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八 臣事实辨中
词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谓此一时率尔之言，非确论也。吉人之词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优劣，可乎？晋人议论浅近不切，大抵皆此类也。（反思）
译言辞简少，是因为他说话不多，所以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当时随口而出的话，并非确切的论断。善良的人言辞固然简少，但言辞简少的人未必都是善良的人，就凭这一点来判定人的优劣，可以吗？晋代人的议论浅显近俗、不切实际，大抵都是这类情况。
谢安问王子敬：书如何逸少？荅曰：故当不同。安言外论不尔，则又曰外人安知。或称李含光过其父，含光闻之，终身不书，子敬非礼矣，而含光亦太过也。
晋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礼不可渎，上下之分不可乱，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圗瞻视而已邪？晋士虚谈类如此。
晋兵伐吴，孙皓遣其丞相张悌，副军师诸葛靓等逆战，大败于版桥，靓邀悌遁去，悌不从，靓自往牵之，曰：存亡有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牵之不动，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靓逃窜不出，武帝访得之，欲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呜呼，靓身为军师，而临难苟免，又劝主帅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国灭，天命有归，乃始雠晋，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谓也哉。
苻坚将杨安攻晋，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为贼所获，遂降于安。呜呼，虓既以不忍捐亲之故，而至于受污没身，不仕以终天年可也。岂复名节之足言哉。而每见坚，辄箕踞慢侮，或至诋骂，既又屡为叛逆而不悛，此何谓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謭洗前罪，而归见晋人邪？不忠于晋而无礼于秦，进退两失，其妄人也已矣。
温峤将刘琨之命，其母止之，絶其裾而行。邓攸避石勒之难，其子随之，系于树而去，千载之后犹令人恨，二子之罪可胜诛乎？史臣以为攸之无嗣，天葢有知，其论甚惬，而称峤辞亲蹈义，申胥无以尚之，斯则陋矣。考之当时，劝进之行，不必须峤而忍违慈旨，使之抱恨终身，丧葬俱废，此特以功名为急耳，岂得与申胥比哉。张南轩曰：就使太真有克复神州、一匡天下之勲，亦浮云之过，太虚耳，不足塞天性之伤。若顺母意，虽冺灭无闻于后，而所全者大不愧于心，乌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为万世之训矣。
吕氏博议以温峤诈王敦求脱为累晋，其言过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爱国之实，反经合道，要无可訾。予谓只为己计亦不害于道，以父母妻子所仰頼之身，无名而死于逆贼之手，亦何圗哉。逆贼之前岂所以施信义者耶。
傅亮、谢晦、徐羡之皆晋室之臣，而阴附刘裕，以成簒代罪，固不容诛矣。及其受裕顾托曽未期年，而弑营阳，戕义真，略无忌惮之意，既已遣人迎文帝，则又分据要地以为后圗，此乱臣贼子之尤者，文帝诛之。盖千古之所快。而苏子由着论，以为元凶劭之变，乃天之报复，文帝与亮等同过，岂理也哉。至其称引春秋之义，解释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与取冯道殆无以异。呜呼，苏氏溺于佛老，每以闻大道自矜，而时持害教之说，不为无罪于吾门也。
范滂临刑，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刘湛入狱，谓其弟曰：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呜呼，滂生昏乱之朝，而标置自髙，忿疾己甚，盖所谓杀其躯也顾乃恨。为善之无益，固已惑矣。至于湛軰贪权煽乱，死复何辞，而亦出此语，岂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义康以得罪出镇豫章，问沙门慧琳曰：弟子有还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意谓义康闇于大义，贪权昵党，不逺嫌疑，故至是耳。其评甚当。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见知，遂参预朝廷之政，宾客填门，四方赠赂相系，至有黒衣宰相之称，使果尝读书知道理，不当少戢邪？斯亦几何其不败也。
