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羡第十六
兄弟数往造焉。太守王廙之移亭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
译兄弟多次前往拜访他。太守王廙之将亭子迁移到水中。晋朝司空何无忌担任郡守时，在山巅修建了亭子，地势极高，视野极尽开阔。亭子的建筑虽然已经毁坏，但基座和台阶仍然存在。
〔二〕嘉锡案：此以金谷诗序与石崇分言之者，盖时人不独谓两序文词足以相敌，且以逸少为兰亭宴集主人，犹石崇之在金谷也。今晋书羲之传乃云：「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与此不同。考诸书引用金谷诗序，无题为潘岳者，其文已略见品藻篇「金谷中苏绍最胜」条注中。观其波澜意度，知逸少临河叙实有意仿之。故时人以为比。潘岳金谷集诗在文选内，不闻有序。纵安仁尝别为之序，亦必非逸少所仿也。桂馥札朴六据羲之传遂谓石崇金石诗叙即安仁代作，实非崇文。夫石季伦非不能文者，何须安仁捉刀？况他书并无此言，晋书单文孤证，恐系纪载之误，未可便以为据也。
〔三〕程炎震云：「晋书取此，东坡讥之。」
〔四〕太平广记二百七引羊欣笔阵图曰：「王羲之三十三书兰亭序。」宋桑世昌兰亭考八引同。嘉锡案：晋书羲之本传但云年五十九卒，不着年月。陶弘景真诰十六阐幽微注云：「逸少为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灵不复仕。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真诰虽不可信，而隐居之注，考证不苟，必有所据。张怀瓘书断卷中亦云：「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后来如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瘗鹤铭后，谓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兰亭考载李兼跋，与伯思同，因以推知右军兰亭之游，年五十有一。大抵皆据书断为说也。至钱大昕疑年录一独移下十八年，谓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且以东观余论为误，而不言其何所本。遍检晋书考异、诸史拾遗、及养新录诸书亦并无一言。第以其说推之，则永和九年正得年三十有三，疑即本之羊欣笔阵图耳。考本书汰侈篇曰：「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于此改观。」本传亦曰：「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啖羲之，由是始知名。」按元帝大兴纪元尽四年，改元永昌。周顗即以其年四月为王敦所害。若如钱氏之说，则当顗之死，右军方在襁褓之中，安能与其末座噉牛心炙耶？盖所谓羊欣笔阵图者，本不可信，远不如真诰书断之足据也。
〔五〕御览一百九十四引王隐晋书曰：「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嘉锡案：兰亭考一载兰亭诗及云谷杂记一载兰亭石刻，皆无许询、谢尚、支遁等三人。然考法书要录三所载唐何延之兰亭记，仅略举主宾十一人姓名，其中乃有支遁。不审何以不在石刻四十二人之内，又不审当修禊赋诗之时，许询、谢尚果在座中与否也。古事难考，如此类者多矣。
〔六〕严可均录此序入全晋文卷二十六。自注云：「此与帖本不同，又多篇末一段，盖刘孝标从本集节录者。」嘉锡案：今本世说注经宋人晏殊、董弅等妄有删节，以唐本第六卷证之，几无一条不遭涂抹。况于人人习见之兰亭序哉。然则此序所删除之字句，未必尽出于孝标之节录也。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符坚，大喜。
【校文】
「符坚」景宋本作「苻坚」，是。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一〕晋安帝纪曰：「昶字彦达，平昌人。父馥，中护军。昶矜严有志局，少为王恭所知。豫义旗之勋，迁丹阳尹。卢循既下，昶虑事不济，仰药而死。」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二〕
