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集卷之四 论语辨惑一
滹南遗老集卷之四 论语辨惑一
曽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义以为三次，而晦庵所谓称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点检。程氏闻之曰：可哀也哉。其余时勾当甚事，葢效三省之说，错了意。谓君子之学造次不忘，则不待旋加省也。旧说顺于本文，而新说有功于学者，姑两存之。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南轩曰：非谓行此数事而后学文也，以是为本而以余力学文耳。说甚佳。
子夏曰：贤贤易色，至吾必谓之学矣。旧疏云：此章论生知美行，虽学亦不是过。吴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将至于废学。南轩曰：非谓不待夫学也，欲使务其本耳，不曰不学，而曰未学，意有涵蓄矣。其说皆非。盖此本言巳学，非未学也。亦曰观其行，足以卜其学而巳。韩退之尝云：茍行事适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意与此同。刘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学，吾必谓之学。葢此等非学不能也，是为得之。晦庵曰：人之为学，大要不过欲为。是四者而巳，故如是之人，虽或以为未尝学，我必谓之巳学意，亦无异然。云不过四者，则失之狭。葢四者行之大也，举四者则余可知矣。
学则不固。旧说以固为蔽，而新说曰：固，坚也，不能敦重则学亦不能坚。以语法律之，旧说为长。
母友不如巳者。东坡曰：世之陋者，乐以不巳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是谓不以辞害意，如必胜巳而后友，则胜巳者亦不与吾友矣。其说甚佳。林少颕乃通上句为义，曰忠信不与巳同者不与为友。此正疑其害意而为之迁就也。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虽终身不可改。学者数能辨之。然其为说过正者何多也。东坡曰：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父之道。叶少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丧，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当以三年无改为句，终三年之间而不变，其在丧之意，则于事父之道可谓之孝。胡寅曰：于之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执三年之丧，而依近慕思不少变马（焉），可谓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说之曲，不辨可知。郑厚则疑其有为言之，而弟子不善记。欧公直谓出于妄传，而非夫子之云。此亦过也。游定夫曰：三年无改者，言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轩曰：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尽之矣。葢圣人固有决定之论，亦有姑言大体，而不尽其变者，非止比事也。学者一概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蔽而不通者。昔牟融、鲍昱援引此义以遂汉明之非，几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复有持继述之说，以误天下者。岂不诬经诡圣人之甚哉。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东坡曰：易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尽心也，作诗者未必有意于是。孔子取其有会于吾心者耳。孔子之于诗有断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说施之于诗，则彼所谓无斁无疆者，当何以说之。此近时学者之蔽也。予论苏子此论流于释氏，恐非圣人之本旨。杨亀山曰书，曰思，曰睿（丨作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圣。而君子于貌言视听必有思焉，而谓有思皆邪可乎？诗三百出于国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礼义，则所谓无邪也。其说当矣。且孔子论诗，而其以本语蔽之，则所取者固诗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为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苏氏之凿也。巳自为凿而反病时学之不通，亦过矣。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旧说以为疾病之外，不可妄为非法，贻忧于父母。或曰：父母爱子之心，唯恐其有疾。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无不谨，亦可以为孝。予谓从新说则文顺，从旧说则意完。然皆有益于教，当并存之。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
译滹南遗老集卷四 论语辨惑一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疏义认为“三”是指三次，而朱熹（晦庵）所说的“三”是指三件事，两者截然不同。从前有人自称：一天反省三次。程颐听说后说：“真可悲啊。”他其余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呢？大概是效仿“三省”的说法，却误解了本意。认为君子求学，即使在仓促匆忙之间也不忘记，那么就不需要随时刻意去反省了。旧说符合原文，而新说对学者有益，姑且两者并存。
