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译《易三图序》上饶谢先生隐居于建安，番阳吴生吴蟾前往接受《易》学。后来他拿出三幅图说：“建安的学问传自彭翁，彭翁的传授又来自武夷君，但不知道武夷君传给了谁。”有人说：“他假托神秘隐秘之事，所以称为武夷君。”吴蟾又说：“我的《易》学是神妙的。《易》为什么神妙？神妙是《易》的起始。《易》不可以勉强命名，但若不命名，便没有《易》可说。希望您为它作序说明端绪。”袁桷说：“所谓失去《易》的，并不是圣人的根本道理。以神明来理解《易》，圣人所说的《易》就可以得到。那么为什么神明无端而起，却又无法看见呢？正因为它无端，所以没有固定形体；保存它而使它显明，数便由此产生。数产生了，才开始有变化；变化确立了，端绪便以道理来条理它。理，就是那个一；理不能穷尽《易》的全部，因为数而建立起来的才是理，借助变化来逆推的便不是理。所以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最初晁以道记述《易》学传承的统绪，划分并确立界限，后来没有人能把伪说传到荆州。袁溉道絜开始从薛翁那里接受传授，于是《易》学又得到流传。袁溉后来把它传给永嘉薛季宣士龙。薛季宣曾说：‘洛学遗留下来的学问，大多在蜀汉之间。’所以士大夫听到这番话，争相暗中搜求购买。后来有两位张氏，一位叫张行成，精通象数；一位叫张縯，通晓玄妙的端绪。后来朱文公嘱托他的朋友蔡季通前往荆州，又进入峡中，才得到这三幅图。有人说，洛书的传承，朱文公没有能够亲眼见到；如今蔡氏所传的书始终没有显出图来，蔡氏把它藏在孙子蔡抗那里秘传，不再拿出来。临卭魏了翁曾经对此表示怀疑，想要考察梳理，却始终不能得到。蔡季通家居武夷，如今彭翁所绘的图，疑心是出自蔡氏，可惜彭翁没有详细说明源流。谢先生的姓名如今没有记载，但他的结局世人还能说得出来。《易集传序》观察卦象并画出卦，这是庖牺的根本道理。依据言辞和意义来扩充卦象，是三位圣人的根本道理。王弼后来出现，把《小象》附在卦辞之后来谈理，先儒没有谁能非难他。至于《系辞传》《说卦》等篇，王弼无法措置文辞；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王弼几乎偏执于一端了。《十翼》的创作，有《彖传》，有《象传》，专门依据义理作《彖传》《象传》，是孔子的志意。然而，文王、周公所作的彖辞、象辞，难道全都是义理吗？回答说：不是。卦本来建立在卦象上，八卦首先确定名称而成为卦象，这就是井、鼎、小过之类。依据言意而成为卦象，是伏羲已经说了但人们不能理解，文王、周公才开始进一步说明。文王的话见于彖辞，周公的话见于爻辞，因此不需要我再说。关于《易》，有圣人的四种道理；如果彖辞、象辞果真只说言意，那么变和占又取什么呢？回答说：有变，有占。伏羲画卦时没有把九、六的变化表现出来，因此变化显现在占筮中，文王就在彖辞中附带说明了。卦象原来没有分开，文王才开始把它分开。变化迅速的，没有比蛊卦更早的了，这表现了对世事忧虑之深。至于分说卦象，则师、晋、小畜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爻的变化表现于占筮，是通过筮法显现出来的，如渐、小畜、讼之类。把彖、象、变、占四者合起来说，孔子却不只用一句话说明，为什么呢？回答说：可悲啊，这正是孔子的志意。事情没有比言辞更重要的，言辞若不是依据义理，就不能确定人事的吉凶；如果任凭妄说而产生过失，先说变和占，《易》几乎就成了卜筮之书。器物因运动而形成，运动之后就归于静止；从静止中观察运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卦象的意义就广大了。孔子在《说卦》中才开始把这些汇总起来，汇总它们以穷尽变化和占筮；由此可知，变和占是筮法的起点。所以第一章先说蓍草，第二章接着说卦。先天之说，七句话中就有警戒，害怕人们沉溺于占筮。后天之说，一句话说到人事的根本，最后又归结到卦象。过去康节邵先生作《方圆环中图》，把天道与人事相合，全都以《说卦》为根本，推演同类事理而达到极致，知道聪明通达之士，不在于反复告诫。至于《系辞传》讲设卦的方法、穷究神妙的道理，其中对于爻的说明，细微到丝毫也不能改变。积累数而形成变化，《易》的运动从方寸之心开始，遍及六合，幽深微妙而又广大无边，取之不尽，应之而无所遗漏。依据卦来测知善恶，即使善于筹算譬喻的人也不能穷尽。全天下舍弃这个道理而互相矛盾、各持一端，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解开。所以我说：不读《系辞传》，就不能懂得《易》。这些话，是邵子的学说，不是我的学说。袁桷不才，读《易》二十年，年岁越长，见解反而越感到惶恐。纥石烈君希元专心而嗜好古学，对于《易》精心思考以求通晓，搜集考察疑难的义理，我私下曾感到惭愧。然而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最终却先于我完成了这部书。他不穿凿附会以求通达，不拘泥成见而强行比附，道理纯粹精密，足以流传后世。所以我把过去告诉他的内容，放在篇首。希望后人知道那些相同之处中的差异，用来革除固守一端、偏颇弊病的过失。那么我所著的东西，究竟与他相同吗？还是不同呢？”},{ 《新安程子见四书图训序》象数可以用图来说明，名称和意义却不能用图来说明。既然用图来说明，它也有自己的根本吗？从前圣人观察卦象而绘图，依据图来著书，包罗万象并加以阐发。由书开始通晓，那么图的奥秘若没有书就不能穷尽。这说明书比图更能显明道理。后来的圣人继承阐述，遵循文字推演图义，器物尺度、万物形象的细微之处，刚柔善恶的对应关系，就像天在枢纽中默默运转；那些不能靠绘画表现出来的，仍然要借助名称来建立意义。这就是图辅助书而不能废弃的原因。