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

译答：《春秋》的书法，只有我们邵子知道。所谓记录事实而善恶显现其中，是对的。他又说：“五霸的功劳和过失不能相互掩盖，先褒扬他的功劳，后贬斥他的罪过，这才叫褒贬。”这话说得对。只是所谓褒贬，正是开启后世纷纷疑问的地方。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说非常之事就是不正，却不对。说非常之事只有贬抑而没有褒扬，也不对。会稽袁桷说：没有褒扬的意义，人人都知道；没有贬抑的意义，你怎么知道？姑且以隐公、桓公的事情来说：桓公杀死兄长，仍然称作“公”，哪里体现了贬抑？夫人姜氏，人人都以为可耻；她到禚地，夫子没有删去“夫人”二字，又哪里体现了贬抑？这只是直书事实而显示其异常。许叔进入许国，既没有褒扬，也没有贬抑。许国灭亡十五年后才直书此事，究竟褒扬什么、贬抑什么呢？这也是直书事实而显示其异常。葵丘、幽地之会为首，只有召陵之盟，齐桓公尊崇周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说这是贬抑吗？我实在不敢这样说。考察子纠与葵丘的说法，都是孔子、孟子的话，贬抑从哪里产生呢？季子来归，我也不敢说这是贬抑；难道可以说是褒扬吗？这些都是记载非常之事的例子。记载“有年”“大有年”，是因桓公、宣公时期的情况而记，也不是褒贬。这同样是非常之事。宣公时期蝗灾、饥荒，见于十五年；蝗灾见于六年；大旱见于七年。自文公时期记载不下雨的事情不止一处，那么宣公十六年的大丰收，确实应当记载，哪里有什么褒贬呢？这无疑是非常之事而加以记载。叔肹兄弟之间的情义很明确，记载这件事也属于非常之事。问：《左传》记载，晋国申生在僖公四年十二月于新城自缢，而《春秋》记在五年春；晋国里克在僖公九年杀死卓子，而《春秋》记在十年正月；晋国在僖公十年冬杀死郤郑，而《春秋》记在十一年春。《春秋》经文和《左传》传文不同。刘原父说，传文和经文不同，是因为《左氏》撰写史书时，杂取当时诸侯国的史书；这些史书有的使用夏正，有的使用周正，错杂而文辞舛误，往往使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左传》说成秋。这种说法对吗？答：以“日南至”考察，按历法惯例相差两个月，刘氏的说法是对的。“温麦”“周禾”又好像使用夏正，然而杜氏全都把正月当作十一月。引发后人争论的，都是杜氏。问：《春秋》说“晋国杀死其大夫里克”“卫国杀死其大夫甯喜”。我私下认为，晋、卫两国杀死自己的大夫，好像是大夫没有罪而晋、卫杀了他们。里克、甯喜究竟是无罪，还是有罪？答：称作“国杀其大夫”，罪责就归累于国君。《纂例》的说法是对的。刘氏说：“里克没有听从优施的谋划，甯喜没有跟随孙林父作乱，陈乞没有跟随景公的异心。晋国就不会有杀害世子的灾祸，卫国就不会有弑君的恶行，齐国就不会有拥立宠妾之子造成的变乱。这样说来，里克、甯喜的罪过就很明显了。”有人说：“晋、卫二公都厌恶他们专擅逼迫，因此杀了他们，这个道理也可能存在。然而总的说来，‘杀大夫’的书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如说罪责归累于国君才是正解。” 问：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去世。先儒说，《春秋》记载鲁国内的夫人，就写“薨”“葬”；鲁国女子嫁到国外成为夫人，就写“卒”。按照礼制所说：“女子已经许嫁，举行笄礼并取字；伯、仲、叔、季都可以作为字。”已经出嫁的女子，各以夫国为氏，如纪伯姬、宋伯姬之类就是这样。如今子叔姬举行笄礼并取了字，去世时却不系于夫国，为什么呢？答：叔姬、季姬去世的记载，考察《左传》，似乎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僖公九年又记载伯姬去世，这就是说，女子既已许嫁并有了字，就应当按照成年人的丧礼来对待。考察《曾子问》，女婿为她服丧，记载她去世也属于非常之事。详见《经解》。问：澶渊之会，各国大夫都贬称为“人”来记载，而虎牢之会却没有贬抑的文字，为什么？答：鲁公参与会盟，大夫自行参加，是从隐公开始的，但当时仍称作“宋人”“莒人”。考察当时情况，恐怕参加者还不是大夫。庄公在蔇地参加会盟，夫子无法替他们隐讳。僖公在齐、楚参加会盟，是与中原诸侯结盟的开始；又在翟泉再次会盟，是与大夫会盟、王子参加会盟的开始。然而仍不书“公”。从隐公到成公参加在蜀地的会盟，夫子才直书其事。因此诸侯在会盟中称荆人为“人”，是从成公开始的。鲁国大夫与诸侯的大夫会盟，是衰败的周代的常态。修筑虎牢，是记录大夫实际参加的事情，所以两次在戚地会盟，都直书其事。