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译书《张忠烈王传》后 世人说《老子》一书主张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在我看来，这还不足以了解它的学说。老子说“喜好战争是不祥的”，陈平也说“阴谋”，这些都是道家所忌讳的。那部书是学道者所尊奉的祖本，而谈到用兵时含有不得已的意思，可见它并不是真正喜好用兵。宣政以来，奸诈的老臣和宦官争相凭侥幸用兵立功，逐渐导致靖康之祸。议论者说“喜好战争”的后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到了建炎年间，兵力已经不得不用；但当时长期习惯于宴饮偷安，敌军长驱南来，所经过的遮蔽、险阻之地，守军都望风奔逃，骁勇的将领和大镇于是广泛建立屯驻军卫来增强自身势力。东南民力已经匮乏，转运、供给的苦难还没有多久，绍兴年间掌权的人便提出罢兵。当时秦氏之子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容罪的地方，唯独张忠烈王恰好落入偃月之计，后来又没有人替他辨明。罢兵之初，庄简李公曾经赞同他的意见，所以不能马上议论秦桧的罪过。要论秦桧的罪，应当从罢免张王西府职任这件事算起。奸臣谋划事情，从来没有不借助有旧德、重名望的人来压服众议的；事情成功后便排斥他，也就不奇怪会这样了。因此李公离去，不过几个月；张王虽一年后才离去，也同样不能免于此祸。事情的毁誉难以在一时确定，只有观察他的子孙，才足以了解他往日的行事。汉代高密侯邓禹的功劳被认为是中兴第一，却迟迟滞留长安，无法逃避光武帝的责备；直到他训导子孙，使他们各自学习一门技艺，善后之策才颇有古人的意味。唐代李勣临死时的训诫严厉而明确，但李敬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终究不能逃脱惩罚，难道不是因为确定继承人的谋划确实留下了遗憾吗？如今张王的后代充满家庭，乘恩泽施及五世，崇尚德行、培植学业，卓然显著，仍然多得无法一二列举，那么是非公论应当由此看出。因此我把听闻的事情写下，附在家传之后。书《史忠定王贷钱券》后 桷十三四岁时，乡里的先生应君文炜已经八十多岁，善于谈论乾道、淳熙年间诸位老先生的旧事。他对桷说：外高祖忠定越王尚未中第时，租赁富民钱氏的坊舍来供养越国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径东皋先生的精舍，就是那座坊舍的旧址。绍兴甲子年，越国夫人满六十岁，忠定王借用坊舍的钱置办酒食，邀请姻亲宗族和乡里共同庆贺，礼仪十分完备。坊舍原属浙东常平司；到了秋季七月，无法忍受缴纳官钱的苦难，便留在越地，寄宿于越地卖饼汤的老妇家中。这年乡试日期已经临近，忠定王不能回乡，心中郁闷惆怅。老妇偶然问道：“秀才为什么欠官府债务到这种地步？”于是他把此前的情况详细告诉她。第二天，老妇召集儿子共同约定说：“我积蓄了一百千钱，原本用来办理身后之事；如今全部给秀才缴纳官债。你若考中乡试，一定要赶快还我，不必吝惜。”忠定王回乡后果然与她约定，并参加了计偕，正是绍兴十四年。到乾道年间，忠定王穿着衮服、镇守一方，在越地奉养越国夫人，当时老妇还健在。忠定王命使者用车迎接老妇，让她坐在堂上，向她行拜礼；又想授予她儿子官职，老妇谢绝不接受，说：“只愿丞相的子孙将来在越地做官时，不忘记老妇家当年的赈济和相助，就足够了。” 后来忠献公任常平使者，又命人驾车到老妇家，向她的画像行礼，并同她的儿子一起坐下，还赠送了很多金帛。应君又说：枢密公任越地主帅时，我还在任，他所交往的汤老妇的孙辈仍然在世；枢密公继承先人的志意一如当初，只是特意在门下等候了十多天，才显得不同罢了。如今我有幸从五世孙公升允叟那里，恭敬看到亲手保存的借券，考核年月，距离乡试才两个月；应当根据这张借券偿还汤老妇，因此桷从应君那里听来的话并非虚妄，可以相信。谨记此事，以补家乘的缺漏。王的盛大德行和厚重操守，遗泽无穷；作为五世大宗的允叟，如果谨慎恭敬地遵守奉行，亲睦宗族、扩大孝行，礼贤下士、急于施惠，那么他的智慧和恩惠当然不只限于家庭、乡党而已。桐木韩氏由南涧而更加昌盛，申国吕氏到太史时声望更加显著；韩、吕两家的五世孙既然有这样的声名，允叟应当以此自我勉励。《尚书》说：“发扬前人的光辉。”又说：“继承见闻，奉行德行。”因此用这些话勉励允叟，也用来勉励自己。书《焦节妇传》后 唐尧、虞舜时代的事情，典籍记载得不详细。从前我读刘氏《外纪》、胡氏《皇王纪》等书，看到其中记载帝尧时代，凡孝顺慈爱、努力耕作蚕桑的人，便表彰他们的门庭。虽然年代遥远而没有可靠本据，但并非荒诞怪异、不合常理，我姑且把它作为论述的开端。世道衰败，道德沦丧，日益陷于偷安。