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解卷三　　　　宋　李樗黄櫄　

译欧阳修认为，鸠的种类最多，居住在鹊的巢中。关于鸠，诸家有的认为是布谷鸟，有的认为是戴胜鸟，这与鸠大不相同，这是《诗序》作者的错误。黄氏说：“这一篇，诸家的说法都没有完全阐明其意。说国君积累德行和功绩从而获得爵位，就像鹊有巢穴；夫人出身而居有这爵位，就像鹊巢而鸠居。”欧阳修、李迃仲、陈少南也认为鸠最笨拙，不能营建巢穴而居住在鹊已建成的巢中。然而根据事物常理推究，鸤鸠没有居住在鹊巢的道理，诗人只是选取这两种事物作为比喻，说只有国君积累德行和功绩所以能获得爵位，只有贤女具备夫人的德行所以能匹配国君。

译喜鹊筑好了巢，斑鸠住进去。这位女子出嫁，百辆车子去迎接她。喜鹊筑好了巢，斑鸠占据它。这位女子出嫁，百辆车子去送她。喜鹊筑好了巢，斑鸠填满它。这位女子出嫁，百辆车子成全她。

李说：“‘喜鹊筑巢’，是用来比喻国君积累德行和功绩从而获得爵位。‘斑鸠住进去’，是用来比喻夫人出身微贱而居于尊位。说斑鸠住进喜鹊筑好的巢，就像夫人出身微贱而处于夫人的位置一样。”方，是占据它。盈，郑氏说：“盈，是满的意思。”盈，是指众多少女侄娣很多。百辆车子迎接她，御，是迎接。《尚书》说：“武王战车三百辆，都以一乘为一辆，称之为‘两’。”《风俗通》说：“因为车有两个轮子，马有四匹，所以车称‘两’，马称‘匹’。”百辆车子迎接她，是说夫家以百辆车子迎接她。百辆车子送她，是说父母之家以百辆车子送她。百辆车子成全她，是说成全她成为夫人。孔氏说：“这位女子有鸤鸠的德行，她前往出嫁的时候，夫家以百辆车子去迎接她。”说夫人有德行，礼仪完备，称为有鸤鸠的德行。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对。他说“礼仪完备”，虽然无害，也没有得到诗人的本意。欧阳修认为这是礼制的盛大，也不恰当。诗人说“这位女子出嫁”，是说女子出嫁时，她的丈夫既以夫人的百辆之礼迎接她了，父母又以百辆之礼送她了，她出嫁的时候又以夫人的礼仪成全她了，这就是所说的出身微贱而拥有尊位。《孝经》说：“身居高位而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地位高而不危险，充实而不溢出，所以能长久保持富有。”作为诸侯，必须不危险不溢出，然后才能保住他的富贵。国君虽然能做到，也依靠夫人不危险不溢出，然后才能保住富贵，就知道内助不可缺少了。像这样，不只是天子如此。黄说：“于是形容说‘喜鹊筑巢，斑鸠住进去’，意思不在于鹊巢鸠占，只是认为‘喜鹊能筑巢，斑鸠能住巢’，因为喜鹊善于营造而斑鸠善于守成。”诗人的言辞未必有这回事，而是姑且寄托其意，应当不因言辞而损害本意。说“喜鹊斑鸠”，其意思自然可见。说“百辆车子迎接她”，是希望以百辆车子迎接她，乐于得到贤女来匹配国君的意思就是这样。各家认为女子出嫁，夫家以百辆之礼迎接她，女子娘家以百辆之礼送她，将要送的时候，等到到达夫家，又以夫人的礼仪成全她。我认为不是这样，将只是带着厚意的将，这都是诗人想要盛大她的车服以等待她，以显示他乐于得到她的心意罢了。吟咏品味《鹊巢》一诗，大概与《关雎》的意义相同。《关雎》一诗，未曾说后妃的德行，而说诗人想用琴瑟与她交友，想用钟鼓使她快乐，那么后妃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鹊巢》一诗，未曾说夫人的德行，而只说诗人以百辆车子迎接她、成全她、送她，那么夫人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后妃的德行，应当如《关雎》；夫人的德行，应当如《鹊巢》。这两首诗是二南之首，圣人的意思深远啊。

《采蘩》，是夫人不失职守。夫人能够奉祀祭祀，就是不失职守了。在哪里采集白蒿？在池沼和小洲。在哪里使用它？用于公侯的祭祀。在哪里采集白蒿？在山涧之中。在哪里使用它？用于公侯的宗庙。头发梳得整齐恭敬，早晚都在公家。头发梳得舒缓从容，我就回家。

李说：夫人不失职守，是说夫人的职守在于奉祀祭祀。《礼记》记载国君迎娶夫人的辞令说：“请您的玉女与我共同管理我这小国的宗庙社稷。”这是求助的根本。又记载国君休弃夫人的辞令说：“我们的国君不聪明，不能跟随您侍奉社稷宗庙，派臣某敢向执事报告。”看他们迎娶夫人，就以侍奉宗庙社稷为辞令；休弃夫人，就以不能侍奉宗庙社稷为辞令。就知道夫人的职守只在于奉祀祭祀了。只有能奉祀祭祀，才称职，所以认为是不失职守。○蘩，《尔雅》孙炎说：“是白蒿。”那么就不是水菜。这里说“沼沚”，是说在旁边采集它。下文“于涧之中”，也是说在弯曲处，不是在水中。说采集这白蒿，用来准备公侯的事务，事务就是祭祀的事务。如《春秋》记载“有事于太庙”，都是说祭祀。公侯之宫，是宗庙。如《春秋》记载“立武宫”，这〇不对。《左传》说：“山涧溪流池沼小洲的草木，苹蘩蕰藻的菜，可以进献给〇神，可以献给王公。”所以采集白蒿用来用于公侯的宗庙，以准备祭祀的事务。郑氏说拿着白蒿菜的人，用豆器进献白蒿，〇被是首饰。郑氏按：《少牢礼》说：“主妇梳发，少牢作被裼。”注说：“被裼读为髲髴，古代有时剃取贱民、刑徒的头发，用来覆盖妇人的发髻作为装饰，因此名叫髲鬄。”左氏认为吕姜的假发就是如此。当它是首饰时，就整齐恭敬而肃敬，所以早晚都在公家，大概应当视察洗涤、煮饭、烧火等事，没有不恭敬的。等到祭祀完毕，就戴上首饰，舒缓从容，所以我就回家。《乡党》篇记载孔子的礼仪说：“提起衣襟上堂，弯着腰恭敬的样子，屏住呼吸好像不呼吸一样。”走出

译等级不同，则表情神色各异，和悦的样子也不同。当她们登上厅堂时，则屏住呼吸，似乎不敢喘气；等到她们走下台阶时，则舒展容颜，和悦从容。孔子举止周旋，无不符合礼制，这被认为是盛德达到极致的表现。如今夫人在祭祀的时候，就戴上首饰，恭敬肃穆；等到祭祀结束后，就戴上首饰，舒缓从容，这也显示出她的举止周旋符合礼制。像这样的夫人，可以称为贤德了。王氏认为，荇这种植物，它的根部在水中，它的茎叶也露出水面，处于法度的中间，而法度所不能制约的，用来比喻后妃。苹这种植物，能露出水面而不能深入水下；藻这种植物，能深入水下而不能露出水面，受法度制约而不能涵盖其根本，用来比喻大夫的妻子。至于蘩，则不受水的制约，而有节制之道，用来比喻夫人。在沼泽、小洲、山涧之中，可以成为河洲的附属，但都不及河洲那样广大。大概意思是说，夫人的诗中，说的是在沼泽、小洲中采蘩；后妃的诗中，说的是在河洲上采荇。必定有高下的区别。这些说法都是穿凿附会的学问。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殷朝用柏树，周朝用栗树。意思是使百姓战栗。”社神，是用适宜树木来建造的，所以夏朝用松树，殷朝用柏树，周朝栗树，不过是随宜而已。那说“使百姓战栗”，这是穿凿附会的学问。现在这里说采荇、采苹、采蘩，都是说祭祀的物品。在沼泽、小洲、山涧之中，在河洲上，也不过是指物品的所在之处，本来没有其他含义。而王氏对荇、苹、蘩、藻、沼泽、小洲、山涧、河洲加以区别，这种穿凿附会，与宰予没有什么不同。