二者的作用各有先后，把它们合起来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自从正心诚意的学说兴起，漫无边际，朱子为此忧虑，于是以可据依的内容作为根本；而体用、知行的学说，实际上切合学者的功夫和实际作用。过了一百多年，五经被废弃，于是又抄取其中相近的内容，端坐着涂饰文辞，却完全不再考察根本源流。礼以敬为主，理以善为主，用一句话概括，讲学的方法已经糜烂到不可挽救了。新安程子选取《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切合自身的内容，分析编成图，以辅助朱子的教诲；也许还能使人知道做学问的次序，不是文字意义所能穷尽的。分条列目，若有人能够笃实行持并亲自体认，才足以完全掌握这门学问的要旨。他的勤勉而且完备，可以说是做得很有成效了。从前真文忠公作《读书记》，把仁义、性命的学说分别按类别归集。先正肃公写信劝止他说：“假使你的书写成了，学者将可以任意放纵。”如今这部书完整存在，看看现在那些谈论义理的人，和古代贤人没有不同；但考察他们所学的内容，又比朱子当年的忧虑更加严重了。您看见这些图，一定会有所办法来挽救他们。

译《辅汉卿先生语孟诸序》解释经典，没有比圣贤本人更严谨的，这一点见于《论语》《孟子》。它们的言语简约，根本道理明白。子思解释经典，尤其能得到圣人的微妙旨意。如今这些书都还存在。自从汉代传注之学兴起，枝蔓的言辞和铺衍的说法扩展到上万字。魏晋时期把这些一概删削，阐明义理的说法归于空虚玄妙。两种弊病于是都陷入偏颇滞塞，学者昏昧而无所凭依。这样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到宋代，伊洛地区出现大儒，开创二程学说的源绪，端正的学说和最高的道理，灿然见于简册，确实可以说大备。后来朱文公出现，担心有人剽窃近似，于是追溯同一源流而分别支派，统摄宗旨、依据要领，大概是想让学者不越级而进，就像法律有尺度、秤有权衡一样，不能因极小的差别而失准。后来他又担心疑惑还没有解除，于是再作问答来委曲譬喻，详尽周全，再也不能增加什么了。这部书广泛流行于天下，而后来的老师和仰慕者，大多像天台佛教的教法一样，旁行侧注，提纲立目，茫然到老也不能窥见门墙，最终导致圣人的经典和根本道理无人能够理解，天天只从事口耳之学，连孩童也整齐衣襟、拱手而坐，互相谈论道德性命；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袁桷从小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导，唯独选取黄、辅二位先生的书来读。黄公的书，曾经用来辅助朱子未完备之处；有可疑的地方，就用过去从先师那里听到的内容加以申明。至于辅公，则直接彰显其中的意义，繁衍的内容加以隐藏，幽深的地方加以畅达，文章义理清楚显著，不另立标目，以此完全实行侍奉老师的道理；即使是细微文辞和小义理，也简明地加以解释，把解释经典作为首要任务，而关于知行、体用的学说，不求彼此契合却自然契合了。二位先生所作的书，确实有益于后世。可是如今世上补辑文公遗书的人，夸多务博，杂乱地陈列在前，使人不知道取舍，唯独我对此感到忧虑。把黄公、辅公的书合在一起传布，那么文公传授承受的根本道理就更加能够远传了。辅公的书，他的儿子季章过去曾在武冈刻印，后来因兵乱散失。如今他的从孙政和他的儿子、华亭丞友仁共同商议说：‘遗书不能流传，我们辅氏子孙的责任，怎么敢稍有迟缓？’于是就在家塾刻印先生的书，袁桷为这件事作序。我特意连续提到黄公，是要让后人知道二位先生都是文公亲自传授的弟子。黄公的恩泽已经断绝，辅氏的学统尚未坠失，这实在既可悲，又可嘉。希望你们努力，正学的兴盛，一定就在这里了。《郭好德〈论语义〉序》唐代儒者撰作《五经正义》，解释经文时必先铺衍义理，然后才阐明传注。他们为什么要先铺衍义理？是因为担心被经文所淹没吗？用义理作疏解，其中有训诂，有制度；至于名物、形象、器具，以及疆域、飞禽、走兽、潜藏、活动等辨析，如果知识不广博，就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纳在简约的义理之中；这并不是背离传经的说法。义理只有简约，才足以显现。汉代稽考古事动辄三万字，后世便讥笑它。到了朱文公承接濂洛正统传承，才开始作《语孟精义》。过了很久，他感到不足，说：‘应当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如今流传的集注，训诂完备，天下各地乃至偏远荒岛，家家都有，人人诵读。可是文字深奥、义理古雅，有些不自量力的人便断章取义加以讥评驳斥，有见识的人对此嗤笑。京兆郭君好德秉持常道，他的父亲在乡塾授徒，担心世人不能通达文辞，反而习染讥评驳斥的弊病，于是摘取其中精微，合于简明易懂的原则，希望使初学者像沿着道路前进，遇到险处便停下休息；即使稍有阻塞，也一定能由此通达。《易》在蹇卦说：‘处在险中而能够停止，真是明智啊！蹇难这样就会通达。’我又曾听说，文公在家中讲学时说，集义之作义理详细而训诂简略，另作一书叫《训诂口义》。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存在了，东夷这部书，大概深深领会了文公的意思。近世东南各地的儒者旁行侧注，接近佛教的学问，流弊开始之后便无法禁止。我有幸读到这部书，深深觉得它合于训蒙的学说；孔安国、贾逵遗留下来的义理，能够由此远远继承，难道不就在这部书吗？《龚氏四书朱陆异同序》五经的专门学说并不只有一种，既然在石渠阁、鸿都门确定下来，后来的学者便很少知道其中还有异同。《易》学以辞、象、变、占为主，得失可以考察。王辅嗣出现后，把一切都用义理解释，汉学几乎完全断绝。宋代邵子、朱子震之后，才重新说明这些内容；经历八百多年后才再次兴盛。讲《春秋》的学者中，刘歆尊崇《左氏传》，杜预的学说流行，《公羊传》《谷梁传》便废弃不讲。啖助、赵匡出现后，圣人的微妙旨意才显现出来；刘敞、叶梦得、吕大圭，是其中功劳最大的人。