关于《彤管》的诗，先儒有人怀疑是末世的作品。于是妇女的美德和内在规范，能够同男子并称。像《列女传》中记载的张芝、桓女一类人，都能像帝尧时代的故事那样受到表彰，也足以敦促、表扬人的品行。唉，其中的意义也深刻而明白。桷旅居吴门时，读到中丞徐公为焦氏妇人所作的传记，确实可以说是“美好而明智的妇人”。而彰明她的开始，实在是由她的弟弟焦侯发起的。从前屈原作《楚辞》，悲痛激切、反复咏叹，却独独推崇高阳氏的后裔、女媭的美好。大概他喜爱美德的心出于自然，转而成为忠君爱国，也不敢忘记自己的根源。假使屈原有幸生逢其时，那么这种光荣的传扬，就不必借助屈原自己陈述了。如今焦侯明达纯雅，曾经在省门被举荐为正直之士；前代的美德和贞节行为，将由此请托太史氏加以表彰。更生、蔚宗那样的史笔，足以称述是非。像李文公为节妇作传、却不能收入《唐史》，实在令人遗憾。《诗经》说：“这位兄长和弟弟，宽和而富有余裕。”焦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德行，到这里就完备了。谨将所听闻的事情记在后面。大徳庚子年，越人袁桷书。

译书《汤西楼诗》后 玉溪生过去学习草堂诗，时间久了，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达到，于是另创一体。然而他的立意深切，用典精细而深远，并不只是追求浮泛的声调和急促的音响。自西昆体盛行以来，诗句堆叠华饰、错综绮丽；梅尧臣、欧阳修诸公发扬自然之声，穷尽幽微隐奥之理。诗歌有三大宗派：格律端正而不拘泥、语言丰润而意旨充实的，是临川一宗；气势盛大而力量夸张，穷尽探究变化，浩浩荡荡如沧海夹着碣石的，是眉山一宗；精神清朗、骨力爽健，声调震动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的，是江西一宗。两宗最为盛行，只有临川一宗没有继承者，于是唐代诗歌的声调断绝了。到了乾道、淳熙年间，诸位老先生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宗旨，发为声诗，不过像佛教徒那样条理通达、明白朗畅；眉山、江西两宗也随之断绝。永嘉叶正则开始取徐翁、赵氏列为“四灵”，唐诗的声调才逐渐恢复。到了末世，号称诗人的人，把力量全用在凄切地描摹风云花月上，力量衰弱、气势消竭，拘拘然只取晚唐的音调，三大宗派于是消失殆尽。把书本知识汇集起来写诗，并不是诗的正道；说抛开书本也能成为名诗人，又是诗的衰败。像玉溪生这样，处在二者之间。吴门汤君过去得到玉溪生经过葛岭时所作的几首诗，其中“玉辟邪”“铁如意”的警策之语，颇有玉溪生深切精远的意味。我每每想搜集其中精美的作品来读。来到吴门，他的门生陈子久来拜访我，我才知道汤君的诗经过雕琢搜求，编纂工作全由子久承担。我不认识汤君，却知道他的用心，其中偶尔有同我相合之处，于是写下玉溪生作诗的源流始末，以及宋代三宗诗体的变化，用来安慰汤君，使他知道汤君并不是随便谈论诗歌的人。子久曾向汤君学习，不知我的话能否同汤君相合？唉，诗发展到中唐，正是变化的开始。像玉溪生这样，踮脚仰望前人；他没有达到，并不是没有前进。子久年富力强、才华俊秀，将来追求风雅的正道，回到云咸之音；那时他看我的这些话，大概就像糠秕一样了。大徳庚子年，四明袁桷书。书《高息斋严母方氏夫人墓志》后。息斋先生年轻时进入辟雍，受到龟山杨先生的知遇；后来又在熙兴五峯先生门下掌管国子监。他的文章慷慨明白，于是立即挂冠辞官。辨析《春秋》中的王道、霸道，从来都严正而简明。成均的学制到了咸淳末年仍然遵守；其中若有变更附会，都是大臣的私意。有人说它同宣和三舍法相近，这实在是不知道先生本于《周官》，只是随声附和，无法据此议论先生。蒨听说麒麟台遗失的旧史，经历三次灾厄，已经无法考订；郡志又疏漏残缺，能够谈论高氏出处的文字，大概连谱牒、官号也没有多少。桷因先世遗藏，得到他的《集注春秋礼》；至于奏牍中见于会要的，也只有一两条。其他文章则都不知道。今年春天读到严母方夫人的墓铭，其中叙写师友、婚姻的交情，不因贫穷显达而改变，足以知道先生在成均所实行的制度，出自乡里学校遗留下来的意旨，也足以看出方夫人尊崇老师、教育子女，并不同于流俗。唉！师友之道废弃后，竟以老师自称为羞耻；有陈述稽古、佩戴印绶，却厌恶遇见旧日馆中人的。婚姻礼法乖违，即使潘岳、杨氏那样的亲善关系，也还因贫富而心意不同；在富贵利达之后，又哪里还敢修明师友情谊、敦厚婚姻旧交呢？考察汉唐传记，严母一类贤母没有比延年、武的母亲更突出的；但那两个儿子苛刻凶暴、骄傲傲慢，竟不幸使母亲的美好规范载见于史书。如今严氏世代儒雅，听说与计偕入仕、登上仕籍的后代也不绝于书，那么方夫人的贤德没有被郡志显著记载，反而是严氏的幸运。