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郊祀十议序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防同焉。嬴政絶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扵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扵五经者，旁傅曲防，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扵此。愚尝防绎经传，尊闻审问，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议。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説，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嵗，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扵五经，郊不见扵《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嵗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嵗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禋祀为天，其义各防。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増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眀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眀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扵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之説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説，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而深证之。大徳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昊天五帝议言昊天者有三説，郑▯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眀堂迎气，皆祭人帝。厯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天者为昊天，眀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説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説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眀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眀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扵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説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逺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眀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扵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谬。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従祀扵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説，至扵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眀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扵五帝，至以眀堂之祀五帝其来已久，或者又谓禋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扵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説，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勑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説，则六天之説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榦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皡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説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説。又谓眀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説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帝之礼，以经推之，礼莫盛扵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眀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従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眀堂従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扵郊曰天，扵眀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賛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币，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眀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扵五经，其説愈不可解。天官太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扵大神示也。五帝之説盛扵吕不韦之月令。先儒尝言周官为战国时书，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扵祀天，而其礼之大者，未尝不与祀天并。玉乐虽重扵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扵五帝；小司寇之实镬水，纳亨；士师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扵五帝。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祭天名数议
译《郊祀十议》序 五帝不沿袭同一种音乐，三王也不沿袭同一种礼制，这种制度变化由来已久。损益增删的原则，其大体方向是相同的。嬴政毁灭三代典礼，凭个人臆测制定制度；礼经残废缺失，残灰断壁般的遗文到了西汉才收集整理，名义上说是继承周制，实际上祠祭扩展铺陈，都以秦朝旧制为祖。到了王莽尊崇信奉《周官》，后汉的两位郑氏申说解释名义，凡与《五经》相违的地方，都旁引曲解来使它们相合。自汉代以后，谈论礼制的人全都以此为依据。我曾反复考察经传，尊重见闻、审慎询问，前代儒者由此证明郊社大典，自秦汉以来没有人提出疑议。只是郊祀与合祭的异同，其详情还可以考察清楚。如果郊祀不是圜丘，所祭的帝不是天帝，沿袭旧说，终究不能回归正理。因此作《昊天五帝议》：祭天每年有时说九次，有时说两次，有时又把变礼当作正礼。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祀也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就是社，先儒说过此事，却又产生疑惑。作《后土即社议》：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古礼。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是古经中可以见到的祭天礼。《周官》把禋祀规定为祭天，各篇的意义各有区别。因此作《燔柴泰坛议》：祭天用的牛，牛角如茧栗；在郊外使用牲畜，是牛二头合起来配祭而言。礼制在周公时已经完成，此后没有改动；增加众多祭祀并合在一起祭祀，就不是周代的制度了。因此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祀质朴而尊崇天的意义。明堂文饰而亲近上帝的意义。因此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祀使用辛日，是鲁国的礼制。占卜不能常常得到辛日，就如冬至也不一定是辛日。因此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重地神而遵行北郊之说，是郑玄的主张。因此作《北郊议》：对于见闻不足的地方宁可存疑，先圣已有训诫；我私下不自量力，推测而妄作此说，实在感到惭愧。博学的鸿儒，通达上下之理，必定能够加以驳正并深入证明。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昊天五帝议 称昊天的说法有三种。郑玄所谓六天的妄说，攻击它的人很多。王肃认为祭天有两种：冬至在圜丘郊祭，春天为祈求农事；至于明堂迎接四时之气，都是祭祀人帝。历经唐代以后，又说郊祀配天所祭的是昊天，明堂配上帝所祭的是五帝。更有甚者，因为这种说法不通，连《孝经》中后稷配天的原文也加以非难。这些说法纷杂，实在是因为天与帝的称号没有弄清。郊祀所祭称为天，明堂所祭称为帝。河南程氏说：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所以冬至祭天并以祖先配祭，因为冬至是阳气开始的时候；万物在帝那里成形，人在人父那里成形，所以季秋享帝并以父亲配祭，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胡宏说：天说的是气，帝说的是性，这种说法是对的。所以从郊祀而言，以远祖配祭，这是尊崇而不加文饰的意义；从明堂而言，以父亲配祭，这是尊崇而亲近的意义。郑氏六天之说本于谶纬，攻击它的人虽然用力，最终却没有人敢废弃。汉魏以来，称号并不统一：汉初称上帝、太一元始、皇天上帝；魏初元年间称皇皇天帝；梁代称天皇大帝；到了唐代才开始称昊天上帝，采纳长孙无忌的意见而废除六天的谬说。后来又尊崇郑玄，却不敢废除六天说，大概是因为郑玄说星经中的天皇就是《周官》中的昊天：上面可以同《周官》相合，下面又可以同从祀相合。于是郊祀的主神称为昊天，而祭坛的二层又有天皇。后世保存郑玄的说法，到了唐宋仍不敢废除，就是这个缘故。王肃说明堂祭祀人帝，固然不对；但批评王肃的人又始终拘泥于五帝，甚至说明堂祭五帝由来已久。有人又说禋祀五帝就是祭天，以此责难王肃，却终究不能归结为一个恰当的结论。我曾独自认为五帝不是人帝，所谓人帝，其实是五帝所配的神灵；而且五帝也不是天。新安朱氏确定五帝的说法，取自《孔子家语》关于五帝的论述：天有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分别按时令变化而化育万物，它们的神称为五帝，却不敢再加上“天”字，以免混淆。唐永昌年间的诏令也说：天没有两个称号，“帝”是通称。过去诸儒互相产生异同，于是连五方之帝也称为天；从今以后郊祀只有昊天上帝称天，其余五帝都称帝。用这两种说法来验证，六天之说即使不攻击也自然破灭，五帝的错误也可以得到证明而不是妄说。唯独黄干拘泥于郑学，认为郊外享帝时风雨有节、寒暑合时，这不是人帝所能做到的。却不知道五位人帝中，太皞就是一例；五位人神中，勾芒就是一例。如今以掌管五行的官神辅助成就上帝，却称为五帝，怎么会担心它不能使寒暑有节、风雨合时？只是不可称为天帝，以免混同昊天上帝的名号。陈祥道说五帝与昊天上帝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很好；但下文说上帝时，又把五帝包括在内，这也是拘泥于郑玄之说。又说明堂的上帝兼有昊天和五帝，把二者合为一体，这个说法又讲不通。只有三山林岊说，古代祭上帝和祭五帝的礼制，按经书推求，礼制没有比周代更盛的。周代祭上帝，也称为祭天；郊祀的天与明堂的上帝其实是同一个。郊祀从简，是报答根本、返回本始，以后稷配祭；明堂从备，是举行大享、报答成就，以文王配祭。后稷是王业的起始，文王是王业的成就，配祭各从其类。在郊祀称天，在明堂称上帝。天说的是征兆根本，帝说的是主宰。《周官》先说祭祀上帝，接着说祭祀五帝，也是如此。就是说，大臣负责辅助、主持，各有关官署备办齐全；至于圭玉和币帛，五帝各有相应的方色，从来没有同上帝混同。愚意曾妄自认为，《周官》没有明堂郊天的文字，先儒却一定要把它同《五经》合并解释，因而说得更加不可理解。天官太宰祭祀五帝，就掌管誓戒；后文说祭祀大神示，也同样办理。郑玄认为大神示就是天地，这就把五帝置于大神示之上了。五帝之说在《吕氏春秋·月令》中最为盛行。先儒曾说《周官》是战国时代的书，所以《周官》说五帝多于说祭天，但其中重大的礼制从来没有不与祭天相并。玉器和音乐虽然对上帝更为隆重，充人掌管牲牷却只到五帝；小司寇检验镬中之水、负责纳牲烹煮，士师为尸沃盥以及为王沃盥，也都只涉及五帝。《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从来没有“五帝”这个称号；尊崇上帝而抑制五天帝，终究不是毫无根据。祭天名数议