孔子说：“弟子在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就要敬爱兄长，行为合乎礼义，如果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张栻（南轩）说：这并不是说做了这几件事之后才去学文，而是以这些为本，用余力去学文罢了。这个说法很好。
子夏说：“尊重贤人而轻视美色，……我一定认为他是有学问的。”旧疏说：这一章论述天生聪慧、品行美好的人，即使不学习也不会犯错。吴氏说：子夏的意思很好，但其弊端将导致废弃学问。张栻说：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学习，而是想要人们致力于根本，不说“不学”，而说“未学”，意思含蓄深远。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这本来是说已经学习过，而不是没有学习过。也就是说，观察他的行为，足以推断他是有学问的。韩愈曾说：“如果做事适宜，说话切中要害，即使没有见到他，我也将相信他富有文学修养。”意思与此相同。刘正叟说：这个人既然能做这些事，却自称没有学习，我一定认为他是有学问的。因为这些事不学习是做不到的，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朱熹说：人做学问，大要不过是为了做到这四点罢了，所以像这样的人，虽然有人以为他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认为他已经学习了，意思也没有不同。说不过这四点，就失之狭隘。因为这四点是行为的大端，举出这四点，其余的就可以知道了。
学习就不会固陋。旧说把“固”解释为蔽塞，而新说认为：“固”是坚固的意思，不能敦厚庄重，学问也就不能坚固。从语法逻辑上衡量，旧说更优。
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苏轼说：世上浅陋的人，喜欢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就会自满而日渐退步，所以以此警戒他们。这是说不因言辞而损害本意，如果一定要胜过自己才结交，那么胜过自己的人也不会和我结交了。这个说法很好。林少颍却把上一句连起来解释，说忠诚守信但不与自己相同的人不结交。这正是怀疑它损害本意而做出的牵强附会。
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说是孝了。”可以改变的不用等到三年，不可改变的即使终身也不可改变。学者们大多能辨析这一点。然而那些说法过于极端的为什么这么多呢？苏轼说：君子丧亲，常常好像还看见亲人一样，即使想改变，也没有途径。这就叫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叶少蕴说：古人凡是说三年之丧，素冠讽刺不能守三年丧，这是对的。应当以“三年无改”为一句，在三年之间不变，处在丧亲的心境中，那么在侍奉父亲的原则上就可以称为孝了。胡寅说：“于”的意思是依近慕思。守三年之丧，而依近慕思没有丝毫改变，可以称为孝了，不是指父亲的原则而言。这三种说法的牵强，不辩自明。郑厚则怀疑这是有所为而发，而弟子记录不好。欧阳修直接说这是出于妄传，不是孔子的话。这也太过分了。游定夫说：“三年无改”，是说在应当改变但可以暂不改变的情况下。张栻说：这是说通常情况，如果不是正道，不用等到三年就抛弃了。圣人既有确定的论断，也有姑且说大体，而不穷尽变化的，不只是这一件事。学者一概套用，而不能以意逆志，所以常常蔽塞而不通达。从前牟融、鲍昱援引这个义理来成全汉明帝的非议，几乎连累孝章的初政。而近代小人又有持继述之说，来误导天下人的。岂不是歪曲经典、诡辩圣人的极致吗？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苏轼说：《易》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是有思的都是邪的，而没有思的则是土木。怎么能做到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呢？这是孔子所尽心处，作诗的人未必有意于此。孔子取的是与我的心相契合的部分。孔子对于《诗》有断章取义的做法。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诗》，那么那些所谓“无斁无疆”的，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是近来学者的弊病。我认为苏子的这个论断流于释氏，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旨。杨龟山说：《书》说思，说睿（丨作圣）。孔子说：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圣。而君子在貌言视听上必然有思，却说有思都是邪的，可以吗？《诗》三百篇出于国史，未能不思而得，但都止乎礼义，这就是所谓的无邪。他的说法恰当。况且孔子论《诗》，而用本语来概括它，那么所取的本来就是诗人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未必如此而我却认为如此，这真是孔子的心吗？还是苏氏的穿凿呢？自己穿凿却反而指责时学不通，也太过分了。
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担忧他的疾病。”旧说认为疾病之外，不可妄为非法，给父母带来忧虑。有人说：父母爱子之心，唯恐他有疾病。人子体察此心而以父母之心为心，那么凡是用来守护自身的行为无不谨慎，也可以称为孝。我认为从新说则文意通顺，从旧说则意蕴完整。但两者都对教化有益，应当并存。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视，曰观，曰察，文之变耳。晦庵曰：观详于视，察又详扵观，此几王氏之凿矣。虽若有理然，圣人之意恐不若是。