尊崇王道、论定褒贬，这方面几乎已成为多余之说，却过了一千多年才显著。关于《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晋代以来相互传承；到了后来的宋代，吴棫、赵汝谈、陈振孙等才对此产生怀疑。有人经过千百年的考察而能够独自阐明真相。《诗经》本来依靠大小《序》，各家《诗》说都已经废弃，只有毛公之说独受尊崇。苏辙开始删削，郑樵全部去掉，朱子继承了他的做法；这又是近两千年来才有人提出议论的事情。三礼遵守郑玄的学说，正义都从旁扶正、曲意附会。唐代赵匡首先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宋代诸儒纷纷驳斥郑玄，郑学几乎不能成立，甚至有人怀疑《周官》不是圣人之书。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发现，即使跨越千百世、延续万古也不会泯灭；既然如此，哪里能把一时的定论就当作正确呢？过去朱文公承接绝学的传承，他在书中叙述并怀疑有些说法并非西京旧学，对《孝经》则刊正错误。删去《诗经》的《序》，在《易》学上不同于程氏，对《中庸》则怀疑它与龟山杨氏有关。程氏、杨氏、朱子本来就是传授承接的关系；即使确实是门弟子，世人本来就没有因此责怪文公。陆文安公与朱子同时出生，也同朝做官，他们彼此辨析争论，是朋友之间相互砥砺的益处；朱陆书信都还存在。不到一百年，异党的学说兴起，罗织深文、巧加辩解，学习陆氏之学的人受不了这些诽谤，却仍然屹立不动地墨守成说；这就像用丸泥堵住流动的酒杯，用水去扑灭火灾，有什么用呢？淳祐年间，番阳汤中氏合并朱陆之说；到了他的侄子端明文清公汤汉，又进一步阐明二者相同之处，足以补充两家的不足。又听说，宝庆、绍定年间，黄公榦是朱子门人，不敢把先人传授的内容另列为一部书。黄公死后，有人夸多务广，既有语录，又有语类，望着前人的尘迹承接风气，彼此刻印传播，于是朱陆两家的矛盾在南北广泛流行。广信龚君霆松开始发愤编作《朱陆异同》，从《四书集》中摘取要点；陆子及其门人所讲授、流传下来的内容，经过考订、删繁、汇集精华，我对龚君又有期待。事情经过千百年才确定下来，便不会再有异议，所以我列举兴废的学说，正是如此。唉，龚君的书还有待后人评定；如果连我的话也将得到认同，那么这部书就可以流传了。至治二年八月辛未，袁桷序。

译《五经约说序》古代求学的人，三十岁时五经已经确立在心中；那时他们首先把努力耕田、奉养父母作为要务。春天才从田野回来，冬天才进入城邑，他们勤苦不懈，每天尚且不能供给生活；有空时进入学校，一年也不满一百天。唉！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聪敏而容易成就呢？大概在先王盛治的时代，卿大夫以及沟洫制度明确，冠礼、婚礼、宾礼、蜡祭之礼完备；弦歌、俎豆、钟鼓、弓矢等事务，周旋进退、品级节度，全都亲身参与而受到教化，所以所谓通晓经义，就是懂得道德性命的道理。简牍文字日益繁多，专门经师夸耀宏博、务求奇异，汉代儒者到老也不能得到一句微言；后来又断绝零碎搜集，只拾取枝叶而苟且偷懒，功业大多半途而返，确实有原因。孔子的《十翼》解释《易》，二戴传述古礼，都是解释经书的准则。训诂另立为小学，分析文字来说明字形字音，又由字形字音产生意义；究其大概，彼此相距遥远，不能相通。这样一来，士人从哪里知道经典的根本道理呢？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尊奉汉儒为宗师，知道他们浅陋不合道理，却仍然从旁讳饰、曲意掩盖，好像面对师保，不敢有所触犯。只有啖助、赵匡直言指摘而无所回避，到了刘原父、欧阳修才开始慷慨直论。不久之后，谈论经书的人把差异分得极细，划清同异的界限，也渐渐接近汉儒了。使道德一致、风俗相同，是著作者的责任。恢复古制却不能达到目的，是儒者的责任。六艺之道，没有比礼乐更紧要的。乐书废弃已经很久，《仪礼》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立为学官；遗留下来的乐音和旧器物无法寻找辨认，登降进退、揖让礼节的增损，都只能临事时取来应付，勉强追求接近古代，最终反而拘泥于近古。我却认为学习古代的士人，仍然足以谈论这些。庐陵宋元翁还是童子时，就能通晓经书；明经科已经废弃很久，只有元翁振作起来恢复此事，二十岁时又约定以经义为根本，先王失坠的典章于是鲜明地显现出来，他所专擅的学业确实可贵。关于天人之间深奥的道理，是古人很少谈到的；而古人过去耳闻目见、熟悉并亲身实行的事情，如今都被弃置而不再讲论。元翁气质清正、德行丰厚，像养泉、培土、施肥、栽木一样，必定会从根本上把各种学说约束而使之相同，与道一同彰明。后来的学者将要以此作为准则，我谨慎地诵述所闻并赞美它。《邓淳翁〈春秋集传〉序》凭借褒贬来传述《春秋》，只是圣人留下的一层意思。如果只贬斥而遗漏褒扬，就不是圣人的根本道理。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史官分列在诸侯国，典籍的收藏，世人已经无法看见；但它的记载方法号称接近古代，所以凡是非、善恶的实际情况，以及天灾时变的明显征兆，都直书而不隐瞒。到了战国，执简侍奉史官的人还守持这种传统而没有坠失；然而攻伐劫掠、凌辱占据的奢侈行径接连不断，却没有人顾念。实在是因为外史的记载不能通行于诸侯国，各国保存的史书又将日渐被遗弃，无从流传考证，所以人们更加能够放纵骄横、任意行事。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二百多年。圣人开始出现以后，才依据史书原文加以修订阐明，另作一部书，使它可信于后世。孟子说得好：‘孔子作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果真只是用来褒贬的吗？