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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毛诗李黄集解四十一

毛诗集解卷三十九

儒藏 · 诗经 · 已译 · 第 551–562 段

也。如使果是武王之为诗,则诗之言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武王岂自言其諡邪?则知此《桓》之诗乃成王时追称之也。虽然成王之追称,而乃列于成王之后者,抑所作有先后邪?抑自有先后之序,而后人改易之邪?《左氏》所载,其三乃《赉》诗,其六乃《桓》诗。今《赉》之诗乃序于《桓》诗之后者,此又先后之失其次序也。诗人之失其次者多,郑文公之诗乃列于忽之前;《载驰》之诗,卫懿公为狄人所灭,而乃序于卫文公之后,是皆失其序也。‘绥万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万邦,故能享丰年之报。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军旅所处,荆棘生焉。’盖以大兵之后杀戮为多,伤天地之和气,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在于容民畜众,非快一已之私欲,盖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气,所以获丰年之报也。《左氏》曰:‘昔周饥,克商而年丰。’谓之年丰固有矣,谓之周饥克商而年丰则非也。孔氏举《左氏》云:‘昔周饥,克商而年丰’,是伐纣之后即有丰年也。孔氏徒见《左氏》之言与《诗》合,然不知周岂有饥哉?如其有饥,则不足为屡丰年矣。武王用兵安万邦而享丰年之报,足以见上天既命我周家勤勤而匪解矣,遂申言武王之用武,上合天心也。言武王之用武,桓桓而保有其众,用之扵四方,以克定厥家,此其徳所以昭明于天,故能君天下而代商也。皇君也,间代也。保有厥士,如熊罴之士,虎贲之士,同郑以士为事,谓能安有天下之事,非也。此诗言讲武类祃也,而诗言武王用师,未尝有讲武之意,盖观其不妄。”用武之意,则足以见讲武之意。观诗者,又以意通之也。武王既定天下,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载戢干戈,载櫜弓矢,示天下不复用兵,而犹讲武者,盖武备不可一日弛。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虽至于已安己治,而武备犹不可不设。如其不然,则不免有销兵之患矣。

译也。假如这确实是武王所作的诗,那么诗中说:“威武的武王,保有他的将士。”武王难道会自称自己的谥号吗?由此可知,这首《桓》诗是成王时期追称武王的。虽然这是成王的追称,却排列在成王之后,这是所作有先后顺序呢?还是原本有先后顺序,而后人更改了呢?《左传》所载,第三是《赉》诗,第六是《桓》诗。如今《赉》诗却排在《桓》诗之后,这又是先后顺序错乱了。诗人弄错顺序的情况很多,郑文公的诗排在郑忽之前;《载驰》这首诗,卫懿公被狄人所灭,却排在卫文公之后,这些都是弄错了顺序。‘绥万邦’是说武王用兵,用来安定万邦,所以能享受丰收之年的回报。老子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大概是因为大兵之后杀戮太多,伤害了天地的和气,所以导致凶年。武王用兵在于容纳百姓、蓄养民众,并非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而是为天下除害,所以能招致天地至和之气,因此获得丰收之年的回报。《左传》说:“从前周朝饥荒,攻克商朝后便丰收。”说年成丰收固然有依据,说周朝饥荒、攻克商朝后便丰收则不对。孔氏引用《左传》说:“从前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便丰收”,意思是伐纣之后立即就有丰收。孔氏只看到《左传》的话与《诗经》相合,却不知道周朝哪里会有饥荒呢?如果真有饥荒,就不能说是屡获丰收了。武王用兵安定万邦而享受丰收之年的回报,足以看出上天已经命令我周家勤勉不懈,于是进一步阐明武王用武,上合天心。说武王用武,威武地保有他的民众,运用他们于四方,以平定他的国家,这正是他的德行所以昭明于天,因此能君临天下而取代商朝。皇,君也;间,代也。保有他的将士,像熊罴之士、虎贲之士,同郑玄以士为事,说能安有天下之事,是不对的。这首诗讲的是讲武和类祃,而诗中说武王用师,并没有讲武的意思,大概观察他不妄用武的意思,就足以看出讲武的意思。读诗的人,也要用心意去贯通。武王平定天下后,把马放归华山之南,把牛放归桃林之野,收起干戈,收藏弓矢,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然而仍然讲武,大概是因为武备不可一日松弛。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事必然危险,所以即使到了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的地步,武备仍然不可不设立。如果不这样,就不免会有销兵之祸了。

黄曰:桓之诗,果作于武王之时邪?果作于成王之时邪?曰:讲武类祃,则是作于武王之时;曰“桓桓武王”,则是作于成王之时。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颂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是乂以为武王所作也。然当武王之时,岂自言其諡邪?李迃仲以为成王追作是诗,以述武王之事。然质之《左传》而不合,质之《诗序》而不安,则吾亦未之敢从也。予窃以“武王”云者,特言其威武之志耳,不必以为武王之諡也。如所谓“宁王受命”,“成王不敢康”,“武王靡不胜”,亦岂必以为諡乎?详观此诗,以为武王用兵而类于上帝,祃于所征之地,故作是诗耳。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军旅所处,荆棘生焉。”盖以大兵之后,杀戮之多,伤天地之和气也。今武王之兵在于安民,而非所以扰民,故屡丰年而无凶荒之灾。此如汤之兴师,耕者不变是也。左氏曰:“昔者周饥,克商而年丰。”然左氏亦附防之说。使周而果有饥嵗,则又安得为“屡丰”乎?惟武王之兵在于安民,故天之命周,无解怠之心,而周王之威武有“桓桓”之志。此其所以能定其王家,以昭著于天,而代商以君天下也。此诗之意,与《武成》之篇相类,学者试详考之。

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

李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于庙,盖归功于祖宗,不敢専也。《礼记》曰:古者明君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然此诗同宣王之时,命孝公为侯伯,命之于夷宫,亦是不敢自専也。为天子者封功臣以告于庙,为诸侯者班爵禄亦在于庙。卫之封功臣,即服将命,则知亦在于庙也。卫虽封功臣于庙,然不知所任者非其人也。赉者,予也。序诗者又说其所以名篇之意,言其所以锡与善人也。语曰:周冇大赉,善人是富。序诗之言与《论语》相为表里。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书之所载,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礼记》之所载,将帅之士皆封诸侯。此皆武王之封功臣也。武王之封功臣必在于庙中,盖谓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文王所以受命作周,可谓勤劳矣,而我则安然而受之,故当敷其事而绎其志。我之所往,惟在于求定天下。盖锡予善人者,乃求定天下之术也。时周之命在于锡予善人,我故当绎而不忘也。此诗言文王之志,武王继之而不言锡予善人,大抵与《桓》之诗同学。诗者当以意逆之也。

黄曰:武王胜商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谓“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夫武王之封功臣而必封之于庙者,何哉?《王制》曰:“爵人于朝,与士共之。”《祭统》曰:“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赐于太庙。”注云:“询于朝,取于众也;后命于庙,不敢专也。”此说尽之。夫此诗无“赉”之文,而以“赉”名篇,君子虑后世之不知其意,故释之曰:“赉,予也。”又虑后世不知所以锡予之意,故又释之曰:“言所以锡予善人也。”“曰善人云者”,以见上之人不妄予爵,必及于有德;而无德者无所觊禄,必及于有功;而无功者无所求。周家之法度,岂不宏逺哉?孔子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孔子之言,其此诗之证欤?详攷此诗,盖武王封于庙,而其所以得天下之道,谓“我文王既勤止,而我当受之”,则周之得天下者,非偶然也,盖当然也。既而又自言我之所以用兵者,惟求以定天下而已。武王之意,在于安民而不在于好战。今天下已定,则惟思所以保之也。噫!天下之理,得于无愧,则言之亦无愧。武王之得天下,盖天命人心之自归,而非武王之有心。此武王所以告之于庙,告之于诸侯,告之于天下来世。在我无愧心,则言之无愧辞,使天下后世知之,亦无异议矣。

  般廵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于皇时周,陟其髙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李曰:「孔氏云:

译黄氏说:《桓》这首诗,究竟是作于武王时期呢?还是作于成王时期呢?回答说:诗中讲“讲武类祃”,那么就是作于武王时期;诗中称“桓桓武王”,那么就是作于成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说:“武王攻克商朝,作颂诗六篇,其中说:‘安定万邦,屡次丰收年景’”,这样看来,又认为这是武王所作。然而,在武王当时,难道会自称自己的谥号吗?李迃仲认为这是成王追作此诗,以记述武王的事迹。但是对照《左传》却不吻合,对照《诗序》又不稳妥,因此我也不敢盲从。我私下认为,“武王”这个词,只是形容其威武的志向罢了,不必一定认为是武王的谥号。比如所谓“宁王受命”、“成王不敢康”、“武王靡不胜”,难道也一定认为是谥号吗?详细观察这首诗,认为这是武王用兵时向上帝祭告,在征伐之地举行祃祭,所以作了这首诗。老子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荆棘丛生。”这是因为大战之后,杀戮众多,伤害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如今武王的军队旨在安定百姓,而不是用来骚扰百姓,所以屡次丰收而没有饥荒之灾。这就像商汤兴师,耕种的人不受影响一样。《左传》说:“从前周朝发生饥荒,攻克商朝后年景丰收。”然而《左传》也附会了这种说法。假如周朝真的有过饥荒之年,那么又怎么能说是“屡次丰收”呢?正因为武王的军队旨在安定百姓,所以上天任命周朝,没有懈怠之心,而周王的威武有着“桓桓”的志向。这就是他能够安定王室,使功业昭著于天,从而取代商朝统治天下的原因。这首诗的意思,与《武成》篇相似,学者们试着详细考证一下。