天嵗有九祭。郑▯之説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扵圜丘，五天帝扵四郊，复立郊祀眀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扵南郊，此九祭也。王肃之祭有二，谓天惟有一嵗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眀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眀堂，冬圜丘，兆五帝扵四郊为九祭。厯代尊黜异同，不过出扵三者之説。愚独以为其説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日祈谷扵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扵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眀堂之比也。善乎卢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则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説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啓蛰而郊，则此未啓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眀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扵天，不得与南郊眀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义其甚者则歌哭而请，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旱烖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僣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眀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扵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扵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烖，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眀堂为二，此为一嵗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扵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圜丘非郊议圜丘之名独见扵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戴礼先儒谓出扵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徴，姑洗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扵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徴，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扵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厯代相承，皆谓祀天扵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説，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説牵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独郑康成言之。既不防合扵诗、书、仪礼，而扵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扵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扵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説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説，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扵祀天圜丘之説，不防详眀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頴逹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眀。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説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扵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
译一年祭天有九次，这是郑玄的说法。为什么称为九祭？在圜丘祭昊天，在四郊祭五天帝，又另立郊祀和明堂，合为二祭；龙星出现时在南郊举行雩祭。这就是九祭。王肃所说的祭祀有两种，认为天只有一年两祭：南郊的祭祀就是圜丘，冬天举行的是祭天，春天举行的是祈求农事，合起来就是两祭。梁代崔灵恩尊奉郑玄而排斥王肃，只是认为郊祀和圜丘不能合为一，而五帝之祀都属于祭天；明堂不可废，大雩也不可废。唐代以后，不承认六天说的都是正确的，但九祭的名称渐渐隐微；与郑玄不同的说法是，春天祈谷，夏天大雩，秋天明堂，冬天圜丘，在四郊迎接五帝，合为九祭。历代对于尊崇或贬斥以及异同的意见，不过出自这三种说法。我却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足以作为证据。郑氏所谓五天帝不能称天，前面已经详细辨明。把圜丘和南郊分为两处，是把帝分为太微、天皇，并非昊天的本名。至于王肃所说的祈求农事和先儒所说的大雩，请允许我加以论述。按《月令》，元日在上帝处祈谷。《噫嘻》的小序说春夏向上帝祈谷。祈谷之祭不能与郊祀、明堂相比。庐陵胡氏的论说很好，他说：郑玄认为这就是郊祀。按《郊特牲》说，郊祀使用辛日；这里却说元日，只要是吉日就不一定是辛日。《郊特牲》又说，郊祀是迎接长日到来。注文引用《易》的说法，认为春分以后白昼渐长，那么这里就不是春分。又据《易》说，三王的郊祀都使用夏历正月；孟献子说“启蛰而郊”，那么这里还不到启蛰。孟献子又说，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这里不祭后稷而祭上帝，足以说明这只是祈谷，不是郊天大祭。《诗经》说春夏祈谷，难道是说郊祀吗？先儒也说，祈谷是因为民食重大，有求于天，不能与南郊、明堂并列；大雩之祭尤其不应与两种大祭同样议论。按《春秋》的记载，雩是旱灾时的祭祀；司巫、女巫举行舞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向天呼号求助；旱情严重时甚至歌哭哀请，是礼制的变通。《尔雅》说，雩是号哭祈祭。《春秋》记载雩祭的条例，三传虽有异同，大体都是记载旱灾到了极点；比如昭公末年，一个月内两次记载雩祭，足以看出旱灾的严重。说孔子记载鲁国僭越，并不对；鲁国在雩坛上歌舞咏唱然后归去，难道不是事实吗？又按郑玄的注文，周代的雩坛在南郊旁边，那么它显然不是郊天之坛。《诗经》小序被欧阳氏、苏氏、朱氏怀疑并删去，已经很久了。详细考察小序的笺注，可知笺注者早已对原文产生疑问，所以他的笺说：“《月令》说，孟春在上帝处祈谷，夏天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所谓“是与”，是表示疑问的话。春天还可以说祈谷，夏天却不能说祈谷。孔颖达的疏知道“是与”是表示不确定的语辞，却又引用仲夏大雩祈谷来作证，这是顺从小序的错误，不如毛氏保留疑问。祭天的礼制，有常礼也有变礼，有因事而举行的祭祀，例如国家有大事而祭告上帝，出兵时祭告上帝，天地发生重大灾害以及疾病、水灾、旱灾，都不得不向天祈祷。谁说雩祭旱灾可以成为固定祭祀呢？如今确定南郊为一祭，明堂为二祭，这是每年的大祭。至于祈求农事，虽然不算变礼，也只是次一级的祭祀。吕氏《月令》本来就有对此加以议论的人。只是向上帝祈求农事确实不能废除，而元日祭祀不能与郊祭并列，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并再次讨论。圜丘非郊议 “圜丘”这个名称只见于《周官》，《大司乐》《诗经》《尚书》《春秋》《仪礼》都没有记载。大小戴《礼记》以及先儒的说法，认为它出自汉代儒者，如今不再引用。按《周官》考察，圜丘不是祭天的地方。原文说：“凡是音乐，圜钟为宫音，黄钟为角音，太簇为徵音，姑洗为羽音；击雷鼓、雷鼗，吹孤竹管，弹云和琴瑟，跳云门舞。冬至在地上的圜丘演奏这些音乐；音乐六变之后，天神都降临，就可以行礼了。”又说：“函钟为宫音，太簇为角音，姑洗为徵音，南吕为羽音；击灵鼓、灵鼗，吹孙竹管，弹空桑琴瑟，跳咸池舞。夏至在泽中的方丘演奏这些音乐；音乐八变之后，地神都出现，就可以行礼了。”郑康成解释为禘祭，又认为天神是北辰，地神是昆仑。历代相承，都说在圜丘祭天。王肃一派虽然诘难郑玄，能知道禘祭不是祭天，却又说郊祀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祀，牵连杂糅而不能确定。我认为，圜丘不是郊祀，圜丘也不是祭天的地方；只有郑康成这样说。这个说法既不能同《诗经》《尚书》《仪礼》相吻合，在《周官》中又有所违背。按照《周官》原文，只说在地上的圜丘演奏音乐，并没有说在圜丘祭天。何况《大司乐》前文说：“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云门，以祭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神。”祭天神、祭地神所用的音乐，与圜丘所演奏的确实不同；那么祭天应当使用黄钟、大吕、云门，不应使用在圜丘降神的音乐，便贸然说圜丘是祭天的地方。祭地也应当使用太簇、应钟、咸池，不应把方丘降神之处说成祭地的场所。郑康成知道这种说法讲不通，于是把前文的天神解释为五帝、日月、星辰，把圜丘的天神解释为北辰。后来众说纷纷沿袭他的说法，而王肃关于六天的辨析，又拘泥于在圜丘祭天的说法，不能详细说明原文并驳斥其谬误，反而说郊祀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祀。因此崔灵恩、孔颖达都尊奉郑玄而排斥王肃。既然《大司乐》根本没有在圜丘祭天的文字，而郑氏又把天神解释成两种，真相不需辨析就已明白。按解释圜丘的人说，圜丘是自然形成的山丘，不是人力建造的，这与《尔雅》相合。雍、镐的近郊或许有这样的山丘；如果后代国都处在平坦之地，难道要靠人力建成吗？