三家的传说中，事实与义例交错混乱；严刻的人像执法官，博杂的人像辩士，上下二千多年，各自执着于所喜好的一端，彼此不能并存。反复搜猎、选择材料，只模仿声音，却更加遗失形迹，于是传说越繁多，经义反而越淹没。若依据义例来说明圣人的意旨，又担心义与例不能完全穷尽；如果广泛记录听闻却不明白义理，那么事实便更加无法自行附着于经义。《春秋》的道理幽深而明白，不依靠传注也能显著；讨论到这里，确实是有原因的。自唐代以来，把三传合起来研究，才各自显露长处；然而向外求取，必定先严谨于内在，纯粹明白、精密完美，并不是从外部得来的。先王的典礼旧章，都记载在传记中，尽心推究它们，原本昏暗的日益彰明，已经坠失的重新完备，那么礼又是《春秋》的标准。邵武邓淳翁感叹这些道理如今不能实行，特意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编纂成书，又根据胡氏七家的说法加以增广。我曾经说过，考察人情、斟酌事变，不是《春秋》，还有谁能够作为准则？感通天下万事的道理，是《易》的作用；它与《春秋》相互配合，从《春秋》开始而以《易》结束，这就是邵子的学问。淳翁学习首先从这里开始，必然有他的根本，因此我借此加以订正。《王先生〈困学纪闻〉序》世上的求学，并不只是辞章而已。不明白义理，怎么能够穷究道德性命的深奥呢？义理达到了而文辞不能表达，这种危害就很大。因此先儒对此忧虑。孔子曾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其中的品级节度，都完备地见于礼书的经解。万物若不能明察，就不足以穷尽天下的智慧；事物若不能穷究，就不足以推演天下的功用。考察史册，寻求其中精粗得失的要点，不是卓越而有见识的人不能做到。像这样，大概就可以得到它了。《易》的‘居业’说：‘修饰文辞，确立诚信，积累美德。’美德一定在于见闻广博，能够旁通曲达、贯通譬喻。这样看来，经史以外，树立各种事例，屈指数来也不能很快穷尽。扬雄作《法言》，其用意也有所取法于此。此后一千多年，礼部尚书王先生出现，懂得濂洛之学，并以此使我们的学业受到熏陶；后来学风渐渐简略轻便，日益趋向偷薄，孤陋的人瞪眼拱手，面墙而立、背对光明，滔滔相承，喧闹而不以为耻。于是他作《困学纪闻》二十卷，详备训释以作警戒。推究它的根本宗旨，正是扬雄的志向。先生不到五十岁时，各部经书都有说解；晚年全都焚弃，唯独完成了这部书。书中的言语深邃奥妙而精确充实，不反复寻绎、玩味，不能理解。三十年后，肃政司副使马速忽公、佥事孙公楫在济川分治庆元，振兴儒学，才开始命人刻印。袁桷过去在先生门下最久，任翰林院官员时，想把他所著的书全部进献朝廷，却因拖延而没有成功。如今二位公认为我熟悉先生的事情，便让我首先作序。我姑且说明作这部书的根本道理，也用来勉励后世的学者。先生名应麟，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门人、具官袁桷序。

译《大易通义序》郡侯郭文卿给我看一帙《易通义》，说：‘这是真定侯先生所撰写的。’先生早年失明，听一群孩子诵书，不到一天就能全部记住他们所传授的内容。稍长以后学习辞章，自以为不必求学也能取得成就。后来悔悟说：‘我心中明白，应该删去浮华、吸取实质，没有比义理更重要的。义理用来承载道，探究《易》来寻求准则，才是有所收获。’于是专心精读《易》，旁通曲达，参照自己的学说，把书命名为《通义》。读这部书，内容广大而详尽，文辞简约而显明。依据义理来推测卦象，即使有所遗漏也不敢废弃。袁桷学习《易》也有多年了。推究八卦排列之后，卦象就由此确立。所以卦有义理，也有卦象；义理有时以言辞表现为象，卦象有时以义理发挥作用。义理与卦象不能偏废。圣人担心言辞混杂，各卦的彖辞专门说义理，而从自身、从万物取象的内容都见于爻辞。又担心设置卦象的道理，彖辞不能完全穷尽，于是又系之以上下传；卦象、卦位的显明之处，都见于《说卦》，已经完备无余。后来的儒者先说义理的，流于浮泛简略；广泛取象而拘泥于象的，连微言片字都一概拿来作象，彼此争立而互相损害，三位圣人的道理便消失了，没人知道它最终归向何处。自从朱文公阐发变象之说，学者才知道应当尊奉什么。郭君思虑深远而见识幽微，依据根本道理提挈纲要，大概将成为程子的忠臣；他仿效文公而进入邵子的学问堂奥，不是潜心尊崇先贤学说的人不能做到。今年他已经超过九十岁，面色仍未衰老。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为他的书作序，将要刻印成书，我不敢推辞，于是为它作序。《老子讲义序》过去善于谈论《老子》的人说，其中相同的地方合于《易》，与孔子不同的地方，都是为了矫正世俗弊病。这种说法千万年也不能改变。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我的心意深深地认为它得到了《老子》的旨趣；读它时又茫然不能完全契合。言辞简约，义理便能得到；像大羹、玄酒一样，难道会因为味道淡薄就没有意味吗？老子五千言，是不得已才说出来的。道是乾坤的本体，德是咸、恒二卦的作用。推求它的言辞旨意，观察妙理、观察边际，便能见到天下深奥的事物；对其中形容之辞有所疑问的，也可以由此理解。‘众妙之门’，就是《易》的门。‘功成而不居’，是治理蛊乱的方法。使百姓无知无欲，就是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的道理。挫折锋芒、解开纷乱，是洗心藏密的旨意。‘多言数穷’，就是吉祥之人的言辞少。‘谷神不死’，就是生生不息称为《易》。把自身置后、置身事外，是前代圣人施用的方法。水善于利益万物，是坎卦运行而有可取之处。保持盈满、揣度锋芒，君子因此有好的结局。生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施为却不自恃，就是无思无为。揉和黏土制成器皿，开凿门窗建成房室，是十三卦制作器物的意义。有形的存在给人便利，无形的空缺发挥作用，百姓都使用它而称为神妙。