巨川过去南行到交广，搜罗奇闻、补充遗逸，广泛听取四方见闻；如今将近老年，隐居自足，不借助当世声名，却唯独殷切地表彰先夫人的训诫规范，以示后代，又使高先生的遗文在二百年后重新显露。见闻浅陋由此得以广博，敦厚根本、崇尚礼义由此得以兴起，不也是好事吗？谨书于后，归还给他。大徳壬寅年二月九日，袁桷书。书吴兴张景芳祖母费夫人所作《华严偈颂》后 南轩先生的祖母魏国夫人每天诵读《华严经》，从佛日杲那里获得心法。佛日杲顿悟的机锋和辨才，也来自《华严经》。有人说《华严经》是佛的富贵之法，这只是用妄想猜测妄理，不是懂得道的人所采取的说法。魏国夫人学佛时，忠献公因忠正获罪而谪居；南轩先生跟随五峯先生，成为一代师表，却从未忌讳说魏国夫人属于异端。近世尊崇正统的说法刚刚兴起，凡是接近释氏的，子孙都加以掩盖，不在家乘中著录。如今吴兴张景芳独自编次其祖母夫人的偈颂，用来光明地示给子孙，忠厚、孝顺、谨慎的家风将由此兴起。我谨记宗衮的事情，以此勉励大徳。壬寅年吉月十五日，越人袁桷书。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李商隐的诗号称中唐警策华丽的作品，其源流出自杜拾遗；晚年自认为赶不上杜甫，所以另创一体。玩味他的句法格律，未尝不是规规然接近杜甫。杜拾遗爱君忧国，把这种感情全都寄托在诗中；即使深深讥刺、匡正时政，也不敢用戏谑的口吻。假如像李商隐那样直截了当地讥侮，便不是像替鲁国讳言那样委婉；假使后世几百年有人因诗获罪，其祸患恐怕不止于流窜岭海而已。桷过去曾认为他用典偏僻昏昧，偶然读到《齐谐外传》等书，便在诗旁作了笺注；但因姿态冶艳、心思偏狭，终于又中途停止。我私下认为，近世诗学骤然废弃，描写风云月露的作品近于晚唐的悲切，谈理析义的作品则接近禅林的旷达。诗虽是小道，像李商隐这样的诗人，不可骤然废弃而加以非议。我客居京师时，潜庵郑公拿新选的一编诗给我看，删去奇邪、鄙俗、艳丽之作。读他的诗，仿佛截取狐狸皮制成裘衣，播散精粹用来煮饭，没有一首可以非议；取舍的恰当，实在都在这里了。从前萧统编定《文选》，到陶渊明的诗，保存的特别少，所以议论这件事的人一直不止。后来王介甫选编《唐百家诗》，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但有人又说，传抄记录时多有遗漏，个人嗜好不同，本来就难以完全一致。如今这部诗选中，对偶工整的地方、一语切中的地方，全都附在左边。商隐的诗这样也就足够了，读者还要拿什么来挑剔呢？因此写下这些话，把书归还给他。

译书《定兴王成之墓台记》后 自古以来不修整墓葬的说法，见于《礼经》。世风偷薄、习俗浮华，面对遗墟败冢，子孙有的羞惭得额头出汗，却没有人认为奇怪。却不知道，修墓必须诚实守信，应当从最初就做起；到了不幸而需要修葺时，已经不是礼制的正道了。自从墓田规定了寻丈、高低等制度，众多世代显贵的后裔大多从事翁仲、阙门之类的奢丽工程，甚至挖坟取金，使墓中没有遗留的藏物。却不知道，制度法令的初衷，是防止奢侈，而不是叫人刻意简薄。内在的孝心要落实到外在的行动上，定兴王成之亲自承担背土的劳作，把坟台筑得很高，累积到寻丈之数，完全断绝了被盗掘、埋没的可能。这种慎终慎始的做法，又合于圣人立言的本意。我的朋友李伯宗甫特意作表记述此事，我赞美他纯厚的孝心，又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大徳癸卯年七月十六日，四明袁桷书。书《陆淳春秋纂例》后 近世研究《春秋》的人把褒贬寄托在字义上，茫然不知道穷尽性理的道理，只按外在形制来理解，把符合官府程式看作精巧。天理人欲，即使三尺童子也能小心地谈论，《春秋》的学问却已经废了。学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人，只把文辞当作老师；《左传》兴盛，而《公羊传》《谷梁传》衰废了。武夷胡氏作传时，只剩七家；唐代传授《春秋》的人也都废弃了。唉！士人为什么还要研究《春秋》呢？我的同乡楼宣献公晚年想阐明义例学说，当时永嘉陈君举舍人为《春秋》作传，于是为他叙述宗旨并烧掉自己的稿本；他常对后进说，应当以唐代陆淳《集注纂例》、清江刘氏《传》作为入门。我家所藏的《纂例》，是宝章桂公校订的，号称精善。考察《纂例》，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版本；细看这部书已经废失很久，听说蜀地有小字本，可惜没有见到。唐代书志记《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言》二卷、《辨疑》七卷。我来到杭州，又得到《微言》二卷，是皇祐年间的汴本；听说苕溪直斋陈氏书目中都有，应当搜访以补足这部书。我借给朋友，因而使它逃过灰烬；刘氏《传》是先越公居宥府时，岳肃之侍郎所赠，家中避讳的字都用绛色罗帛覆盖在上面。