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解卷三十

译《毛诗集解》卷三十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三十一。宋代。李樗、黄櫄撰。

《旱麓》，歌颂承受祖业之诗。周朝的先祖，世代修习后稷、公刘的事业。太王、王季，又申之以百种福泽，以谋求福禄。

李樗说：“《旱麓》歌颂承受祖业，所谓‘承受祖业’，是说文王能够承受其先祖的事业。周朝的先世，自太王以来，能够世代修习后稷、公刘的事业，坚守而不失，到了太王、王季，又申之以福禄。那么他们的子孙之所以能继承先祖的事业，其渊源是逐渐积累而成的。”

瞻望那旱山的山脚，榛树楛木茂盛众多。和乐平易的君子，谋求福禄也和乐平易。鲜洁明亮的玉瓉，其中盛着黄色的酒浆。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所降。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不造就人才？清酒已经盛好，赤色的牡牛已经齐备，用来献享祭祀，以祈求大福。鲜洁明亮的柞棫，是百姓用来燎祭的柴草。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神灵所慰劳的对象。茂密的葛藟，蔓延在树枝树干上。和乐平易的君子，谋求福泽而不邪曲。

李樗说：“‘瞻望那旱山的山脚’等句，旱是山名，麓是山脚，榛像栗子但较小，楛是一种树木。王氏的说法，认为是内有以成就文治，外有以成就武功，这是牵强的说法。诗人的言语，只是说草木茂盛众多如此。苏氏说：‘山产生云雨，以滋润万物，而山脚的草木也蒙受其泽。譬如周朝的先祖，他们利于人的地方很广，所以他们的子孙也承受其福。’这是对的。岂弟，即和乐平易。和乐平易的君子，谋求福禄？岂弟，是说周朝的先祖有和乐平易的德行，所以他们谋求福禄也自然和乐平易。孟子说：‘修养德行而不邪曲，不是为了谋求福禄。谋求福禄，不是君子所看重的。有心于修养德行，无心于谋求福禄，那么他的行善出于诚心。如果有心于谋求福禄，那么他的修养德行是有所图利的，不是诚心，哪里值得看重呢？’而这里却说‘谋求福禄’，大概周朝君子的谋求福禄不同于常人的谋求福禄。子张学谋求禄位，孔子说：‘多听，保留疑问，谨慎地说其余的，就少过失；多看，保留危险，谨慎地做其余的，就少后悔。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禄位就在其中了。’能够谨慎言行，那么禄位就在其中；能够和乐平易，那么禄位就来了。这就是所谓的自求多福。大概福泽哪里可以强求而得到呢？只有能尽到我方应尽的，就是谋求福禄的道理。玉瓉，即圭瓉，用玉做柄，用来盛放鬯酒。瑟，鲜洁的样子。黄流，即秬鬯，用黑黍米制成，用郁金草调和，使其芬芳，条鬯其色如金，又在酒器流动，所以叫黄流。郑氏说：‘殷王帝乙之时，王季担任西伯，因功德受到此赏赐，其意是认为赐予圭瓉，就是承受福禄。’苏黄门则认为说的是祭祀，这都指此章为实事，是不对的。王氏则说：‘鲜洁明亮的玉瓉，用来比喻有美德而能侍奉鬼神；黄流在其中，比喻美德在其中而畅达于外。’虽然认为是取譬，但其说法又不如程氏的简练有力。程氏说：‘鲜洁明亮的玉瓉，其中所盛的必定是黄流。和乐平易的君子，那么福禄所降，必定有贤能的子孙。’鸢鸟高飞至天，毛氏说：‘上下都受到察视。’这大概是援引《礼记》来解释。至于各家对此说法多不同，郑氏以‘鸢鸟高飞至天’为恶人远离，以‘鱼儿跳跃于深渊’为民喜得，所说先祖的德行可以造就后人，其说法也不易通晓。我私下认为诗人所兴起的，都是说文王任用人才。曾看《抱朴子》说：‘鸢鸟飞行无力在下，等到直网之上，耸身直翅而已，然后知道鸢鸟飞行更不用力，也像鱼儿跳跃，恬然自得，而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却自然如此。王者造就人才，鼓舞他们，使他们尽展其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却自然如此。‘难道不造就人才？’是说其长远地造就人才。大概说其造就人才之久。下一章说用清酒则盛在器中，用赤色的牡牛则已经齐备，说子孙享祀祖考而承受此福。难道是因为清酒赤牡的缘故而得到吗？古人奉献牺牲以告说：‘广博硕大肥壮’，是说民力普遍存在，是说牲畜硕大蕃殖，是说没有疾病疮疡，是说完备肥壮全有。奉献酒醴以告说：‘嘉美洁净的酒’，是说上下都有嘉美德行而没有违逆之心，所谓馨香而没有邪僻。这样则神灵降下福泽，如果不这样，那么像随侯的牺牲肥壮，谷物丰盛洁净，有什么福泽呢？鲜洁明亮的柞棫，郑氏说：‘瑟，茂盛的样子。’孔氏说：‘这柞棫之所以茂盛，正是因为是百姓用来燎祭而清除其旁边的杂草，也像和乐平易的君子之所以得福，正是因为是神灵所慰劳。’莫莫，茂盛的样子，那葛藟，乃攀附在树木的枝干上依附而生，也像君子承继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禄。其谋求福泽，没有邪曲，只是承继其先祖之道而已。黄櫄讲同。”

《思齐》，歌颂文王之所以圣明。

思慕那庄敬的大任，文王的母亲。思慕那美好的周姜，京邑的妇主。大姒继承美好的声誉，因而子孙众多。恩惠于宗庙的公祖，神灵没有怨恨，神灵没有伤痛。为寡妻做出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邦。雍雍

译在宫中恭敬谨慎，在宗庙里严肃庄重。

即使没有显赫的声名也亲临视察，即使没有厌倦也始终守护。

所以重大的祸患不能灭绝，盛大的威仪没有瑕疵。

即使没有听到教导也能效法，即使没有劝谏也能顺从。

所以成年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所造就。

古人不知厌倦，称颂这些杰出的人才。

译李氏说：“思齐，是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王氏说：“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明却让人无法知晓。《诗经》只说‘大姒、大任的德行’，而不说其所以然，那么文王圣明而不可知就在此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诗序》所说的‘所以圣者’，是说文王的圣明有所本源，源于大王在大姒那里做出表率，以至于在宗庙宫室之中，都没有不适宜的地方，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不是说圣明而不可知。”