刘凝之尝有人认其所著屐，笑曰：仆着之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尝行路，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还。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东坡曰：此虽小事，然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予谓沈亦未足为法也。君子之道，贵乎别嫌疑，明是非，其实吾物，何为受诬，而与人使，因而不还，则成彼奸计而自贻不韪之名，果何圗哉？且所认有大于是者，皆可与之而不辨乎？然则麟士所
译谢安问王子敬：“书法上，你与你父亲逸少相比如何？”王子敬回答：“当然不同。”谢安说：“外界议论并非如此。”王子敬又说：“外人哪里知道。”有人称赞李含光超过他的父亲，李含光听说后，终身不再写字。王子敬这样做不符合礼制，而李含光也太过分了。
晋元帝命令王导登上御床一同就坐。王导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处，百姓怎能仰视照耀？为什么不直接说礼仪不可亵渎，上下名分不可混乱，却随意借用这个比喻，认为君主的尊贵，仅仅在于让人瞻仰罢了？”晋代士人的空谈大多像这样。
晋军讨伐吴国，孙皓派遣丞相张悌、副军师诸葛靓等人迎战，在版桥大败。诸葛靓拉着张悌逃跑，张悌不从，诸葛靓亲自去拉他，说：“存亡有定数，不是你一人能支撑的，为什么一定要去死？”诸葛靓再三拉扯，张悌不动，于是放他离去。张悌最终战死。等到孙皓投降，诸葛靓逃匿不出，武帝寻访到他，想任命他为侍中，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回到家乡，终身不面向朝廷而坐。唉，诸葛靓身为军师，面临危难却苟且偷生，又劝主帅一同逃亡，太不忠了。等到君主投降、国家灭亡，天命有所归属，这才开始仇视晋朝，不面向朝廷而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苻坚的将领杨安攻打晋国，梓潼郡太守周虓因为母亲和妻子被贼人抓获，于是向杨安投降。唉，周虓既然因为不忍心抛弃亲人的缘故，以至于受辱毁身，不仕以终老是可以的。难道还有什么名节可言吗？但他每次见到苻坚，就箕踞傲慢侮辱，甚至诋毁辱骂，后来又多次叛逆而不悔改，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即使让他实现志向，又怎能洗刷前罪，回去见晋国人呢？对晋国不忠，对秦朝无礼，进退两失，他真是个狂妄无知的人罢了。
温峤奉刘琨的命令行事，他的母亲阻止他，他扯断母亲的衣襟而离去。邓攸躲避石勒的灾难，他的儿子跟随他，邓攸把儿子系在树上而离去，千年之后仍让人愤恨，这两个人的罪过难道能尽数惩罚吗？史臣认为邓攸没有后代，大概是天意有知，这个论断很恰当，但称赞温峤辞别亲人践行大义，申包胥也比不上他，这就浅陋了。考察当时情况，劝进之举，不一定非温峤不可，却忍心违背慈母旨意，让她抱恨终身，丧葬都废弛了，这仅仅是以功名为急罢了，怎能与申包胥相比呢？张南轩说：“即使太真（温峤）有克复神州、匡正天下的功勋，也不过是浮云过太虚罢了，不足以弥补天性之伤。如果顺从母亲心意，虽然后世默默无闻，但保全的大义无愧于心，怎么能用这个去换那个呢？”这话太好了，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
吕氏《博议》认为温峤欺骗王敦以求脱身是拖累晋朝，这话过于偏激，不近人情。朱黼说：“以保全自身的防备，寄托爱国的实质，违反常理却合乎大道，确实无可指责。”我认为只为自己打算也不妨害道义，身为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无名而死在逆贼手中，又有什么图谋呢？在逆贼面前难道是可以施展信义的地方吗？
