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译《庐陵罗氏世谱序》黄帝有二十五个宗族，距离唐尧还不远，但世系中的昭穆关系已经混乱错杂，仿佛无法考察；把它搁置不论的人，是说其中的详情已经无法得知。礼制没有比周代更详备的了；它展亲别宗、强固根本而削弱枝末的考虑，制度形式都很完备。然而不到几百年，亲族之间发生祸乱，战车日日相寻，最终覆亡断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继承它的人没有遵循正确的道路。礼产生于人的情感，尊重尊贵者、亲近亲族，是礼的大原则。由尊贵而失去亲亲之情，即使圣如周公，也不能制止宗法不被讲求；这种弊端由来已久。后汉郑康成说，诸侯的别子为大宗，从大夫、士以下都不应有大宗；由此固定宗法废弃，贵为王公的人，其承继也只到五代。郑氏的说法错了。谱牒之学废弃，姓氏混杂，只有孔氏子孙历经数千百年仍清楚可考；而姬氏享有国祚八百多年，到秦汉之际也已散失，仅存一点踪迹。后世王朝的盛衰，也就无法议论了。有人说孔子留下训诫传给后世，贵重不在地位，所以他的传承长久。可是考察各种传记，蛮夷小国往往一姓传承数十代。唉！制定礼制来辨别地位，地位越尊贵反而争夺越多。古代圣人难道不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吗？盛衰消长的道理循环无穷，其中不可穷诘的，只是因为有一定的数。庐陵罗氏的谱牒，从唐代到今天共传十五世，分为十八支，旁行斜上，清楚得如同指掌。即使合并职方氏、小史所记载的内容，世代显贵昌盛的家族也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统一宗族、合并源流，把这作为共同崇尚的事情，必定有它的道理；事物参差不齐，是万物的常理。以孝顺谨慎开始，以谦卑退让结束，抑制爵位而尊崇德行，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推行。袁桷是公侯的子孙，因罗氏的谱牒，将会感叹过去的兴衰，仰慕追赶而唯恐来不及，最终用它来自我勉励；这也是罗氏谱牒隐微的意义。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袁桷作序。《临川危氏族谱序》姓氏之学，自魏晋以来便没有可靠的考据。欧阳子作《宰相世系》，十分恳切地想把亲族私自归于显贵，然而最终不过几代便失其传。这说明凡是谈论谱牒的人，若缺少根据，怎么能够成立呢？周代东迁后氏族混杂，以祖先为氏，尚且可以理解；另立族支、改易姓氏，又依据官籍相沿袭，便越来越繁多。于是有赐姓，有缺文；同一姓氏有两个郡望，同一源流又分成不同支派。至于推究律令、观察事物、仰慕风俗而归化，各种说法杂然陈列；那些为躲避祸患的人，也借此托身自逃。承继宗族、延续绝嗣，已经漫无从考；窜改传记、混乱世系，纷纷扰扰而无人能够辨别，数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宗法不被讲求，来源已经很久。所谓百世不迁，是说德行像后稷一样，才可以这样说。后稷尚且不能做到，那么凡是我们这些人，难道不应当害怕吗？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世便会断绝。”把这话同小人相比，又是为什么呢？过去亲族关系穷尽，大概就已经在孟子那里显现了。然而私下承受教化的道路，若充实孟子的学说而能够实行，我看危氏的谱牒，大概差不多做到了。遥远而不能明察，是事理的常态。追究它的开端，是为了使贵贱贫富相互调和；心胸要广大，意义要细微深切，将使困顿者得到通达，使盈满者能够自持。危氏的兴盛循环无穷，在这里便可以得到考察，这就对了。漳州大夫危于桷，是我曾祖父枢密越公的同年进士；同科登第，同任著作郎，都是番阳文敏公的门人。他的弟弟南昌君，是族祖正肃公，正肃公亲自为其墓志铭。