译黄氏说：“《礼记》记载国君迎娶夫人的辞令说：‘请求您的玉女与我共同治理这个国家，侍奉宗庙社稷。’由此可知，主持祭祀是国君夫人的职责。但为什么一定要说‘能够主持祭祀’呢？人只有内心无愧，才能在祭祀时内心无愧。祭祀不在于供品的丰厚，而在于内心的虔诚。如果内心真诚，两簋（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就可以用来献祭；如果内心不诚，杀牛祭祀还不如简单的禴祭。而且，白蒿生长在沼泽水边，并不等待贤德的夫人去采撷才能生长。大概是因为白蒿生长在洁净的环境中，而夫人具备洁净的德行。只有对白蒿无愧，然后才能采撷白蒿。祭祀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能够主持祭祀的人。看《采蘩》这首诗，它的言辞简练，意思直白。在沼泽水边采撷白蒿，用于诸侯的祭祀事务；在山涧中采撷白蒿，用于诸侯的宫庙祭祀。在那里采撷，在这里使用，不能有一丝紊乱。‘说在沼泽在水边’，就知道所说的‘在豆器在登器’。它的言辞雍容和缓而不急切，那么夫人洁净的德行也就可想而知了。‘首饰戴得高耸，早晚都在公事上。’‘被’是妇人的首饰；‘僮僮’是恭敬的样子。当将要祭祀的时候，早晚都在公事上。至于查看洗涤、检查炊爨的时候，没有不尽其庄重之德的，这也可想而知。‘首饰戴得舒缓，慢慢回家。’‘祁祁’是舒缓的样子。祭祀结束后说回家，舒缓的样子显示出和易的德行，也可以想见。吟咏品味这首诗，看到夫人动静周旋，无不合乎礼仪。如果不是盛德至极，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我曾看《乡党》这一篇，看到孔子穿衣有常节，饮食有常度。提起衣襟登上堂屋，就恭敬的样子；走下台阶一级，就和悦的样子。等到看这首诗，看到夫人采撷白蒿有固定的地方，主持祭祀有固定的礼仪。将要祭祀时恭敬，将要回家时和缓。这难道是勉强所能达到的吗？作序的人说：‘能够主持祭祀’，就不失职。‘能够’这个词，也是从夫人的德行来说的吗？唉！侍奉父母一定要像曾子那样才可以，主持祭祀一定要像采撷白蒿的夫人那样才可以。《左传》说‘可以荐献神灵，可以进献王公’。这首诗说‘能够主持祭祀’，都有深意，学者应当自己去探求。”

《草虫》这首诗，是说召南的大夫妻能够用礼法来约束自己。

喓喓叫的草虫，趯趯跳的阜螽。没见到君子，忧心忡忡。已经见到了，也已经相会了，我的心就安定下来。登上那南山，去采它的蕨菜。没见到君子，忧心惙惙。已经见到了，也已经相会了，我的心就平静下来。登上那南山，去采它的薇菜。没见到君子，我心伤悲。已经见到了，也已经相会了，我的心就平和下来。

李氏说：“说的是召南的大夫出行役，而他的妻子能够用礼法来约束自己。大概那大夫在家时，能够用礼法约束自己，还不足以称为贤德。只有大夫不在家时，还能够用礼法来约束自己，这才是值得推崇的。”○草虫，《尔雅》说：“草虫，就是负蠜。”郭璞说：“就是常羊。”陆玑说：“大小长短像蝗虫，声音奇特，青色，喜欢在茅草中。”《尔雅》说：“阜螽，就是蠜。”李廵说：“蝗虫的幼虫。”许慎说：“蝗虫就是螽斯。”看《春秋》所记载的“螽”，就是这种螽斯。而《本草拾遗》则认为“阜螽”，江东称为“蚱蜢”。陈氏驳斥说：“阜螽与蚱蜢不同，蚱蜢是常有的。阜螽遇到灾旱才有。”“喓喓”是声音，“趯趯”是跳跃，“忡忡”、“惙惙”都是忧愁的样子。“觏”是见，“止”是语助词，“降”是下。说采撷蕨菜。舍人说：“蕨，一名鼈。”郭璞说：“初生没有叶子，可以吃。”“薇”是山菜。陆玑说：“茎叶都像小豆，蔓生，味道也像小豆叶，可以做羹，也可以生吃。”伯夷所采的，就是这种。古话说：“草虫鸣叫而阜螽跳跃，以显示它们相互跟随。”欧阳公则认为：“生长在丘陵上的叫阜螽，生长在草间的叫草虫。形色不同，种类也不同，所以用阜草来区别。”凡是虫鸣，都是与同种的相匹偶。只有这两种生物不同种而相合，它们不该合却合了，所以诗人引用来比喻男女不该合却合了，这是不对的。大概相互跟随的，就像云跟随龙，风跟随虎一样，难道一定必须是同一物种吗？如《鹊巢》这首诗：“喜鹊有巢，斑鸠住在里面。”喜鹊比喻诸侯，斑鸠比喻夫人，这也是两种生物，却用来比喻夫人和诸侯为匹偶，诗人的兴起，不像这样拘泥。“《尔雅》说：‘草虫在上风鸣叫，阜螽在下风鸣叫。’而风化足以显示它们相互跟随。”“没见到君子，忧心忡忡。”孔氏认为：“妇人出嫁在途中，没见到君子的时候，父母担忧她，怕她被抛弃，自己也怕不符合君子的期望，无法让父母安心，所以忧心忡忡。”然而“已经见到君子，与他同牢而食；已经遇到君子，与他卧息于寝。”欧阳公认为不是这样，大概因为毛亨、郑玄等人都认为这是未嫁的妇人。看这篇序言说“大夫妻能够用礼法约束自己”，那么是指妇人已经出嫁

译说这话，不能指着未出嫁的女子来说。“说召南的大夫妻能够用礼来约束自己，不被淫邪的风气所沾染，所以没见到丈夫时就只怕失礼，见到丈夫后她的心就可以安定了。”像《出车》这首诗，也说：“喓喓叫的草虫，趯趯跳的阜螽。没见到丈夫，忧心忡忡。已经见到了，也已经相会了，我的心就安定了。”这首诗也是关于服役的诗，由此可知这首诗都是因为丈夫不在身边，所以她的忧愁才如此。妇人因为丈夫不在，就不修饰容貌。像《伯兮》这首诗说：“难道没有润发的油脂和洗头的水吗？我要为谁打扮呢？”丈夫既然归来，她的心必定就安定了。郑氏认为对丈夫的要求淡薄，程氏认为“陟彼南山”是指前往夫家，说采蕨，用来比喻追求合乎礼仪的结合，这都是以在路上的情况来说的。只有欧阳修认为妇人见到时物变化更新，感念丈夫久出而渴望见到他，所以她采蕨、采薇，是用来感念时物的更新，以此思念丈夫，希望他归来。这首诗只有欧阳修才真正领会了诗人的本意，只是他把阜螽、草虫当作没有配偶的动物，这固然不可采纳，其余的应当采纳欧阳修的说法。

译黄氏说：诗人的情思，不能用言语去探求，也应当接近人情常理去推究罢了。《草虫》这首诗，各家解释不同。生于草中的叫草虫，生于山丘的叫阜螽。各家认为草虫喓喓地鸣叫，阜螽趯趯地跟随，不同种类却相合，这不是它们应当相合的，所以诗人取此作为警戒。有的认为，女子在未嫁时，见到不同种类相互追随的事物，日夜自惧，唯恐不能以礼保全自己。然而《诗序》说这是大夫妻，而解释者却认为是未嫁的女子，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界限了。有的认为，大夫妻因为丈夫出行服役，唯恐被淫邪的风气所沾染，因此取这些事物来自我警示。古今都遵循这种说法，我独自认为不对。不被淫邪风气所感化的，在于我自己罢了，何至于用禽虫来自我比喻呢？况且以“喓喓草虫，趯趯阜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作为恐惧，因感于不同种类相从而忧念不止，那么第二章说：“言采其薇，而我心伤悲；言采蕨，而忧心惙惙。”这也是担心被不同种类所感化吗？那么文理就不通顺了。详细观察诗文，只是直说喓喓的草虫，趯趯的阜螽，从未说草虫鸣叫而阜螽跟随它。诗人说这两种事物，只是记录时节的变化罢了。采薇采蕨，意义也是如此。大夫出行服役很久，家中思念深切，事物的情景，从耳目所接触到的地方获得，伤时感嗟，从心中所思的地方触动。草虫鸣叫了，阜螽跳跃了，家中思念的心在此时触动。就像鹳鸟在蚁垤上鸣叫，妇人在室内叹息，大概也是因物而感动的罢了。“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是因为见到采薇而触动忧念之心。“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是因为见到采蕨而触动忧念之心。随着所感动、所思虑的，日月变化屡次到来，而大夫的服役尚未返回，家中忧念之情，怎么能停止呢？唉！日月向阳，女子心中悲伤；草木茂盛，女子心中悲痛。这是情感所不能停止的。未见君子，而忧念之情如此，那么既见君子，怎么能不快乐喜悦而自我安慰呢？有人说：所谓以礼自我防范，在哪里呢？回答说：以礼自我防范，不是说害怕被淫邪风气所沾染而用礼来制约。人情思虑到了极点就容易产生怨恨，怨恨到了极点就容易产生背叛。《召南》中的大夫妻，虽然忧念她的大夫，但不敢怨恨她的上级，这没有其他原因，是敬畏文王的礼义而不敢做非礼之事，从而以礼自我防范罢了。《汝坟》中的妇人，能勉励自己守正；《殷其靁》中的室家，能劝勉以义；《草虫》中的大夫妻，能以礼自我防范。文王的风化，至此深厚了。