傅亮、谢晦、徐羡之都是晋室的臣子，却暗中依附刘裕，以成就篡位夺权的罪行，本来就不该赦免。等到他们接受刘裕的托付，不到一年，就杀害营阳王，残害义真，毫无忌惮之意，既然已经派人迎接文帝，却又占据要地作为后图，这是乱臣贼子中最恶劣的，文帝诛杀他们，大概是千古快事。而苏子由著论，认为元凶劭的变故，是上天的报复，文帝与傅亮等人同罪，这哪里合乎情理呢？至于他引用《春秋》之义，解释里克无罪，都不近人情，他与冯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唉，苏氏沉溺于佛老，常以听闻大道自夸，却时常持有害教之说，对我们儒门来说，不能说是无罪。
范滂临刑，对他的儿子说：“我想让你做恶人，但恶事不可做；想让你做善人，但我没做恶事。”刘湛入狱，对他的弟弟说：“劝我作恶，恶事不可做；劝我作善，正看到今天。”唉，范滂生在昏乱之朝，而标榜自己清高，愤恨厌恶太过分，大概是所谓杀身成仁，却反而怨恨做善事没有益处，本来就已经迷惑了。至于刘湛这类人贪权煽动叛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却也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可笑之极吗？
宋彭城王刘义康因为获罪出镇豫章，问和尚慧琳说：“弟子有回去的道理吗？”慧琳说：“恨您不读几百卷书。”意思是说刘义康不明大义，贪恋权位亲近党羽，不避嫌疑，所以落到这步田地。他的评价很恰当。然而慧琳本是出家人，却侥幸得到君主赏识，于是参与朝廷政事，宾客盈门，四方赠送贿赂络绎不绝，甚至有“黑衣宰相”之称，如果真读过书懂道理，不应该稍微收敛吗？这离败亡不远了。
刘凝之曾经有人认他穿的木屐，他笑着说：“我穿的已经坏了，让家里找新的给你。”这个人后来找到丢失的木屐送还，刘凝之不肯再要。沈麟士曾经在走路，邻居认他穿的木屐，沈麟士说：“是你的木屐吗？”就光脚返回，邻居找到木屐送还。沈麟士说：“不是你的木屐吗？”笑着接受了。苏东坡说：“这虽然是小事，但处世应当像沈麟士，不应当像刘凝之。”我认为沈麟士也不足以作为榜样。君子的道，贵在辨别嫌疑，明辨是非，确实是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受诬陷，而给别人，因为不还，就成全了别人的奸计而给自己留下不好的名声，到底图什么呢？况且所认定的有比这更大的，都可以给他而不辩驳吗？那么沈麟士所
处，虽差胜凝之，要亦不近于人情，而君子不贵也。苏氏尝以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辨盗嫂为非，而顾复有取于麟士，何邪？
译处，虽然稍强于凝之，但终究也不近人情，因此君子并不推崇。苏氏曾经认为直不疑买金偿还失主、不辩白盗嫂的嫌疑并非过错，却又对麟士有所赞许，这是为什么呢？
萧道成取宋，王俭、禇渊之力为多。然观其始，谋本出于俭，渊初无意，为所廹而后从，则俭之罪重于渊矣。而一时物议，往往咎渊而少及俭者，何邪？
齐髙尝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禇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王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徳事，吾何以堪之？想俭当时自谓风流胜于诸子矣，而不知诏，而迎合以启骄侈之心，曽不若彼伎之为本分也。呜呼，俭既阴赞道成以夺宋国，及相齐朝，又为此倿态，非小人，孰能尔哉。
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逺劝其引决，以保全门户。晏不从。及晏拜骠骑将军，谓诸昆弟：若从阿戎言，岂有今日？思逺曰：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后晏果伏诛。世或以思逺为贤子弟。予谓不然。晏之贪权固为非智，思逺力谏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廹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时，辽东公翟黒子有宠于帝，犯脏事觉，谋于髙允，曰：帝问，当以实对，为当讳之？允教以实对，不宜欺罔，黒子竟以不实对，被诛。后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尝同修亦当坐之，太子营救，导令飜异，不从，帝赏其直，赦允而诛浩。他日太子责允，对曰：臣与崔浩实同其事，违心苟免，非所愿也。退谓人曰：我所以不从东宫者，恐负翟黒子故耳。世皆以为羙谈。予谓此言殊未当也。臣不欺君，自是当然之事，不必有为而后为，且黒子不从允教而死，非允误之也，而何负之有？使允所坐果实，则诡言自晚，是为负浩，岂闗黒子？