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译《送范德机序》四方士人来到京师，一定把笔和纸装入囊中，修饰辞赋诗咏，到王公门下窥伺求进。文章是否恰当，往往根本不论。仔细经营以求售进，就像所乘的马一定要骏良、所吃的粮食一定要精美；脚底磨破、肚腹空空，孤高自守却没有遇合。争竞才艺来求取进身，本来就不应当有所选择；内心确实明白这一点，又有什么可惭愧的？所以有幸得到机会，就归功于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机会，就归因于他人，警惕地自我修治。这是我所见到的情形。临江范德机来到这里已经三年了，说话简约，行事谨慎，收敛自己的精华，深藏而从容观察。世上那些以文辞地位贵重自居的人，往往吝于自我表露。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范君确实明白这一点吗，还是不能确定？假使不能确定，那么凡是受辱而与他相交的人，责任也不能用言辞推卸。君所作诗文幽深清洁而安静深厚，有怨与无怨，都任其自然。如今慨然南归，善于治理自己的学业，更加谨慎地追求所应追求的。假如果真是在选择士人，还有什么能够改变他呢？譬如璞玉，蕴蓄达到极点便会发光，遇到机会难道会有不能实现的吗？可惜他将要离去，只能等待结果。《送周子敬序》温州与闽地犬牙交错，民俗秀美而自矜清洁，子弟到了能穿成人衣服的年纪便能写文章。父兄相互谈论命运，收拾行装、背着书本走遍四方，彼此砥砺切磋、互相感动，约定若不能取得成就，便不再相见。因此凡是困顿于官府考试的人，就转而依附诸公贵人，写笺记、作激烈的谈论，纵横驰骋来逞显自己峻厉敏捷的才气；读太公、孙武的书，背弓负箭站在军门，梦想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他们以远行游历为乐，重视迁徙，最终没有人思念故土；但与闽地风俗相比，这种人还算少。唉，弊病因过度而形成；温州人安于这种向来被认为正确的做法，不能自我克制，安然不知道改变，几十年来没有人加以议论，也就牢固不变了。咸淳年间，周子敬凭借研究经学来到钱塘，声名传开，士人纷纷前往；不久科举便停止举行。四明人到他那里求学，师从自己曾经了解的老师；向南望去相隔几十个驿站，常常忧郁得不能自安，倾尽行囊回去，拜见他的父亲，终于能够在他家侍奉父亲直到终老。感情发自内心，感情深厚而没有顺从，也不能算罪过；纵情任性而不回头，走到极端，又有什么合乎道理呢？起初是为了使父母荣耀，最终却只顾自己，漠然与亲人不相接近，这种迷惑更加严重。与子敬的道路相比，足以感到惭愧了。子敬将终老于我们的乡里，把自己的田地房屋让给弟弟，以奉祀先人。今年夏天，他的弟弟病势危急，家贫不能前往。天台赵叔度任职于温州，便载着他一同回去；我详细考察他的心意，知道他对弟弟友爱而和悦。袁桷与他交情最深，仰慕他的安静自守，丝毫没有虚伪妄诞；他身材高大苍老，风雨之中独处一室，没有子弟帮助，却仍然清雅谈笑，举杯饮酒，神色安闲。与他分别，难道能没有耿耿之情吗？如今他回到家乡，老年人一定说：“应当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终老享乐。”年轻的求学者则会说：“先生老于行事，熟悉世事；我听到您的教诲和戒勉，希望执简受教，以带走离开鲁地时所应有的志意。”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一定要从上面开始，然后顺应风俗来纠正它的谬误。子敬难道有什么逊色吗？我恭敬地等待他回来，再向他当面求证。《送刘习卿序》如今做守令的人，依据成文法来办理事务；事务的弊端存在，法律条文也具备，即使更换百名官吏，也没有改变。事情处理得合宜而文书不完备，稍一盘问，他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每年部使者进入境内，属吏便取旧文书相互考订，增补完善；直到名籍、押字、题写、署名都办妥，任意补写，也不再过问。