译他心安定的地方，人们怎么能隐藏呢？说“视”，说“观”，说“察”，不过是文字的变化罢了。朱熹说：“观比视详细，察又比观详细”，这大概是王氏穿凿附会的说法。虽然似乎有些道理，但圣人的本意恐怕不是这样的。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晦庵载周氏之说，曰：行之于未言之前，言之于既行之后。觧者虽多，无近于此。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当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隐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觧。伊川曰：以为不知而求之，则当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圣人语下本不及此，则未免为曲说。晦庵曰：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意巳足矣。而复曰由此而求，有必知之理，此又流于程氏之曲，而不觉也。谢显道曰：当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歳之逺、六合之外是也。倘能识别于此，则可谓知所存心矣，亦可谓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诞妄之甚，不足论也。
子张学干禄，孔子告之以慎言行。东坡曰：子张学干禄，将以自售也。孔子言禄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说甚佳。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旧说以为任正人，废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迟知人之说，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证之以舜、汤、伊、皋，不仁者逺，则旧说是矣。（当读原文）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损益可知者。此专指礼而云尔。马融以所因，为三纲五常，所损益为文质三统，殆是妄说，而朱氏取之，盖未当也。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庵曰：季氏以大夫而僣用天子之乐，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葢深疾之之辞，予谓前说为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晦庵曰：记者序于八佾、雍彻之后，疑其为僣礼乐者发此，殊有理，胜于泛论者矣。
子入太庙，毎事问。释者曰：笾豆之事，有司存焉。时王之制或损或益，圣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问。虽知亦问，敬慎之至也。予谓此说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毎如此，则为而不情矣。
宰我对哀公问社。孔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諌，既往不咎。觧者莫能通。张九成以为微言隐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训诂。唯当时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却本分。
仪封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二子可谓深知圣人者矣。而记者不着其姓名，殆为阙典也。
子谓韶尽善而武不然。古今论者皆曰：唐、舜揖让，汤、武征诛，所以优劣不同。世之浅丈夫遂敢以汤、武为非，至有诋毁而几乎骂者，甚矣其无知也。予甞论之，唐、舜、汤、武皆古圣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无优劣之殊，质之五经、论、孟，亦未尝有不足于汤、武之意。直后人所见者小耳，以常道观之，以臣伐君，与夫授国他人，而废其子，均为不顺，自不得巳之变而论之，则唐、舜之传贤；汤、武之除害，无非公天下之大义也。故夫论汤、武之事者，亦决其果是与非而巳。是则为义，非则为贼，岂特优劣之分哉。然则汤何为而惭，武何为而未尽善？曰：汤之惭忧后世也，乱臣贼子无汤之志而袭其迹者，得以为口实，是则汤之所病也。何尝以桀为不可伐哉？武未尽善，此谓传其乐者耳。伊川曰：说者以征诛不及揖譲，迹固不及。然其声音、莭奏，亦有未善者。乐记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无错乱者。此说是矣，而复以其迹为不及，葢亦未脱于流俗之见邪。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说者虽多皆莫能通。予谓贫与贱当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则误也，若夷齐求仁，虽至饿死而不辞，非以道得贫贱而不去乎？夫至而富贵不必言不处；生而贫贱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葢傥来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
译子贡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把它说出来。”朱熹收录了周氏的解释，说：“在说话之前先去实行，在实行之后才说出来。”解释的人虽然很多，没有比这更接近原意的了。
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疏解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是恰当的。”又说：“如果明明知道，却故意隐瞒说不知道；或者明明不知道，却硬说自己知道，这都是不对的。”上面这句话何必这样解释呢？程颐说：“如果因为不知道而去探求，那么就会知道，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推演开来，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圣人的话本来没有达到这个深度，这就难免成为牵强附会的说法了。朱熹说：“虽然可能不能全部知道，但没有自我欺骗的弊病，也不妨碍他成为有智慧的人，意思已经足够了。”接着又说：“由此去探求，有必然知道的道理，这又流于程氏的牵强附会，而自己却没有觉察。”谢良佐说：“应当知道的不可不知道，比如关于生死、鬼神情状的说法就是如此。不可知道的没必要知道，比如千年以前的遥远、天地之外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能在这一点上辨别清楚，就可以说知道如何存养本心了，也可以说能够扩充是非之心了。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种说法荒诞虚妄到了极点，不值得讨论。