《采苹》，大夫妻能遵循法度。能遵循法度，就可以承奉先祖，恭敬地祭祀了。

在哪里采苹？在南涧的水边。在哪里采藻？在那路上的积水里。用什么来盛放？用方筐和圆筥。用什么来烹煮？用有足的锜和无足的釡。在哪里安放？在宗庙的窗下。谁来主持祭祀？是那庄敬的季女。

李氏说：大夫妻能遵循法度。郑氏说：女子十岁不出门，保姆教导她温婉顺从，观察祭祀，进献酒浆、笾豆、醢礼，协助奠祭。现在既然嫁为大夫妻，能遵循她为女子时所学所观之事作为法度。○苹，《尔雅》说：苹，是大的萍。郭璞说：现在水上的浮萍，江东人叫它薸。《左传》说：苹蘩蕰藻这类菜。陆玑说：藻，是水草，生长在水底，有两种，一种叶子像鸡苏，茎像筷子，长四五尺；一种茎像钗股，叶子像蓬蒿。行潦，是道路上流动的水。○说文说：潦，是雨水。方形叫筐，圆形叫筥。湘，是烹煮。锜和釡同类，有足的叫锜，无足的叫釡。奠，是放置。宗室，是大宗的庙。《礼记》说：古代妇人出嫁前三个月，祖庙未毁，在公宫教导；祖庙已毁，在宗室教导。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导完成，祭祀用的牲用鱼，用苹藻作为配菜，用来成就妇人的顺从。看《礼记》所说的用苹藻作为配菜，就是这首诗所说的采苹采藻。《礼记》所说的在宗室教导，就是这里所说的宗室牖下。当她在南涧中采苹，在行潦水中采藻，得到之后，就用筐筥这类器具盛放。用筐筥盛放之后，又在锜釡中烹煮。烹煮之后，就放置在大宗庙的窗下祭祀。主持这祭祀的是谁呢？是那庄敬的季女。王氏认为女子已经出嫁，但既然嫁为大夫妻，怎么能称女呢？就知道季女是未嫁的女子。然而祭祀礼仪中主妇设置羹汤，难道有齐敬的季女主持祭祀设置羹汤吗？孔氏认为成就她的妇礼，不对。诗人说妇人教导完成的祭祀，主持这祭祀的是谁呢？是那庄敬的季女啊。教导完成的祭祀，设置这祭祀，只有她未嫁时如此，那么她出嫁后就能遵循法度了。苏黄门说：未嫁时学习它，既嫁为大夫妻，就终身实行它，这就是所谓能遵循法度。《孝经》说：不是先王的法服不敢穿，不是先王的法言不敢说，不是先王的德行不敢做，这是卿大夫的孝。只有卿大夫的孝在于遵循

译法度，所以他们的妻子也应当遵循法度。《礼记》说：卿大夫以采苹作为节制，采苹是因为他们能够遵循法度。由此看来，那么卿大夫和他们的妻子也应当遵循法度，不违背礼制。

译黄氏说：这一篇各家的解释，都不对，而陈少南的解释最为恰当。郑氏说：女子十岁不出家门，由保姆教导她柔顺听话，观察祭祀礼仪，学习进献酒浆、笾豆、醢酱等祭品，协助奠祭。如今既然已嫁为大夫妻，却能遵循她做女子时所学所观的法度，所以说她“能循法度”。女子出嫁前三个月，在公宫公室接受教导，教导完成，祭祀用鱼，配菜用苹藻，以此来成就妇人的顺从。所以诗中说：“在哪里采苹，在哪里采藻，在哪里奠祭，在宗庙窗户之下。”苏黄门也说，未嫁时学习，既嫁为大夫妻，就终身奉行。李迃仲也持此说。《诗序》认为这是大夫妻的事，而陈少南认为这是未嫁女子的事，《诗序》只说能遵循法度，而陈少南认为能遵循在家时的法度，这岂不显得辞费吗？大概他们的解释认为已嫁之妇，就不应称为季女。不知道“女”是妇人的通称，“季”是诗人的美辞，说“季女”，就如同所说的淑女一样。各家既然相信淑女采荇菜、采藻类以供祭祀而不怀疑，那么又为何怀疑季女采苹菜、采藻类以供祭祀呢？大概他们在诗中寻求，没看到遵循法度的意思，所以把在家学礼的时候作为解释。我私下吟咏品味这首诗，看到大夫妻行动遵循法度，不可紊乱，在涧边采苹，在行潦中采藻，用筐筥盛装，用锜釡烹煮，奠祭在宗庙明亮之处，以齐敬的诚心为主持。陈少南说，采集有固定的地方，承接烹煮有固定的器具，奠祭有固定的房间，主持有固定的敬意，所以称为能遵循法度，可谓深得诗人的意旨。我私下议论，人只有能在屋漏暗室之中不丧失节操，然后才能在人众注视之地不丧失节操。平时不能以恭敬自我修养，而想一旦在礼仪施行之时不丧失节操，虽然勉强庄重严肃，却没有不进退失度的。如今《采苹》中的大夫妻奉行祭祀之礼，不差毫厘，不是能遵循法度而能这样吗？这首诗与《采蘩》的诗，其义理也是如此。《采蘩》之所以作为夫人的主祭，只是因为它用于公侯的宫室罢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济水沼泽的岸边，行潦中的苹藻，放置在宗室，是季兰尸祝的敬意。”隐公三年说：“周郑交换人质，君子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如果有真诚的信用，涧溪沼泽的水草，苹蘩蕰藻的蔬菜，筐筥锜釡的器具，潢污行潦的水，可以进献给鬼神，可以奉献给王公，昭示忠信。”这两者都取用此篇的意义，说敬，说昭示忠信。这都是遵循法度的意思。

《甘棠》是赞美召伯的。召伯的教化，在南国很明达。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宿。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公所说。李氏说：《尔雅》说：杜是甘棠。郭璞说：现在的杜梨。《尔雅》又说：杜是赤棠，白色的是棠。舍人注说：杜赤色名叫赤棠，白色的也叫棠。由此看来，就知道白色的是棠，红色的是杕杜。《诗经》所说的杕杜，就是赤棠。这甘棠是白棠。蔽芾，毛氏认为是小的样子。欧阳修驳斥说：召公本来因为不想劳烦百姓，所以休息在棠树下。棠树能容纳人休息，其下就不是小树了。蔽，是说遮蔽风日。芾，茂盛的样子。看《我行其野》的诗说：蔽芾其樗。毛氏也认为是刚生长的树木，不对。说这甘棠树下，是召伯听讼的地方。南国的人互相告诫说：这棵树不要剪伐，不要剪坏，都是斩伐的意思。就知道拜也是不敢残害的意思。说，是舍的意思。善政得到民财，善教得到民心。善政不如善教得到民心深。以召公在南国，他所舍息的树木，而百姓互相告诫不要剪伐，这哪里有刑法驱使让他们这样呢？大概百姓爱戴召伯很深，即使是他的宿处，人们还不忍心剪除，那么奉行他的教化，没有不致以敬意的。孔子说：我于甘棠，看到宗庙的钦敬。思念其人，还爱其树；尊崇其人，还钦敬其位，这是道理。然而看召公在南国，在他所舍息的地方，百姓还不忍心去除。至于孔子在宋国伐木，难道孔子不如召公吗？大概因为召公得志，天下都知道他的贤能，所以爱他的甘棠而不忍心砍伐。孔子不得志，天下的人不知道他的圣明，即使是树木还且砍伐。这不可以常理论之。

黄氏说：我私下猜想这首诗作于武王分陕之后，如何？那《禯矣》，也在武王之时吗？《何彼襛矣》，说齐侯之子，那是侯国的事，不能算作雅。《甘棠》说召伯的教化，就一并附在《召南》。况且《甘棠》的诗，说召伯所宿，召伯所憩，召伯所说。在文王时，文王正为西伯，而召公也称召伯，哪有这个道理？按《燕世家》说：召公奭与周同姓，皇甫谧认为他是文王庶子，那么决不是在文王时为伯。这一篇大抵形容百姓思念召伯很深，而爱他所舍息的树木，不是爱那树木，是爱那人。爱那人，也就爱那树木了。召伯的教化明达于南