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扵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説。本扵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隂取之，而不敢眀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扵圜丘者，特郑氏之説，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扵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扵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説，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説。厯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扵诗书春秋，滋以唘后来之误，故为之辨【新安朱氏亦疑大司乐本文五峯胡氏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见文集】后土即社议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扵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眀矣。曰大示，郑无眀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大典眀？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扵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社神，独此説违戾特甚唘。厯代之讹谬，实自此始。按尚书曰告扵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扵冡土，亦社也。召诰之社扵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曰祭帝扵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扵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眀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眀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扵郊而百神受职，礼行扵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扵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説更相背谬，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説，终莫防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扵社，犹祀天扵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问公祀扵新邑，亦先用二牛扵郊，后用太牢扵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説。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説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説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扵经，独见扵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説者多，而不防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説者力，而不攻。以地为郊之失，亦始扵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谓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扵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扵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眀文，是深有疑扵《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扵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眀独行扵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逹扵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説为是。且社有等差，至扵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羣姓而立。王社之説，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説莫攷。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扵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曽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之后土，其可乎？祭天无间嵗议
译还是要筑坛来仿象它呢？有人说：“圜丘祭天，郑康成一定有前代依据。”我说：《诗经》《尚书》《周易》《春秋》《仪礼》中没有的，不必相信郑氏的说法。它的根据其实是秦始皇在圜丘祭祀八神、地主，以及汉武帝制作十九章歌辞，于正月上辛日在甘泉圜丘举行祭祀；但这两件事都不是祭天。郑氏暗中取法它们，却不敢明白引证。若说南郊就是圜丘，北郊就是方丘，却不知道《周官》所说的四郊，并不是南郊、北郊之郊；《诗经》《尚书》《春秋》所说的郊，也不是圜丘制度，不能合并为一。说在圜丘祭天，只是郑氏的说法，根本不是《周官·大司乐》的原文。陈祥道《礼书》说，祭祀必须在自然山丘上，是为了表示恭敬；燔烧、瘗埋必须在人工筑成的坛上，是为了充分表现礼文。他也尊奉郑玄的说法，只是与崔灵恩稍有不同。义宗同样尊奉郑玄而排斥王肃，但对于“郊祀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祀”的错误，却不能纠正自己的说法。从汉代到宋代的诸儒，没有不是把《周官》牵强附会到《诗经》《尚书》《春秋》上的，反而加重了后来人的错误，所以我特意加以辨明【新安朱氏也怀疑《大司乐》的原文，五峰胡氏则认为不是圜丘天神降临、地神出现之文，见《文集》】。后土即社议 《周官》没有祭地的文字，先儒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其中接近“地”的称谓有五个：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郑氏解释地示，说是北郊的神州之神以及社稷。把北郊看作祭地，这是祭祀中最大的礼制，不能把社和稷合在一起说；合社与稷就是三种祭祀，显然不是祭地。至于大示，郑玄没有明确解释；有人说大示就是地示中大的神灵，那么祭地以北郊为大，地示中最大的神灵又要怎样祭祀？至于土示，郑玄说是原野、低湿地和平地之神，这也不是祭地。至于后土，郑氏直接说是黎所食的后土；后土本是官名，死后成为社而祭祀。又说后土是土神，却不说后土就是社。他回答田琼时又说，这个后土不能是社；圣人制定礼制，怎么能把世俗人的说法写进重大典礼中？后土是土神，不能成为社。至于太祝在建立邦国时告祭后土，郑玄又说后土是社神，唯独这个说法特别乖谬。历代的错误，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按《尚书》说“告于皇天后土”，孔安国注说后土就是社。《泰誓》说“宜于冢土”，也是社。《召诰》说在新邑祭社，也是后土。《甫田》说“以社以方”，注文说社就是后土。后土与社都是地的称谓。如今把经文中可以证明的地方一一疏通说明。《泰誓》说“郊社不修”；《礼记》说在郊外祭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中祭社，是为了排列地的利益。又说郊祀是为了阐明天道，社祭是为了彰显地道；又说郊社是侍奉上帝的礼；又说必须明白郊社的意义；又说礼行于郊而百神各司其职，礼行于社而万物财货都能得到充分利用。这样看来，社就是后土，后土就是社。郑氏解释《大宗伯》时，既把后土解释为黎所食之神，又有所疑惑而不能决定；于是回答田琼的问题时又说后土不能是社，四种说法彼此背谬，而方丘、北郊又成为两种说法，始终无法统一。直到胡宏才确定郊社的意义，认为祭地在社，就像祭天在郊一样。所以《泰誓》说郊社不修；《召诰》问在新邑举行祭祀，也先在郊外用二牛，之后在社中用太牢。《礼记》说天子将要出行，要祭告上帝，祭告社；而《周礼》以禋祀祭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另没有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祭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祭地神，也没有另行祭社的说法。由此可知，郊祭与社祭是相对的。后世既设置社祭，又设置北郊祭，便错了。这一说法足以破解千古疑惑，所以新安朱氏在《中庸》中解释郊社，也把社看作祭地，采用胡氏的观点，却唯独认为胡氏关于废除北郊的说法不对。我按：北郊之名不见于经书，只见于郑氏。郑氏所说的北郊，并不是冬至在方丘举行的祭祀。攻驳郑氏神州之说的人很多，却没有加以辨析；有力攻驳郑氏北郊不合经义的人很多，却没有攻驳把地祭称为郊祭的错误。这一错误也是从王氏开始的。郊祭是祭天，社祭是祭地；说郊祭是祭地，我知道这不是出自六经。《春秋》记载鲁国的郊祭，只说祭天，从未听说有祭地。用牲畜和币帛祭社，在两社之间举行，都是天子的制度。说鲁国僭越郊社之礼，可以；说鲁国的郊祭是祭地，却不可以。《云汉》诗说：“祈求丰年非常早，方社祭祀不迟晚。”又说：“从郊坛来到宫中，宫就是社宫。”祭告天地的礼仪，郊与宫分为两处，那么诗中的郊也不是祭地。朱氏也说：“《周官》只说祭祀昊天，没有说祭祀后土。”先儒关于祭社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说《周官》祭祀大神、祭祀大示都没有明文，这正是对《周官》不是完整典籍的深切怀疑。有人说社祭不足以涵盖所有祭地之礼，大概是因为诸侯、大夫都可以立社，所以由此产生疑问。考察《大宗伯》说：“天子大规模分封时，先告祭后土。”又说：“建立诸侯国时，先告祭后土。”这里所说的后土，是建立国家之初的称呼。像《武成》中告祭后土，就是这种情况。“左边祖庙，右边社坛”，是亲近大地的道理。这说明社的名义，是在告祭后土之后形成的。先儒说，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所以祭天之事只能由天子实行；而祭地则可下达到庶人，并且有公祭、私祭之分。胡宏说：“诸侯不敢祭天，就像旁支庶子不敢继承祖位；诸侯可以祭地，就像旁支庶子各自奉自己的母亲。”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况且社还有等级差别，到了州、党、族、闾，等级越低，社也越小；唯独天子的社是为天下百姓而设。关于王社，孔颖达疏说“经书传记没有明文”，他的说法无法考证。陈祥道在《释社》中辨析后土，最终仍拘泥于郑氏。至于他说“建立诸侯国时先告后土并不是社祭”，却不知道社尚未建立时，如果不称为告后土，难道可以吗？祭天不隔年举行的议论
古者天必嵗祭，三嵗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嵗而郊也？三嵗之礼始扵汉武，其祀天也不扵泰坛，而扵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之靡，瑄玉寳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扵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防举，其防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至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己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扵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冡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赉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赉，则诚不専扵享帝，制不一扵报本。夫郊以报一嵗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嵗一生物而三嵗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徳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慤。近世盛鸾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惟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防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坠乐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冡宰佐王祭，亦容摄祭」，庶防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扵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燔柴泰坛议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扵泰坛，祭天也；瘗埋扵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説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夫《周官》之柴归扵日月星辰，而以禋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説为一，而后人附防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扵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扵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扵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烟扵泰坛，奏乐扵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扵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隂，其气有象，故燔扵使然之泰坛。