是代替陛下承受恩德。不如让他们在朝堂上待罪，然后再赦免他们。”皇上认为他做得很好。唉，臣子以进言为忠诚，君主以纳谏为圣明，上下同心，以求得真理，这就是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能够直行正道的原因。自从后世阿谀奉承的臣子专门把恩惠归于君主，把诽谤说成是爱护君主，于是君主开始忌讳自己的过错，并且以向臣下屈服为耻。谁说像宋广平这样堂堂正正的人，也会做出这种姿态呢？
李希烈攻打宁陵，刘昌命令士兵守卫城墙，回头观望的斩首。刘昌的外甥张俊驻守西北，不曾回头观望，却被抓下来斩首。士兵因此坚定了意志，所以能够解除围困，杜牧的记载就是这样。唉，没有罪过却杀死自己的亲人，以此来警示众人，虽然说是成功了，但严重违背了情理。所以宋祁不采信，认为是好事者编造附会，这大概是因为张俊对刘昌有功，而苏轼讥笑他。信奉苏氏的学问，驳杂而不纯正啊。
有人问张巡、许远怎么样？回答说：“忠诚，然而不仁。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仁者不会做，坚守一座城而吃三万人的肉，他们忍心这样做吗？宁可让贼人杀死，岂容自己吃人。所以我说他们死节的声名，固然千古不可磨灭，但吃人的罪过，也万劫不能消灭。有人说：为自己这样做不可以，为国家有什么害处？回答说：为自己和国家是一样的，天下只有一个。这或许又有人说：图谋大事的人，不顾及小事。回答说：守城的事小，吃人的事大，三万人的性命而称之为小事，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江淮果然因此得以保全，也不值得称道，何况未必如此呢。为张巡等人考虑，可以逃跑就逃跑，不可以就战斗，战斗不胜而死，足以尽到臣子的责任了。国家的存亡，交给上天就可以了。大概当时的公论也多责备他们。李翰等人曲意辩解，怎能让人信服，而史官却说：议论于是确定。唉，离古代越远，义理在天下越不明，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最终不免害道的，数得尽吗？
郭子仪不追查盗掘坟墓的人，大概是因为主犯尚未抓获，而且军务正紧急，借此解除危疑，而安抚反侧之心。他的心并非不痛。而杨时认为他能忘记物我，岂不违背常理吗？这流于庄子、列子的淡薄，不是作为人子的训诫。
李晟驻扎在渭桥，火星守岁，很久才退去，宾客僚佐都祝贺，认为是星象家的福兆，于是请求迅速进军。李晟说：“天子露宿野外，臣下只知道拼死抗敌罢了，天象高远，谁能知道它？既然攻克长安，就对宾客僚佐说：“先前如果不是相互牵制，五星盈缩没有常度，万一再来守岁，我军不战自溃了。”众人都谢罪说不是自己能想到的。我认为李晟处理这件事固然好，但最终不应当告诉别人，他的机谋已经泄露，以后怎么还能再用呢？况且君主危急而臣下拼死抗敌，道义上本来应当如此。天象吉凶实在来不及询问，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机谋。
阳城的事，韩愈、欧阳修都论断他的不对，而范纯仁为他辩解，认为他确实有所等待，并且讥讽欧阳修不成全别人的美德，大概是因为阳城平素的品行，不是畏惧祸患苟且容身的人，又有阻止崔延龄、救陆贽的事，所以这样说。总之，在德宗的朝廷，不必等到七年才可以进言，为臣的方法，应当以韩愈、欧阳修为准。
唐史称陆宣公被贬忠州，为了避免诽谤不著书，恐怕未必如此。陆宣公经世济民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为了立言，当他得志时就发挥出来见于实用，否则沉默罢了。不然，陆宣公处在昏君邪臣之间，直言刚论，不曾有所屈服，难道他一旦遭遇斥逐，就立刻长久忌讳吗？史家对陆宣公的期望太浅了。
韩愈不善于处困，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人多讥讽他。然而这也是人的至情，不足以深怪。至于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合宪宗，这就是大罪了。封禅是忠臣所忌讳的，韩愈不忍须臾之穷，于是做出这种阿谀取悦的计谋，高自称誉其铺张歌诵的才能，而毫不谦让。大概希望皇上动心，可怜之态，不得不如此。他不及欧阳修、苏轼远矣。