唯独澶渊之会，鲁国没有大夫参加，后人便把它当作贬抑的例子。依照《左传》的说法，竟认为这是替鲁国大夫隐讳，其荒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鲁公参加与荆蛮的会盟，尚且无法隐讳；澶渊之会又为什么要隐讳呢？陈君举说得好：“晋国修筑杞城，集合十二国的大夫，在澶渊为悼夫人举行会葬；又集合十三国的诸侯和大夫，为共姬举行会葬。晋国是盟主，却为区区宋、杞两国如此兴师，晋国已经太琐细了。”我认为，假如鲁国大夫如叔孙豹、仲孙羯奉命出使，确实参加了会盟，夫子一定会直书其事。唯独澶渊之会，鲁国没有再参加，记载它，是为了表现晋国的琐细。大夫称作“人”，已经见于《凡例》。有人疑惑，鲁国大夫没有参加，为什么还要记载？我回答说：“齐、狄、邢三国，齐、卫两国互相约定；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这类例子很多，都不是鲁国的事情；澶渊之会没有鲁国参加，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左传》的说法不能作为依据的，类似这样的很多。其他国家自行举行盟会，不写国君名号，见陆氏《纂例》。问：庄公九年夏，鲁公攻打齐国，送子纠回国；齐小白进入齐国。子纠和小白都是庶子。任氏认为，小白是子纠的庶弟，争夺国位而自行立为君。孙氏也认为子纠是桓公的哥哥。胡氏却认为子纠是小白的弟弟，为什么？答：按《史记》说小白是子纠的弟弟，事实已经很明白。先儒认为小白是哥哥，是因为“齐小白入齐”的说法启发了这种理解。我只认为年代久远，姑且应当遵从司马氏的记载。如果因为称作“齐小白”就认为他是哥哥，那么关于子纠的说法虽然出自《左氏》，也不应独自遵从《公羊》《谷梁》的说法。“子”字的用法，可以从子般的例子看出。按《论语》称“公子纠”，其意义十分明白。子纠是鲁国的外甥，所以鲁国送他回齐。孔子对桓公的评价，以及管仲的说法，已经很详细了。有人不明白这一点，因“齐小白”的记载而把子纠降为弟弟，可以说这是孔子的过失了。孔子记载“齐小白”，正是表示他不应当继立的书法；子纠是长子，应当继立，这一点很清楚。问：经文记载，闵公元年春，王正月，经文没有说别的，公羊家从哪里传述这些事情呢？

译答：庆父之祸，三传的说法相通，都能说明前后不同的情况。大概有追溯记载的办法，有张明根本的办法，也有说明祸首的办法。把这些贯通在一年之中，并无妨碍。答高舜元《春秋》四问 问：襄公二十五年，卫侯会于夷仪，这个卫侯是剽。这一年，卫侯进入夷仪的，是卫侯衎。衎进入夷仪时不写名字，重新回到卫国时却写出名字。舜元说，卫侯衎是失去国土的君主，失国之君通常要写名字。衎进入夷仪不写名字，是不是有脱文？答：卫侯进入夷仪，与郑伯突进入栎的事情相似，但实际情况不同。夫子在一处写出他的名字，在夷仪却不写，所以邢地被灭后成为卫国的城邑，卫侯进入那里，不能主持卫国的政务。甯喜杀死剽，卫侯才开始进入卫国，所以夫子才开始写“卫侯衎”，说明他复国。郑伯突进入栎，虽然栎不是国都，但诸侯所承认的是突而不是忽；在垂地相遇时，居住在栎的是郑伯，政权在突手中，夫子怎么能不写他的名字呢？所以卫侯进入夷仪，不应当写名字；进入卫国，就应当写名字。先儒的说法都有不妥之处。您认为进入夷仪应当写名字，怀疑这里有脱文；那么“衎”进入卫国时，究竟应当写名字，还是不应当写呢？所以我说，这是夫子的深意。问：崔杼迎立光为君，经文写“齐国杀死其大夫高厚”，好像说高厚被杀并不是因为他的罪。公子嘉背叛晋国并发动曹国军队，经文写“郑国杀死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与高厚的书法相同，为什么？答：自从《谷梁传》说称国名来杀人就是有罪，杜预又提出称名就是有罪的说法以来，众说纷纭，始终不能定论。陈国杀死其大夫泄冶，泄冶难道有罪吗？如果说他无罪，那么杀阳处父难道就无罪吗？有人又把这解释为罪责归累于上级而记载，那么凡是杀大夫的事情就都不是国君所为了吗？《左氏》关于“杀高厚”“公子嘉”的说法，一个认为是崔杼所杀，一个认为是国人所杀，自己的说法互相矛盾。只有《公羊传》说“称国以杀”，认为君主杀大夫的书法，这个说法是对的。袁桷认为，擅自杀害大夫，是诸侯的罪过；至于大夫有罪还是无罪，实际上并不影响这一点。有罪尚且不可以擅杀，何况无罪呢？由此看来，凡是记载“杀大夫”的，都可以这样理解。问：襄公时期，有穆姜、齐姜的说法；有人说穆姜是成公的母亲，齐姜是成公的妻子。舜元认为凭什么知道她们分别是成公的母亲和妻子？答：穆姜，是宣公刚即位时迎娶的女子，后来与侨如私通；其事见于成公十六年，她在那一年去世，见于襄公九年。齐姜，就是襄公元年记载薨逝的姜氏。她被迎娶的事情，见于成公十四年。