部使者坐在治所审决事务，搜查挑剔十件中也找不出一两件，但所查的都不过是细枝末节，与政务大体无关，所以所谓能吏，有时反而被议论为苛刻察究。唉，只有法令不足以实现治理，任凭情意又会失去事实，所以先王制定法令来禁止过失。时间一久，法令繁多，善于治理的人便审察其弊，简化而使之容易执行，使百姓不受其害，这才可以。大德丁未年，浙东西两路报告发生饥荒，饿死者和流民天天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道路上。官府在乡里查明人数，准备赈济使他们活下来，其中不实的情况还要追究。乡里把名单上报县里，县里审核后才上报郡中；郡里认为事情重大，合郡属官共同讨论一件，因而未能预先办理的，要等待旬月才能上达。部使者又派使者到乡里，重新询问察看，务求周详，才确定处理意见。假如命令正值饥荒的百姓任意侥幸，借机损害他们，这是下属官员的过错；顺着这种弊病而长久拖延，百姓死亡便会日益严重，法律又怎能救助他们呢？主管官府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只是拘泥于文书，习惯于旧例，彼此相安而不改变这种形势罢了。今年夏天，中书掾、汴地人刘习卿被御史府举荐为浙右肃政从事。习卿精明敏捷、简约廉洁，和我讨论古今政事，曾想以无法为法；他所施行、安排和制定等级节度的事情，一定合乎道理。至于条文依据和辨析考核，明白准确，与法度完全吻合。他先前任职江南，洒脱而没有俗吏的心态，骑在马上作诗，整日端坐，一句话也不谈律令。如今担任从事，职掌号称总领所属地区，是最重要的职务，所以我把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告诉他，使他不要被常规拘束而能够变通。那些琐碎地守着文书的人，又哪里值得同他谈论这些呢？《送祝道士南归序》世祖皇帝平定江南后，首先下诏召龙虎山嗣汉天师，掌管道教。有人说，他的父亲观妙公曾推究天人之间的关键，因此道教由此受到尊崇。元贞年间的制书曾说到这件事。今上即位后，每年在天寿节派使者到这座山祝香。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任祠官，将要出行，来请求我作文字为他饯行。唉！盛衰消长相互接续，没有穷尽；关于祥瑞的说法，是儒者不谈的。守持经常之道、执守中正，就一定要统一这种说法来建立教化。然而居住在岩穴中的士人，专心思考、依据经典，他们所作的书，幽深明晰而简约深刻，从变化中观察事理，使人默默知道敬畏，借此安定天下万物的形态。这难道是荒诞恍惚、用来迷惑众人的说法吗？其中确有不能逃避的道理。老子的学说以简易为法，阴阳的闭合和开启必定以自身为根本，由自身推及万物，所以凡遇水旱、疾病、瘟疫，必定责问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却说：“这是无为。”把这种事情说成这样，有什么可取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教化早就废弃了。从前先正肃公镇守饶州时，观妙公才十四五岁，以祈禳祭祀和上章奏表的方式进入静室。肃公曾同他谈论天运循环的道理，观妙公忧伤地说：“您年老以后再也见不到我，应当在四十年以后。” 当时，我的族祖、永州人亲耳听到他的说法，赶快把它告诉了我。龙虎山由观妙公而兴盛，祝君多才多艺，沉静而志向笃定；他归返山中，端正言辞以求长久生命，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姑且诵述我所听到的，希望他能够有所推究。这样，世人深切的期望就不会怕麻烦。难道要像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一样，吃饱饭后自我嬉戏，最终默默无闻于后世吗？姑且努力吧！