至扵禋祀，实柴有异扵《仪礼》。郑氏则云：禋，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扵日月，言实柴扵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扵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防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扵圜丘，己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圜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説与释圜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扵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厯攷梁、陈以来，不闻有祭扵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説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之坛有二。愚。尝谓合扵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扵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厯代之失祀扵圜丘，非是。陆氏独不防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禋，烟也。诗「生民」之禋祀，书之禋扵六宗，禋扵文武。释者谓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説，以禋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扵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祭日，祭地为祭月，其説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説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説，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防，以用于世。
译古代祭天必定每年举行，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并不是古制。那么，为什么改为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呢？三年一次的礼制始于汉武帝。他祭天不在泰坛，而在甘泉坛；有八角席，有六种彩色纹饰，有彩绘雕镂的装饰，有玉女乐石的奇异器物，有华丽的鸾车、赤黄色骏马，有精美的瑄玉、宝鼎。这种礼仪奢侈，役使百姓也劳苦，怎么能不改为三年一次呢？到了后世，不追溯其根本，只议论其末节，三年一次的祭祀尚且不能按时举行；其中勉强尽力实行的，如唐太宗在位长久，也不过举行三四次；到宋仁宗以后，才得以遵行三年一次的制度。三年祭祀一次，已经不能算古制；一两次才举行一次，更是不合礼制。苏氏说：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不减，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朴。现在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祭，不是周礼；郊祭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祭后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赐予财物，也不是周礼。先儒又说：古代的郊祭，是为了侍奉上天、报答万物的根本和起始，也是为了教导百姓尊敬君上。天子在祭期前斋戒，命冢宰向百官宣誓并亲临主持，这是最尊贵的事务。近世却变了，三年才举行一次郊祭，所办理的事情只是赏赐军队和众多士卒；既然办理的是军队和士卒的赏赐，就确实不能专心享祭上帝，制度也不能专一地报答万物根本。郊祭是为了报答一年生养万物的功绩，难道要三年才生养一次万物、三年才报答一次吗？古代大路车朴素，车上铺粗席，大圭不雕琢，大裘不加装饰，祭牲用蚕茧、栗子般大小的牲畜，器物用陶器、匏器；这是说德性和物产都贵在精微，器物与用途相称，所以文饰极简而诚意极为笃实。近世盛用华丽的鸾车、冕服、珠玉、金帛装饰，唯恐不华美；宫内又缺少一夜供观览的器物，唯恐制作不精巧。这样文饰极繁，费用极大，难道是使天神降临的本意吗？如此看来，郊天之礼自汉代以后都不是古制。礼乐要经过百年才兴起，如果果真能够恢复三代之礼，祭牲用茧栗、器物用陶匏，费用不会太广；撤去坛阶和从祀之位，只以始祖配祭，那么千百年来废弃的礼制、失坠的乐章便可以由此恢复，岂不是很盛大的事情吗？如果天子不能亲自参与祭祀，就应像《大宗伯》所说：“如果王不参加祭祀，就由人代理其位。”郑氏解释《量人》也说：“冢宰辅佐君王祭祀，也可以代理祭祀。”这样或许可以稍稍破除千古陋习。上合于天道，下足以消除诸儒的疑惑和非议。在泰坛燔柴祭天的议论 《仪礼·觐礼》说：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烟，祭川沉玉帛，祭地瘗埋。《祭法》也说：在泰坛燔柴，是祭天；在泰折瘗埋，是祭地。《尔雅》说：祭天叫燔柴，祭地叫瘗薶。《祭法》和《尔雅》虽然各自成书，但其说法与《仪礼》相合的，只有燔柴这一点没有差异。《周官》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周官》把柴祭归于日月星辰，而把禋祀作为祭天，这就与《仪礼》不相合了。《礼器》说：最恭敬的祭祀不用坛，扫地而祭；不用坛，就不是燔柴。扫地而祭，也不是《周官》所说的祭祀。综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来看，确实有所不同。自郑氏一定要把三礼的说法合为一体以后，后人附会迁就，曲意解释。崔灵恩说：先在丘上燔柴，并燔牲体和玉帛；然后才扫地而祭。祭天的方法都在地面上进行，以低下为尊，所以不在人工筑成的坛上祭祀。陆佃说：祭天的礼仪，在泰坛上升烟，在圜丘上奏乐，用来招致天神。天神都降临之后，才可以对它们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属于阳，声音没有形体，所以在天然的圜丘上演奏；烟是阳中之阴，气体有形可见，所以在人工筑成的泰坛上燔烧。至于禋祀、实柴，与《仪礼》有所不同。郑氏说：“禋就是烟。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把牲体放在日月之祭中；对昊天则说实柴，对昊天说禋。三种祭祀相互补足。”他解释《觐礼》时又说：“燔柴祭天，是祭日。”把祭天说成祭日，那么祭地瘗埋就是祭月。称日月为天地，是为了使神灵显赫。我冒昧分别疏解其中的穿凿附会，以遵从古代礼经的正义。《周官》与《仪礼》《易》《诗》《书》《春秋》不相合的地方，不只是在祭天地方面。现在只是根据三礼的异同，以及诸儒的附会，说明其不正确。《周官》中的圜丘是奏乐之处，不是坛。自汉代以下都在圜丘祭祀，已经失去了《周官》的本意。崔氏认为圜丘就是坛，是人工筑成的坛。考察解释圜丘的文字，圜丘是天然的丘，并非人工筑成的坛；崔氏的说法与解释圜丘者不同。假如真的是从坛下扫地而祭，那么在人工坛上燔柴就不能说质朴，反而只有扫地祭祀可以称为质朴了。如果这样，那么《仪礼》的燔柴就是末节，扫地祭祀才是根本。历考梁、陈以来，没有听说有人在圜丘之下祭祀，因此崔氏的说法无法实行。陆氏说天然者为丘、人工建造者为泰坛，这是说祭天有两个坛。我曾认为：若与《周官》相合，泰坛的制度从未存在；若与《仪礼》相合，燔柴的制度中没有圜丘。历代在圜丘祭祀，并不是正确的做法。陆氏唯独不能证明自己的错误；因此说有两个坛，也是不对的。郑氏说禋就是烟。《诗·生民》中的禋祀，《尚书》中禋祭六宗、禋祭文王武王，解释者说禋是敬，又说是以精诚的心意来享祀。如果依从郑氏把禋解释为烟，那么六宗之祭就不能与上帝并列；在宗庙祭祀文王武王，也难以同燔柴之祭相同。郑氏解释燔柴，把祭天说成祭日，把祭地说成祭月，这种说法尤其荒谬。他大概是尊崇《周官》一书，遇到不能与古礼相合的地方，便凭臆测立说来否定古礼。比如“夏正郊天，是迎接长日到来”“圜丘在南郊，有两个天帝”等说法，大都如此。古代礼经中，只有《觐礼》是天子之礼；如果舍弃其中燔柴祭天的内容，那么这部书也会像王安石被罢黜一样，不能施用于世。
《戴记》之合扵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眀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説。泰坛虽不见扵《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末，齐侯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郊不当立从祀议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扵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杜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扵国朝始相沿。▯夫谓之近古者，非古眀矣。开元之礼成扵徐坚之徒，而开寳所作祖扵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扵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眀，夜眀。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眀、夜眀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扵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寳以后，又复増五岳、四渎、飌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扵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扵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羣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扵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偪仄，惧不防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防正合祭羣祀之失，防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防知牛羊供给之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慤。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扵坛上，依违莫从，一至扵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嵗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按晋泰始明堂罢六天，止设昊天上帝坐；唐显庆亦止祀昊天扵眀堂；宋元丰眀堂亦罢从祀，独郊天从祀循▯旧误】眀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逺祖；眀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扵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亦云：「扵郊尚质，扵眀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特牲，眀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祼鬯也。眀堂与宗庙近，则燔柴乎何有【沈约宋志谓郊有燔柴，眀堂无禋燎。郊以逺人而尊，堂以近人而亲，不必尽同，此説是】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之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扵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防而失之甚者也。然则眀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眀堂之称也。」用扵眀堂而不用扵郊，其义眀矣。特牲少牢之始，扵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扵郊，不可也。用扵眀堂，近宗庙也。配羣祀扵郊，非礼矣。眀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彞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彞得谓之尊也【孔疏：六彛上经八尊无郁鬯，以言宗庙有郁鬯，其实天地亦有秬鬯之彞，用疏布；宗庙亦有八尊，用画布，互举以眀义】定尊罍扵天地，六彞扵宗庙，郑氏之説也。开元遵而不用扵郊，犹曰以质不以文。眀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郊非辛日议