赉,是在宗庙里大行封赏。赉,就是给予。说的是用来赏赐贤善之人。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武,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

李氏说:武王攻克商朝,在宗庙里大封有功之臣,这是将功劳归于祖宗,不敢独自专断。《礼记》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在太庙赐给爵位俸禄,表示不敢专断。然而这首诗与宣王时期,任命孝公为侯伯,在夷宫任命他,也是不敢自专。作为天子封赏功臣要告于宗庙,作为诸侯颁授爵禄也在宗庙。卫国封赏功臣,就是服从将命,就知道也是在宗庙。卫国虽然在宗庙封赏功臣,然而不知道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赉,就是给予。编订《诗经》的人又解释了篇名的含义,说是用来赏赐贤善之人。古语说:周朝有大赏赐,贤善之人因而富有。《诗序》的话与《论语》互为表里。武王攻克商朝,封兄弟之国十五个,姬姓之国四十个。《尚书》所记载的,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礼记》所记载的,将帅之士都封为诸侯。这些都是武王封赏功臣。武王封赏功臣一定在宗庙中,大概是说我所封赏功臣,不是我的私意,而是文王的意思。文王承受天命建立周朝,可以说是勤劳了,而我则安然承受它,所以应当铺陈其事并推究其志。我所前往,只在于求安定天下。大概赏赐贤善之人,是求安定天下的方法。当时周朝的使命在于赏赐贤善之人,所以我应当推究而不忘。这首诗讲文王的志向,武王继承它而不说赏赐贤善之人,大体上与《桓》诗同类。读诗的人应当以意逆志。

黄氏说:武王战胜商朝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说的“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那样。武王封赏功臣而一定要在宗庙里进行,为什么呢?《王制》说:“在朝廷赐爵,与士人共同决定。”《祭统》说:“古代赐爵给有德之人,赐禄给有功之人,一定在太庙进行。”注解说:“在朝廷咨询,取自众人;随后在宗庙颁布命令,不敢专断。”这种说法已经说尽了。这首诗没有“赉”的字样,却以“赉”命名篇目,君子考虑到后世不知道其意,所以解释说:“赉,就是给予。”又考虑到后世不知道赏赐的原因,所以又解释说:“说的是用来赏赐贤善之人。”“说贤善之人”,是为了表明上位者不胡乱赐爵,一定给予有德之人;而无德之人没有觊觎俸禄的机会,一定给予有功之人;而无功之人没有可求之处。周家的法度,难道不宏大深远吗?孔子说:“周朝有大赏赐,贤善之人因而富有。”孔子的话,大概是这首诗的佐证吧?详细考证这首诗,大概是武王在宗庙封赏,而他得到天下的道理,说“我文王已经勤劳,而我应当承受它”,那么周朝得到天下,不是偶然的,而是理所当然的。接着又自述我用兵的原因,只求安定天下而已。武王的心意,在于安定百姓而不在于好战。如今天下已定,就只思考如何保有它。唉!天下的道理,得到它而无愧,那么说话也无愧。武王得到天下,大概是天命人心自然归附,而不是武王有心为之。这就是武王之所以告于宗庙,告于诸侯,告于天下后世的原因。在我内心无愧,那么言语就无愧,让天下后世知道,也没有异议了。

般,巡守而祭祀四岳河海。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铺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于绎思。

李氏说:“孔氏云:

『武王既定天下,廵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述其事而作此颂。』故序『般』者,廵守而祀四岳河海也。于美哉!周之君天下也。武王廵守四方,所至之地,则登髙山而祭之。其祭地则嶞山、乔岳,无所不祭。嶞山,小山也;乔岳,髙岳也。允犹翕河者,信其谋,合众河而祭之也。嶞山、乔岳,则山无不祭;允犹翕河,则河之神无不祭。则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故也。徧天之下,当裒聚而对答其功,此乃周之所以受命也。周之得天下,皆本于事神之功。武王所祭,则归功于山川之神。观此诗谓之『般』者,则以武王非恣意于般乐也。武王之廵守,不敢以般乐为务,则异乎后世之君所谓般游者矣。如秦皇汉武,非不廵守也,尝祭泰山矣,亦尝祭河矣,然不过快一己之欲,而夸大其名,非武王之所谓般也。」

译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巡视诸侯所管辖的疆土,祭祀四岳和河海之神。到了周公、成王时期天下太平,诗人记述这些事迹而创作了这首颂诗。所以《诗序》说“般”的意思是,巡视疆土并祭祀四岳河海。多么美好啊,周朝君临天下的景象。武王巡视四方,到达的地方,就登上高山进行祭祀。祭祀大地时,无论是小山还是高山,没有不祭祀的。嶞山,是小山;乔岳,是高峻的山岳。“允犹翕河”的意思是,诚实地遵循谋划,汇聚众河之神一起祭祀。嶞山、乔岳,意味着山神没有不祭祀的;允犹翕河,意味着河神没有不祭祀的。因此,普天之下,应当聚集众人来赞颂其功德,这是周朝受命于天的缘故。普天之下,应当汇聚众人来回应其功绩,这正是周朝承受天命的原因。周朝获得天下,都根本于侍奉神明的功德。武王所祭祀的,是将功劳归于山川之神。看这首诗名为“般”,是因为武王并非放纵于游乐。武王巡视疆土,不敢以游乐为要务,这就不同于后世君主所谓的“般游”了。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并非不巡视疆土,也曾祭祀泰山,也曾祭祀黄河,然而不过是满足一己私欲,夸大自己的名声,并非武王所说的“般”。

黄曰:“般之诗”与时迈之诗同。先儒以为武王既得天下,封泰山,禅梁父,而徧及于山川之祭。夫封禅之礼,自秦始也,而谓武王为之乎?圣人之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者,礼也。舜受天下于尧,犹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嵗二月而东,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朔。舜岂邀福于鬼神者哉?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于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诗言:“于乎美哉!周受命,嶞山乔岳,则山之神无不祭;允犹翕河,则河之神无不祭。”合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而配祭之,以见周家之受命无愧云耳。此诗之言,与《武之篇》类,则武王之心亦可见矣。虽然,武王之颂当在于成王之前,而着于颂之末者,盖经秦火之余,诗之失其次者,不可一一举。如卫懿公之诗载于文公之后,甘棠之诗载于听讼之前,学者不必泥于篇次之末可也。

  駉诂训传第二十九    鲁颂

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袪袪。思无邪思,马斯徂。李曰:「苏氏曰:『诗惟雅为非天子不作也,颂之为诗,本于为德而已矣。故天子有德于天下,则天下颂之;诸侯有德于其国,则国人颂之。商周之颂,天下之颂也;鲁人之颂,一国之颂也。』窃尝疑之:商周之德可以颂也,鲁果可与商周并乎?以僖公三十三年间考之,春秋所书皆无可襃之事,不宜有此颂也,此其所以为可疑也。盖尝观鲁之颂,所陈之辞多夸,如修泮宫,服淮夷,考之春秋,不见其有服淮夷之事也。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考之春秋,不见其有膺戎狄之事也。僖公二十八年,为楚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公子丛以说焉,安在其为惩荆舒邪?如书郊者,所以讥其僭也,鲁以诸侯而僭天子之制,春秋书郊,所以正其不臣之罪也。若乃颂之所陈,乃所以夸示天下,徒言其容饰之盛美,此所以可疑也。虽然于事可疑,而孔子乃存而不删之,此所以虽疑之而未得其说也。或者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亦犹晋文公请隧于王,当时王室微弱,不能仗大义以拒之,故鲁得以作颂,是僭天子之颂也。孔子存之,以见鲁之强大,周之微弱也。周以天子之国,而《黍离》之诗,乃降为国风;鲁以诸侯之国,而其诗乃同于天子之颂,此以见周之弱,鲁之强也。』此其说意或然也。或者又曰:『春秋所书者,书其罪;颂之所言者,言其美。故二经不同。然春秋襃贬之经,岂可以为有贬而无襃乎?』孙明复先生解《春秋》,失之太过,议者遂议其书多贬而无襃,借使僖公有一事之可纪,岂《春秋》不襃之乎?或者之言不足信也。伯禽,鲁之先祖也。如伯禽为颂,可也。僖公果可为颂乎?况当僖公之时,亦有贤者,如卫武公、郑武公、齐桓公、晋文公,皆诸侯之贤者,犹且无颂,而僖公乃独有颂,此其所以可疑也。孔子曰:“道千乗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非惟千乗之国为然也,虽有天下者,亦当如此。今僖公能俭以足用,寛以爱民,牧马于坰逺之地,逺避农田,而马又各得其所,所为如此,鲁人安得不尊之乎?说《诗》者且以《诗》中之辞为说,其辞非不美,僖公不足以当之也。史克作颂,文公十八年,《左传》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则知史克鲁之史官也。班孟坚曰:“奚斯颂鲁。”孟坚徒见《閟宫》之诗,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四《诗》皆史克所作也。子云曰:“公子奚斯尝晞正考父矣。”亦是误矣。駉駉,良马也。坰,逺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译黄氏说:“《般》这首诗与《时迈》相同。以前的儒者认为,周武王取得天下后,封泰山,禅梁父,并普遍祭祀了山川。然而封禅的礼仪,是从秦朝开始的,难道说武王就实行封禅吗?圣人取得天下,必定向名山大川报告,这是礼制。舜从尧那里接受天下,尚且要遥望山川,遍祭群神:二月向东,五月向南,八月向西,十一月向北。舜难道是向鬼神求取福报的人吗?在承受天命之初,不得不这样做,何况是武王这样革除旧命、开创新政的君主呢?所以这首诗说:‘啊,多么美好啊!周承受天命,高大的山岳,那么山神没有不祭祀的;诚信地汇聚河流,那么河神没有不祭祀的。’合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一起配祭,以此表明周家承受天命问心无愧罢了。这首诗所说的,与《武》篇类似,那么武王的用心也可以看出来了。虽然如此,武王的颂歌应当列在成王之前,却附在颂的末尾,大概是因为经过秦朝焚书之后,诗篇失去了原有的次序,不能一一列举。比如卫懿公的诗排在文公之后,《甘棠》的诗排在听讼之前,学者不必拘泥于篇章次序的末节。”