问：吴子派札来会盟，记载札，与曹椒、秦术没有不同的称谓。《左传》《公羊传》都说，因为札贤能，所以提升他的称谓。解释吴子的人又说，札辞让国位而造成吴国的动乱，正是札造成的。舜元认为，吴是夷狄之国，札的贤能大概不能在这里得到体现。札不写氏族，不写字，也不写公子之称，凭什么说札贤能？屈完写氏族，札不写氏族，与曹椒、秦术作为使者有什么不同呢？答：吴札与楚椒属于同一例子，有什么褒贬可言？两人都是公子，所以不写姓氏。屈完不是公族，屈氏出自莫敖。会盟结束后，他来参加会盟，就是蒍氏。错误开始于《公羊传》《谷梁传》，不用考察就会自行破除。答高舜元《经史疑义》十二问 问：《易》有辞、象、变、占，《太玄》用方、州、部、家来比拟辞、象、变、占。关于《太玄》方、州、部、家九首的说法，世代流传下来；请说明它的长处。答：《太玄》按照盖天法制作，方、州、部、家排列在上面，这是大地承受上天的说法。它从牛宿开始，随着天体向左运行。所谓方、州、部、家，是从元生出三方，方分为三州，州分为三部，部又分为三家。所谓八十一，是舍弃方、州、部，只取家而言。先儒大多用辞、象、变、占来比拟《太玄》的方、州、部、家，我却认为不对。《易》形成六十四卦以后，每一卦之内必定有辞、有象、有变、有占，这四者缺一不可。扬雄的《太玄》既舍弃方、州、部，只取家而成为八十一首；又取八十一首推演为七百二十九，以作赞辞。这样看来，方、州、部都是因三而起于家，仿佛与《太玄》无关。先儒曾说《太玄》与卦气图偶然相合，邵子也说，《易》的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太玄》的首始于中而终于养。中是取法于中孚，养是取法于颐，这是始终的不同。自邵子、温公、荆公尊崇《太玄》以后，像三苏那样讥评《太玄》的说法，便被弃置而不再谈论。然而其中有十七卦分为两部分，意义实在难以理解。所谓卦气图，把公、辟、侯、大夫、卿分别配定卦象，也不能贯通。请您详细思考这个问题。问：《易》从中孚卦开始，我还没有探究明白其中的道理。答：《易》从中孚开始，先儒的说法很详细，现把他们的说法记录如下：“先儒说卦从中孚开始，这是不对的。中孚只是又从甲子开始罢了。大概因为扬雄作《太玄》，以第一卦比拟中孚，所以先儒误以为卦从中孚开始。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怎么能说从中孚开始呢？孔子分《易》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从乾、坤开始，到坎、离结束；下经三十四卦，从咸、恒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而且乾配甲，从子时开始，坤配乙，从丑时开始，所以六十四卦经历乾的甲子、泰的甲戊、噬嗑的甲申，直到坎、离，共经历三甲，上经三十卦便结束了。又经历咸的甲午、损的甲辰、震的甲寅，直到节而一周，共六十卦，合为六六三百六十爻；每一爻对应一天，一年之日便周遍了。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四卦在节卦之后相继出现，说中孚又从甲子开始可以，说卦从中孚开始却不可以。况且乾是十一月的卦，从甲子开始；节是十月的卦，得到癸亥。由此可知，上经三十卦是阳气在子时产生而终于巳时，下经三十卦是阴气在午时产生而终于亥时。”

译到了中孚，阳气又在子时产生，所以它也是十一月的卦。从乾卦开始的甲子到节卦结束，共六十卦，是河图十五之数的四倍，共有三百六十爻；每爻对应一天，成为六十卦所表示的一年时令。从中孚以甲子开始，到未济四卦结束，是六子之数的四倍，共二十四爻；每爻对应一气，共有二十四节气，与一年的时令相应。有人又问：‘为什么取六子之数的四倍？’回答说：‘中孚是上卦巽、下卦兑，小过是上卦震、下卦艮，连同既济、未济的坎、离互体，合起来就是六子，即少阳、少阴的六种气，分布于四时，所以乘四以对应二十四节气。也可以相应于河图十五之数的四倍，以一日对应一卦，共六十日对应六十卦，成为一年的时令。’其中的深妙就是如此。问：《易》的占法，取验于人的方面，应当以什么为依据？本爻发生变化的地方，应当以什么作为主断？答：占筮的方法，只有程沙随得到过。我曾经考察《左传》，古代一定有占筮之书，如今既已散佚，只能以卦爻变化为主要依据。然而一爻变，还可以考究推求；到了二爻、三爻变化，就茫然难以贯通了。旧时听说唐正卿精通筮法，遇到二爻变，便不敢凭空断定。古人的心境虚静，由感动产生变化，随着变化推求，变化有千万种，不能穷尽；今人的心念驳杂，没有因感而自然贯通的道理。即使有所感应，这感应也不止一种，又从哪里下手呢？康节推演卦象变化的说法，也不过如此。《说卦》是占筮的根本，能够贯通它的类别，大概还可以有所收获。