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译题番阳生诗 延祐丙辰年，我值守玉堂，有人拿一编诗给我看，说：“这是番阳忠宣公的族孙所作。”忠宣公以忠节起家；他的儿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学识进入政府，奇异的文辞、深奥的学问可以同漆书盘盂相辉映，却从来没有以诗著名。那么诗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唐诗的完成在文敏公，诗道由文敏公兴盛起来。诗歌在唐代盛行，贯穿唐代盛衰，其中律体尤其精美，各自发挥所长；音节流畅，情致深浅，都没有越出律吕的范围。后世谈诗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自从次韵兴起，唐风更加断绝；豪放的变得俚俗，丰腴的变得质朴，情性各自分离，人人拘拘然以禅人的韵偈为宗旨，更不再有唐诗遗留下来的声调了。这部诗集意趣新颖、语言清澄，柔和而不倨傲，将要凭借先世的诗编恢复唐代旧风，我知道它的进步不会停止。唉！儒者的事业，既广博又艰难，泛泛讲论会劳苦而少有成就；守住一个方向并充实它，便可以由此考察风雅的微旨。应当知道诗歌立言，各有自己的体制；讽谏、咏叹、铺陈、赋写，无不曲尽其情状，精妙之处在于言语，何况诗歌怎么可以轻易对待呢？我虽然还没有亲自结识他，却因读他的诗，希望有所推助和阐发。跋集书《金刚经》古佛如来说，人的本性本来是空；性空却不毁坏，离开一切形相而恒常寂静，形相本来虚幻。如果心无所往，便叫作实相。形相由本性形成，于是能够坚固。凡是一切音声以及庄严佛事，一念归于无为，都能获得殊胜功德。譬如点燃灯火，由一盏灯传到另一盏灯，千百盏灯都发光，却看不见火焰传递的痕迹。《金刚经》的正体广大、博深而精妙幽密，一经拟议分别，便产生变化和灭失。于是集合众人的手迹，不涉入尘世刹土，三十二分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起初没有杂乱，也绝非可以用知识理解。手指有长短，字有大小，以平等之观来看，形象和体态都遥遥忘却，遍满一切，没有遗漏丝毫。灵山付嘱，也是如此。智慧之光印入空性，如同月亮映在水中；如果认为这是造作功德，便会堕入轮回。会稽袁桷书 题写防衣堂杨次公记后 我读《礼经》，开头从高祖规定五服，私下奇怪几十、上百年间竟始终没有人为高祖服丧；历代沿袭时王的增损降杀，唯独五服的定制不敢有所更改，难道确实有所等待吗？如今我在防衣周氏那里见到了答案。中古时期关于寿命的说法，最高是一百岁，与唐尧虞舜时代相比似乎不相同；有人说人情虚伪越来越多，世道一天天浅薄，超过这个年岁还能长寿，如果不通晓阴阳性命之说便不可能。阴阳性命之学，与《易》、老子相互表里；先天无极之图完整保存下来，都传自希夷陈先生，先儒已经谈论过了。防衣翁竟能得到并以之为师，这在郡志中可以见到。赵清献赞美周屯田致仕归防衣的诗，都是为老人所作。汤文清也曾作诗赞美他，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从前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年间，到唐永淳年间，年龄超过一百岁，周公大概与他相似吧？周公活得超过孙思邈去世的年岁时，他的孙子还没有出生；五代同堂，谁能像周氏这样呢？周氏如今是饶州的大族，传到第十四世而宋朝灭亡；有一位孙子又从事方外之学。我曾听说绍定年间有余君隐居，自号瓮隐老人，年过九十，解释魏伯阳的书，自己叙述源流，说是从防衣周氏那里得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您如今南归，试着寻找他的书，那么祖德的传承仍然可以考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日，会稽袁桷书。题写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后 大德六年，我曾作《郊祀十议》，上呈奉常，把周、汉、唐、宋各种伪杂的说法全部厘正。大德十年，朝廷建造圜丘，我得以参与议论。我的官位低、言语轻，越职议论礼制，如果有所不当，那就不必议论了。至大辛亥年，集贤司直周君因为方士祭祀之事，乘驿车上天坛，经过济源。虞伯生为他作序并饯行，将要让他推究并陈述礼制条文，向朝廷上奏。这话说得很深切，又重新议论祭礼，认为它同沉瘗相近。唉，确实如此。按照礼制祭天，从来没有与祭山川一同举行。地以社为主，礼文遗失而没有记载，地又凭什么有所依附呢？有人说：祭祀山岳时，地大概就埋瘗祭品吧？礼制没有比博士更严明的了。博士秩为七品，礼官不敢把他们当作属官对待大典礼。博士的封赠谥号，使用印信专门上报，请示可否；礼官只是唯唯诺诺、谨慎听命。伯生任奉常三年，从前所积蓄的学问，都见于他赠送给周君的话中。把方士的说法合并进来，却又产生疑问，这些必定会在礼制的沿革中显现。周君明辨而博学，从虞君那里承受的学问很深厚。