译国家，而南国的人不忍心忘记他。等到召伯已经离去，人们思念他曾经休息过的树木，互相思念，互相告诫说：“不要剪伐，不要毁伤它。”这是召伯曾经休息的地方。再三感叹，再三吟咏，不能自己停止，于是像祭祀祖先那样祭祀它，像祭祀土地神那样祭祀它，怎敢忍心去毁伤它呢？想到那里的遗民和老人，指着甘棠树告诉他们的子孙，并诵读召伯的教诲，让他们世代守护而不忘记。根据这些，只是说召伯在甘棠树下审理男女之间的诉讼，不忍心过度劳役百姓，所以停歇在甘棠树下，因此国人思念他罢了。而作序的人阐发说：“召伯的教化在南国彰明。”大概意思是说，百姓之所以思念召伯，不仅仅因为不劳民力这一件事。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物，好的教化得到百姓的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那样赢得民心。我看召伯的教化，不仅当时的人不能忘记，后世的人也不能忘记。《召旻》的序说：“旻，是怜悯的意思。怜悯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观察后世人的思念，就知道当时人的爱戴了。昭公二年，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鲁昭公设宴款待他，那里有美好的树木。韩宣子赞美它，武子说：“宿怎敢不保护种植这棵树？”于是吟诵《甘棠》。韩宣子说：“我韩起承受不起，比不上召公。”像韩宣子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自知之明了。定公九年，郑国的驷歂杀了邓析，却采用了他的竹刑。君子因此举出这首诗来责备他，认为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惜他的树，何况采用他的方法却不体恤那个人呢？君子用来责备驷歂的话，是对的。然而把竹刑比作召伯的甘棠，就过分了。虽然如此，召公曾经休息过的树，人们尚且不忍心砍掉。孔子是大圣人，却在宋国被砍伐树木，大概宋国人能砍伐他的树，却不能废除万世对孔子的祭祀。南国思念召伯，甘棠树在一时受到怀念，而学者思念孔子；杏坛在万世受到敬仰，谁说我们的夫子不幸呢？

译《行露》这首诗，是召伯审理诉讼时所作。在衰败混乱的世俗风气中，要防止坚守贞洁诚信的教化被破坏。兴起强暴的男子，不能侵犯欺凌贞洁的女子。

厌浥行露？难道不是早晚都要赶路吗？只是说路上露水太多。谁说麻雀没有角？为什么能啄穿我的屋顶？谁说你没有家室？为什么把我告到官府？虽然把我告到官府，但成婚的条件并不具备。谁说老鼠没有牙？为什么能咬穿我的墙壁？谁说你没有家室？为什么把我告上法庭？虽然把我告上法庭，我也不会顺从你。

李说：“衰败混乱的世俗风气，是商纣王时期的风气。文王的教化一旦兴起，商纣王的坏风气就可以改变。坚守贞洁诚信的教化兴起，那么即使有强横暴虐的男子，也不能侵犯欺凌贞洁的女子。男子虽然侵犯欺凌贞洁女子，但女子终究不肯顺从。正因为不能侵犯欺凌贞洁女子，所以召公才审理诉讼并做出决断。”按《礼记》说：“舞第一遍面向北，第二遍灭商，第三遍面向南，第四遍划定南国的疆界，第五遍分开。周公在左，召公在右。”那么召公担任方伯，是在周武王时期。而这首《甘棠》的诗和《行露》的诗，都称他为伯，应当是追称罢了。○厌浥行露，毛氏认为是潮湿的样子。郑氏认为是仲春之月，命令防止没有夫家的男女私奔。说我难道不知道应当早晚举行婚礼吗？只是说路上的露水太多，所以不赶路罢了。欧阳修认为不然，男女淫奔，难道还需要等到仲春合礼的月份吗？于是认为《行露》不是取喻。说在有露水的时候，不想早起赶路，因为露水多不敢走，难道是为了淫奔而行吗？这种说法不好。诗的大意，《行露》是取喻。王氏虽然认为是取喻，却认为露水这种东西，触犯它就会弄湿身体，而这是上天用来成就万物的。礼这种东西，触犯它就会弄脏名声，这也是人用来成就万物的。所以诗人用露水比喻礼，走在多露的路上，人虽然有早晚赶路的心，却不敢触犯，是因为怕弄湿的缘故。国家多礼，人虽然有结婚的心，却不敢触犯，是因为怕弄脏名声的缘故。走在露水中就会弄湿，这是当然的。走在礼中，哪里会有弄脏名声的事呢？触犯非礼才会弄脏名声。只有苏氏认为：“我不是不想早起赶路，因为露水多所以不敢走。”女子不是不想成家，因为强暴之事有所不可。这〇说得对。只有女子如此坚守节操，所以下文接着说【云云】，以此显示强暴的男子不敢侵犯欺凌贞洁的女子。王氏认为“麻雀用角穿屋”，而麻雀实际上没有角，这种诬蔑容易看清。“老鼠用牙穿墙”，而老鼠有牙，这种诬蔑难以知晓。这〇不对。〇山认为老鼠没有大牙，谁说老鼠没有牙？是说没有大牙罢了。〇文说：“牙，是大牙。”则知道〇山说得对。陆农师又认为“麻雀有喙而没有角，老鼠有齿而没有牙。谁说麻雀没有角？之所以能啄穿我的屋顶，不是用角，而是用喙。谁说老鼠没有牙？之所以能咬穿我的墙壁，不是用牙，而是用齿。”所以取喻来说女子并非没有成家的道理。如果说没有成家的道理，那么为什么把我告到官府？当时男子诬陷女子，曾经有结婚的约定，所以虽然召我受审，其实是诬陷。只有召公能决断此案，那么诬陷者就可以自明了。因为男子虽然召我受审，但成家的道理终究不足以成立，不与你做夫妇。《大学》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没有诉讼。”没有理的人不能尽情施展他的言辞，大大震慑民心。大概不善审理诉讼的人，那么巧言令色的人得以逞其奸诈，质朴迟钝的人无法申诉冤屈。只有善于审理诉讼的人，那么没有理的人不能逞其意志，尽情施展言辞。没有理的人既然不能尽情施展言辞，那么有理的人都能尽情施展言辞了。如所谓“虽然把我告到官府，但成家的条件并不具备”，这就是所谓有理的人得以尽情施展言辞。按《易经》的讼卦，初六爻辞说：“不长久从事这件事，小有言语，最终吉祥。”象传说：“不长久从事这件事，诉讼不可长久。虽然小有言语，其辨别是明白的。”女子的诉讼，正符合讼卦的初六，阴柔之卦。现在女子被强暴的男子侵犯欺凌，而女子不顺从，从而把我告到官府。现在召伯审理诉讼，最终为她断明情理，难道不是辨别明白吗？「〇者」认为文王的教化，只及于正信的女子，而不能以善来教化她，竟然让她到了诉讼的地步。夫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没有诉讼。审理诉讼固然未能达到无诉讼的地步，然而其风化自文王即位之初，怎能改变商纣王的淫风而立刻达到无诉讼的地步呢？因此「〇者」不足以指责文王。

黄说：这首诗虽然在《召公甘棠》之后，却是在文王时期。有人问：“你既然以前一首诗为武王时所作，却又以后一首诗为文王时所作，可以吗？”回答说：“前后次序的失序，是后世的罪过，不是作诗者的罪过。而且这两首诗的意思很明白，只是学者习以为常而不细察罢了。根据前一首诗，是召伯审理诉讼之时，不忍心严重伤害百姓，而住在甘棠树下，所以南国的百姓思念他而作《甘棠》。而这一首诗，是为召伯审理诉讼而作，是《行露》作于召伯审理诉讼之日，而《甘棠》作于召伯离去之后，那么我说这首诗是文王时所作，不也顺理成章吗？”说：“你既然认为召公在文王时未曾称伯，那么这首诗说召伯审理诉讼

译（前文缺失），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前一首诗说召伯住宿的地方，那是诗人的言辞；这首诗说召伯审理案件，那是作序者的言辞。就像诗中提及文王，实际上是指武王、成王时期；而诗序中提及文王，则是指文王时期，这并不妨碍诗歌本身的含义。」有人又问：「文王时期并没有分陕而治，却又有召伯审理案件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分陕而治确实没有，但召伯审理案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仔细研读这首诗，这是女子自我申诉的话：‘谁说我不早晚赶路呢？只是担心露水打湿我的衣服罢了。’女子贞洁，即使是对衣服也害怕沾染污秽。就像《淫奔》那首诗里说：‘不要触动我的佩巾啊，恐怕弄脏了我的佩巾。’女子的贞洁到了这种地步，而强暴的男子却想要侵犯欺凌她。然而事情确实有出于蛮横无理、无法用常理推测的情况，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分辨清楚。麻雀有嘴却没有角，这是事实；但是麻雀没有角却能穿透屋顶，谁会相信麻雀没有角呢？蝼蛄有齿却没有牙，这也是事实；但是蝼蛄没有牙却能穿透墙壁，谁会相信蝼蛄没有牙呢？贞洁的女子与强暴的男子，本来就没有夫妻之道的可能；但是如今却把我告到法庭诉讼，谁会相信他们本来就没有夫妻之道的可能呢？这是无法用常理推测的，只有召伯能够明察，所以接着说：‘即使把我告上法庭，我也不会顺从你’，以此来显示召伯审理案件的明察。《易经》中的讼卦，初六爻辞说：‘不长久纠缠于所争之事，虽然有些小的言语争执，最终吉祥。’象传说：‘虽然有些小的言语争执，但能够明辨是非。’《行露》这首诗中的诉讼，正是符合讼卦初六的含义吧？因为阴柔的卦象，正是初六，好比善良柔弱的女子被强暴的男子逼迫，凭借召伯审理案件，强暴的男子不能侵犯欺凌，这正是女子依靠明辨是非而得救吗？有人问：‘在文王那个时代，《关雎》《鹊巢》的教化已经推行，却还有强暴的男子、淫奔的风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在那个时候，周家诚信的教化刚刚兴起，而商人衰败混乱的习俗还没有消尽。这就像一阳来复的时候，阳气虽然有兴盛的趋势，但五个阴爻还没有退让以顺应阳气，那么草木的摧残败落还是难免的。从二阳到达极点直到王道兴盛，就是从复卦到临卦，再从临卦到泰卦的时候。孔子说：‘只凭片言只语就能判决案件的人，大概是仲由吧？」又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人如果能凭片言只语判决案件，那么巧言善辩的人就无法施展奸诈，质朴迟钝的人就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言辞。然而能够审理案件却未能使诉讼不再发生，那也不足以算是教化的极致。所以从《大车》这首诗的序来看，《行露》这首诗，本来就是讲召伯能够审理案件的事情。从《虞芮质成》、《文王蹶生）这些诗来看，那么召伯审理案件，还不如文王使诉讼不再发生那样高明。

