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觧卷五

译臣子因为仕途不得志，就立刻用昏暗来比喻君主吗？韩文公被贬任潮州知州，看到官吏和百姓极力称颂朝廷清明、天子爱民，却从未敢有怨言。大概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虽然劳苦却不敢怨恨，只应当向苍天哭泣，来责备自己罢了。北门的忠臣，为王事服役，却困于贫困，既不被他的国家所理解，也不被他的家庭所理解。以常人的处境来看，这是难以忍受的，但这首诗却特别将原因归结于天命，可以说是不被认可却没有烦闷，别人不了解却不生气。唉！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而孔子歌唱不辍；宠臣臧仓阻挠孟子，孟子说：“我没有遇到鲁侯，是天命啊。”北门的忠臣，可以说是乐天知命。

译北风这首诗是讽刺暴虐的。卫国君臣共同施行威压暴虐，百姓不再亲近他们，没有不相携相持而离开的。

北风寒冷，大雪纷飞。如果有对我施恩惠且喜爱我的人，就携手同行。难道可以从容舒缓吗？应当赶快离去啊！北风呼啸，大雪弥漫。如果有对我施恩惠且喜爱我的人，就携手同归。难道可以从容舒缓吗？应当赶快离去啊！没有红色的不是狐狸，没有黑色的不是乌鸦。如果有对我施恩惠且喜爱我的人，就携手同车。难道可以从容舒缓吗？应当赶快离去啊。

李光地说：“这是说卫国君臣共同施行威压暴虐，所以百姓不再亲近他们，相携相持而前往他国。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君主有爱民之心，所以天下人都蒙受恩泽。自三代以后，君臣上下同流合污，互相助长恶行。秦始皇作为君主，暴虐得很厉害；李斯作为臣子，又用暴虐来辅佐。汉武帝作为君主，暴虐得很厉害；而张汤、杜周作为臣子，都是一时的酷吏。唐武则天残忍加重，以来俊臣之徒作为爪牙。这都是同恶相济。假使臣子有爱民之心，而君主暴虐，那么作为臣子应当保全自身而离去；假使君主有爱民之心，而臣子暴虐，那么君主应当罢免他们。现在君臣共同施行威压暴虐，这就是上下一体，这是百姓舍弃无道的国家而前往有道国家的原因。”○“北风寒冷，大雪纷飞。”北风，是寒凉的风；雱，是盛大的样子；喈，是疾速的样子；霏，是甚多的样子。欧阳修说：“虽然风雨如此，如果有与我相恩惠喜爱的人，应当与他携手同行，同归，冒着冲风大雪，躲避卫国的暴虐，也不畏惧雨雪的寒冷而前往。”然而诗人的本意，是用风雪寒盛来比喻君政酷暴，危害百姓。如同《终风》一诗所说：“狂风且阴霾，狂风且昏暗”之类，都是取譬于暴虐，这首诗也是这样。程颐说：“四季的风，春天来自东方，是生养万物；夏天来自南方，是长养万物；秋天来自西方，是成就万物；冬天来自北方，是肃杀万物。因为北风对万物肃杀，所以多兴起暴虐的政治。”风而又雪，那么雪就很大了。王氏的说法说：“北风寒冷，却说是凉；北风凌厉，却说是喈；这是说它施行威压。雨雪散开，却说是雱；雨雪聚集，却说是霏；这是说它施行暴虐。”这就穿凿得很厉害了。“如果有对我施恩惠且喜爱我的人，携手同行。”是说那里有推恩惠且喜爱我的人，我与这个人携手离去，想要共同归向有德之人。“说同归、同车”，都是同行的意思。而王氏说：“乘车就不是贱人，携手同行就是贱人离去，携手同车就是贵人离去。”是说国人无论贵贱都畏惧其威压暴虐，没有不抛弃它而前往他国的。大概百姓的常情，去留看君主。《尚书》说：“最终，智慧隐藏，弊病存在。知道怀抱携持他们的妻儿，哀告上天，逃亡出走被抓住。”瘝，是弊病。是说在位者都是百姓的弊病。纣王已经威压暴虐，而在位者又都成为百姓的弊病，那么百姓怎么能不携持妻儿而离去？等到他们出亡时，纣王出来抓捕。然而，百姓终究不可能被留住。其虚其邪旣亟只且，郑玄认为虚邪是容止，说在位之人其威仪虚邪宽仁的，现在都尽变为急刻的行为了。他的说法不通。王氏认为虚邪只按字面读，虚是不以嫉妒害物，邪是不以正道格人。这两者虽然君子小人的道理不同，但都应当不施行威压暴虐。把虚当作君子，把邪当作小人，他的说法穿凿了。只有欧阳修、程颐的说法恰当。欧阳修说：“难道可以虚邪而不进吗？应当急去之。”程颐认为虚邪是雍容，只且是助语，说还可以宽容徐缓吗？应当急去之。百姓离开父母之邦，难道是人的本情吗？从前孔子离开鲁国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现在卫国暴虐而百姓急去，大概是恐怕迟留于此而遭受祸患，必定有大的不忍心于此而夺其情。莫赤匪狐，莫黑匪乌。王氏说狐狸红，乌鸦黑，不能分别。郑玄说：“红的就是狐狸，黑的就是乌鸦。”犹如现在君臣相承为恶如一。欧阳修又认为百姓各自呼唤其类而往，都不如程颐。没有红的不是狐狸吗？没有黑的不是乌鸦吗？通过看它的颜色就知道它的物体，难道难辨吗？观察其政治的道理，就知道其暴虐将及于人了。大概望见红色就知道它是狐狸，望见黑色就知道它是乌鸦，施行暴虐就知道它必定是祸患。如同周朝的兴起，不必看白鱼之祥，只看它兴起仁政就知道它必定兴起了。如同纣王的灭亡，不必看白天出现星星而下雨，只看它暴虐就知道它必定灭亡了。百姓爱抚我则视我为君，虐待我则视我为仇。假使君主能爱抚百姓，百姓必定翕然归附，即使想驱赶他们百姓也不离去。假使君主虐待百姓，那么百姓望望然离去，想爱抚而留住他们也不可能了。既然离开了无道的国家，就必定归向有道的国家。大概无道的国家是驱赶百姓。孟子说为丛驱雀的是鹯，为渊驱鱼的是獭，为汤武驱民的是桀与纣。如同汉高祖入关，秋毫无所取，与百姓约法三章，去除秦朝的暴政而百姓都喜悦。等到项羽入关，焚烧宫室，而秦朝百姓失望。像项羽这样的人