我因他的言论，希望能够加以考察，可以吗？会稽袁桷记。题写龙阳傅氏旌表记后 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孔子尚且不轻易把它赋予别人；谦逊则说：“称量事物而公平施舍。”圣人立言，难道会偏执于一端吗？近世靠华丽文辞盗取衣食的人，用心狭隘浅陋，动辄把这些看成大病。李君所作的记，气氛和厚，假如确实如此，就应当上交史馆。应当这样书写：“某年，朝廷下诏建立义仓，鼎州龙阳百姓傅氏首先捐入田地千畆。”这样国家和个人的义行就都得以体现了。可惜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延祐四年九月，会稽袁桷书。题写真定武仁夫静寿堂记后 仁，是人心，不是人的本性。仁果真是静的吗？静是仁所独有的；本性的静，则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那么圣人所说的“静寿”，果真不能理解吗？圣人与众人相同，难道唯独占有这种静吗？涵养心性，只在于静而已。感受外物而归于静，这才是正确的；感受外物而动，是记礼者的错误。孔子说：“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就是静，不是动。”我曾听胡子说过，胡子的说法本于程子，而朱子采用了它。静与动相互为用，是阴阳的机理，并不是仁静之说。我哪里是喜欢争辩呢？只是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谨敢据此回答题名的人。会稽袁桷书。

译题写凌生功课历后 解释经书并概括它的义例，《系辞传》把这件事说尽了；解释章句以穷尽微旨，记礼的人得到了这种方法。三传一旦建立义例，经书的意义就会偏离。考察古事而写下万言，记载的正是微妙的纲领。从前盛世，口耳相传，尚且害怕出于个人臆测。玄虚的言论兴起之后，微旨便不再有统绪。隐晦而通达的立说，大概还接近古人。明经科设置以后，帖括烦琐；礼科设置以后，义理罗列，这样还凭什么取士呢？过分沉溺于楚声，最终会后悔自己的雕琢。兰溪的学问，大概不能非议。自从王介甫深深憎恶这种说法，晚年最终也不能挽救由此产生的悔恨，弊病反而越来越多。南北分裂后互相师法而成为风气的，都来自王介甫的旧制。不要把它看成只差五十步和一百步。皇朝斟酌取舍的制度，使秀才能够自我勉励。沉溺于前代的人便说非格律不可，那么格律又从哪里产生呢？文章放纵散漫、没有统绪，他们又说法度从哪里建立。抄袭腐朽的语句，任意直抒心志，文章便更加败坏。经学又从哪里能够明白呢？贾谊、董仲舒的对策切实而委婉，委婉并不是曲意顺从；厌恶直言尽意、进而攻击君上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切实。便于宣扬的言辞，儿童都能学习。故意矫饰来文饰自己的人，难道真不知道文章的本源吗？古代的贤哲正是由此知道，不能把它当作最谨慎的做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百步〕 师德在国子监参加考试，又在宾兴礼中列名登第。譬如要到远方去，车辕没有不端正的；努力吧！等到你学业有成，我再有所告诫。于是替他写这篇《功课历》。越地袁桷氏，丁巳年十一月记。题写进士梁宜致悫亭记后 在墓左举行舍奠，解释的人说这是以礼祭神。那么祭墓难道不是古礼吗？礼产生于感情，亲情越深厚，越不能轻慢。从前先正司马文正公制定家祭礼，有许多事情是不忍心废除的。张宣公却独自卓然决定罢除，过了很久深感后悔，于是最终又恢复了。内心不能安宁，这正说明先王有些礼制是没有废除的。礼经残缺，不只是祭墓这一项而已。在墓前展拜哭泣，仍然符合周礼。类推这种感情，使百姓归于厚道，那么如今全国实行的礼俗，确实不能说背离古制。荏平梁君把他的墓亭题名为“致悫”，说：“致悫的显现，就是仿佛在羹墙之间看见亲人。”显现之中没有比思念更大的，真心悦爱父母亲人有其正道，难道还分阴间阳世吗？《诗经》说：“神灵保佑而享用祭品，孝顺的孙子有福庆。”我在彦中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向阴间求取亲人，最接近的莫过于身体遗骸。王侯以下，礼制有等级差别。戒惧凄怆，难道只是说禘祭尝祭吗？这是记礼者的错误。我愿同梁君深入探究并辨明此事。题写虞伯生从子丰登字说后 往年我与伯生甫一同在朝中任职，有人诋毁宋代故家，伯生瞪眼发怒，列举其过错毫不遗漏。我本来就说：“他们竟然如此无礼吗？”伯生说：“不必忧伤，我们这一类人不能振作，确实有罪，应当自己修治，等待最后的裁定。”于是他把前人的师友源流、台阁礼仪注记的损益，全部取来，精心思考、反复推求，凛然不敢有一天废弃，已经将近二十年。伯生一向以文章辞藻闻名于诸公，我袁桷在这方面没有力量精进，但在自我修治上也不敢参与其中。延祐五年，他的弟弟德常考中进士，故家的讥诮大概将从此停止。今年他的侄子丰登侍奉在侧，仲父来到京师，拿关于兄弟取字的说辞给我看，吴幼清的期望已经实现了，我还敢说什么呢？虽然如此，我愿根据大父致政公命名的意思加以阐发。授予土地的方法，以休田使人遇到丰年，是为了保全农人的力量。