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然而一旦出仕做官，终究没有达到极端宁静的功夫。如果能够静下来，就可以有所成就了。问：古代《仪礼》如今保存下来的部分，可以看出它的端绪吗？不知道在周代盛世时，是否曾经全部实行过？还是只是为后世建立教化？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答：礼是礼，仪是仪。成周盛世时，从天子到士，都亲自实行并熟习这些礼仪；聘问、射礼、燕飨、婚礼、冠礼等，考察经文，没有不相符合的。说它们只是保存于书中而没有实行，是不对的。后人因为《周官》一书，认为它是在周公营建洛邑以后才写成、还来不及实行，于是连《仪礼》也产生怀疑，这种说法十分浅陋，不值得采纳。按《艺文志》的记载，《仪礼》被称为“礼古经”，未曾有《仪礼》这个名称；先儒怀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既有“仪”又有“礼”，于是把二字合起来命名，这种看法是对的。问：大小《戴记》是否全部取自经书？还是采录了汉儒的说法？希望说明哪些内容取自经书，哪些取自汉儒。答：二戴之学源出于后仓；小戴之学所以盛行，是因为马融、卢植等人考订会合诸家之说，又把古文经的文字附入其中，于是刊刻流行，命名为《礼记》。如今冠礼、婚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义，是古经的辅翼；《中庸》《大学》又是传授圣道的书。《学记》《乐记》等篇，都是汇集古书编成的；其中若有杂驳之处，如《哀公问》《儒行》《王制》《明堂位》《礼运》等篇，先儒已经曾经表示怀疑。至于大戴礼中的《哀公问》《投壶》与小戴礼相同，曾子所作的《大学》与《祭义》相似，其余内容又同《荀子》《贾谊书》互有出入，那么大戴礼比不上小戴礼的地方就多了。郑康成是后汉精通礼学的人，却唯独没有为大戴礼作注。朱文公采纳了《践阼》《衅庙》等篇，然而学者考察其大体贯通之处，不应只重视耳闻而废弃眼见。问：黄钟作为宫音，按三分损一的办法向下生出林钟的徵音；林钟的徵音又按三分益一的办法向上生出太簇的商音；太簇的商音按三分损一向下生出南吕的羽音；南吕的羽音按三分益一向上生出姑洗的角音；姑洗的角音按三分损一向下生出应钟的变宫音，等等。这些增减的数理我还没有弄明白。答：太极和元气，把三者包容为一体。所谓三，就是天、地、人。因此必定以三来进行损益。三统彼此相通，才形成律吕。阳生阴，叫作下律；阴生阳，叫作上吕。正声、变声的说法，自古就有。陈旸《乐书》如果不纠正只取清声而不考察其他声音的错误，又怎么能形成八十四调呢？问：关于井田制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希望听您详细说明。答：井田旧有图谱，但不懂得开方的方法，把它完全画成棋盘的样子，又兼用《周官》授田的方法参合其中，完全不是古代旧制。乡遂的井田，都是《司马法》的说法，只能同《周官》相合，不能同《孟子》相合。先儒一定要把它们合而为一，反而更加难以贯通。所谓井牧、小司徒的制度，是“井衍沃”；《左传》的制度，是“丘井”；黄帝的制度，又是一种制度。《汉书》所说的井田，也同《孟子》略有不同。秦朝废除井田，开通阡陌。我曾说，井田是古代制度，到秦代才开始废除；兵农相通，并不是井田制度。这件事不是很容易马上说清楚的。问：《周官》和《月令》真伪的道理，请详细说明。答：《周官》有人说是周公营建成周以后写成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实行其中的主张，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更有人把它比作战国时期的阴谋之书，我不知道其中什么地方算是阴谋。又有人说是刘歆伪造的，刘歆有什么理由要伪造它呢？这三种说法都不对。我曾认为，周朝八百年间，制度不断有所更改、减损和增益；周穆王的《吕刑》，孔子没有把它收入书中，后人难道又要认为它是周公所作吗？两汉、唐、宋存在的年代还不到周王朝的一半，官制的更改却都有成书流传，那么《周官》这部书应当审慎地认定为周代所作，只是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位周王时的书。然而《周官》中关于井田、禘祫、郊社，根本没有这些名称；先儒一定要把郊解释为圜丘，把井田解释为授地之类，很难勉强听从。实际上是因为这部书列举官职、分配职掌，整齐而有条理，想强行同各部经书合并，于是不得不把它的说法解释得支离破碎。其他可疑之处，五峰说得很详细了。《月令》的内容完整见于《吕览》，毫无疑问是吕不韦的书。