译这正好是替高祖驱赶百姓啊。身为统治者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黄氏说：观察这首诗，可以看出民情是不可失去的。人之常情难道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室而前往他国吗？然而《北风》这首诗，是说卫国的人完全没有爱戴君主的心吗？君主和臣子一起施行威猛暴虐，百姓就无处安放手脚。他们想要离开水深火热之地而安坐于床席之上，躲避水火之灾而前往安乐之乡，这也是民情所共同认同的吧？孟子说：“使鸟儿聚集在丛林中的是鹯鸟，使鱼儿聚集在深渊中的是水獭，使百姓归附汤和武王的是夏桀和商纣。”观察汤和武王的兴起，百姓带着饭食和酒水去迎接他们，没有推辞的；汉高祖进入函谷关，父老乡亲争相拿着牛和酒来慰劳。民情所在之处，难道可以一天失去吗？君主如果能够施行善政、施予仁德，那么耕种的人都愿意在他的田野里耕作，商人愿意在他的市场中储藏货物，旅客愿意在他的道路上行走，贤能之士愿意在他的朝廷中任职，百姓还会忍心离开他吗？

《静女》这首诗，是讽刺时弊的。卫国君主无道，夫人无德。

娴静的姑娘真美好，在城角等候我。躲藏起来看不见，我挠着头徘徊不定。娴静的姑娘真漂亮，送给我红色的管箫。红管箫光泽鲜明，使我喜悦，姑娘真美丽。从牧场归来送我初生的茅草，确实美丽又特别。不是茅草本身美，而是美人赠送的。

李氏说：卫国宣公无道，向上与夷姜通奸，向下又与宣姜通奸，所以国人效仿他，淫乱的风气盛行。《诗序》说：“讽刺时弊。”因为卫国的风俗，都效仿宣公做淫乱之事，所以《谷风》这首诗，说卫国的人效仿他们的上位者。○“娴静的姑娘真美好，在城角等候我。”毛亨、郑玄、王肃、张载都认为这是赞美之诗。比如毛氏说：“城角是说它高而不可逾越。”这仅仅解释了“城角”两个字，至于“等候我”则解释不通。张氏则认为夫人居于后宫的西北角就是城角，“等候我”的是君主，这还可以说得通。但在解释“从牧场归来送我茅草”时就行不通了。只有欧阳修认为这是讽刺时弊的诗，卫国的人效仿上位者，即使是贞静的女子，也在城角等候我。后来失约，寻找却看不见，所以挠着头徘徊不定。“娴静的姑娘真漂亮，送给我红色的管箫。”娴静的姑娘美好，送给我红管箫。红色，红色的管箫可以使人喜悦，就像女子的美色可以使人喜悦一样。“从牧场归来送我茅草”，是说从牧场之地回来送给我茅草，茅草是初生的样子。确实美丽又特别，但这不能用来比喻女子的美，只是赠送它作为美好的礼物罢了。男女互相赠送礼物，正如《溱洧》这首诗所说：“赠送芍药。”《东门之枌》这首诗所说：“送给我一把花椒。”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只有红管箫令人怀疑，他的说法难以讲通。只有毛亨、郑玄的意思，认为红管箫是后宫夫人必定有女史用来记录后妃和众妾功过的笔。欧阳修则认为红管箫既然是王宫所有的物品，娴静的姑娘从哪里得到呢？况且古代针和笔都有管，乐器也有管，不知道所谓的红管箫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左传》定公九年提到《静女》的第三章，取红管箫。杜预认为第三章的诗，虽然说的是美女，美在于红管箫，那就又认为是美事，现在暂且空缺以待知者。

黄氏说：欧阳公认为送给我红管箫，就像赠送芍药、送给我一把花椒一样，只是男女互相赠送礼物以通情达意、结好罢了。古代针和笔都有管，乐器也有管，红管箫是颜色特别美的。毛亨、郑玄认为是女史所持，用来记录后妃和众妾功过的笔，而欧阳修辩驳这一点，我认为毛亨、郑玄的说法必定有来源，不可否定。《左传》定公九年说《静女》第三章取红管箫，杜预注认为第三章的诗虽然说的是美女，美在于红管箫，那么欧阳修的说法就不通了。欧阳修怀疑“在城角等候我”不是娴静女子的事，我认为“在厅堂等候我”是为了等待亲迎的礼仪，现在宣姜与宣公做淫奔的行为，就不足以谈论这个了，所以诗人讽刺他们。

《新台》这首诗，是讽刺卫国宣公的。他纳了伋的妻子，在河上建造新台，去诱骗她。国人厌恶他，于是作了这首诗。

新台鲜明，河水浩荡。本想求得安顺之人，却得到驼背不美之人。新台高耸，河水平静。本想求得安顺之人，却得到驼背不止之人。设置鱼网，却捕到鸿雁。本想求得安顺之人，却得到佝偻之人。

李氏说：“宣公向上与夷姜通奸生下伋，为伋娶妻，伋的妻子从齐国来。宣公听说她容貌美丽，想纳为己有，又担心她不从，所以在河上建造新台去诱骗她。国人皆知其恶，宣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恶，这就是宣公之所以为宣公的原因。”○“新台鲜明，河水浩荡。”毛氏说：“泚，鲜明的样子；弥弥，盛大的样子，洒是高峻的样子；浼浼，平静的样子。”王氏认为泚是清澈，弥是盛大，说建造清洁的台却充满淫污的行为。毛氏认为水本来是用来清洁污秽的，反而在河上做淫乱的行为，两种说法都不是原诗人的本意，大概只是记录他在河上建造新台而水浩荡鲜明罢了。新台临河，现在澶州还存有遗址。“本想求得安顺之人，却得到驼背不美之人。”燕婉，安顺；籧篨，不能弯腰的人；戚施，不能抬头的人。郑氏解释说齐女来嫁给卫国，她的心本来是想求得安顺之人，指的是伋，反而得到不善之人，指的是宣公，这种说法固然正确。