袁桷来到京师，族孙有成曾说：“两家从前有这样的关系，族谱非您作序不可。”不幸有成去世了，他的弟弟把他的遗骨送回临川，于是我不辜负他的话，为族谱作序。《熊西玉文集序》从前朝廷以经义、辞赋科举选取天下士人，有关部门的崇尚日渐变化；辟雍居于俊士之中，尤其成为准绳，声调、节奏和尺度反复创制变更，士人纷纷趋附，各以自己的技能进取，拘泥的人往往困顿失意，不能上进。当时才华飞扬、名声远播的人，受到时代推重，接连百州之地也数不出十分之一。后来声音几乎断绝，老师和弟子之间的敬爱和谐、文章传抄诵读不断，实在是因为人们爱慕它才这样。咸淳初年，江东一带都称道熊公。我老师剡源戴公说，他与熊公同为舍郎时，学官刚布置题目，熊公便伏案瞪目，探究深意、摘取幽微，落笔清澈，义理融通而意旨新颖，像蚕吐丝、珍珠相连一样接续而成。不久他失意归乡，沉浸在简编之中；空林穷崖的怨愤，时常横溢流露，而他能安然处之。即使命运使人不能愤怒、不能忧思，他的作品仍有昔日年少气盛时的风骨；拿它同德行相比，大概其中有微妙之处吧！唉，陶唐氏灭亡以来，年代越久，精深的忧思越加遥远却又越加存在。周朝陵迟之后，诸子相继著作，这说明先王的恩泽不可能一日消失。汉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义理不能胜过弊病。所以弊病不发展到极点，就不足以使人自我振作；这正是有志于强仁的人应当知道的。我曾听说熊公闭门尽心，探求六艺的深意以达到深远境界；后世学习者应当考察并继承它。因此我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仍为他申述这一道理。请我作序的人，正是他的女婿张拱辰。

译《陈元吉〈韵海〉序》近世儒学先辈把韵书之学首先置于江左，但其中的道理还没有穷尽，评论者对此有所怀疑。声和韵，是文字的自然属性；儿童歌谣、街巷言语，起源于唐尧、虞舜时代，旁韵偶尔流传，与君臣唱和相互表里，并不像今世拘拘然只用清浊来论高下。小学废弃已经很久，谈六书都以许慎为根本；有人说扬雄《太玄》的奇异字形同许氏不合，都是个人臆见，却不知道屈原以下，如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其中有难以解释辨析的字，难道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吗？所以韩昌黎说凡是作文，应当略知文字；那么世人所谓许氏之学，如果只图省事容易，实际上就是秦相李斯的学问。考察魏代李登开始制作声韵书，增益推衍，实际上以七均为根本；七均之说在江左形成，而江左文章华美却衰弱，对于韵书像把法律当作师法一样，条分缕析，极细微之处也不能混淆。到了隋唐，守着这种说法而没有改变；能够改变它的，宋代只有吴棫。如今通行的《唐韵》，广泛穷尽群书的精要，见于它的序文；而近世不断附益增补，始终不能停止。唉，学问难道果真有尽头吗？眉山陈君元吉年轻时以《春秋》试取得有司第一名，南行极至交、广，借此比拟幽州、冀州的平坦广阔；他搜求奇异、推重见闻，包罗采集各种材料，因韵书加以扩充，最终编成此书，名为《韵海》。各部分整齐排列，书编悬挂在庭中，各自得到适当位置；即使按次第排列并分辨轻重，也如同合乎律吕。连缀辞语、比较事例，是《春秋》的教法，大概仍然只触及其中微意。从前颜鲁公作《韵海镜源》，收集古今韵字三百多卷，知晓此书的人说它采撷精华、撮取要旨，在义理上十分完备。四库书籍散失而不全，如今最终等待陈君把它完成；它汇合众流、容纳污浊，却越流传久远越清澈。至于称为“海”，是因为百川的功用聚集其中。我谨诵所闻，因此为它作序。《郓城马节妇诗序》诗歌起源于妇人；在先王盛世，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推究变化、审察人情，大概就是如此。不幸遭遇重大变故，守持中正、秉承德行，合乎自然之理，忧愁、耻辱和恐惧也不能使她改变。二南的教化施行于天下，不到几百年便衰败变迁，首先发生在国君夫人身上。圣人对此忧虑，把它记入《风》《雅》，写进《春秋》。