这两部书应当永远成为子孙的珍宝，使它们不至于坠失。书《郑潜昭曾祖东谷先生谥议》后。胡忠简评论王正道时，还不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忠烈之臣。如今庙中有碑，史书中有传，也就无愧了。三槐王氏的名门后孙，在崎岖扰攘之中，想用奇谋建立功业，却不幸受到轻视名教的讥诮。假使不是这样，他几乎要成为声名狼藉的人了。如今看栝苍郑公，即使重新议定谥号也不予宽恕；把礼义名节看作士人的大防，对正道谨慎，大概正是要让后来的人更加谨慎。渡江一百多年，屡次受到权相压制，唯独确定谥号时没有人敢迎合权相意旨。至于赐谥，则由舍人撰写诏词。端平以后，谥号越来越多，名实也越来越滥；可惜没有得到郑公这样的人来加以匡正。呜呼，真是可悲。书《朔斋先生都梁第一楼诗》后 南丰记述拟岘台，是想同州民共享欢乐。至于朔斋先生作《都梁第一楼赋》，却是想同百姓共同承担忧患。不是深知民间疾苦的人，话说不到这种地步。这卷书法的笔势有《筹笔驿诗》的神态。嘉定以后，士大夫不再崇尚书法学问，唯独朔斋公和莆田陈复斋号称善于书法；两人的出仕、退处相近，但终究不能只凭一门技艺来称述他们。书《朔斋送弟牧翁十绝》后 朔斋先生以宗正身份兼任直后省，当时先父刚进入转运司幕府。他一见面询问家世，就以科举名目上疏推荐，直到今天，照牒仍然袭藏着。如今有机会拜观他的遗墨，他和蔼亲切、友爱兄弟的心意都显现在诗文书翰中。前代贤哲越来越远，古道一天比一天衰薄；铺陈文章、雕饰辞藻，言语和行为实际并不相顾。观看这卷诗，也足以使人惭愧并受到警戒。书《高使君脉图》后 我们乡里嘉定以后各个旧家名门的贤者中，只有高使君衍孙兴致高雅；他衣冠清逸，端庄整肃，仿佛晋代图画中的贤士。他宅旁种植水竹、陈列奇石，号称“竹墅”。他的饮食一定依据《本草》，居处起居一定顺应寒暖变化；对于分毫不差的诊脉方法，熟悉得如同指点手掌。从前士绅大多能夸赞称道他，几十年来士人日益困顿，便再也不知道有这种清雅之事了。桷年幼时曾同他的孙子一清来往，见过一把便面，正是使君的脉图。当时一清正在编纂整理经方，可惜没有时间自行置办。叔祖文昌公还健在，他在家族中所尊崇、传闻的医术尤其精确可靠，足以流传取信。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一清所作的十种医书也完成了。宓戏作《易》，神农创立《本草》；至于黄帝撰述《素问》《难经》等书，三位圣人从未把卜筮、医药看作鄙陋之事。九流开始分立以后，汉代儒者尚且不能因此获得尊崇，那么这件事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到了陶弘景、孙思邈，号称贞白、高士，能够使天子和大臣倾心下拜、敬爱有加；这样道德与神采俱全的人，不能一概而论。一清如今正同公卿交游，作为具有清名的旧族，应当更加尊贵显重。我谨把听闻的事情写下，附在脉图之后，使后人有所考察。清容居士书 题《忽讷监司画像诗卷》后 成都郡治经历唐、宋五六百年，历任牧守都有画像，政绩也有可记载的。像韦相国、张益州那样的人，年代越远，人们越不会忘记他们的治理。若是守臣没有政绩，老人小孩都指着他的画像，争相辱骂他，以此表示憎恨。盖棺之后事情才定，难道是虚话吗？忽讷监司巡按到此时，长沙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大合抱。他的儿子脱帖木儿宣武公知道父亲遗留的恩惠施及长沙，时间久了却渐渐湮没，便担心子孙的叙述不足以传达真实。即使有丰碑和美好的颂词，也都可能受一时指使所迫。考察那些同他结社祭祀、为他祝祷的人，再详察画像来观看，就可以了解他平日治理行事的真实情况，而且年代越久越可信。难道只能从家中得到，而要到数千里之外去寻找吗？我遍观巨幅画轴，总觉得其中的用意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桷的职务在太史，难道肯在韦丹的碑文面前多作退让吗？愿意濡笔书写，以等待时机。书《白敬甫三岁作大字卷》柳柳州、刘宾客在海边时，曾为两个儿童作诗，其中说：“小孩子弄笔，不能嗔怪；弄脏了窗纸和笔墨，也姑且赏识他的勤奋。”柳州又说：“听说近来各位子弟临池学书，已经厌弃家鸡。”两位贤者对后辈的期待就是如此，但那两个儿童最终都没有成名。梧竹先生一经元公期望和勉励，最终便有所成就。《易经》解释蒙卦六五爻时，说默默认识、心领神会，是颜子所能达到的境界。如今听说寿考先生的成就，实在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把它传给子孙，使他们永远勤勉不倦地继承。