说“思齐”庄重的是大任，她是文王的母亲，又曾思念并喜爱大姜能够匹配大王，所以能成为周家的媳妇。而大姒又能继承大任的德行，这就是上天之所以让文王多生儿子的原因。古代亲迎的礼仪，父亲面向南，儿子面向北，跪下斟酒并告诫他说：“前去迎接你的配偶，成就我宗族的祭祀大事，勉励率领以恭敬之心，继承先妣的遗志，这是常道。”作为媳妇一定要侍奉先妣所做的事，这就是古代的贤女。以大任能够思念并喜爱大姜，以大姒又能继承大任的美好声誉，那么周朝的贤妃可以说世代都不缺乏人才了。

周朝的兴起，大王开创了王业的基业，王季勤勉于王家，我的先父文王能够完成他的功业。治理外务的人，他们的德行就是这样。大姜之后有大任，大任之后有大姒。治理内务的人，她们的德行也是这样，这就是周朝之所以兴起的原因。诗人在文王之时说这些话，大概是因为文王的德行本源于大任，大任能够尽到作为媳妇的道义。看《列女传》记载胎教，就知道文王是由大任而成就德行了。而大姒又能感化文王的德行，又继承大任的美好声誉，他的母亲和他的配偶都这样，那么文王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

“惠于宗公”，宗公，郑氏认为是大臣，欧阳公已经辩驳过了。大概把宗公当作臣子，文意不相连贯，应当跟随毛氏认为是先公，大概是说文王能够上承宗庙先公，又能推己之心以侍奉神灵，没有怨恨的，没有痛心的，以此显示文王侍奉神灵没有不顺从的。“寡妻”，就像说寡小君一样。说文王治理家庭只能够对寡妻做出表率，以至于兄弟，然后施行于邦国，没有不适宜的。《中庸》说：“君子的道，比如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一定要从低处开始。”《诗经》说：“妻子和睦，如同鼓瑟弹琴；兄弟既已融洽，和乐且沉迷，适宜你的室家，快乐你的妻儿。”因为妻子和睦然后推及于兄弟，兄弟和乐然后及于家邦，大概其顺序就是这样。

王氏把“刑于寡妻”当作形而上者，那么有道存在，用来驾驭家邦。把“御于家邦”当作形而下者，那么有度数存在。因此称之为“御”。这是王氏喜欢把上下作为两端的说法。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本来没有两条不同的道，只是推举这颗心而施加于那里罢了。如果用度数来治理国家，用道来治理家庭，那么就是本末异意，起初没有这样的道理。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说文王在宫室中就雍雍然而和乐，在宗庙中就肃肃然而恭敬，以此显示他动容周旋无不合乎礼仪。孔子在乡党中，就恂恂然恭顺；在朝廷中，就便便然辩给，大概他动容合乎礼仪就是这样。看《乡党》一篇，就知道孔子的德行；看《思齐》一诗，也就能够看到文王的德行了。

郑氏把“不显”解释为有贤才的资质而不明显，把“无射”解释为没有厌倦贤才的人，把“射”读作“射”字，欧阳公已经辩驳过了。然而“无射”也确实很难解释，我私下妄自揣测，认为人们所看不见的地方是在隐蔽处，而文王则整齐庄重恭敬好像有所面对；人们所不厌倦的地方是在显耀处，而文王则安然从容自得。诗人的意思，是说文王的德行内外显隐如一。如果有人就在做事，没有人就停止，“不显”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以此而停止那么做事也是虚伪了，不是安然的。文王则安然，不是虚伪的。那些常人在“不显”的时候不肯整齐庄重，到了“无射”的时候虽然整齐庄重却不安然，只有文王则始终如一。

“肆戎疾不殄”，欧氏说：“戎，众多；烈，光；假，大。”说文王应对事务，虽然众多敏捷疾速而不绝，他施行于事务的光大而无瑕疵。“不闻亦式”，说有事未曾先前听闻，文王实行也合乎法式。毛氏说：“说本性与天合是对的。”“不谏亦入”，说不等待劝谏争辩也进入善道。大概他的德行可以说是不勉强而中道，不思考而得到，哪里需要有所听闻有所劝谏然后才中道呢？只有文王的德行能这样，所以天下的士人都感化他而喜好善行。成人则有德行，小子则有造就。孟子说：“等待文王然后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不是豪杰之士，必定要等待文王然后兴起。”这就是成人小子等待文王而能有造就有德行的原因。

“古之人”指古代的圣人，指文王而言。说古人只是不厌倦于为善，所以声名有俊才的人自然见于多士了。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其顺序就是这样，不需要费力而后能做到的。此篇与《中庸》《大学》的书互为表里，《中庸》的书阐发无声无臭的意义，《大学》的书阐发诚意慎独的道理，而最终归于

译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首诗阐述了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与《中庸》《大学》的思想相契合。求学之人若能深入思考并仔细探究，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因此不可轻视。

译《皇矣》这首诗，是赞美周朝的！上天监视着要取代殷商的人，没有比周更合适的了。周朝世代修德行善，没有比周文王更突出的了。《皇矣》啊！上帝降临下界，威严肃穆，监察四方，寻求百姓安定之所。那夏、商两国，其政教已经败坏；那其他四方诸国，上天于是考察、衡量。上帝厌恶他们，憎恨他们疆域广阔却无德。于是眷顾西方，决定将天下赐予周人，让他们成为屏障，砍伐荆棘，清除遮蔽，修治平整，除去灌木和栎树，开辟道路，清除柽柳和樗树，排除杂物，剔除山桑和柘树。上帝迁就显明的德行，串夷于是归顺。上天为周确立配偶，受命已经稳固。上帝巡视那山中的柞树和棫树，拔除松柏，砍伐它们。上帝建立邦国，确立辅佐，从太伯、王季开始。这位王季，以友爱之心对待兄长，因此笃厚他的福庆，上天赐予他光辉，承受福禄没有丧失，奄有四方。这位王季，上帝度量他的内心，他的德音美好，他的德行光明，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区分善恶，能够成为长辈，能够成为君主。统治这个大国，能够顺从，能够亲近，亲近文王，他的德行没有悔恨。既然承受了上天的福祉，恩泽施及子孙。上帝对文王说：“不要那样叛逆，不要那样贪羡，要率先登上彼岸。”密国不恭敬，敢抗拒大国，侵犯阮国，前往共国。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以安抚徂旅，以巩固周的福佑，以应对天下。依靠他在京师的军队，从阮国的边境进犯，登上我的高冈，不要在我的山陵射箭，我的山陵是我的丘陵，不要饮用我的泉水，我的泉水是我的池塘，渡过那鲜原，居住在岐山的南面，在渭水的旁边，万邦的准则，下民的君王。上帝对文王说：“我怀念显明的德行，不靠大声疾呼，不靠严厉脸色，不依靠夏朝的旧法，不依靠变革，不智不慧，顺从上天的法则。”上帝对文王说：“询问你的仇敌和方国，联合你的兄弟，用你的钩援，用你的临车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临车和冲车缓缓行进，崇国的城墙高大耸立，俘虏接连不断，割下的耳朵安然放置。举行类祭和祃祭，招致附庸，四方因此没有侮辱。临车和冲车纷纷前进，崇国的城墙高大坚固，攻打它，摧毁它，断绝它，忽视它，四方因此没有违背。