后来有著述的人，尤其反复不倦地表达这个意思。唉，乾坤之道，是相互辅助而成的。大元统一天下，多次下诏命郡县，按事实旌表孝子节妇。这里谨据郓城王母的事状说：‘马氏年轻时丧夫，奉养婆母，抚育儿子，细微之处也都尽到恩义和礼节；内室门户整肃谨慎，四十年始终不变。’于是乡中老人向州府陈述，州府把事情上报礼部，因此得以加以表彰。袁桷任职太史，每年年终常参与撰写奏书；然而陈述诗歌以观察风俗，是史官的职责。我的同道都作诗歌咏唱，开头写忧劳勤苦，结尾写安乐欢娱，足以看出国家德化的广泛，并不只是为王氏增添荣耀。难道不是美事吗？她的长子质，任山东宣慰府掾；幼子献，如今任翰林院都事。《萧克有字序》过去的先民，所领会的道理简易明白；他们言语行动、视察听闻的方式，并不刻意求得符合礼制，但所谓礼，不正是每天实行却不知道它是礼吗？唐尧、虞舜时期，百姓和顺；到了汤、武出现，礼制更加确立，于是用升降揖让来形成仪容，用珩璜来节制步伐，用弁冕来端严头饰，服饰纹章有一定规制，尊彝器物有一定数量，温柔刚毅、宽严张弛的教化，也再次分别节制而完备起来。唉，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世道越发衰落，法令也越发繁密，设置刑罚来防止人情欲望；百姓日益不幸，并不是上天特意给予他们不同的命运。风俗偷薄而言说浮夸，教化不足以胜过它，便纷纷顺从上意来治理自己，这也是不知道根本源头的表现。周代衰微，诸子驰骋，受到世俗激发，贬抑仁德、断绝礼制来自我抬高；急于求取眼前功效，于是都苛刻逼迫、峻急刻薄，更加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置。圣人关于政、刑、德、礼的论说，几乎要断绝了。《书经》说：“臣民能够拥有常法。”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宪就是法，奉行并拥有恒常的法度。” 百姓刚刚诞生时，内心深厚而仁厚；《诗》《书》《礼》《乐》，是造就士人的工具。不由此推行并奉行法度来使自身坚固，到了夏后氏的时代，我确实知道不会是这样的。庐陵萧御史的儿子名宪，他的老师黄君给他取字“克有”，请我说明其中的意义。《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有事物便有法则。”克有二字的意义已经完备了。若借助外在事物来作为恒常准则，就会失去所谓由己而行的道路；修养由己而行的道路，没有比礼更好的。因此我先说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是如此，又把学习礼的道理告诉他。《袁氏旧书目序》所谓《袁氏旧书目》，是记录袁氏旧藏书籍中如今还保存下来的书目。起初，曾祖父越公考中进士时，家贫不能买书，书多靠抄写并强记。后来凭高祖妣齐国夫人的鱼魫冠俸禄学习，之后在中都任官共二十五年，才努力购置书籍，以偿还从前的志愿。世间没有的书，就从中秘书以及旧家传录中抄回，于是藏书才完备。当时国家太平，四方没有兵乱忧患，多任用文儒做地方长官；公私之间有空闲，击鲜享醴，把考校刊刻书籍作为美好的功绩。至于平民，也都相互转抄刊刻，以此取得衣食；闽地的建安、蜀地的益州，尤其著名。绍定辛卯年，越公从枢密府回到乡里，于是累土筑堂，把所得书籍收藏在东西两侧的廊屋中。越公每天居处其中，客人来了也不再谈世事，只喜欢陈、黄的诗，选择合意的亲手抄成编，寄托于咏物歌诗，同道相游，安闲自得，竟不知道年岁将老。这样过了七年便去世了。旧书流传到今天，已经相隔四代。我曾听说，越公跟随学正献公学习时，亲手校订九经并在旁边写下解释疑义，都附在书的左右，最为精善。我想跟从诸位伯叔父看一看却没能做到，又想合并诸位伯叔父的藏书，分别编成目录，也没有实现。我私下曾说，天下万物，聚集得多了最终必定会散失；如果有人在尚未散失之前早作打算，也许还有幸存一部分的道理。于是把书全部藏在山中；己丑年的灾乱中，我和家人渡江逃难，袁氏的书一夜之间全部失去。过去预先作出的安排，竟然侥幸使书得以保存。唉，这大概是越公在冥冥之中启发我的心意。越公靠勤劳建立家业，他的书不能保存，本来应当归于命数。那些侥幸保存下来的书，怎敢不继承收藏，牢记在心并亲身践行，以求不忘前人的心意？谨按书籍的起源编次本序，作为《旧书目序》。