译《戴记》中与经传相合的部分，先儒大多采用。至于《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本来就有人怀疑。唯独其中说燔柴、泰坛是祭天，和古礼相合，所以特别采用它的说法。泰坛虽然不见于《仪礼》，但从古代传承下来，一向都以坛壝为正制。《觐礼》的坛有十二寻；周公的三个坛共在一处场地；《司仪》规定筑三层坛；迁去祧庙后也要筑坛。下至周末，齐侯举行柯之盟有坛；先君出行到四国，也没有不筑坛的。何况祭天是恭敬崇奉的实质，难道可以废弃坛壝吗？郊祭不应设置从祀的议论 郊祭设置从祀，西汉以前没有见到这种制度。礼制的失误始于建武年间。建武采用元始年间的制度而实行，元始是王莽执政的时期。王莽的错误在于分设祭牲、合并祭祀，却没有听说他设置从祀。杜佑尊重当代君王的礼制，却深知它不正确，说从祀之制接近古代，都是梁、陈直到本朝才相沿形成的。所谓接近古代，显然就不是古制。开元年间的礼制由徐坚等人制定，开宝年间所作制度承袭开元，大体说来，从祀制度的增减都取自建武。现在就依据开元所定的制度，论述其中的错误。第一坛祭五帝、大明、夜明。按照《周官》，五帝之祭在四郊，大明、夜明用实柴祭祀，而朝日、夕月的制度又见于经传，这正是不能混合为一的证明。第二坛和第三坛都按照星官经书制定。杜佑说天上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星，地上也有这么多。考察所祭的对象，便知道坛壝不足以容纳，于是设置外官、内官加以区别并减少数量。开宝以后，又增加五岳、四渎、风师、雨师之类一同祭祀，坛壝更加广阔，牲牢更加繁多，礼制也更加失误。考察《周官》，大宗伯所说的实柴、槱燎各有不同，这又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证明。现在考察《虞书》，在祭祀上帝之后，便举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祭，没有听说把它们合并祭祀。商汤用玄牡，武成燔柴望祭，也都是这样。《召诰》在郊外用牲，牛用两头，是后稷配祭上天的开始。至于鲁国的三望，虽然属于非礼，也没有把各种祭祀总合在一起的道理。自汉代以下，祭牲、尊罍的数量繁多得无法胜数，郊祭的费用即使耗尽九州贡赋也不足以供给，因此连三年一次的祭祀也不能举行。坛壝繁杂，宫县四面设置，有司临事上下行走，狭窄拥挤，担心不能周旋，跛行、倚靠、跌倒，什么情况都有。过去的儒者能够议论合祭天地的错误，却不能纠正合祭群祀的失误；能够知道亲自郊祭是正确的，却不能知道三年一次郊祭是错误的；能够知道牛羊供给费用广大，却不能完全理解用角茧栗牲畜祭祀的诚敬质朴。更严重的是，配祭哪位天帝争论不决，于是坛上竟有两位配祭的天帝，犹豫不决，谁也不能遵从，竟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如果全部依照三代典礼，不损害财力，不劳害百姓，一年举行一次郊祭，那么还有什么可顾虑而不能实行呢？【按：晋泰始年间明堂废除六天，只设置昊天上帝之位；唐显庆年间也只在明堂祭祀昊天；宋元丰年间明堂也废除从祀，唯独郊天仍沿袭旧日错误。明堂与郊天礼仪制度不同的议论 晋代挚虞议论说：“郊丘之祭，扫地而祭，祭牲用茧栗，器物用陶匏，事务返本溯源，所以配祭远祖；明堂之祭，备办各种祭品来进献三牲，并陈列笾豆，礼仪如同人间常理，所以配祭近祖。”新安朱氏说：“筑坛而祭，所以称为天祭；在屋中以神位祭祀，所以称为帝祭。”晋代傅玄也说：“郊祭崇尚质朴，明堂崇尚文饰。”如果这样，那么礼仪和文饰确实全都不同。郊祭用单独的一头牲，明堂用牛羊。诗说：“我将祭品进献，我享用羊和牛。”这是祭牲的不同。燔柴是为了报答阳气，犹如宗庙的灌鬯。明堂接近宗庙，怎么会没有燔柴呢？【沈约《宋书·礼志》说郊祭有燔柴，明堂没有禋燎。郊祭因远而尊，明堂因近而亲，不必完全相同，这个说法是对的。】席用藁秸，器物用陶匏，象征上天的质朴。玉爵代替匏制酒器，尊、罍、簋、俎之类一律采用宗庙制度，这是元丰年间议礼的正确之处。郊祭是用气来祭祀，进献熟食是错误的做法，始于唐代；自唐以后一直没有改正。记载说：“郊祭献血，大飨献腥肉，三献献半生肉，一献献熟肉。” 解释者说：“郊祭是祭天，大飨是合祭，三献是祭社稷和五祀，一献是祭群小祀。”郊祭不献血而献熟食，是礼制的严重失误。那么明堂之祭，难道也不进献熟食吗？回答说：“圣人烹煮食物来享祀上帝；上帝是明堂中天帝的称呼。”熟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祭，道理就很明白了。特牲、少牢礼开始于进献熟食，是大夫之礼。在郊祭中采用大夫之礼，不可以；用于明堂，是因为明堂接近宗庙。把群祀配祭于郊，不合礼。明堂在国都之中，国都以外的地方称为郊；把郊祭牵引到近处，亵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尊、罍崇尚质朴；彝器用来盛郁鬯，郊祭可以使用它们。记载说：“黄目是郁鬯之气所上达的尊，彝也可以称为尊。”【孔颖达疏说：六彝的正文和八尊中没有郁鬯，是因为说宗庙有郁鬯；其实天地祭祀也有秬鬯之彝，使用粗布制作；宗庙也有八尊，使用彩绘布制作。这是相互举例以说明意义。】把尊罍用于天地祭，把六彝用于宗庙，是郑氏的说法。开元年间遵循这一说法而不在郊祭使用彝器，还说这是崇尚质朴而不崇尚文饰。明堂接近宗庙，是文物制度最完备的地方；如果不用彝器，便太质朴而近于野外了。以上都是礼仪文质的差别，不可不加以辨明。郊祭不应定在辛日的议论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之始郊日以至，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嵗，犹曰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则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迎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扵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鲁郊殆周祈谷之郊，故左氏谓“唘蛰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他日，是有疑扵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不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问卜。”吕大临谓：“天时隂阳之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扵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説：“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眀周郊之非辛矣。厯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徳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糓扵南郊。防▯二说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北郊议北郊之名不见扵五经，谓北郊见扵周官，郑▯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防纬之説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议，而不知立北郊之説者，始扵匡衡，成扵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崘之神扵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扵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防释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扵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扵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防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説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扵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説。谨按汉志，髙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正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扵泰折，在北郊就隂位之説，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説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隂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説。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防眀祭之不可以合，而不防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扵后土之议。尊地之説，莫先扵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或者谓▯璜礼北方，孟冬迎气北郊，古不得而废。愚谓郑氏之言，人帝五精帝扵地无预王。肃之攻郑，▯其説虽行扵泰始，惜其説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説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国学议
译《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又说：“郊祭用辛日。”周代开始举行郊祭的日期是冬至，郑玄说迎接长日，是指建卯之月昼夜平分。三王的郊祭，都采用夏历。郑玄解释“周之始郊日以至”时，却说是鲁国开始郊祭时日期为冬至；鲁国没有冬至祭天于圜丘的事情，所以在建子之月郊天，表示事先已经有所举行。把迎接长日解释为建卯，胡氏已经加以非难。三王的郊祭以寅月为正，那么冬至圜丘之祭，就等于周代把冬季当作春季了。正月是一年的开始，还可以说以子月为首；如果把冬季当作春季，就不对了。大概“郊祭用辛”说的是鲁礼；“周之始郊日以至”说的是周代以冬至郊祭。把周改成鲁，以附会臆测穿凿之说，大大不可以。周是周王，鲁是鲁公，把周礼和鲁礼合为一礼，为什么不说“鲁国开始郊祭时日期是冬至”？叶梦得说：“把郊祭解释为迎接长日到来，下面又说郊祭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是为了区别鲁礼。”郑氏反而倒置，强行把建卯解释为冬至，实在太喜欢妄加诬说了。冬至祭天，是周代的正礼，不可改变。孟春建寅月的郊祭，大概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祀。鲁国虽然可以举行郊祭，却不能与天子相同，所以依照周代郊祭的日期，采用上辛日；三次占卜都不吉利，便停止在建寅月举行。鲁国的郊祭大概就是周代祈谷的郊祭，所以左氏说“蛰虫启闭时举行郊祭”。有人说：“郊祭一定用辛日，是周代的制度吗？”回答说：“如果按照冬至祭祀，那么冬至并不固定为辛日。”鲁国郊祭、雩祭都用辛日，这是鲁国的礼制。那么周代郊祭不用辛日吗？回答说：“《周官》说祭祀大神要占卜日期，崔灵恩认为占卜以冬至为主，不吉利才改用其他日期；这样看来，对是否占卜仍有疑问。”横渠张氏说：“冬至并不一定要占日；‘周之始郊日以至’是说既然冬至到来，便不容许占卜；说月份则可以占卜，若占卜日期，就会错过阳气到达的时刻。”因此确定认为不占日。《曲礼》说：“大飨不占卜。”吕大临说：“天地阴阳的时令到来，日期本来已经确定，所以不占卜；其他飨礼则要占卜。”又有人问：“周代不用辛日，有根据吗？”《召诰》说：“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这一天不是辛日。第二天举行社祭，也没有占卜。《五经异义》记载《春秋》公羊家的说法：“郊祭以及祭日都不占卜，通常在正月上丁日举行。”成王命令鲁国使者占卜得到吉兆后才举行郊祭，所以鲁国用上辛日郊祭，不敢与天子相同。这足以说明周代郊祭不用辛日。历代举行郊祭的月份和时日并不一致，唯独唐武德年间在冬至祭天，在孟春辛日于南郊祈谷。