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一十一　列传第一百七十）

译朱貔孙，字兴甫，浮梁人。淳祐四年考中进士，授任临江军学教授。丞相史嵩之听说朱貔孙的名声，想把他招到自己的馆舍任职，但因为俸禄还没有达到奉养父母的条件，朱貔孙推辞了。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授任福州学教授，差遣充任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马光祖、赵与陋都推荐他。丁大全在台谏任职，权势气焰炽盛。天长久阴雨，朱貔孙写信给政府官员，说消除长期阴郁的办法在于铲除奸邪、停止手实、免除米税。所谓奸邪，指的是丁大全。丞相董槐得到书信，赞叹不已。主管尚书刑部、工部架阁文字。宦官董宋臣受到宠幸而掌权，朱貔孙主持发策考试胄子，极力论述宦官寺人专权的祸患，董宋臣便暗示言官弹劾，使他被罢职。马光祖征召他添差江东安抚司机宜文字，升任史馆校勘。当时丁大全执政，派党羽许诺要突然提拔他，朱貔孙坚决拒绝，并且请假回家探望。升任太学博士后，恰逢皇帝亲自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他第一篇奏疏就论述丁大全这个专权奸臣误国的罪行，倡言为学校六士蒙受冤屈申辩。又提出应聚集人才、凝聚人心、精心选择进言者；增加禁军以壮大京城防卫，选择贤能太守治理内地各郡，选用全才守卫长江沿线，整顿水军防备海道，根据当地情况招募士兵应对突然到来的敌军，并合并力量支援必守之地。当时有人建议迁都四明，朱貔孙立即上疏说：“皇帝车驾一旦移动，三边将士就会瓦解，四方盗贼也会蜂起，绝对不能这样做。”于是此事停止。朱貔孙在讲筵上谈到董宋臣扰乱政事，触犯皇帝旨意。升任大理少卿，又升司农少卿兼太子右谕德，诏令允许他骑马赴讲。朱貔孙劝导太子合乎体统，讲解经义时，凡是涉及君主之道的，必定委婉详尽地阐发，暗中寓含警戒，太子每次都为之改变脸色，肃然起敬。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当时国家大礼完成，封爵、任命等诏令集中下达，官吏把词头送来，每晚不下几十件，朱貔孙运笔如飞，夜未过半便已写成，文辞都温润典雅。升任宗正少卿。遭母丧，服丧期满后，授秘书监兼太子左谕德，改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姓名已经交付外廷公布，不久又改命为浙西行公田。官吏乘机作奸，朱貔孙上疏揭露其中弊端。他推阐《春秋》尊王抑霸的宗旨，劝皇帝崇尚仁政、任用贤能、尊崇正论，皇帝赏赐十分优厚。升任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请求严格禁止京城中的淫靡音乐和奇装异服。他所论述的苗耗、徭役祸害以及经营治理川蜀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急务。董宋臣再次出任，朝廷舆论纷纷。朱貔孙因被召见应对，极力斥责他的奸邪，最终被削去祠禄，升任侍御史兼侍讲。长星出现在东方，朱貔孙极力指责外戚、内臣以及进奉羡余财物等失去人心的行为，并且说：“挽回天意，必须从挽回人心开始。”言辞恳切，皇帝被他感动，升任侍读。朱貔孙再次进入台谏时，正值边疆多事，多次陈述防备御敌的策略。理宗年事已高，倚重贾似道。贾似道擅自发号施令，朱貔孙随时进谏，不肯阿谀依附。至于推行公田政策，他多次在经筵上秘密向皇帝进言，贾似道从此深深忌恨他。朱貔孙多次上疏请求离职。理宗去世，度宗即位，升任右谏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兼赐章服、犀带。他因病请求辞去言职，改任吏部尚书，但没有接受任命。皇帝因为旧日师友之情，素来想留住朱貔孙，使者在道路上往来不断；朱貔孙却更加坚决地辞让，于是以华文阁学士知宁国府。贾似道暗示言官弹劾他，使他被罢免。很久以后，任提举太平兴国宫，又恢复华文殿学士，任知袁州。到任后，宣示皇帝的德意，把收敛暴行、禁止贪污作为首要事务。郡仓收租时，旧例凭斛面多取余粮，官吏又加以搜刮。朱貔孙知道其中弊端，全部张榜废除，允许百姓自行量取。长期积弊立即革除，田间乡里一片欢声。兴办学校以劝勉士人。升任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不久，在袁州郡治去世。追赠四项官职，给予两项恩泽，命所在官府供给丧事。有《文集》《奏议》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① 臣等谨慎考察：《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是两淮马裕家收藏的本子。由宋代梁克家撰写。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平江签判，召任秘书省正字。