如其不然冐覆族之祸，而践畴昔之一言，果何义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台崔楷为刺史，或劝其单骑之官，楷曰：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若吾独往，则将士谁肯固志。遂举家之官。及葛荣逼州城，或劝减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将谓吾心不固，亏忠而全爱也。复命追还。贼至，将士争奋，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独何爱一身？战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问楷处此何如？曰：后一节可矣，其始则失之过焉。食人之禄者，固忧人之忧，然一身尽节，自足塞责，单骑之官，法之所许，且无害于义，而必全族蹈祸以固众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于隋而直言于太宗。温公曰：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尔。或曰：矩迹则忠，而其心则佞，炀帝喜谄谀，矩则以谄谀而恱之，太宗好諌诤，矩则以諌诤而媚之，视君之好恶而为取容之计也，此大奸之情，明主之所当诛也。慵夫曰：考矩之心术，此固中其病矣。将以示劝戒而行教化，则温公之论，亦岂可废哉。
范纯夫、程正叔皆言魏征当死建成之难，而不可事太宗。予谓是时，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实髙祖之命，然则王魏死其难，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温公作通鉴，正叔尝劝其着征罪，而温公不以为然，得之矣。
唐王义方为御史，将劾李义府，而恐其得罪以贻亲忧，乃请于母，既许，而后言之。张镒救卢枞亦然。夫既居宪台之职，岂得以亲忧之故而遂不言耶？近代邹浩、刘安世闻有諌官之命，皆先请于母而后受，是则知所处矣。
滹南遗老集卷之二十九 臣事实辨下
萧何治未央宫，髙祖见其壮丽，怒曰：天下匃匃，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上悦。唐明皇时，太庙四室壊，上素服避正殿，时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题。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当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则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乆朽腐而壊，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闗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上大喜，从之。呜呼，古人以家四海为言者多矣，
译萧道成取代刘宋，王俭和褚渊的功劳最大。然而考察事情的开端，计谋原本出自王俭，褚渊起初并无此意，是被逼迫后才顺从，那么王俭的罪责就比褚渊重了。然而当时的舆论，往往归咎于褚渊而很少提及王俭，这是为什么呢？
齐高帝曾经设便宴招待群臣，让几个人各自展示技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唱《子夜歌》，张敬儿跳舞，王敬则拍掌助兴。王俭说：“臣没有什么技艺，只知道诵读书籍，”于是跪在皇帝面前诵读司马相如的《封禅书》。高帝笑着说：“这是圣德之事，我哪里承受得起呢？”想必王俭当时自认为风流才情胜过众人，却不知迎合皇帝以开启骄奢之心，还不如那些表演技艺的人守本分呢。唉，王俭既然暗中帮助萧道成夺取刘宋政权，等到在齐朝做宰相，又做出这种倨傲的姿态，如果不是小人，谁能这样呢？
齐王萧晏帮助明帝夺取政权，堂弟萧思远劝他自杀，以保全家族。萧晏不听从。等到萧晏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他对各位兄弟说：“如果听从阿戎（萧思远）的话，哪有今天呢？”萧思远说：“现在还不晚。”萧晏感叹说：“世上竟然有劝人死的人吗？”后来萧晏果然被杀。世人有的认为萧思远是贤德的子弟。我认为不是这样。萧晏贪图权势本来就是不智，萧思远极力劝谏让他退避是可以的，不然就听之任之罢了。逼迫他必须死，不也太过分了吗？