仁德成熟的效果，在于善于涵养，并且小心翼翼。古语说：“有年而丰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致政公德行充实而官位卑下，重视施舍、乐于行善，使薄俗敦厚、使人兴起谦让，这就是休田的意义。施行于有所成就之时，曾孙的庄稼，我已经看见它向东铺展而且整齐茂盛了。内心充实而外在表现为文章，仲父的训诲启发是有来由的。只是想到从前受到的诟病，因此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二人，希望你们努力啊！越地袁桷伯长甫书 题徐天民草书 甲申、乙酉年间，我曾向瓢翁学习琴艺。问琴谱的来源，他便拿出韩忠献家传的琴谱。大概南北流传的琴谱，都是阁谱、宣和谱；北方是完颜谱，南方是御前只应谱，如今《紫霞前谱》就是这一类。韩谱湮没废弃已经很久，东嘉郭楚望才开始继承它的传授，毛、杨、徐三家都以它为祖本。不知情的人都称作浙谱，这是因为毛、杨两家各自秘密保存传授的缘故。蔡氏四操，嵇中散加以补充，其中的声调没有雷同，谁说浙人能够做到呢？瓢翁酒兴浓时喜欢写草书，曾经书写前人的悲愤之词。一天他说，嵇中散的《广陵散》只是漫然商调，君臣之道已经丧失，其中寄托的意味很深。后来毛敏仲作《涂山》，专门指向徵调，双弦不再转换调式，这与嵇康的意思相合，不是深知音律的人不能做到。他又说：学琴应当先从根本入手；琴书流传下来形成俗韵，是从少仲连向他的儿子得到方法开始的。我因为做官而荒废疏落，从前曾作《琴述》，说明历代琴谱的流派源流。观看先生的遗墨，俯仰之间追念往昔，如今已经三十六年了。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地袁桷书。题写括苍周衡之诗编 诗有经纬。诗的正体，又有正与变。后人阐发增益这些说法，是因为对时事的失误感到悲伤，溢于讽刺；难道这些果真都是变体吗？乐府以汉代为基础，实质上根本源自《诗经》。考察它的言辞，都不是使人愉悦的话。如果如此，那么是否都应称为变体呢？建安、黄初时期的作品，委婉平和，羁旅而不怨恨，可以说是拟于诗的正体吗？唐代以后，以文为诗的人，韩吏部首先如此；但他在近体诗中仍然舒展雄健，谨守绳墨，诗法还存在。宋代诸儒一概直截陈述，说理就是诗，把平易浅近视为可贵，像禅人的偈语一样。拿它同采诗官所采的诗相比，实在不如这样浅近。苏轼、黄庭坚才华杰出，于是把历代谈诗者的方法全部取来加以变革。音节凌厉，阐发幽微、揭示明白，智慧分析细到秋毫，计算详尽到章亥。诗道似乎已经穷尽、停止，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因此如今学习诗歌的人都奉他们为宗。括苍周君衡之的诗，极尽京师风物；目光所到之处，全都归入诗中。内容浩大充沛、宏阔博杂，大概将借语言来抒发感情；他对眉山公的学问深为仰慕，所以为之作跋，其志向也十分勤勉。水流以海为宗，经历百折最终到达，不是一天的功夫。所以我尽力叙述诗学的源流，使他回过头来寻求它的根本。周君气盛年富，奋进不懈，日后如果再见到他，他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延祐六年闰八月庚申，前史官会稽袁桷书。

译题写按察仇父训子诗后 陶渊明、韩愈等贤人，殷切地教训子弟，把这种心意表现在歌诗中。后人听来似乎渺远，最终却不能继承父业，只留下手泽作为警戒，实在可悲。唯独康节先生有个儿子伯温，捧读父亲的诗篇，每天笃实奉行而不使它坠失，最终有所成就。这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如今看致政仇公三首诗的遗墨，仍然像新写的一样；他的儿子按察清节，吏治才能光明显著，足以记载，只是志向未能充分施展。他的诸孙都卓然自立，各自建立仕宦事业而有法度，说以祖训为准则。颜氏的庭训、柳氏的家范，世代相传而不改变。如今在仇氏家门中又看到了这种情形。《尚书》说：“你能够彰显你显赫的祖先，成就你显赫的德行。” 努力吧！王使君都中年像图诗卷 粤地过去有旧族，江左的王氏、赞皇的李氏，他们的门第高贵而自重，不把华美富厚看作可贵，所以才有元礼、文饶那样凌厉超俗的人物。他们一旦做官，便卓然以名门望族自重，把那些世代显贵、头戴貂饰、身系绶带的人，看得还像襁褓中的孩子一样。闽王俟都年轻时便登上显贵的仕途，胸怀奇伟的志气，降低身份仰慕义理；他治理政事，先施行和乐仁厚，后讲求功名利禄，政绩显赫，成为东南地区的牧守。表彰官员如同树立一面典范，大概是要哀惜岁月流逝，激励他们砥砺志向、考察德行，使他们日有所进，如同年年增加而不会厌倦。我又曾听说，如今做官的人，多出身贫寒，往往苦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大概是因为平日没有受过讲习为政之道的教育。进入仕途和求学的门径，在父兄身边接受考察，遇到事情便加以剖析，即使白头老吏也拱手不敢置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有其来由。