兼采这两种说法并加以裁定，号称接近古制，所以特别列举出来。北郊的议论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说北郊见于《周官》，是郑玄的观点。《周官》没有北郊的原文；因郑玄纬书之说而与《周官》并行的，实际是王莽、刘歆开始的。先儒能够攻驳王莽南北合祭的主张，却不知道设置北郊之说始于匡衡，完成于王莽。舍弃大的问题而只议论细节，错误相承，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我冒昧推究它的本源并详细说明。周官所说的圜丘、方丘，是奏乐的地方，不是祭祀的场所。圜丘的问题已经详加辨明。郑氏说祭地有两种方法：夏至，在水泽中的方丘祭祀昆仑之神，这是第一种；正月，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示，这是第二种。这样，方丘和北郊是两处；如今把它们合在一起，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考察《大宗伯》的原文，郑氏有两处不能解释：说“用血祭，用貍沈，用疈辜”，只说“不言祭地”，其实由此都可知是祭地示；说“用黄琮礼地”，便说“礼地在夏至”，认为神在昆仑；到了《大司乐》的地示，又说“在北郊祭祀”。郑氏既然把方丘、北郊分为两处，后世尊崇郑氏的人，却没有不把方丘、北郊合为一处的。反对神州纬书说法的人已经说得很充分了。至于方丘不是祭祀场所、北郊又无经典依据，却都拘泥于郑氏之说，没有人加以辨析。有人说：北郊始于匡衡，不是王莽自创的说法。我谨按《汉书·郊祀志》：汉高帝因北畤而完备五帝之祭，到了汉武帝时，后土之祭仍未建立。建始年间，才确定南郊、北郊的方位，匡衡、张谭认为上天随着君王所居之处而在，便援引礼经，各自加以增损。至于他们所引用的在泰折祭地、在北郊就阴位的说法，如今《戴记》中没有北郊的文字；陈祥道的《礼书》知道这种说法无所依据，于是说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祭天处于阳位，祭地处于阴位，以强行附会郑氏关于北郊的说法。郊祭若不是祭天，就不能称为郊；社祭若不是祭地，就不能完全说明其意义。二者相对，正如天地不可合祭一样。把祭地称作郊祭，究竟有什么依据？先儒明白合祭不可行，却不能辨明社祭不能称郊，沿袭建始年间的弊端，自汉代以后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祭地即为社，见于后土之议。尊重祭地的正确说法，首要就是废止方丘、废除北郊，以保全古礼的正义。有人说：玄璜用来礼敬北方，孟冬在北郊迎接时气，古制不能废除。我认为，郑氏所说的人帝、五精帝，在祭地方面与王事没有关系。王肃虽然攻驳郑氏，他的学说在泰始年间得以施行，可惜仍把郊坛、圜丘看作一回事，因此尊崇郑氏的人很多，王氏的说法又被废弃，逐渐造成今天郊社盛大礼制的局面。现在如果由此加以损益，以承接三代的正礼，废除北郊的错误，难道不正是在此时吗？国学的议论
成周国学之制略扵大司乐，其遗礼可法者见扵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详，莫得而闻焉。汉武表章六经，兴太学；至后汉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详宻，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隳。至扵绍兴，国学愈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夫所谓三舍法者，崇寜宣和之弊也。至秦桧而复増之，月书季攷，又甚。夫唐眀经帖括之弊，唐杨绾尝曰：“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眀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非侧席待贤之意。”宋之末造，类不出此。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胄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専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义。至扵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济之实。往者朱熹议贡举法，亦欲以▯説防萃。如诗则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书则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扵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宻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扵四书，髫齓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防以对，又近扵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防通也，扵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扵诚敬，言乐止扵中和，其不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覇道；其不防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扵行事者，皆本扵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逹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扵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尝以儒诟诮，由国学而化成扵天下，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儒何防以病扵世？作《国学议》。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猥以非才，备员史馆，防二十年，近复进直翰林，仍兼史职，茍度嵗月，实为罔功。伏覩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若齐梁陈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夀南北史，房▯龄等晋书，或称御撰，或着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数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备。至宋仿依唐世，爰设官局，以成唐书，是则先朝屡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防搜罗防萃，以成信史。窃伏自念，先髙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専修宋史，具有成书。曽祖太师枢宻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曽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俱以尚书修撰实録，谫薄弱息，获际圣朝，以继先躅。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己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防成书。刘知防刘餗刘賛，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史例。輙不自揆，庸用条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悉皆遗缺，亦当着具书目，以备采择者。一《宋太祖实録》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曽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着《建隆事》足见深意，前实録无太宗叩马一段，后録増入，显是迎合。一、杜太后金縢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太宗嫉之，后以此事宻奏大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徳昭、齐王徳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作《通鉴长编》亦不敢载。私家作《普别传》，始言普将死，见廷美坐扵牀侧，与普忿争。其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一天圣三朝正史纪载多有谬误，盖修史官夏竦所为，吕夷简受成而已。其列传遂以冦准、丁谓同传，所宜改正。若此非一。一、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扵时髙宗在徳夀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刋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一、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一、徽钦围城受辱，北行▯幽，正史不载，所有杂书野史可备编纂，今具扵后。三朝北盟防编 靖康传信録
孤臣泣血録 靖康草史靖康奉使 靖康遗録
裔夷谋夏録 陥燕记南归録 靖康録犯阙録 伪楚録松漠纪闻 伪齐録起戎録 痛愤録
建炎复辟记 己酉航海记
建炎扈从録 中兴遗史一元符至元祐事，赵鼎虽扵绍兴改正，亦有隠讳，今可考证増入者，今具扵后。
邵氏辨诬 元祐党籍传尊尧集 丁未録符祐本末一、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可资证援叅考复别有书。今院中《长编》不备，诸书并缺，今具扵后。续通鉴长编 长编纪事本末国纪 九朝通畧编年备要 建隆编隆平集 元符诏防
译成周时期国学的制度，大略见于《大司乐》；其中可以作为典范的遗留礼制，见于《文王世子》。三代以前的情况最为详备，却无法得知。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后汉尤其兴盛。唐代制度略加增益，制度更加详密，如今还可以考见。宋朝承袭唐代旧制，但国学制度日益败坏。到绍兴年间，国学更加废弛，虽然名义上有三学，国学却不是真正的国子学了【当时平民凭公卿文书补入国学，而真正入学的国子弟十人中只有一二人】。所谓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端。到秦桧时又加以增设，按月记功、按季考核，弊病更加严重。唐代明经科只背诵帖括的弊端，唐代杨绾曾说：“进士只诵读当代文章而不通晓经史，明经只记诵帖括，投牒自行应举，这不是面向天下延揽贤才的意思。”宋代末年大多也是如此。如今科举已经废除，而本朝国学确定制度，很有古代掌管礼乐、教育贵族子弟的意味。假如能够像唐代那样，五经各设博士，使他们专门研治一经，彼此质疑问难，以穷尽经义；至于当代的重要事务，则大略依照宋代胡瑗创立湖学的办法，对于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务，也早晚讲习，或许足以看见经世济民的实际效果。从前朱熹议论贡举法，也想把各家的学说汇集起来。例如解释《诗经》，有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解释《尚书》，有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际是希望这些学问能够落实到政事上。自宋末尊崇朱熹之学，唇舌都说得疲倦了，也只停留在《四书》的注释上，所以凡是刑狱、簿书、财赋、户口、细密事务和收支出入，都认为是俗吏所为，争相鄙弃。只会清谈、正襟危坐，最终到了国家灭亡也无法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育方法只限于《四书》，从幼年到少年入学的学生互相仿效，形成风气；文字义理背得精熟，几乎没有遗忘，但一旦有人诘问，就茫然不能回答。这比宋代末年的风气更严重。他们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贯通，于是用夸大的言辞来掩饰。议论礼制只说诚敬，谈论音乐只说中和；不涉及史学的，就说汉代以下都是霸道；不能写词章的，就说词章是玩物丧志。又说古代那些能落实于政事的大臣，全都本于“节约费用、爱护百姓”一句话；既然如此，成就功业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却不知道真正通达深刻的人，必定要完全了解天下的利害；灌溉膏泽、培养根本，最终不能不归于六经的格言。古代的教育方法，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至于射、御、书、数，都可以称为学，并不像今天所谓只学习《四书》。儒者的学问广博却缺少要领，所以世人曾经以此讥笑儒者。若能通过国学使教化推广到天下，就将看到儒者的作用无穷无尽。儒学怎么会反而危害社会呢？