李说：“《皇矣》，是赞美周朝的。”等等，这首诗说上天监视四方，取代商朝拥有天下的人，只有周可以担当，而周朝的君主无不修德行善，只有文王最为兴盛。作诗序的人根据诗中第一章说周承受上天的眷顾，所以说“上天监视取代商朝，没有比周更合适的”，而最后几章盛赞文王的事迹，所以说“周朝世代修德行善，没有比文王更突出的”。《皇矣》，上帝，皇，大的意思。如《尚书》所说的“惟皇上帝”，也是说上帝的大。上帝之大，赫然有明，有道就享祀，有德就亲近，有罪就废黜，福善祸淫，没有丝毫差错，因此监察四方，寻求百姓安定的原因，究竟从何而定呢？不过是设立君师罢了。二国，毛氏认为是夏商，郑氏认为是纣和崇侯，苏氏、程氏则跟随毛氏的说法，王氏则跟随郑氏的说法，而欧阳氏认为是崇和密，欧阳公之所以不指夏商，是因为诗中无夏商的事迹，之所以不指纣，也是因为诗中无纣的事迹，所以只根据诗中伐崇伐密的事，以此作为二国。然而看作序的意思，必定以这二国为夏商，序说“上天监视取代殷商，没有比周更合适的”，所以诗中认为夏国已经失政，其政教不获了，商国又如孙毓所说，认为天观众国之政可以代殷的人，先考察王者之后，所以说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时为二王之后，这说法虽以夏商为二国，但其说法的理由则不对。天既然认为这二国失政了，就在四方之国中寻究、谋度，使王天下。然而天不肯抛弃纣，纣的恶行益大，天于是憎恶他，于是眷顾西方，因为周有德而赐予他居处。这“维与宅”，是说天赐予他居处，天常在他所在的地方。耆，毛氏认为是恶，程氏认为是致，诗说“耆定尔功”是此意，不如郑氏认为是老，《尚书》说“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便是此意，上帝耆之。纣的过恶可谓至极，而天还等待他，以此见天仁爱君主之厚，自非大无道者，天都想要扶持而保全他，只有纣没有悔改之心，所以天之祸不可遏制。郑氏以四国为密、阮、徂共，欧阳辟之甚详，则引“四国順之”、“四国是皇正”是四国都是指四方，非指其国也。“作之屏之”等说，以此章为大王之意，或许如此。盖第三章言王季，第四章言王季遂及于文王，其顺序如此。大王迁于岐山下，民归之如赶集，则必砍除树木以居民焉。故其攻作之，屏除它，则是菑木、翳木之所。木立死曰菑，自毙曰翳其修治之，平理之，则是灌木、栎木之所。丛生曰灌，栎栭也。江淮之间谓栎为栭。其启拓之，开辟之，则是柽木、椐木之所。柽，河畔柳也；椐，樗也。其攘去之，剔除之，则是檿木、柘木之所。檿，山桑也。王氏说：其始作之，屏之也，则只是菑、翳而已。既而又就之者众，无所容之，则其修、平之，及于灌、栎；其启、辟之，及于柽、椐；则都是材之小者尔。至其甚

译民众众多，就无法安置他们，那么那些排斥、剔除他们的人，甚至波及到了檿树和柘树。檿树和柘树，是美好的木材，是人们依靠它来养蚕的。现在竟然排斥剔除到檿树和柘树的地步，大概是因为归附的人太多，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不得已才波及到檿树和柘树这类树木。这种说法很好。而程氏则认为去除邪恶、培养善良，使百姓休养生息，都是为了培养治理人才而兴盛，这种说法非常牵强，现在不予采纳。只有百姓归附国家如此之多，上天和人意都顺从他们，所以也迁就他们的德行而授予天命。至于后世，就习以为常，这就是它伟大的原因。路，意为大；串，意为习；夷，意为常。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配享上天、承受天命，坚固而不可改变。正因为能够配享上天，这也是上天确立他的地位。帝省视他的山川，是说上帝审视他的山川。那里的柞树和棫树拔地而起，那里的松树和柏树挺拔而笔直，因为土地如此肥沃美好，所以可以建立邦国，可以成就配享上天的基业。他之所以能配享上天，是因为有大伯、王季罢了。大伯三次将天下让给他人，百姓找不到言语来称赞他，这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德行了。让出国家的人，虽然是大伯贤德，但也因为王季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王季能尽到做人的弟弟的道理，恭敬地侍奉他的兄长，所以大伯把国家让给他，因此能厚待周朝的福庆并赐给他光辉。正所谓他的德行深厚，他的光辉流传。所以他的子孙世代承受上天的福禄，以拥有天下，大概其由来已久了。所谓“因心则友”，孝悌的道理，难道可以假装吗？是因为内心自然如此罢了。孟子说：“人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叫做良能；不用思考就知道的，叫做良知，幼儿，没有不知道爱戴父母长辈的，也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基于良知良能，难道不是因为内心自然如此吗？”帝度其心，是说上帝开导他的心，就像所说的上天诱导他一样。上帝开导他的心，所以他的德教达到清净貊的境界，即清净。程氏说：“貊字的含义，怀疑是大。”程氏的说法其音训不知出处，不敢作为依据。只有王季的德行如此，所以他的德行光明，又能层层向善，以显示他表里如一。克长，是说能尽到尊长之道。克君，是说能尽到君主之道。他统治这个大国，又能克顺克比。克顺，是说顺从百姓的愿望。克比，是说后世也能继承他的德行。与文王相比，他的德行纯一，没有可怨恨之处，这就是承受上天福祉，永远传给子孙的原因。《左传》说：“心能制约义理叫做度，德行端正应和叫做貊，光照四方叫做明，勤勉施予无私叫做类，教诲不倦叫做长，赏赐刑罚威严叫做君，慈爱和谐普遍服从叫做顺，选择善行而跟随叫做比，经纬天地叫做文。”这些都是断章取义，而郑氏引用来说明，是不对的。帝说文王、王季治理国家，那么帝就度其心；文王治理国家，那么帝就称许他。帝之所以称许他，难道是用谆谆教诲来命令他吗？孟子说：“知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了。”上天之所以命令他，不在于言语之间，沉默而意思已经传达了。畔援，郑氏说：“畔援就像跋扈一样。”帝对文王说：“你不要相信诸侯的跋扈，不要相信诸侯的贪婪羡慕，所应当先做的，是救济处于危难的人。如果相信他们的跋扈，相信他们的贪婪羡慕，这是助纣为虐，怎么能救济处于危难的人呢！”现在密人不恭敬，敢于抗拒大国的征召，已经侵犯了阮国，又前往共国了。这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所以文王赫然发愤，整顿军队以遏制侵犯阮国、前往共国的军队，这就是厚待周朝的福庆，以回应天下。文王的愤怒，不是私怒，而是因为密人的罪过，是上天所愤怒的，所以文王借上天的愤怒，这就是回应天下，是说它符合人心。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只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那么文王的愤怒就不同于常人的愤怒了。依其在京，京是大山丘；冈山春阿，是大山陵。孔氏、苏氏都将这三句解释为“密人不恭敬来侵犯周境，不只是侵犯我周的阮疆，又登上我远疆的高冈”。凡是布军对阵，以依山为有利。既然侵犯阮疆，又登上高冈，那么密人的势力可以说很强了。所以文王出兵，责问他的罪过说：“你是密人，怎么能在我周家的山陵上陈兵呢？这是我周的山陵，这是我周的山阿。你怎么能在我周家的泉水边饮食呢？这是我周的泉水，这是我周的池塘。”说这些都不是密人应有的，所以以此质问他的罪过，于是拒绝他。密人已经降服了，于是获得了鲜原。寻找好的土地，在岐山的南面，渭水的旁边找到，于是迁都成为万邦所向往的地方。百姓以他为君主，因为文王只是诸侯，而说他是百姓的王者，这也是追称他。我怀念明德，上帝告诉文王说：“我所怀念你的，是因为你的德行光明。”在大王的时候，那么帝迁明德；在文王的时候，那么子怀明德。这就是文王的德行与大王相合。在常人则外表修饰容貌以获取名声，而文王从未在脸色之间大声说话。在常人则喜欢自作聪明以扰乱旧章，而文王从未以变革之道来统领华夏。大概文王治理