子张学习如何获取官职俸禄，孔子告诉他要注意言行谨慎。苏东坡说：“子张学习获取俸禄，是为了自我推销。孔子说俸禄就在其中，是教导他不刻意追求而自然得到。这个说法很好。”
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旧的解释认为是任用正直的人，废黜邪曲的人。而程氏的弟子多解释为事情的邪曲与正直，这也讲得通。然而夫子回答樊迟关于知人的问题时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而子夏用舜、汤、伊尹、皋陶的例子来证明，不仁德的人就会远离，那么旧的解释是正确的。（应当阅读原文）
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加和减少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孔子说三代相互沿袭，增加和减少的内容可以知道，这是专门针对礼制而言的。马融把所沿袭的认为是三纲五常，所增加和减少的认为是文质三统，这大概是荒谬的说法，而朱熹采纳了它，大概是不恰当的。
孔子说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八佾的舞蹈，说：“这件事如果都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朱熹说：“季氏作为大夫却僭越使用天子的音乐，这件事尚且忍心做，那么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呢。”有人说，“忍”是容忍的意思。大概是深切痛恨的言辞，我认为前面的说法更好。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德，怎么能对待礼呢？一个人如果不仁德，怎么能对待乐呢？”朱熹说：“记录者把它排在八佾、雍彻之后，怀疑是针对僭越礼乐的人说的，很有道理，胜过泛泛而谈。”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解释的人说：“笾豆之类的事情，自有主管官员负责。当时王制的制度有的减少有的增加，圣人可能也有不知道的，所以不得不问。即使知道也要问，这是极其恭敬谨慎的表现。”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讲得通，但这只是刚进入太庙一次的情况。如果每次都这样，就显得不真诚了。
宰我替鲁哀公问社神的事。孔子听说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必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劝阻，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解释的人都不能通达。张九成认为这是微言隐语，可以意会，但不能用训诂来解释。只有当时的哀公、宰我、孔子知道，这才是本分。
仪地的封人说：“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木铎。”达巷的党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却没有特定的名声。”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圣人的人了。而记录者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大概是缺失的典故吧。
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则不然。古今评论者都说：唐尧、虞舜禅让，商汤、周武王征伐诛讨，所以优劣不同。世间的浅薄之人竟敢认为商汤、周武王不对，甚至有诋毁几乎辱骂的，太无知了。我曾经论述过，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都是古代圣人，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天理。本来没有优劣的区别，考证五经、《论语》、《孟子》，也没有对商汤、周武王不满的意思。只是后人的见识短浅，用常规的道理来看，以臣伐君，以及把国家授予别人而废黜自己的儿子，都是不顺的；从不得已的变通来看，唐尧、虞舜传贤；商汤、周武王除害，无非是公天下的大义。所以评论商汤、周武王事迹的人，也只要判断其果真是对还是错罢了。对就是义，错就是贼，岂止是优劣的区别呢。那么商汤为什么惭愧，周武王为什么未尽善呢？回答说：商汤的惭愧是担忧后世，乱臣贼子没有商汤的志向却模仿他的行为，得以作为借口，这就是商汤所忧虑的。何曾认为夏桀不可讨伐呢？周武王未尽善，这是指传唱他的音乐的人而言。程颐说：“评论者认为征伐不及禅让，事迹固然不及。然而其声音、节奏，也有未尽善的地方。《乐记》说：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那么周武王的志向就荒废了。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音乐，才知道校正之前，不能没有错乱的地方。这个说法是对的，而又认为其事迹不及，大概也没有摆脱世俗的偏见吧。”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人所想要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就不接受；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就不离开。”解释的人虽然很多，都不能通达。我认为“贫与贱”应当说“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不”字如果不是衍文就是错误。比如伯夷、叔齐追求仁德，即使饿死也不推辞，这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贫贱而不离开吗？