只求充实腹部而不追逐眼睛所见，是《颐卦》所说‘观我朵颐’的凶象。寄身于天下，托付于天下，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迎接它却看不见它的头，跟随它也看不见它的尾，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善于做士人的篇章，出入都合乎法度，没有师保在旁，却如同面对父母。观察复卦，就是复归而看见天地的本心。都说我自然，不侍奉王侯，就是高尚其事。至于第十八、十九、二十章，是用来矫正世俗的言论。其中有一个物体，其中有精气，是坎离的本体，也是未济、既济的作用。不自我夸耀，所以能够建立功劳，是谦卦的意义。有人不相信这话，也是矫正世俗的言论。踮起脚跟不能站立，是鼎折断足、不能胜任的意思。有物混然生成，就是《易》所说的太极。轻浮就会失去臣下，躁急就会失去君主；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丧失自身，这就是其中的意义。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是益卦的道理。知

译道光明而守住黑暗，是穷究神妙、知道变化的意义。去掉过分、奢侈和骄泰，是以恭敬保全职位。将军居左，军队驻扎在左边，没有灾咎。道存在于天下，随着变化运动而不停留，是周流于六虚的意义。能够自知就是明，是颜子不远离复卦之义。能够战胜自己就是强，是君子自强不息的意思。始终不把自己做大，是以虚心接受众人。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是深入极微之处、研究事物几微。不急迫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柔弱胜过刚强，是坤卦极其柔顺而能发动刚健。锋利的器物不能拿给别人看，是君子把才能藏在自身。守住本分，万物将自行化育；以神妙变化万物，使百姓适应它。上等的德行不自以为有德，是矫正世俗的言论。所谓得到‘一’便能正定，说的就是这个‘一’。万物产生于有，有产生于无。蔡氏说：两仪以前，《易》没有形体；两仪以后，《易》便有了形体。有与无的意义，由此可以看见。彰明道理、增进道业，探究幽深隐微、钩取深奥而达到远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石林叶氏说：《易》的数见于《大传》，是乾坤的根本道理。万物也不是一个‘万’字所能穷尽的；总括细微之处而显现其端绪，叫作‘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就完备了。老氏谈数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周谈数说：一和言合起来成为二，二和一合起来成为三，从此以后，即使善于历算的人也不能计算。老氏所谓三生万物，正如《易》所说达到了万物之数，却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庄周所谓善于历算的人也不能计算，正如《易》所说引申它、触类旁通而增长它，却不穷尽它的变化。到了汉代谈论律历的人，便在《易》数之外，以黄钟之数为起点，三次累积，达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多，以为五行之数已经完备；又建立三统之说，使五行相互错综，由三微、三著累积，从太极开始，终于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零四十，再返回太极上元，以为天下的事情就完成了。这不正与老子的道理及‘生而不有’同一旨趣吗？既然相同，那么无思无为的意义也相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止足就不会危险，可以用各卦上九的情形来类比；清静是天下的正道，是与‘憧憧往来’相反的说法。知道满足便常能满足，如同系在苞桑上。走得越远，所知道的越少，这是在称说名相。小处是取其类别，大处是说明其意义。求学每天增加，道每天减少，是兼说损、益。惩治愤怒、堵塞欲望，是损；见到善行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是益。圣人都把百姓当作孩子，退藏于深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善于保养生命，是老子的根本道理，接近于致一的意义。道产生德，德蓄积起来，是乾坤的作用。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是变化施为。堵塞口舌言辞，是君子行动的关键；谨慎言语，是堵塞口舌的根本。关闭门户，行走于庭院之中而不见其人，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心志坚定而有所知，知道微小也知道显著，知道柔弱也知道刚强，是介然如石的意义。善于建立事业的人不会被拔除，确实牢固而不可拔除。修养自身而达到天下，是《中庸》的论说。精妙到了极点，和谐到了极点，男女交合而精气结合，是化育生命的道理。玄妙混同而不显现，即使正确也没有烦闷。用奇谋用兵，凭此使天下受害而百姓归顺；祸是福所依凭的，正如硕大的果实没有被食尽；福是祸所隐藏的，正如佩带之物三次被解下。治理人事、奉事上天，没有比节俭更好；处于卑下而不可逾越。两个竹簋就可以用来祭享；掌握国家的根本，便可以长久。安居土地而敦厚于仁，是爱民之道。不是自己的鬼神就不会显灵，是睽卦中群疑消亡的意思。大国取得小国，小国取得大国，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谦卦上六爻的道理，就得到了。道是万物的奥藏，广大而一切完备，有什么可以舍弃它呢？容纳百姓、蓄养众人。安坐而进入这个道理