译《赠宣城汪泽民登第归里序》如今世人把道理和辞章看作两条道路。以道德之说为师的人，把道理分条析理，辨析各派近似之处并删去排斥。他们的言论广博而简约，依据经典、贯通宗旨，认为一可以总摄万物。然而又害怕文辞工巧而超过道理，于是一定要直截浅近，接近山林间颓然放达的风格，连谚语俗语也都从这里取用。更有甚者，金石文字和著述也抄取这种说法加以模仿，使人无从议论。过去孔子的言行由门弟子记载，简洁精粹，曾与五经并列，本来并不是有意追求文辞；但也不能说不如此便不足以流传。性与天道，是不能从孔子那里直接听闻的。我私下奇怪，近世学者错杂出现，超过子贡十倍百倍；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各自崇尚的东西不同吗？还是因为群圣的道理存在于书中，人们涵泳浸润、咀嚼体会，便不期然而然地能够领悟呢？科举废止已经很久，如今天子崇尚并阐扬文治，增删制度条文，以兴起贤能。八方士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京师，然而沿袭的弊病相互接续，永远没有尽头。那些关于爱憎的说法好像彼此不相同，宣城汪君叔志首先向礼部提出，落第后回去，却说：“我的学问还没有达到罢了。”于是探究幽深、阐明精微，更加治理自己的学业。戊午年他再次来到京师，考中乙科，授任平江州同知回去，又说：“做官有余力时更加学习，这才可以。” 他将要出发，请求我赠言带回去。我本来就感慨这两种说法并不相同。连缀言辞来成就文章，是为了阐明道理；道理不能从自身得到，却靠抄袭来求取，文章就更加衰弊，而道理也日益远离，这将拿什么作为准则？兴起人才、教化天下，确实要从主管官府开始。掌握绳墨、审察尺度，主管官府已经尽到这些职责了。把八种乐器合成律吕，师旷尚且觉得困难。唉，主管官府的职责，果真能够都做到一致吗？从前端明公的诰命文章，擅长天下的制作之学，具备汇集众美的成效。恩泽流传后世，叔志至今已是连续十世通过科举了。他志向专一而气势昌盛，不同于平凡浅近之人；他的不凡之处，一定能够使家世恢复古代的美好传统，像叔志这样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所以我把过去心中疑惑的事情告诉他，并借此勉励他。夏四月，越地袁桷作序。《送吴成季归省序》唉！我们这些人来到京师，与成季相比有三件惭愧的事。居住在京师，不应当像土块一样闭塞地蜷居，而应束紧衣带、整顿衣袖，珍惜时日来求取进步。做不到这些的人，便被视为固陋粗野。成季却不是这样，他闭门展开书卷，观察太阳从早到晚的运行，像冰凝结、河水静止一样安定。面对通达的公卿贵人，话还没有说完，便有人柔顺逢迎、献媚奉承，千方百计、百般诡诈。成季独自正色指陈，直言某事不当；谈到天下休养生息的大计，更是像龟卜火灼般明白、如绳墨般端直。听者咂舌，只得赶快离开，不能胜过自己的惭愧。成季曾经做过方外之士，平常发表议论，必定说：“我的父母都年老了，我忧惧不能早晚奉养。”而我们这些人却将抛弃尊敬亲爱的人，面对荒尘破屋，吃粗菜糙饭，以做官谋生，仿佛没有可以容身归依之处。像这样，才是最大的惭愧。今年春天，他奉诏前往南方，得以探望父母，高兴得不能自已；怀有惭愧的人也争相传说并交口赞叹。人的感情与道并不远，纵情追逐所欲，最终却没有人来挽救他。是教化者不足以引导人吗？还是人们没有考虑人事，终于造成这种结果呢？唐代的阳城，说话好像鄙陋浅近，却使归养父母的人有几十个。为什么呢？是时势促成的。儒者在道义上最高明，若力量不能胜过这种弊病，那么对于成季的出仕与退处，我应当赶快追随并仰慕他。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整顿车驾，这才是正确的，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因此根据他的出行写序，来充分赞美他。《送达兼善祠祭山川序》古代担任使者，也真是困难啊！安存抚慰、巡视聘问、传达言语、协调辞令，都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轻慢别人，就会招致羞辱。内心轻浮，便会简慢；言语简约而有常法，以恭敬成就礼仪，这才是使者的职责。然而这只是对太平时代而言。飞箭交错，国家系在三寸之舌上；操持机要、辨析事理，明察轻重，推究真伪，在片刻之间确定议论，这难道不更加重大吗？