译《袁氏新书目序》我年轻时读书有五种过失：喜欢观览而不加选择，泛泛阅读而少加思考，过失在于广博却缺少要旨。考察古人的言行和心意，常常退缩不敢企望，过失在于懦弱而没有立场。编纂抄录史籍中的事实，一篇尚未完成便屡次更换方向，过失在于劳碌却没有成就。听到别人的长处，唯恐赶不上，便急忙追随，却总是落在别人后面，过失在于求速而目标过高。喜欢学习、写文章，却不能积蓄根本；经术的深奥处茫然无所适从，泛泛然没有关键可以贯通，这又是过失中最严重的。求学的道路，用心不能不专一，用力不能不专注。农夫粗疏而广泛播种，不如狭地精耕来得扎实；工匠泛泛而杂学，不如专攻一门技艺来得精深。过去书籍还没有雕版印刷时，人们争相传抄、授受、阅读；当时人们所拥有的书不能及我收藏的十分之一，却能用三年通晓一部经书，他们由此得到的真实学问都足以传世垂后。把他们同我拥有许多书却没有成就相比，难道不是古人所说‘沃土未必有善民’吗？前些年春天，书籍毁于火灾，我仰卧草屋之中，所失之物已经不再追忆，唯独书籍不能忘怀。后来想到以前的五种过失，顿时醒悟，准备从内心修养入手，以求获得真实的学问。那年夏天，父亲经过故都，又购买了遗留下来的残缺书籍，装在箱笼中带回来；我想，这些文章书籍的丰富程度将超过过去，于是又想到从旁搜求远处的抄本，使它们同过去的藏书相当。唉，我的年纪还没有到壮年，这五种过失还可以赶快改正；而古人的志向，我也私下有所仰慕。因此记下自己的过错，作为《袁氏新书目序》的开头。《文子方安南行记序》起初我读史书，知道帝王划分疆域不以衡山为尽头；《虞书》记载日影测量，南至交州。这说明荒远地区不要求它们缴纳贡赋，使者即使每年往返，也没有妨害。马伏波议论用兵之法，同建武帝的意见相合，使百姓劳苦而进入水泽雾瘴、蚺蛇出没之地；他自我叙述时，反而不如贾君房提出停止用兵的建议。应当顺应时俗的升降，开拓土地、平定功业，后王所崇尚的正是如此。唐代设置安南都护府，所进献的物品很少，同羁縻州相似。开元年间诏令太史测量天下日晷，交州作为南方界限的标准；这件事同唐帝的做法相似，却没有听说交州有僭越抗拒之事。若萌发奢侈妄大的心思，承受诏令便肆意搜刮，一旦不能满足意愿，就说这是损害国体，这实在是盗臣。后来世祖文武皇帝神明洞察，不出兵征讨，安南畏惧威势，不敢入朝，最终经过五代，削去王爵而只令其奉献贡物。今天子即位，颁布正朔，商议派遣使者，于是文君子方拜礼部郎中，作为副使出行；诏命文辞由他专门传达，仪式注记和品级节制，也只有子方能够协助。进入安南境内，不到十天便完成使命返回；考察过去的使者，五十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速度。回到京城，他把一卷行记给我看。诵诗和专门应对，是孔子所说的谋略。我唯独对这篇行记有所取法：宣示皇上的意旨，警戒众人，颁布誓命，考察山川，辨别表记土地风俗，以便适合百姓，没有比贡使文书记载得更详细的。至于赞颂皇帝的德行，使之永久流传，则不是史官不能做到的。子方把论述、撰写和奉使之事三方面结合起来，将兼取这些长处；确实同《诗》《书》相互表里。让蛮荒首领知道中国有人才，恐怕从子方开始。穷尽珍奇华丽来媚上，以便经营自己的私利，子方不懂这种说法。这篇文章应当广泛刊刻，告诉后来的使者。某年某月某日，袁桷作序。《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诗序》《春秋》经书所载赐命的制度，又以品秩复加于王爵，使追赠荣宠更加显著；效法古制而施于今世，到此便完备了。如今皇帝继承大统，泰定年间，服桷当时正在翰林院，得以参与讨论典章仪注。众人都说：“古代授予勋爵，是根据人子所任官职来褒奖尊崇他的父母，不能让美名只集中在前代。”