《駉》的诂训传第二十九 鲁颂

《駉》是歌颂僖公的。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法度,节俭以满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在郊外的原野放牧,鲁国人因此尊敬他。于是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示,史克作了这首颂歌。

壮健的公马,在郊外的原野。看那壮健的马,有青白杂毛的,有黄白杂毛的,有纯黑的,有黄马,驾车时气势雄壮。思念没有穷尽,这些马多么优良。壮健的公马,在郊外的原野。看那些壮健的马,有苍白杂毛的,有黑白杂毛的,有赤色的,有青黑杂毛的,驾车时威武有力。思念没有期限,这些马多么有才能。壮健的公马,在郊外的原野。那些壮健的马,有青黑杂毛的,有白马,有赤白杂毛的,有黑嘴白毛的,驾车时行列整齐。思念没有厌倦,这些马多么活跃。壮健的公马,在郊外的原野。那壮健的马,有浅黑杂毛的,有赤白杂毛的,有黄黑杂毛的,有鱼鳞纹的,驾车时步伐轻快。思念没有邪念,这些马多么勇武。

李氏说:“苏氏说:‘《诗》中只有《雅》是天子不作的,而《颂》作为诗,本在于德行罢了。所以天子对天下有德行,那么天下人就歌颂他;诸侯对本国有德行,那么国人就歌颂他。商、周的颂,是天下的颂;鲁人的颂,是一国的颂。’我私下曾怀疑:商、周的德行可以歌颂,鲁国果真能与商、周并列吗?以僖公三十三年间的情况来考察,《春秋》所记载的都是没有值得褒扬的事情,不应该有这首颂歌,这就是它值得怀疑的地方。我曾观察鲁国的颂歌,所陈述的言辞多夸张,比如修缮泮宫,征服淮夷,考察《春秋》,不见有征服淮夷的事情。比如说到‘抵御戎狄,惩罚荆舒’,考察《春秋》,不见有抵御戎狄的事情。僖公二十八年,为楚国守卫卫国,楚人救援卫国未能成功,僖公惧怕晋国,杀了公子丛来讨好晋国,哪里是在惩罚荆舒呢?比如记载郊祀,是用来讥讽僭越的,鲁国作为诸侯却僭用天子的制度,《春秋》记载郊祀,是用来纠正他不臣的罪过的。至于颂歌中所陈述的,是用来夸示天下的,只说其仪容装饰的盛大美好,这就是它值得怀疑的地方。虽然事情可疑,但孔子却保留而没有删去,这就是虽然怀疑却得不到解释的原因。有人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示,而史克作颂,也就像晋文公向周王请求隧葬一样,当时王室微弱,不能仗着大义拒绝它,所以鲁国得以作颂,这是僭用天子的颂歌。孔子保留它,以显示鲁国的强大和周室的微弱。周作为天子之国,而《黍离》的诗,却降为《国风》;鲁作为诸侯之国,而它的诗却同于天子的颂,这是为了显示周的弱、鲁的强。’这种说法或许有些道理。又有人说:‘《春秋》所记载的,是记载其罪过;颂歌所说的,是称颂其美德。所以两部经典不同。然而《春秋》褒贬的经典,难道可以有贬而无褒吗?’孙明复先生解释《春秋》,失之太过,议论的人于是批评他的书多贬而无褒,假如僖公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春秋》难道不褒扬他吗?这种说法不足信。伯禽是鲁国的先祖。如果伯禽作颂,是可以的。僖公果真可以作颂吗?况且在僖公的时候,也有贤者,如卫武公、郑武公、齐恒公、晋文公,都是诸侯中的贤者,尚且没有颂,而僖公却独有颂,这就是它值得怀疑的地方。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恭敬办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不只是千乘之国如此,即使拥有天下的人,也应当这样。现在僖公能够节俭以满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在遥远的郊外放马,远离农田,而马又各得其所,行为如此,鲁国人怎么能不尊敬他呢?解说《诗》的人且以《诗》中的言辞作为解说,那些言辞并非不美,但僖公不足以当之。史克作颂,在文公十八年,《左传》记载季文子派太史克回答宣公,就知道史克是鲁国的史官。班固说:‘奚斯歌颂鲁国。’班固只看到《閟宫》的诗,说奚斯所作,而不知道四首诗都是史克所作。扬雄说:‘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父。’这也是错误的。駉駉,是良马。坰,是远。邑外叫郊,郊外叫牧,

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在坰之野者,盖其去民田为甚逺,而又于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于农,又使马得其所养,此所以在坰之野也。《诗》言务农重谷,但观牧马于逺方之地,则可见矣。既言牧马于坰野,又言马之駉駉,然而肥者有何马?也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纯黒曰骊,黄骍曰黄。有此数马,故以之御车,所以彭彭而壮也。其所以如此者,则以僖公之思无有穷,故能使马至于善也。苍白杂色曰骓,黄白杂色曰駓,赤黄曰骍,苍骐曰骐。惟有此数马,故以之御车,则伾伾然而有力。其所以如此者,则以僖公之思无期,故能使马多而有才力也。青骊驎曰驒,白马黑鬛曰骆,赤身赤鬛曰駵,黑身白鬛曰雒。惟有此数马,故以之御车,则绎绎然而善走。其所以如此者,则以僖公之思无厌斁,故能使马至于作而奋起也。隂白杂色曰骃,彤。白杂色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鱼,惟有此数马,故以之御车,则袪袪而强健也。其所以如此者,则以僖公之思正而无邪,故能使马至于善行也。徂,往也。毛、郑以为天子十二闲,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第一章所言良马也,二章所言戎马也,三章所言田马也,四章所言驽马也。陆师农曰:上章言有驈有皇,皇云者,马之最善者也;下章言有驔有鱼,鱼云者,马之最小者也。以见僖公之思有加而无已也。窃尝以为不然,此章所言亦犹《鱼丽》之诗也。《鱼丽》言鱼之多,此诗言马之多,言鱼之多以见鱼之品无不备,言马之多以见马之品无不备,如此而已,不必以上章为良马,二章为戎马也。《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牝所以三千者,由卫文公之秉心塞渊也。今马之所以多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本于僖公之思无邪也。荘子曰: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牧牛而牛肥,讵不信然?观此诗但言牧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盖僖公之所为者,无所不致其思,则推之于国,岂不尽心哉?通诗者以其思马而观之,可以见治国之用心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此诗之所言也。此诗所言「思无邪」,言僖公之所思者惟马而已。孔子蔽以三百篇者,盖以通诗者不可以诂训求也。孔子告子贡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而子贡遂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防;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子告之以「绘事后素」,而子夏遂明礼后之防。此二人者,可以为通诗之法,不可以学汉儒之泥也。黄曰:或曰周以天子之国,而《黍离》之诗乃降为风;鲁以诸侯之国,而其诗乃同于天子之颂。季孙行父之请颂于周,犹晋文公之请隧于襄王,孔子存之以见诸侯之强大,周之微弱也。予窃以为不然,《鲁颂》之作,皆美之之辞,安得以为孔子之存《鲁颂》所以讥鲁乎?鲁同姓之国,而周公之后也。孔子欲尊周室,而思周公,则周公之后有如僖公者,能抚循其民,而国人爱而尊之。虽鲁国之未必能有是事,而鲁人尊之以愿其如此。故吾夫子进鲁颂于周颂之后者,所以见其思周公之意,而亦所以尊周也。且夫子之心,犹有深取于鲁,而学者不之察也。当是时,王室既弱,侯国争大,齐桓、晋文,名为尊周,而实富强其国。故孔子予其事而不予其心。鲁人一颂之作,犹不敢忘周,而必请命于天子,则是诸侯不知有王,而鲁知尊王者也。孔子幸鲁之有王室,而不暇论其颂之当否也。故其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以见鲁人爱僖公,而且知有周也。駉之一序,乃鲁颂之緫序,而非駉之序。曰「史克作是颂」,岂特指一篇而言哉?史克者,鲁之史官,而颂之为史官所作,明矣。班孟坚乃以为奚斯颂鲁,是特见閟宫之诗,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其为寝庙奕奕而言也。岂奚斯之作颂乎?如崧髙之诗,言申伯之功,召伯是营,而颂则尹