译《羔羊》这首诗，是《鹊巢》所建立的功业所导致的。召南地区的国家，受到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的官员都节俭正直，德行就像羔羊一样。

羔羊的皮，用白丝缝了五次。从朝廷退下来吃饭，从容自得的样子。羔羊的革，用白丝缝了五次。从容自得的样子，从朝廷退下来吃饭。羔羊的缝线，用白丝缝了五次。从容自得的样子，退下来从朝廷吃饭。

李氏说：这首诗说的是文王的教化，召南地区的国家，凡是在位的官员都节俭正直。王氏说：所谓文王的政教，不仅仅是亲身示范的教导，也有庆赏和刑罚威严存在。王氏认为周南是圣人的风范，召南是诸侯的风范，所以经文将周南放在上面，召南放在下面。看孔子说的话：“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那么所谓的政教，不致力于亲身示范的教导，是不行的。他又曾说：“为政以德，为政必须根本于德，那么政教如果只在于庆赏和刑罚威严，是不行的。”德行像羔羊，是说在位者的有德，就像《羔羊》这首诗所说的。这也知道所谓《麟之趾》的时代。孔氏说：“衣服很多，为什么唯独用羔羊做皮衣？”按照《宗伯》的注说：“羔羊取它合群而不失其序。”《士相见》的注说：“羔羊取它合群而不结党。”《公羊传》何休说：“羔羊取它作为礼物时不叫，被杀时不嚎，吃奶时必定跪着接受，也就像现在所说的大夫能合群而不失序，行为不阿附结党。”然而看这首诗说羔羊的皮，白丝缝了五次，是说它节俭。下面说从朝廷退下来吃饭，从容自得，是说它正直。用羔羊做皮衣而缝了五次，可以看出它的节俭，不是说像羔羊那样节俭。假如羔羊果真能节俭正直，从而德行像羔羊，还可以；但羔羊未必如此。为什么孔氏这样说呢？这是寻求它的义理而不可得，所以做出这样的解释。羔羊，毛氏说：“小的叫羔，大的叫羊，这只是辨别它们的名称罢了。”诗的意思，大概说用羔羊做皮衣，就像《羔裘》说的“羔裘晏兮”，也是用羔羊做皮衣的缘故。羔羊也称作羊。革，毛氏认为就是皮。《说文》说：“兽皮去掉毛叫革。”所以《周礼》掌皮，秋天收集皮，冬天收集革，本来不同。毛氏把革当作皮，所以孔氏认为对文来说则不同，散文则皮革通用。緎，《尔雅》说：“羔裘的缝线。”认为五緎，既然是缝线，那么五紽、五緫也是缝线。诸家的解释五紽、五緫都不很明确，所以我私下用我的意思去探求，大概说是五次缝补，因为羔裘有的绽开或破旧，五次缝补可以看出它的节俭。退，是从朝廷出来的词。《礼记》说：“朝廷叫退。”是对的。只有退是从朝廷出来的词，就知道是从公门出来。郑氏认为退食是减膳，从公是正直顺于事，他的解释不通了。委蛇委蛇，《韩诗》作逶迤。毛氏认为行走有踪迹，郑氏认为自得的样子。按照《左传》襄公七年，卫国孙文子来聘问，并且拜谢武子的话，而寻找孙桓子的盟约。公登车，他也登车。穆叔说：“孙子必定灭亡，做臣子而君主有过错却不改正，是灭亡的根本。”《诗》说：“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说的是随从的人。违背正道而委蛇，必定折断。委蛇，顺于道就可以，逆于道就必定折断。《左传》的意思，认为委蛇是自得。说《召南》的在位者，内心无邪，所以能雍容自得。大概人能平其心，就没有地方不自得；内心不平了，怎么能雍容自得呢？《诗》说“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虽然不说它正直，而正直的意思自然显现。这可以看出诗人可以说是善于形容的了。下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委蛇委耶，退食自公”，意思相同，只是为了押韵。

黄氏说：详细观察这首诗，才知道二南都是文王的风化，起初没有浅深的区别。序者说：“鹊巢之功致”，大概夸大它始于闺门，而后及于在位者，这是人伦既正，朝廷既治的效果。说：“鹊巢之功致”，也像《桃夭》说后妃所导致的，在这里做，而自然感化在那里，哪里有刑法的驱使呢？德如羔羊，先儒认为取它合群而不失其序。《公羊传》何休说：“取它作为礼物时不叫，被杀时不号，吃奶时必定跪着接受，所以诗人取而形容在位者的德。”然而看这首诗说羔羊的皮，素丝五紽，只是说用羔羊做皮衣，而用素丝组缀，起初不是用羔羊比喻在位者的德。说“德如羔羊”，是说像《羔羊》这首诗所说的。像《关雎》乐得淑女，是《关雩》这首诗乐得淑女；仁如驺虞，是《仁如驺�》这首诗所陈述的。那么德如羔羊，意思也一样。郑诗说“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唐诗说“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孔子《乡党》说“缁衣羔裘”，那么古代用羔羊做皮衣，也是在位者的衣服。现在《召南》的在位者的衣服，感化文王的政教，亲身节俭，不事华侈，一件羔裘而缝了五次，不厌恶它的破旧。郑氏又把“退食自公”当作减膳，“委蛇”当作自得。夫以“委蛇”

译如果将“退食”理解为自得，那就接近了；如果将“退食”理解为减膳，那就错了。诗人只是说在位者退朝之时，他走出公门进入私门，有和缓的仪容，没有私下交往的行为，以此来显示他正直的德行罢了。大概人只有内心没有欺瞒，所以他的进退才问心无愧，而仪容举止才值得观赏。诗人不直接形容他节俭正直的事迹，而特意形容他自得的心境，那么他的德行自然就可以显现出来。《左传》襄公七年，卫国孙文子来聘问，国君登阶，他也跟着登阶，穆叔因此知道卫国必定灭亡，于是引用“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的诗句来讥讽他。大概卫国孙文子向来没有正直之心，所以他的进退自然没有和悦平易的仪容。唉！文王在家庭内部亲身践行，而教化波及在位官员，礼义感动人心，是多么迅速啊！杨绾清廉俭朴，一旦担任宰相，郭子仪就减少了宴席上五分之四的音乐歌舞；京兆尹黎干的随从非常盛大，当天就自首检举，只保留十名骑兵；中丞崔宽的宅第宏大奢侈，急忙拆毁撤除。像杨绾这样的人，哪里足以谈论文王的教化？但也足以看出礼义感动人、触动事物是如此急切啊！

译殷殷雷声，是劝勉以道义。《召南》中的大夫远行从政，没有空闲安居。他的妻子能怜悯他的辛劳，用道义劝勉他。

李说：“《召南》的大夫远行从政，没有空闲安居。是说奉命出使天下，没有空闲安居家中，妻子能怜悯他的辛劳，用道义劝勉他。”男子称“室”，女子称“家”。《召南》大夫的妻子，却称“室家”，这是因为《诗经》不可拘泥于一个字。毛氏认为《召南》的大夫是召伯的属官，孔氏说：“文王尚未称王，召伯是诸侯的臣子，其下不可能有大夫。”所谓《召南》的大夫，不一定是召伯的臣子。从陕地以西，以及南方的国家，都是《召南》的大夫。

黄说：“《召南》的大夫，有人认为是召伯的属官，然而文王之时，召公尚未分陕而治，文王未曾称王，召公是诸侯的臣子，其下怎么会有大夫？有人问：‘《诗序》说“召南的国家，召南的大夫”，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特别指出这不是《周南》的诗，难道是说在文王之时，召公已经有自己的国家，已经有自己的大夫吗？’又说：‘“召南的国家，召南的大夫”，是后世作序者的言辞，而不是当时作诗者的言辞。’所以《周南》的《汝坟》，《召南》的《殷其雷》，都是妇人受到文王的教化，懂得君臣的分别，怜悯丈夫的辛劳，又用君臣的大义勉力他，可见文王的教化深远了。