于是制定了等级，上奏朝廷。皇帝说：“可以。”轻视外在而重视内亲，并不是扩大孝道。于是按照他们所任的官职，全都大加赏赐。诏令下达后，众人都叩头面向宫阙谢恩。浙东元帅府都事白湛君，便以应当受封的母亲卢夫人，请求朝廷，获封为太原郡太君。卢氏、白氏都是中原的望族。卢氏凭借父亲的文辞在翰林院闻名；白氏两代都以雄辩著称，清雅的言谈如冰雪，凡是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激励。像这样的人，更足以使家族光耀。唉！世上因丈夫和儿子蒙受爵命而显达的人很多，却没有像卢、白两家这样，清正的声望足以使当代人心悦诚服。依仗世家声望而行事，是白君不敢做的；他早晚侍奉母亲，陈述并说明自己所做的事情，存心公正，施行或停止、兴办或革除政事，谁不会说：“这才是真正的世家！”那些夸耀自诩的人，确实不足以给两家增重声望。郡中的儒士相继作歌诗来赞美，请我袁桷首先作序。泰定元年冬十一月，前史官袁桷撰写。《甬山集》序 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这话确实正确。宋朝国运将亡时，国学考核文章，风气悲哀急迫，片刻也不能安居。四方纷纷以此为准则，越级攀登高等科第。直到今天，残缺的编册和断简，读起来仍令人叹息遗憾不已。大概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自我拔擢而显露出来的，连一两个也数不出。有这样一个人，又总是收敛隐藏、冲淡幽晦，仿佛与世间隔绝。起初我年轻时，在史塾见到三江李在明君，他面貌清瘦，言语平和，只知道他是一位长者。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李汲拿所作诗文十卷给我看，题名为《甬山集》。其中贯通包举，全都本于五经深微的法则；文辞宽和反复，受拘束却不怨怼，委婉却不傲慢，蔼然具有《诗经》六义的美好。宫调和商调彼此协调，各自符合文体；感情真挚，道理说尽，以严谨来守持，没有直率浅露的过失。世上号称能作诗文的人，大多不过是在同时代文士中相互比较，实际上他居于最上。可惜我从前承受教诲、相互交接不足，不能了解他的万分之一。昔日秉义公凭盛德福荫世代科举功名，如今连续传了五代。若论他的辞章，与先世相比也足以光耀门庭。李汲能够扩充并传布它，使它惠及我的乡里，让他的子孙能够遵守，难道不是很善吗！泰定二年冬十月，袁桷作序。

译《蓬莱阁诗》序 会稽是大禹会聚诸侯的地方，自嬴政登临以后，它山川的胜景直到两汉、孙吴，没有不加以表彰的。有人说，当时征伐蛮粤，是使用武力的地方；而士大夫在朝廷中执簪执笔、捧着文书侍奉天子，怎能有空到荆棘丛生、险峻绝远之地来畅快耳目呢？只有太史公司马迁身世流落、仕途失意，才来到这里，并把所见写入赋咏；真正从东晋开始，王、谢诸贤南迁渡江，北望丘墓，他们悲伤离乱，并不以仕进为意，所以思想格外超绝，搜寻奇异、探求幽深，以顺应天命、等待时机为乐。会稽号称南方镇山，正好可以驰骋胸怀，抒发他们所崇尚的情志，因此如今谈论会稽的山水，实在是从会稽开始的。由此以后，游览会稽的人更加增多，而专任牧守之职的人，也能够把各方面都具备起来了。元微之以观察使镇守会稽，他所征召的幕客都是知名士人，号称绝唱。后人建造蓬莱阁，大概取自元微之诗中的语句；唐、宋的巨作全都刻在阁上。如今王侯叔能父治理此郡，政简讼平，百废俱兴，恢复了阁的旧貌，于是说：从前那些贤人必定有其用意，登上此阁，将会看见同僚恭敬和谐、属官安静协同，举杯击壶，仿佛追随元微之往日的盛况；山岩沟壑交相辉映，精神闲适，心意消散，不再苛刻而享有闲暇。那些琐碎的庸俗官吏，哪里懂得这些呢？同郡儒士合起来作诗若干首，袁桷与叔能在朝廷同官，经过审察，平日所说的清静简易之道，于此可以看见。虽然年老，我还能够为此作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日，清容居士四明袁桷作序。《马氏族谱》序 族谱写得太远，怕会与我们的祖先不相合；写得太近，又令人悲伤，因为这是我的不得已。