奉天子命令，持节出行万里，对外使人畏惧而不能屈服；又能根据事情专门应答，宣扬威势、布施恩德，带着敌方首级入朝觐见。不是勇气和智慧超凡绝伦，不能做到这样。历经千百年，也只有几个人罢了。我曾看过列国诸臣，依礼确定仪式，以言辞叙述心志，结交盟约、手执玉器，如同符节相合；他们讽谏劝说、陈述说明，足以截断对方的矫饰和骄泰，从没有把事情办坏。这并不是靠强硬言辞来逞说，而是他们平日早已具备的修养。孔子说：“不能专门应答，是在告诫四方的使者。”我朝统一天下，偏远角落和远方海岛的官员，缩身守候在宾馆，无须使者办理事务，却每年举行祠祭，使他们向山川致敬，分道四出；做这样的使者，似乎非常容易。至治三年，集贤修撰达兼善君奉命出使，从恒山经过济源，向东南上行到会稽。关于兼善，我有话要说。恒山是古代真定的地域。两条河流交汇，浊漳河从旁边流过，郡县修筑堤防，年年不得休息。有人说那里有运河，百姓居处常被水淹冲荡，应当询问当地风俗，把情况分条记载下来。济源在怀州，怀州与河南相接。从前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百姓承受不住其祸害；河流没有固定的流向，留下空滩和荒碛，靠开垦来使自己富裕的人，又有谁呢？会稽与杭州像衣襟衣带相连，粮食、丝帛、丝布、丹漆、绮绣等制作，比其他郡多一倍；奇邪夸诞的旧都风气，不能因此革除。唯独会稽山水秀丽明朗，百姓质朴而安于本业；过去遭逢大饥荒，荒废的田地放眼望去仍不能全部耕种。从前有隐逸之士戴安道、贺知章，他们的旧家是王、谢两族；若有像这样的人，应当表彰并选拔出来。把这些都带回去，等待英明天子清楚地询问，这样就能有所收获。因此借他出行的机会，写序告诉他。

译《送曾彦堂南归序》景定年间，中书枢密东阳马公统率临安，我的父亲任酒正，进入他的幕府。当时庐陵御史曾公先后在位，佩带鸣珰和冠缨，迅速批阅吏牍，如劈竹般顺利，都想凭功业成就自己。命运和时势相合，两家的子弟相隔东西数千里，却都在家庭接受教育、进入学校求学，志向相同，学业相同。我恰好先任史院属官，曾经在京师拜访御史的二儿子；他年少有为、志气锐进，我多次去见他，用来警戒自己却不能停止。皇庆年间，他应征进入翰林，我又拜访他的三弟。他气质清明、容貌谦逊，不以急切求取为计。曾说：“做官是为了传名后世，若危急地求取功名而受到讥笑，实在不敢。平稳进取以求得官，即使还被说不合时宜，我也有不甘心。”如今他任应奉文字，议论他的人才开始闭口。大概因为他作文敏捷而新颖，对待别人周到而和善。谁能说不合宜呢？春天三月，他请假带全家回去，来求我赠言以自处。袁桷说：“如今身居显荣清密职位的人，个个谨慎得不敢自我置名，已经达到极点了。文章不能与其德行相称，文章不能与其德行相称，这是造物者没有给予他才华，于是便有覆灭断绝的忧患。蓬勃兴起之后又萎然随之，这正是得到中包含失去的征兆。君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袁桷任翰林官超过二十年，老了还不知道戒止，想到这些至理，便更加恐惧。他将要归返故山，探究五经的深意，写文章来求取远离辞章之任。我老了，不能继续进取，只能像点燃蜡烛一样勤学；愿与他相互勉励。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桷作序。《赠崔兵部序》高句丽崔君耐卿，过去在京师督征赋税，不把多收的部分据为己有，而是交给官府。后来又担心后继者不能继续这样做，便不安地说：“我难道要成为奉上级之命而获罪的人吗？”又写奏疏报告皇上说：“事情只是偶然适逢如此，希望不要把它作为常规定额。”唉！崔君真是仁厚啊！如今世上善于谈论财利的人，督促征收虚假的户籍，严厉鞭打来求取上级欢心；还常常忧惧地告诉我，若任职的地方能够收得余财来表现自己，就应当升迁官阶，于是相互效仿搜刮，日益扩大其范围。他们争着不肯承认自己的卑劣；若不能自处，便挽袖伸臂强取，不顾利害，弊病真是说不尽。如今崔君两方面都做到了：不向公家希求额外利益，也不使百姓困苦，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达到极点，并且警戒在位者，使他们都能遵循同一道理。