译，借用白茅来承托祭品，没有灾咎。在事情尚易处理时谋划困难，在细微处成就大事；遵循易简，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处理它，在混乱尚未形成时治理它，就像履霜而知道坚冰将至。

译“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这是说由积累微小而达到高大。下面两章也是这个意思。“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智巧太多”；禁止百姓作恶而称之为义，智巧就会消退。“江海能够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天上的水逆流而行，归于一而产生。处在下方，是水的道路；需要等待便会遇到艰难，经历艰难就会通达。“下济而光明”的意义便由此得到。“慈”，是天地的大德；所谓“生”，是说使万物生长；所谓“俭”，是减损之道；所谓“不敢为天下先”，是防止妄为而实行权变。善于做士的人，孔子在《益》卦中说有时会受到击打；立心不可恒定不变，凶险之爻已经详细说明了。关于用兵有句话说：“仁者无敌。”我的话非常容易懂，容易懂便会有人亲近。“知道自己不知道”，是腾口而说。百姓不畏惧威势，是因为威势不能使人受到惩罚；《剥》卦中灭去脚趾、灭去耳朵的爻辞可以说明这一点。逞勇而任意妄为，就会被杀；这是天道损减盈满而增益谦下。百姓饥饿，若以制度节制耗费，就不会损伤财力，也不会伤害百姓。“人的生命”一章，是从根本推究到终结，所以懂得死生的道理。天道就像张弓，正如太阳西去、月亮东来。天下最柔弱的东西没有超过水的；坎卦内爻所说的是坚强，所以在险难之时，水的作用真是大啊！承受国家的耻辱，是说国君能够含容国家的污垢；《明夷》的意义在这里显现。常常兴起善人，正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小国寡民”一章，是通过通达事物的变化来使百姓不感到疲倦。“有利而无害”，乾卦不说它所带来的利益；保全并合聚太和，才是有利于守正。所谓“有所作为而不争”，是说争夺土地、争夺城池；老子亲眼见过这种事。王侯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难道是为了争夺吗？我本来曾想用《易》来解释其中的防护之意，却没有完成。同乡吕君名与之，因为儒家阅历世事更加深厚，能够防守于方外；他把自己所著的一部《老子》拿给我看，和我的见解很相近。他的文章详密通顺，而且实际援引文献，精确有据。他在海岛孤绝之地筑室，摒弃聪明、闭塞耳目，以涵养自己的太和；又将穷尽山川幽深美胜之处，以向有道之人求正。这确实可以说是年老而仍能学习的人。因此编纂此序。旧说列在前面；凡是我的同道，应当知道我不是妄言，其中自有可以认可之处。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桷作序。《高一清医书十事序》班固辑录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成为《艺文志》，在医经、方药之后，最后以神仙家十家列在末尾。追寻宗旨、探究根本，其中的防范和意义深奥隐秘。近世学习老氏的人，便认为应当轻视清静而致力于名实；像班氏那样取舍，不能用来衡量我们这门学问的轻重。不学习老氏的人，又根据这种先后次序，便认为尊崇我们的圣人，不如班氏；他们随声附和，距离明白彰显的道理还很远。这两种看法都没有真正明白。医经、方药，先古已经具备训诫；其中不得已而施行的用意，世人没有谁明白。只有那些居于空林隐处、专心修养性命的人，必定穷究其根本，然后才能知道。于是他们考察五行生克的道理、七情激荡的根源，战战兢兢，使自身不至于生病；至于余下的功效和后来的成效，则积聚精气以调和精神，这才接近神仙之说。班氏深深保存了其中的意义，却隐去了它的说法，所以世间方士都荒诞迷乱、诡异幻妄，又另立一家来夸耀铺张。而那些所谓“不是圣人之言就不说”的人，违背了五福的常训，也违背仁者安静而长寿的道理，对于道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曾说，胸怀经略天下的志向，必定有经略天下的实际事务；即使劳作磨破手脚，身处陈国之厄，遭受饥寒困苦，纵然九死，也不能因此悔恨自己。看看那些弹冠结绶、争夺得失，谈论性命的空理而忘却事理实际的人，就知道其中有闲暇了。因此我每每相信这种说法而不敢自以为异。居住乡里时，唯独高君名一清，仰慕方外之学；他曾认为医经是性命的根本，至于冶金炼石等秘密诡异的事情，一概不取。他穷尽多年，把上古、汉、晋以来的各种经方，以及唐、宋续出的著作全部搜集起来，分经别纬，确定精良的，删去繁杂的，另编为十事，认为必定可以由此通达神仙之道，而他的意思恰好同班氏相合。高氏世代衣冠，是四明的望族。自献简公闶掌管成均、制定学制时，正逢秦氏禁锢正直之士，便辞官以《春秋》和礼学教授乡里。内翰公文虎、礼部公似孙父子，都凭文学达到清显的地位。到了大宗伯衡孙，是端平年间的正士，仪表修整伟岸，年过八十，仍亲手抄录见闻和方技诸书，津津乐道旧事而不停。一清作为诸孙，从宗伯处得到的东西最多；其学问深厚美善，即使简要听闻、少量诵读，也无法与之相比。我怀疑他渐渐已经通达学仙之道，所以如今自号为“通仙子”。然而我私下听老年人说，葛天民曾景建曾用神仙之说游说公卿，言辞清雅如玉雪，苦心修炼如冰蘖，见到他的人都怜悯他并想成全他，最终却没有成功。后来同乡人王丹池又用这种说法游说，也没有成功。十事能够成书归于我们，确实有所凭借；但不知道神仙之道的根本，防范它是否真能有所成就。朱文公谈到老氏时曾说：“恐怕会违逆天理；可以相信，却不可拘泥。”但他从未同佛教徒采取相同的议论。哀叹时光如流水，知道黑发容易变白，高君又怎能推辞呢？因此撰写这篇序来表达我的心意。