译牧地之外称为野,野之外称为林,林之外称为坰。必定要在坰野之地放牧,大概是因为那里距离百姓的农田非常遥远,而且在坰野之中,水草非常丰美,既不损害农业生产,又让马匹得到良好的饲养,这就是要在坰野放牧的原因。《诗经》说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只要看看在远方之地放牧马匹,就可以明白了。既然说了在坰野放牧马匹,又说到马匹駉駉(众多强壮),然而那些肥壮的马有哪些呢?有驈,有皇,有骊,有黄驾车时彭彭(威武雄壮)。白身黑胯的马叫驈,黄白相间的马叫皇,纯黑色的马叫骊,黄赤色的马叫黄。有了这几种马,所以用来驾车,因此显得彭彭而威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僖公的思虑没有穷尽,所以能使马匹达到优良的状态。苍白杂色的马叫骓,黄白杂色的马叫駓,赤黄色的马叫骍,苍青色有斑纹的马叫骐。只有这几种马,所以用来驾车,就伾伾(有力)而充满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僖公的思虑没有期限,所以能使马匹众多且有才力。青黑色有斑纹的马叫驒,白马黑鬃的叫骆,赤身赤鬃的叫駵,黑身白鬃的叫雒。只有这几种马,所以用来驾车,就绎绎(善走)而善于奔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僖公的思虑不知厌倦,所以能使马匹振奋而起。阴白杂色的马叫骃,红白杂色的马叫騢,腿毛长的马叫驔,两眼白色的马叫鱼。只有这几种马,所以用来驾车,就袪袪(强健)而强健有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僖公的思虑纯正而没有邪念,所以能使马匹达到善于行进的状态。徂,往的意思。毛亨、郑玄认为天子有十二个马厩,诸侯有六个马厩,马有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猎用的马,有劣马。第一章说的是良马,第二章说的是戎马,第三章说的是田猎用的马,第四章说的是劣马。陆师农说:上一章说有驈有皇,皇是马中最优良的;下一章说有驔有鱼,鱼是马中最小的。以此来显示僖公的思虑有加而无已。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这首诗所说的也就像《鱼丽》那首诗一样。《鱼丽》说鱼多,这首诗说马多,说鱼多是为了显示鱼的品类无不具备,说马多是为了显示马的品类无不具备,仅此而已,不必把上一章当作良马,第二章当作戎马。《定之方中》说:騋牝三千,牝马之所以有三千,是因为卫文公秉心塞渊(内心充实深远)。现在马之所以多,推究其导致的原因,根本在于僖公思无邪。庄子说:百里奚爵位俸禄不入于心,放牧牛而牛肥壮,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看这首诗只说放牧马匹的事,而僖公的思虑如此,大概僖公所做的事,没有不尽心思虑的,那么推及到治国,难道不尽心吗?通晓《诗经》的人通过他思马来观察,可以看到治国的用心。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就是这首诗所说的。这首诗所说的“思无邪”,是说僖公所思虑的只有马罢了。孔子用三百篇来概括,大概是认为通晓《诗经》的人不能通过训诂来求得。孔子告诉子贡“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于是子贡明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含义;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于是子夏明白了礼在后的含义。这两个人,可以作为通晓《诗经》的方法,不可以学习汉儒的拘泥。黄氏说:有人说周是天子的国家,而《黍离》的诗却降为风;鲁是诸侯的国家,而其诗却同于天子的颂。季孙行父向周请求作颂,就像晋文公向襄王请求用天子隧葬一样,孔子保留它以显示诸侯的强大,周的微弱。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鲁颂》的创作,都是赞美之辞,怎么能认为孔子保留《鲁颂》是为了讥讽鲁呢?鲁是同姓的国家,而且是周公的后代。孔子想要尊崇周室,而思念周公,那么周公的后代有像僖公这样的人,能安抚他的百姓,而国人爱戴并尊崇他。虽然鲁国未必真有此事,而鲁人尊崇他并希望他如此。所以我的老师把鲁颂放在周颂之后,是为了显示他思念周公的意思,也是为了尊崇周。而且夫子的心,对鲁还有更深的取意,而学者没有察觉。当时,王室已经衰弱,侯国争夺强大,齐桓公、晋文公,名义上尊崇周,而实际上富强自己的国家。所以孔子肯定他们的事而不肯定他们的心。鲁人作一首颂,还不敢忘记周,而一定要向天子请命,这就是诸侯不知道有王,而鲁知道尊崇王。孔子庆幸鲁还有王室,而不暇论其颂是否恰当。所以其序说:“僖公能遵循伯禽的法度,节俭以足用,宽厚以爱民,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在坰野放牧,鲁人尊崇他。”于是季孙行父向周请命,而史克作了这首颂,以显示鲁人爱戴僖公,而且知道有周。《駉》的一篇序,是《鲁颂》的总序,而不是《駉》的序。说“史克作了这首颂”,难道只是指一篇而言吗?史克,是鲁国的史官,而颂是史官所作,很明显了。班固却认为是奚斯颂鲁,这只是看到了《閟宫》的诗,说奚斯所作,而不知道那是说寝庙奕奕而言的。难道是奚斯作的颂吗?像《崧高》的诗,说申伯的功劳,召伯经营,而颂则是尹

吉甫之所作也。如孟坚之说,则崧髙之诗亦可以为申伯作矣。▯子云言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父,其亦子云之误欤?駉之一诗,言马之盛多,而本于僖公思虑之微。如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夫天下之事,观之于大,容有伪焉;观之于小,则可以见其心矣。僖公俭以足用,不伤民财;寛以爱民,不伤民力;务农重谷,不夺民时;牧于坰野,不夺民利,则其思虑之正可知也。孔子以是诗「思无邪」之一言,而尽三百篇之义,此又圣人造化运用之妙,而非后世章句诂训之学所可及也。子贡、子夏之言诗,而为圣人所取者,其亦以是欤?

译这是吉甫所作的诗。如果按照孟坚的说法,那么《崧高》这首诗也可以认为是为申伯而作了。〇子云说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父,这恐怕也是子云的错误吧?《駉》这首诗,说的是马匹的繁盛众多,但其根源在于僖公细微的思虑。就像卫文公秉持内心深沉笃实,拥有骊马和母马三千匹一样,天下的事情,从大的方面观察,或许会有虚伪;但从细微处观察,就可以看出他的本心了。僖公节俭以使用度充足,不损害百姓的财物;宽厚以爱护百姓,不损耗百姓的劳力;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在远郊野外放牧,不剥夺百姓的利益,那么他思虑的正直就可以知道了。孔子用“思无邪”这一句话,就概括了《诗经》三百篇的要义,这又是圣人创造化育、运用自如的妙处,不是后世那些拘泥于章节句读和训诂考据的学问所能达到的。子贡、子夏谈论《诗经》,而被圣人采纳,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乗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振振鹭鹭,于飞鼔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有駜有駜,駜彼乗駽。夙夜在公,在公载燕。自今以始,嵗其有君子有谷,诒孙子于胥乐兮。

李曰:“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夫为君臣,必当法尧舜。茍为不法尧舜,则君为贼,民臣为不敬。故君臣之有道,惟尧舜为能尽之也。自尧舜以来,惟三代之君臣可以继尧舜之君臣。有成汤之君,则有伊尹之臣;有髙宗之君,则有傅说之臣;有文武之君,则有太公、周、召之臣。聚精防神,相得益章,翼乎如鸿毛之遇顺风,沛乎如巨鱼之纵大壑。凡此数圣人,然后称君臣有道,不为溢美也。’僖公果为有道之君乎?僖公之臣果为有道之臣乎?以《左传》考之,僖公之臣,其贤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难,闵公既立,复归于鲁,又不能死闵公之难,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孔子不以仁称之;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孔子不以智称之;孔子又称其窃位。臣而至于窃位,所谓有道者果如是耶?《诗》人称之,无乃鲁自伯禽以来皆无贤君,至僖公特异于羣公乎?当时之臣皆无贤臣如季友、文仲,彼善于此者乎?不然,则风俗浇薄,毁誉失真,如郑人以共叔段为仁,故无道者皆为有道邪?《有駜》《有駜》駜,彼乗黄,此则取喻也。毛、郑、苏氏皆以为取喻,独欧阳文忠公以为僖公宠赐其臣车马之厚,此说固无害,然《诗》人以他物取喻者多矣,不必以诗文所无,遂以为宠赐其臣车马之厚也。‘駜’,《说文》曰:‘肥马。’盖言马之所以肥者,乃乗黄之马也。夫马必丰其刍秣,然后致马之肥,亦犹人君必丰其爵禄,然后可以责其臣之用力也。先言‘有駜有駜駜,彼乗黄’,则是君之待臣者尽其道矣。既又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则又言人臣报其君者又尽其道也。‘夙夜在公’,言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故职事无不修明也;‘明明’言……”明之至也。郑氏曰:明义明德,此说凿也。王氏则举《大学》所谓在明明德,亦非也。韩文公曰: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今之食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虽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故欲马可致力者,必先丰之以刍秣;欲臣之尽力者,必先丰之以爵禄。故在公明明,先在于有駜乗黄也。盖我以此而待之,而臣不以此而报我,岂不负人君之寄托哉?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以手足而视臣,而臣不以腹心而视君,果足以为臣乎?贾谊曰:上设廉耻以驭其臣,而臣不以节义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今也上能如是,下又能如是,所谓君臣之有道也。振振羣飞貌,鹭于下。此则羣臣之来,如鹭之有威仪也。与之饮酒,以鼓节之,而咽咽然其醉也,则为君起舞,以尽其欢。于是羣臣皆喜乐,君臣之相与,可谓厚矣。孔氏以“鹭于下”为新来之士,“夙夜在公”乃其旧臣也。欧阳公以谓旧臣夙夜在公,而新进之士饮酒醉舞,此岂近于人情?其说为善。君能待其臣,而臣能报其君,则可以饮酒为乐;君不能待其臣,臣不能报其君,而徒然饮酒,则如纣为长夜之饮,何足贵哉?駜彼乗牡,駜彼乗駽。列子曰:牝而黄,牡而骊,天下之良马也。前曰“駜彼乘黄”,又曰“駜彼乘牡”,又曰“駜彼乗駽”,皆言良马也。所言“在公明明”,则职事皆修明矣。于是可以饮酒焉。“鹭于飞”亦“鹭于下”之意也。“载燕”亦饮酒之意也。末章则言君臣醉饮相与祝之,以为自今以始,享丰年之报,而又皆有福禄以遗厥子孙,则相乐之诚