柳宗元依附小人，因此得罪天子，所谓自贻伊戚者，安于流落就可以了。然而却刺讥怨怼，曾无责己之意，他的起废之说，悲鸣可怜。至于有羡于病颡马、躄浮图，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举进身，而且因为牛李党争讥切父政的缘故，于是深恨进士。曾经对武宗说：“朝廷显官，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大概因为他们少时习其业而熟于朝廷台阁之仪，寒士虽有过人之才，不能闲习也。”世人认为他的话不公，而杨中立极力为他辩解。慵夫说：在地人言之固无嫌，自德裕而言，虽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谓人材色色有之，不必进士，则可乃欲専仕公卿子弟，岂得为公论哉。天下之事，岂徒习家业熟朝仪者所能辨，而才诚过人则亦何有于此等哉。自古由寒素为名臣者，何可胜数。膏梁纨绮子焯焯者几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顾不偏浅而可笑邪？使德裕麄人，犹不足深责
，彼其著书论事，实皆本于儒学，独以激于私意，遂为是过正之说，卒以忌克祸及搢绅，至于斥死而不悛，其天资小人也哉。
译他著书立说、议论时事，实际上都根源于儒学，只是因被私心杂念所激发，于是便提出了这种矫枉过正的观点，最终因忌妒刻薄而祸及士大夫阶层，以至于被贬斥至死也不悔改，他的天性真是个小人啊。
唐哀帝时，朱全忠欲以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谓太常卿当以清流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杀枢。欧阳子曰：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不能存唐，必不亾唐而独存也。范纯夫非之，以为枢乃全忠之党，从其大而违其细，以窃天下之虗誉，非有忠义之心，能为社稷者也。葛胜仲曰：自古奸臣有簒夺之志，必诛异己者，曹操杀荀彧，司马懿杀王经，未有同己而诛之者，枢果从其大而违其细，全忠自当以意晓尚，何甘心投之浊流□李振之谋耳。振尝曰：王欲圗大事，而枢軰朝廷之难制者，故令杀之。昭宗时，枢为汴州宣谕，以与全忠素善，故全忠聴命修贡献不絶后，虽因全忠言而复相，然能持之以正，则始进不足累也。当以欧阳子为正。慵夫曰：葛氏之言当矣，然欧公亦许之太过，所以起纯夫之辨，若枢者有书生之直气，而无不可夺之大节耳。
新唐书?孝友传：刘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馑，妻劝其异居，因易置庭树，鸟雏令闘且鸣，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乱，禽鸟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与兄弟别，处月余，宻知其计，因斤（斥）去妻曰：尔破吾家。乃复召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笃于友悌者，岂一妇人可得而闲之。既已为所愚而至于乖离矣，虽知过而改，亦何足入传也。
王朴荐扈载于李榖，乆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载命薄，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诰，及为学士，歳中病卒，时年三十六。议者以榖能知人而朴能荐士。予谓人之于事，亦尽其当为者而已，朴能荐士信然，榖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诚有命，则寿夭贵贱固已一定而不可逃，岂宰相所能予夺而损益哉。榖言亦偶中耳。
冯道忘君事雠，万世罪人，无复可论者，而苏子由曲为辨说，以为合于管、晏之不死虽，无管仲之功，而附于晏子，庶几无媿？呜呼，是岂可以为比哉。子纠、小白均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为君，内外安之，初无异议，则齐国小白之有也，纠不复争而仲亦无必死之义，故曰：紏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尝辨之矣。崔杼弑荘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齐之胤也，荘公之雠在崔杼，而不在景公，则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巳与者，则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为比也。又以对徳光之问，为能活中国；受郭威之拜，为能重朝廷。且曰：簒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谈笑拜跪却之，非盛徳不能如此。其言区区尤为可笑，使此事果实，亦何救乎大节之亏？况其不然乎。葢道之对徳光谄以求媚耳，初岂在民？徳光之不杀，适其不欲耳，何有于道？