于是作《国学议》。修撰《辽金宋史》搜访遗书，分条列举事状。我以无才之身，谬列史馆充任官员，已经二十多年，近来又进为直翰林，仍兼任史职，苟且度过岁月，实在没有功劳。我恭敬地看到先朝圣训，多次命令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却因循至今没有完成。推究前代亡国之史，都是统一之后由史官编成的。齐、梁、陈、隋、周五代的正史，李延寿的《南北史》，房玄龄等所修《晋书》，有的称为御撰，有的署名史臣；这些都是唐太宗尊崇文教、考察古事，把数百年分裂时期的事迹和记载全部搜集完备的结果。到了宋代仿照唐代，于是设置官署和史局来修成《唐书》；这样看来，先朝多次下诏修史，正与唐太宗文治昌盛的做法相合。卑职生长在南方，对辽、金旧事很少听闻；中原诸老家中如果藏有相关书籍，必定应当搜集汇总，以成就可信的正史。我私下思量，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在嘉定年间任礼部侍郎、秘书监，专门修撰《宋史》，已经有完整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任秘书著作郎，升任秘书丞，也曾参与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都以尚书身份修撰实录。我这个浅陋无能的后辈，幸逢圣朝，可以继承先人的事业。宋代九朝虽有正史，但当时有所避忌，如今朝代已经更替，正应当加以改正。从前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传，终于能够成书。刘知幾、刘餗、刘赞，都凭借家世相传的旧闻，撰成《史通》《史例》。我不自量力，姑且分条考析；兼取本院所藏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中的记载。凡是已经散佚的，也应当列出书目，以备采择。一、《宋太祖实录》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李昉等臣僚所编，宋太宗曾多次下诏索取，其中已经有所避忌。到真宗咸平年间重新修撰，王禹偁直书其事，因此被贬出任黄州。王禹偁所著《建隆事》足以看出其中深意：前一部实录没有太宗叩马的一段，后来的实录却增加进去，明显是迎合之作。一、杜太后金縢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而受到太宗嫉恨，后来太宗把这件事秘密奏告给太后，太后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齐王德芳，都由于赵普而死。如今《宋史·赵普列传》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不敢记载。私家所作《赵普别传》，才开始说赵普将死时，看见廷美坐在床边，和赵普发生忿怒争执。该集名为《巽岩集》，应当搜访。一、天圣三朝的正史记载多有错误，大概是修史官夏竦所作，吕夷简只是接受成稿而已。因此列传竟把寇准、丁谓合为一传，应当改正。类似情况不止这一处。一、洪迈撰作《神哲徽钦四朝史》时，高宗住在德寿宫，有许多需要避讳的地方，所立传记也有芜杂之处，应当删削；应当直书徽宗使国家灭亡的罪责。一、徽宗违背盟约，契丹人童贯收复燕城，正史加以回避，应当改正。一、徽宗、钦宗被围城并受辱，后来北行而被囚禁，正史没有记载；所有杂书、野史，都可以用来备考编纂，现在列在后面。《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草史》《靖康奉使》《靖康遗录》《裔夷谋夏录》《陷燕记》《南归录》《靖康录》《犯阙录》《伪楚录》《松漠纪闻》《伪齐录》《起戎录》《痛愤录》《建炎复辟记》《己酉航海记》《建炎扈从录》《中兴遗史》一、元符至元祐年间的事情，赵鼎虽然在绍兴年间加以改正，也有所隐讳；如今可以考证并增补的内容，列在后面。《邵氏辨诬》《元祐党籍传》《尊尧集》《丁未录》《符祐本末》一、宋代九朝的史事，没有比《长编》更详细的，但可以用来互相证明、援引和参考的，另外还有一些书。如今院中所藏《长编》不完整，各书也都有缺失，列在后面。《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国纪》《九朝通略》《编年备要》《建隆编》《隆平集》《元符诏令》
治迹统类 两朝国史纪志东都事畧 仁皇典训国朝要防 续防要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际，复为月表，致意极深。晋代播迁，魏宗勃起，所宜为表，以分年统时。兵火湮厄，南北二史无所凭依，卒不防就。至欧阳脩任史官之责，独防扵宰相、方镇年月谱系。盖宰相之任匪轻，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镇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兴亡，繇是可考。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今具扵后。百官公卿表 宰辅拜罢表録百族谱 麟台旧事宰辅编年一礼乐，厯代帝王不相沿。▯自聂崇义作《三礼图》，多有舛误。乐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镇、魏汉津、房庶，皆有异同。史志所载止扵一时，而诸家所陈罔有纪载。其乐志止详扵乐髓、新经礼书，若《元丰集议》未之有载。其书尚在，可备讨论。今具扵后。开寳通礼 开寳通礼义纂分门礼选 礼阁新编太常新礼 庆厯祀仪太常因革礼 郊庙奉祀礼文致和五礼 大飨眀堂礼卤簿记【本院止有宣和】濮议。东向议一兵、刑、徭役、▯运、度支，随俗施政，莫敢偏废。赵元昊用兵，保甲、义勇、保马等制，羣臣各有议论。王安石以顾役行扵河北，司马温公以差役行扵东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苖贷息，大壊极弊，繇是驯致靖康之祸。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以备作志。经济集 羣臣奏议三司攷 防计録救荒録 刑统一宋翰林视唐尤加清重，有杂书可补志书者。
金坡遗事 翰林杂记
续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书
太平寰宇记 皇祐方域图志
皇祐地理新书 元丰九域志一、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録、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琬琰集 诸家文集涑水纪闻 邵氏闻见録春眀退朝録 梦溪笔谈龙川墓志 归田録续归田録 可谈
谈丛 师友杂志童蒙训 晁氏客语清丰懿范 韩忠献遗事忠献家传 申国春秋欧公本末 苏魏公谭训师友谈记 王巩闻见録桐隂旧话 王沂公笔録张乖厓言行録 胡安定言行録王沂公别録 旧闻证误唐介事实 范太史遗事邹道乡语録 丰清敏遗事文昌杂録 杨文公谈苑麈史 防改斋漫録
石林燕语 嘉祐杂志东斋纪事 谈圃渑水燕谈 避暑録王巩杂録 秀才闲居録却扫编 挥麈録【后録三録】
典故辨疑 吕氏家塾广记诸降王当别立传，三朝史所载简畧，宜用伪史叅照，作世家，仿欧阳脩五代史例。
十国纪年 九国志
吴越备史 南唐书江南録 南唐近事蜀梼杌 闽王事迹
江南野史一、宋代疆理，北不尽燕城，南不尽交趾，西不尽灵夏，东不尽髙丽，宜仿《晋书·载记》，各纪其事，当访寻四境关渉诸书。髙丽图经 至道云南録赵元昊西夏事实交趾记 丙午録辽金誓书 国书本末使辽録 西夏事宜一、李筠、李重进本非叛臣，实汉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传，所宜改正。韩通亦周忠臣，欧阳脩作五代史，不立韩瞠眼传，议者非之。又如诸方僭窃，皆宜立传。宋史悉讳，今宜防萃立传。李顺，方腊，王则【甘陵代叛记】赵谂【有事实】侬智髙【有平蛮事迹】一、欧阳修作《唐书·厯志》，悉取一行十议造厯之法，见扵志。书宋世五朝志：应天厯乾元厯仪天厯崇天厯眀天厯亦号详备。独熈寜奉元厯▯元祐观天厯崇寜占天厯大观纪元厯洪迈作志不防尽纪。所宜访求厯草，见扵志中。大抵厯不差不改，得其造厯更改，则后有攷民间通厯学者，亦有其书，所宜搜访。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増损；元丰以后，官阶勲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官制新典 官制旧典
官制通考一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自惟志学之嵗，宋科举已废，遂得専意宋史，亦尝分彚杂书、文集及本传、语録，以次分别。不幸西城火灾，旧书尽燬，然而家世旧闻，耳受目覩，犹防记忆。或者谓国亡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讵敢置论？年齿衰迈，分宜归老田里，旷官縻职，实为罔功。而区区素蕴，亦蕲别白，以称朝廷奨拔之厚。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録，庶防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谨呈翰林国史院谨状。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译《治迹统类》《两朝国史纪志》《东都事略》《仁皇典训》《国朝要略》《续会要》一、太史公撰有《世表》《年表》，到了秦、楚之际，又作《月表》，用意极为深远。晋代迁徙流离，魏国宗室勃然兴起，本应制作表谱，以分列年代、统系时序；但由于兵火摧残，南北二史没有凭据，最终不能完成。到欧阳脩承担史官职责，唯独能够考订宰相、方镇的年月和谱系。宰相的任职并不轻，推考年代可以考察政治得失；方镇的祸害最重，依据年代可以推知国家盛衰。宋朝的兴亡，由此可以考见。如今旧书尚且存在，但史院已经没有收藏，列在后面。《百官公卿表》《宰辅拜罢表录》《百族谱》《麟台旧事》《宰辅编年》一、礼乐历代帝王并不相互沿袭。自聂崇义作《三礼图》以来，错误很多。乐制方面，从王朴、李照、胡瑗、范镇、魏汉津到房庶，各家都有异同。史志所记只限于某一时期，而各家所陈述的内容都没有得到记录。乐志只在《乐髓》《新经礼书》中记载得较详细，像《元丰集议》却没有收载。那些书仍然存在，可以备供讨论，列在后面。《开宝通礼》《开宝通礼义纂》《分门礼选》《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郊庙奉祀礼文》《致和五礼》《大飨明堂礼》《卤簿记》【本院只有宣和本】、《濮议》。《东向议》一、兵政、刑政、徭役、漕运、度支，随着实际情况施行政令，没有敢于偏废的。赵元昊用兵时，保甲、义勇、保马等制度，群臣各有议论。王安石在河北实行顾役，司马温公在东南实行差役，各有不便。王安石实行青苗贷款收息，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弊病，由此逐渐导致靖康之祸。应当广泛搜集奏议以及食货等书，以备撰写相关志书。《经济集》《群臣奏议》《三司考》《会计录》《救荒录》《刑统》一、宋代翰林院的地位比唐代更加清贵重要，有一些杂书可以补充史志。《金坡遗事》《翰林杂记》《续翰林志》一、宋代有已经成书的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皇祐方域图志》《皇祐地理新书》《元丰九域志》一、编纂修订史传，必须先把实录、小传附录进去。九朝史传，还应附上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取舍参考。《琬琰集》《诸家文集》《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春明退朝录》《梦溪笔谈》《龙川墓志》《归田录》《续归田录》《可谈》《谈丛》《师友杂志》《童蒙训》《晁氏客语》《清丰懿范》《韩忠献遗事》《忠献家传》《申国春秋》《欧公本末》《苏魏公谭训》《师友谈记》《王巩闻见录》《桐阴旧话》《王沂公笔录》《张乖崖言行录》《胡安定言行录》《王沂公别录》《旧闻证误》《唐介事实》《范太史遗事》《邹道乡语录》《丰清敏遗事》《文昌杂录》《杨文公谈苑》《麈史》《防改斋漫录》《石林燕语》《嘉祐杂志》《东斋纪事》《谈圃》《渑水燕谈》《避暑录》《王巩杂录》《秀才闲居录》《却扫编》《挥麈录》【后录、三录】《典故辨疑》《吕氏家塾广记》各位降王都应另立传记。三朝史书所载简略，应参照伪史，仿照欧阳修《五代史》的体例，写成世家。《十国纪年》《九国志》《吴越备史》《南唐书》《江南录》《南唐近事》《蜀梼杌》《闽王事迹》《江南野史》一、宋代的疆域，北面没有完全达到燕城，南面没有完全达到交趾，西面没有完全达到灵夏，东面没有完全达到高丽，应仿照《晋书·载记》，分别记载这些地方的事情；还应访求查找涉及四境的各种书籍。《高丽图经》《至道云南录》《赵元昊西夏事实》《交趾记》《丙午录》《辽金誓书》《国书本末》《使辽录》《西夏事宜》一、李筠、李重进本来不是叛臣，实际上是后汉、后周的忠臣。《宋史》把他们列入叛臣传，应该改正。韩通也是后周忠臣，欧阳修撰写《五代史》时，没有为韩瞠眼立传，议论者对此非难。又如各地僭越窃据者，也都应立传。《宋史》对此全都讳避，今后应当分别搜集材料，为他们立传。李顺、方腊、王则【《甘陵代叛记》】赵谂【有事实】、侬智高【有平蛮事迹】一、欧阳修撰写《唐书·历志》，完全采用一行所论造历法的方法，见于《历志》。记载宋代五朝的历法：《应天历》《乾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也称得上详细完备。唯独熙宁《奉元历》、元祐《观天历》、崇宁《占天历》、大观《纪元历》，洪迈撰写《历志》时没有完全记载。