至于富贵不必说“不接受”；生来贫贱又怎么能离开呢。所说的，大概是偶然到来而可以避就的情况。所以有通过正当途径与不通过正当途径的区别。如果说圣人的经典不应当改变以适应……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注疏以为不闻世之有道，其说甚缪。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虚生也。斯为得之。东坡云：未闻道者，得丧之际，未尝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所谓过于深者也。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南轩曰：不得其欲则怨，谓怨出于巳也。伊川曰：利于巳必害于人，所以多怨，谓怨出于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圣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补之乃云：不独巳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巳是则过矣。
夫子以一贯之道语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门人问焉，则曰忠恕而巳。说者遂以忠恕为贯道之实。呜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只是两端，何足贯夫子之道乎。东坡曰：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问，知其不容言也。虽然论其近似，使门人庶几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门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则眩而失其真矣。然则盍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门人将自鄙其所得，而劳心于其所不及，思而不学，去道益逺。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进策曰：尽天下万物之理，而制其所当处，是之谓一，然则一者所以主宰众善，使之不过者耳。夫子又尝语子贡矣，曰：予非多学，一以贯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可谓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论，葢亦惑于忠恕之语。故与或者又言彼是论学，此是论道，是亦不然，其实一理耳。近观论语集义、杨龟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为姑应门人之语，则疑此者不独东坡也。予故从之。或谓曽子所见实在于此，犹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而巳。以中庸所载，违道不逺之言，凖之亦似有理，然而决非夫子之一也。尹彦明曰：孔子于曽子不待其问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于子贡不足以知之，故先发多学之问，果以为然，又复疑其不然而请焉。虽闻夫子之言，犹不能如曽子之唯也；子贡之学不及曾子如此。范纯夫亦云：先攻子贡之失而后告以至要。洪迈破其说，曰：二子皆孔门髙弟也，其闻言而唯与夫闻，而不复问，皆以黙悟于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贡者为其先，然夫子多学之旨耳，是殆不然。方闻圣言如是，遽应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师之道，故对曰然。而继之以非与之请，岂为不能知乎。予谓洪氏之论深尽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体，恕者用。伊川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巳，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谢氏曰：忠譬则川流不息，恕譬则万物散殊。夫圣人之道，诚髙逺而洪深。至于忠恕之义，人亦易辨矣，而诸公张大之如是，盖其意必欲极一贯之妙故耳，恐未必然。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为女择配，取其相当，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断圣人之意也。弟子徒谓圣人之妻人必不茍，然故于诸处认之而附会耳。宋儒释三复白圭之义，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祸，葢迁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长，而兄子妻南容。或谓南容之贤差愈于公冶长，圣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说甚当。林少颕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葢弟子见其事相类，故从而録之。本无异议，使圣人于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则汉之第五伦矣。其论尤佳。
滹南遗老集卷之五 论语辨惑二
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喻，且曰始也听人之言，则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旧说以为废堕于学。呜呼，一昼寝之适，虽圣人不免焉。且夫学之勤惰，行之真伪，何足以卜之。而夫子怒之至是乎，葢其惰也，非止于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发耳，不然则予之耽寝日以为常，记者语简而不尽其详，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于行不頋言，则昼寝之过为不足责。东坡曰：昼居于内