译书胡评事梦昱印纸 我幼年时曾读曾祖父枢密越公的家乘，书中说：宝庆改元九月初一，胡评事进见应对，首先说济邸之死并非皇上的防范所致，应当立其遗孤，以表明皇上的本意。当时宰相震怒，入宫向两宫进言，请求把他罢黜放逐。御史李知孝迎合权势，具疏请求削除他的官籍，流放岭南。先公当时任钱塘县尹，竭力阻止按照削籍旧例办理，坚持必须下京兆府文书，查核功籍。胡公迟迟不肯署名，又三次入阁，宰相发怒说：“赶快发文书，为什么说要久留！”过了七个月，文书才下达。胡公说：“不到十年，你们一定会后悔；以后恢复我官职时，不要把我当作祸首，而且考功籍上谨慎地不牵涉署名，日后一定会有了解我的人。”从此他告诫士兵善于防备，又秘密地用钱财互相赠送。后来先公的门人王迈也接着议论济邸之事，胡公也被罢黜放逐。端平末年，胡公才得到诸位老臣叙录复职。我唯独不能和胡氏子弟一起讨论这件事，来到京师，在豫章周仪那里谈起此事。我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告诉周仪，说：“胡公的孙子带着考功纸来同您谈话，确实不是妄言。”唉！吴夫人恢复封号，是端平初年的事；重新立济邸祭祀，是德祐末年的事。事情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还能说什么呢？刚简在丁丑年参加集英殿试，当时先公任参详，也把这些事记载在其中。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乙巳年三月甲戌日，袁桷书。题写吴景山的乐府 景山吴先生任金陵阃府佐官时，先父正任贰车，也在幕府中。先父曾对我说：“先生壮年时寄身于诸公之间，飞快写成书信和檄记，在宴席上坐下便能写成，写成后也不看。言论如冰雪般清峻，胸怀吐露出奇伟磊落之气，不肯屈居他人之下。晚年才考中奉常，曾郁郁自叹，谈起往日太平盛事，说如今应当不会再有了。不久便因逃难而离散，先生也终于辞别人世。”十多年后，他的儿子博文任四明郡博士。先父居家，与他叙谈往昔，仍如同一日之间。我客居京师时，博文恰好先后到来，于是拿出先生亲笔遗墨一卷给我看。大概先生可与方回、尧章相提并论，并不像刘改之那一类人，只以气势作言语，喑呜叱咤而已。唐子西咏梅，尚且不免因倨傲而获罪。先生的词，含蓄而不显露，哀伤而不怨恨，感情显现在言辞中，却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停止，大概渐渐接近《国风》了。俯仰回顾往昔，悲伤得不能自胜，于是连同先父遗留下来的话一并记下归还给他。大德乙巳年，契家子四明袁桷书。题写黄彦章诗编后 元祐时期的学术，在绍兴年间声名显著；豫章太史的诗流传天下。当时各家纷纷争相进取，茫然不知学术的统绪。谨慎柔弱的人拘守声调节拍，放纵跌宕的人专取险僻坚硬。只有东莱吕舍人怜悯并忧虑这种情形，厘定其流派源流，截取数百家，使人无法非议而以豫章为江西诗派宗主。豫章的诗，难道只是江西一派吗？解说它的人说：“诗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能够继承的了。”几十年来，诗道更加衰败。自称江西派的人，曾经意气激昂地自许，扬鞭出门，最终遇到虎象般的强敌，赤手空拳而任意逞强，随后又退立躲避，不敢靠近。这样看来，解说者的话竟幸而应验了。唉！那么古道果真不能恢复了吗？我来到京师，在旅舍中遇见黄生景章，问他的谱系，知道他是太史的七世孙；他又拿出尚书公叔敖的诗给我看。诗中宫商铺陈宣扬，含有黯然不得志的意味，词气绝不流俗。我知道能够充实自己、振兴太史一门学术的人，除了您还能是谁呢？那些另立江西诗派宗主的人，是没有到过太史堂奥的人。相隔百年而有等待，除了他的子孙，还有谁值得期待呢？想起嘉泰年间，尚书的孙子荦任吴地常平使者，曾祖父枢密越公任吴江县丞，奉檄审定劳役。当时苏师旦突然受到宠幸而显达，唯独断绝请托，毫不隐瞒，使者大为高兴，得以向朝廷推荐他，因而改任他县。俯仰之间已过百年，门下的情谊仍如同一日，姑且叙述往事来勉励他。大德乙巳年八月中秋，题写在他的诗后。题写刘将军的诗 谈论用兵的人一定说师尚父，读他的遗书，其中多有奇警简约而有韵致的语句，不是深知诗道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唉！《采薇》《杕杜》歌咏劳苦，即使身份卑微的人也能理解，那么古人所说的诗，难道还有文臣武将的区别吗？如今读刘将军的诗，蔼然有观察民风、审慎知止的意味；即使高达夫、刘景文复生，手挽缰绳并行，也不知道谁先谁后。陈郡袁桷书。题金承安乐府 我幼年时见过老乐工歌唱梨园音曲，曲调好像彼此不相连属，但均匀的节拍一点也没有间断，仍然有如串珠相贯的遗意。承安老人所补作的歌曲，依照它的音节，没有一点差异；这大概是把文章当作游戏了。黄豫章曾评论小山乐府，说它是狭邪的鼓吹、豪士的大雅。风流日渐远去，可惜不能同他一起谈论太平时代王孙的旧日情态，因此深为感慨。