至于威之拜道，道之不荅，特平生长幼之礼不能遽改于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汉之轻重固不系于此。夫有汲黯之直节而后弭刘安之谋，有周访之威望而后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贩君卖国，习以为常，此乃奸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谓其能却人于谈笑拜跪之间乎？夫惟威之视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旧好而无闲，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无嫌。不然，威其肯尔，而道其敢尔邪？道之迎湘阴也，揣威无实立之志，不能以大义动之，正论论之，而徒要其无使妄语而已，行未及还，威已代汉，道复俯首而事之矣。所谓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议者曽不考其素，要其终，而惑于适然疑似之迹，亦已谬矣。为臣至于冯道，万善不足赎，百说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犹可以贷焉，岂复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雠，无伤也。王介甫则方之伊尹。富文忠则目为大人。其余纷纷者不论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尧、桀之是非，有时而颠倒。欧阳子为道传鄙薄贬斥，若将不齿，然于此等亦以为诚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荆产云，道欺尽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诸公，此若贼伎俩，亦自高。呜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 之者陋见
译唐哀帝时，朱全忠想任命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认为太常卿应当由清贵流品的人担任，坚持不批准，朱全忠愤怒之下杀了裴枢。欧阳修说：一个太常卿与国家的安危哪个更重要？如果裴枢等人不死，还只是吝惜一个官职，难道肯把国家交给别人吗？即使裴枢等人不能保全唐朝，也绝不会背叛唐朝而独自苟活。范纯夫反驳他，认为裴枢是朱全忠的党羽，顺从大事而违背小事，借此窃取天下虚名，并非有忠义之心、能为国家着想的人。葛胜仲说：自古以来，奸臣有篡夺的野心，必定诛杀异己之人，曹操杀荀彧，司马懿杀王经，没有因为同己而诛杀的。裴枢如果真是顺从大事而违背小事，朱全忠自然应当明白他的心意，怎么会甘心把他投入浊流？这是李振的计谋罢了。李振曾说：大王想图谋大事，而裴枢等人是朝廷中难以控制的人，所以让他们被杀。唐昭宗时，裴枢担任汴州宣谕使，因为与朱全忠一向交好，所以朱全忠听从命令，进贡不绝。后来虽然因为朱全忠的话再次拜相，但能坚持正道，那么当初的进身不足以成为累赘。应当以欧阳修的观点为正确。慵夫说：葛胜仲的话是对的，但欧阳修也赞许得太过分了，因此引起了范纯夫的辩难。像裴枢这样的人，有书生的直率气节，却没有不可动摇的大节。
《新唐书·孝友传》记载：刘君良四代同堂居住，隋末饥荒，妻子劝他分家居住，于是更换庭院中的树木，让鸟雏争斗且鸣叫，家人对此感到奇怪。妻子说：天下大乱，禽鸟尚且不能相容，何况人呢？刘君良立即与兄弟分开居住，过了一个多月，暗中知道了妻子的计谋，于是斥退妻子说：你破坏了我的家庭。于是再次召集兄弟共同居住。君子说：如果刘君良真的笃行友爱兄弟之道，难道一个妇人能够离间他们吗？既然已经被愚弄到导致家庭离散的地步，即使知道过错而改正，也哪里值得载入史传呢？
王朴向李谷推荐扈载，很久没有被任用。李谷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才能，但扈载命薄，恐怕不能胜任。王朴说：您身为宰相，以举荐贤才、斥退不肖为职责，怎么谈论命运呢？不久扈载被召拜为知制诰，等到担任学士，一年中病死，当时年仅三十六岁。议论的人认为李谷能知人，王朴能荐士。我认为人对于事情，也只是尽力做应当做的事罢了。王朴能荐士确实如此，李谷的知人则不足称道。况且人确实有命运，那么寿命长短、贵贱早已注定而无法逃避，哪里是宰相所能给予或剥夺、增加或减少的呢？李谷的话也只是偶然说中罢了。