译《有駜》这首诗,是歌颂僖公君臣之间合乎道义的。

有駜有駜,那肥壮的马儿驾着黄马。早晚都在公事上忙碌,在公事上明察秋毫。群鹭振振飞翔,在下方鼓声咽咽。喝醉了便起舞,大家共同欢乐啊。有駜有駜,那肥壮的马儿驾牡马。早晚都在公事上忙碌,在公事后饮酒。群鹭振振飞翔,鼓声咽咽。喝醉了便归去,大家共同欢乐啊。有駜有駜,这肥壮的马儿驾驳马。早晚都在公事上忙碌,在公事后设宴。从今以后开始,年年都有好收成,君子都有福禄,留给子孙后代,大家共同欢乐啊。

李氏说:“孟子说:‘想成为君主,就要尽到君主的道义;想成为臣子,就要尽到臣子的道义。这两者都效法尧舜罢了。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尊敬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做君臣,一定应当效法尧舜。如果不效法尧舜,那么君主就是残害百姓的人,臣子就是不尊敬君主的人。所以君臣之间合乎道义,只有尧舜才能完全做到。自从尧舜以来,只有夏商周三代的君臣可以继承尧舜的君臣之道。有成汤这样的君主,就有伊尹这样的臣子;有高宗这样的君主,就有傅说这样的臣子;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就有太公、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他们凝聚精神,相得益彰,轻盈得像鸿毛遇上顺风,充沛得像巨鱼在深潭中纵情游动。只有这几位圣人,才称得上君臣有道,这并不是过分赞美。’僖公真的是有道的君主吗?僖公的臣子真的是有道的臣子吗?用《左传》来考证,僖公的臣子中,贤能的只有公子季友、臧文仲罢了。公子季友不能在子般的危难中殉死,闵公即位后,他又回到鲁国,又不能在闵公的危难中殉死,有道的臣子真的是这样吗?臧文仲地位低于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孔子不称赞他有仁德;制作虚器,放纵逆祀,祭祀爰居,孔子不称赞他有智慧;孔子还说他窃据官位。臣子到了窃据官位的程度,所谓的有道真的是这样吗?《诗经》的作者称赞他们,难道是因为鲁国自从伯禽以来都没有贤明的君主,直到僖公才特别不同于其他国君吗?当时的臣子都没有像季友、文仲那样贤能,或者比他们更好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风俗浇薄,毁誉失真,就像郑国人认为共叔段是仁人一样,所以无道的人都被称为有道吗?《有駜》《有駜》,那肥壮的马儿驾着黄马,这是取比喻。毛亨、郑玄、苏氏都认为这是取比喻,只有欧阳修认为这是僖公厚赐臣下车马,这种说法固然没有害处,然而《诗经》作者用其他事物取比喻的很多,不必因为诗文里没有,就认为是厚赐臣下车马。‘駜’,《说文解字》说:‘肥马。’大概说马之所以肥,是因为驾着黄马。马一定要丰富它的草料,然后才能使马肥壮,也就像君主一定要丰富他的爵禄,然后才可以要求臣子尽力。先说‘有駜有駜,那肥壮的马儿驾黄马’,这是君主对待臣子尽到了道义。接着又说‘早晚都在公事上忙碌,在公事上明察’,这是说臣子报答君主也尽到了道义。‘早晚都在公事上忙碌’,是说他们早晚不懈怠,侍奉一人,所以职事没有不修明;‘明明’是说……”达到极致的明。郑氏说:明是明德,这种说法太牵强。王氏则举出《大学》所说的在明明德,也不对。韩愈说:千里马,一顿有时能吃一石粟。现在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这样喂它。这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吃不饱,力气不足,即使想和普通的马一样,也不可能,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所以想要马尽力,必须先丰富它的草料;想要臣子尽力,必须先丰富他的爵禄。所以在公事上明察,首先在于有肥壮的黄马。大概我这样对待他,而臣子不这样报答我,岂不是辜负了君主的寄托吗?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那么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君主把手足看待臣子,而臣子不把腹心看待君主,真的能算做臣子吗?贾谊说:上面设立廉耻来驾驭臣子,而臣子不用节义报答上面,那就不是人类了。现在上面能这样,下面又能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君臣有道。振振是群飞的样子,鹭在下方。这是群臣到来,像鹭一样有威仪。和他们饮酒,用鼓声节制,醉醺醺的,就为君主起舞,以尽欢乐。于是群臣都喜乐,君臣之间的相处,可以说很深厚了。孔氏认为‘鹭于下’是新来的士人,‘夙夜在公’是旧臣。欧阳公认为旧臣早晚在公事上忙碌,而新进之士饮酒醉舞,这哪里符合人情?他的说法很好。君主能对待臣子,而臣子能报答君主,就可以饮酒作乐;君主不能对待臣子,臣子不能报答君主,而徒然饮酒,就像纣王长夜饮酒,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駜彼乘牡,駜彼乘駽。《列子》说:母马是黄色的,公马是黑色的,是天下的良马。前面说‘駜彼乘黄’,又说‘駜彼乘牡’,又说‘駜彼乘駽’,都是说良马。所说的‘在公明明’,就是职事都修明了。于是可以饮酒了。‘鹭于飞’也是‘鹭于下’的意思。‘载燕’也是饮酒的意思。最后一章是说君臣醉饮互相祝颂,认为从今以后开始,享受丰年的回报,而又都有福禄留给子孙,那么相乐的诚意

,可谓尽矣。夫以《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君能下下以成其福禄;至于《天保》,则臣归美以报其上。惟君臣能如此,故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此《鱼丽》之诗所以作也。今此“駜彼乗黄”,是君能下下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臣能报上也。至于鹭于下,醉言舞,是终于逸乐也。周之文武以勤劳而成周家之业,不过如此而已。僖公之君臣果足以尽之乎?陆农师以为《鹿鸣》之诗和乐而已,非君臣有道也。故《六月》之序至《四牡》废,曰君臣缺矣。至于此诗,君有余惠,臣有余敬,则非特賔主而已,此所以为君臣有道。如陆农师之说,则《是鹿鸣》之诗不如有駜之诗,何其待文武之小,而置僖公于文武之上邪?

译(前文省略),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凭借《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这几首诗,体现的是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下,从而成就自己的福禄;到了《天保》这首诗,则是臣子归美于君主,以报答君上的恩德。只有君臣能够像这样相处,所以才能始于忧患勤劳,终于安逸享乐,这就是《鱼丽》这首诗创作的原因。如今这首诗中“駜彼乗黄”一句,体现的是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下;“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一句,体现的是臣子能够报答君上。至于“鹭于下,醉言舞”一句,则体现的是终于安逸享乐。周朝的文王、武王凭借勤劳而成就了周朝的基业,也不过如此罢了。僖公时期的君臣果真足以完全做到这些吗?陆农师认为《鹿鸣》这首诗只是表现和乐罢了,并非体现君臣有道。所以《六月》这首诗的序言,直到《四牡》被废止时,才说君臣之道缺失了。至于这首诗,君主有剩余的恩惠,臣子有剩余的敬意,这就不仅仅是宾主之间的关系了,这才是君臣有道的表现。如果按照陆农师的说法,那么《鹿鸣》这首诗就不如《駜》这首诗了,这岂不是看轻了文王、武王,而把僖公置于文王、武王之上吗?

黄曰:或曰僖公之臣,其贤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难,闵公既立,复归于鲁,又不能死闵公之难。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而孔子以不仁不知称之。有道者,果如是乎?今曰「君臣有道」云者,风俗浇薄,毁誉失真,如郑人以共叔段为仁无道,或以为有道也。夫《诗经》孔子所删,而为万世法,安有无道谓之有道而孔子存之乎?此且可以据一诗之意,而未可必以《春秋》质之也。夫《诗》以为君臣饮燕之乐,而序以为颂僖公,君臣有道,而后可以为饮燕之欢;无道而醉,则可刺而不可颂也。观《有駜》一诗,君有余恩,臣有余敬,其曰「有道」也,固宜。