金朝迁徙到南方，旧日的士大夫家族扶携僵仆，颠沛流离，十人中失掉九人的有，百人中不能保全一人的也有。战乱刚刚平定，遗留下来的儿童孤儿，只能依稀想象先人的容貌和声音。往下推求名讳直到祖父一代，还有能够说得清的人；再往上到高祖、曾祖，就再也没有能够说明的人了。我曾考察谱牒一类的书，秦汉以后多牵强附会，世系表和姓氏编纂，只取与自己相近的部分。作史的人不得不这样，凡是做子孙的，却不敢把它当作传信的依据。河阳马氏，大概都是往日的望族。如今元帅公知道高祖、曾祖以上不能依据谱牒考定，便从能够考知的先世开始编写，旁行侧注，记明官位名讳，以说明始端；记载卒年、葬年和月份，以慎重对待终点。用意宏大深远，是希望子孙日益兴盛。唉！百年的谋划，没有比积德更重要的；德行种得越深，后人所见的福泽不用等待便会自然到来。晋朝丞相王文献公王导渡江后，开始建立家谱，不到三代便繁衍盛大，史书连续记载。马公的用意，大概正是这样的愿望；我们一起努力，难道不是可以做到吗？这样就算得到了。泰定二年七月乙卯日，前史官袁桷撰写。《郑原善思亲诗编》序 郑君复初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三月，适逢他尊父诞生的日子，于是作歌诗，结尾说：“移云。”从此他的立志确实既远大又高远。凡是做官的人，没有不使父母感到荣耀的；做官固然尊贵，但所崇尚的贵处在于自立，否则对于所谓的尊贵，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古代求学以求仕的人，一定寻求大贤的格言来佩戴奉行。像郑君这样，刚刚考中进士，名声还没有离开都门，见识超远、胸怀宏大，首先便是不苟且行事。这样的人，我曾在殿庐认识他；他的容貌冲淡，操守耿介，看来一定能够不同于众人。等我回到故里，大家都说他做官时，奇邪之事不能进入市中，权贵豪侠不能登上他的门庭；尽忠职守而无所顾忌，这说明他平日积蓄的力量足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泰定元年秋八月，我与他一同校阅江浙文卷，才看到他的唱和诗合成一编。唉！古人果断地坚持正义，必定宁可为亲人谋划，使亲人受到屈辱时与之共同患难而不躲避，所以史传中记载这样的事不止一例。郑君的志向，表现在初次任职、逐步升迁而走得长远，声誉更加振作之后，我才相信家庭教育在于早年，确实不在于今天。于是申述他的志趣，为他作这篇文章。丙寅年八月壬辰日，袁桷作序。《周彦祥存乐堂诗》序 从前淮甸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耕种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放眼数十里，都是星星点点的草屋。高地低地每年春秋都要躲避兵祸，往往土地荒芜、稻麦匮乏，老人和孩子隐藏在草丛中，健壮的男子和妇女守着房舍相互侦察。黄尘遮天时，还能在附近聚集结堡防守，突然遇到敌人，便拿着棍棒全力抵抗；最不幸的，就被捆绑起来，长驱而去，跟随车辆马匹。所以凡是淮地人家，儿子不能认识父亲，弟弟不知道兄长；只顾苟且活命，家庭中慈爱、孝顺、恭敬的美德都无法施行，唉，实在可悲。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以后，淮地才成为乐土。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从前的父老谈起往事，没有不先叹息、继而庆幸的。田野没有闲散的人，诗书和学校的教育也渐渐接近太平盛世。庐江周彦祥君因此建堂奉养他的双亲，命名为“存乐”。我曾认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幸与不幸存在其中；时代越往后，便越安乐，而生在更早时代的人，就像彦祥的双亲一样。彦祥奉养父母，应该弥补他们昔日无法享有的安乐。