冯道忘记君主、侍奉仇敌，是万世的罪人，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但苏辙却为他曲意辩解，认为他符合管仲、晏子不死节的原则，虽然没有管仲的功绩，但依附于晏子，大概没有什么惭愧？唉，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子纠、小白都是逃亡的公子，而小白先进入都城，已经做了国君，内外安定，起初没有异议，那么齐国就是小白的，子纠不再争夺，管仲也没有必须死节的道义，所以说：子纠没有成为国君，管仲没有成为臣子，孔子本来就已经辨析过了。崔杼弑杀庄公而立景公，景公也是齐国的后裔，庄公的仇敌在崔杼，而不在景公，那么晏子不死节而侍奉他，也是可以的。等到崔杼与大夫盟誓，要求不与自己同流合污的人，晏子不肯答应，如果崔杼自立为王，晏子难道肯侍奉他吗？这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又拿冯道回答耶律德光的问话，作为能保全中原百姓；接受郭威的拜礼，作为能尊重朝廷。并且说：在篡夺之际，即使是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勇力，而冯道用谈笑拜跪退却了他们，不是盛德不能做到这样。他的话狭隘尤其可笑，如果这事确实如此，又能补救大节的亏损吗？何况事实并非如此呢？大概冯道回答耶律德光是为了谄媚以求取欢心，起初哪里是为了百姓？耶律德光不杀他，恰好是他不想杀，与冯道有什么关系？至于郭威拜冯道，冯道不回答，只是平生长幼之礼不能在一朝之间突然改变罢了。郭威的屈伸，后汉的轻重本来不取决于此。只有具备汲黯那样的直节，才能平息刘安的阴谋；只有具备周访那样的威望，才能阻止王敦的野心。像冯道这样的人，出卖君主和国家，习以为常，这是奸雄容易夺取的对象，却说他能通过谈笑拜跪退却别人吗？只有郭威看待冯道，认为不足以妨害他的事情，所以以旧日好友相待而没有嫌隙，冯道也知道他不忌恨自己，所以像平常一样接受而没有嫌疑。不然的话，郭威肯这样吗？冯道敢这样吗？冯道迎接郭威到湘阴时，揣度郭威没有真正立他为帝的志向，不能用大义打动他，用正论规劝他，只是要求他不妄言罢了，行程还没回来，郭威已经取代后汉，冯道又低头侍奉他了。所谓通过拜起折服郭威的话，果真值得相信吗？议论的人不曾考察他的平素，总结他的结局，而被偶然疑似的迹象所迷惑，也太荒谬了。做臣子到了冯道的地步，万种善行不足以赎罪，百种说法不足以掩饰，如果像冯道这样的人还可以宽贷，难道还有人伦道理吗？胡瑗说：百姓不至于肝脑涂地，冯道有力气，虽然侍奉仇敌，也没有伤害。王安石则把他比作伊尹。富弼则称他为大人。其余纷纷议论的不论了。才知道追逐臭味的庸人，古今都不缺乏，而尧、桀的是非，有时也会颠倒。欧阳修为冯道作传，鄙薄贬斥，好像不屑一提，但对于这些人也认为确实如此而不能辨析，为什么呢？茅荆产说，冯道欺骗了五代的人，又欺骗到宋朝的各位公卿，这种贼人的伎俩，也自以为高明。唉，冯道哪里足以欺骗人呢？只是评论他的人见识浅陋罢了。
耳。吾尝论之，士大夫诵先王之书，食人主之禄，而敢昌言以冯道为是者，皆当伏不道之诛也。
译罢了。我曾经论述过，士大夫诵读先王的典籍，享用君主的俸禄，却敢公然宣称冯道的做法是正确的，都应当遭受不忠不义的诛杀。
王沂公有言，恩欲归已，怨使谁当？欧公每诵之，以为得大臣体。予谓人臣虽不当收恩，然贤才岂可不求，虽不当避怨，然人情亦岂可轻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于不肯荐人；欧公惟主斯言，遂至于喜犯众怒，皆用心之过也。
王介甫诗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责神庙，以皋、夔、稷、契自任，汉、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髙也。及其愤新法之不行，则甘心为商鞅而羡慕之，又何其卑也。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 议论辨惑
范晔史论云，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夫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义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对立之物也。岂有时而轻重哉？义重于生已为语病，又可谓生重于义乎？虽然此自汉以来学者之所共蔽，晔也，淑人，何足以知之。
唐苏颋论夷齐四皓优劣，云，四皓见贤于子房，夷齐称仁于宣父，与其称仁于宣父，不犹愈于见贤于子房哉。鄙哉斯言，为论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为重，殊可笑也。吕东莱曰：竞驽骥者，至伯乐而定；竞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随伯乐而誉马，未免为不知马，随孔子而誉人，未免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逺哉。