我袁桷想到从前曾祖太师枢密越公，嘉定年间以著作郎身份考察南省诸士，唯独得到参政留耕先生；后来留耕先生登上进士高第，以正直之道和高尚节操，成为淳祐年间的完臣。虽然没有来得及做宰相以治理天下，今日人们仍为之叹惜。施及众孙，诗书传家的恩泽大概还没有断绝。我的学业没有更加进步，害怕败坏世代的德业，因此凛然自我约束，冒昧凭借两家世交的旧谊，愿意彼此勉励，以求接近那些世代为臣者的文献事业。金印紫绶，难道足以成为我们两家的荣耀和观瞻吗？延祐六年八月辛丑，世交弟四明袁桷书写。题写楼生诗集 海隂陈处士曾说：“我的妻兄楼某善于经营生计，天刚亮就起床，立即把一切整理得细密周全。他租种某山的田地，出入都有规矩；又治理自己过去常去而如今荒废的冈地。就这样饮酒直到天黑，天黑后酒醒，酒醒后便吟诗。凡此一类事情，共有三十年。”楼氏的上代，原是吴越王的镇遏使，因为居所那里有庙，乡里百姓便祭祀他，延续了四百年。如今楼君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崧伯是我弟弟的女婿，开始把诗集拿给我看，说：“疏懒！唉！如果前面所说的果真是疏懒吗？”诗歌盛行于江西，我乡以诗自负的人大多以他为宗祖，其中浸淫最深的是韩梅。壬午、癸未年间，我才开始悔悟。海隂讥笑我说：“自己说学术上有所领悟，难道门径上却不讲师承了吗？”所以如今读楼君的诗，只觉得天然和谐融洽，不露斧凿痕迹，而其平淡中的造诣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致。道理胜过文辞，便没有瑕疵；果真有瑕疵，评论者也难以开口。文士喜好讥评，后来往往不能振作，我不敢这样做。写下这些话归还诗集，还望继续努力。他的诗雅俗相间，类似他的父亲，足以流传久远。为茅生家谱作跋 我任翰林时，曾起草三茅君加封的制书，深信神仙家所说的功德修行积累深厚，子孙必定昌盛。茅氏又是希有的姓氏，那么如今江南的茅氏，难道是三茅君的后裔吗？有人说：三茅君既然已经成仙离去，怎么会有后代？我回答说：老子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儿子叫宗，传了五代成为王太傅。如今李姓都奉老子为祖，那么茅氏也就是他的祖裔，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我乡的公卿宰相之家，曾受到原伯鲁的讥刺；即使有丰厚资财和肥沃田产，也能谈笑间全部舍弃，其困顿受辱，有的甚至比奴仆还厉害。有人掘开祖坟，便恶意谈论他家世代显盛。仔细观察茅氏自我珍重的情形，额头上出汗惭愧的人实在很多。汉代凭试写籀书才开始取得做官资格；唐宋的制度规定，掌管玉册的官员也必须通晓文辞，才可以任职。能够守持自己的技艺，仍然接近儒者的事业。德行盛大却仍自认为不足，老子的教诲还在这里勉励我们呢！一定会有所振兴和恢复。

译跋子昂赠李公茂诗 松雪翁的诗法高妙，沿袭魏晋而写律诗，便专门遵守唐代诗法，所以即使是仓促应酬之作，也一定遵守典雅法则；不过在赠别一类诗中才尤其明显。淮隂李公茂胸怀磊落，说话吐露如冰雪般清明，掌管幕府文书，裁决事务从不拖延，士大夫都喜欢跟随他。难怪松雪翁对他情意缱绻而乐于称道。阮公常穿白衣，看了这首诗，足以用来评论人物了。跋宜春夏君与上饶陈先生文蔚讲经书问。自从武夷之学流行以来，他的门人自矜自重、秘守师说，都拘守成规，拱手站立，不能亲自有所辨明。唯有勉斋黄公奋然捍卫圣道，把与其相同的地方加以分析，把曲折不正的地方加以匡正，使后人无从非议。汤文清公后来出现，又把从前深感疑惑的地方充实阐发，这就是武夷学派的忠臣。如今读宜春夏先生的文字，他从壮年起便向上饶陈先生文蔚请教疑难，毫无苟且附和的毛病；反复推究，远远超出尊崇旧闻的范围。汲取井水以涵养源头，端正表率以树立规范，积蓄德行、汇集善行，到这里可以说达到极致了。他的孙子震以进士身份来到京师，把我族叔祖特进尚书公的遗墨拿给我看。大概在守宜春时，他与震的祖父交谊非常深厚，如今已经八十年了。师友之道衰微，愚昧者固守它，浅薄者背弃它，想求得真正的自我领会也不可得。考察武夷学派解释《中庸》和《易传》时，常常不同于程颐、杨时，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看了这些文字，便可以考察这一点了。题何子方丹书后 金石草木药物见于《神农书》，二者不能偏废。自唐代以来，方士用夸饰荒诞的说法来打动皇帝的听闻，最终导致践踏败坏而产生祸害。有人不加考察，便因此提出非议。如今四海所用的医方大致相同，但南北方剂却分成两条道路。古人曾说：“藏用檐头有三斗火，陈承箧内有一壶水。”二者都失传了。金石变化之术接近《鸿宝》，所以古代得道之士从自身取法，内外一起调养，其功效便显著。如今世上流传的学说，实在以刘先生、尔朱先生为祖。我曾得到他们的书并加以阅读，水火的升降、日月的摩荡，差之毫发便不能成功。所以它能够起死回生如同神异，并不是为了增加声色享受。历经万古而不可废弃的道理，书中都已具备。贵溪何大方删选切合人用的方剂，列为十二方，以《神农书》为根本，参照《难经》《素问》，又把五金八石的理论委曲详尽地阐发了。他的老师陈君善父，号称名医，宋代公卿都十分敬重。