推算彦祥的年龄，战乱离难和崎岖困苦还仿佛就在耳边；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到他的孙辈便没有人知道了。唉，难道不是时代越往后的人便越安乐吗？这样说来，彦祥心中用来使父母兄弟感到快乐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太学博士姚君为此作了记，善于作歌诗的人还要另编一卷，于是我首先为它作序。彦祥如今任某官。《白鹤诗》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在崇真万寿宫举行祈醮，特进、宗师吴公主持祭祀事务。过了四天，有三只白鹤聚集在云中，飞向殿前；第五天又来了。旭日温和，执事人员恭敬谨慎，都含泪仰望，一同赞叹庆贺。士大夫各自作歌诗，来夸耀这一奇异现象。我曾听说，礼仪和神明之事，没有比诚心更严肃的；各种祥物的到来，实在与圣德感通有关。如今皇帝登基之初，询问贤能、考察才干，收聚福气来赐给百姓，向上天祈请福命，实际并不是为自己谋私。祭祀之事依照次序举行，没有偏私喜好。从前汉宣帝励精图治，严格整治祭祀事务，当时便有白鹤聚集在宗庙庭院，时代虽不同而符应相同。考察实际功行，已经超过汉宣帝；至于祈福奉祀、承受上天之意，更不敢稍有闲逸。吴公大概具备这些德行。古代圣人使天地交通断绝，是要停止关于禨祥的说法；天人之间的关系合乎自然，大概有些事是不期然而然的。不然，《诗经》《尚书》中所称述的事情，难道可以废弃吗？我同诗作若干首，于是为它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春台诗》序 老子的学说把淡泊无欲视为最高的道，所以凡是人们共同具有的情感，便用激切的话来反说，至于荣华的景观和安逸的居处，他的门徒日益增多，便说：“我们的教化一定要这样奢侈盛大，逐渐浸润天下。”他又说：“好像登上春台。”有人曾非难并鄙视这种说法；如今考察他的作为，若不是与言论相反，我还认为它接近古道。延平余惟熙君于是取“春台”作为书斋名。古代盛世，民风淳厚、物资充足，人人充实快乐，并不只是追求耳目上的美观；白天劳作，晚上休息，乡里彼此安适，康衢有歌谣，击壤有歌唱，所以教化容易推行。如今天下一统，户口、田野经过休养而繁盛，百姓浸润于圣人恩泽，差不多可以达到时世和乐的治理。惟熙仰慕古道，在这里便可以实现了。道理合乎中正，人情相同；随着外物变化而迁移过度，是错误的。极端枯槁、禁制欲望而把它当作最大的快乐，是故意矫饰。惟熙曾任威茂安抚司佥事，如今隶属国史府，通达敏捷而守礼。推想这个雅正的命名，他大概将要享受自然赋予的寿命，与众人一同快乐，并求得为世所用吧。集贤大学士郭公为他的门册大字题名，朝廷卿士都作歌诗。《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的文章，推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为庆历以来的正宗，天下人都以他们为师，没有异议。宋、金分裂以后，众人纷纷以眉山公苏轼为师，气势盛大、意趣新奇，在科举文章中尤其适宜。到了乾道、淳熙年间，江西诸贤另立宗派，暗中取用《国语》、庄周的文辞，夹杂进一些语句还没有说完，便忽然转换题意；文章断续钩连，短的只有一两句话，长的有几十句，迎面而来使人不能窥见边际，而且荒诞变化，像虎豹惊立、鱼龙杂陈。唉！三位公的文章，构思厚重深沉，道理精密正大，凌驾诸子；自贞元以来，曾经勃然兴起，不肯自甘退让。后人害怕受到因袭模仿的讥讽，最终却流于滥觞泛滥，彼此沦陷而无人能够挽救，怎能不令人痛惜！大德年间，我与端明曹公的儿子曹伯明甫一同任翰林属官。他写诗作文，像桑麻、谷粟一样切合日常使用，不追求酸咸苦涩来损害味道的纯正；其笃实浑厚，与他在事物上的实践完全内外相应。行为应当放在第一位，言辞其次；言辞若不胜任，也不足以损害道。那些喧嚣夸耀、含沙射影讥刺他人的人，还怕别人不能理解，竟伸手指着自己的言论说：“我的意思大概是有所指的。” 