陆德明说，这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开头，后人删改合并成今天的样子。蔡伯喈、王肃说是周公所作，都不对。《月令》说“命太尉赞桀俊”，这大概是秦朝的官名，郑氏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问：《春秋》写“王正月”，上面的《左传》增加一个“周”字，这究竟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译答：《春秋》说“王正月”，《左氏》说“周王正月”，都是周王朝的正月。然而《左氏》增加“周”字，表面上仿佛同孔子相同，实际上它解释经文却有不同。如今把周正说成夏历十一月，都是受《左氏》的启发。比如《尚书》说“物取温麦”之类，竟直接按照春夏秋冬的不同而改动经文，由此造成后人纷纷的错误，左氏尤其如此。正朔的说法，各家都有成书，不是片刻谈论能够说尽的。听说吴幼清也同我的见解相合，不知是否确实有这样的说法。问：周子的《太极图》上面有一个空圈，下面有两个空圈，这些空圈应当保留还是删去？请您说明。答：《太极图》确实是陈希夷传下来的；两个圈是关于成就为人和成就为仙的说法，不是当面陈说便不能说明清楚。问：“三国时期，司马公、邵康节、朱文公三人的说法不同，谁的说法正确？” 答：司马光编年记事的方法，在当时反复斟酌，极其费力；但既然称为编年，就不得不这样做。到建安年终而以魏为开始，自然有深意，只是不应说诸葛公入侵。朱文公以蜀为帝统是出于正统之意，但后来接连书写晋朝的事情，又使人无法理解。比如记载王莽的大夫扬雄去世，就同《春秋》的书法大不相同。王莽是乱臣贼子，《春秋》没有记载家臣的体例。我曾说，“正统”二字在经书中看不到，《尚书》只有“大统”二字，汉代历法有“三统”二字。后人拘泥于“正统”的说法，所以都解释不通。前后相互遮蔽防护，不能用所谓大义来约束，那么汉代以后都应当缺略不书。如果采用编年以完备记事，温公的方法已经尽善尽美。邵氏《经世》因为不记载具体事情，所以可以含混处理而没有漏洞；但邵先生年轻时先从《春秋》下功夫，最终所占据的道理仍然端正。问：“穷究事理、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天命”，又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那么对于公伯寮，又能把天命怎么样呢？又说知道天命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这两层意思相同吗？答：所谓命，是人在有生命之初所禀受的东西。人的出生，是上天所给予的；其中有一定的部分，是不能改变的。先儒虽然区分理与气，从命来说，其实是一回事。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气，人在上天那里承受的叫作理。仁、义、礼、智属于理；贫贱、寿夭属于气。这难道是命有两个吗？分析起来虽有不同，命本身却只有一个。考察古代圣贤谈论命的言辞，它们的层次和重点大有不同，大概都是从各自的由来出发而说的。有的是开启道德之门，有的是通达微妙之理，有的是不得已才这样说，有的是有所作为、针对现实而说。因此《易》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说“知命”，孟子也说“知命”。能够知道自己的命，这才称得上君子。君子之所以能够知命，只是修养自身、成就德行、顺从正道罢了。至于遇到危难而舍弃生命，不苟且选择进退；为宗庙社稷、城郭疆土而死，这些都是得其正道的人。自己遭受刑戮，则是由于罪行招致的，反而是不知命的人。孔子说：“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意思是说，公伯寮能有什么作用呢？属于我的事情，难道能因此放弃而废止吗？属于上天的事情，难道能强求它一定如此吗？如今谈论命的人，却违背了这个道理。至于不保全自身而死在危墙之下，应当属于“不吊”的意义。然而所谓命，是天命的命。孟子说得很详细了。答高舜元十问 问：“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使音乐得到匡正，使《雅》《颂》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 答：所谓“乐正”，不是说四代的音乐有错误而加以匡正。鲁国使用四代的音乐，这是鲁国僭越使用的错误，并不是四代音乐本身不正确。四代的音乐各自有自己的律吕，孔子怎么能够把它们匡正呢？古代房中所奏的音乐，是《二南》；朝聘、会同、燕饮、乡射所用的，是《二雅》；告祭神灵所唱的歌，是《周颂》。《颂》是周王才可以使用的。