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毛诗集觧》卷三十九宋李樗、黄櫄撰
武王之伐纣也,救民于涂炭之苦,而遏絶其杀人之事,如武城所谓以遏乱虐者是也。然武王之于纣,未尝不欲其改过也,既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然后不得已而伐之。盖至于老而后成定天下之功,所谓须暇五年者是也。乌乎!武王之心,吾于大武见之。故大武之舞在于止戈,而大武之诗在于遏刘。后世谓大武声滛及商,而孔子以为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孔子信武王之心而不疑武王之乐,至于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盖武王之心自有不足之意,具见于乐,非孔子始为是论也。襄公十九年,季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有周之盛,其若此乎?’吁!若季札者,其真知武王之心矣。”
译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并制止了纣王残杀无辜的行为,就像《武城》篇中所说的“遏止混乱暴虐”那样。然而,武王对于纣王,并非不想让他改过自新;他在观察商朝的政事后,只见纣王毫无悔改之心,这才不得已而发动征伐。大概直到晚年才成就了平定天下的功业,这就是所说的“须暇五年”的意思。唉!武王的用心,我从《大武》乐舞中得以窥见。所以,《大武》乐舞的主旨在于停止干戈,而《大武》诗歌的主旨在于制止杀戮。后世有人说《大武》的音乐淫靡且带有商朝遗风,而孔子认为这是掌管礼乐的官员在传承中出现了失误。如果不是官员传承失误,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废了。孔子相信武王的用心而不怀疑武王的音乐,以至于说“《武》舞尽善尽美,但未尽善”,这是因为武王的心中自有不足之处,全都体现在乐舞之中,并非孔子才开始这样评论。鲁襄公十九年,季札前来聘问,观看《大武》乐舞时说:“真美啊!周朝的兴盛,大概就是这样吧?”唉!像季札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了解武王用心的人啊。
闵予小子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八周颂《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落嗣王谋于庙也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李曰:王肃以此篇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其庙之乐歌;而康成以谓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以为未摄政之时,无所考证。大抵此诗言「闵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丧之辞,当且从郑氏之説。孔氏以为若已除丧,当为吉称;而经言「小子在疚」,为丧中辞者,以其服虽除去,丧日近,又序其在丧之事,其説是也。「闵予小子」皆是居丧之辞也。言困病之小子,乃遭家之不造。造者,成也。武王之死,则无所成立,亦如人之遭丧家之不幸也。説大日疚,贫病也。因举此诗「嬛嬛在疚」,其字与「哀此防独」之义同,则知「嬛」者,孤独而已。「闵予小子」皆是死丧之辞也。如左氏传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则是「闵」者,居丧之称也。而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丧之称也。王虽朝于庙,然去丧未甚逺,故犹以死丧之辞为言。王氏以为文武为周天下未集而终,故成王自以为遭家不造也。张丈潜以为成王而溢之,则未收泮涣;则未图法度,则未立,故以为遭家不造者也。然武王之业,岂有至死而未成乎?盖所谓遭家不造者,但以武王之死,则无所成立故也,非必以业未成为説也。皇考者,武王也。言武王能终身克孝于文王。郑氏以为武王长世能孝,故能以孝行为子孙法度,使长见行者,非也。所谓「永世克孝」者,亦犹太舜终身慕父母也。然武王之所以为孝者,果何为哉?不过念兹皇祖而已。皇祖,文王也。文王之为文王,以其俯仰之间,皆尽其直道庭直也。惟武王能法于文王,故我小子夙夜钦之,不敢懈怠其心。言为君之道,继其序事,故其心未尝忘于文王也。文王之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之间,无有愧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继志述事者,亦本于此。武王能以念兹皇祖为孝,则成王亦当以率时祖考为孝。其日夙夜。敬止则可以继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内。惟能敬则能直矣。○访落乃成王即政谋事于羣臣也。孔氏云:闵予小子之篇,王所以自言,亦是谋政之事。但谋者与人之辞,故下篇言谋,此説是也。访,谋也。落,始也。言成王谋其始即政之事也。