【笺疏】
〔一〕程炎震云：「太元十五年二月，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
〔二〕李慈铭云：「案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昶之所谓，正此类也。王恭
译〔二〕嘉锡按：这里将《金谷诗序》与石崇分开来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不仅认为这两篇序文的文辞足以相匹敌，而且因为王羲之是兰亭宴集的主人，就像石崇在金谷园一样。如今《晋书·王羲之传》却说：“有人用潘岳的《金谷诗序》来比拟他的文章，王羲之把自己比作石崇，听到后非常高兴。”这与上文不同。考察各种书籍引用《金谷诗序》，没有题为潘岳所作的，其文辞已大致见于《品藻》篇“金谷中苏绍最胜”条的注中。观察其波澜意度，知道王羲之的《临河叙》确实有意模仿它。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可以相比。潘岳的《金谷集诗》在《文选》内，没听说有序文。纵然潘安仁曾经另外作过序，也一定不是王羲之所模仿的。桂馥在《札朴》卷六中根据《王羲之传》便说石崇的《金石诗叙》就是潘安仁代笔，实在不是石崇的文章。石季伦并非不能写文章的人，何须潘安仁捉刀代笔？况且其他书籍并没有这种说法，《晋书》只是孤证，恐怕是记载有误，不可以就把它作为依据。
〔三〕程炎震说：“《晋书》采用了这条记载，苏轼讥讽它。”
〔四〕《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引用羊欣《笔阵图》说：“王羲之三十三岁时书写《兰亭序》。”宋代桑世昌《兰亭考》卷八引用相同。嘉锡按：《晋书·王羲之本传》只说五十九岁去世，没有记载年月。陶弘景《真诰》卷十六《阐幽微》注说：“王逸少任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离开郡任，告祭神灵不再做官。到升平五年辛酉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真诰》虽然不可轻信，但陶隐居的注释，考证严谨不苟，必定有所依据。张怀瓘《书断》卷中也说：“升平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后来如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瘗鹤铭》后，说王逸少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年，到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去世。《兰亭考》记载李兼的跋文，与黄伯思相同，因此推知王右军游览兰亭时，年龄是五十一岁。大致都是根据《书断》的说法。至于钱大昕《疑年录》卷一独自将生卒年下移十八年，说生于大兴四年辛巳，卒于太元四年己卯。并且认为《东观余论》有误，却不说明他的依据是什么。遍查《晋书考异》、《诸史拾遗》以及《养新录》等书，也并没有一句话提及。只根据他的说法推算，那么永和九年正好是三十三岁，怀疑就是本于羊欣《笔阵图》。考察本书《汰侈》篇说：“王右军年轻时，在周侯末座，割取牛心吃，从此改变了看法。”本传也说：“十三岁时，曾拜见周顗，周顗观察后觉得他非同寻常。当时看重牛心炙，座客还没吃，周顗先割给王羲之吃，从此开始知名。”按照元帝大兴纪元只到四年，改元永昌。周顗就在那年四月被王敦杀害。如果像钱氏的说法，那么在周顗死的时候，王右军还在襁褓之中，怎么能坐在末座吃牛心炙呢？大概所谓羊欣《笔阵图》，本来不可信，远不如《真诰》《书断》足以作为依据。
〔五〕《御览》卷一百九十四引用王隐《晋书》说：“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住在那里。他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人在山阴的兰亭宴集。”嘉锡按：《兰亭考》卷一记载兰亭诗以及《云谷杂记》卷一记载兰亭石刻，都没有许询、谢尚、支遁这三个人。然而考察《法书要录》卷三所载唐代何延之《兰亭记》，仅略举主宾十一人姓名，其中却有支遁。不知为什么不在石刻四十二人之内，也不知在修禊赋诗之时，许询、谢尚是否真的在座。古事难以考证，像这类情况很多。