殷殷雷声，在南山南面。为何离开这里？不敢稍有闲暇。诚信敦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殷殷雷声，在南山侧面。为何离开这里？不敢闲暇休息。诚信敦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殷殷雷雨，在南山脚下。为何离开这里？没有闲暇安居。诚信敦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

李说：“殷是雷声。南山之阳，山南面叫阳。侧，是山的左右。下，是山的脚。违，是离开。遑，是闲暇。振振，是诚信敦厚。”郑氏认为雷用来比喻号令，扬子说：“鼓舞万民的，大概只有号令吧？鼓舞万物的，大概只有雷风吧？雷不重复，风不重复，所以用雷来比喻号令。”苏氏认为雷在南山南面，看不见，也就像《召南》的大夫远行从政，他的妻子想见他而不可得，他的说法不如郑氏周到。王氏虽然用雷比喻号令，而把南山南面解释为宣明君主的号令，用南山南面取喻明君，他的说法不通。王氏认为在南山南面是明君的号令，那么在南山脚下将是明而晦暗了，这个说法可以攻击王氏的致命弱点。上文既说“殷殷雷声，在南山南面”，接着又在山的侧面，接着又在南山脚下，这是说雷声在这里又在那里，以显示《召南》的大夫远行从政，在那里又在这里，以显示勤于王事。下文接着说：“为何离开这里？斯，是这。”王氏认为上文的“斯”是君子，下文的“斯”是这，不如郑氏都解释为这。说为何在这，现在又离开这，以显示没有闲暇安居的意思。奉命出使未曾闲暇，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他的辛劳如此。他的妻子又用道义劝勉他说：“诚信敦厚的君子，不可以回来。”可见他的妻子贤德。他的妻子能怜悯他的辛劳，就是《汝坟》所说的妇人能怜悯她的君子，劝勉以道义，就是《汝坟》所说的又用正道勉力他。王氏则认为此诗不如《汝坟》兴盛，所以归入《召南》。王氏的谬误多在于分别，说《周南》是周公，所以他的诗是圣人的事；《召南》是召公，所以他的诗是贤人的事。于是认为《摽有梅》不如《桃夭》、《小星》不如《樛木》、《殷其雷》不如《汝坟》，都是分别锱铢的轻重，哪里知道诗人的心意呢？《汝坟》用正道勉力，《殷其雷》用道义劝勉，大概意义相同，言辞不同罢了。黄说：“《殷其雷》在南山南面，郑氏认为雷比喻号令，苏氏认为在南山南面看不见，也就像《召南》的大夫远行从政。李迃仲认为雷在南山南面，接着又在南山侧面，接着又在南山脚下，以比喻大夫远行从政，既在那里又在这里，以显示勤于王事。然而仔细品味此诗乃是兴，不是比。出行的人遇到雨，就思念在家的人的安宁；在家的人遇到雨，就思念出行的人的辛劳。这是人情所共有的。《召南》的大夫妻，听到雷声在南山南面，因而思念丈夫行役的辛劳，说：“何时来到这南山南面呢？还是已经离开这了呢？”想他不敢闲暇而稍作休息。因为听到雷声，而触动思念之情。南山侧面，南山脚下，都是一意，只是便于押韵协声罢了，不必寻求不同的意义。“振振是诚信敦厚”，既用情怜悯他，又用义劝勉他，说：“诚信敦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勉力他以诚信敦厚的德行，而断绝他思归的念头。夫君虽然用暴虐对待我，而不敢生出一丝怨恨之心，只有诚信敦厚的君子能做到。如果《大夫

译妻子，可以说是能够用道义来劝勉她的丈夫了。“大夫分配不均，我参与其中；唯独认为我贤能，我便从外室进入，内外交加地摧折我。”这些都是怨恨不满的话。国中的人则夸耀他们的车马铠甲，妇人能够怜悯她的丈夫，知道怜悯他的辛劳，却不知道用道义来劝勉他。《召南》中的大夫之妻，可以说是不因为家庭而忘记国家，不因为私情而废弃道义，不因为私利而损害公义，这确实是人们难以做到的，而妇人却能做到。从前王陵在汉军，母亲在楚军，汉军使者到来，他的母亲哭着告诉他说：“希望替我告诉王陵，好好侍奉汉王，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怀有二心。”于是拔剑自刎而死。唉！有这样的妇人啊！

译梅子纷纷坠落，象征男女婚配及时。召南这个国家，受到文王教化的影响，男女能够适时婚配。

梅子纷纷坠落，树上还剩七成。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此吉日吧。梅子纷纷坠落，树上还剩三成。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此今日吧。梅子纷纷坠落，用浅筐去拾取。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此说合吧。

李氏说：商纣王时代，风俗教化已经衰败，男女私奔淫乱，所以嫁娶多错过时机。等到受到文王教化的影响，衰败混乱的习俗稍微端正，诚信的教化兴起，所以男女各自能够适时婚配。《桃夭》这首诗，说的是周南这个国家，男女各自适时；这首诗说的是召南这个国家，男女各自适时，以此显示文王教化的影响深远。摽，是坠落；迨，是及、趁；塈，是取。梅子坠落，起初看到果实很多，剩下的有七成；随后果实变少，剩下的有三成；最后就全部落光了。所以用浅筐在地上拾取。毛亨、郑玄认为“迨其吉兮”是说女子出嫁，应当趁着好时机，好时机指二十岁，虽然夏天还未完全衰落；“迨其今兮”是说急切地催促；“迨其谓之”是说男女私奔不被禁止。按照《诗序》说：“召南这个国家，受到文王教化，男女得以适时。”如果认为虽然夏天还未完全衰落，那就是已经错过了男女的适时了。况且所谓男女私奔而不禁止，文王的教化既然遍及召南，就不会有私奔的习俗了。现在还私奔而不禁止，哪里算得上是文王的教化呢？毛氏认为男女私奔而不禁止，大概是拘泥于《周礼·媒氏》所说的：“媒氏对于私奔不予禁止。”这是针对下文“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听从命令的就处罚”而言的。郑玄只看到媒氏对私奔不予禁止的文字，认为成周的政治，对私奔者不禁止，这是不详细考察《周礼》的文字。现在这首诗所说的，应当采纳欧阳修的观点，说梅子茂盛时，落下的少，剩下的有七成；随后落下的多，剩下的有三成；随后就全部落光了。诗人的意思，以“摽有梅”作为警戒，说盛年难以长久，应当及时寻求君子以结合。《桃夭》这首诗，完全说男女适时，像桃树年轻健壮；这首诗说男女适时，则以梅子坠落来说，这就是以梅子作为警戒。吉，欧阳修认为是适宜，说选取适宜做姻亲的人而求娶。现在欧阳修认为是时机，今不必说是时机，只是说可以嫁娶就实行，说欧阳修认为是派遣媒人相互言语以求娶。王氏则认为梅实在仲春时节，适宜嫁娶；现在梅实坠落，已经错过了婚嫁的时机。他的解释与毛亨、郑玄相差不远，都是不详细考察诗歌，所以他们的解释到了这种地步。

黄氏说：这一篇与《桃夭》这首诗意义相同。《桃夭》以桃树为比喻，《摽有梅》以梅子为比喻，都是取适时婚配的意思。王氏曲折地解释，并且说梅实在仲春，适宜嫁娶；现在梅子坠落，已经错过了婚嫁的时机。果真知道这种解释，哪里符合男女得以适时的意义呢？迃仲说诗人的意思，以梅子作为警戒，说盛时难以长久，常常如此，这也并非诗人形容文王教化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七兮”，从七到三，从三到用浅筐拾取，就像女子从少年到盛年，再到将要出嫁的时候。“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各家多认为是选取吉利的时机。我认为众士求娶我，而一定要选择吉士才跟随。“迨其今兮”，毛亨、郑玄认为是急切地催促。我认为正是当时。“迨其谓之”，毛亨、郑玄认为是男女私奔不被禁止，固然违背情理。少南说此时可以言语许诺，也未完全正确。我认为男女固然想要适时，但也必须以正道，虽然盛年应当出嫁，也一定要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言语。然而《桃夭》说婚嫁适时，而这首诗说得以适时，是说仅仅适时；说适时，是从容地对待时机。两首诗的创作，也有差别了。