王氏、郑氏以「访予落止」为成王之言,「率时昭考」为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为成王之言。苏氏皆以为成王之言,当从苏氏之説。言成王始访即政之事,欲率循昭考武王之道,巍巍乎悠逺而不可及。而成王方幼冲,未有所经歴,将勉强以从就之,继其道而犹恐泮涣而不合。艾,歴也。王氏以为欲羣臣扶持成就之,以继图天下之泮离涣散也。张文潜以为成王之时天下已治矣,乃曰继犹泮涣然,则承文武之绪而犹有泮离涣散之患者,何邪?盖丈武之徳大矣,泮然而离,无有不至,涣然而散,无有不及,洋溢傍肆,至于成王将欲収之,以立法度之节故也。是皆以为继图天下之泮离涣散,其説非也。所谓泮涣者,但是欲继武王之道,犹恐泮涣而不合也。自「访予落止」以至「继犹泮涣」,皆是仰武王之盛徳,叹眇躬之凉薄,苦前哲之髙逺故也。然所以继道而犹恐不合者,则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难故也。绍庭上下,此又深言武王之道也。绍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于家,未尝少离。美哉皇考,所以保明其身也。王氏以为保其身无危亡之忧,明其身无昬塞之患,其説是也。夫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即位之时而知所戒慎,犹恐其终之不继。苟始之不慎,则终为如何?故伊尹告太甲以谓:「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徳。」召公
译《闵予小子》这一篇的诂训传第二十八。周颂《闵予小子》:这是嗣王在宗庙朝见祖先的诗。
可怜我这年幼的君主,遭遇家道不成,孤独地处于忧苦之中。啊!先父武王终身能够尽孝,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他在庭院中上下往来。只有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恭敬地行事。啊!伟大的君王继承先人的次序,心中思念不忘。
《访落》:嗣王在宗庙谋划政事的诗。
我谋划这初即位的事,遵循这位显耀的祖先啊?多么悠远,我还没有经验。我将努力去做,继承他的道统,却还担心分散而不合。只有我这年幼的君主,不能胜任家中众多的艰难,继承庭院上下的道统,在家族中上下往来,美好啊!先父武王以此保佑,使我的身心清明。
李说:王肃认为这首诗是周公还政、成王即位后初次朝见宗庙时的乐歌;而郑玄认为这是除去武王的丧服,将要开始执政,朝见宗庙的诗。那么认为这是在未摄政之时,没有考证依据。大致这首诗说“可怜我这年幼的君主,孤独地处于忧苦之中”,是刚开始除去丧服的言辞,应当暂且采纳郑玄的说法。孔颖达认为如果已经除去丧服,应当用吉利的称呼;而经文说“年幼的君主处于忧苦之中”,是丧中的言辞,这是因为虽然丧服已经除去,但离丧期很近,又叙述其在丧中的事情,他的说法是对的。“可怜我这年幼的君主”都是居丧时的言辞。说困苦的年幼君主,遭遇家道不成。造,是成的意思。武王去世,就无所成立,也如同人遭遇丧事家中的不幸一样。解释大说:疚,是贫病的意思。因为举出这首诗“孤独地处于忧苦之中”,其字义与“哀怜这些孤独的人”相同,就知道“嬛”是孤独的意思。“可怜我这年幼的君主”都是死丧时的言辞。如《左传》说:“寡君年少遭遇不幸,不能文饰。”那么“闵”是居丧时的称呼。而《左传》也有“在疚”的文字,也是居丧时的称呼。君王虽然朝见宗庙,但离丧期不远,所以仍然用死丧时的言辞。王氏认为文武二王在周天下未安定时就去世了,所以成王自认为遭遇家道不成。张载认为成王如果溢美,那么还未收敛涣散;那么还未图谋法度,那么还未建立,所以认为遭遇家道不成。然而武王的功业,难道有到死还未完成的吗?大概所谓遭遇家道不成,只是因为武王去世,就无所成立罢了,不一定以功业未成为说。皇考,是武王。说武王能终身对文王尽孝。郑玄认为武王长寿能孝,所以能以孝行作为子孙的法度,使长久可见的,是不对的。所谓“终身能够尽孝”,也如同大舜终身思念父母一样。然而武王之所以为孝,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罢了。皇祖,是文王。文王之所以为文王,是因为他俯仰之间,都尽到了正直之道,庭院中的正直。只有武王能效法文王,所以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敬重他,不敢懈怠其心。说为君之道,继承其次序行事,所以心中未曾忘记文王。文王的诗说:“文王上下往来,在帝王的左右。”文王的心,俯仰之间,没有愧疚,洋洋然好像在他上面,好像在他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继承志向、叙述事迹,也基于此。武王能以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为孝,那么成王也应当以遵循这位祖先为孝。他说早晚恭敬,就可以继承上下往来于庭院的道统了。《易经》说:恭敬以端正内心。只有能恭敬才能端正。○《访落》是成王即位执政时向群臣谋划政事。孔颖达说:《闵予小子》这一篇,是君王自我陈述,也是谋划政事的事情。但谋划是与人的言辞,所以下篇说谋,这种说法是对的。访,是谋的意思。落,是始的意思。说成王谋划他初即位执政的事情。