译至于认为籧篨是口柔，戚施是面柔，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王氏认为籧篨是弯腰不能俯身的人，用来讽刺宣公对下位者没有见识；戚施是驼背不能仰头的人，用来形容齐女对上位者没有见识，因此扰乱人伦而不以为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只有苏黄门的说法，认为这两种是天下人厌恶的恶疾，而诗人的言辞正是为了深切地厌恶宣公，这种说法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欧阳公认为宣公筑台寻求燕婉之乐，国人从台下经过都仰头看他，后来厌恶他，又不能仰头看，都不如苏氏的说法。所谓“籧篨不鲜”，是说籧篨这种恶疾不好；“不殄”，是说籧篨这种恶疾不绝，这显示出恶疾之多。鱼网设置，鸿雁却离开了。网是用来捕鱼的，现在鸿雁反而离开了，这是所得并非所求。就像宣姜本来是为了求取伋，反而得到了宣公一样。看这首诗，就知道国人非常厌恶宣公。国人深深厌恶他，而宣公却安然地这样做，宣公难道不是人吗？圣人保留这首诗来警戒后世，后世的君主应该以此为戒，却还有沿袭这种恶行的，比如楚平王为太子建娶秦国女子，费无极说秦国女子美丽，平王于是自己娶了她；唐明皇为寿王娶杨妃，听说她美丽，又为寿王另娶他人，自己纳杨妃为妃。这三个君主，他们的恶行是一样的。所以《左传》记载子产警告蔡侯的恶行说：“他大概免不了一死吧？如果免不了一死，必定是因为他的儿子。他作为君主，淫乱而不像父亲。”子产听说后认为确实如此。有儿子忧患其后，景公果然被太子班所杀，由此可以看出作恶的报应。卫宣公、楚平王、唐明皇，虽然没有景公那样的祸患，但是宣公的儿子伋、寿都被他杀害，惠公逃到齐国，后来惠公的儿子懿公被狄人所灭。楚平王有鞭尸的祸患，吴国攻入郢都，几乎失去国家。唐明皇末年，盗贼占据幽陵，自己逃到南蜀，几乎失去天下。由此可知淫乱的祸患，报应就是这样，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译黄氏说：这一首诗是卫国百姓厌恶卫宣公的言辞。郑玄误解了它的意思，为郑玄辩解的人又跟着自相矛盾。欧阳修说卫宣公在新台上淫乱放纵，百姓从台下经过，有的仰头看他，所以说“籧篨戚施”。查《国语》说“籧篨戚施”和“焦侥侏儒”等八种疾病，那么诗人的意思，是认为卫宣公的恶疾不少，而且不止一种。从前他淫乱夷姜，现在又淫乱宣姜，他的恶疾哪里说得完呢？“燕婉之求”，有人认为是伋，我认为这是卫宣公用美好的言辞迷惑宣姜，那么诗人的意思就明白了。卫宣公的疾病，是固有的疾病，但卫宣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病，所以诗人痛恨后世的人，像楚平王、唐明皇，都因为这种病而败坏，以至于几乎丧命，能不畏惧吗！

《二子乘舟》，是思念伋和寿的。卫宣公的两个儿子，争相替对方去死，百姓哀伤并思念他们，作了这首诗。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心中忧惧。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恐怕有灾祸。

李氏说：“卫宣公纳伋的妻子，生了寿和朔。朔和他的母亲向宣公诬告伋，宣公派伋出使齐国，派强盗先在险要处等候，想要杀他。寿知道了告诉伋，让他逃走。伋说：‘这是君主的命令，不能逃避。’寿偷了他的旗帜先前往，强盗于是杀了寿。伋到了说：‘君主命令杀我，寿有什么罪？’强盗又杀了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百姓看到无罪而死，作了这首诗来思念他们。○二子乘舟，泛泛其景。苏氏认为二子从卫国到齐国，必定要渡河乘船，但怎么知道从卫国到齐国就是乘船呢？不如欧阳修认为是比喻，说乘船的人没有系缚，泛泛然只看到影子，那么最终必定有翻船溺亡的祸患。二子轻视生命，这就是有被杀祸患的原因。百姓想救他们却做不到，因此思念他们。养养然忧虑而不知如何安定。逝是往，不瑕有害是。苏氏说二子如果避祸而离开，在道义上并没有瑕疵，为什么却不离开呢？卫宣公夺了伋的妻子，又杀了伋。楚平王夺了建的妻子，又杀了建。两人的行为如同符节相合。君主一旦沉迷于美色，那么父子之间就会伤害恩义，由此可知好色的危害。卫宣公既然夺了他的妻子，又进而杀了他，这是卫宣公的罪过。然而对于伋也不能说没有过错。父亲的命令有可以顺从的，有不可以顺从的。像舜做儿子，看见大杖就逃跑，小杖就承受。小杖承受，是可以顺从；大杖逃跑，是不可以顺从。不顺从父亲的命令，那么过错在自己，陷父亲于不义，这是把过错归给父亲。与其把过错归给父亲，宁可把过错归给自己。现在伋既然不能避祸而被杀，这是不可以顺从却顺从了。寿争着去死，是不应该的。不能救哥哥而加重父亲的过错，君子认为是不义的。从前晋献公将要杀太子申生，重耳让他离开国家，申生说：‘不可以，君主说我弑君，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我到哪里去呢？’于是在新城自缢，因此称他为恭世子。太子申生称为恭是可以的，称为孝则不可以。如果伋、寿以恭命名是可以的，论他们的孝则也不可以。黄氏说：楚平王夺建的妻子而杀建，卫宣公夺伋的妻子而杀伋。私欲既然太盛，天理必定断绝，如同仇敌一样。风俗败坏到这种极点。有人说：‘这是败坏风俗，圣人为什么不删去？’回答说：‘圣人用来警示后世。圣人把卫宣公淫乱的事作为《卫风》的开始，而齐人救卫国的乱，作为《卫风》的结束。圣人的意思很深。天下国家之所以维持安全，靠的是礼。礼灭亡了，还能有国家吗？父子互相成为仇敌，那么和夷狄有什么不同？天理既然灭亡，人伦既然混乱，那么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卫国被夷狄窥伺，已经很久了。不然，那么小小的狄人，怎么能一下子攻取堂堂的大国，而使其社稷成为废墟呢？辛有到伊川，看见披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百年，这里会成为戎狄之地吗？’现在卫宣公淫乱，以至于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也是戎狄罢了。那么卫国被狄人灭亡，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圣人不删去卫宣公淫乱的诗，而以《木瓜》的诗系于最后。大概君主以此开始，必定以此结束。君主在闺门床席之间，能不警戒吗？能不畏惧吗？