应当访求历法草稿，补见于《历志》中。大抵历法没有差错就不会改动；如果能得到历法制作和更改的材料，那么后世就有考察依据。民间通晓历法的人也有相关著作，也应搜访。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近似唐代，也有增减；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成两条途径。史书和史志虽然详细，却难以立即查阅。《官制新典》《官制旧典》《官制通考》一、《艺文志》从元丰以后，收载不够完备，应按照当今流行的书籍，把依照旧制进呈的书籍完整列入书目，同时以馆阁书目为主要依据，分类补入。自从我在求学的年纪，宋代科举已经废止，于是得以专心研究宋史，也曾把杂书、文集以及本传、语录分别汇集，依次分类。不幸西城遭遇火灾，旧书全部焚毁，然而家世旧闻，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还能凭记忆保存。有人说国家已经灭亡，不宜修史；南方的浅陋儒生，哪里敢置喙？我年老体衰，理应回到乡里养老；尸位旷职，实在是没有功劳。但我平日积累的一点见闻，也希望能够辨明，以报答朝廷厚重的奖拔。凡是已经整理的遗书，散落在东南各地，日渐湮没；如果能够搜访到，或者发给纸笔让人抄录，希望可以编成一部书，作为一代史书的备考。谨向翰林国史院呈上此状。《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元 袁桷 撰防问【问答附】大都乡试防问【延祐四年】先王之政，莫先于养民。《洪范》以食为先，故昔之水旱歴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汉上计簿，以周知民数，三年则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国用之法，日计嵗防，使之裕如者，将以预其备也。大无麦禾，春秋非之，则周知民数，将悉民以备不虞欤？其止为国用乎？耿夀昌立常平，皆以为便，或以不便罢之，其去取可得闻欤？京师天下之本，实粟重，内理所当急。唐贞观转运之法，嵗不过三十万石，后虽増多，然止给军用。至于贞元，所入不过四十余万石，而京邑未尝有阙，抑内地无闲土，民不仰于官欤？抑有司定制无泛冗欤？圣天子惠养元元，实粟内畿间，遇不登，漕运或不能足。今天时雨泽上协圣心，中外丰熟，九年之蓄，九谷之数，可讲而行也。将取诸民而▯诸意，其有烦扰也？社仓之法，唐首用之，后复有科折之患焉。敛散之法壊扵后人，国服为息之辩，非本防也。蔵富于民，贫者得以济乎？谷贱伤农，因时而官收之，积嵗朽腐，何以处之？上下给足，因其丰穰而讲行，实在今日。习进士业者，通识时务，宜陈説便利，以俟讲明焉。防试防问【至治元年】夫书者，即古之史。孔子删述，自唐虞二典，以讫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费誓、秦誓，而三坟、八索、九丘诸书，皆芟而不録。至其约《史记》，修《春秋》，托始扵鲁隠公元年，实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贬恶，特书屡书，至获麟而絶笔。前乎唐虞之所着，岂不过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获麟而下，岂无可纪之事，而絶不为书？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马子长创为《史记》，首轩辕以逮汉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长乃从而録之。后人翕然以为有良史之才，爱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笔者，如班孟坚、范蔚宗诸儒，争相蹈▯，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于《春秋》者焉。岂圣言宏逺，匪常人所可拟其彷佛邪？自荀悦仿《左氏传》为《汉纪》，体制稍为近古，扵是袁宏、孙盛之徒，并为编年之书，而学者或忽而不习，终不若子长《史记》盛行于世。司马公编《资治通鉴》，造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系年叙事，歴汉唐以终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渊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圣人之意否乎？我国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礼乐方兴，纂述万世之鸿规，敷阐无穷之丕绩，吾儒之事也。故乐与诸君子讨论之。诸君子游心载籍，闻见滋广，其于书《春秋》之所始终，《史记》、《通鉴》之所以制作，必详究而明辩之矣。愿闻其説。江浙乡试防问【泰定三年】用贤之道，治天下国家先务也。人才之贤否，本乎心术之邪正。邪正者，义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时，宜无有黩货而鬻狱者。然《伊训》曰：“其刑墨”，先儒谓贪以败官之刑也。《吕刑》论五过之疵，亦曰：“惟货”，又曰：“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当时谆切告戒，已如此。汉去古未逺，尝举孝亷矣，乃或万家之县无应令者，或阖郡不荐一人。岂自昔防吏已难其选欤？贾长沙之言曰：“有坐不亷而废者，曰簠簋不饬。”或谓此粗可厉亷隅之士，而顽顿亡耻者不格也。贤良若董仲舒、公孙▯、儿寛，皆称经术，而公孙▯卒以布被脱粟之诈见讥当世，则亷者又未可深信欤？杨震辞暮夜之金，刘宠却父老之餽，世以为美谈。然震之刺荆州，宠之守防稽，皆治行卓著，民咸徳之。岂亷特守已之一节，而惠泽之及民者不专在是欤？方今圣明在上，荐绅之士分布中外，封赠足以遂显扬，禄廪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严且宻也。刑赏劝惩之道，亦至矣。然亷者守法奉公，未必见知；贪者嗜利营私，不为少戢。岂刑赏之外，犹有当加意者欤？官吏之贪亷，其于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系至重也。诸君有明当世之务者，其悉意以对。答髙舜元春秋七问问先儒谓《春秋》常事不书，凡书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见其不正也。又谓事之非常者，志于▯。又谓有贬无褒。邵子谓録实事，而善恶形乎其中。愚窃谓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诸侯，以奨王室，孔子是之。如许叔入于许，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书有年，书大有年，公弟叔肹卒，岂皆非不善欤？若谓无褒举録而罪之者，愚所未晓。邵子之説，是欤？非欤？
译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 元袁桷撰 策问【附问答】大都乡试策问【延祐四年】先王的政治，没有什么比养育百姓更优先。《洪范》把粮食放在首位，所以从前水旱灾害接连多年，而百姓没有困苦，是有道理的。周、汉的上计簿，用来全面掌握民众数量；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把统计结果上报王府。制定国家财政用度的办法，每天计算、每年汇总，使国家财用宽裕，是为了预先做好储备。遇到严重歉收，《春秋》还要加以非难；那么，全面掌握民数，难道只是为了使百姓准备应付意外灾害吗？还是只为了国家财政用度呢？耿寿昌创立常平仓，大家都认为便利；有时又因为不便而废止它，其中取舍的道理可以说给我听听吗？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实际的粮食储备尤其重要，内部治理应当把这件事放在首位。唐代贞观年间的转运办法，每年不过三十万石，后来虽有所增加，但也只是供给军队使用。到了贞元年间，收入不过四十余万石，而京城从未缺粮，难道是内地没有闲置土地，百姓不依赖官府吗？还是有关部门制定的制度没有多余冗滥之处呢？圣明天子惠养百姓，在京畿内储存粮食；遇到歉收，漕运有时不能满足需要。如今时令和雨泽上合圣心，内外都丰收，九年的储蓄、九谷的数目，都可以讲求实行了。将要从百姓那里征取，并按照有关意图办理，难道会造成烦扰吗？社仓之法，唐代最先采用，后来又出现科折的弊端。收敛和发散粮食的办法，到后人时已经败坏；把国用说成取息之事，并不是根本目的。把财富储藏在百姓手中，贫困者就能得到救济吗？粮价低会损害农民，因时由官府收购；如果积存多年而腐朽，又该怎样处理呢？上下都能供给充足，趁着丰收而讲求实行，这正是今天的事情。学习进士业的人，应通晓时务，陈述其中的便利，以等待进一步讲明。乡试策问【至治元年】所谓书，就是古代的史。孔子删定编述，从唐尧、虞舜的二典开始，到周文侯之命为止，附录《费誓》《秦誓》；至于《三坟》《八索》《九丘》等书，都删去而不记录。至于删约《史记》、修订《春秋》，把起点托在鲁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特意记载、反复记载，直到捕获麒麟才搁笔。唐尧、虞舜以前所写的内容，难道会少于《文侯之命》等篇吗？可是舍弃那些而取用这些；从平王以前追溯，又从获麟以后延伸，难道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却一概不写吗？这其中都有深意。司马子长创作《史记》，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其中或许有孔子删去的内容，司马子长却把它记录下来。后人一致认为他具有优秀史家的才能，喜爱其雄健深厚、典雅刚健的文风。凡是执掌史笔的人，如班孟坚、范蔚宗等儒者，都争相仿效，以他为祖、以他为法，却没有人取法于《春秋》。难道是圣人的言论宏大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稍稍比拟的吗？自从荀悦仿照《左氏传》写成《汉纪》，体制才稍稍接近古代；于是袁宏、孙盛等人都写编年史，但学者有时忽视而不学习，终究不如司马子长的《史记》盛行于世。司马公编纂《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按年叙事，历经汉、唐直到五代，编成一家之言，深广博大，这是近代从未有过的著作。它是否也领会了圣人的意旨呢？我国享有百年太平，功业成就、政治安定，礼乐正在兴盛；编纂叙述流传万世的宏大法度，阐明无穷无尽的伟大功绩，这是我们儒者的责任。因此我乐意同诸位君子讨论这些问题。诸位君子潜心于典籍，见闻日益广博；对于《春秋》创始和结束的意义，以及《史记》《通鉴》创作的缘由，一定都作过详细考察并有明确辨析了。希望听听你们的说法。江浙乡试策问【泰定三年】任用贤能，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首要事务。人才是否贤能，根本在于心术是否邪正。邪正，就是义与利、公与私的区别，也是君子和小人由此分开的地方。古代本来不应有贪财受贿、出卖狱讼的人。然而《伊训》说：“他的刑罚是墨刑。”先儒认为，这是贪污而败坏官职之人的刑罚。《吕刑》论述五种过错的弊病，也说：“只是货贿。”又说：“不要有人在案件双方的供辞之间偏私于自家。”当时反复恳切地告诫，已经达到这种程度。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曾经举荐孝廉，却有的万户县没有一人应诏，有的全郡没有推荐一个人。难道自古以来选拔官吏就已经很难了吗？贾长沙说：“有人因不廉洁而获罪废弃，叫作簠簋不饰。”有人认为，这大概足以激励操守方正的士人，却不能约束顽钝无耻之人。贤良如董仲舒、公孙弘、儿宽，都以经术著称；然而公孙弘最终因以布被、粗米装作俭朴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那么所谓廉洁的人又未必能够完全相信吗？杨震拒绝暮夜送来的黄金，刘宠退还父老的馈赠，世人把这些当作美谈。然而杨震任荆州刺史、刘宠镇守会稽时，政绩都很突出，百姓全都感念他们。难道廉洁只是守住自身的一项操守，而恩惠泽及百姓并不专在这一点上吗？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士大夫分布在朝廷内外，封赠足以成就显扬，俸禄足以供给任事和养育家人，而十二章的典制又严密周详。刑罚、赏赐、劝勉、惩戒的办法，也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廉洁的人守法奉公，未必能被知晓；贪婪的人嗜好利益、营求私利，也没有因此稍稍收敛。难道在刑赏之外，还有应当特别用心的地方吗？官吏贪廉与否，对于政事的好坏、民生的安危，关系极其重大。诸位如果明白当今的事务，请尽意回答。答高舜元《春秋》七问 问：先儒说，《春秋》对于平常的事情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所谓非常，是要显示它不正。又说，事情异乎寻常，就记在史册中。又说只有贬抑而没有褒扬。邵子说，记录事实，而善恶自然显现在其中。我私下认为，桓公凭借管仲多次会合诸侯，以此尊崇王室，孔子是赞许的。像许叔进入许国，又如葵丘之盟、在幽地与诸侯结盟，又如记载“有年”、记载“大有年”，鲁公的弟弟叔肹去世，难道这些都不是善事吗？如果说没有褒扬，只是列举事实来加以责罪，那么我就不能理解了。邵子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