泉源和根本都有来由。把南北两方的偏长合于何大方一人，颇有希望。曾听说《龙虎经》中有“火记六百”，散见于《云笈》，希望回去后寻找它，那么他的药术会更加神奇，人们也会更加相信。某年某月某日，四明袁桷书写。书江陵唐氏族谱后 集贤修撰鄱易吴公擅长撰写江陵唐府君墓铭，已经把世系叙述到质肃公第八世。府君的儿子洞云，希望刊刻德行正传，使我袁桷有所述说。继承质肃公在朝廷树立的伟大节操，见于《宋史》的，唯独关于减死法令一事尚有疑问，无法确定是否如此；我谨据府君遗志详细说明。熙宁元年，规定谋杀案中已经伤人而自首者减二等，作为确定的法律；主张这一议案的是王安石、许遵。反对这一议案、认为不能实行的，有参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吕公献可、刑部判官刘孝叔、御史刘公玉、钱安道、翰林学士司马公等。许遵载入《宋循吏传》，苏黄门很赞许他，并且说他年高而子孙众多，是减罪之报。我考察《宋史》，却发现减杀刑之议始于登州妇人杀夫后自首一事；唐公认为这关系纲常根本，王安石、许遵的议论并不正确。质肃公因反对新法而愤懑去世，后来负责详定诏令的人最终也死于此事，于是留下两种疑问。应当把法令定为：“谋杀者自首可以减等；按许遵的意见，适用于有服亲属；按唐公的意见，适用于这类案件。”这样便两方面都兼顾了。公的儿子淑问，成为著名御史；那么唐公也确实有后代了。唐氏原是余杭大族，侍读学士唐询与他们同出一源；他们迁居江陵，是从唐公的父亲殿直君开始的。质肃公的事迹，记载着他的许多孙辈在朝廷任职的情况，历历可考。宋朝灭亡以后，旧日士大夫的遗绪，全郡都很难找到一二处。吴君所撰墓铭，使世系仍然可以考察。我又曾听说，鲍靓因为是司隶校尉的后代而做道士，王远因为是琅邪太傅的后代而做茅山观主，他们在当时都很有名。如今洞云辅佐治理开元宫，居住京师二十年，刚正能干而又善于谋划，他的根源和来历是有承继的。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是儒者的事情。质肃公当时不能施展抱负，事情似乎自有等待；姑且把这些写在碑阴，告知将来做史官的人，以便有所考察。书永嘉王母香几铭 懂得礼制的人说：“先祖的德行、善事和功业，要铸在鼎上铭刻下来，卫国孔悝就是这样。美善的言语不能忘记，子张把它们写在衣带上就是这样。坐席、几案、酒器和食器，从老臣那里接受教诲，那么在几案上作铭早已有之，何况是母亲的训诫呢？”口头传下的恩泽，年久便会衰微。用文章来传信，凡是事物的存亡，又与它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凭儒学成名，几案上的铭文便能流传长久。我姑且写下这些，以等待后人。

译跋刘真人帖 养生家把性命分为两条道路，性宗的学说与命宗的学说各有七种。丘祖师用谈笑诙谐的方式，使中州百姓获得新生；到了他的第二代传人，就是长生刘真人。有人怀疑他似乎有留恋滞碍之意；我曾读陶渊明的诗，其中说：“感念栢下之人，深深感到悲怆。”刘真人却说：“墓中长久存在真正空寂的景象，难道不是先兆吗？”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在长春宫举行醮礼，这是为长沙余君善所书。题姚雪斋右丞草书 金源诸贤都以怀素为老师，他们的书法源流从黄太史开始。大概当时崇尚苏轼、黄庭坚，追溯根源来寻求，便发现黄庭坚以怀素为本，苏轼以徐季海为本；两种美处兼备，雪斋先生都得到了。诗歌起源于苏轼，渐渐接近李白；书法源于黄庭坚，便与黄庭坚一起成为怀素的弟子了。我曾有幸在玉堂任职，得以与他的侄孙承旨公一起侍奉笔砚；后来进入集贤，又与公的儿子侍从讨论政事。如今观看这些遗墨，冒昧阐明前贤深厚美好的造诣，使后人有所考察。至治二年，会稽袁桷书于悦心堂。书姚牧庵赠播州杨安抚汉英乐府。大德末年，我袁桷以史官身份参与编修《成宗实录》。当时承旨姚先生实际主持史事，我看他删改审定文稿，似乎毫不经意；一经润色，便灿然可与班固、司马迁并列。这大概是他的天资与学力相互配合才达到的。想到播州杨侯朝觐的始末，见太史先生亲自执笔，尤其用心。过去杨侯出身中原大族，世代统领羁縻州府；蜀地败亡时，名士都前往依附，所以他的文献传承确实有源有流。他聚集书籍、教训子弟，更加振兴了家声光彩。推想姚公不轻易许诺和赞许的用心，这就是所谓任用贤才不拘一格；那么凡是主持文衡、选取士人之事，都可由此得到考察。杨侯的儿子颐正君来到都城，温厚谨慎而儒雅，我同他谈论前朝之事，他连连不断地说个不停。他把姚公赠送的乐府诗给我看，因此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书叶信公家问后 信公贵为宰辅，却没有忘记自己贫寒时的旧事。年轻时客居我乡，跟随城南杨氏书塾求学，杨氏待他十分厚重。咸淳丙寅年，他以资政身份镇守四明，把过去有往来的旧交都一一重重报答；又把次子通判应友君嫁给杨氏为婿，人们都佩服他的盛德。咸淳年间政事全归于贾相江公万里，江公以告老离去；马公廷鸾也以称病离去。信公早于这两位离开贾相，每每为此遗憾。后来他再次被召，将要因某事获罪时便去世了，从曹娥逃遁而去。