崔君过去任内史府官，在王邸朝见天子，天子认为他是大器而特别看重。如今皇帝即位，首先授任他为兵部员外郎。兵部事务比过去更多，飞速传符调发，水陆运输的需求，片刻之间就要办妥；宽缓则事情不能完成，稍微苛急又使百姓的困苦比专门征收之弊更严重。崔君推行过去那颗仁心，以明察来核验，以仁厚来恤民，他的政绩一定超过从前；将逐步升迁，扩大经世济民的志向，而不违背一向的操守。我可以预先断定。愿拭目以待，观察其成就；因此记下他的美德来等待结果。泰定元年三月癸卯日，四明袁桷作序。《送王叔能守会稽序》我袁桷与北京王叔能相交将近二十年。他在江浙行省任职时，尽心而不苛刻，调和上下的情意，委婉而且周详，不急于求取美名，也不借机逞扬志意。执政者认为合宜，同僚都佩服他。至治元年，丞相慎重选择熟悉政体的人任左司官，叔能在被选之列，任都事。英宗皇帝改变各项政务，废除前相所实行的不便之事，下诏天下，命御史台、枢密院、翰林院、集贤院共同议论。袁桷当时得以列席末位，叔能首先说：“江南两税已经确定，又增加商贾区域的银赋；商人没有固定居所，赋税重了就会逃亡。如今征收额数和户籍都已具备，若使他们不能缴纳，就会把赋税并入主户。主户已经承担徭役，这就意味着徭役之外另有银赋，将无法承受其祸害。”众公卿都认为他说得对。新诏下达后，采纳的建议大多是他首先提出的。古代善于谈论财利的人，没有谁先于刘晏。刘晏所施行的政策并不急迫苛刻，但他最终也没有妥善处理后续。由此可见，兴利反而造成祸害，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急于求取进身，最终自唐代以来，像刘晏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唉，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叔能世代居住在燕地，后来亲近并喜欢江南；在江南又厌恶它的喧嚣烦杂，却喜爱它的山川，多次请求补任外地。宰辅察知他的志向，奏请让他出任会稽太守。会稽是王、谢两家的居处，泉石清丽美好，无法尽述。王羲之、谢安平日蕴蓄着经世之才，却寄情山水来自负，大概也正是深深取法这里而有所仿拟。从前人的遗迹，应当巡行考察并搜集。举杯祭奠时，也要访察民俗，不苛察细小过失。事情一到便及时应对，不怀私欲，以自身教化百姓。将会看见监狱空虚、诉讼止息，年轻人在道路上彼此谦让，老人在通衢安享，百姓击壤而歌，沐浴在太平的治理中。郡守贤能，必定以王公为第一。因此根据他的出行作序，为他祝愿。《赠孟久夫南台掾序》世人常常忧虑儒者和吏员的道路不同，最终没有人能把两者的学说统一起来。做吏员的说：法令由后王制定，细微之处也不能混淆；征调、出入，官府文簿的详略深浅，也不能逾越。即使从小拜师学习，还不能完全通晓当今儒者的学说，却把精力急用于儒者所缓行之处，崇尚高远而迂阔、迟滞而疏略；一旦与儒者相遇，我深知他们终究不能成事。儒者则说：法令本来有不忍伤害人的意义，审察官吏、区别制度、使用财物，各有常规；如果沾沾自喜地迎合上意、刻意苛察，并不是治理的根本。然而，儒者没有谁能真正把学问施用于实际；偶尔有人试用，他们关于事理关键、节脉贯通而明白的道理，似乎有所滞碍，于是更给了吏员借口。唉，这确实很难啊！如今皇帝崇尚儒术，设置进士科；过去举荐茂才的人，都要考察其吏治，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宪府举荐和考核郡守县令，民间细微事务以及法令制度的高下，每天都传入耳目；果真勤勉敏捷、修养完备，就像面对明镜一样，能清楚辨别美丑，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于是儒者与吏员合而为一，从今开始。吏部从事孟君久夫，是由茂才举荐的；他两次隶属于司宪，又被征召入御史府，谦抑自持，极尽廉正方直。进入吏部后，早晚谨慎办理本曹事务，别人几乎没有见过他的面容。遇到事情，他遵守守令的成法而不逾越，同时又能从旁通达、曲意调适，和蔼可亲，仍然保持儒者的本色；我知道他完全可以有益于世。不久，江南御史台再次征召他任属官，他将要出发时，袁桷告诫他说：御史台的职责，是考核各道官员的升降；年终考察政绩时，以廉正刚直被荐举的人不能得到一两名，受到贬黜的为什么这样多，得到升迁的却总是很少？激励奖赏的方法，难道是上面还有没有完备之处吗？守法而不改变，查看他们已经形成的文牍，怀着恻隐之心而寻求仁政，这是善人的用心，并不是毁弃法令来显示正直。各州县官员的贤能与否，孟君过去已经知道了；持守中道而灵活处理，使他们不致偏颇，这也是儒者的学说，所以我特意用这些话勉励他。