  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防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羣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鲁侯,克明其徳。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臯陶,在泮献囚。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不告于讻,在泮献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李曰:“明堂位曰:‘米廪,有虞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明堂位之意,以为鲁得立四代之学,非独頖宫也。尝疑其说,若以得用天子之学,则建辟廱可也,何独泮水哉?况周乃辟廱也。以泮水为周学,则亦非也。郑康成注礼记,以为泮之为言班也,于是以班政教也。及其注此诗,则曰:‘泮之言半也。’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康成之说不同,盖以礼记之字从半从页,此诗从水从半,故于礼记则言其义,于泮水则言其名,二说不同,且当以诗泮水字为正。盖以泮水为名,则当以水求其义。然康成之说以为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水也,以见诸侯降杀于天子之制。天子之学谓之辟廱者,辟取其圆也,欲其观之者平均,诸侯降杀其制,故但有泮宫也。观说文之言,乃谓泮者,诸侯乡射之宫也,西南为水,东此为墙。康成以为东西门,说文以谓东西墙,二说不同,当待博识之士辨其非也。郑康成曰:‘思乐僖公之修泮宫之水。’王氏则以思为语辞,当从王氏说,思如‘思皇多士’之思同,‘思皇’亦是语辞也。泮水之中,其可乐者,以其有芹可采也。孔氏之说则以谓既采其芹,又观其化。苏黄门则以谓吾思乐泮水之上,虽无所得,聊采其芹而已足矣,是皆不以为取喻人才也。如《菁莪》之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声》之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诗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芹,水中之菜也;藻,水草也;茆,凫葵也。采藻、采茆,皆是采芹之意。王氏之说则以谓‘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次言‘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是皆凿说。陆农师又从而广其说: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草之有文也;茆者,草之有味也。言士始至,则慕其香臭而至焉,此采芹之譬也。既至,”则学文,此采藻之譬也。及其知道之味,嗜而学焉,此采茆之譬也。诗人所言,不过乐所见而已,不应如是之凿也。泮水之中,其可乐也,以其有芹可采也。鲁侯亲至于学,莫不观其所见之旂,其旂则茷茷而飞,▯和鸾之声则哕哕而有声。国人无长无幼,皆从公而徃,以见国人从僖公之乐也。郑氏以为小大之臣,非也。盖此之所言者

译黄说:有人说,僖公的臣子中,贤能的只有公子季友和臧文仲罢了。公子季友不能在子般之难中殉死,闵公即位后,又回到鲁国,也不能在闵公之难中殉死。作为臣子有道的,果真像这样吗?臧文仲压制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席,制作虚器,放纵逆祀,祭祀爰居,而孔子用不仁不知来评价他。有道的,果真像这样吗?现在说“君臣有道”的,是因为风俗浇薄,毁誉失真,就像郑国人把共叔段称为仁而无道,或者认为是有道的一样。《诗经》是孔子删定的,作为万世的法则,怎么会有无道被称为有道而孔子保留下来的呢?这只能依据一首诗的意思,而不能一定用《春秋》来质对。《诗经》认为是君臣宴饮的快乐,而《诗序》认为是歌颂僖公,君臣有道,然后才能有宴饮的欢乐;无道而醉,就可以讽刺而不能歌颂。看《有駜》这首诗,君有余恩,臣有余敬,说“有道”,本来就很适宜。

《泮水》是歌颂僖公能够修治泮宫的。

想着泮水真快乐,采摘那水芹菜。鲁侯来到此地,观看那旗帜。那旗帜飘舞飞扬,鸾铃声声悦耳。无论大小官员,都跟随公出行。想着泮水真快乐,采摘那水藻。鲁侯来到此地,那马匹高大健壮。那马匹高大健壮,那声音嘹亮清晰。带着笑容带着色彩,不是发怒而是教诲。想着泮水真快乐,采摘那茆草。鲁侯来到此地,在泮宫饮酒。既饮了防酒,永远赐予长寿。顺应那长远大道,制服那群丑类。庄重的鲁侯,敬明他的德行。敬慎威仪,是百姓的准则。既有文德又有武略,昭告显赫的祖先。没有不孝的,自求那福佑。英明的鲁侯,能够明察他的德行。既建了泮宫,淮夷就归服。威武的虎臣,在泮宫献首级。善问如皋陶,在泮宫献囚犯。众多士人济济一堂,能够广布德心。威武地出征,平定那东南。浩浩荡荡,不喧哗不吵闹,不诉于诉讼,在泮宫献功。角弓弯曲,束矢整齐。戎车宽大,徒御不厌倦。既攻克淮夷,非常美好不逆反。巩固你的计谋,淮夷最终被俘获。翩翩那飞鸮,聚集在泮林。吃我的桑葚,怀念我的好音。远道而来的淮夷,来献他们的珍宝。大龟象牙,大量的南金。

李说:“《明堂位》说:‘米廪,是有虞氏的庠;序,是夏后氏的序;瞽宗,是殷代的学校;頖宫,是周代的学校。’《明堂位》的意思,认为鲁国得以建立四代的学校,不仅仅只有頖宫。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如果因为得以使用天子的学校,那么建立辟廱也可以,为什么唯独是泮水呢?况且周代的是辟廱。把泮水当作周代的学校,那也是不对的。郑康成注释《礼记》,认为泮的意思是班,于是用来颁布政教。等到他注释这首诗,却说:‘泮的意思是半。’大概东西门以南通水,北面没有水。康成的说法不同,大概因为《礼记》的字从半从页,这首诗从水从半,所以在《礼记》中讲它的义,在泮水中讲它的名,两种说法不同,而且应当以诗中的泮水字为准。大概以泮水为名,就应当以水来求它的义。然而康成的说法认为半水,大概东西门以南通水,北面无水,以此显示诸侯降杀于天子的制度。天子的学校叫做辟廱,辟取其圆的意思,想要观看的人平均,诸侯降杀其制度,所以只有泮宫。看《说文》的话,却说泮者,是诸侯乡射的宫,西南为水,东此为墙。康成认为是东西门,《说文》认为是东西墙,两种说法不同,应当等待博识之士辨别其是非。郑康成说:‘思乐僖公修治泮宫之水。’王氏则认为思是语辞,应当从王氏的说法,思如同‘思皇多士’中的思一样,‘思皇’也是语辞。泮水之中,其可乐的,是因为有芹菜可以采摘。孔氏的说法则认为既采摘了芹菜,又观看其教化。苏黄门则认为我思乐泮水之上,虽然没有所得,聊且采摘芹菜也就满足了,这都不认为是取喻人才。如《菁莪》这首诗说:‘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这是以莪喻人才。《文王有声》这首诗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也是以芑喻人才。这首诗说‘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茆’,都是说僖公能够培育人才。芹,是水中之菜;藻,是水草;茆,是凫葵。采藻、采茆,都是采芹的意思。王氏的说法则认为‘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接着说‘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这都是穿凿附会。陆农师又从而推广他的说法: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有文也;茆者,有味也。说士人刚到,就慕其香臭而至,这是采芹的比喻。既至,则学文,这是采藻的比喻。等到知道道的味道,嗜而学焉,这是采茆的比喻。诗人所言,不过是乐所见而已,不应如此穿凿。泮水之中,其可乐的,是因为有芹可采。鲁侯亲自到学宫,无不观看其所见的旗帜,那旗帜则茷茷而飞,和鸾之声则哕哕而有声。国人无论长幼,都跟随公前往,以显示国人跟随僖公的快乐。郑氏认为是小大之臣,这是不对的。大概这里所说的

,国人耳。汉明帝开辟廱,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今僖公修泮宫,而国人从之者多,宜矣。其马蹻蹻,言鲁侯至泮水,其马则蹻蹻然而壮,以见其车马之盛。其音则昭昭,以见其声音之好。载色载笑,以见其顔色之和。僖公之至泮水,和其顔色,非有所怒,但欲教人也。教人而至于有所怒,是非所谓乐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为善育人材欤。《洪范》所载而康而色,亦此意也。以国人之从公于迈,其喜观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顔恱色,其乐教人又如此。上下各尽其乐,则泮水之中风化之盛可知矣。第一章则言僖公之至泮水,第二章则言僖公之教人,第三章则又言鲁侯之既至泮水,又取其贤者与之饮酒也。其所饮者防酒也,其待贤才如此之厚,则莫不祝之以天长,与之以难老之福。然所以锡之以难老之福者,则以鲁侯能顺贤者之长道,而服鲁国之众也。长道者,道之长逺也。鲁侯之待贤者,既尽其诚,则贤人君子亦必以长道而告之。鲁侯又从而顺之,又足以见鲁侯之贤也。汉明帝建辟廱,尊养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讲,诸儒问难于前,是皆偃然自大,非人主之体也。今僖公至泮宫,能顺贤者之长道,然后知僖公之泮水有补于教化多矣。穆穆鲁侯,此又言遵伯禽之法也。言伯禽穆穆然其徳,则敬和而昭明,其威仪则钦敬而恭顺。内有明德,外又有威仪,内外表里无不尽善,此民所以则之也。然民之所以则之者,非在于空言,亦以僖公内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仪,故民所以慕其德而化之也。允文允武,言僖公信有文,信有武矣。而其功之光大,乃至于烈祖也。僖公遵伯禽之法,尽其文武之道,凡所行之事,无不尽其孝,故福禄是鲁侯之福禄,乃自求之也。靡有不孝,若一事不合于伯禽,则非所以为孝也。僖公之允文,如修泮宫,可以见其文也。僖公之允武,如服淮夷,可以见其武也。然所谓文武者,亦遵伯禽之法也。伯禽亦尝修泮宫矣,亦尝服淮夷矣。鲁僖公之修泮官与夫服淮夷,亦是遵伯禽之法也。駉之序言遵伯禽之法,下文曰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则是僖公之节俭,皆遵伯禽之法也。此诗言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则是僖公之文武,亦遵伯禽之法也。其以节俭与夫文武观之,则僖公之孝可谓尽矣,故曰靡有不孝。明明鲁侯,明明言明之至也。鲁侯能明其德,故能修泮宫而服淮夷也。此下序服淮夷之事,古者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乃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则是僖公征伐淮夷,必先在于泮宫内,与贤臣谋事焉。故其返也,则蹻蹻然有威武如虎之臣在泮之宫,而献馘,又有善问之臣如臯陶者在泮宫之下,献所执之囚,则必使善听讼之臣察其辞而断其罪也。古者建学校,养人材,在此饮酒,在此受成,在此献功,在此则学校之制不为虚设也。郑之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则是学校之建,其有补于风化多矣,岂徒文具而已哉。后世之建学校,不过夸示人物之盛,求其有补于风化则未也。僖公之所为未必如是,然诗人之辞非不美,不可以溢美而废其诗也。此下文申言服淮夷之事,言多士济济而有威仪,而能广大其德心矣。夫人心可谓广矣,以其无所不至,无所不有也。惟其为血气所使,一有豪发之利。则忿而争其心,于是乎隘。惟其洪厚,未尝偏躁,此其心所以广也。心之广矣,故往征伐也,则桓桓然而有威武。逖逺淮夷于东南之地,不得防刘我邉陲,其功可谓大矣。然多士又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大,未尝諠哗,未尝轻▯,无以争讼之事而告于治狱之官,惟在泮宫之中献功而已。此其所以为多士欤?吴大声也,▯轻▯也,讻讼也。夫征伐有交争者,则必告于治狱之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郑,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戍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