乾道年间，屡次升官至右丞相，封仪国公，死后谥文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史书称他“写文章浑厚明白，自成一家；诏令文辞尤其温和雅正，流传于世的很多”。如今他的作品已经很少流传，只有这部书还有抄本。全书分为九门：一是地理，二是公廨，三是版籍，四是田赋，五是兵防，六是秩官，七是人物，八是寺观，九是土俗。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批评它把“山川”附在“寺观”之后，未免失去类目次序。如今看它的“人物”门只收“科第”，“土俗”门有时出现“谣谶”，这些在义理上也都不够妥当。然而这部《志》重在记录掌故，并不在于夸耀乡贤、铺陈名胜，这本来也是核实记录的方法，自成地方志书的一种体例，不能用通常的规范来苛求。它所记十国时期的事情，有许多是史籍遗漏的，也足以供考证。与后来的何乔远《闽书》之类相比，后者门类混杂，只是扰乱视听，两者相差很远。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注 ①据清乾隆《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台湾影印本）引录。此按语又见于该书《三山志》目录末尾，只略去了“两淮马裕家藏本”夹注的七个字。○淳熙《三山志·跋》（《曝书亭集》）①

译闽地有很多藏书家。康熙壬子年我经过福州，访求梁丞相所撰的《三山志》，却没有找到。三十年后，我看到武进庄氏的《书目》，其中有这部书，想借来观看却未能如愿。又过了六年，崑山徐学使章仲用一镒白金买到此书，我于是借回家抄录。全书共四十卷，梁丞相亲自作序。闽地的《记》一类著作，晋代有陶夔的，唐代有林谞的，宋代有林世程的，这些书都已散佚，这部书也很少流传。三山士大夫中那些尚未被著录的东西，如今一下子有了这部书，足以自豪了。只是它的体例把“山川”附在“寺观”一门的末尾，未免失当。不过，关于十国时期可以征引考信的史事，其中有许多出自黄氏《八闽通志》、王氏《闽大记》和何氏《闽书》之外，是学者应当广泛考察的。秀水朱彝尊 【注】按：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享年八十一岁，是清初的诗人、学者。康熙壬子年，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朱彝尊已经43岁。他说“经过福州，访求梁丞相《三山志》，没有找到”。当时距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林材等人校刊《三山志》才六十年，郡中缙绅名士家中按理都应有藏本。刻版还存放在法海寺，六十年间也不至于全部散失，直到清末仍有谢肇淛的《小草斋三山志抄本》存在。他为什么断言“没有找到”，甚至说“三山士大夫尚未著录”？当时进入闽地的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郑经的军事势力仍占据闽台海上，前明士大夫和旧家族的抗清意识仍很强，又正值耿精忠准备叛乱，闽境局势尚未稳定。朱彝尊以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身份来寻找旧家族的文献，可能遭到拒绝，实际上并非“没有”。七年后，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以布衣身份被举荐为博学宏词，授官翰林检讨，参与编修《明史》，当时已经五十岁，身份显贵。又过“三十年”，已经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想“借来观看”武进庄氏收藏的《三山志》，仍然“未能得到”，可见访求书籍十分困难。“又六年”，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才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并“借回抄录”，觉得“三山士大夫尚未著录”的书一旦得到，足以自豪。这时他已经八十岁高龄，第二年便去世。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可能不知道闽地有万历《三山志》重刊本，于是采用了两淮抄本，并引用朱彝尊的跋语。武进庄氏所藏的可能是明代抄本，后来归于崑山徐氏，应当流传在江苏；朱氏抄录的本子可能流传在浙江。因此，江浙地区以及闽中马森家所藏的明代抄本，都应当视为珍贵的祖本。○《三山志》程庆馀题记① 道光屠维作噩之年，正月，②我依据刘燕庭方伯收藏的明人抄本校对了一遍。③乌程程庆馀记于吴中寓居的书斋。④ 【注】①这篇题记见于底本目录页末，应当是底本抄藏本的收藏者自己题写的。②这里记载的年月是清道光己酉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③刘燕庭的本名尚未考知，“燕庭”是他的字。“方伯”应当指曾任布政使的人。