《鄘风·柏舟》诂训传第四《国风》

《柏舟》，是共姜自誓。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守义，父母想夺走她改嫁，她发誓不允许，因此作了这首诗来断绝他们。

泛泛那柏木船，在那河中央。垂着两髦发，实在配我郎。至死无二心。母亲啊，天啊，不体谅人啊。泛泛那柏木船，在那河岸边。垂着两髦发，实在配我伴。至死无邪念。母亲啊，天啊，不体谅人啊。李氏说：共伯，是卫僖侯的儿子。《史记》说：卫共伯的弟弟和就是武公。知道受僖侯宠爱，僖侯多给他财物。和用财物贿赂士人，在墓上袭击共伯。共伯进入僖侯的墓道，自杀。卫人于是把他葬在僖侯旁边。查《诗序》说：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守义，

译起初并没有篡夺的记载。况且武公是贤人，卫国人称他为睿圣武公，夺嫡之事不可以诬加于他，所以对此存疑而不加记录。现在通过《诗经》来观察，只是世子早逝，就知道子由的说法是正确的。篡夺，是天底下最大的罪恶。以武公的睿智圣明，难道会做这种事吗？这就像后世认为宰予参与田常作乱一样，苏子能够辩驳这种诬蔑，真是好啊。世子既然早逝，共姜能够坚守道义。父母想要夺走她改嫁，她就发誓不允许，所以创作了这首诗来断绝他们的念头，以此来阻止父母夺走自己改嫁的想法。○泛泛飘流的柏木船，也随水流漂荡。王氏提出观点，认为柏木并非不能做船，但是做船并不是柏木的适宜用途。以此比喻，女子并非不可以再嫁，而再嫁并不是女子的适宜行为。王氏的说法，大多认为柏木不宜做船，比如前面的《柏舟》也说：柏木是天下的良材，却不把它做船，这都是错误的。前面的《柏舟》其意在于泛泛随流，说柏木船不能载物而只是随流漂荡，这是它的第一个错误。这里的《柏舟》其意在于处于河流中央。共姜自我发誓，像柏木船这种物体，应当常处在河流中央，就像妇人的道义应当常处在夫家。如果舍弃它而前往别处，那是不可以的。中河就是河中央，就像“在彼中谷”就是谷中央，“在彼河侧”也是说它在河的侧面，与上文的意思相同。髧，是两髦的样子。婴儿出生三个月，剪头发做成鬌，男孩做角形，女孩做羁形，《内则》注解说：髦是用头发做的，模仿幼年时的鬌，其具体形制未曾听闻。《丧大记》说：小敛时主人脱去髦，那么共伯去世时，僖侯已经下葬，去掉髦已经很久了，还说两髦，孔氏说：这是追溯本初在父母身边时的装饰。实维我仪，仪就是匹偶。说共伯确实是我的匹偶。特也是匹，《国语》说：丹朱凭借身体来匹偶他，这也是仪匹的意思。之死矢靡它，发誓至死而没有二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天”指父亲，“人”指母亲。说父母为什么不相信我而想要夺走自己改嫁呢？忠臣不侍奉两位君主，贞洁的女子不嫁给两个丈夫。《易经》说：“保持德行贞正，妇人吉祥，男子凶险。”象传说：“妇人贞正吉祥，是从一而终。”由此知道妇人的节操，应当如此。然而风俗浅薄恶劣，礼义消亡，即使有七个儿子的母亲，尚且不能安守其室。像共姜这样的人，当共伯早逝，能够坚守节义，不嫁，不听从父母的意愿，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后汉蔡琰，起初嫁给河东卫仲道，后来丈夫去世，又嫁给胡人，总共嫁了两个丈夫，她的节操已经丧失了。然而她博学有才辩，精通音律，范晔把她记载在《列女传》中。以博学才辩，不过是妇人的末节；至于夫死不嫁，才是妇人的大节。她既然丧失了大节，却只在末节上斤斤计较，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蔡琰失节，与共姜相比，固然万万不能相提并论，而范晔的取舍却不同。吕吉甫曾经说：“匹妇不嫁，无法自存。”共姜是卫国世子的妻子，公室的妇人，她的处境并非不能自存，所以以不嫁为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后世妇女有改嫁的，认为受饥寒所迫，于是失节而再嫁。却不知道失节的大罪，不容诛杀；饥寒的祸患所牵涉的较小，再嫁而失节所牵涉的较大。五代王凝的妻子，不忍心让手被人玷污，成为一身的拖累，于是断掉自己的手，即使死也不躲避。何况饥寒呢？由此可以看出吉甫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译黄说：“我曾经读《诗经》，读到《鄘风·柏舟》时，感慨地叹息道：‘在卫国淫乱的时候，竟然还有这样的妇人啊！’我现在才知道天理是不可泯灭的，天下从来没有没有正直的人。共伯虽然死了，他的妻子能够坚守道义，父母想要强行把她改嫁，她却发誓不答应，她坚守至死、没有二心的志向，即使是忠臣正士也无法超过她的节操。孔子删定卫国的诗歌，对她深表庆幸，这大概就是《柏舟》被列为《鄘风》首篇的原因吧？‘泛泛的柏木船，漂荡在河中央’，用来比喻妇人虽然失去了丈夫，却不可以改嫁他人。‘垂着两条发辫，确实是我的配偶’，是说妇人没有丈夫就不梳妆打扮，以此发誓终老一生。只是说我的独特节操如此，不必认为这是匹夫匹妇的寻常之举。妇人顺从丈夫，臣子侍奉君主，其中的道义不可不明，也不可怀有二心，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卫国却有着特别值得珍视的意义。唐太宗赐给萧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我也在卫国的淫乱风气中，深深感叹共姜坚守道义的志向。”