题写清江罗道士诗后 往年我在城南选择住所，遇见一位木匠，他说：“筑造房屋的制度，无论高低、宽窄、细大，都必须谨慎地符合规矩；楩木、楠木、杞木、梓木，若一概混同使用，那么厅堂、楼观、亭台、房屋就各自不能相称。”我由此悟到，作诗的方法也正是如此。近世精于清淡俭约的人拘泥于格律，放纵飘逸的人又接近豪放，彼此角立、墨守成规，直到如今仍不能融会贯通，诗道几乎要停止了。唉！《风》《雅》《颂》的体制，孔子当初又是根据什么来区分的呢？我仔细读清江罗道士的诗，看他调节轻重，辨析清浊；大的合乎绳墨，小的适合尺度，似乎想各取诸体之长，确实不是随便谈论诗歌的人。我听说学习仙道的人，内在坚固而精神更加清明，经过多年涵养，才会成熟。诗道果真有两条道路吗？题萧安抚迪后记 老瞒把天下的事情看得如同探取弹丸，到了晚年才显出真实面目。李衡号称贤良，身为二千石的长官，尚且免不了替几个儿子谋划，由此可知亲情虽然有厚薄，深厚的感情终究有所不忘。萧公安抚副使的书信，以及迪所作的后记，上推本源，下旁及远方，教人食用之类的话也不涉及私事，读者会受到激发。唉！故国的世代旧臣，俯仰之间经历世事变迁，什么祸患没有遭遇过呢？唯独萧氏子孙中有成为名守、贤御史的人，官位虽薄而声名更加显著。如今四世孙文孙，沉静敏慧而好学，年方二十，向御史府上书，谈论救荒之事，都是切实的话，已经将被选用。积累德行的报应，确实是有福庆啊！还要继续努力才是。

译题写谢道士归洞庭诗卷后 古代善于养生的人，一定选择宽广闲适的地方居住，顺应阴阳，使精神足以安宁，不让外物扰动内心。如果断绝自己所做的一切，居处深林险岩、隐蔽自守，就会感到悔恨而震动不安，每天都不能自给。况且对外不能治理自身的事务，对内又凭什么符合荣盛观照之道呢？这难道只是空话吗？江湖之水流到岳阳便安定下来，水流停蓄，广大漫衍，动与静相互涵养。括苍冯道士居住在那里三十年，安适而快乐。后来北游京师，放开耳目去观览广大景物，更加舒展了和平之气。山势到燕地为极，水势到洞庭为极，寻求奇险也不可得，于是安于自然。道如果进入自然，那么刻意雕琢形体、毁弃志意，窃据诡异幻妄之说，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道理了。如今他回来主持自己的门徒，门徒们各自作歌诗送他。我四明袁桷作序。题写张侍郎孙祖传存靖斋铭后 张先生寿，精于忠诚正直的议论，是一代人的表率。他居家时管教整饬子弟，留下的遗言和美好典范，所以故家往往还能传述称道。听说他的曾孙修谨能够振作自立，可以继承他的家风。一天，他拿深宁先生所作的《存靖斋铭》给我看，文辞凛然，是大训诫，巍然屹立在颓败横流的世道中。我反复推求其中深意，心中很有感触。靖念及曾祖父枢密越公，淳熙癸卯年与文靖公一同被乡里推荐；到嘉定年间，又一同任职馆阁。如今已经一百三十八年，两家的子弟都不敢使家业荒废坠落。而我承受深宁先生教诲尤其深厚，谨愿以此更加自我勉励，也用来勉励张君。辛亥年，后学袁桷书。题写郑鲁公全拙斋铭后 从前，先代正直之臣忠献韩公的诗文传了五代；他的父亲康州牧长于词章，尹河南富郑公为他记述此事。渡江南来以后，忠献张公、忠肃虞公共同评述那一代人，都著书立言，各自有所表现。至于这两位公的发扬光大和显赫声名，在一百多年间，即使懦夫庸人也能仰望他们而自我激励；考察他们先世德行的源流，确实有其来由。太师鲁国郑公勤勉躬行、敏于实践，生下忠定丞相，成为穆陵旧学的传人。他的四世孙奕夫拿出郑公所作《全拙斋铭》，反复推求庄生所谓“大用”，也不算多余了。想起从前先曾祖父越公在嘉定丁丑年编次集英殿进士名册，那一年丞相正奉行廷对。绍定辛卯年又一同在宥府任职，我凭借先世遗留下来的情谊，得以成为他的门客。世事风尘屡经变更，甬东世代相传的槐树已经再也看不见了，我深深认为，宁可因质朴而受辱，也不要因巧饰而流于轻薄。与其轻薄，不如受辱。我袁桷不才，仍愿从鲁公那里取法，借以自我勉励，也用来勉励郑氏诸孙，请深思其中意味。题写郑鲁公曾充达庵记后 关于占梦的书，艺文类典籍中已有记载；自汉代以来，这门学问已经无法穷究，虽然间或有应验，往往也接近牵强附会。听说忠定公因为鲁公所做的梦，遍读释道诸书，到底也不能解释。如今如果广泛为它作注释，使人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预先说出结果，那确实是奇异的事。忠定公还未做官时，曾梦见有人告诉他：“将来您的官位应当止于尚书，后来授任礼部，您却辞谢不接受。”他由内相进入政府，死后最终追赠尚书令。这个梦的应验，有无需辨析便明白的地方，因此根据旧日所闻，一并补记在家乘中。题写高密郑节妇传后 旧制规定，义士和节妇中事迹卓著、光明显著的人，可以收入国史。这实在是缘于周公、召公《二南》所体现的正始之道，大概也是它留下的意义。世祖皇帝的军队平定山东时，担任东部诸侯之任的是高密郑公。