译（文王）没有所知的，没有所识的，只是顺从帝王的法则罢了。所谓“不识不知”，是指没有私心。有了私心，就与天道不同了。人们之所以粉饰名誉来欺骗世人，都是出于私心；改变扰乱旧有的法度来逞显才能，也是出于私心。只有文王胸中清澈明净，做他该做的事而不妄为，所以能与天道同德。因为与天道同德，所以上天所愤怒的，文王也愤怒，这不是文王自作主张地发怒，而是奉行上天的愤怒。凭借崇国的罪过而命令文王讨伐它，能不奉行上天的讨伐吗？所以下文接着叙述伐崇的事情。上天又告诉文王：“询问你仇敌的方向，一同进入兄弟之国，用你的攻城器械，去攻打崇国的城墙。”钩梯是可以钩挂牵引而上城的工具，车有冲车，有临车。临车是从上面压制下面，冲车是从侧面冲击。郑玄认为“不识不知”是不懂古代、不知当今，欧阳修认为是使人不识不知，都不如王弼认为无所识、无所知，他的说法更好。仇方，毛亨认为是匹敌，不如郑玄认为是怨偶称为仇。前一章讲伐密，而上文冠以“帝谓文王”等几句；这一章讲伐崇，而上文也冠以“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大概文王的讨伐，不是出于私意，只是奉行上天的愤怒罢了。孔子说：“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而仍然侍奉殷商。”文王的德行，可以说是至德了。文王的心，不忍心讨伐纣王，那么对于崇国、密国，难道忍心讨伐吗？大概是因为罪恶积满，被上天所愤怒，这是文王征伐的原因。夏桀有罪而商汤讨伐他，商纣有罪而周武王讨伐他，这都是奉行上天的意志。自古以来，没有不奉行上天意志而能有所作为的。临车和冲车从容不迫，闲闲是闲暇的样子。说文王开始讨伐崇国，从容不迫而不费力，可见文王不忍心讨伐崇国的心意。而崇国却倚仗其强大，言言形容其强盛，不肯臣服于周。这样，文王于是进军讨伐它。抓获被审讯的人，连续不断；抓获俘虏和割下的左耳，安稳而不急躁。于是举行类祃的祭祀。古时候出征，向上帝举行类祭，在征伐之地举行祃祭。既然攻克了崇国，于是将其社稷群神迎回，又依附其祖先而为其立后，说没有断绝崇国的祭祀。崇国既然臣服了，所以四方没有侮慢它的人。茀茀，强盛的样子。说文王讨伐崇国，用力攻打它。而崇国的城墙，仡仡然而坚固，仍然负固不服。文王于是讨伐它。肆之，肆与《左传》所说的“若使轻者肆焉，其可之”中的肆相同，忽也是灭绝的意思。崇侯被灭，所以四方没有敢违逆的。文王所讨伐的，只是崇国罢了，而四方各国没有侮慢、违逆的，因为文王的惩罚符合他们的罪过。舜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放逐到崇山，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将鲧诛杀于羽山。惩处这四罪而天下都信服。舜所刑罚的，只是四罪罢了，而天下都信服他，那么刑罚何必多呢？文王所讨伐的，只是崇国罢了，而四方形没有侮慢、违逆的，那么征伐何必多呢？后世的君主，穷兵黩武，连年兴师动众，最终没有成功，这也是不了解文王用兵的道理吗？《尚书》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看文王的讨伐，可以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了。《左传》说：“文王听说崇国德行败坏而讨伐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退兵修明教化后再讨伐，依托营垒而投降。”似乎是不战而崇国自己臣服了。现在这里陈述其战伐之事，孔颖达说：“子鱼想要劝宋公修德，所以隐去战事而说投降。”意思或许如此。黄讲同。

译灵台是百姓开始归附的地方。文王承受天命，百姓喜爱他具有灵妙的德行，这种德行甚至惠及鸟兽昆虫。

开始营造灵台，测量规划它，百姓们辛勤劳作，没几天就建成了。文王本意并不急于完工，百姓却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踊跃前来。文王在灵囿中，母鹿安然伏卧，母鹿肥壮润泽，白鸟洁白光亮。文王在灵沼边，鱼儿满池跳跃。钟鼓架上的崇牙装饰着枞木，大鼓和大钟陈列其中。钟鼓声和谐悠扬，在辟雍中奏乐。钟鼓声和谐悠扬，在辟雍中奏乐。（此处原文重复，译文亦对应重复）鼍鼓声咚咚和谐，盲人乐师演奏公乐。