老苏諌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龙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予谓挟仪、秦之术者，必无逄、干之心，存逄、干之心者，固无事乎仪、秦之术也。苏氏喜纵横而不知道，故所见如此。
邵氏闻见録云，颜子得位为尧、舜，孟子得位为汤、武，此缪论也。圣贤事业易地则皆然，何尝有决择之意，彼徒见颜子穷居陋巷，黙无所为，而孟子游说诸侯，急于救世，遂敢臆度，而为是斩絶之论，岂知颜、孟者哉。
苏武不降匃奴，名重千古，而当时止得典属国，世皆恨之。陈季雅曰：臣子合当事，不当受重赏。此论虽高，在臣子自处可也，施于国家则不可。显忠遂良，成、汤之所以昌，崇徳报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陈氏之言，则善善之道亡，而励世之具废矣。
温公排孟子而叹服杨雄，荆公废春秋而崇尚周礼，东坡非武王而以荀彧为圣人之徒，人之好恶有大可怪者。
司马君实正直有余而寛假曹操，苏子由道学甚髙而奨饰冯道，皆缪戾之见，不足为长厚也。
司马温公论曹操簒汉，以为非取之汉，而取之盗手，失言之罪，万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论萧道成当讨，苍梧刘智逺不必赴晋难，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废，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后反复以迁就已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东坡以武王伐殷为非圣人，斩然不疑。至其论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则皆许以圣人之徒，是何靳于武王而轻以予二子也？
苏子由论曹操曰：使其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犹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于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胡寅论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于中原，与刘焜、祖逖之徒犄角进取，必可以克复旧物，不此之虑而甘为叛臣，其亦不善择术矣。其论朱温曰：为全忠计既下韩建，服李茂真，经理长安，纪纲朝政，率天下方镇以敬顺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释。嗟夫，二子之意则善矣，抑不思彼三贼者可以是而望之乎，书生之迂阔如此。
子由杂志记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奸有害正理，而区区妄意于神仙，殊为可笑。盖苏氏议论阔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诗人刺之，左氏议之，皆以见缪公之不道，而后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于前，众驱之于后，三良虽欲不死，得乎？此说为当。东坡诗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颗事律之，则正可责康公耳。栁子厚所谓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是也。吕氏博议反复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核尤甚。始予犹谓是少年
译王沂公曾说：“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呢？”欧阳修常常诵读这句话，认为这符合大臣的体统。我认为，人臣虽然不应当独占恩惠，但贤才难道可以不寻求吗？虽然不应当躲避怨恨，但人心难道可以轻易失去吗？王沂公只信奉这句话，以至于不肯推荐人才；欧阳修只信奉这句话，以至于喜好触犯众人的愤怒，这都是用心过度的表现。
王安石诗中说：“今人不可以非议商鞅，商鞅能使政令必定推行。”又说：“秦国、晋国区区等同亡国，难道王衍胜过商君吗？”王安石起初用唐尧虞舜的事迹责备宋神宗，以皋陶、夔、稷、契自任，汉朝、唐朝以下都不屑一提，这是多么高傲啊。等到他愤恨新法不能推行，就甘心做商鞅并羡慕他，这又是多么卑下啊。