听过去的诸位老臣说，僭乱之后，正是郑公负责削平荒乱、改变顽民，把他们纳入法度规范。褒奖的典礼被史官记录下来，恩泽遗留给子孙，振兴家声、继承美德的人，世代相接。家内教化严整，熏陶形成正直之风，流传于男女之间，始终保持贞洁。我任职史馆，日后如果能够执笔记载郑公家世的遗事，把节妇附录在后面，也足以光耀盛世文明、和乐融洽的伟大事业，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我又怎敢推辞呢？跋《瑱山经德堂记》后【象山先生作】晦庵先生晚年常说，陆文安公的门人多能在实践上有所履行，这大概是深深忧虑他的门徒所学接近于上达天理。百余年后，结党同类、憎恶异己，以空言相互夸耀，其弊病比从前更加严重。如今看瑱山吴氏编次师友渊源，没有缺漏散失，这又是陆氏门人的诸孙了。努力吧！晦庵的话，确实得到了验证。延祐改元，陈郡袁桷书。吴饶公制书跋 司马迁为道家作序，把清静说成最高的言论；他作《封禅书》，只记载祭祀祝祷和符瑞应验，岂不是遗漏了吗？能够知道司马迁遗漏之处，才接近道家的本旨。皇朝历代圣主相继即位，遵守文治，国家根基和福运巩固隆盛。全节任臣，主管玄学，关于施布恩泽、道德以及夸诞神怪的言说，一概不取；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与《易》《范》相互表里。至大三年，颁行褒奖典制，特别追赠他的祖父、父亲，使他们享有哀荣，礼制完备而美好，听到的人都羡慕向往。从前开元年间有位臣子法善，他在皇帝面前的应对都是治理国家的要道，能够追显前代，而史官的记载却不能把他写得伟大显著，评论者都为此惋惜。恭敬地读《赞书》，只见天命光明灿烂；他把孝心转为忠心，全节的志向，不敢自行废弃。太史氏确实应当蘸墨挥笔，把它载入信史，使后人知道大元崇尚实际、超过古今的地方，能够有所考察。延祐改元，史臣袁桷谨记。跋象山先生《经德堂记》后 朱文公答复项平甫的信说：“自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有尊崇德性、讲求学问两件事是用力的关键。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而我平日所论，更多在讲求学问方面，所以学习他的人大多持守功夫值得观赏，但考察义理却不够精细。我自觉无论修养自己还是教导别人，都没有得到多少力量。如今应当反省自身而用力，去掉短处、汇集长处，希望不至于偏废一边。如今看文安公所作《经德堂记》，瑱山吴伯厚是他的门人，吴氏诸孙在持守方面有旧日根基。谨把文公的话记录在前面，使那些重听闻而轻亲见的世人感到惭愧，希望你们努力啊！”

译题写南剑谢君程文后 李汉编定《昌黎文》，唯独为他的古赋作序，而《明水赋》没有收入；如今把它定为外集的，大概是赵氏的版本。唐宋以词赋取士，他们所作的文章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王安石改用经义取士，只有张庭坚、陈古正阐发儒家先贤的微旨，所以东莱吕氏把它们选取并编次。往年听说闽中诸位先贤，如莆阳二刘、正字三山二林公，都另行编成程文，在家中流传；郑屯田锷通晓五经，凭借这些学说考取进士，这些文章都由私人秘藏，不是门人传授便无法得到。屯田曾经讲授给四明楼宣献、沈端虑，他们都是他的弟子。当时谈论经学的人专守师说，不像后世那样穿凿新奇以博取主考官的喜悦；而从前任主考官的人，又都温和善良、敦厚诚实，共同成就国家的盛治。今世流传的文章，断定起于乾道、淳熙年间，文采彬彬，仍然可以考察。延平谢君用和拿他先人所作《诗论》给我看，并附上他的程文，文献的征验将可以从这里取得。唉！宋代帖经、墨义的制度虽然见于史书，却没有人能够详细说明。自从吕申公试卷编行以后，这种制度才完整保存下来。谢君的用意，我深深了解。撰写《宋史》的史氏，或许应当有所取用。史官袁桷书。题写《顺堂记》后 我曾经观察《易经》，因而知道乾坤的作用。坤固然是顺的，但承接天道却有逆的一面。乾坤确定以后，人便在其中行动；抬头观察上天，七政各有其运行规律，人尚且不能与天相同，那么人效法坤，也仍然是效法天。事情总是落实在有所作为上，贫富寿夭顺从其自然，怎么知道我所说的“逆”不是“顺”呢？所以，动心忍性，是逆的作用；存心养性，是顺的本体。《尚书》所说元公以顺道为本、与逆相互为用；蜀郡虞博士取坤顺作为德。我认为李君如果能穷尽天道，就能穷尽人事的道理。题写庐陵萧焕有《救荒策》后 救济灾荒，没有比出售度牒更坏的办法了。宋代的大儒尚且免不了遵循而实行它，百姓更加堕落，靠救济吃饭的人也更加多了。秦汉时期出售爵位的法令盛行，但不让买爵者治理百姓，还保留着成周的遗意。到了后世，法令下达后又中途改变，逐渐习以为常，大家眼睁睁地离去，于是禁止压制的措施兴起，鞭打刑罚也更加繁多。