译《四明志序》成周时代划分疆域的制度，在王畿之内考察得最为详细；首先使同姓诸侯相互联合来辅佐王室，至于四境，则必借助异姓诸侯来控制遏制，先后相承、内外依附，制度安排极尽周详，周代为什么能如此周密呢？四方的情况，尚且担心不能全部了解，于是一定让外史掌管。沛公进入秦地时，秦国文书全都在那里，一个小小的刀笔吏独能收集这些文书，据此占据汉中，难道是偶然的吗？世祖皇帝圣明仁德而神武，统一天下，首先命秘书监儒臣编纂《大一统志》，其深谋远虑，同古代圣人的心意暗相符合。然而各郡志书残缺，其遗留下来的情况没有完备记载的，便不能上达朝廷。马侯泽润曾任中秘官，对此是知道的。等到他镇守四明，便说：“四明旧日已有志书，如今我任浙东七州的统帅，四明是其中首要之地；险要关塞、户籍版图、物产地利，都应当详细考察以备询问。至于清风旧德，以及过去那些高门巨族属于乡里的情况，也还可以考察。”他认为袁桷长期任史官，应该有所记述。袁桷曾听说，洙泗一带遗留下来的风俗，能够经久考察，是道德恩泽的结果。若夸耀微小财利而损害百姓，是古人不肯说的；空泛虚妄地增饰，农民日益困苦，却只记载山林屋舍的盛大，捧着文书到官府，好像拿着符契一样争论不休，这大概是过去无知之人埋下祸根的结果。管夷吾作书训诫子弟，内容十分深厚，而治理内政把渔业和盐业作为急务，儒者却责骂他。四明背山横江，每年遭受水旱灾害，河渠水利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推究它的沿革，考察当地山川，了解过去得人的盛况、宫室户口的无常，以及佛道遗文的盛衰，这些都足以增加人们长久的感叹。因此编成十二项考察来记载这些事情，便不敢因为资料荒残而推辞。马侯治理政事，和乐平易而富有恻隐之心，适合百姓，百姓因此没有受到困苦。郡博士吴君某勤勉谨慎地奉行命令，询问搜求州县应当记载的事项，听到的内容很是完备，于是得以编成此书。《李景山〈鸠巢编〉后序》我经过永嘉张宗鲁的书塾，看到架上收藏着河间李景山亲手校订的《朱子诗传》，恭敬地察看，旁行侧注，以朱笔、墨笔校定改订，精密完善，心中十分仰慕。虽然还没有详细读熟，却知道他有声名，能够作诗；在我看来，他不是近世一般的诗人。近世谈论诗歌的人颇多，凌厉而追求极致，最终只达到清丽；与建安、黄初诸子的作品相比，已经昏昧不明，不再知道钩取英华、采撷美意，只刻画眉目，形体和筋骨却离散脱落，无法支撑；那些平庸、偶然近似而实则拙劣的作品，大多悻悻然直露表达，抛弃万物的比兴，说大道由此显现，而六义的意义全都缺失了。这年冬天，我在京师见到他，开始在雍虞德生处读他的诗。他质朴而不傲慢，倚重而不过分，采撷众芳的精华，融会寄托在穷山绝域之中，并且审察他昔日的心志，满怀快意地抒发出来；大概是要冲破寂寥空廓，洒脱地逃离尘世。孔子说：“诗可以表达怨情，但也可以不怨；如果已经怨恨，就难免责怪上天，难道还能算作真正不怨吗？幽兰的辞章、湘累的赋作，若按这个标准，便可以废弃了。”像李公的诗，并不是为怀才不遇而悲伤；他凛然自持，是因为正直，反过来说，这也就是怨了，又有什么妨害呢？我曾向他询问云南的风土，那里年年用兵不止，有什么办法可以安定呢？李公说：“治理得当就是人，受到扰乱就像野兽，难道只有云南如此吗？”回来以后，我把这句话写在文书上，又记在序文后面。至于德生所评论编次的内容，就不再写了。《刘内翰文集序》至元二十四年，南康刘公任内相，宋朝还没有灭亡。我年幼时在钱塘侍奉先父处州府君，得以认识他；他的议论雄伟，确实是奇异之士。后来有客人从京师来，我必定询问他的诏令文章和制作，客人多半恍惚不能说清。十多年后，我得以进入禁林，读到玉堂所存的制诰草稿；编次很荒疏，词臣的姓名十个中只剩四五个，因此刘公的文章便没有依据可以考察了。至治元年冬十月，他的后嗣判官君某携带遗文来拜访我，希望我作序。我读这些文章，手不释卷。把腋下的毛聚成裘，把珍味集中于鼎中，不是精于辨别的人不能做到。尊重自己听闻到的内容，足以取信于后世；阿谀的言语、美饰的说法，不是后进应当做的。东平李公谦评论刘公的文章说：“学问广博融通，性理研究精深。”承旨王公构说：“深厚妥帖而雄健，博大硕伟而光明。”广平宋公渤又说：“气势充盛，文辞卓异，温润繁富而宏大典雅。”嘉禾张公伯淳又说：“浩荡纵横而超逸。”这几位公卿掌握衡量文章的标准，替后世学者作出裁定，大家都一致遵从他们的传述，确实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以义理为主，文章常常担心不工巧；若把心力全放在雕琢上，又会茫然没有边际。要做到二者兼善，实在很难。任凭天命而有所获得，经历的事情久了，论断便更加确定。考察他的诗文，可以同当世群贤的评论相互验证，这就足够了。《乐侍郎诗集序》故吏部侍郎、河南尹乐公的诗编成一集，他的幼子克诚把家集交给我，希望我为之作序；其中还能记得的有若干篇，准备刻在木板上。袁桷读后说：“唉，诗道衰微啊！当南北分裂、两朝各有所崇尚时，只有眉山苏氏之学受到推重。后来理学兴起，诗歌便开始衰落。大体都把摹写曲折婉转看作错误。明白义理的人，尚且能够发明先王的深意；不明白义理的人，文章错杂冗琐、鄙俗浅陋，散乱而不能成章，却推说‘我只是谈义理’，诗歌实际上因此受到损害。如今道路上的歌唱、卷中的言语，风气已经显现出来了。至于《二雅》，公卿大夫的言辞细密而有法度，婉转而不傲慢，将穷尽万物的文采丽色，极力描绘其形态，赞美之盛，并非夸张和欺诬。五经谈论义理，没有比《易》更详尽的；它的文辞深奥而缜密，阐明幽微、显现隐微，不敢用直白浅易的话说出。考察经书，都是这样。宋朝灭亡时，诗歌不能承受其弊病；金朝灭亡时，一时的儒学先辈仍然秉承旧日学问，在感慨困穷之际不改变法度，发言大都相同。因此中统、至元年间的诗歌，都承接过去的余绪，一一能够显露自己的面貌。吏部公亲自承受承安、贞祐年间的诗学传统，所以他的诗清新真切、俊逸豪迈，足以振起数百年以前流传下来的声响。” 如果把他放在中州所编的诗作之中，又怎么能够辨别出来呢？公名举，字用之，号藏斋；他和父亲运副都是金朝进士，家世源流都有根据，可以传之永久，谁说不适宜呢？”