〔六〕严可均收录此序入《全晋文》卷二十六。自注说：“这与帖本不同，又多篇末一段，大概是刘孝标从本集节录的。”嘉锡按：今本《世说》注经过宋人晏殊、董弅等人妄加删节，用唐本第六卷来证明，几乎没有一条不遭涂抹。何况是人人习见的《兰亭序》呢。那么此序所删除的字句，未必都出于刘孝标的节录。
王司州先前担任庾公的记室参军，后来选取殷浩担任长史。刚到任，庾公想派王司州出使下都。王司州自己请求留下说：“下官希望见到盛德之人，渊源刚到，还贪恋与少日周旋。”
郗嘉宾得到别人把自己比作符坚，非常高兴。
【校文】
“符坚”景宋本作“苻坚”，是正确的。
孟昶未得志时，家在京口。〔一〕《晋安帝纪》说：“昶字彦达，平昌人。父亲孟馥，任中护军。孟昶矜持严肃有志向气度，年轻时被王恭所知。参与义旗的功勋，升任丹阳尹。卢循攻下后，孟昶考虑事情不能成功，仰药而死。”曾经看见王恭乘坐高舆，披着鹤氅裘。当时微雪，孟昶在篱笆间窥视他，感叹说：“这真是神仙中人！”〔二〕
【笺疏】
〔一〕程炎震说：“太元十五年二月，王恭任青、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二〕李慈铭说：“按《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孟昶所说的，正是这类情况。王恭
凭借戚畹，早据高资，学术全无，骄淫自恣。及荷孝武之重委，任北府之屏藩，首创乱谋，妄清君侧。要求既遂，跋扈益张，再动干戈，连横群小。昧于择将，还以自焚。坐使诸桓得志，晋社遽移。金行之亡，实为罪首。枭首灭族，未抵厥辜。孟昶寒人，奴颜乞相，惊其炫丽，望若天人，鄙识琐谈，何足称述？而当时叹为名士，后世载其风流，六代陵迟，职由于此。昶得遭时会，缘藉侯封，其子灵休，遂移志愿。临汝之饰，贻秽千秋。其父报仇杀人，其子必将行劫，此之谓矣！」嘉锡案：矜饰容止，固是南朝士大夫一病。然名士风流，仪形俊美者，自易为人所企羡，此亦常情。晋书王恭传载此事云：「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然则昶之赞恭，乃美其姿容，非第羡其高舆鹤氅裘而已。莼客乃鄙昶为寒人，诋为奴颜乞相，不知本书所载，若此者多矣！即如上篇王长史于积雪中着公服入尚书，王敬和叹为不复似世中人，此与昶之赞恭何异？敬和宰相之子，岂亦寒人奴颜乞相耶？莼客此评，深为无谓。若移家训语入容止篇下，以见风气之弊，则善矣。
译凭借外戚的身份，早早占据了高位，毫无学术修养，骄奢淫逸，放纵自我。等到承受孝武帝的重任，担任北府军的屏障，首先策划叛乱，妄图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欲望得到满足后，专横跋扈更加嚣张，再次发动战争，勾结众多小人。不懂选择将领，反而自取灭亡。致使各位桓氏得逞，晋朝社稷迅速转移。晋朝灭亡，他确实是罪魁祸首。将他斩首灭族，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孟昶出身寒微，奴颜婢膝地乞求相位，被王恭华丽的仪仗所震惊，视他如天人一般，这种浅陋的见识和琐碎的谈论，哪里值得称道？然而当时的人却赞叹他是名士，后世记载他的风流，六朝衰败，正是由于这种风气。孟昶得以逢时遇会，凭借侯爵的封号，他的儿子王灵休，于是改变了志向。临汝王修饰仪容，留下千年的污秽。父亲报仇杀人，儿子必定会去抢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嘉锡按：讲究修饰仪容举止，确实是南朝士大夫的一种弊病。然而名士风流，仪表俊美的人，自然容易被人羡慕，这也是常情。《晋书·王恭传》记载这件事说：“王恭姿容美好，人们都喜爱他，有人评价他说‘像春月的柳树一样清新脱俗。’他曾经披着鹤氅裘，踏雪而行。孟昶窥见后，赞叹道：‘这真是神仙中的人啊！’”那么孟昶赞美王恭，是欣赏他的姿容，不仅仅是羡慕他的高车和鹤氅裘而已。莼客却鄙视孟昶是寒门之人，诋毁他奴颜婢膝乞求相位，不知道本书中记载类似的事情多了！就像上面一篇中王长史在积雪中穿着公服进入尚书省，王敬和赞叹他不像是世俗中人，这与孟昶赞美王恭有什么不同？王敬和是宰相的儿子，难道也是寒门之人奴颜婢膝乞求相位吗？莼客的这种评论，非常没有意义。如果把《家训》中的话语移到《容止》篇下，以显示风气的弊端，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