天时人事到了这种地步，有些事情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挽回的，哪里说得尽呢！竹友君曾在父亲身边与我相识，他额头宽大、下颌丰满，谈论间仍有王谢世家的风度。算来俯仰之间已经四十年，而他的儿子竟能凭借出家方外之士保存家谱。信公的许多孙辈与我是外亲，如今渐渐零落，世事如浮云般变幻。怎能不为叶氏敬重地观看遗墨而感到悲怆呢！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书写。书杨安抚训子诗后 鲁国周公传到第三十四世，孔子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有些事情不忍说起，这样看来，伯禽以后便没有什么可闻知的了。家训之严，没有比颜氏更盛的。像包孝肃、司马文正那样的庭训明明存在，到孙辈便无法传承。君子的恩泽，五代便断绝，难道只是空话吗？播州杨忠宣公的儿子承袭爵位，他作诗训示儿子。韦玄成的诗说：“唉！后人要恭敬谨慎，不要辱没显赫的祖先，使汉室更加兴盛。”杨公的诗也有这样的意思。如今宣抚君年富力强却保持谦逊，学问每天积累，修养自身如金玉，以承接美好的声誉，能够彰显自己的显祖；与鲁公世家相比，实在使家声增光。还望努力啊！这样忠宣公就真正永远不朽了。题吴浩然诗卷 读群公的诗，反复把玩，不能放下。气与理都明白显现了。气由万物而成形，那么下层的究竟是道，还是人呢？人心并不与道相违背，也不只是气质的作用。世人相沿成习，我哪里敢妄加议论？看浩然的诗，也知道其中有道了。书朱氏精舍图诗卷 婺女地方史学兴盛，有三家。东莱之学依据经书考察异同，记载史事的方法得自孔子的义例。若说褒贬，那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龙川陈同父急切关注当时的利害，召集人心，感动皇上的意旨，激励顽劣、警戒懒惰；深深把它作为世道的标准，可惜志向未成而年华逝去，有识者悲叹他怀才不遇。说齐唐与政搜集精要，提纲挈领，正是要使君臣能够考察礼乐、天人、图书方面的遗缺，竭力返回古道。这样，论说史事的人便没有遗漏的内容了。唉！自从宋忠简公因为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却不能施展，所以他的乡里后进便把匡正国家、辅佐世道作为首要议题。人事不能整齐，或许也只能说是有命数罢了。咸淳初年，义乌朱氏兄弟四人一同考中进士，其中长兄、次兄和幼弟尤其有名。幼弟任定海县令，我有幸认识他，看见他贯通古今，仿佛亲身经历，能够辨明是非。他写文章简洁明白，依据事实而归结于统一的道理。我肃然向他请教，他却说：“我哪里敢同长兄、次兄相比？”后来听说他的兄长仲晦君，激烈地在朝廷议论政事，与掌握政权的南方士人不合，于是为理成精舍图写诗带回去。中原那些忠诚纯正、儒雅有文采的士人，受到赞美和表彰，都是当今士大夫所仰慕却见不到的人物，也实在盛大啊！近世南北两党的分裂，朱君因为出身越地而不与南方士人相合，但中原诸贤却爱重朱君。仔细考察诸贤忠诚磨砺至深的情形，那么朱君所承接的必定自有其道理。任用贤才不拘一格，在诸贤身上可以看见；能够群居而不结党，在朱君身上可以看见。因此我又深有感触。

译书杨御史奏稿后 御史进言有两种不幸：在众多阴谋刚刚萌芽时便折断它，在国是尚未确定的日子议论国事，这似乎很难，但还不至于遭遇危险、招致祸患。至于奸邪肆意逞凶，党羽相互勾连，成百上千的士人都闭口拱手、千篇一律，到了这种时候才出来进言，若不是舍弃成败、生死置之度外，是做不到的。邹道乡在田承君面前审慎决定，刘元城在母亲面前作出决断，他们所处的立场既已确定，所以他们的正直节操光明显著而伟大。像杨御史这样进言，满怀感愤和激昂奋发，全都发自内心；即使岭海之间的刀山油锅近在眼前，他仍然前往，这真是忠诚啊！古人曾说：“御史因进言而得名，关系着世道的盛衰。”如今皇帝圣明，大臣小臣无不恭敬奉行，杨君论议政事、传达诏告，不像前一天那样艰难；事情开始固然艰难，还要更加恭敬谨慎，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题潘伯润家谱 我年幼时听说，宁海藩繁昌公以文学和政事著名，群臣交相推荐，长期任职于江淮。他的侄孙伯润曾跟随他出行，传递飞牒、发布急檄，一时之间人人争相称道。科举废止以后，他在浙东借馆授徒，受到他教导的人都文质彬彬、值得观瞻。然而他刚正而不能容忍世俗，议论事情直指根本，圆滑逢迎的人很忌恨他。每当谈到繁昌公，他总是眼含泪水，流露于面容。繁昌公去世而没有后代，家族逃难离散，伯润年老时仍穿斩衰服为他承继后嗣。晚年亲手抄写宗谱给儿子看，对繁昌公尤其情意深切。唉！如今世人以田宅财物争着作为后嗣，若遇到繁昌公去世的情形，恐怕早已丢下不管了。伯润的所作所为，确实足以警醒和激励浅薄的风俗。愿他的子孙有所兴盛，我姑且写下这些等待后人。至治三年十月，袁桷书写。书鲍仲华诗后 宋太宗、真宗时期，学习写诗的人忧虑晚唐诗歌萎靡衰弱的弊病，有意追慕《玉台》《文馆》的盛美，辞藻华丽繁密到了极点，但感情流动、思绪放纵，反而被典籍援引所压制，学者对此感到忧虑。