歌与乐配合演奏，所谓“三终”的意义，是可以考察的。季札观乐时，所唱的诗歌也同音乐相通，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至于说“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中有不能不辨明的地方。范宁说，孔子把《黍离》列入《国风》，却不知道季札所听的王乐本来就是王乐。唱《小雅》而说“周德衰微”，那是从《六月》唱到《何草不黄》；而从《鹿鸣》到《菁菁者莪》都是赞美之诗，怎么能说周德衰微呢？如今的《小雅》都是孔子所编定的，那么凡是唱《鹿鸣》到《菁菁者莪》，都不是说周德衰微，这正说明雅颂各得其所，也再次说明了乐已经得到匡正。太史公说“仁义衰败，《鹿鸣》对此加以讽刺”，由此可知在孔子以前，雅诗还没有明确区别。所以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说：“《关雎》是《国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开始，《清庙》是《颂》的开始。”这确实是在说这些篇章是孔子所编定的；孔子都用弦歌的方式演唱它们，想求得与文王、武王时代雅颂音乐的声调相合。这样看来，怎么能不说诗与乐相合呢？然而说孔子匡正了四代的音乐，实际上并不对。季札所听的《大雅》，确实是歌咏文王的德行；但从《民劳》到《召旻》是周代的乱世之诗，哪里是文王的德行呢？所以凡是能够同音乐相合的，《小雅》止于《菁菁者莪》，《大雅》止于《卷阿》；衰乱时代的诗，不得列入乐章。《颂》各得其所，孔子直接把《周颂》列出以作区别；那么鲁国配天、烝禘以及閟宫之庙的礼制，都不合礼。既然在鲁侯的宗庙中歌唱《周颂》，三家大夫的宗庙又有什么可取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鲁颂》不是告祭神灵所唱的歌，之所以称为颂，是颂的一种变体。然而《敬之》《小毖》《振鹭》《闵予小子》等篇，也不是告祭神灵的诗。太史公说得好：“成王作颂，推想自己的遭遇而引以为戒，哀悼那遭受灾难的人；看到这里，后世仿效鲁国而过分赞美的做法，实在可耻。” 《商颂》是孔子的祖先正考父所作，孔子把殷人的遗闻和散佚的简册附带保存下来，流传给后世。看它的文辞，想象它所写的宋代情形，却不足以作为确证，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它质朴直率而又慈爱，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声调。把歌唱《商颂》的说法排列在《雅》《颂》之后，孔子的用意很深。雅颂各得其所，音乐也就得到匡正了，并不是另外还有一种音乐；也就是说，就是《雅》《颂》的歌唱和音乐。问：邵子说：“天覆盖着地，地承载着天，天地彼此包含，所以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译答：邵子说，天依附于地。先儒说地在天之中，大概就像磨盘一样。上下都是天，空虚的部分是气，只是天的形态；浑浊凝结的部分是实体，只是地的形态。所谓天上有地，是因为日月五星昼夜运行，太阳落到地下。只要认识到地在天之中，那么天上和天下就都可以贯通理解了。问：邵子说，数起于午。答：数起于午，其中的微妙不可言说。已经产生的数，都顺着天道运行，最后又回到乾；尚未产生的数，都逆着天道运行，从姤卦到坤卦。不是午时便不能开始，因为阳气在午时达到极点，由静转为动。这是邵子推知未来的奥妙，是他的秘密，先儒从未说过。问：邵子说，天的运行从不停息，从来没有昼夜；人居住在地上，才把它看成昼夜，所以把地上的数作为人的作用。答：邵子的先天之学，是一种心法。图从中心开始，万种变化、万件事情都从心中产生。他又说，先天图就是环中的道理。方图和圆图，意义尤其精密。所谓把地上的数作为人的作用，说的就是方图。用九，环中的数依随天道运行，说的就是圆图；它同天相合而运行，依附大地而产生。因此人是万物之灵，而乾卦的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其可以看见。问：邵子的声音之学及其字母的渊源。答：纵向排列是四声，横向排列是七音。郑渔仲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邵子的声音之学出自他的父亲，父亲名古，号伊川丈人，有图谱流传于世。司马温公的切韵，都源出于此。然而这种学问是从西域传来的，如今所说的三十六字母，也来自那里。中国的四声十分粗疏，到沈约才明确七音。先儒曾说，中和之声同于天籁；但如果像近世祝泌《观物解》中的韵谱那样，却又陷入乐工拘泥于清浊的限制。