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译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他起初忧虑科举程文的弊病，想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写文章，最终自成一家，人们争相传诵，追随者如云聚集，因此他的文章在当时独占盛名。当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都以学问和品行闻名，其中郑伯熊对于古人的经制、治法，讨论尤其精深。陈傅良都以他们为老师，而从薛季宣那里得到的学问更多。进入太学后，他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交好。吕祖谦向他讲述本朝文献相承的条理次序，而“主敬集义”的功夫则主要得益于张栻。从此四方来向他求学的人更加多了。考中进士甲科后，任泰州教授。参知政事龚茂良认为他有才，把他推荐给朝廷，改任太学录，出任福州通判。丞相梁克家兼领帅府事务，把成事的责任交给陈傅良；陈傅良处理全府的是非曲直，一概依据正义。强横的人不能售卖私情，便暗中联合言官弹劾，使他被罢职。五年后，起用为知桂阳军。光宗即位后，逐渐升任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百姓没有后嗣而以异姓子弟作为继嗣的，官府贪图他们的财产，往往把财产没收。陈傅良说：“断绝人的后嗣，不是治理之道。”于是归还财产，涉及将近二千家。转任浙西提点刑狱，授任吏部员外郎；离开朝廷四十年，到这时才回来，胡须鬓发没有一根黑色的，京城人聚集观看并叹息，称他为“老陈郎中”。陈傅良治学，从三代、秦、汉以下无不研究；对于每一件事、每一种事物，都一定考察到极致才停止。对于太祖开创基业的根本，尤其潜心研究。到这时，他因轮对上殿奏事，说：“太祖皇帝把福泽留给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根本。熙宁以来，掌权者才开始取用太祖的约束制度，把一切都更改了。各路每年上供的定额，比祥符年间增加了一倍；崇宁年间重新修订上供条格，颁布天下，大多增加到十几倍。其他杂项征敛，熙宁年间以常平、宽剩、禁军缺额等名目分别封存；无额上供起于元丰，经制起于宣和，总制、月桩起于绍兴，这些至今都成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茶引全都归于都茶场，盐钞全都归于榷货务，秋苗折纳的斗斛有十分之八九归入纲运，这些都不留在州、县。州、县无从供给，便强行从百姓那里掠取，于是有斛面加收、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等名目，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如今的祸患，哪里只是四方夷狄，国家天命能否长久，取决于民力是否宽裕，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陛下应把救济百姓困穷作为自己的责任，推行太祖尚未完全消失的恩泽，使之成为万世无穷的美好福祉。” 他又说：“如今天下的财力，都耗尽在养兵上，而没有比江上的军队更严重的。都统司把它称作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不能过问；总领所掌管的所谓大军钱粮，即使户部也不能参与。于是内外的形势分离，办事的权力不统一，施行政令不能专一；即使想要宽减百姓负担，也没有办法。假如都统司的军队与从前隶属制置司时没有不同，总领所的财用与从前归转运司时没有不同，那么内外就成为一体。内外成为一体，才可以讨论如何宽减民力。”皇帝从容地嘉奖采纳，并慰劳他说：“你过去在哪里？朕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把你所著的书拿给朕看看。”