译孔子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注疏认为这是指没有听闻世间有道的情况，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程氏说：“人不可以不知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这是指不虚度此生。”这才是正确的理解。苏东坡说：“没有听闻大道的人，在得失之际，未曾不丧失本心，何况是生死大事呢。”苏辙也说：“一天听闻大道，即使死去也不会心神混乱。”这就是所谓过于深刻的道理。
孔子说：“依据利益而行事，会招致很多怨恨。”张栻说：“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怨恨，这是说怨恨出自自身。”程颐说：“对自己有利必定会损害他人，所以招致很多怨恨，这是说怨恨出自他人。”这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只是不知道圣人的本意究竟在哪里罢了。到了王补之却说：“难道只是自己多怨恨吗，别人也多怨恨吗？”这种说法就过分了。
孔子用一贯之道告诉曾子，曾子赞同而不怀疑。门人问起这件事，曾子就说：“不过是忠恕罢了。”解说的人于是把忠恕当作贯穿大道的实质。唉，忠恕固然修身的要点，但终究只是两个方面，哪里足以贯穿孔子的道呢？苏东坡说：“一以贯之的道理，难以言说，即使是孔子也不能给它命名，所以曾子只应允而不追问，知道它不容许用言语表达。虽然如此，论述它的大致相近之处，让门人大概知晓，不也可以吗？”回答说：“这不是门人所能达到的，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却告诉他们，就会使他们迷惑而失去真谛。”那么何不告诉他们这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呢？回答说：“不可以。门人将会轻视自己所得到的，而在他们达不到的地方耗费心神，只思考而不学习，离道就更远了。”所以用忠恕来告诉他们。这是曾子的妙处。苏辙在进策中说：“穷尽天下万物的道理，而制定它们应当所处的位置，这就叫做‘一’，那么‘一’是用来主宰众善，使它们不过分的。”孔子也曾告诉子贡说：“我不是博学，是用一个道理贯穿它。”何晏说：“善有本源，事有会合，天下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百种思虑而趋向一致。知道它的本源，众善就都举起了，可以说是接近了。”等到这一章，就搁置而不讨论，大概也是被忠恕的话所迷惑。所以与或者又说那是论学，这是论道，这也是不对的，其实是一个道理。近来观看《论语集义》，杨龟山、周氏、游氏都把忠恕当作姑且应答门人的话，那么怀疑这一点的不只是苏东坡。所以我跟随他们的说法。有人说曾子所见的确实在于此，就像仁者被称为仁，智者被称为智罢了。用《中庸》所载的“违道不远”的话来衡量，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决不是孔子的“一”。尹彦明说：“孔子对曾子不等待他发问就告诉他，曾子也深深领悟说：‘是的。’至于子贡不足以知道，所以先发出多学的疑问，果然认为是对的，又怀疑不对而请教。虽然听闻孔子的话，还是不能像曾子那样应允；子贡的学问不如曾子就是这样。”范纯夫也说：“先攻讦子贡的过失，然后告诉他最重要的道理。”洪迈驳斥这种说法，说：“这两个人都是孔门的高弟，他们听到话就应允与听到话不再追问，都是在言语意思之外默默领悟了。先儒之所以轻视子贡，是因为他先问孔子多学的旨意，这大概是不对的。刚听到圣人的话，就立刻回答说‘不’，这不是弟子尊敬老师的方法，所以回答说‘是’。接着又提出疑问请教，难道是因为不能知道吗？”我认为洪氏的论述深刻透彻人情，所以表彰并指出它。程明道说：“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程颐说：“上天的命令，深远不息，是忠；天道变化，各自端正性命，是恕。”谢氏说：“忠好比川流不息，恕好比万物散殊。”圣人的道，确实高远而洪深。至于忠恕的意义，人们也容易辨别，而各位先生夸大它到如此地步，大概他们的意图必定想要穷极一贯的妙处罢了，恐怕未必如此。
孔子评价南容说：“国家有道，不被废弃；国家无道，免于刑罚杀戮。”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又说：“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辞，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孔子究竟因为什么事而把女儿嫁给南容呢？回答说：“凡是替女子选择配偶，取的是相当，不止一个方面，恐怕不可以用这类事情断定圣人的心意。”弟子徒然认为圣人嫁人必定不随便，所以在这里认定并附会罢了。宋儒解释三复白圭的意义，说：“有意谨慎言语，所以国家有道不被废弃，国家无道免于灾祸，大概是迁就事实。”有人说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而把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容。有人说南容的贤能稍微超过公冶长，圣人因此避嫌。程氏驳斥这种说法很恰当。林少颍说：“它们之所以相接而成文，大概是弟子看到事情相似，所以跟着记录。本来没有异议，如果圣人在这里有公私的辨别，那就是汉代的第五伦了。”他的论述尤其好。
《滹南遗老集》卷五 论语辨惑二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有朽木粪土的比喻，并且说：“起初听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因为宰予而改变了。”旧说认为这是荒废学业。唉，一次白天睡觉的舒适，即使是圣人也不免。况且学习的勤奋懒惰，行为的真假，哪里足以据此推测。而孔子愤怒到这种地步吗？大概他的懒惰，不止于一朝，而孔子的愤怒也有由来。只是借此发作罢了，不然就是宰予沉迷睡觉每天如此，记录者语言简略而不详尽，也不可知道。王安石说：“宰予的大罪在于行为不顾言语，那么白天睡觉的过错就不足以责备。”苏东坡说：“白天住在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