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二 杂辨
不愈谬哉。
经传称秦伯为穆公，或亦作缪，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对胡亥云，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号曰缪。然则二字义殊，缪当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据而云。且二字既殊，岂得并举邪。
译这岂不是更加荒谬吗。
经传中称秦伯为穆公，有时也写作缪，这是两个字通用的缘故。而蒙恬对胡亥说，秦穆公杀害三位贤良而背负死罪，百里奚认为这不是他的罪过，因此确立谥号叫缪。既然如此，那么这两个字的含义就不同了，缪应当读作“靡幼”的音，不知道蒙恬依据什么这样说。况且这两个字既然含义不同，怎么能够并举呢。
唐髙定年七岁读汤誓，问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何云伐邪？对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郢异之。按汤誓云，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而已，定之所举，乃甘誓之词也。
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懐之文，理甚明而唐刘乃云，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恵，卤莽如此，岂其有所脱遗邪。
屈原离骚有渔父篇，宾主问荅，其辞华丽，而杂以韵语，此盖假设以见意，与小居一体耳。司马迁乃取以为传，刘子玄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渔父之名，使诚有斯人者。观其所言不过委顺从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杂说曰：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尽粟一石，食不饱，力不足，则才羙不外见，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尽为不知马。呜呼，千里之材固有异于常马者，然亦非徒善食而后能也，退之平生以贫而号于人，叹一饱之不足者屡矣，岂其有激而云耶。
刘原父自号公是先生，贡父号公非先生。贡父云，是其所是为易，非其所非为难。或评王介甫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予谓此皆过论也。非者是之对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则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则能知小人矣，世岂有能识白而不能识黒，能辨东而不能辨西者乎？
鲁直与其弟幼安书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闲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偶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此论甚高，然彼于文章翰墨实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盖甞自跋其书云，学书四十年，今夜所谓鳌山悟道书。又曰：星家言子六十不死，当至八十，茍如其言，当以善书名天下，是可喜也。观此二说，其得谓无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尝以三钱鸡毛笔书，葢不得已耳，诚使佳者，固当有闲而云，在手不在笔，此一时夸辞，非中理之论也。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三 谬误杂辨
公羊曰：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盖接上文“将弒君”之辞也。唐明皇废王后诏云，见无将之心；刘从諌理王涯等冤云，有如大臣挟有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萧遘斥时溥之奸云，卑侮王室有无将之萌，如何道来。后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问阮瞻：老、荘与圣人其旨同异。瞻以将无同答之。戎咨嗟良久，乃辟为掾，时称三语源掾，瞻意盖言同耳。晋人例重玄学，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将无云者犹无乃得无之类，庾亮令禇裒认孟嘉于众中，裒指嘉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茍晞子从母求为将，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刘裕受禅，徐广攀晋帝车，泣涕谢，晦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皆是累也。世说载禇裒语，正作得无，通鉴载谢晦语亦然，以此可知其为同。世说记三语事，则又有“卫玠嘲之”之辞，云，一言可辟，何假于三？盖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鉴所载既依夲文，而温公自节本乃改为无同异，岂温公于此亦未详欤？而林氏又为之说，曰：二则有同，有同然后有异，一则无同，无同然复无异，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异乎？何谬妄之甚也。