到了仁宗朝，一两位大儒逐渐改变诗体，高深的达到极致，凌厉得摩触云天，像决开河流一息千里，万物也不能逃脱其笔力。考察《国风》的遗意，便几乎没有多余的意味了。欧阳子出现后，完全去除其中的偏失而加以振兴整饬，使豪放、欢悦、悲慨的语言各得其所。如今谈论文章的人，都是他的门人；但在诗歌方面，却不再有人与他相同。我曾对此深深疑惑：是他们的力量不能像欧阳子那样吗？还是他们内心平和，不能与欧阳子相同呢？宋代后期以后，谈论诗歌的人各不相同，而欧阳子的诗直到今天仍没有真正奉为宗主的。滁阳鲍君庭桂，字仲华，拿着一部诗集，托我所从游的郝君时升作介绍，请求我作序。他元气完足而心境平和，描写景物不刻意雕琢，认为应当顺应自然，以合于正理。考察他的诗歌来源，似乎很像欧阳子的一脉。如今滁州人思念欧阳公，几百年仍如同一日；而他歌咏一泉一石的诗篇，又仿佛找到了欧阳公的遗民来奉为宗仰。仁厚的声誉深入人心，在这里便可以看见。晋代诗歌本于唐代，忧思深沉而意境长远，有尧帝遗留下来的风范。我看仲华，他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至治三年十二月某日，袁桷书写。书李弘道《朝天录》司马氏探究南北地理的极致，我私下感到奇怪的是，他动心用志似乎不专门为了写书；晚年心中郁结，才把考察经历分散写入纪传。进入渤海地区后，禹所传下来的地理情况便不同了。编纂历代地理书作为论说，其沿革分散见于各处，这确实是适宜的。自汉代赵充国、班超在金城、玉门考察以来，细微的利害都写得详尽；到唐代西南防备边疆，也能掌握要领，这确实是有明确归宿的。古代善于出使的人，必定通晓道路里程，周知险要关塞，为君主说明情况。若只是写南北变化的行记，询问道路上父老的传说，大概还不足以作为凭据。如今天下统一，从淮地到燕地走的都是同一条水路，淮水、泗水合流，九河故道等问题，诸儒仍争论不休。至于京城山前十六郡的名称，漫无头绪，不能考定。陆务观、范至能带着志书出行，有时仍有人责难他们。豫章李君凭才能写成《北行录》，简洁明白而又广博有文采，并且对在朝群贤都深深寄托敬意。我袁桷的学问还不足以流传后世，希望加以删订，等待将来完成。书纥石烈通甫诗后 谈论诗歌的人把《诗经》三百篇作为宗主，这个说法固然好。然而诗中有些鄙浅直露，仿佛俗语押韵一样，有人便认为这是缺点；他们却说：“这是性情的真实流露，为什么要讲究工巧呢？”千篇一律，始终没有人敢指出其中的错误。纥石烈尧臣把他先父的《怡闲吟稿》拿给我看。我玩味其中的词句，只见文采与情感融洽流动，一本于大历、贞元年间的盛况；幽深、深婉、和顺之处，又接近《国风》的正声。府君原是旧贵族，遗留下来的言论和雅正见闻，都得自先朝的故老。他壮年时的车迹遍及半个天下，富贵、羁旅、忧愁、感慨、欢悦等事情，亲眼所见而又铭记于心；他幽深探求、放远想象，若不能极尽描摹便不停止。用心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成就确实足以自我显现。我过去曾在堂下拜见府君，听过他的议论，明白洁净而简约平易。读他的诗，就像亲眼见到他一样。至元定年间三月某日，袁桷书写。书郝伯常经题黄楼《水龙吟》后 郝公因出使之事滞留在馆舍，值日时裹着被子、吃着干粮，把马牵到庭下，请求回到馆舍。使者以尚未有诏命为由推辞，他就这样滞留了十六年。在馆中不停地读书，没有见过的书，便向制置司借来阅读。他所撰写的《蜀汉书》，都是拘留期间的稿本，正在这时订定。宋相以滔天的罪恶蒙蔽朝廷舆论，士大夫都用道学来缘饰自己，几乎像患风痹一样不知痛痒。郝公大概亲眼看见了这种弊病；如今观看这首词，其用意就可以知道了。郝公的儿子任侍读学士时，曾对我袁桷说：郝公奉使时，他才四岁。后来回到京师，十九岁时穿着戎装去拜见父亲，一边行礼一边哭泣；郝公闭眼不看，他进退都不敢动。他父亲的朋友命他换上衣冠再进来，郝公才同他讲话。前代贤人的法度和教诫竟然严整到这种地步；与近来父兄管教子弟的情形相比，惭愧得脸红的人实在很多。因此记下这件旧闻，以补充遗事。至元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书写。

译书张子仁少监族讲后 张侍中的曾孙忠文公张叔夜、忠确公张克戬，都以死守节而显赫著名，载入《靖康宋史·忠义传》，兄弟二人同时列名，别人不能兼有。后来他们的子孙迁入南方，一支在四明，一支在福唐；绍兴年间推恩，大概首先就涉及他们。都水少监张君子仁是他们的后裔，拳拳之心在于族谱尚未完备，于是搜罗补缀，分列支派，使其历历如在掌中；他的勤劳积累了二十年才完成。族谱散失，多由战争迁徙造成；晋代旧族南北隔绝，各自建立谱系；元魏以来赐姓纷杂，谱牒难以考定。欧阳子撰写宰相世表，已经用心良苦，私下编纂渤海谱，仍有缺文；可见编修族谱实在不容易。如今子仁能够追考自己的出处，又凭职业才能显扬自己，使前人增光。他任都水监时，兴修废弛、举发积弊，朝廷因为他熟悉水利事务而提升他的官职；可是子仁却似乎仍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说：胡安定先生曾把水利列为一科，所以他的弟子罗适、顾临都成为著名的监司。