庄子说“音乐从虚空中产生”，正是邵子的心法。只要能够看一看伊川丈人的图谱，也就可以略知其大概。后汉的风角、鸟占，也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然而没有极其宁静的功夫，便不容易贯通。问：《芣苢》，解说的人说它就是车前草，种子可以治疗妇人难产。我认为把它采入《诗经》，如果只是这个意思，实在没有什么意味，其中一定另有含义，请您教导我。答：说《芣苢》是用来治疗妇人难产，就像解释《螽斯》《芍药》那样荒谬。先儒说，描写事物来表达感情，叫作赋；感情体现于事物，叫作比；借取事物来寄托感情，叫作比；接触外物而引起感情，叫作兴；是外物触动了感情。这首诗兼有兴、赋两种体制。古乐府中“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诗，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其中的意味很难用语言说尽。问：《诗经》的《关雎》称为《国风》。从王季做西伯到纣王时期，又命文王主持治理国家。所谓《南》，是文王在丰地建都，于是命令岐地和周、召一带作为周公、召公的采地。到武王平定天下，巡行各地考察职守，陈述、诵读周国的诗歌，以观察民情风俗。得到二公德教尤其纯正的诗篇，交给太史，分别按国土编定，称为《周南》《召南》。演奏时使用它们，配以管弦，作为房中之乐。又说太姒被称为后，这只是追称罢了。这些说法的意义究竟怎样？答：《地志》说，扶风郡雍县东北有周城，东南有召城。文王做西伯时，周公、召公还没有受封；武王伐纣以后，周公、召公也还没有受封。周、召的封爵，是在辅佐成王以后才开始的。《诗序》不足以作为证据。如今只按《行露》《甘棠》来考察，其中明说召伯，这就是第一处不能贯通的地方。既然把《二南》归于文王，那么在《周南》中他是王，在《召南》中却是公，这是第二处不能贯通。太姒在《周南》中是后妃，在《召南》中却是夫人，这是第三处不能贯通。《关雎》的创作，太史公的说法也不止一种，有的说是讽刺，有的说是在康王以后。关于诗，先儒的说法林立；我虽然有自己的浅见，却不容易明白陈述。如果再提出异说，又仿佛会引起吴幼清、宗象山那样的诽谤了。世上没有真正的学问，人们重耳闻而轻目见，实在不是片刻交谈能够说清的。问：作史以及编年实录的凡例。答：关于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的条目，欧阳公说得很详细了。实录是在加谥以后编写的书，必须有臣传，也有字数和体例的限制。宋代元丰以后，日历因王安石而败坏；建炎以后，日历又因秦桧而败坏。到了咸淳年间的错误，更加不足以作为依据。然而遗留下来的书籍和旧闻，都足以用来考证。如果要详细讨论，不经过一个月的议论不能说完。问：四六文的格式以及快速入门的方法、应当查阅哪些书。答：关于笺、表的说法，应当另作详细说明。这些虽然是小技，但要我详细说来，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完。大体说来，如果学问不多而才气稍微敏捷，写四六文就直接以东坡为师。南渡以后的人都宗法他，金源诸位贤者也只有这一种方法。只有荆公一派以经学为根本，独有赵南塘得到单传，却没有继承者。汪彦章则大致介于苏轼、王安石之间。如果要精细研究，应当把夏英公、杨文公、翟忠惠、綦北海、王疎寮、元章简、王禹玉、张安道、刘莘老等人的文章放在案头阅读。我当面再向你说明其中的源流。问：古赋应当以哪一种赋为宗法？它的体制和旨趣怎样才能达到高古？答：屈原写的是骚，汉儒写的是赋。赋，是具体铺叙事物，描写外物较多而抒发情思较少。登高能够作赋，都是借事物来比喻心意。汉赋如杨、马、枚、邹诸家，都是写实的赋体。到了后汉，把骚体辞章杂入赋中，例如左太冲、班孟坚的《两都赋》，仍然是直接铺陈事物的赋体；像《幽通》一类赋，又接近楚辞了。晁无咎谈论改变《离骚》、续写《楚辞》，说得很详细。我私下认为，赋有三次变化：后汉的变化是第一阶段，柳子厚的赋是第二阶段，苏轼、黄庭坚的赋是第三阶段。如今如果想稍微接近古体，可以看屈原的《橘赋》、贾谊的《鵩赋》，这才是正体。又如《驯象》《鹦鹉》等赋，仍没有失去古意。曹植的各种小赋尤其典雅润泽，只是稍显柔弱罢了。《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二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三卷。元代　袁桷　撰写。祭文。祭奠余寺丞的文章【代父亲撰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恭敬地以祭品祭奠已故知郡寺丞余公亲翁的灵位。唉，悲痛啊！