王氏、郑玄以“我谋划这初即位的事”为成王的话,“遵循这位显耀的祖先”为臣下的话,“我还没有经验”又为成王的话。苏氏都认为是成王的话,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说成王初次谋划即位执政的事,想要遵循显耀的祖先武王的道,巍巍乎悠远而不可及。而成王正值年幼,没有经历,将勉强去遵从,继承他的道却还担心分散而不合。艾,是经历的意思。王氏认为想要群臣扶持成就,以继承图谋天下的分散涣散。张载认为成王之时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却说继承还担心分散涣散,那么继承文武的基业却还有分散涣散的忧患,为什么呢?大概文武的德行伟大,分散而离,没有不到的;涣散而散,没有不及的,洋溢旁肆,至于成王将要收敛它,以立法度的节制,所以如此。这都是认为继承图谋天下的分散涣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谓分散涣散,只是想要继承武王的道,还担心分散而不合。从“我谋划这初即位的事”到“继承还担心分散涣散”,都是仰慕武王的盛德,感叹自己身位的微薄,苦于前代哲人的高远。然而所以继承道统还担心不合,是因为我这年幼的君主不能胜任家中众多的艰难。绍庭上下,这又深入说明武王的道。继承文王的直道于上下,在家族中俯仰,未曾稍离。美好啊先父武王,所以保佑使我的身心清明。王氏认为保佑其身没有危亡的忧患,使身心清明没有昏塞的祸患,这种说法是对的。人君是天下的根本。刚即位的,又是人君的根本。刚即位的时候就知道所当戒慎,还担心最终不能继承。如果开始不谨慎,那么最终会怎样呢?所以伊尹告诫太甲说:“现在嗣王新近服行他的天命,只有新近他的德行。”召公
亦告成王曰:「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盖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访落之诗所以作也。成王即政之初,闵予小子、访落之诗,其言皆自处于凉薄,惟恐其忝父之训。书·大诰》之篇,亦曰:「予惟小子,若渉渊水,予惟徃求朕攸济。」此皆是栗栗危惧之心也。惟其即位之初,而存戒惧之心,故谋羣臣以始即政之事,则冝其以中人之质,而保其盈成之业也。
译周公也告诉成王说:“大王刚刚即位。”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取决于他初生时的状况,从而为自己招致明智的命运。这是说开始的时候不可不谨慎,这就是《访落》这首诗创作的原因。成王刚即位的时候,在《闵予小子》和《访落》这两首诗中,他的言辞都把自己置于浅薄卑微的地位,只恐怕愧对父亲的教诲。《尚书·大诰》中也说:“我只是个年轻人,就像涉过深渊的水,我只是前往寻求我渡河的方法。”这些都是战战兢兢、恐惧谨慎的心态。正因为他在即位之初,存有警戒恐惧之心,所以向群臣谋划刚开始执政的事情,那么他凭借中等资质的禀赋,而能保全那圆满成功的基业,也就理所当然了。
黄曰:闵予小子,盖成王始即位而朝于庙之诗也。郑康成、李迃仲皆以为成王未即政之诗。然访落之诗,言嗣王谋于庙,落者始也,是始即位谋之于羣臣也。成王朝于庙之时,羣臣在焉,故成王因而谋之,则朝于庙与谋于庙之诗,皆是一时所作。郑氏、李氏于闵予小子之诗,既言成王之未即位,而至于访落之诗,则又言成王之始即位,何其相戾也?予尝言诗至此二篇,盖喟然而叹曰:人谓成王为中材之主,其亦不知成王者哉!夫当武王之后,王业已成矣,天命已固矣,天下廓廓乎无事矣,而二诗之作,皆有栗然若处危难之辞,读之使人肃然而有不敢自忽之意。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若祸患之迫乎其后而不能以自安,岂成王矫为是言哉?此皆其诚心之所着见而不能自己也。盖天下之治,常生于戒谨恐惧之中,而天下之乱,常基于泰然自满之日。故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无虞而戒,无难而畏,此其能保治于无穷也。中材之主,其何足以语是乎?《大诰》之书,亦言“予维小子,若渉渊水”,又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二诗之意,则成王之心,亦可见矣。虽然,成王之所以自警者如此,而成王之所以自勉者不止于此也。《闵予小子》言“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而《访落》则言“绍庭上下,陟降厥家”,谓我文武直道而行,俯仰无愧,则我亦当继其直道而期无愧于俯仰之间也。《闵予小子》言“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而《访落》则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吾于“继序思不忘”之一句,见成王未尝一日不以文武为念,想其食见于羮,坐见于墙,而不能以顷刻忘也。吾于“以保明其身”之一句,见成王未尝一日不以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过,行之或亏,而身之或不正也。吁!吾于此二诗见成王之用心,真文王、武王之用心成周泰和之治,虽本于文、武之功,而亦成王以此心致之也。人谓成王为中材之主,何足以知成王!