庐陵萧焕有来到京师，清简宁静，自我修养，心中鄙视那些一声呼喝便取得大官的人，闭门自守而不与人争竞。一天，他向御史府上书，陈述三条救荒原则、三项救荒策略。方案虽被施行，他却没有得到俸禄。唉！如今世人上书，大多把它作为求取仕进的资本，然而最终从未见有被采用的。更有甚者，图谋到绝远之地，核查田亩税额来便利自己。朝廷清明，最终把这种做法罢止了，他们却仍不悔改。拿萧焕有的三条原则相比，难道不感到惭愧吗？然而天下的弊病在于如何斟酌损益。救荒虽有书籍可依据，先贤平日也讲论过，但仍然有所欠缺。年岁增长而学问更加进步，焕有的事业大概还没有停止。延祐丙辰年八月初一，史官袁桷书。题写余国辅诗后 我曾认为，声诗创作兴盛时，各地的方言俗语似乎并不相同，但考察它们的音节，却没有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诗歌盛行于周代，在建安、黄初时稍有变化，到了唐代虽有下降，声调仍然相同。豫章黄太史出现后，感到比物联事的繁琐，于是说声音由内心产生；因声音来探求内心，不要逐逐追随外物，清浊高下，语言一定先要符合声音，这有什么害处呢？法度一旦建立，弊病也随之产生；人们仓促相互模仿，诗歌变得豪放、怪奇，反而日渐淫滥。临川王文公的言论以唐人为规范，他自以为高明的地方，开始以之为宗师，拘泥得仿佛不能扩大比较来评论，其弊病也与此相似。余国辅君生于临川，守持宗旨，推究源流；他所作的诗，质朴的合乎自然，华美的保存至理，雍容而有哀叹，知道时运不遇，仍有先王《国风》的意味。《小弁》的怨，是因为亲亲；《黍离》的哀悯，是因为宗周。考察古诗，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秉持常性、喜好美德，是诗道的根本。从前的先正已经这样说过。我的侄子瑛从前曾拜国辅为师，仰慕他的高尚风范，谨敢申述这些话来赞扬他。题写程君贞诗后 《风》和《雅》意义不同，如今谈论诗歌的人却把它们混为一谈。那么什么是风？黄初、建安时期的诗作得到了它的精神；雅的体制，汉代乐府的许多诗接近它。萧统编的诗集，没有见到真正的雅体。诗接近风，是因为情性自然；齐梁以后，风的精神就熄灭了。宋代以来，诗道有三次变化。梅尧臣、欧阳修以舒缓从容的笔调抒写才情，高峻的凌驾山岳，幽深的穿透岩洞；反复磨砺，不能停止于言辞，风的变化至此达到了极点。黄庭坚、陈师道取其奇特作为语言，语言超过奇特，奇特便有不能通达之处。苏轼的词超越了情感本身，舒缓而以为正，颓放而以为近；后世谈诗的人争相仰慕他。声音与政治相通，要想因此恢复古道，就一定要在盛明平治的时代。唐代元和、宋代庆历，接近这种情形。想到往昔百姓流离、处于兵尘冲击之中，语言不能宣泄他们的忧愁，却要求它符合古道，也实在困难。诗歌所说的风，正是悲愤怨刺由此产生的根源。离古代不远时，它的道路还存在；相隔千百年，便日益接近后世。由此可知，人们不知道《国风》的创作本来是出于不得已的言辞。程君贞的诗淡泊而平和，简约而端正，不以激烈自命为高，舒缓和畅、怡然愉悦，将要用来歌咏太平盛世。他怀才不遇的意味，发自内心，却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怨恨。所谓雅，是朝廷和宗庙所适宜使用的诗体；礼仪文饰日益兴盛，弦歌与钟磬交替奏响、彼此合拍，除了程君，还有谁适合它呢？希望你努力啊！题写杜东洲诗集后 苏文忠自从渡过岭海以后，诗歌格律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概是他的精神气概遇到海神也不畏惧，喷涌变化，迎接承受一切而毫不推辞。从前善于作赋咏诗的人，必定要远行跋涉，经历广阔地域；至于隐居空岩的士人，他们所吟咏摹拟的不过是空林古涧，语言接近而意味短浅，又怎么足以扩大耳目所见的奇异、写出胸中宏伟的气象呢？杜君臣杰乘坐漕运船，沿着神山前行，观看海市，在上京观览风光，吃冰嚼雪，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经历，这真是壮阔啊！所以他所作的诗，只看篇题，确实足以夺去山林诗人的固陋。至于锤炼的功夫、搜抉的精巧，发自内心的声音，自然合于笙镛之间；歌咏中交错着锦绮般的奇文。难道是随意写成的吗？由此确实可以知道，远游对文章是有益的。我五次居住居庸，留在京师将近二十年，读遍旧稿却没有一句奇警之语。如今开始随君扬帆南行，大概将有所进步了。因此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清容居士作序。《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元代袁桷撰 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