像这样而遭受人祸的很多。伯明因为母亲年老，再次任编修官时请求外调而离京；近二十年来，他在京师写成若干卷文章，我得到并读了它们，看到其中哀叹困穷、考试受挫，略去枝叶末节的学问，仪容雅正驯和而遵循规矩，不能再加以诟病。羡慕轻浮文风而想在琐碎浅薄者中寻求同调，是伯明所不忍为的，这一点我也有所听闻。年老而仍能学习，是我们两人都应当做到的；让我们继续效法古人秉烛夜学的勤奋，彼此切磋吧。《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元代 袁桷 撰写 序 《送邓善之应聘序》近世前辈通达之士，大多说到京师求取进身机会的人，往往羁旅困顿、怀才不遇。他们在道路上温吞自守，穿麻衣、戴破帽，声音柔弱，神色谄媚，不能打动上层人物。这样的说法如果恳切得近于劝诫，后进士人便心存疑虑而不再进取。十人中大概有一二人如此；至于能否遇合，是命运。这样的言论，反而使抱持道义、能够自足的人更加无意于世，并且有人借此窥见他们耿介坚定的一面。道在同道者之间得以成就，却因孤立而败坏。云与龙相从，风与水相应，道理就是这样。往年我与巴西邓君谈论处世之道，曾认为当今世上已经不会有这种人了。我们这些人应当努力学习以求自立，闭门静心，在六经的园圃中耕耘，灌溉根本使果实茂盛。像古代的隐逸高士一样退居安静、自得其乐，对于道并无妨害。当时，君家在钱塘喧嚣尘世、五路交会的要冲；他的心意寂静，身体舒展，不劳烦登门低声求见，闭门授书，学生成列而立。公卿贵人都倾心下交、爱慕他，唯独邓君毫无矜持喜悦，而来往的朋友和门徒各自尽力以恩意相互周济奉承；遇到不能勉强的事，仍以谦逊的态度安慰。人人都认为他只是尚未遇合，但他已经不同于心胸狭窄的一类人。今年春天，他承受征召，将要前往京师，把此事告诉我。我本来就很高兴，因为一个人的期望得到了验证，而他这次出行又将有一番说法。君子出仕，如果夸大言辞来推行道义，是夸诞欺妄之流。能够观察时势而行动，守护自身而不受辱，谨慎修德、躲避祸患，保持贞正清白而无愧，这才接近君子之道。如今在太官领取饮食、穿御府所供衣服的人，数百人而已，若与汉代相比，可以说是盛大。我认为秉持义理、怀抱仁德的人，与他们的道路并不相同。即使像贡禹那样经学明达、品行清白，区区关于车马的回答，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之处。如果不靠这种方式进身，那么志气会更加昌盛而完整，行为周全，在得失之间不会受挫，也就更加没有忧患了。处于顺境的人，逆耳之言无法进入他的耳中；嗜好美味的人，吃到腊肉中毒也不会最终悔恨。我与君过去相交亲善，没有什么思想不相告，因此把这番赠别的情意秘密告诉你。《送曹伯明序》议论者说，世代为官的旧家，其光明精纯的气质，极尽于简册，流溢于官印爵位；盛衰消长，开始相互接续，仿佛没有尽头。唉，难道真有这样的道理吗？百寻高的大树，向上直入云霄，枝干盘曲、舒展收缩；踏上它以后，才能经历风雨雪霜的变化，正好与事情相应。其中的道理无法追问，谁能辨明？如果只凭一时得失来欺骗自己，我是不相信的。士人忧患在于不能自知，最终又被所谓有知者所困，到底都无法穷究。至于登高越深，恍惚而急进，幸而安逸放纵，跌倒而无人救助，难道是父兄的过错吗？至于不幸腐烂坠覆、与世道共同经历始终，也终究不能只用成败来评判。庐山曹伯明任翰林官十二年，起初任编修，按照官议应当升迁，他说：“我的名字排在前面，愿意把升秩让给别人。”任满两次后又说：“母亲年纪大了，愿意补任外地县邑以便离京奉养。”我知道他对盛衰消长的道理，已经明白地存于胸中，坚定得不能改变。从前他的从祖文简公，年老后入朝，飘然东归，官位不能相称于德行；不久，先正端明公深知知止的义理，慷慨地努力离去，风格高远，先世的美德没有坠失，以谦逊自处，以仁德成就自己，振兴世代德业，使议论者的话无法出口。这一切从伯明开始，所以根据他的行为写序来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