译《曹邦衡教授诗文序》大江以南，土地分属荆、扬二州的郡县，不过一百零几个。它们的语言风俗、起居饮食各不相同，相距遥远而不相接近。当世正讲求文治，士大夫谈论文章辞章，而高下又因人而异。几十年来，文章更加偷薄，体制更加衰弊；乘高驾浮，滑稽放纵，恍惚不成形迹。至于探求大道的人，不是畏惧便是愤怒，于是上溯根源来议论。大概在太平时期，师表日益增多，士人以同类为最尊贵；他们所传授的东西超过自守之学，而喜欢凡近事物的人尤其谨慎珍藏，不肯轻易同别人共同遵守道德、形成风俗。先王的教化确实不是这样的。我曾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文道，反复竭力议论，最终却认为自己也有过失。庐山曹邦衡在京师客居三年，闭门弦歌，断绝拜访请见的踪迹。我多次观察他，始终没有同他谈论。临行时，他才把一编诗文给我看，其中搜罗奇异、提炼精粹，鲜明地陈列出来，仿佛悬挂在乐器架上；又像把珍味聚于鼎中，声调和滋味彼此相合，凌厉而令人感动。大概是要合乎音律的变化，适合酸咸的滋味。一个人不把自己的正确当作绝对正确，就必定以古人为准则；固守自己的私说而不能扩充见闻，终究会固陋狭隘。广泛求取，精心思考，日有迁变、年有不同，这样才会逐渐进步。如今四海统一为一国，士人不能勉强做到的事情，仍然可以踮起脚来达到。文教由此融通而归于统一，曹君努力吧！前往时要谨慎走好这条道路，扶正车辕再前行，难道还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吗？《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元袁桷撰 序 《韩泗州老人诗序》往前八十年，金朝在汴京陷入困窘，整个汴京的百姓都胜任兵役、抵抗争战，无法休息。我听说那里有老人哭着抚摸年幼的孩子，说：“不幸生在乱离之世，使我们谈论太平时代，却怀疑终究从未见过；那果真是太平时代吗？”我无法亲眼见到那时的情形；即使见到，也一定会像这些老人一样。不到十年金朝就灭亡了，又过了四十年，世祖皇帝的足迹所到之处，郡县转运、输送、屯戍、征发徭役，江北全部撤除减省，汴京成为乐土。如今又过了三十年，我私下惊异于当时老人的话竟与龟卜相合，只是不知道当时那些能够活到今天的老人还有几人；又不知道他们既然活到今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享受了安乐。长寿和富裕，上天不能同时全都赐予；若计较微小得失，即使愿意同它计算，也没有人能够胜过它。大德丙午年，韩泗州君美从京师来信说：“我家父母一同在汴京生活，如今都八十岁了。”袁桷同泗州交往深厚，他在我的家乡任官已经很久；同他谈文章、政事，他总是切实直率。如今他镇守泗州，泗州与汴京水陆相望，甘愿不断致意问候。汴京总领河南十多个州，他得以统领公府事务；上到汴京奉酒行跪礼，尽情表达自己的私情。两位老人正精神强健、耳聪目明，和悦地在乡里游乐，登上坡陀之地，穿过密集的草木；面对车马、飞炮，声响震动耳目，他们曾指着这些慨叹，随后又转为喜悦。泗州又能清廉谨慎、和乐平易，祝愿二老神明清健，以保养他们的志虑；他们安闲自得，竟不知道自己将要衰老。古人所谓陶唐氏的百姓，在韩氏家中看到了。中都的士人都称美此事并作诗，四明袁桷为之作序。《张氏宗谱序》以宗族来说明宗法，这是古制。另立一支作为宗，是记载分支的开始。大宗并不是诸侯专有的制度。居于小宗而遗弃大宗，自郑氏解释《大记》以来，难道是把大宗、小宗的意义说缺失了吗？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为什么称为大宗？大宗之法不施行于庶出的兄弟；所谓分别宗支，是说大夫、学士也各自有宗。天子以国家为宗，诸侯以封地为宗，世代守护祭祀，没有人敢把自己称为宗；降到庶人才谈论宗。遗弃自己的大宗，是不可以的。大夫、士有固定的宗，由大宗分为小宗；小宗不能承继祖先，所以分别说它们。小宗的嫡长子，就是大宗。这就是继别的意义。张氏各支怎样成为宗呢？张氏宗谱开始于东平，东平是其大父张善的封号。东平的长子张礼任丰县丞，丰县就是东平的大宗所在。他的幼弟张义居住在东昌，死后又葬在那里，有五个儿子，长子张叔温任高沙屯官，高沙屯就是东昌的大宗所在。古人迁居其他国家，都另立为宗；国家相同而土地不同，另立宗支的意义大致就在这里。张氏宗谱在兵乱中遭到损毁，后来数代以丰县的祢庙为首，所有张氏子孙都按次排列；再过几十、上百年，宗支也不会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高沙的祢庙位于东昌，与丰县合为小宗。起初高沙成为大宗，各宗都有分别，尊敬祖先的道理于是完备了。张姓出自姬姓，到周代才正式显著；以韩为祖，其享有声望的郡望有十二处：襄阳、洛阳、河东、始兴、冯翊、吴郡、平原、清河、河间、中山、魏、蜀、东平。谱中祖先以上的姓名已经无法依次考定，只能把贤能和显贵者合并夸饰地记载；若失去近证而只依据远古谱牒，就会把疑信混淆。贵显和贤能本来不是一回事。果真显贵却不贤，不能流传；假如确实贤能，即使不显贵也没有关系。张氏先人的坟墓因河水冲毁，宗族又因逃难而遭受困厄；如今子孙都说，另立宗支的始祖仍离我们很近。到了东昌又再次分宗，怎敢忘记呢？太和末年，叔恭敬父说：“编谱辨明宗支，百世以后仍如同今天一样重要。”况且过去的不幸，我至今还为之惭愧。唉！敬父的心思深沉，庄严肃穆地追念祖先，以敏锐的儒学自我持守；张氏的兴盛，大概就在这里。敬父如今任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大德丁未年在东昌墓旁建亭，题名“宗会”。翰林学士广平程公为它作记，太子文学魏郡元复初又系诗其后，并让袁桷为宗谱作序。史官袁桷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