《滹南遗老集》卷三十 议论辨惑
范晔在史论中说：“道义重于生命，舍弃生命是可以的；生命重于道义，保全生命是可以的。”道义应当生存就生存，道义应当死亡就死亡，道义是用来主宰生死的，而不是与生死对立的事物。难道有时道义重有时生命重吗？说“道义重于生命”已经是语病了，又怎么能说“生命重于道义”呢？虽然这是自汉朝以来学者共同的蒙蔽，范晔啊，是个好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个道理呢。
唐朝苏颋评论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的优劣，说：“商山四皓被张良认为贤能，伯夷、叔齐被孔子称赞为仁德，与其被孔子称赞为仁德，难道不如被张良认为贤能吗。”这话太浅陋了，评论不追求是非的真谛，只是倚仗古人来增加分量，特别可笑。吕祖谦说：“比较劣马和良马，到了伯乐那里才定论；比较是非，到了孔子那里才定论，然而跟着伯乐称赞马，未免是不懂马；跟着孔子称赞人，未免是不懂人，这两者相差多么远啊。”
老苏《谏论》说：“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权术，不取他们的心术；关龙逄、比干，我取他们的心术，不取他们的权术。”我认为，挟持苏秦、张仪权术的人，必定没有关龙逄、比干的心术；存有关龙逄、比干心术的人，本来就不需要苏秦、张仪的权术。苏氏喜好纵横家而不懂大道，所以见解如此。
邵伯温《闻见录》说：“颜回如果得位就是尧、舜，孟子如果得位就是商汤、周武王”，这是谬论。圣贤的事业换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何曾有抉择的意思呢？他们只是看见颜回穷居陋巷，沉默无所作为，而孟子游说诸侯，急于救世，就敢主观臆断，做出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哪里懂得颜回、孟子呢。
苏武不投降匈奴，名重千古，而当时只得到典属国的官职，世人都为此遗憾。陈季雅说：“臣子应当做事，不应当接受重赏。”这个论调虽然高，在臣子自我处世上可以，施用于国家则不可以。显扬忠良，是成汤、周武王兴盛的原因；推崇德行报答功劳，是周武王治理天下的原因。如果真像陈氏所说，那么奖善的方法就灭亡了，而激励世道的工具就废除了。
司马光排斥孟子而叹服扬雄，王安石废弃《春秋》而崇尚《周礼》，苏轼非议周武王而把荀彧当作圣人的门徒，人的好恶有非常奇怪的地方。
司马光正直有余而宽纵曹操，苏辙道学很高而粉饰冯道，都是谬误乖戾的见解，不足以称为宽厚。
司马光评论曹操篡汉，认为不是从汉朝夺取，而是从盗匪手中夺取，失言的罪过，万古不可磨灭。胡寅极力攻击他，是对的。等到他评论萧道成应当讨伐，苍梧王刘智远不必赴晋国之难，却都引用这些来互相说明而不废弃，为什么呢？是非有定论，而前后反复来迁就自己的意思，这是立言最大的弊病。
苏轼认为周武王伐殷不是圣人，斩钉截铁毫不怀疑。等到他评论范蠡的离去，荀彧的死亡，都把二人赞许为圣人的门徒，为什么对周武王吝啬而对这两人轻易给予呢？
苏辙评论曹操说：“假使让他盟主华夏而不废黜旧君，上可以做周文王，下也不失为齐桓公、晋文公，不能忍耐而甘心接受九锡之事，这是荀彧所遗憾的。”胡寅评论王敦说：“假使让他回心转意，在中原有所作为，与刘琨、祖逖等人夹击进取，必定可以恢复旧物，不这样考虑而甘心做叛臣，这也是不善选择权术啊。”他评论朱温说：“为朱全忠计议，既然攻下韩建，收服李茂贞，治理长安，整顿朝政，率领天下藩镇以敬顺之道行事，唐朝如果没有灭亡，我本来侍奉它，如果天命改授，也不容许放弃。”唉，这两人的意思虽然好，却不思考那三个贼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期望吗，书生的迂阔如此。
苏辙《杂志》记载道人犯罪，不可以加刑，他的话很鄙陋，不仅屈从法律容纳奸邪有害正理，而且区区妄意于神仙，特别可笑。大概苏氏议论宽泛疏漏的不止一处，而这种又是特别严重的。
三良殉葬是秦穆公的命令，诗人讽刺他，左丘明议论他，都以此显示秦穆公的不道，而后世文士反而以此责备三良。葛立方说：“君主在前命令，众人随后驱赶，三良虽然想不死，能吗？”这个说法恰当。苏轼诗说：“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如果用魏颗的事例来衡量，那么正可以责备秦康公罢了。柳宗元所谓“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是对的。吕祖谦《博议》反复曲折，来辩明三良的不是，苛刻严酷尤其严重。起初我还认为这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