世风日益浇薄而机巧，行善的人越来越少；懒惰之士尚且苟且偷安，聪明之士却死于奇异偏执。唯独公坚持行善，终日勤勉不懈，始终守持此心，无论平坦还是险阻都不改变。公年轻时，尊贵显盛无人可比；文名显赫，佩玉垂旒，驾驭丝辔，谈笑之间如春风生起，叱咤之时如雷电骤发。唯独公在父亲庭前恭谨侍立，谨慎得像处女。往昔安闲时，戴着云冠，穿着雾裳；一车行于道路，百般劳役都为之避让。官事有不便之处，便入阁劝止革除。唯独公守持谦逊，清瘦而纯正，像一位清白儒者。世代俸禄日益繁盛，兄弟之间彼此怨叹；囊中藏珠，匣里藏玉，宴见也都有一定的时日。唯独公友爱兄弟，使高堂之上如春日和熙；即使寒衾粗食，兄弟二人仍和乐亲爱。任职时只知勤勉，不夸耀自己的才智。即使是一尺长的书信，也亲自抚慰问候，尽足亲情。别人有急难，公总是先替他忧虑；宗族中有人困乏，公便赠送食物。天运已经转移，狂风飘荡，公寄居在精舍，头发已经变得花白。晚年疾病尚未痊愈，忽然便去世了。唉，悲痛啊！我和公三代以来就有交情，对公了解得很详细，并不是因为姻亲关系才这样说。天道对待人，先后祸福难以预知；事情有时尚未发生，哪里该责怪，哪里该愤怒呢？这片高低不平的墓地，是公亲自选择的。世路昏暗迷茫，到了死亡之处，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永远想到我们从此隔绝，眼泪哭泣再也无法挽回。斟下这一杯酒，来抒写我心中的悲痛。请享用祭品。祭奠外祖父的文章【代父亲撰写】。城南一带所仰望的家族，世世代代只有贤者；相继进入辟雍，声名蔚然，五经学问纷繁博大。所谓郑屯田，是公的高祖和曾祖；他扩建学塾，延请诸位老先生，簪缨之士会聚二献，这就是先人的遗训。公承受了这种美好的家范，内含中和之气，如灵珠映照江川；把世俗机巧看作糟粕，德行仪容浑厚圆融；身处书林，徘徊独立而高飞。既然已经享有实际功名，又继承了这份家传；世代的德业虽渐趋微薄，乔木仍笼罩在苍烟之中。众多亲族纷乱相争，根基高危而将要倾覆，公便搜集整理前代遗老，把他们载入简册。住在简陋的屋舍，睡在方床上，卷舒书卷，穷究学问；言语虽然不多，意义却确实传承下来。眉毛秀美，脸色如玉，到了老年反而更加美好；本以为可以享有大寿，事情为什么竟不是这样呢？回顾往昔，到如今已经三十年了。丙寅年间，忧患一天比一天纠缠；那些可爱的孩子还不能展翅飞翔，于是请婚于公，请公温暖、怜爱他们。衣服精美温厚，举止雍容周旋；虽然没有能够共同偕老，感情实际上始终没有改变。狂风扬尘，险路艰难；行善尚且感到忧惧，公却从没有怨怒之言。过去我远行在外，彼此相隔越地和燕地；美味食物不能依礼奉送，实在有负于归家省视。公卧床时疾病缠绵，形体枯槁，精神却清朗；留下的墨迹越发鲜明，临终嘱托深重得难以宣说。淳厚朴实的风气日益稀少，百般机巧相互侵夺；手捧玉器去奉献，哪里敢说自己能够保全无失？公去世还有什么遗憾呢？公的精神如云在天。我谨陈酒肴，言辞说尽而眼泪涟涟。请享用祭品。祭奠李两山的文章【代父亲撰写】。公有周全敏捷的才智，是英伟杰出的人物；如金之精、玉之璞，温润纯粹，不需雕琢锻炼。公凌驾苍云高飞，眼见九日而不眩晕。造物主给予公这样的禀赋，大概是要凭此巩固斯文的元气，阅历天下的事变。因此公年轻时便不拘泥于区区的格式，卷起书本长声吟诵，怀抱浩然的经世济民之志，连高耸如切云的冠帽也忘了整理。与诸位老先生分席而坐，腐朽空泛的言谈，公拱手置之不顾。看见江流曲折如带，便凛然知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丸泥土上。鸡鸣报晓、寒意侵人之时，仍筹划疾书，背着书囊叩关求见。只有石友与公同行；事情过去以后虽不能再追究得失，但公保护前人事业的根本，常常战战兢兢地怀有谋划。可叹如今的人，志向同命运相违，道义同时势不合；耿介的人终于困顿，轻浮的人反而流于卑下。公曾反复思考出仕与退处的大体，每每警惕而深思。公处事雍容，兼顾两端，不吞不吐，没有人敢侮慢我。公曾奉命前往南方荒远之地，又在东浙水滨酬答劳绩；既不因此谋利于自身，也不向当今之人求取什么。玩味义理而忘却世俗，还有谁能超过这个人呢？幸而公身体强健，我以为公将坐进此道，镇住当世的浮薄风气。谁知事情有不可预料之处，狂云飘奔，晴日之下竟降下飞雹。滔滔江河流逝，正如孔子所说，过去的再也不能回来，只能徒然成为活着的人的悲哀。从前我有幸承蒙文昌公知遇，做他的白发故吏，到如今已经三十年了，才在金华见到公。握手倾谈，酒意浓、耳朵发热时，彼此相视，反而不再说什么。想到这份情意如今冷落隔绝，今天听说公已去世，更加深了我未能同公竞进并行的感叹。公的魂魄在天上，一息之间可以周游八方；即使相隔千里，哪里会远离我长久的哀痛？我谨缄写祭辞奉献给公。番江怒涛，也许能够相助我这幽暗的悲哀吧。请享用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