《小星》，是恩惠施及下位者。主母没有嫉妒的行为，恩惠施及卑贱的妾室，使她们进见侍奉君主，知道命运有贵贱之分，能够尽心竭力。

李氏说：“郑氏说：‘因美色而妒叫妒，因行为而妒叫忌。’然而所谓妒忌，不必分别美色与行为。比如所谓妒贤嫉能，难道是行为与美色吗？”序说：“主母没有嫉妒的行为，那么行为也称为妒，很明显。哪里可以分别行为与美色呢？主母没有嫉妒的行为，所以有恩惠施及卑贱的妾室，使得她们能够进见侍奉君主；而卑贱的妾室也知道以礼命与主母贵贱不同，这就是能够尽心的原因。用恩惠施及众妾，而众妾能够尽心，这是施报的道理。王氏却说‘说恩惠而达不到仁，说行为而达不到德’，这是《召南》的事情。这都是拘泥于《周南》之下。如果认为《召南》说恩惠而达不到仁，那么仁如《驺虞》，不是仁又是什么？如果认为说行为而达不到德，那么德如《羔羊》，不是德又是什么？这都是王氏的穿凿附会。”

黄氏说：江沱的嫡妻，不拿媵妾充数。媵妾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那么美德在嫔妾，罪过在主母。庄公的宠妾僭越上位，庄姜贤德而不回应，那么美德在主母，罪过在宠妾。所以主母不能没有嫉妒，这叫做没有

译具备德行；众妾不能竭尽她们的忠心，这就叫做不知命。《小星》诗中那位夫人，恩惠施及地位低贱的妾室，而贱妾虽然得以进见侍奉君主，也明白自己的命运有贵贱之分。这真可以作为万世后闺门中的典范法则。

译微弱的星星啊，三五颗在东方。匆匆夜行，早晚都在为公事奔走，这确实是命运不同。微弱的星星啊，是参星和昴星。匆匆夜行，抱着被子和床帐，这确实是命运不寻常。

李说：毛氏认为“嘒”是微小的样子，王氏认为是指那些没有名字的小星。毛氏认为“三五”是指心宿的三颗星和柳宿的五颗星，四季交替出现。查考《诗经》中“三星在天，绸缪束薪”，这里的三星，郑氏一种说法认为是心宿，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参宿的心星。列宿中的大房、心、参、伐，心和参都是三星。现在这里说“三五在东”，怎么知道它不是参宿和心宿呢？之所以认为是心宿，是因为下文说“维参与昴”，昴宿有六颗星，那么“五”就不是下一章的昴宿。既然“五”不是昴宿，那么“三”也就不是参宿了。柳星，即柳宿。《元命苞》说：“柳宿有五颗星。”《尔雅》说：“咮叫做柳。”《天文志》说：“柳宿是鸟的嘴。”那么喙就是柳宿。因为它作为鸟宿的口，所以叫做喙。参宿，《天文志》说：“参宿是白虎宿，两颗星下面直对着有三颗星。”《元命苞》说：“昴宿有六颗星。”小星用来比喻地位低下的妾室。“三五”用来比喻夫人。用众多小星的微小，与三五、参、昴等星宿并列，依次出现在天空，也就像地位低下的妾室卑微，依次进见侍奉君主一样。所以下文说：“匆匆夜行，早晚都在为公事奔走，这确实是命令不同。”这是说妾室进见侍奉君主。“肃肃”是快步走的样子，“宵征”是夜间行走。说众妾匆匆地在夜间行走，有时早有时晚在君主处，有时夜里来早上走，有时早上去夜里来，不敢当值侍寝，这确实是礼制命令的规定，不能与夫人相同。衾是被子，裯是床帐。众妾夜间行走，抱着被子和床帐进见侍奉君主，不能当值侍寝的，是因为礼制命令不如夫人尊贵。苏氏说：“匆匆夜行，早晚都在为公事奔走，这是命运不同。”这是用来显示众妾自认为卑贱，不敢与夫人并列的话。夫人能够没有嫉妒的行为，所以众妾感激她的恩德，不敢与夫人并列，以此显示夫人称职，众妾报答上级。王氏的一种说法认为“三五”是阳星，“早晚都在为公事奔走”是阳事，所以用阳星来比喻。参昴是阴星，抱着被子和床帐是阴事，所以用阴星来比喻。然而查考《诗经》“匆匆夜行，早晚都在为公事奔走”也是阴事，怎么能认为是阳事呢？王氏的穿凿附会大多如此。

黄说：“‘嘒彼小星’，是众妾的比喻；‘三五在东’，是夫人的比喻。三是心宿，五是柳宿。众星跟随心宿和柳宿在天上，就像众妾代替夫人侍奉君子。宵征，就是所谓的进见侍奉。肃肃，是恭敬的样子。虽然侍奉君主，却不敢忘记恭敬，所以也不敢依仗恩宠而怠慢事情。这是知道命运低贱，而不敢与夫人并列。维参与昴，参是伐星，昴是留星，也是众星所尊重的。寔命不犹，是重申命运的不同。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亲近了就不恭敬，疏远了就怨恨。现在众妾虽然得以侍奉君主，却更加自知命运；夫人有余恩，而妾室有余敬。想象那闺门之中，和气聚集，其乐无穷啊！所以说：闺门，是万世的法则。”

《江有汜》赞美媵妾，勤勉而没有怨言；嫡妻能够悔过。文王的时候，江沱之间，有嫡妻不让她的媵妾凑足人数，媵妾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嫡妻也自己悔过。

江中有支流，儿子回来不让我去。不让我去，他后来会后悔。江中有沙洲，儿子回来不让我去。不让我去，他以后会忧伤。江中有支流，儿子回来不让我去。不让我去他会叹息歌唱。

李说：古代嫁女让侄女和妹妹跟随，叫做媵。《春秋》记载齐人来送媵，晋人来送媵。《公羊传》说：诸侯一次娶妻九个女子，两个国家送媵，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有嫡妻不让她的媵妾凑足人数。媵妾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这是因为嫡妻安逸媵妾劳苦，这是常理。媵妾遇到劳苦，有什么可抱怨的？诗人认为媵妾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是因为她没有凑足人数，虽然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然后才算是贤德。正因为没有怨言，所以嫡妻自己悔过。程氏认为不让媵妾凑足嫡妾的人数来侍奉君主，是对的。孔氏认为应该是媵妾而不能实行，心里虽然勤劳而不怨恨嫡妻，大概是说嫡妻专宠，不能和她一起行动，这种说法不对。既然不能做媵妾，又哪里有勤劳的事情？孔氏于是认为勤是心里企望，企望而不能实现，所以成为劳苦，这些都不对。夫人为了凑足人数，那么遇到劳苦就甘心。现在既然不让她凑足人数而遇到劳苦，那么人之常情不能没有怨言，人们所怨恨的而已，唯独不怨恨这个，这就是她贤德的原因。江沱：查考《禹贡》“岷山引导江水，又向东分出支流为沱”，是梁州的区域。江沱之间，就是梁州的边界。这首诗说“江有沱，江有渚”，也像《汉广》的诗说“江汉”一样。《汉广》的序说：“美好的教化施行在江汉的区域”，是知道作诗的人在江汉之间。所以他的诗说“汉水宽广啊，不能游过去；江水长远啊，不能渡过去”，所以指着江汉来说。现在作诗的人在江沱之间，所以也说“江有沱，江有渚，江有支流”，都是诗人所见的。王氏认为汜