④乌程是浙江湖州吴兴县的古名。程庆馀带着自己抄写的《三山志》，在吴中（苏州）的寓所用刘氏收藏的明代抄本作了校勘。程氏抄本为楷书，秀美遒劲而精妙，与这篇题记的笔迹相似；书中凡是经过校勘改动的地方，都用小字注在旁边，字迹也相近。现在把这个本子作为校勘底本。○《竹间十日话》论《三山志》① 《三山志》的抄本已经很少，我苍所收藏的是谢在杭的《小草斋抄本》，由徐兴公校对过。在杭、兴公都有印记，书中还有嘉定钱大昕的《跋》，乡里的前辈何歧海又用墨笔作了订正。② 这部书卷帙很多，而且《通志》《郡志》几乎已经全部采录其中的内容，必定不会再有好事之人重新谋划刊刻。我每每想详细抄录它的文字，以备后来考订。王氏父子前后相隔仅四十七年，计算本州共增加了僧寺、尼庵一百零八所，这也是他们佞佛、施舍僧侣的一项证据。光绪丙戌年七十二岁的侯官郭柏苍记于闽山柳湄小榭 【注】①郭柏苍是清嘉庆至光绪年间（1815～1890年）侯官县人，举人，官至员外郎，博学多才，著述很多。这篇收入其著作《竹间十日话》的文章，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②郭柏苍提到自己收藏的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小草斋《三山志》抄本，可能就是万历重刻《三山志》时使用的校勘稿本；又说书中有“嘉定钱大昕跋”，可能是钱大昕亲自见过并题写的跋语，十分重要。现在这个本子流传并收藏在台湾。它的书目名称是《明崇祯谢氏小草斋抄本》，不知道是否就是郭氏收藏的原书，也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流入台湾的，未能亲见，实在遗憾。○识《三山志》（抱山堂抄本卷首民国戊寅年福州沈祖牟的识语）①

译《三山志》共四十卷，也有作《长乐志》的，是宋淳熙九年梁克家撰写的，实际上其中许多内容出自陈傅良之手。而现在流传的四十二卷本，其中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卷，是淳祐八年朱貔孙续补的。《十国遗事》和唐宋官制多依靠此书才得以流传，所以它当然不只是一般的乡邦文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二两〕 从版本来说，除淳熙原刻本外，可能还在淳祐年间重刻过，但这些都已无法考证。即使到了万历年间，我乡藏书家极为兴盛，林都谏在壬子年付梓时，所依据的也只是马恭敏家收藏的四十二卷抄本，已经不是梁叔子、朱貔孙的旧本了。最奇怪的是，刻成之后，版本被放置在禅寺中，任人传抄翻印，按理说应当流布得很多，事实却恰好相反。考察朱竹垞康熙壬子年经过福州时，已经访求不到此书，距离当时仅仅六十年。即使明刻本已经残破脱落而不值得重视，为什么流传得仍这样不广呢？等到编修《四库全书》时，所依据并收入的，是两淮马裕家收藏的抄本；当时四库馆臣甚至还不知道有明刻本，清代藏书家的书目中也很少著录明刻本。只有福州陈氏《小嫏馆藏书目·史部》中著录一部《明刻淳熙三山志》，共十册，下面注有“八元”二字，大概就是当时的书价。② 我私下怀疑陆存斋所说的“杨雪沧收藏的明万历刻本”，就是左海旧藏的东西。左海去世后，藏书全部散失，杨氏得到的书一定很多。以我所藏《明刻凤洲笔记》上的“陈恭甫藏、杨雪沧得”朱文长印作证，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清嘉庆、道光年间，乡里的前辈冯笏軿曾打算重新刊刻，刻书所需的梨枣木板已经准备齐全，却因为没有财力而停办，真是可惜！如今这部书的刻本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抱山堂抄本共四十二卷，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我从乡里林氏的平治楼得到它。林氏曾参与编纂《福建新通志》，南北各地访求书籍时，随身带着抄书人，大概是当时依据各家抄本抄录收藏的。可惜没有得到精善的旧抄本，亲自校对一遍。今年省立图书馆曾借去抄录副本，收入自己的书库。戊寅年七月，沈祖牟记于仓山宝相楼 【注】①沈祖牟，号帚斋，是清末沈葆桢的后人，收藏了很多书。他所说的抱山堂《三山志》抄本，得自林氏平治楼。林氏曾参与民国初年《福建通志》（陈衍主持编纂）的编修，这个本子就是在那时从江南江北访求抄录而来。文中说“可惜没有得到精善的旧抄本亲自校对一遍”，说明他已经知道这个本子疏漏而不精善。如今原抄本最终由省图书馆收藏，并上报列入《全国善本书目》。笔者曾取来校勘，发现讹误、脱漏很多。但沈氏这篇文章提到，明万历刻本曾由清道光年间学者陈寿祺（字恭甫，号左海）收藏，并且怀疑这个本子后来转归杨浚（字雪沧）收藏。这足以证明，明刻本直到清末仍见于闽中藏书家手中，因此清初朱彝尊所谓“没有”和“三山士大夫尚未著录”的判断并不真实。现在列为《全国善本三山志》之首的华东师大《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越山草堂刊本三山志》，疑为万历刻本经过校补后的重刊本。②按：陈寿祺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如果这是他生前购买收藏的书，怎么会有“八元”的书价？因此怀疑这是清末民国时期他人转售时所注的价格。○后记