译(僖公)是国人的君主。汉明帝兴建辟雍,戴冠束带、身穿官服的士大夫们,在圜桥门旁围观聆听的,大概以亿万人计算。如今僖公修葺泮宫,而国人跟随他的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那马匹健壮高大,是说鲁侯到达泮水时,他的马匹健壮高大,以此显示他车马的兴盛。那声音清亮,以此显示他声音的美好。面带笑容,以此显示他面容的温和。僖公到达泮水,面容温和,并没有发怒,只是想要教化别人。教化别人却至于发怒,这就不是所谓乐于培育人才了。正因为他不发怒而是进行教化,这就是他善于培育人才的原因吧。《洪范》中所记载的“使脸色和顺”,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国人跟随僖公前往,他们欢喜观看的情形就是这样。僖公到达泮水,又且面容和悦,他乐于教化别人的情形又是这样。上下各自尽到他们的快乐,那么泮水之中教化的兴盛就可以知道了。第一章说僖公到达泮水,第二章说僖公教化别人,第三章又说鲁侯已经到达泮水,又选取贤者与他们一起饮酒。所饮的是防酒,他对待贤才如此优厚,那么没有人不祝他长寿,给他难以衰老的福气。然而之所以赐给他难以衰老的福气,是因为鲁侯能够顺从贤者的长远之道,从而治理鲁国的民众。长远之道,是指道义的长远。鲁侯对待贤者,既然竭尽诚意,那么贤人君子也一定会用长远之道来告诉他。鲁侯又从而顺从他们,又足以显示鲁侯的贤德。汉明帝建立辟雍,尊崇供养三老五更,皇帝正坐亲自讲授,众儒生在前问难,这些都是傲慢自大,不符合君主的体统。如今僖公到达泮宫,能够顺从贤者的长远之道,然后才知道僖公在泮水的举措对教化多有补益。庄重的鲁侯,这又是说遵循伯禽的法度。说伯禽庄重而有德行,那么恭敬和顺而光明,他的威仪则恭敬而顺从。内有光明的德行,外又有威仪,内外表里没有不完善的,这就是百姓效法他的原因。然而百姓之所以效法他,不在于空话,也是因为僖公在内能谨慎他的光明德行,在外能谨慎他的威仪,所以百姓仰慕他的德行而被感化。确实有文德,确实有武略,是说僖公确实有文德,确实有武略。而他的功业光大,竟然达到了烈祖的程度。僖公遵循伯禽的法度,竭尽文武之道,凡是所做的事,没有不尽孝道的,所以福禄是鲁侯的福禄,是他自己求来的。没有不孝的,如果有一件事不符合伯禽的法度,那就不是孝了。僖公的文德,如修葺泮宫,可以显示他的文德。僖公的武略,如平定淮夷,可以显示他的武略。然而所谓文武,也是遵循伯禽的法度。伯禽也曾修葺泮宫,也曾平定淮夷。鲁僖公修葺泮宫以及平定淮夷,也是遵循伯禽的法度。《駉》诗的序言说遵循伯禽的法度,下文说“节俭以充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那么僖公的节俭,都是遵循伯禽的法度。这首诗说确实有文德武略,昭告烈祖,那么僖公的文武,也是遵循伯禽的法度。从节俭以及文武来看,那么僖公的孝道可以说是尽到了,所以说没有不孝的。光明的鲁侯,明明是说光明到了极点。鲁侯能彰显他的德行,所以能修葺泮宫而平定淮夷。下面叙述平定淮夷的事情,古时天子将要出征,在学宫接受成命,出征诛杀有罪之人,然后在学宫释奠,用讯问和割耳来报告战功,那么僖公征伐淮夷,必定先在泮宫内,与贤臣谋划事情。所以他返回时,就有威武如虎的臣子在泮宫献割耳的战利品,又有善于问案的臣子如皋陶在泮宫之下,献上所抓获的囚犯,必定让善于听讼的臣子察验供词而判决罪行。古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在这里饮酒,在这里接受成命,在这里献功,那么学校的制度就不是虚设了。郑国的乡校议论执政的好坏,那么学校的建立,对教化多有补益,难道只是形式上的摆设吗。后世建立学校,不过是夸示人才的兴盛,寻求对教化的补益则还没有做到。僖公的做法未必如此,然而诗人的言辞并非不美,不能因为过分赞美而废弃这首诗。下面申述平定淮夷的事情,说众多士人整齐而有威仪,而能广大他们的德心。人心可以说是广大的,因为它无所不至,无所不有。只是因为被血气驱使,一旦有毫发之利,就愤怒而争夺,于是心就狭隘了。只有洪厚,未曾偏激急躁,这就是心所以广大的原因。心既广大,所以前往征伐,就威武而有气势。在东南之地远隔淮夷,使他们不能侵扰我的边疆,这功业可以说是伟大的。然而众多士人又深厚而广大,未曾喧哗,未曾轻率,没有因为争讼之事而告诉治狱的官员,只在泮宫中献功而已。这就是所谓众多士人的原因吧?吴大声,轻率,争讼。征伐有交争的,必定告诉治狱的官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国国君侵犯郑国,郑国皇颉戍守,出城与楚军作战,战败,穿封戍囚禁了皇颉。公子围与他争夺,向伯州犁请示。伯州犁说:“请问囚犯。”于是立起囚犯。伯州犁说:“所争的是君子,他怎么会不知道?”举起手说:“夫子是王子围,寡君的贵

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戍,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若穿封戍与公子围争,安得为不吴不▯乎?安得为不告于讻乎?惟鲁之臣子皆重厚,未尝有争忿之心,则其报功之际,无有以所争之讼告于治狱之官,则治狱者不过断囚之轻重而已。盖争其功者战士之常也,侥幸一胜于万死一生之间,惟图厚赏而已,则其争功无所不至。如王濬、王浑平吴,浑则以濬为不受节度,濬则以防辨其非,二人文争如仇雠焉。以鲁人观之,则知浑濬为非矣。盖以鲁之多士观之,则浑濬之心不得谓之济济,伯州犂不得谓之淑问也。此下文言鲁之君臣不以一胜之故,遂骄其志也。淮夷既克之后,其角弓则觩然而陈设,其束矢则劲疾,其戎车则甚大。所谓徒御者,无有厌斁。克平淮夷之后,且如此,可谓能持胜矣。克平淮夷之后,既已甚善,而无有叛逆,犹且固其谋猷,此淮夷所以卒获也。夫一战而骄,则必堕敌人之计,虽获胜反以致败,所谓暂胜而已,安得以为卒获乎?惟其既服淮夷之后,其为谋也愈深,故不堕敌人之计,而敌人所以逺遁而臣服也。翩彼飞鸮,乃取譬也,鸮,恶鸟也。翩然而飞者,恶鸟也。今乃集于泮宫之林,食我泮宫之桑。黮怀我好音,集于泮林。此则取喻淮夷慕泮宫之化也。懐我好音,此则取喻淮夷之归于我,无有恶声也。憬,说文曰:觉悟也。既来归鲁,故献其国之珍宝。所谓珍宝者,何也?元龟也,象齿也,又有南方之金,以见其向化也。如此向也,征伐淮夷,犹未必心服。今也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则可谓心恱诚服矣。观书所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以鲁侯之时,淮夷为患,犹且如此,则淮夷世世为患久矣。今僖公之时,乃使之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果何道而致之邪?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观武王作辟廱也,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若武王者,可谓能以善养人者也。今僖公乃能为武王之所为乎?使僖公果能为武王之所为,则是春秋之诸侯亦可以比肩武王矣。