北魏太武帝时，辽东公翟黑子受皇帝宠信，犯贪污罪被发现，向高允请教，说：“皇帝问起，应当如实回答，还是应当隐瞒？”高允教导他如实回答，不应该欺骗蒙蔽，翟黑子最终没有如实回答，被处死。后来崔浩因为修史获罪，高允曾经一同修史也应当连坐，太子营救，引导他翻供，他不听从，皇帝赞赏他的正直，赦免高允而处死崔浩。后来太子责备高允，高允回答说：“臣与崔浩确实共同参与了这件事，违背良心苟且免祸，不是我所愿的。”退下后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听从东宫（太子）的意思，是恐怕辜负翟黑子罢了。”世人都把这当作美谈。我认为这话很不恰当。臣子不欺骗君主，本来就是应当做的事，不必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况且翟黑子不听从高允的教导而死，不是高允误导他，有什么辜负呢？假如高允所犯的罪确实成立，那么诡辩自保，这是辜负崔浩，哪里跟翟黑子有关呢？如果并非如此，冒着灭族的祸患，而践行过去的一句话，又有什么道义呢？
北魏设置殷州，以北道行台崔楷为刺史，有人劝他单人匹马去上任，崔楷说：“吃别人的俸禄，就要为别人的忧患担忧，如果我独自前往，那么将士谁肯坚定意志。”于是举家去上任。等到葛荣逼近州城，有人劝他遣散老弱以躲避战乱，崔楷派遣幼子和一个女儿夜间出城，随后后悔，说：“人们将认为我意志不坚定，亏欠忠诚而保全私爱。”于是命令追回他们。贼兵到来，将士争相奋勇，说：“崔公尚且不惜全家性命，我独自爱惜什么一身？”战死的人尸体相枕，城池陷落，崔楷不屈而死。有人问崔楷处理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最后的节操可以了，开始就做得太过分了。吃别人的俸禄，固然要为别人的忧患担忧，然而一个人尽节，自然足以尽责，单人匹马去上任，是法律所允许的，而且无害于道义，却一定要让全族陷入祸患以坚定众人的心，这不可以停止吗？君子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只要合乎中道罢了。
裴矩在隋朝谄媚而在太宗面前直言。司马光说：“君主喜欢听直言，那么谄媚就会转化为忠诚，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会转化为谄媚罢了。”有人说：“裴矩的行为是忠诚，但他的内心是谄媚，炀帝喜欢谄谀，裴矩就用谄谀来取悦他，太宗喜好谏诤，裴矩就用谏诤来讨好他，看君主的喜好厌恶而采取取容的策略，这是大奸之人的情态，是明君应当诛杀的人。”慵夫说：“考察裴矩的心术，这确实击中了他的弊病。如果要用来示劝戒而实行教化，那么司马光的议论，又怎么可以废弃呢？
范纯夫、程正叔都说魏征应当在太子建成之难中死去，而不应该侍奉太宗。我认为当时，高祖还在位，建成还没有成为君主，而太宗的立储，确实是高祖的命令，那么魏征为建成之死尽节，是可以的，不死而侍奉太宗，也是可以的。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程正叔曾经劝他记载魏征的罪过，而司马光不以为然，这是正确的。
唐朝王义方担任御史，将要弹劾李义府，而担心他获罪给亲人带来忧虑，于是请求母亲，母亲允许后，才上奏。张镒救卢枞也是这样。既然担任宪台的职务，怎么能因为亲人忧虑的缘故就不说话呢？近代邹浩、刘安世听说有谏官的任命，都先请求母亲然后接受，这就知道如何处事了。
《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九 臣事实辨下
萧何修建未央宫，高祖看到它壮丽，愤怒地说：“天下贫困，劳苦数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过度呢？”萧何说：“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可以借此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壮丽，就无法显示威严。”高祖高兴了。唐明皇时，太庙四间房屋倒塌，皇上穿素服避开正殿，当时将要前往东都，以此询问宋璟、苏颋。他们回答说：“陛下三年的丧期还没有结束，就出行，恐怕不符合天意，灾异作为警告，希望暂且停下车驾。”又询问姚崇，姚崇说：“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的东西，年代久远腐朽而倒塌，恰好与出行日期相遇，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况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为关中歉收，前往东都，百官供给已经准备妥当，不可以失信。”皇上大喜，听从了他。唉，古人以四海为家来说话的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