《墙有茨》，是卫国的人讽刺其君上。公子顽与国君的母亲私通，国人憎恶这件事，却无法说出口。

墙上有蒺藜，不能扫除。宫中的淫乱之言，不可说出口。如果可以说出口，说出来也太丑恶了。墙上有蒺藜，不能清除。宫中的淫乱之言，不可详说。如果可以详说，说出来也太冗长了。墙上有蒺藜，不能捆扎。宫中的淫乱之言，不可诵读。如果可以诵读，说出来也太耻辱了。

李说：闵公二年，《左传》说：“当初，惠公即位时年纪尚小，齐国人让昭伯与宣姜行烝礼，生下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和许穆夫人。”昭伯就是公子顽，是惠公的庶兄；宣姜是惠公的母亲。王氏说：“当时惠公年幼，所以讽刺其君上。”杨〇山却认为不是这样，说卫国的人效法其上，所以淫风大行。公子顽的恶行，国人虽然憎恶却无法说出口。《诗序》说“讽刺其君上”，大概是推究根本而言，并非指惠公年幼。○墙上有蒺藜，不能扫除。毛氏说：“墙是用来防备非常之事的，茨是蒺藜。想要扫除它，反而伤害了墙。”如果按照毛氏的说法，不可扫除则符合诗人的本意，但说墙是用来防备非常之事，茨是蒺藜，则是不对的。郑氏又附和他的说法，欧阳修详细论述过了。王氏又说：“墙是用来限制内外的，有避嫌的道理，所以用来比喻国君。墙上的茨使墙污秽，所以用来比喻公子顽。”这也是毛氏的意思，不可取。只有欧阳公说：“宣姜是国君的母亲，想要诛杀公子顽，就会暴露宣姜的罪行，伤害惠公母子之道，所以不能诛杀。”诗人于是引用蒺藜，这是人们厌恶的草，现在却长在墙上，按理应当扫除，但想要扫除又恐怕伤害墙，以此比喻公子顽的罪行应当诛杀，却惟恐伤害惠公母子之道，其义理就是这样。这个说法是对的。诗人想要扫除墙上的蒺藜，又恐怕伤害墙，正如同投鼠忌器，老鼠靠近器物，所以不能投掷。茨长在墙上，不能扫除。不可襄，就像诗人所说“玁狁于襄”一样。束，是捆扎而去掉它。中冓之言，是宫中所聚集的淫乱之言。详，是审察。读，毛氏说通“抽”，也不必把读当作抽，只是宣露的意思。杨〇山的话说得好：“公子顽与国君的母亲私通，闺房中的话到了不可诵读的地步，其污秽太严重了。圣人为什么选取并记载在经典中呢？”大概自古以来的淫乱君主，自以为秘密藏在闺门之中，世人无法得知，然而行为没有隐蔽而不彰显的，言语没有细微而不被听见的。如果在家庭内部行淫乱之事，床帐之间的言语没有不传出门槛之外的，其讽诫意义深远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隐蔽之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即使在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也能传到外面，即使潜伏得很深，也非常明亮。这是必然的趋势。从前班固写汉史，凡是诸侯王做淫乱之事，亵渎的言语，一一详细记载，似乎不符合写史的体例。但这符合诗人垂示警戒的意思。那些汉代的诸王在做恶时，以为世人不知道，现在史官记载在书中，那么当时的人也就知道了，由此可知恶行是不可掩盖的。如果像秦朝那样，诽谤的人被杀，私下议论的人被处死，想必秦朝的过错罪恶，是没有谁知道的了。然而考察史书，无不详细记载，那么人们也就知道了。大体上，人做不善之事，固然希望别人不说，别人不知道，但最终难免被别人说，被别人知道。由此看来，那么即使处在你的室内，也不应在屋漏之处感到羞愧，求学的人怎么能不尽心于此呢？一说是殿中，通称为中冓。

黄说：“卫国淫乱的风气，到了《墙有茨》这首诗的地步，有不可言说的了。说出来会污秽牙齿，写下来会污秽竹简。诗人认为不可说，其憎恶之深可见一斑。”宣公娶了伋的妻子，而公子顽与国君的母亲私通。《传》说：“国君以此开始，也将以此结束。”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出自你身上的，也会返回到你身上。”

《君子偕老》，讽刺卫国夫人。夫人淫乱，丧失了侍奉君子的道理，所以陈述国君应有的德行，服饰的盛大，应当与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发饰上有六珈，仪态端庄雍容，如山如河。穿着象服是适宜的，你却不善，该怎么办呢？

译鲜明啊鲜明，那是她的翟衣。黑发浓密如云，不假借假发。玉制的耳塞，象牙制的簪子，而且面容白皙。为何她像天仙？为何她像神女？洁白啊洁白，那是她的夏布。披着那细葛布，系着那绶带。你的清丽，而且容颜美好。像这样的人啊，真是美女。