水土之职属于司空，古人尤其不轻视它。世人把善于管理财粮看作能吏；如今漕渠每年运送粮食千万石，数量是辽海的数倍而不损害百姓，京师也因此更加充裕。我知道考察官吏政绩的人，一定会把子仁列为第一，他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因此写下这篇族谱跋文，也用来勉励他。跋吴子高诗 诗歌本于性情，这一点人们已经知道了；它本于法度，这一点却未必知道得详尽。《风》《雅》《颂》有三种体制，解释《雅》《颂》又有不同。孔子的分别已经很明白了。黄初以后，能够知道《风》之所以为《风》的，尚且有一些；至于《雅》《颂》，却杂然无知其要领。到了盛唐，仍然遵守它遗留下来的法则而不改变，但能写出《雅》《颂》风格的，十人中没有两三人。因此心思绮丽的人，流丽而不能回返；志向高抗的人，豪放而没有约束。最终夭折了自己的寿命，而世上年富气盛、意满自得的人仍不醒悟，这是为什么呢？杨、刘的弊病绝迹了，欧阳修、梅尧臣也参与其中。他们在《六义》的经纬方面，虽有所获得却也有所遗漏。江西诗派大盛，诗歌的法度更加不能振兴；逐渐衰落而渡过南宋，糜烂到不可救治，甚至进入佛教、道教以证道为说的境地，这种弊病谁能挽救呢？吴子高居住在湖湘，写诗以法度自守，高远的直上霄汉，幽深的能够探入泉石之间，忧愁和欢乐都合乎中正，符合采诗的道理。等待神人按期而来，期望飞仙出现在蓬莱瀛洲；奢侈之心开始萌发，是帝王的事情、公卿的作品，能够得到《雅》《颂》的精神。我愿将来与子高相见，和他讨论这些问题。燕都宋本诚甫进士第一，带来子高的诗请我作言，于是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五十 元，袁桷撰写。题跋 书写正肃公“惩忿窒欲”题匾 愤怒和欲望都是发作而不合节度的情绪。我曾读《易经·咸卦》，其中以无心作为感应，所谓“何思何虑”，这样哪里还会有不正的呢？汉代儒者说感受外物而有所行动，其中失误很多。先正肃公说，愤怒接近刚强，把欲望看作刚强；德行不足，便要探究根本、澄清源头，这与《系辞传》的说法相合。所以他平日修养自身，如同玉雪般洁白；每当发表直率的正论，百官都交相避让，这就是所谓刚强。清心斋戒、端正居处，不接近声色，这是断绝欲望的功效。他在朝廷任职不过一两年，便因坚持正道而离去。汤文清为他哭祭的诗说：“独留事业在江东。”这是真实的记载。他的侄孙瑛居住在龙虎山居室，把这四个大字昭示在门上，又在象山山麓修筑精舍；考察其中的传授，保全形体而归于宁静，是老氏的学说；涵养内在的灵明根本，是儒家的学说。这样哪里还会有愤怒和欲望呢？《易经》说：“没有师傅和保姆，就像面对父母一样。”正肃公的训诫，难道是空话吗？至元定二年上巳日，族孙具官袁桷拜手谨慎书写。跋正肃公手泽 我们这一宗族从宋仁宗时光禄公毂与祥符县丞同榜考中开封祥符科举开始，后来居住在东京。建炎年间发生兵乱，祥符孙太保携全家跟随青州军队返回，由此生下太师卫公。光禄公家族崇尚厚德谦让，从朝奉公起逐渐衰落，直到正献公才又振兴。正献公进入太学，拜陆文安公为师，淳熙辛丑年考中进士。卫公的儿子越公跟随正献公参加考试，两家原来分处南北，到这时才得以合并族谱。越公继续向正献公求学，癸卯年与计偕同行却没有赴试；淳熙丁未年登第。从此两家先后担任秘书省官、侍从，人们都说叔侄同盛、师生同荣，这些都在此时显现出来。正肃公见到越公参加乡荐时，年仅九岁；从此两家敦睦叙亲，始终没有断绝。两家遭遇祝融之灾，旧日收藏几乎全部焚毁，幸存的仍有几十幅纸。侄孙则瑛从龙虎山回到故里，说：“蒙斋先生遗留的恩爱在江东乡社，我发誓不敢使它坠失。”于是把两通手泽交给我，作为象山一脉的凭证。他又说：“大资同知袁桷的曾祖父思赞府判，正是则瑛的曾祖父。”唉！世道已经不同，高大的乔木也凋残零落；我记下事情的始末，希望刻在山中，使它永远流传。至元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孙具官桷拜手谨慎记下。题从子瑛《城门八咏》起初我读陶靖节及诸贤的诗，心中郁愤难平，便压抑自己的心意为他们作诗，大概是想同他们成为一类。陶诗《五君》《八哀》中，杜子美写得规整而接近他们；我因为羁旅困穷、怀才不遇，所以私下取法其相似之处来写。龙虎山被道士占据，山势奇特峻峭，大多可以见于诗歌；记载在方志中，见于碑志中的，连一步都不敢遗漏。我的侄子则瑛作《城门八咏》给我看，第一首题为《仙隐》，说的是宗师创业开始的艰难。又有《茅山》，写高士；灵宝派首先创立于龙虎山，最终兴盛于茅山。又有《天谷》，仰慕真正的隐士而不向外驰骋，歌咏蓬荜所居之处，与天谷并列；有人说蓬荜胜过天谷，于是题为《玄洲》。又有《三隐东城》，仰慕那些孝友而能以退隐自处的人，题为《碧玉》。他又说：我们越公的德行还没有坠落，从前旌阳公以厚德植树立基，但奉祀有所缺失，恐怕不能承继下去。唉！如今做方外流人的，断绝了自己的根本枝脉，唯独吴特进不是这样；那么则瑛能够光大宗族，我这个叔父已经老了，不能再有所期望。将来如果能看到我中散公、朝请公的子孙成才立业，难道不就是靠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