译宋淳熙《三山志》内容周详准确，足以作为征信依据，历经八百二十年仍得以完整保存，而且至今仍受到重视，这足以证明其质量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如今全国完整保存的古代善本方志中，成书早于《三山志》的也只有一部《吴郡志》。而省内较晚出现的宋代方志，只保存有宝祐《仙溪志》和开庆《临汀志》，但都已经不是完整的卷帙了。本志作者梁克家当时以状元出身、右丞相的身份出任福州知州，陈傅良则以著名儒者、太学官的身份担任州通判。两人都深受当时社会期待，合力主持修志，参与其事的还有许多人。淳熙九年全书完成，共四十卷（宋末学者陈振孙则称作《长乐志》四十卷）。过了六十六年，州学教授朱貔孙续补淳熙以后“科名”两卷。据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考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的进士题名，是淳祐年间续入的。”又说：“考察目录，原本附在第三十卷之后，只标作第三十中、第三十下，并没有擅自改动卷次。后来人们析分为四十二卷，也不是朱貔孙原来的样子。”又说：“知府题名增加到嘉定十五年，其他各卷间有把淳祐年间的事情插入其中的，都是后人随时增补进去的。”元代编撰的《宋史》在《艺文志·地理类》中仍称“《长乐志》四十卷”，可见现在所称的四十二卷本，是元代以后出现的。如今志书中的“科名”又续列到宝祐四年文天祥榜。这说明原志成书后的七十年间，不断有人把新增内容穿插补入其中。推测原志成书后应当有过刻本，宋末至元代还有可能重新刊刻，但如今都无法考证了。《三山志》搜集的资料广泛而丰富。正如梁氏《序》中所说：“搜求残缺的简册，引用官府文书，采集父老相传的内容，获得乡里所记载的材料。上则追溯千年以来创建的起始，中则考察历代沿革的缘由，再补充今日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这部志书凡是收入正文的内容，必定随文附有夹注，引用资料并说明出处。有些出处现在仍有典籍可以查考，如《周礼》《史记》等。还有数十种已经散佚的文献，只能借助此志才知道其内容和流传情况，例如唐代林谞的《闽中记》、元和年间的《球场山亭记》、林嵩的《重修子城记》、陈傅的《瓯冶遗事》等。此外还有数量难以计算的诏敕、札牒、状奏、文移、碑铭、诗文之类。举证精审详密，不怕繁琐。这部志书的功用不仅在于保存乡邦文献，还将永远具有历史研究和考古认证方面的科学价值。宋淳熙《三山志》的原刻本，元代以后已经不再见于著录，全靠明代人抄本的流传才保存下来。清代直到近代，省内外由多人抄写的本子纷纷出现，大多源自明代分流到闽中和江浙等地旧家族手中的藏本。其中抄写精审、经过名家考订、传藏有明确依据，并且能够追寻到宋代原刻面貌的，已经极为珍贵。现存明万历和崇祯时期的重刊本，源自嘉靖年间马森家收藏的抄本，经过林材、谢肇淛、徐■〈火勃〉等人共同考订，闽中后世的各种抄本都由此传衍。清代《四库全书》抄本源自“两淮马裕家藏本”，经过馆阁文臣删补。清康熙年间，朱彝尊从崑山徐家借到武进（今常州市）庄氏原藏本，抄录后带回秀水（今嘉兴市），于是流传到浙江。清道光年间，湖州程氏又带着所抄本到苏州，使用刘家收藏的明人抄本作校对。湖州距离嘉兴很近，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传承关系。如今所见江浙传本中的疑似缺文多相类似，而闽中传本的疑似缺文则多与江浙本不同，往往一方有而另一方没有，一方没有而另一方有。现在用源流远自异地的抄本汇合校勘缺失之处，择取善本作准，将对恢复原作的真实面貌大有帮助。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视全省古旧方志的整理工作，对《三山志》的校注和印行尤其关注。由于校勘者受时间和地域条件限制，难以外出获得更多善本作为参校依据，确实也是一件遗憾的事。笔者承蒙省地方志编委会委托此重任，只能恭敬谨慎地从事，在明知困难的情况下勉力承担，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这份稿件。期间始终得到省方志委副主任卢美松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到省人民出版社李瑞良同志的指正，得到省图书特藏部和福建师大图书馆同志的协助；省方志委管旬辉精心设计编排，刘晓敏反复打印修改，又承蒙北京方志出版社认真审阅，谨在此表示深切感谢。由于个人学识和能力有限，稿中还存在疏漏和错误，恭请学界前辈及广大读者指教，便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