译江水分流成汜，比渚更甚；渚的分流比沱更甚，于是用来比喻夫人专宠的程度更加严重。程氏则认为汜和沱是较小的支流，而洲渚的分岔则较大，沱的分流几乎等于零了，这是用水的分流来比喻夫人不专宠的程度更加严重。一种观点认为夫人专宠益甚，另一种观点认为夫人不专宠益甚。总之，诗人的本意并非如此。诗人的意思，只是说江有汜、有渚、有沱，而夫人则有媵妾。现在的夫人本来应当有媵妾。现在的“子于归”，归就是嫁。“不我以”，郑氏解释为“与”，意思是夫人不与我交往，也不与我共同侍奉君主，这样就能悔过并安守本分。意思是悔过并自我克制。她叹息歌唱，这是表示不生气。《小星》这首诗是说夫人应当如此，《江沱》这首诗是说媵妾应当如此。夫人想要众妾尽心竭力，就必须让她们进见侍奉君主，而众妾也自然能知道贵贱不同而不敢僭越。如果夫人把妾当作与自己同辈的人，想要夫人悔过，就必须做到勤劳而没有怨言，这样夫人自然会悔过。大抵不怨恨，乃是使人悔过的方法。以舜作为儿子，勤劳而没有怨言，即使他的父亲不贤，还能使他心情愉悦，何况不是像瞽瞍那样的人呢？学习《诗经》的人如果能由此推演，知道自我反省，作为儿子、作为臣子的人，都可以将其作为消除怨恨的方法，不仅仅是媵妾对嫡妻而言。黄氏说：曾经诵读这首诗到这里，不禁感慨叹息说：“身居高位的人应当像《小星》中的夫人，身处低位的人应当像《江汜》中的媵妾。”虽然如此，《小星》中的夫人恩惠及于贱妾，而众妾尽心竭力，这固然是美事。如果夫人不能像《小星》中的夫人，而像《江有汜》中的夫人，那么众妾难道还会尽心竭力吗？作为儿子，一定要等到父亲慈爱而后才孝顺；作为弟弟，一定要等到兄长友爱而后才恭敬；作为臣子，一定要等到君主圣明而后才忠诚，那么这种孝、敬、忠，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夫人恩惠及于贱妾，那么妾媵的尽心竭力本是应当的；夫人如果不把媵妾当作陪嫁之数，媵妾的尽心竭力更不可以不做到。所以《小星》中的妾能尽心竭力，是懂得天命的人；《江沱》中的媵妾勤劳而不怨恨，也是懂得天命的人。江沱，按照《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江沱是岐山以西的地方。居住在江沱的人以江沱起兴，就像居住在汝水的人以汝坟起兴，居住在汉水的人以江汉起兴。说江有汜、有渚、有沱، 就像嫡妻必定有媵妾一样。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两个国家陪嫁，带着娣和侄跟随，那么嫡妻与媵妾，虽然贵贱不同，但恩惠不可以不施加。所以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江尚有沱、有渚、有汜، 而夫人对于媵妾，却“不让我侍奉、不与我交往、不与我同车”，不把我当作陪嫁之数，竟然如此。然而嫡妻尊贵而媵妾卑贱，嫡妻安逸而媵妾劳苦，这是天命。我哪里可以有怨恨之心呢？在我而言，只有应当尽心竭力而已。正因为媵妾能不怨恨，所以嫡妻也自然悔过。起初虽然不与我交往，但最终却与我同处；起初虽然不与我同车，但最终却与我同享欢乐。唉！天下哪有真诚而不能感动人的道理呢？人往往只能真诚于一时，而不能真诚于长久；还没有做一件善事，就先责怪别人不报答我，那么他不能感动人物，本来就是应当的。《江沱》中的媵妾越是勤劳越是不敢怨恨，好像要终身如此，这不是勉强，而是真诚。真诚到了极点，是天理所感发的，夫人怎么能不自悔呢？这是至诚持久的效果。舜处在父子关系的困境中而更加尽孝，文王处在君臣关系的困境中而更加尽敬，都是这种心。我由此知道这首诗不仅可以作为媵妾的警戒，凡是作为儿子、作为弟弟、作为臣子的人，也应当以此为法则。

译野外有死獐，厌恶无礼的行为。天下大乱，强暴之人互相欺凌，于是形成了淫乱的风气。受到文王的教化，虽然身处乱世，仍然厌恶无礼。

野外有死獐，用白茅包裹它。有女子怀春，君子引诱她。林中有朴樕，野外有死鹿，用白茅紧紧捆束。有女子如玉，舒缓从容啊。不要触动我的佩巾啊，不要让狗叫起来。

李说：“说的是纣王之时，强暴的男子侵犯欺凌贞洁的女子，于是形成了淫乱的习俗。到了受到文王教化的时候，虽然当时风俗教化已经衰败，但人们都知道无礼是可恶的。文王的教化能够改变纣王的污浊风俗，那么衰败时代的公子应该难以教化，却能让他们变得诚信敦厚。纣王的乱世应该淫奔无法革除，而文王的教化却能让他们厌恶无礼。大概当他们顺从污浊风俗的时候，就不知道非礼是可恶的。文王在上面亲身践行，百姓就知道非礼是可恶的，就知道礼是可以遵从的。”○齐国人把麕叫做獐，那么麕就是獐。这里有三家解释。郑氏的解释则是乱世百姓，贫穷且强暴的男子多行无礼，所以贞洁女子的情意希望让人用白茅裹束野外田猎者分得的麕肉作为礼物而来。然而按照婚礼用雁和币帛，没听说用麕肉的。王氏于是认为婚礼的见面礼不用死物，现在用死物就不符合礼的正统。然而这还不算无礼，他的解释与下文不相连贯。只有欧阳公认为纣王时男女淫奔成为风俗，只有周人受到文王教化的才能知道廉耻的洁净，不让自己被外物污染。奈何那女子怀春，君子就引诱她并用非礼玷污她。君子尚且如此，强暴的男子就可想而知了。有女子怀春，思念春天以便男女相会。君子引诱她，毛氏认为是诱导之道。郑氏认为是让媒人促成。王氏认为是不能没有思慕。然而君子引诱她，难道是美辞吗？这是责备的话。说女子怀春而君子可以引诱她吗？君子就是好人。君子引诱别人的女子，哪里配称为君子呢？于是痛责他。朴樕是小木。欧氏、王氏把“林中有朴樕”作为一个意思，“野外有死獐，白茅包裹它”作为一个意思。欧氏认为“林中有朴樕”的木头还可以用来当柴。王氏则认为“林中有朴樕”虽然小但可以免于被践踏。那白茅紧紧捆束都是连着“林中有朴樕”的文句，不能只认为连着“野外有死獐”的文句。邵氏认为“朴樕之中”以及“野外有死鹿”都可以用白茅紧紧捆束作为礼物。然而看诗又说“林中有朴樕，野外有死鹿”文句不对仗，不当说“朴樕之中”以及“野外有死鹿”。只有苏氏认为“朴樕”是小木，将取“朴樕”“死鹿”来使用，还知道用白茅紧紧捆束来取用。何况有如玉的女子，难道可以不按礼来成全吗？然而不知道当时白茅捆束，朴樕应当何用。暂且从苏氏之说，脱脱是舒缓从容的样子。〇是佩巾，尨是狗。欧阳说淫奔的风俗，互相告诫说：“你不要快跑，不要动我的佩巾，不要惊动我的狗叫。”他们奔逃未必能动我的佩巾，大概他们淫奔怕被怀疑。不如郑氏认为奔走失节，动摇了佩饰，非礼相欺凌，那么狗叫他的〇就对了。大概这是互相告诫不要触犯非礼，那么仪容舒缓从容，内心安闲，与疾行妄动、气息急促的不同。孟子说：“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就不可胜用了；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那么义就不可胜用了。”我曾经说人如果能扩充不想触动我佩巾的心，那么礼就不可胜用了。

黄说：这一篇都是诗人责备淫奔的话，而毛郑的解释都失去了本义。说“野外有死獐，白茅包裹它”是因为凶荒所以简化礼仪而多婚，所以用麕肉作为礼物；“有女子怀春，君子引诱她”说是仲春嫁娶的时候，男子应当让媒妁来诱导那女子。那麕不是婚礼应当用的，引诱不是正礼应当做的，毛郑的解释就可知了。欧阳说“君子尚且如此，强暴的男子就可想而知”，那就是说《召南》的国家都淫奔了，哪有这个道理呢？“不要触动我的佩巾啊，不要让狗叫。”各家认为奔走失节就动摇了巾〇，非礼相欺凌就被狗吠，这都是读诗而不能兴起的。我认为前一章是责备男子的话，次一章是责备女子的话，末一章则是厌恶无礼而想要远离他的话。《易经》说：“借用来白茅，没有灾祸。”孔子说：“如果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借用来白茅，有什么灾祸呢？”谨慎到了极点。茅这种东西薄，而用途可以很重。所以这里说“野外有死獐”的肉，人且因为可以吃的缘故，而用白茅的洁净包裹它，惟恐被外物污染。何况“君子可以引诱怀春的女子”呢？这是深深责备男子的话。如《氓》的诗，赞美反正，讽刺淫逸，也说“男子沉溺啊”，大概是用君子来责备他，而让他知道惭愧。“林中有朴樕的柴，野外有死鹿的肉”，因为它们可用可吃，而用白茅捆束，何况如玉的女子，难道可以不自我爱护吗？这是深深责备女子的话。如《蝃蝀》制止奔走的诗，说“女子出嫁”，大概

译用女子的身份来责备她，让她知道羞愧罢了。到了最后一章，又深深厌恶她的无礼而想要疏远她，说：“你不要快步走，不要晃动我的佩玉，不要惊动我的狗。”她快步走，未必能晃动我的佩玉、惊动我的狗，这不过是厌恶她的言辞罢了。就像《谷风》这首讽刺夫妇失道的诗，说“不要经过我的鱼梁，不要打开我的鱼篓”，未必真的会经过我的鱼梁、打开我的鱼篓，是因为厌恶得深，所以疏远得也深。这一篇难道就是厌恶无礼的诗吗？有人问：“《江汉》篇没有思念犯礼，而这里又厌恶无礼，为什么呢？”回答说：“在商朝末年，衰败混乱的习俗仍然存在，文王怎能让人人都完全懂得礼呢？过去天下大乱，强暴者互相欺凌，于是形成了淫乱的风气，人们就不懂得无礼的可恶；现在受到文王的教化，羞耻厌恶之心不能自已，这就是所谓的正信教化兴起。就像卫国人被他们的君主所感化，在新婚时淫乱而抛弃旧室，到了文公能够用道义教化百姓，淫奔的耻辱，国人都不屑一提。这首诗所说的‘仍然厌恶无礼’，也是庆幸的言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