后汉陈炜谓孔融：幼而听慧，大未必竒。融曰：观君所言，将不蚤慧乎？将不亦犹无将也。盖以炜言融虽蚤慧而大未必竒，故融复言炜既大而不竒，则疑于蚤慧。或谓寔言其不蚤慧，误矣。世说云殷仲堪之荆州，王东亭曰：徳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为名，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任，与本操将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邱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南史：荀万秋对策，父昶以示释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答贫道能为，若先见而荅，贫道奴皆能为。昶曰：此将不伤道徳邪？答曰：大徳所以不徳，竟不看焉。推此类则其义可见矣。
译唐高定七岁时读《汤誓》，问父亲唐郢说：“怎么可以用臣下讨伐君主？”唐郢说：“顺应天意和人心。哪里说是讨伐呢？”高定回答说：“《汤誓》中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被杀’，这算是顺应人心吗？”唐郢对此感到惊异。查《汤誓》原文说：“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如果不听从誓言，我就连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掉。”高定所引用的，其实是《甘誓》中的词句。
《皋陶谟》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抚百姓就是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文意非常明白，但唐刘却说：“《虞书》称‘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就是恩惠’。”如此粗疏，难道是他有所遗漏吗？
屈原《离骚》中有《渔父》篇，主客问答，辞藻华丽，且夹杂韵语，这大概是假设情境以表达心意，与《小雅·巷伯》一体。司马迁却把它当作传记收录。刘知几既然知道它不是史实，而班固的《古今人表》却列入了渔父的名字，仿佛真有其人。看他所说的话，不过是委曲顺从世俗以求自保罢了，怎么就排在九等中的第二等呢？
韩愈《杂说》说：“能跑千里的马，一顿饭常要吃一石粟米，吃不饱，力气不足，那么才能和美德就无法显现，就不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又因为喂不饱而说是不懂马。唉，千里马的才能固然不同于普通马，但也不是仅仅善于吃就能行的。韩愈平生因贫困而向人乞求，感叹吃不饱的情况屡次发生，难道他是有所感慨才这样说的吗？
刘原父自号公是先生，贡父号公非先生。贡父说：“肯定该肯定的容易，否定该否定的难。”有人评论王安石明于识别君子，暗于识别小人。我认为这都是过分的言论。否定是肯定的对应，小人是君子的反面。能肯定该肯定的，就能否定该否定的；能识别君子，就能识别小人。世上哪有能识别白色却不能识别黑色，能辨别东方却不能辨别西方的人呢？
黄庭坚给弟弟黄幼安的信说：“我的书法，本来没有法度。只是看世间万事，像蚊蝇聚散一样，不曾有一件事横亘在胸中，不挑选笔墨，遇到纸就写，纸写完就停，也不计较工拙，以及别人的品评讥弹。譬如木偶跳舞，合乎节拍，人们赞叹其精巧，舞罢后又空无一物了。”这个论调很高，但他对于文章翰墨实际上是刻意追求且好名的人，大概没能践行自己的言论。他曾自题书法说：“学书四十年，今夜所谓鳌山悟道书。”又说：“星象家说六十岁不死，应当活到八十岁，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应当以善书名扬天下，这是可喜的。”看这两段话，能说他是无心之人吗？
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利工具。黄庭坚曾用三钱买的鸡毛笔写字，大概是不得已罢了。如果真是好笔，固然应当有空闲时说“在手不在笔”，这是一时的夸口之辞，并非合乎事理的说法。
《滹南遗老集》卷之三十三 谬误杂辨
《公羊传》说：“对于君主和父亲，不能有叛乱的念头，有了叛乱的念头就要被诛杀。”这是承接上文“将弑君”的话。唐明皇废王皇后诏书说：“看见没有叛乱之心”；刘从谏为申王涯等人的冤屈说：“如果有大臣挟带叛乱的阴谋，自然应当交给司法部门。”萧遘斥责时溥的奸恶说：“轻慢王室有叛乱的萌芽。”怎么讲得通呢？后人使用这个字，往往不妥当。
王戎问阮瞻：“老子和庄子与圣人，主旨相同还是不同？”阮瞻用“将无同”回答。王戎赞叹良久，于是任命他为掾属，当时称为“三语掾”。阮瞻的意思大概是说相同罢了。晋人崇尚玄学，所以王戎非常高兴，而世人多怀疑这一点。“将无”这个词，就像“无乃”、“得无”之类。庾亮让褚裒在众人中辨认孟嘉，褚裒指着孟嘉说：“这个人稍有不同，莫非是他吗？”苟晞的儿子跟随母亲请求当将军，苟晞拒绝他说：“我不以王法宽贷别人，莫非会后悔吗？”刘裕受禅，徐广拉着晋帝的车，流泪谢罪，谢晦对他说：“徐公莫非有点过错，这都是累赘啊。”《世说新语》记载褚裒的话，正作“得无”，《资治通鉴》记载谢晦的话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它们是同义的。《世说新语》记载三语掾的事，又有“卫玠嘲笑他”的话，说：“一句话就能任命，何必用三句呢？”大概是想直接说相同，而不必再加疑词。现在《资治通鉴》所载既依原文，而司马光自节本却改为“无同异”，难道司马光对此也未详细考证吗？而林氏又为之解说，说：“二则有同，有同然后有异，一则无同，无同然后复无异，求其相同尚且不可得，还可以求其不同吗？”多么荒谬啊。
后汉陈炜对孔融说：“小时候聪明，长大后未必奇特。”孔融说：“看您所说的，莫非不聪明吗？”“将不”也如同“将无”。大概因为陈炜说孔融虽然早慧但长大后未必奇特，所以孔融又反说陈炜既然长大后不奇特，就怀疑他早慧。有人说这是说他并不早慧，错了。《世说新语》说殷仲堪任荆州刺史，王东亭说：“德行以保全为称，仁义以不害为名，现在治理华夏，处于杀戮的职位，与本心莫非相违背吗？”殷仲堪说：“皋陶制定刑罚，不为不贤；孔子任司寇，不为不仁。”《南史》：荀万秋对策，父亲荀昶拿给释道琳看，道琳回答说：“这不需要看，如果不是事先看到而回答，贫道能做到；如果事先看到而回答，贫道的奴仆都能做到。”荀昶说：“这莫非伤害道德吗？”回答说：“大德所以不德，终究不看。”推究这类例子，其意义就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