译李说：夫人指的是宣姜。这是说宣姜淫乱，丧失了侍奉君主的正道，所以诗人陈述古代君主的德行来讽刺她。郑氏认为“人君”其实是“小君”，或许是“小”字误写成了“人”，道理上或许是这样的。所谓“小君”，是说她的德行只配做国君的配偶，所以穿着夫人的服饰，应当与君子白头偕老。就像文王的妻子太姒，具有《关雎》那样的德行，所以《诗经》说：“天作之合”，意思是说她的配偶文王确实是上天安排的。如今宣公淫乱，让宣姜做他的配偶，这是同流合污、互相助长恶行，所以诗人严厉指责宣姜徒然盛装打扮却没有德行，不具备与君子白头偕老的资格。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是皇后和夫人祭祀礼服上的头饰。《周礼》记载，追师掌管王后的头饰，制作副、编、次，“副”的意思是覆盖，用来覆盖头部并作为装饰。毛氏说：“副是皇后和夫人的头饰，用编发的方法制成。”《祭统》说：“夫人戴副穿袆衣”，大概是指头上戴着副，身上穿着袆衣。“笄衡”就是笄，用玉制成，垂在副的两侧，对着耳朵，下面用丝绳悬挂瑱，就是这种样子。“六珈”，郑氏说：“珈的意思是加。”副既用笄固定，又加上这些装饰，就像汉代金步摇上面的装饰一样。古代的制度具体是什么没有听说过，然而考察后汉《舆服志》：步摇用黄金做成山题，贯穿白珠做成桂枝，相互缠绕有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种兽。《诗经》所说的“副笄六珈”，大概汉代皇后的装饰就是这样，也是模仿这首诗的制度。然而终究不知道六珈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看到加上去的装饰有六种，而具体佩戴的位置也不知道。《释训》说：“委委佗佗，是美的意思。”孙炎说：“委委，是行走的美；佗佗，是身材修长的美。”大概是说她的威仪，说她的步履安详缓慢、身材修长的美好，像山一样崇高，像河一样深邃。像山一样崇高，就不会轻慢随便；像河一样深邃，就不会浅薄狭隘。象服是宜。“象服”指的是褕翟、阙翟。既然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的仪态，如山如河的威仪，那么就是有德行了，所以可以配得上这样的服饰。如今，以宣姜的淫乱昏庸，怎么能配得上这样的服饰呢？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说文》说：“玼，是玉色鲜艳的样子。”是说褕翟、阙翟颜色鲜艳。褕翟雕刻绘制成翟鸟的形状，用五种颜色画在上面，缀在衣服上；阙翟，也是雕刻绘制成翟鸟的形状，但不画五种颜色，所以叫阙翟。这两种都是侯伯夫人的服饰。鬒发黑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有仍氏生了个女儿，头发黑亮而且非常美丽，光泽可以照见人影。所以引用《诗经》说：“鬒发如云。”服虔说：“美发叫鬒，所以鬒是黑发。如云，是众多的意思。”屑洁，是说她的头发美好，所以不用假发来显得洁净。《说文》说：“髢，是增加头发的意思。”是说人头发少，聚集别人的头发来增加。现在这头发已经很美了，所以不用别人的头发来增加。瑱，是用来塞耳朵的，用玉制成。就像《淇奥》说的：“充耳琇莹”一样。揥，是用来梳理头发的，用象牙制成。就像《葛屦》诗“佩其象揥”一样。

○眉，上面宽广，面色白皙。《左传》说：“泽门之皙”就是这样。上面已经说了衣服容貌的盛美，以此来说她为什么如此尊贵像天呢？为什么如此尊贵像帝呢？因为她有德行所以尊贵。郑氏把帝解释为五帝，他的说法出于牵强附会，他的话不可信。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大概是反复说。程氏把帝解释为君，也不必这样。瑳兮瑳兮，《说文》说：“玉色鲜白。”瑳兮是说展衣的白色。絺，用葛制成，绉絺蹙蹙的，是绁袢。毛氏说：“这是当暑天穿的袢延之服。”王氏则根据《说文》“袢当读绊”，然而袢字又与绊、系字相同，绁与亵狎的亵字相同，这绁袢人们只作绁，是自相矛盾，难以取信。毛氏只说袢是当暑天穿的袢延之服，至于绁字完全不见意义。王氏的说法是：“暑天穿的衣服就加上绁袢，用来自我约束修饰。”清视，是清明的意思。

○广，而且脸颊丰满。确实像这样的人，可以做某地的媛。媛，是美女。王氏说：“以展为有信诚之道。”况且王氏既把上文解释为冶容，又把下文解释为有诚信，文意很不连贯，所以知道“展如之人兮”大概是说她的服饰盛美，容貌美丽。确实像这样的人，然后可以做某地的媛。《表记》说：“君子穿他的衣服，就用君子的仪容来文饰；有他的仪容，就用君子的言辞来文饰；顺着他的言辞，就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如果只是徒然穿他的衣服而没有德行，与给猿猴穿上周公的衣服有什么不同呢？夫人之所以穿这些衣服，是因为她有德行罢了，难道只是以衣服为观美吗？”东坡的话说得好：“诗，不能通过言语去求得，必须观察它的深意。所以它讽刺某人，不说他所做的不善，而说他的爵位尊贵、车服华美，而百姓厌恶他，以此来显示他的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就是这样，这是讽刺。赞美某人，不说他所做的善，

译然而说到他冠冕的华丽、容貌的盛大，百姓却安于他的统治，以此来显示他问心无愧。《诗经》中“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穿着那受命之服，红色的蔽膝光彩夺目，正是如此。详细观察《诗经》，大致都是这样。像“充耳琇莹，防弁如星”，这是国君称赞自己的服饰相称。像“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这是国君服饰与身份不相称。像“朱幩镳镳，翟茀以朝”，这是夫人称赞自己的服饰相称。像这首诗，则是夫人服饰与身份不相称。《左氏传》说：“服饰不恰当，是自身的灾祸。”如今夫人没有相应的德行，却只穿着那样的服饰，所以国人如此讥讽她，这难道不是自身的灾祸吗？黄氏说：“苏东坡的话，见前文《君子偕老》一诗。”极力描述夫人服饰的盛大，应当思考如何使德行与之相称，以此使宣姜感到羞愧。“耳副笄六珈”，形容扬且肤色白皙，止【上一段见李】，那么又有美好的容貌了。既然有华丽的服饰，又有美好的容貌，就应当思考如何使德行与之相称。“瑳兮瑳兮”，指的是绁袢，止【并见李】，其末章又说确实要有这样的人，然后才能辅助国君治理内政，成为众人的依靠。其微言大义在于责备她不能做到这样，大概服饰必须与德行相称，然后才能问心无愧。不然的话，那个人就不配穿那样的服饰，所谓小人占据了君子的器物，盗贼就会想要夺取它了。

译《桑中》这首诗是讽刺私奔的。卫国公室淫乱，男女互相私奔，甚至世族在位者，也互相偷窃妻妾，约定在幽深遥远的地方，导致政令散乱、百姓流离而无法制止。

在何处采唐蒙呢？在沬邑的乡间。思念的是谁呢？是美丽的孟姜。她约我在桑林中相见，邀我在上宫相会，送我到淇水之上。在何处采麦呢？在沬邑的北边。思念的是谁呢？是美丽的孟弋。她约我在桑林中相见，邀我在上宫相合，送我到淇水之上。在何处采葑呢？在沬邑的东边。思念的是谁呢？是美丽的孟庸。她约我在桑林中相见，邀我在上宫相聚，送我到淇水之上。