李氏说：“灵台，是百姓开始归附的地方。”等等。“开始归附”的意思，孔氏解释说：“是指内心归附。”在此之前只是表面归附，这种说法不对。难道文王的德行只能让人表面归附吗？大概是在周朝建造灵台的时候，民心乐于顺从到了这种地步，这才知道百姓归附文王，并不是以前只是表面归附而现在才内心归附。因为文王承受天命，百姓喜爱他具有灵妙的德行，所以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称他的囿为灵囿。这些都是因为文王的德行而将台、沼、囿命名为灵台、灵沼、灵囿，并不是文王自己命名的。比如《春秋》时期，僖公十五年，秦伯俘获晋侯，把他安置在灵台，那么晋国也有灵台。哀公二十五年，卫侯在籍圃建造灵台，那么卫国也有灵台。不知道这两个国家的台，真的是因为百姓安乐而命名的吗？还是真的自己命名的呢？后世的议论，一定说：“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然而文王只是诸侯，怎么能擅自建造天子的台呢？所谓“天子有灵台”，本来是因为文王有了这个台，后世因此沿袭设立，并不是文王敢于建造天子的台。如果真的是文王自己命名为灵台，那就是文王自称天子了。经始灵台，经始，是开始经营。经之营之，是测量南北并四面规划。庶民攻之，是说百姓为台劳作，加工整治，没几天就建成了。然而文王经营的本意，原本不想急于求成，只是因为百姓仰慕文王的德行，称它为灵台，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前来建造。邹侍郎说：“庶民子来，不是强迫他们，在那里的人确实是像儿子一样前来。不日成之，不是逼迫他们，在我方确实是不要急于求成。在上位者只担心百姓劳苦，在下位的百姓却不害怕劳苦来顺从君主，可见百姓乐于顺从。”看《左传》说：“建造郎囿，季文子想让它快速建成，叔孙昭子说：‘为什么要快速建成？那是为了剥削百姓。’大概快速建成如果是出于百姓的意愿就可以，如果是出于君主的意愿就不可以，出于君主的意愿就是剥削百姓，出于百姓的意愿就是爱戴君主。然而建造灵台，是百姓非常畏惧的事情。用百姓非常畏惧的事情，却能没几天就建成，这难道是勉强能做到的吗？由此可以看出他得到了民心。”宋平公建造台，妨碍了农事收获，子罕亲自拿着鞭子巡视建造的人，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说：“我们这些小人，都有房屋来躲避燥湿寒暑，现在君主为了一个台而不快速建成，怎么算是服役呢？”宋国建造台必须等待拿着鞭子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文王的百姓难道需要拿着鞭子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吗？王在灵囿，是说文王在灵囿的地方，母鹿就安然伏卧，是说它们驯服而不惊慌。说那些母鹿又肥壮润泽，那些白鸟则洁白光亮。文王在灵沼的地方，那里的鱼充满池中，都跳跃潜伏。是说文王的德行，即使是鸟兽鱼鳖，没有不得到适当安处的。邹侍郎说：母鹿在囿中，不知道囿是囿，也就像在山林中一样；鱼鳖在沼中，不知道沼是沼，也就像在江湖中相忘一样。如果不是文王的德行，上至飞鸟，中至走兽，下至潜鱼，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虽然如此，诗人的意思，也是用来形容百姓喜爱文王的德行。后世的君主，没有不大规模建造苑囿的，让禽兽得到快乐，而百姓却不认为这是快乐。大概禽兽得到安处，而百姓也得到安处，然后才是德行的盛大；不然的话，那就是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虡业维枞，竖立的是虡，横置的是栒。在栒上面设置大板叫业。枞是崇牙。说悬挂钟鼓的地方，就用彩色做成大牙的形状，其形状隆起，称为崇牙。《有瞽》的诗说：“设业设虡，崇牙树羽。”这就是所说的虡业维枞吗？与《有瞽》的诗相同。贲，是大鼓；镛，是大钟。上一章已经说了文王与百姓同乐，所以上一章接着说文王因为百姓的快乐而将其写入音乐。音乐不是随便创作的，大概是为了形容四海欢心的样子。不然的话，那么百姓愁怨，白白地制作这些钟鼓之乐，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文王与百姓同乐，所以在这里调理钟鼓的声音，而创作辟雍之乐。辟雍，是文王的乐名。《庄子》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以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大武。”由此知道辟雍，是文王的乐名。鼍，就是用鼍皮做鼓，其声音咚咚和谐。作乐的时候，盲人乐师演奏。有眸子但看不见叫蒙，没有眸子叫瞍。其作乐如此，那么文王的治理就可以知道了。王氏认为鼍鸣声咚咚像鼓，所以称为鼍鼓，这是不对的。看《上林赋》说：“建翠羽之旗，击鸣鼍之鼓。”那么用鼍皮做鼓就可以知道了。

黄氏说：这一首诗只有孟子的解说

译（先儒认为文王灵台是天子专属的说法）已穷尽，而先儒的言论都不可信。孟子说：“文王动用民力建造高台和池沼，百姓却为此感到欢乐。百姓称那高台为灵台，称那池沼为灵沼，这都是百姓喜爱文王有灵妙的德行，而自行以灵台、灵沼、灵囿来命名，并非文王自己命名的。”而先儒的说法却说：“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后世所谓的灵台，大概是因文王有灵台而仰慕其名，却不知文王所说的灵台，不过是百姓因其德行而给高台起的名字罢了，难道是文王自己命名的吗？这就是先儒的说法不可信的原因。

麀鹿安伏，麀鹿肥壮，白鸟洁白，以及所谓“鱼群跳跃”的景象，大概是百姓喜爱那灵沼、灵囿，因而也喜爱其中有麀鹿、鱼鳖，这就是所谓爱人而也爱其物。所以《序》说“百姓喜爱他的灵德，以至于鸟兽昆虫”，不是说文王的灵德所及，而是百姓喜爱文王的灵德，因而也喜爱其中的鸟兽昆虫之类。先儒的言论却说：“是说文王爱物如此。”认为这是文王的喜爱，不如认为是百姓的喜爱。假如文王专门爱物，那么杀害麀鹿如同杀人一样有罪，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绩却达不到百姓，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这就是先儒的说法又不可信的原因。

庄子说：“文王有辟雍之乐，那么辟雍，是文王乐曲的名称。”而解说者认为辟雍是文王学校的名称。天子的学校叫辟雍，与《文王有声》中所说的“镐京辟雍”，大概是在天子的学校中制作辟雍之乐，因而就用它来命名罢了。这首诗所说的“于乐辟雍”，是从谈论“鼓钟”而言的，大概是文王在灵台中制作音乐，而百姓为此感到欢乐。想象他们听到钟鼓管籥的声音，欣喜地露出喜悦的神色，互相告知欢乐之情而不能停止，言语表达不尽，所以说“于论于乐”，“于”是感叹词。

文王开始经营这座高台时，并非出于文王的心意，而是出于百姓的意愿，百姓攻打它，不几天就完成了，并非文王役使民力而催促其完成。开始建造时不催促，而是唯恐百姓劳苦，百姓像儿子一样前来，而百姓自己忘记了劳苦。等到高台建成后，百姓又喜爱其中的鸟兽昆虫，喜爱鼓钟、辟雍之乐。百姓对于文王，如同子女依恋慈母，君子由此知道民心开始归附。