退朝后，他把《周礼说》十三篇进呈，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绍熙三年，授任起居舍人。第二年，兼权中书舍人。当初光宗的妃子黄氏受到宠爱，李皇后嫉妒而杀了她。光宗听说后，又因郊祀时遇到大风雨，受到震惊恐惧，得了心病，从此不能按时阅览章疏。于是陈傅良上奏说：“一个国家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阻塞积滞就会生病。今天拖延某件事，明天阻挠某个人；如果有奸险之人乘机谋利，那么内外的情况就无法沟通，施加恩威的权柄便会下移，最严重时甚至天灾出现也无人报告，边境警报也无人听闻，灾祸将不可预测！”皇帝醒悟过来，恰逢病情也稍有好转，便前往重华宫。第二年重明节，又因疾病不肯前往，丞相以下直到太学生都极力进谏，皇帝不听。当时皇帝正召内侍陈源任内侍省押班，陈傅良不肯起草诏词，并且上疏说：“陛下不去重华宫，只是因为错误地产生了疑虑，忧虑积累成病，才到了这个地步。臣曾就陛下的心意反复加以论说，自以为说得十分深切，陛下也已经答应了。没过多久却中途改变，把错误当成真实，因而开启无端的嫌隙；把疑虑当成事实，因而形成难以医治的疾病。这是陛下自己给自己招来的祸患。”奏疏上呈后，皇帝准备采纳，百官列班站立等待。皇帝出来，走到御屏处，皇后拉住皇帝要他回去，陈傅良于是快步上前牵住皇帝的衣襟，皇后斥责他。陈傅良在庭中哭泣，皇后更加恼怒，陈傅良走下殿径直离去。诏令改授他秘阁修撰，仍兼任赞读，他不接受。宁宗即位，召任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适逢诏令让朱熹在外任宫观官，陈傅良说：“朱熹难以进用，却容易退职；如今内批下达，满朝震惊，臣不敢起草执行。”于是朱熹进升宝文阁待制，任职于外郡。御史中丞谢深甫弹劾陈傅良只说不做，出任提举兴国宫。第二年，监察官接连上疏，削夺官阶，罢免职务。嘉泰二年恢复官职，起用为知泉州，他辞去。授集英殿修撰，升宝谟阁待制。最终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七岁。谥号文节。陈傅良所著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流传于世。○明万历考订重刊《三山志》序①

译闽地自晋太康年间开始设置郡，至今将近一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不止三次了。东晋太守陶夔、唐代郡人林谞、宋代郡人林世程各自撰写过记载，都早已湮没不存。宋淳熙年间，清源梁克家叔子来此任太守，编纂《三山志》。当时永嘉陈傅良君举任州事通判，以文章著名，考订撰述很多。元代致和年间又有《三山续志》。明朝兴起二百五十年间，《志》在正德庚辰年修过一次，在万历己卯年又修过一次，到这次壬子年，再次加以修订编纂。想找正德庚辰年的《志》来参阅，只在一两家世家中找到；至于万历己卯年的《志》，却有人暗中请求改动，逐渐失去了太史旧本的面貌。手持简册反复端详，因而为此三次叹息。② 近代的书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数百年以前还有鲁壁藏经、汲冢断简那样的遗存呢？一天，谢在杭水部、王永启武曹拿着马恭敏家抄藏的宋淳熙《三山志》，经过道山时给我看。③我高兴地写道：“事实核实，文辞确切，彰明过去，昭示未来，都在这部书中。”于是谋划把它交付刊刻，只是山中的田地和薪炭收入，哪里能得到所羡慕的资金来购买刻书用的梨木、枣木呢？恰好遇到编修郡志的事务，公家的伙食和俸禄结余有几十金，我又节省衣物和饮食来补助这笔费用。刚刻印完成，有客人向我笑着说：“割草做的狗既然已经被毁弃，却还要追问蝌蚪文字。你也太不合时宜、违背世俗爱好了。”我说：“不，不是这样！从前仲尼向郯子求学，却感慨失去官职；他记述夏、商、周三代的志向，也为杞、宋两国礼制的残缺而伤感。大概传闻很少有根据，就无法考求真实。这就是文献缺失而夏、殷礼制灭亡、方策尚存而周文王、周武王政事得以举明的原因。闽地是东南的大藩镇，而晋安又是联系各郡的要地。