译崔君都事饯行诗序 如今谈论参赞谋划的人，把搜集零碎材料当作能事。群吏抱着已经办成的文牍进入幕府，只要有一件不合意，往往就耗费时日彼此坚持而不能决定；由此揣摩迎合，弊端多得说不尽。古代善于治事的吏员，办事在片刻之间决定，事情在仓促之间处理妥当，安然顺乎自然，别人没有办法认为不对。因为他的心出于公正。海右师府的事务，号称最为简易；它所治理的民政，关系到七郡的守令；寄寓于军旅之中，又总领将帅、军队长官的职任。如今却说：“某件事已经实行，我将晓谕他们使之遵从。”我又说：“我不能坐视它的利弊，还要再三拜访请求。”因此受到扰乱政务、侵犯官权的讥评。即使没有当面议论，退下后逐条数说其长短的人，也都是这样。这个官职在于奉行，若先行改变制度，上面就会增加疑虑，下面也更加能够议论；这大概是没有明白守官之道。大名崔君义甫任都事时，天还未亮便披衣坐在官署，拿起笔来没有滞碍；有不便实行的地方，就向长官说明，听从大府的决定施行。哪怕一个小卒，也不让他进入所属辖区；他敦厚而直率，守正自律，那些欺骗他的人道歉了事，他不与之计较。他涵养恬淡、藏而不用自己的智慧，里巷之人都不知道崔君是在参赞帅府。三年后他离职，那些原先不知道的人才说：“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崔君没有向州县托请，我才不知道吗？” 如今说“知道了”，大概是舍不得他离去，希望后来者也能像崔君一样。唉！追逐功利、增加声誉，是人们都愿意学习的事，但往往因此招来奇祸，仍然接踵而至而不醒悟；看看崔君的作为，他难道真的会后悔吗？郡中的文士相继写作歌诗为他饯行，于是袁桷便为此作序。赠陈太初序 战国时代的士人，凭雄辩和长篇游说见长，游说诸侯，很快就取得卿相之位，所以他们自我夸耀而意气高昂，言论毫无顾忌；即使困顿受挫，也不肯后悔。他们彼此揣摩、互相效法，把遗留下来的言论编成书；如今所谓七十二子的著作，都足以作为游说的工具。汉代尊崇黄老之学，游说之士收敛声息。汉武帝向万里之外开拓疆域，游说者又出现了；他们走遍双脚所能到达的地方，描绘险要艰难之处，建立功业、显示才能，把荒诞奇异的物产送入地图，口舌游说之学于是全被废弃，这与战国时的游说不同。南北分裂以后，游说不能越过本国，游说的功效不能显现。唐代建立科举，各人都凭游说奋发求进；穷尽山水之胜，登临危险、深入幽僻之处，都是他们困窘失意时的作为，表现在吟咏歌唱中，大概并不是把它当作求取利达富贵的手段。这样看来，游说之道几乎废弃了。宋代承袭唐代旧制，隐居山林的逸士被征召，游说者更加以此为耻。到了末年，落第而仕途失意的人，往往写文章投谒藩府；京师、淮地、闽地、广地，道路上往来不绝，几十年不回家，子弟都不认识他们的面目；他们用钱买粮，求得管理仓库的职位来养活自己，同前代的游说相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世祖皇帝统一天下，招徕四方人才，游说者把所有计谋都拿出来自我效力；即使荒诞错误也不加罪，于是游说比过去更加盛行。穿着破衣、踏着破鞋，袖中带着密封的奏书，最终仍只是空话而不切实际，因为朝廷不以此治罪。他们合并归类后一同进献，在省署宫禁之间肩挨肩地攀附求进，最终却没有成就。我曾进入礼部，参与考察他们的长短，十人中连一人也取不到；我想遏止这种游说来晓谕他们，游说者直到最后仍未醒悟。朝廷本来从未选拔一人来加以劝勉；假如果真选拔一人，就会使南北士人倾尽一生游说而不止。如今游说最盛的地方莫过于江西，拙于游说的则只有浙东。浙东之中，天台以善于游说著称，四明的士人不见于游说名录；我在其余五郡偶尔见到一人。