春秋昭公九年，昭公修建郎囿，季文子希望它快速建成，叔孙昭子说：“开始建造时不要催促，百姓会像儿子一样前来。哪里用得着快速建成？那是为了掠夺民力。没有囿还可以，没有百姓怎么行呢？”鲁君修建囿，之所以想要快速建成，是出于君主的心意；文王修建高台，之所以想要快速建成，是出于百姓的心意。出于君主的心意，就是掠夺民力；出于百姓的心意，就是爱戴君主。

宋平公修建高台，子罕亲自拿着鞭子抽打那些不努力的人，说：“我们这些小人物，都有房屋来躲避寒暑。现在君主修建一座台，如果不快速建成，怎么能役使这些劳工呢？”宋人修建高台，到了拿着鞭子跟在后面驱赶的地步，那么百姓的心意就可以知道了。就此而言，文王得到民心是怎样的情况呢？唉！观察迁都岐山的役事，才开始知道民心归附大王；观察灵台的歌谣，才开始知道民心归附文王。

译下武，就是继承文德的意思。武王具有圣明的德行，再次承受天命，能够彰显先人的功业。下武，只有周朝世代有贤明的君王。三位先王在天，武王在镐京与之相配。武王在镐京与之相配，世代追求美德。长久地顺应天命，成就了武王的诚信。成就了武王的诚信，成为天下的楷模。长久地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爱戴这一个人。顺应侯服的顺德，长久地思念孝道。明显地继承先业，明显地延续到未来。遵循祖先的足迹，直到万年。承受上天的福佑，承受上天的福佑，四方来朝庆贺。直到万年，无不有辅佐。

李说：“下武，就是继承文德的意思。文王已经承受天命，建立了周朝。武王具有圣明的德行，所以再次承受天命，以显扬先世的功业。孔氏认为白鱼跃入船中是武王承受天命的征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抵后世沉溺于谶纬之言，认为帝王兴起，必定有承受天命的符瑞。说文王承受天命，就说得到赤雀丹书；说武王承受天命，必定说白鱼跃入船中。而司马迁还记载在《史记》中，那些话非常怪诞不经。说：‘武王渡河，在河中央，白鱼跃入王的船中。武王俯身取来祭祀。渡河后，有火从复关来到王的屋上，化作乌鸦。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它的声音是魄。’又说：‘只有唐代柳子厚写《德贞符》，他的话很好。’孔子为《尚书》作序，对于尧，就说‘能明察崇高的德行’；对于舜，就说‘深邃明智，文明光辉’；对于禹，就说‘文命根本承继于天帝’；对于汤，就说‘能宽厚能仁爱，昭示诚信给万民’；对于武王，就说‘有道的曾孙’。都是以德作为承受天命的符瑞。后来的妖邪淫乱、愚昧昏庸、喜好怪诞的人，才开始陈列大电、大虹、玄鸟、巨大的足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鸦作为符瑞。这些都是诡诈怪诞，非常可耻的。由此看来，就知道武王具有圣明的德行，就是承受天命的符瑞，不必用神怪的话来神化它。”

“下武维周。毛氏说：‘武，就是继承的意思。’郑氏说：‘后人能继承先祖的，只有周家最伟大，世代更有明智的君王。’苏氏说：‘武，就是足迹的意思。’大概是说先王虽然去世，但他们的足迹在下面不断绝，在后之人能继承先祖的，只有周朝是这样。大概是他们世代有贤明的君王，上面有大王、王季、文王，现在则有武王，居住在镐京，而他的德行可以配得上在天上的先王。所谓‘三后在天’，《尚书》说：‘只有殷商的先哲王在天’，也是这个意思。天子去世，就说升遐；已经亡故，就说在天。王配于京，是说武王居住在镐京，他的德行可以配得上在天上的先王。”

“《皇矣》的序说：‘周朝世代修德，自古以来，修德的人不是没有，但世代修德则难有其人。’尧的德行不是不盛大，而有丹朱；舜的德行不是不盛大，而有商均；禹汤的德行不是不盛大，而他们的后代有桀纣。周朝自大王以来，没有不修德的，所以说‘下武维周，世有哲王’。”

“《中庸》说：‘没有忧虑的，大概只有文王吧？’舜以瞽瞍为父，以商均为子。那么舜的父子都不贤良了。至于禹，他的儿子有启的贤良，而他的父亲鲧却没有父子都贤良的。现在周朝的兴起，既有太王，又有王季、文王，这是自古所没有的。《中庸》又说：‘武王继承大王、王季、文王的基业，就知道武王配得上三位先王的原因在此。’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是说武王之所以配得上三位先王，也是因为世代追求美德，所以如此。作，就是兴起的意思，是说兴起而追求先祖的德行以继承和阐述它。三位先王的时候，他们的诚信已经显扬于天下了。只有武王能配得上他们的天命，所以能成就他们的诚信。大王开创基业，王季勤勉王家，文王则大功未成，武王拥有天下，然后能成就他们的诚信。成王之孚，下土是式。是说武王的诚信既已成就，那么天下就以此为楷模。天下之所以以此为楷模，是因为武王的孝道而百姓效法他。《中庸》说：‘武王、周公大概是达到孝道的极致了吧？’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人的志向，善于阐述人的事迹。武王的孝道达到了极致。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百姓怎么能不效法他呢？这四句大概相互关联，武王、成王的诚信，就是孝思。只有孝思，就是成就武王的诚信。媚兹一人，媚，就是爱戴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爱戴这武王而顺应他的顺德。顺德就是孝。孝敬尽于侍奉双亲，而德教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楷模。武王既已尽孝道于上，所以天下的人也顺应他的顺德。论述到这里，那么武王之所以继承先祖的行事，难道不是彰明较著的吗？大概天子的孝道，成为四海的楷模，然后才算是极致。昭兹来许，许，就是所的意思。是说武王之所以明显地继承先业，他所由来的，在于遵循祖先的踪迹。这就是他万年而承受上天福佑的原因。于万斯年，是祝颂的话。受天之祜，四方来贺。大概祖先的心，就是天的心。天的心，就是民的心。现在武王得到民心，所以能承受上天的福佑，这是合乎祖先的心。得到上天的福佑，而四方之民都来庆贺，这是合乎民心。四方来贺，武王既已战胜商朝，西旅献獒，”

译巢伯前来朝见，而《国语》也记载武王攻克商朝后，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那么在那个时候，四方的人没有不来祝贺的，这并非只是当时如此。等到万年之久，难道会有远方的人不来辅助帮助吗？佐，就是助。顺应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违背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四方的人都来辅助他。以前的儒者将这一篇以下的“武维周世有哲王”等语视为诗句，将“以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等句视为武王的话，不必这样区分。