长空淡淡，万古沉寂，我偶尔登高眺望越王的故墟，溯流远望螺女的水边，俯视榕城万木成荫，俯取瓯冶的一泓清水。可是台上鹧鸪啼鸣，视野中烟雨迷蒙，想要询问这些往事，而故老们都已经不在了。如今有幸看到这部编录，霸业的图景仿佛绘画一般，国家的纲纪如星辰般明亮。远则历代王朝的兴衰，像车轴转动、波浪回旋；近则四城郭周围的形势，山陵夷平、城邑变迁。辨明方位、开拓疆宇，严太守的丰功伟绩仍然存在；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蔡忠惠的流芳还没有泯灭。地灵人杰，家家传诵，户户歌咏。这些都是本地疆域中与天地同存、不会磨灭的事迹。近来以来，不把先民作为准则，骑马停留遇见行人，又有谁去寻访旧事？即使把本地各族聚集起来、世代生长于此的人叫来，询问几代以来的乡土人事、百年以来的故土桑梓、流传的风气和善政、遗留下来的风俗与旧家，他们大多茫然无知，没有谁能够省察明白。唉！如今天下很多地方都像这样，叔子的《志》不是更加荒疏零落了吗？”客人连声应是，退了出去。因此，我与共同修纂郡志的谢在杭、王永启、朱君聘、邓汝实、徐兴公、王粹夫诸位君子，一面广泛搜集，一面相互校订，终于看到了这部书完成，使千古以来这座都城的鉴戒，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失传。至于元代致和年间的《志》，计算起来比这部《志》晚一百多年，却茫然无从考察，难道也有收藏在名山之中的本子吗？那么就愿意留待后日考求。万历癸丑年冬至日，晋安九龙山人林材谨任甫在在我轩中书写。⑤ 【注】①这是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的序。据当时福州已故户部尚书马森家收藏的抄本，由纂修万历壬子《福州府志》的林材、王宇、谢肇淛等七人校订重刊后撰成。它成为直到今天在闽中流传的各种《三山志》抄本的依据。明代以前流藏于江、浙的抄本，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本，都没有收入这篇序，或许是不知道有这个刊本。②元致和元年（戊辰，1328年）修成《三山续志》，到明万历年间修志时已经看不到了。明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年），林庭■〈木昂〉纂修《福州府志》；到万历七年（己卯，1579年），林燫、潘颐龙再次纂修《福州府志》。③谢肇淛（字在杭）当时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奉命治理河道，所以称为“水部”。王宇（字永启）当时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所以称为“武曹”。明嘉靖年间，闽县人马森任户部尚书，死于万历八年，谥号恭敏。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修《府志》时，在乌石山（又名道山）设置志局。④朱国珍（字君聘）、邓原芳（字汝实）当时是府学庠生。徐■〈火勃〉（字兴公）、王毓德（字粹夫）都是当时参与纂修万历壬子《福州府志》的成员。徐、王二人是平民名士；王毓德曾继续完成其父王应山所著《闽都记》《闽大记》等作品。⑤林材，字谨任，闽县人。他与父亲林堪、儿子林弘衍，都以诗文著名；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与林烃共同担任万历壬子《福州府志》的总纂。但崇抄、赐书楼本、抱山堂本都有这篇序，却没有这段题款，只有近人郑氏抄本中有，或许也有依据，姑且抄录在这里。现在《全国善本书目》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崇祯十一年林弘衍越山草堂刊本”。考察可知，崇祯十一年距万历刊刻《三山志》仅相差二十三年，不知是否就是弘衍家中收藏的万历本，或者是崇祯年间又重新刊刻的，容后查考。如今只得到它的抄本，用来供校勘参考。○明万历重刻淳熙《三山志》后跋① 宋代《三山志》四十二卷。林都谏先生捐出资金交付刊刻，②经过一年，宣告完成。