括苍陈太初，年轻时就能写词章，领会游历胜境的道理；向西到钱塘，又来到四明，凭自己的技艺游说公卿，许多人都深深奖赏他。他以读书为根本，又凭才能自我张扬，难道会有不得志的吗？所以我历数游说者的幸与不幸。太初的游说，难道果真会是这样吗？陈生的高祖容州府君与先枢密越公同为淳熙进士；在他出行时，能够尽情陈说自己的意见，并且命令两个儿子作歌诗为他饯行。送俞教授回里序 我郡的教官，自至元丙子年以来，见于题名的无虑有几十人，我都能够接触认识。他们中通晓综合考核的，善于改易旧有文籍，和郡守勾结，使士人不能发言；每到岁时撰写表章、讲解经义疑难，最终还要借助地方耆老暗中帮助，诵读之声寥寥，讲授也无法建立，不再以师道自任。于是诸生中无赖之徒，凭借短处和长处，剽窃粮廪，得到俸禄；而那些愚蠢的子弟，仗恃可以欺侮教官，更加任意放纵，有的整年不进入学宫，甚至使学校极度破败；劝学的诏令屡屡下达，也都成了空文。起初我以为，只有我郡如此；后来在京师任官，见吏部选取教官共有几百人，其中罢退、年老、不能胜任的占十分之六；像我郡这样的弊病，约占十分之三。那些才俊而博学的人，都被馆阁选拔，各自能够显露才能；所谓像这样的人，十人中仅有一人。唉！考察过去，得到人才一定在于教官；如今不如过去，有人说入仕的门径必须慎重其开端，所以现在任教官的人不到三次考核便已请求离职，又怎么能希望他们施加教化、培养善人的益处呢？我郡的教官合起来能得到一人，叫天台吴君宗彦。吴君凭笺记游说公卿，他的文章也能贯通联络，符合时代的实用。离去三十多年后，又得到一人，叫永嘉俞君希鲁，字用中，父亲是他人所称的用中父。他下笔纤丽，像织锦机上的锦缎，五彩鲜明而文理细密；行为温和，仪容纯粹；听他说话，就像饮用醇酒一样，越听越恭敬。他谈论义理不空泛，结交朋友不混杂。我与俞君交往不到一年，就知道他所作所为确实如此。可惜我郡的后进习惯于旧规，不能请他传授学业；于是为他的出行作序饯行，并作歌诗若干首，全部列在后面。送陈山长序 郡学博士以下的学校中，尊贵而专门的，没有比书院更高的了。几十年来，朱文公的学说流行，祠宇遍布东南，各自把《四书》作为标准；对于本来不必怀疑的地方，却在细枝末节上反复挑剔怀疑。人们口头背诵、心中揣测，连儿童都说大话欺骗世人。因此用功少而取得的效果浅近，对于礼乐政刑的根本、国家兴衰治乱的踪迹，茫然不能知道；许多人连续取得冠带官绶，却受制于铨选部门，老死在下级官位上，终究不能显露自己，确实是有原因的。兰亭有一所书院，始于东平王侯。右军的学问并不只限于一种技艺；他谋划国事、忧虑时世，难道甘心不仕吗？他借不仕来表现自己的志向；审察形势、陈述祸害，明白得如同指掌，不是善于谋国的人不能做到。言谈一定称说尧舜，自我夸耀其道，最终却导致变乱纷扰而无人能够挽救。看看右军的作为，实在又怎么样呢？参政清敏陈公的曾孙鉴翁，在兰亭任长官，请我谈论陈氏家世的正学，我不能据此告诉他；但我怜悯世间普遍的弊病，知道长于陈氏先人的人，应当考察右军的传记，仿照其中所说的，陈述给太守。太守王侯通达国家大体，寻求儒者来亲近自己；君若有这样的言论，难道还会不得遇合吗？

译送蔡府尹归里序 郡守的职责也很重大。看他的精神气力，足以抵御外来压力、扶助政事；稍不留意，吏员就会借机欺侮，百姓也会放纵而作奸。因此他饮食休息之间，常常内省自身、外察事物；不是智力与体力都完备的人不能胜任。朝廷察觉做官的人对百姓有所损害，于是制定退休的命令；但那些疲弱、软怯、昏聩、年老而不堪任事的人，不等到规定年限便应当具文罢免，朝廷却也不能完全以年限限制。 मैं在京师任官时，见有人向朝廷请求，自称刚强矍铄；虽然没有获准，但观察他的心意，仍然有所不满。唉！羞耻之心和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像这样究竟是什么心态呢？济宁蔡侯茂先任四明郡守时，多次以年老为由向皇帝请求退休，考察他的年纪却还没有达到规定年限。后来他说：“我本来应该休职却不能，辞谢又能怎么办呢？”于是称病在家，过了三个月才告诉同僚以及曾经往来的人说：“我已经在江边备好船，将要出发了。”于是众人都惊讶而且称颂说：“蔡侯到任时，百姓实在不知道。他收敛奇异的哀矜，不扰民而使社会归于安和；不苛刻，不烦扰，年成便大丰收。