译“这是介弟。”他放下手说:“这个人是穿封戍,方城外县的县尹。”谁捕获了?被囚者说:“颉在弱地遇到了王子。”如果穿封戍与公子围相争,怎么能做到不互相诋毁、不互相攻击呢?怎么能做到不向主管诉讼的官员告发呢?只有鲁国的臣子都庄重敦厚,未曾有争执怨恨之心,所以在报告战功的时候,没有把所争执的诉讼告诉给审理案件的官员,那么审理案件的人不过是判定囚犯的罪责轻重罢了。争夺战功是战士的常情,在万分危险中侥幸获得一次胜利,只图求丰厚的赏赐罢了,所以他们争夺战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王濬、王浑平定东吴,王浑认为王濬不接受指挥调度,王濬则用防备辩解来反驳他,两人像仇敌一样激烈争论。用鲁人的眼光来看,就知道王浑、王濬是不对的。如果用鲁国众多贤士的眼光来看,那么王浑、王濬的心思不能说是美好,伯州犁也不能说是善于断案。下面的文字说鲁国的君臣不因为一次胜利的缘故,就使心志骄傲。淮夷已经被攻克之后,那角弓就弯曲地陈列着,那成束的箭矢强劲疾速,那兵车非常高大。所说的驾车和步行的士兵,没有厌倦懈怠的。平定淮夷之后,竟然如此,可以说是能够保持胜利了。平定淮夷之后,已经非常好,而没有叛逆,还巩固他们的谋略,这就是淮夷最终被俘获的原因。如果一战之后就骄傲,就一定会落入敌人的计谋,虽然获胜反而导致失败,这只是暂时的胜利罢了,怎么能说是最终俘获呢?只有他们在使淮夷臣服之后,他们的谋略更加深远,所以不落入敌人的计谋,而敌人因此远远逃遁并臣服。那翩翩飞翔的鸮鸟,是比喻,鸮,是恶鸟。翩翩飞翔的,是恶鸟。现在却聚集在泮宫的树林里,吃我泮宫的桑叶。怀着美好的声音,聚集在泮林。这是比喻淮夷羡慕泮宫的教化。怀着美好的声音,这是比喻淮夷归顺我们,没有恶声。憬,《说文》说:觉悟。既然来归顺鲁国,所以献出他们国家的珍宝。所说的珍宝,是什么呢?是元龟,是象牙,还有南方的金子,以显示他们向往教化。像这样向往,征伐淮夷,还未必真心信服。现在来献出他们的珍宝,元龟、象牙、大量的南方金子,就可以说是真心喜悦、诚心信服了。查看史书记载,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戎同时兴起,东郊不能开辟,作了《费誓》。在鲁侯的时候,淮夷为患,尚且如此,那么淮夷世代为患已经很久了。现在僖公的时候,竟然让他们来献出珍宝,元龟、象牙、大量的南方金子,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样的结果呢?孟子说:用善行去制服别人,没有能够制服别人的。用善行去养育别人,然后才能制服天下。看周武王建造辟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想臣服的。像周武王那样,可以说是能够用善行养育别人的人。现在僖公能够做周武王所做的事吗?如果僖公果真能做周武王所做的事,那么春秋时期的诸侯也可以与周武王比肩了。

黄曰:天子之学曰辟廱,诸侯之学曰泮宫。故雅称武王曰“镐京辟廱,无思不服”,而颂称僖公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夫世俗以学校为不急之务,而武王以之服天下,僖公以之服一国,此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当战国之时,而以谨庠序之教为急。使战国之君能去其世俗之说,而从吾孟子之说,则国不必富,兵不必强,人心归之,有不可辞者。泮宫之颂八章,而三章皆以“思乐泮水”为言。夫泮水之中,初无可说可玩,而人情之乐,形于歌咏,不能自止。其所乐果何事邪?孟子曰:“人乐其父兄之贤者。”而菁莪之诗亦曰:“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鲁人之乐泮水,非乐乎泮水也,乐乎僖公之贤,而人材所赖以长养成就也。乐心一生,则乌可已?观其旂,则乐其茷茷;闻其鸾,则乐其哕哕;见其马,则乐其蹻蹻;爱其人,则亦爱其物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乐之有余。所乐者在僖公,而寓于芹藻也。吁!僖公何以得此于人哉?载色载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循善诱。其心休休而有容,粹然而不怒。僖公育材,可见矣。穆穆鲁侯,敬明其徳,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夫容貌之温,威仪之谨,此岂勉强所能为哉?温良本于天性,则有自然之和;至诚得于素养,则有自然之恭。动容周旋而中礼,然后见其盛德之至。僖公之所以为贤者,益可见矣。在泮献馘,在泮献囚,在泮献功,以见僖公虽征伐听讼之事,而不忘庠序之教也。在泮饮酒,以见僖公略其邦君势位之尊,而与贤者相忘于醉酒饱徳之乐也。吁!僖公之贤如此,鲁人将何以报之邪?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夫鸮何知也,而犹怀其好音,况于人乎?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何知也,而犹感其徳,况鲁国乎?惟僖公有不可忘之徳,而鲁人有不能忘之情。则相与颂而歌舞之,以期长守富贵,而与过厯之期相为无穷也。故曰:“既饮防酒,永锡难老。”此岂鲁人之私愿邪?仁者之夀,天理之必然,而亦人情之公愿也。夫郑国之学不修,《子衿》刺之;僖公既修泮宫,鲁人颂之。世俗以学校为不急之政,而乃人情怨乐之所系,则是果为不急之政邪?惟当时之急乎?此而僖公独先之,此鲁人之所以颂其能修泮宫也。

  毛诗集解卷四十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四十一。宋。李樗、黄櫄撰。

閟【笔位反】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

閟宫有侐【况域反】实实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彻力反】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纉禹之绪,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子践反】商,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绪,致天之屇【音戒】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古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荘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许宜反】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侧吏反】羮,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夀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夀作朋,如冈如陵。公车千乗【成正反】朱英緑縢【徒登反】二矛重弓【直龙反】公徒三万,贝胄【直又反】朱綅【息炎反】烝【之升反】徒増増,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俾尔昌而炽【尺志反】俾尔夀而富,黄发台背,夀胥与试,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五盖反】万有千歳,眉夀无有害。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

译黄说:天子的学校叫做辟雍,诸侯的学校叫做泮宫。所以《雅》诗中称颂武王说:“镐京辟雍,无思不服”,而《颂》诗中称颂僖公说:“既作泮宫,淮夷攸服”。世俗之人把学校教育看作是不紧迫的事务,而武王凭借它平定了天下,僖公凭借它平定了一国,这就是所说的“善政不如善教那样能得民心”。孟子处在战国时代,却把谨慎地推行学校教育作为急务。假使战国时代的君主能够抛弃世俗的说法,而听从孟子的主张,那么国家不必富裕,军队不必强大,人心归附,是不可避免的。《泮宫》的颂诗共八章,其中三章都以“思乐泮水”为言。那泮水之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和玩赏的,而人们心中的快乐,表现在歌咏中,不能自己停止。他们所快乐的究竟是什么呢?孟子说:“人们以他们的父兄贤德为乐。”而《菁莪》这首诗也说:“能够培养人才,那么天下人就会喜乐。”鲁国人喜爱泮水,并不是喜爱泮水本身,而是喜爱僖公的贤德,以及人才赖以培养成就的地方。快乐之心一旦产生,怎么可以停止呢?观看那旗帜,就喜爱它的飘扬;听到那鸾铃,就喜爱它的清脆;看见那马匹,就喜爱它的矫健;喜爱那些人,也就喜爱那些器物。采摘那芹菜,采摘那藻类。芹菜和藻类是微小的东西,而喜爱它们却有余。所喜爱的是僖公,而寄托在芹菜和藻类上。唉!僖公凭什么得到人们的喜爱呢?载色载笑,接近他时温和;不发怒而是教导,循循善诱。他的心地宽宏而有包容,纯正而不发怒。僖公培养人才,由此可见了。穆穆鲁侯,恭敬地彰显他的德行,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那容貌的温和,威仪的谨慎,这难道是勉强所能做到的吗?温良本于天性,就有自然的和顺;至诚得于素养,就有自然的恭敬。举止周旋都符合礼制,然后才能见到他盛德的极致。僖公之所以贤德,更加可见了。在泮宫献祭割下的敌耳,在泮宫献祭俘虏,在泮宫献祭战功,以此表明僖公虽然在征伐和听讼之事上,也不忘记学校的教化。在泮宫饮酒,以此表明僖公略去邦君权势地位的尊贵,而与贤者相忘于醉酒饱德的快乐中。唉!僖公的贤德如此,鲁国人将用什么来报答他呢?翩翩飞翔的鸮鸟,聚集在泮宫的树林,吃我的桑葚,怀念我的好音。那鸮鸟懂得什么,尚且怀念它的好音,何况是人呢?远在那里的淮夷,来进献他们的珍宝,大龟象牙,大量的南金。淮夷懂得什么,尚且感念他的德行,何况鲁国人呢?只有僖公有不可遗忘的德行,而鲁人有不能遗忘的情意。于是共同歌颂并歌舞,以期望长久保持富贵,而与经历的岁月相为无穷。所以说:“既饮防酒,永锡难老。”这难道是鲁国人的私愿吗?仁者的长寿,是天理的必然,也是人情的公愿。那郑国的学校不修,《子衿》讽刺它;僖公修建了泮宫,鲁国人歌颂他。世俗之人把学校看作是不紧迫的政治,而却是人情怨恨和喜乐所系,这难道真的是不紧迫的政治吗?只有当时紧迫吗?而僖公独自率先,这就是鲁国人歌颂他能修建泮宫的原因。

《毛诗集解》卷四十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四十一。宋。李樗、黄櫄撰写。

《閟宫》是颂诗,歌颂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土。

閟宫深邃,充实而众多,赫赫姜嫄,她的德行不邪,依从上帝,无灾无害,怀胎十月不迟,生下后稷,降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麦奄有下国,使百姓耕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遍及下土,继承大禹的基业,后稷的孙子,就是大王,居住在岐山之南,开始翦商,到了文武,继承大王的基业,在牧野之战中致天之罚,无贰无虞,上帝降临于你,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使他在鲁为侯,大启你的疆土,作为周室的辅佐。”于是任命鲁公,使他在东方为侯,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龙旗承祀,六辔耳耳,春秋不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後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是皇祖,也赐福给你。秋天举行尝祭,夏天举行禘祭,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福,使你炽盛而昌,使你长寿而善,保佑那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动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众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没有人敢抵挡,使你昌而炽,使你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使你昌而大,使你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直到海邦,淮夷来同,没有人不率从,鲁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