译黄氏说：《大明》的序言说：“文王有明德，所以上天再次把天命授予武王。”而《下武》这首诗，又说：“武王有圣德，再次承受天命，能够彰显先人的功业。”武王承受天命这一件事，既归因于文王的明德，又归因于武王的圣德。大概是因为文王拥有这样的德行，所以上天本来就有不容舍弃的心意；而武王也拥有这样的德行，也就自然足以承受上天眷顾的意旨。“明德”与“圣德”，起初并没有优劣的分别。“神妙而通达”称为明，“宏大而化育”称为圣。总之，文王与武王的德行起初并没有不同，只是随着所寄托的对象不同而有所显现，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仁爱的人看到它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看到它称之为智，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吧？用圣人的志向继承圣人的志向，用圣人的事迹记述圣人的事迹，伟大的功业没有完成的到这里完成了，王业没有成就的到这里成就了，这就是能够彰显先人的功业，诗人之所以称颂这是继承文王美德的原因。详细观察《下武》，其大意是说武王得到天下的实情，并且依次叙述了大王、王季、文王积累德行的长久。只有周朝的君主，世世代代修养德行，而武王又用圣德继承他们，这就是天命和人心归附的原因。三位先王在天上，那么大王、王季、文王对于上天也没有愧疚；武王配享于镐京，那么武王对于三位先王也没有愧疚。武王之所以没有愧疚，是因为周朝的先祖向来有信用于民，而武王又能成就王者的诚信，诚信存在于民心，这就是“万邦作孚”的意思。继承志向、记述事迹，所以是圣人的孝道，那么武王之所以为孝，谁能超过他呢？所以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的准则，孝道的极致，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从而得到万国的欢心。”这就是承受上天福佑，而四方前来祝贺的原因。鹰扬之师刚刚举起，八百诸侯已经前来归附；倒戈的军队还没有返回，带着饭食的迎接已经到来；东西南北，没有不想归服的；防卢、彭濮不期而至地聚集，这就是所谓帮助多到极致，天下顺从。所以说：“不遐有佐”，辅佐天命的臣子都不远数千里而来。《中庸》说：“武王继承大王、王季、文王的基业，自身不丧失天下的显赫名声。”而这首诗说武王得到天下的实情，那么也是先说大王、王季的德行。所以《中庸》说武王的达孝，而这首诗说武王的孝思；《中庸》说孝是“善于继承别人的志向，善于记述别人的事迹”，而这首诗说能够彰显先人的功业，其意旨是一样的。

《文王有声》，是继述征伐的诗。武王能够扩大文王的名声，最终完成征伐的功业。文王有声，遵循着巨大的名声，遵循着寻求安宁，遵循着观察成功。文王真是伟大啊！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武功，既然征伐了崇国，就在丰地建立城邑。文王真是伟大啊！修筑城墙沿着淢水，建立丰邑与之相称，不是急于满足欲望，而是遵循追念先人的孝道。君王真是伟大啊！王公之事光明，作为丰邑的城墙，四方所共同归向。君王是栋梁，君王真是伟大啊！丰水向东流去，是大禹的功绩，四方所共同归向。君王是君临天下，君王真是伟大啊！镐京辟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想归服的。君王真是伟大啊！考察占卜的是君王，居住在这镐京，遵循正道整治，武王完成它。武王真是伟大啊！丰水有芑草，武王难道不做事吗？留给子孙谋略，以安翼子孙。武王真是伟大啊！

李氏说：“《文王有声》，是继述征伐的诗。”郑氏说：“继述征伐，是指文王征伐崇国，而武王征伐纣王，这也太拘泥了。文王的时候，虽然没有征伐纣王，但武王之所以征伐纣王，乃是能完成文王的志向，这也是继述征伐，不必只指征伐崇国而言。这篇诗上面四章说文王，而王氏却认为第一章兼说文王武王的事，这也是不对的。他只见序言说武王能扩大文王的名声，就以此作为武王的事，殊不知文王的有声，也是继述扩大其先祖的名声，不是指武王。看下文说‘文王烝哉’，就知道是说文王明白了。诗中言‘文王有声’，是因为他能继述先人；序言武王的有声，也是因为能继述先人。‘文王有声’，看先儒作去声读，现在应当按本字读。说文王的有声，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继述扩大大王、王季的名声。然而他之所以继述扩大大王、王季的名声，是因为继述大王、王季安民之道，观察其成功之道，这就是文王之所以为君的原因。‘文王受命’，说文王承受天命，最终能彰显其成功，既然征伐了崇国，于是迁都于丰。《说文》说：‘文王的都城在京兆杜陵西南，筑城伊淢，淢是沟渠。’《说文》说：‘十里称为成，成之间有淢，宽八尺，深八尺。’说文王修筑丰邑的城墙，其下有淢水。陈少南说：‘匹是称的意思。’说文王建立丰邑的制度，不追求奢侈宏大，只是相称而已，以显示他不奢侈也不简陋。然而文王修筑城墙，不是想要急于完成，只在于继述先人的行为而为孝。看他建立丰邑，只继述先人的孝道，就知道文王的举措无非是继志述事，只看他迁都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王公伊濯等等。郑氏说：‘公是事的意思。

译毛氏说：“濯，是大。”意思是文王的事迹之所以伟大，是从营建丰邑开始的。文王在丰地营建城邑，四方的人都同心归附他，这是因为文王是他们的支柱的缘故。意思是丰邑之内，都视文王为支柱，所谓支柱，就是筑墙时树立的木桩，这正是文王作为君主的体现。丰水向东流淌，这里又借丰水来谈论武王的功绩。尧帝之时，洪水滔天，派禹去治理，所以丰水汇入渭水并向东流入黄河，这是禹的功劳。至于四方之所以都归顺周朝，是因为武王是他们的君主。只有武王能如此，所以说“烝哉”，以此表明他足以成为君主。因此说：“武王烝哉。”镐京的辟廱。镐京，是武王所建都城。意思是武王在镐京营建城邑，施行辟廱之礼，四方没有不服从的。孟子说：“用善行去要求别人，没有能使人服从的；用善行去养育别人，然后才能使人服从天下。天下人不心悦诚服而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武王建立镐京并施行辟廱之礼，德行的感化，教化的转移，以至于四方万里之远，都是如此。这是说武王作为君主的道理。考卜惟王，这又说的是他初居镐京之时，考察占卜，本源在于武王，于是定都镐京，以此端正而得到吉利的占卜，所以武王才最终居住在这里。这是武王作为君主的道理。文王迁都于丰，武王又迁都于镐，武王的迁都，看似改变了前王的制度，然而他继承先人事业，未曾稍有遗忘。大概继承祖考的事业，不在于细微的形迹，只在于心意如何罢了。丰水有芑，芑是一种草。意思是丰水旁边有芑草，用来比喻君主造就人才。意思是文王定都丰邑，造就人才，就像丰水旁的芑草，而武王继承他，也以造就人才为念，因此留下了顺承祖先的谋略，使子孙恭敬安定。文王以造就人才遗留给武王，武王又以造就人才训诫子孙，那么可知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以造就人才为根本。这首诗先说文王，就先称“文王”，后称“王”；后说武王，就先称“皇王”，后称“武王”。解释的人说法不一。王氏则用字义来分别，孔氏说：“后面称呼的，是因为德行盛大；不称呼的，是因为德行不盛大。”苏氏则认为文王年老而称王，武王即位而称王，这些说法都过于穿凿。用“王”来后称文王，是说文王之时已有王业。武王称“皇王”，皇是大，是说王业至此才开始盛大。有时称文王，有时后称“王”；有时称“皇王”，有时称“武王”，辞语不同，是因为诗人歌咏，既称颂其人如此，又称颂其事业如此，以显示其美好不足以尽述，所以设辞如此不同。如果一定要以此章说文王，此章说“王”后，此章说“皇王”，此章说“武王”，那么一一为之解说，不犯穿凿错误的，从来没有过。