它几百年来传承不断却一直危如细线，如今一旦重新摹刻，传给后世，真是极其盛大的善举。又担心收藏在秘密家塾中，不能广泛流传，于是把刻板搬到法海禅寺安置，命主持僧人守护，以便有心人印行。从前白乐天把一生所著分散存放在东林、香山、善圣、南禅等寺，并与僧人约定：“不得带出寺门，不得借给外来客人。”这是因为寺院丛林善于保管。如今林都谏既然把刻板安置在寺中，而且还能公开给众人使用，比起白公来，传播范围又有什么大小之别呢？万历癸丑年腊月，徐■〈火勃〉题写。【注】①这篇《跋》见于崇祯十一年刊本的抄本。②“林都谏”就是前序作者、任给事中这一谏官的林材。○《潜研堂集》跋《三山志》

译梁克家的《三山志》四十卷，《宋史·艺文志》称它为《长乐志》，其实是同一部书。现在的本子作四十二卷，其中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进士题名”，是淳祐年间福州教授朱貔孙续行增入的。考察《目录》，原本附在第三十卷之后，只是写作“第三十中”“第三十下”，并没有擅自更改旧《志》的卷次。后人把它分成四十二卷，又不是朱貔孙原来的样子了。①《志》成于淳熙九年五月，而“知府题名”增加到嘉定十五年；其他卷中有混入淳祐年间事情的，也都是后人随时插入的。《宋史》本传说梁克家乾道年间罢相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宁〕府，②随后便说“淳熙八年，起知福州”。据《志》记载，梁克家在“六年三月，以资政殿大学士、宣奉大夫知福州”。那么《传》所说“八年”就是错误的。《志》又记载：“八年五月，复观文殿学士。”这就是《宋史》所载“赵雄上奏，想让他再次任职，降旨仍任知福州”的事情。当时梁克家到任已经满两年，所以才有“再任”的诏旨，并因此恢复了他的职名。《宋史》把再次任职的年份误作初次任职的年份；如果刚刚到任，就不应当说“再任”。而且梁克家罢相时已经“授观文殿大学士”。过了几年，“起用知福州”时，只带“资政殿大学士”的职名；又过两年，才“恢复观文殿学士”，仍然没有“大”字。③由此可知，在知建康〔宁〕府以后，④必定有被削夺职名、奉祠闲居的事情，只是《传》中都缺载了。世人读《宋史》，大多嫌它繁杂芜乱，我却唯独忧虑它记载缺略。缺略的弊病比繁杂更严重，即使有范蔚宗、欧阳永叔这样的人，繁杂之处可以删省，缺失之处却无法补足。因此读到这部《志》，不禁为之叹息。嘉定钱大昕。⑤ 【注】①本志卷三十一，底本、崇抄都在卷首附有朱貔孙的短序，详细说明续增两卷的原由。库本删去了朱氏短序，并且在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卷首都署名为“梁克家撰”，这是不对的。现在附录《宋史·朱貔孙传》，供读者参阅。②④钱氏这篇文字依据《宋史·梁克家传》，都照录了“知建康”的错误记载。根据《宋史·孝宗纪》和《宰辅表》，应当是“知建宁府”。③考察《宋史·孝宗纪》记载：“淳熙二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怀因擅自更改堂除获罪，梁克家被削去观文殿学士，曾怀降为观文殿学士。”据此，梁克家在乾道年间罢相、出任知建宁府时，原本是“观文殿大学士”。到淳熙二年正月已经被削职。根据本《志》，到淳熙六年，又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到八年，才再次“恢复观文殿学士”，但没有“大”字。其中职名升降的情况还有不明之处。⑤钱大昕，字晓征，清代嘉定人。精通经史，著作丰富，《潜研堂诗文集》是他的著作之一，这篇《跋》收入其中，曾题写在他所见到的《三山志》抄本之后，不清楚写于哪一年。清光绪年间，郭柏苍在所著《竹间十日话》中自称，他收藏有谢在杭《小草斋抄本》的《三山志》，由徐兴公校对，在杭、兴公都有印记，其中有嘉定钱大昕的《跋》。只是不了解钱氏最初题跋于哪一个本子。如今闽中各抄本大多收有这篇《跋》，崇抄也有。○《宋史·朱貔孙传》（卷四百一十一，列传第一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