等到他再次受命担任牧守吧。”自从我回到乡里，多次听到人们议论他，说他明达通晓，顺应时势而行，没有矫饰激烈的过失。像这样保全自身，谁还能议论并审查蔡侯进退的不当呢？这大概是要把它作为劝诫那些不知止足之人的事情，让朝廷听闻；难道会让他终老于乡里吗？那么他的离去，大概反而是将要得到进用吧。文学之士本来应当作歌诗为他饯行，于是我首先作此辞。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桷作序。送闵思齐调闽府序 闽地的郡县蓄积产业丰饶充足，在那里做官的人都说容易治理。大概是因为闽地疆域距离京师很远，浙江是交通要冲，贡赋、考工等差役，使者督责没有一个月空闲；而闽地唯独以缫织絺绣为劳役，把它看作重任，与两浙相比不过十分之一。闽、浙两个帅府的属官轮流接受任命，后来因为闽地烟瘴侵袭，才稍稍放宽任期。陇西闵君思齐从浙东调往闽地，却说不是这样。九州分设郡县，是唐虞的制度。如今皇元凭仁德武功包容天下，穿着草服、经过多重翻译的远方民族没有不臣服，疆域比古代大了一倍；限制南北分别取士，并不是皇帝的本意。任用贤才不拘一格，这正是世祖的明训。然而我们这些居住在南方的人，稍微能够达到显要地位，便往往说财用会招来奇祸，或说刑法会导致深文周纳，使人受牵连，根深蒂固而不能改变；守正修身的人，也全都不能再自行显达。袁桷说：珠玉蕴藏在山中深渊，采择者必然会到那里去。远方之地，难道真有远近之分吗？世祖皇帝派遣使者征召人才，一定先到江南。年代已经久远，听说的人更加荒疏，见到的人更加偏狭。那些区区凭技艺自我推销的人，实在不能同昔日相比。思齐敏捷却不自夸，受到百般挫折也不屈服；他精通琴艺，知道只会弹奏急曲还不足以懂得调理琴弦，应当放缓来求得深厚；但又担心这样会成为软弱迟缓。考察其中正和的声调，按弦抑制，止息淡泊，仿佛没有经营激发之意，却又仿佛有所感触。这样看来，在政事、文学、法理方面，他已经达到了极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袁桷已经老了，等待你回来；那时我还能弹奏《南风》的弦歌，吟咏明月之篇，果真能与你相合吗？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袁桷作序。送薛景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我乡的进士到南宫应试，有薛君景询、程君时叔、史君车父三人，都是过去做官人家的子弟，居处都在城东，志趣相同、道义相同、声誉相同。他们逐级升迁，肩并肩而衣袖相接。不久，只有景询落第。当时我在殿庐编排试卷，景询并不责怪我，而我独自遗憾景询没有果然遇合。天子刚刚即位，推行登基恩典，授予景询常熟教授之职，让他回去。他将要赴任，请我写话来引导他的行程。我曾考察隋唐选举的制度，实行不久便产生弊病。如今所谓经义，用认识、实行、体用等义理来加以约束，不偏不倚，也不深不浅；经说集中在一家，按照它的形式模式来脱略发挥，不敢自求不同。有司固守鄙陋，把文章限制在程式之中，千名士人千篇一律；想要求他们综合考核异同，汇聚众多美善来符合最高的论说，是办不到的。赋贵在铺陈扬厉，却因为受到雕虫小技的讥讽，反而把义理意趣作为长处。屈原、宋玉和两汉的作品，确实没有这样容易。至于考察晁错、董仲舒的对策，与近代作品相比，有些不用辨析就已经明白了。自从设置科举取士以来，我没有不参与议论的。取士过于严格，就近于狭隘；降低标准来求取功名，就接近草率。我对此感到惭愧。因为没有能够让薛君在京师与人较量文章，所以确实知道其中有幸与不幸。驾车行驶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险阻曲直，只看驾驭是否审慎；那么使这个州得到善治，一定有其方法。我将看见这里有才华出众的人脱颖而出，并推举这个州为首，这就是薛君教化的结果。《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 元 袁桷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