译黄氏说：文王发一次怒就使天下百姓安定，武王也发一次怒就使天下百姓安定，所以说这是继承征伐。《下武》这首诗说的是继承文德，《文王有声》这首诗说的是继承征伐。正因为能够继承文王的文德，然后才最终完成了文王的征伐功业，所以说能够扩大文王的声望，完成他的征伐功业。文王继承大王、王季的基业，已经有了声望。武王从而使之光大，这大概就是《文王有声》这首诗创作的原因吧？这首诗共八章，前四章说的是文王之所以为君的原因，后四章说的是武王之所以为君的原因。文王未曾称王，却称他为文王、称他为王者，这是天下人称赞他的言辞，用以表明他作为君主的道义适宜成为我们的君主。到了武王，王业已经宏大，所以称他为皇王，并以武王作为终结。在文王兴起的时候，天下人想要文王做君主却不可得。文王有心于安定百姓，而无心于成就王业，所以虽然拥有统治百姓的大德，却不忘记侍奉君主的谨慎小心。天下人都希望他做君主并乐意称赞他，所以说“文王真是伟大啊”，又说“王者真是伟大啊”，这是赞美的言辞。统治权位虽然尚未集中，臣民已经像父亲一样归附，所以虽然不急于役使百姓，百姓却像儿子一样前来。周朝的德行适宜称王，已经很久了。文王适宜称王而没有称王，然而文王能在自己身上逃避这种名分，却不能在他的儿子身上逃避；能止息汝坟的怨恨，却不能遏制孟津的军队全部集结。等到武王一起兵，东征的士兵和妇女都捧着盛有黄帛的竹器，昭示我们的周王说：这是西伯的儿子，也是我们百姓的君主。我们君主的称号尤其在这众人之口广为流传，所以说“皇王真是伟大啊”，“武王真是伟大啊”，这也是赞美的言辞。孟子说：得到天下有方法，那就是得到百姓；得到百姓有方法，那就是得到民心。天下可以得到，但普通男女的民心却不可强求。圣人统治天下，一定要使天下人都乐于拥戴我，然后圣人的内心才可以无愧。以一人统治天下，如果有一个人不乐意，那么君主的心怎么能自安呢？因此想要观察圣人如何尽到为君之道，应当在百姓的心中去寻求。那些没有善心的人，认为我是君主，他们的言辞中流露出不乐意，那么他们的心意本来就可以知道了。“脸色红润如涂丹”，难道他是君主吗？他们的言辞中流露出乐意，那么他们之所以乐意的原因，就可以想象而知了。以文王为父，以武王为子，父子两位圣人而天下同心。武王用文王之所以为君的方法来统治天下，天下人也因为爱戴文王而爱戴武王。这首诗八章，都不出于“真是伟大啊”这样的赞辞，文武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原因，可以由此推测而知了。

《毛诗集解》卷三十一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三十二。宋。李樗、黄櫄撰写。

生民之什诂训〇第二十四 大雅

《生民》是尊崇祖先的诗。后稷生于姜嫄，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来配享上天。

当初生民的时候，那是姜嫄。生民是怎样的呢？能够虔诚祭祀，以祈求没有子嗣。踩到上帝的足迹拇趾感到欣喜，于是有所感应有所停止，于是震动于是早孕，于是生下于是养育。这就是后稷。怀胎满期，先出生的像羊羔一样，不破裂不撕裂，没有灾祸没有伤害，以此显赫他的灵异。上帝不安宁，不舒适虔诚的祭祀，竟然生下孩子。把他放在狭窄的小巷，牛羊庇护哺育他。把他放在平坦的树林，砍伐平坦的树林。把他放在寒冷的冰上，鸟儿覆盖翅膀护着他。鸟儿飞走了，后稷啼哭了。声音深远广大，他的哭声传遍道路。他实在匍匐，能够站立能够直立，以谋求食物。种植大豆，大豆茂盛，禾苗繁茂，麻麦茂密，瓜瓞累累。后稷的农事，有辅助生长的方法。铲除茂盛的杂草，种植优良的作物。方正包裹，播种生长，抽穗开花，结实美好，穗大粒饱。就在有邰成家室，上天降下良种，有黑黍有赤苗，有糜子有高粱。种植黑黍赤苗，收获储藏。种植糜子高粱，扛着背着，以归家开始祭祀。我们的祭祀是怎样的？有的舂米有的舀米，有的簸扬有的踩踏，淘洗时水声哗哗，蒸煮时热气腾腾。谋划思考，取萧草祭脂，取公羊祭路。焚烧烤炙，以兴起来年的祭祀。我盛放在豆器，在豆器在登器，香气开始上升，上帝安享。香气确实美好，后稷开始祭祀，庶几没有罪过悔恨，以至于今天。

李氏说：“祖指的是后稷。文王虽然得到天下，但他的积累是从后稷开始的，所以推尊后稷的功业来配享上天。”《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万物根本在于天，人根本在于祖先，只有推究其所由来的根本，这就是后稷配享上天的原因。”世上喜欢怪异荒诞的人，都认为稷、契没有父亲而生。契生于卵，稷生于巨大的足迹。问他们从哪里开始，就说：“《诗经》上记载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契生于卵。”“履帝武敏歆，攸介攡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这是稷生于巨迹。”唉！孔子不谈怪异、暴力、混乱、神灵。孔子之所以不谈怪异，是因为它们迷惑世人。难道六经垂训后世，却记载神怪之事吗？那些认为契生于卵、稷生于巨迹的人，是引用经典中似是而非的话来迷惑世人。《诗经》本来没有这种说法。《诗经》所说的，只是记载两位妃子在玄鸟到来之时，踩踏帝王的足迹，以祈求高禖神的吉祥，于是生了稷和契，如此而已。而喜欢怪异的人就引用《诗经》中似是而非的话，附会他们的说法，学者于是纷纷跟随，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