李氏说：卫国的夫人淫乱，臣下效仿，在位者互相偷窃妻妾，约定在幽深遥远之处，所以政教荒废散乱，世俗流移，淫乱成风，无法制止。《礼记》说：“郑卫的音乐，是乱世之音，近于怠慢。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其政令散乱，其百姓流离，欺瞒上级、行私欲而不可制止。”正是指这首诗而言。在何处采唐蒙呢？唐就是蒙。《尔雅》说：“唐，蒙，女萝。女萝，即菟丝。”苏氏说：“唐，就是菟丝。”借采唐蒙来互相引诱。大概是在沬邑乡间采唐蒙，所思念的却在孟姜。这正是《氓》诗中所谓“不是来换丝，而是来与我谋划”的意思。郑氏说：“在何处采唐蒙？一定是在沬邑乡间。”沬，是邑名。沬，是鄘地的邑，靠近卫国地界。《尚书》说：“在妹邑宣布大命。”纣王的都城朝歌，就是这里。思念的是谁呢？所思之人是谁？在于美好，孟姜是淫乱之人。之所以思念孟姜，是因为孟姜与我约在桑中，邀我在上宫，送我到淇水之上。这就是思念她的原因。桑中、上宫，都是地名。淇上，是淇水之上。王氏说：“上宫，是城中的宅第。”桑树生长之时，百姓应在田间，不应在城中的宅第，这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葑，是蔓菁。孟，是长女。弋、庸，都是姓氏。王氏则将孟姜视为公室，将弋、庸视为世族，称姜与弋、庸都叫“孟”，是因为孟是长女，尚且违犯礼制，那么幼弟可知，不必如此分别。《诗经》的国风，只有卫风、陈风多淫乱之事。卫诗三十九篇，其中淫乱的有十一篇，如《雄雉》《匏有苦叶《凯风》《谷风》《新台》《墙有茨》《桑中》《静女》《鹑之奔奔》《蝃蝀《氓》等诗，淫乱之诗如此之多。推究其根源，是有原因的。卫国自宣公淫乱，世族在位者随之淫乱，百姓也随之效仿，以至于政令散乱、百姓流离而无法制止。陈国自幽公、灵公之乱，子仲之子随之效仿，以至于男女相悦而忧思感伤。既然公族已经效仿，那么下民自然跟随。孟子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之时，鲁国的君主大多专权自恣，征伐不向天子请示，所以三家也专权自恣。三家既专权，所以陪臣也执掌国命，这是形势相激造成的。作为君主，必须端正根本，根本端正了，末节自然随之端正。如果不端正根本，而仅仅在法制上小修小补，想要禁止百姓的淫乱，怎能做到端正呢？

黄氏说：“《礼记》说：‘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其政令散乱，其百姓流离，欺蒙上级、行私欲而不可制止。卫国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就是灭亡的征兆了。”孟子说：“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推及到大夫，推及到士，百姓没有不这样的，那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这是危险的征兆。”宣公不知道在床笫之间戒慎恐惧，却形成了卫国淫奔的风气，治理卫国的人，能长久吗？

《鹑之奔奔》这首诗是讽刺卫国宣姜的。卫国人认为宣姜还不如鹑鹊。

鹑鸟飞得匆匆忙忙，鹊鸟飞得紧紧相随。人没有善德，我却把他当兄长。鹊鸟飞得紧紧相随，鹑鸟飞得匆匆忙忙。人没有善德，我却把他当君主。

李氏说：“宣姜与公子顽私通，卫国人厌恶他们，所以作这首诗来讽刺。说宣姜的行为还不如鹑鹊。”○“鹑之奔奔”，是鹑鸟居住的样子。现在的防雀，庄子有“鹑居”，诗人有“悬鹑”。庄子说：“乌鹊育子。”陆农师说：“乌鹊在枝上欲交，所以叫孺。”郑氏说：“奔奔彊彊，是说它们居住有固定的配偶，飞翔时互相跟随的样子。”用来讽刺宣姜与顽不是正配。大概公子顽是惠公的庶兄。说鹑鹊尚且如此，人的行为却不如这样。所以下文说：“人之无良，我以为兄者。”说人的不善，我却把他当作兄长，指公子顽。顽是惠公的庶兄。“我以为君者”，人的不善，我却把他当作君主，指宣姜。夫人称为“小君”，所以叫君。《左传》襄公九年占卜穆姜说：“君必速出”，就知道小君也可以称为君。徐安道说：一章说“我以为兄”，斥责公子顽，所以先说鹑。鹑好斗以守护配偶，是男子的义理。二章说“我以为君”，斥责宣姜，所以先说鹊。鹊的习性不淫乱其配偶，是妇人的义理。根据这首诗说鹑鹊，只是颠倒文字以便押韵罢了。陆氏认为

译“我视你为兄长，你却是我的嫂子；我视你为君主，你却是我的国君。”因此《诗序》说：“这是讽刺宣姜的诗。”称“兄”的，是妹妹讽刺宣姜的话；称“君”的，是妾室讽刺宣姜的话。这种说法都不对。《诗序》说卫国国人讽刺她，就像《墙有茨》的《诗序》说卫国国人讽刺一样，不必专门指说是妹妹或妾室。孟子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很少，普通人丢掉了它，君子却保存着它。”舜通晓万物，明察人伦，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懂得人伦的缘故。禽兽不懂人伦，所以是禽兽；人懂得人伦，所以是人。所谓人，是因为他是万物的灵长，如果不能明晓人伦，就失去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根本了。诗人常常用禽兽来比喻人，比如《雄雉》中鸟儿飞翔，“舒缓地扇动翅膀”；《匏有苦叶》中说有野鸡鸣叫，“野鸡鸣叫寻求配偶”；《南山》中说“南山高峻，雄狐悠闲”，这些都是讽刺淫乱，所以用鸟兽来比喻。现在这首诗的《诗序》说：“卫国国人认为宣姜连鹌鹑和喜鹊都不如”，这也是痛恨她到了极点。《大学》引用《诗经》说：“绵蛮黄鸟，停在山丘角落。”孔子说：“对于停留，知道该停在哪里，难道人还不如鸟吗？”鸟兽如果知道该停在哪里并坚守配偶，名义上虽是禽兽，实际上却是人；人如果不知道该停在哪里而失去配偶，名义上虽是人，实际上却是禽兽。由此推论，蝼蚁有君臣的道义，人如果没有君臣的道义，就不如蝼蚁；虎狼有父子的仁爱，人如果没有父子的仁爱，就不如虎狼；鸿雁有兄弟的情义，人如果没有兄弟的情义，就不如鸿雁。至于每一草每一木，每一虫每一兽，都有精妙的道理，求学的人在这里探求，然后才能穷尽做人的道理。

译黄氏说：只有禽兽没有礼义，所以父子共妻。因此圣人制定礼教来教导人们，使人能够与禽兽区别开来。又说：“对于应当停止的地方，知道何时停止，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如今宣姜败坏人伦，所以诗人认为她连鹌鹑和喜鹊都不如。《诗经》原本称赞鹌鹑厚道，却忍心用禽兽来比喻她，那么她的君主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诗集解》卷六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七 宋 李樗、黄櫄 撰

《定之方中》，是赞美卫文公的诗。卫国被狄人灭掉，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漕邑野外居住。齐桓公驱逐戎狄并重新封立卫国，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开始建立城市并营造宫室，符合时令和法度，百姓很高兴，国家因此富足。《定之方中》这首诗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种植榛树、栗树、椅树、桐树、梓树、漆树，于是砍伐这些树木制作琴瑟。登上那旧墟，以眺望楚丘。眺望楚丘与堂邑，景山与高丘，走下来观察桑树。占卜说吉利，最终确实美好。及时雨已经降下，命令那些车夫，趁着星光早早驾车，在桑田休息。不只是百姓，（文公）秉持的心意深厚深远，三千匹母马。

李氏说：这首诗说被狄人灭掉，是指闵二年卫懿公与狄人在荥泽交战而失败。向东迁徙渡过黄河，是指卫国战败后，宋桓公在黄河边迎接他们，连夜渡河，卫国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桓公又加上共、滕两地的百姓，凑成五千人，拥立戴公在漕邑搭棚居住。戴公在位一年去世，齐桓公于是率领诸侯驱逐夷狄，在楚丘筑城，这是鄘国的旧城。开始建立城市并营造宫室，文公于是开始建立城市，让百姓得以进行贸易，营造宫室让百姓得以安居，符合时令且合乎法度，这就是百姓高兴且国家富足的原因。说的是不仅百姓富足，公家也富足，所以诗人作诗来赞美他。

“定之方中”，是营造宫室时的星象。《尔雅》说：营室星叫做定星。《左传》说：凡是土木工程，水宿昏中时开始动工。杜预注说：指现在十月定星黄昏时位于中天，于是树立版筑开始兴建。定星黄昏时位于中天，作于楚宫，大概是在定星黄昏中天的时候，于是建造宫室。“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测量太阳的出入，以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考察《周礼·考工记》说：用水准测量地面，设置标杆悬挂重锤，用日影画圆，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入时的日影，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晚上考察北极星，以校正东西方向，这就是所谓的“揆之以日”。毛氏说：测量日出日入，以知晓东西，向南看定星，向北准北极星，以校正南北。毛氏的意思，是说定星黄昏时端正四方且位于中天，取则观察它以校正南方，因而依据北极星校正北方，以此建造楚丘的宫室。用日影测量，测量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以知晓东西，以此建造楚丘的居室。这种说法不对。按照诗中只说符合土木工程的时令制度，没听说有东西南北的区别。不如王氏的说法：当招募劳工建造宫室时，就观测营室星的中天，以及辨别内外方位；而建造居室时，则用日影来测量。观测营室星中天，是《诗序》所说的符合时令；用日影测量，是《诗序》所说的符合制度，这种说法是对的。

楚宫，就是楚丘的宫室。僖公二年筑楚丘城，杜预说：楚丘，是卫国的邑。王氏说建造楚宫、楚室，是总称门、序、堂、室为宫，宫中有室。郑氏说：楚宫指宗庙，楚室指居室，于是将宫和室分为两样。毛氏说：室就是宫，所以知道这种说法应当遵从毛氏。如果遵从王、郑将宫室分为两样，那么建造楚宫时观测定星中天，至于建造楚室，难道就不这样吗？建造楚室，用日影测量，而建造楚宫，难道就不这样吗？没有这样的道理。说宫，说室，只是文字不同，其实是一样的。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种植榛树、栗树、椅树、桐树、苏树、漆树，“爰伐琴瑟”，于是砍伐这些树木制作琴瑟。“爰”，于是。“椅、梓”，是树木的种类。种植这六种树木，因为它们长大后可以砍伐，用来制作琴瑟。苏氏说：“种树的人谋求十年后的用途，而不求眼前的功效，凡是这样的人都成功了。”后汉樊仲初种植桐树、梓树，人们都嘲笑他；然而十年之后，人们都依赖它的用途，先前嘲笑的人，都来求借。文公治理国家，正像樊生治理家庭一样。说文公既然建造宫室，就先种植这六种树木，而期望数年后的功效，他不粗疏且不求眼前功效，由此可见。程氏说：“第一章说建国的事，第二章才说测量土木工程属于文势的连贯，这是对的。”经文首先说事情，然后追溯其功效的很多，这是必然的道理。

“虚”指漕墟，指地方有旧废墟。《左传》晋侯登上有莘的废墟，就是这样的。“堂”，是卫国的邑。楚丘有堂邑。“景山”，是大山。“京”，是高丘。卫文公将要迁徙，登上漕的旧墟，以眺望楚丘，审察其高低所依靠的地方，然后建国，谨慎到了极点。也像公刘治理豳地，一定要前往百泉，瞻望广阔的原野，于是登上南冈，于是看到高丘，就是这样。古今营造宫室、建立都城，必定依靠山川土地的适宜，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便利百姓。“降观于桑”，于是走下来观察可以种植桑树的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