敬之羣臣进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髙髙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徳行。
李曰:「访落之诗,成王谋政于羣臣;敬之之诗,羣臣进戒于嗣王。所以荅成王谋政事之意也。盖自『敬之敬之』以下至『日监在兹』,此羣臣之进戒也。自『维予小子』以下,此又成王因羣臣之进戒,故又问所以持敬之方,欲知其所以进修之道也。『敬之敬之』,言不可不敬也。天之道甚显,善则福之,滛则祸之,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获福也,未有恶而不获祸也。天之道显矣。惟天有显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为不易也。郑氏以『易』为变易之『易』,不如杜元凯以为难易之『易』。僖公二十三年《左传》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杜元凯注云:「周颂言有国冝敬戒,天明临下,奉承其命甚难。」欧阳公亦以为难易之『易』。如《大王》之诗「命之不易」,郑氏以为改易之『易』,凡诗之所谓不易,皆以为改易,非也。夫天命难谌如此,凡为人君者,无以天之髙髙在上去人为甚逺,而不知敬也。士毛氏皆以为事意或然也。然郑氏以为天主其事,谓运转日月,施其所行,日月曕视近在此也。此则非也。『陟降厥士』,是指人君而言也。惟其指人君而言,则人君俯仰之间所为之事,天皆日监而见之矣。夫天之去人甚逺,而其监人则不逺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人之出入,天亦从而出入;人之游衍,天亦从而游衍。则是天命常在目前也。为小人者,乃以天为去人甚逺,故人所不覩则未尝戒慎,人所不闻则未尝恐惧,是欺天也。天其可欺乎?茍知「日监在兹」之説,则必知所敬矣。「日监在兹」,言天之监人常在此也。天监在兹,则敬之之道,岂可须臾离之哉?故羣臣进戒嗣王,欲其知敬之之
译黄氏说:“《闵予小子》这首诗,大概是周成王刚即位并在宗庙朝见祖先时所作。郑康成、李迃仲都认为这是成王尚未执政时的诗。然而《访落》这首诗,说的是嗣王在宗庙中谋划国事,‘落’就是‘始’的意思,也就是刚即位时向群臣咨询谋划。成王在宗庙朝见祖先时,群臣都在场,所以成王趁机向他们咨询谋划,那么朝见宗庙与在宗庙谋划的诗,都是同一时间创作的。郑氏、李氏对于《闵予小子》这首诗,既说成王尚未即位,而到了《访落》这首诗,又说成王刚即位,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呢?我曾经读到这两首诗,不禁感慨叹息说:人们说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他们也是不了解成王啊!当周武王之后,王业已经成就,天命已经稳固,天下广阔而太平无事,但这两首诗的创作,都带有战战兢兢、如同身处危难之中的言辞,读起来让人肃然起敬,不敢有丝毫懈怠。说:‘哀怜我这小臣,遭遇家道不幸,我这小臣难以承受家中多难’,好像祸患紧迫在后,无法让自己安心,这难道是成王故意矫饰说这样的话吗?这都是他诚心实意的体现,无法自我抑制。天下的治理,常常产生于警戒谨慎、恐惧敬畏之中,而天下的动乱,常常基于安然自得、自满自足之时。所以天下即使有泰山般稳固的形势,圣人却常怀着累卵般危险的心态,没有忧患也要警戒,没有灾难也要畏惧,这就是他能保持长治久安的原因。中等才能的君主,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大诰》这篇书,也说‘我这个小臣,如同涉过深水’,又说‘我奉行上天的役使,将重大的责任投放在我身上’,又说‘况且现在上天降下灾祸于周邦’,都如同这两首诗的意思,那么成王的心意,也就可见了。虽然如此,成王自我警戒的程度如此,而成王自我勉励的程度不止于此。《闵予小子》说‘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他们在庭院中升降往来’,而《访落》则说‘继承庭院上下的传统,他们在家里升降往来’,意思是说我们文王、武王正直行事,俯仰无愧,那么我也应当继承他们的正直之道,期望在俯仰之间无愧疚。《闵予小子》说‘啊伟大的君王,继承次序思念不忘’,而《访落》则说‘美好的父亲,以此保全彰显他的自身’,我从‘继承次序思念不忘’这一句,看到成王没有一天不把文王、武王放在心上,想象他吃饭时在羹汤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坐着时在墙壁上看到他们的形象,而不能片刻忘记。我从‘以此保全彰显他的自身’这一句,看到成王没有一天不用文王、武王来勉励自己,想象他心中唯恐言语有过失,行为有亏损,而自身有不端正之处。唉!我从这两首诗看到成王的用心,真是文王、武王的用心,成周太平安和的治理,虽然基于文王、武王的功业,但也靠成王用这种心意达成的。人们说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哪里足以了解成王!”
《敬之》是群臣进谏告诫嗣王的诗。
敬啊敬啊,天道显明啊,天命难以承受啊!不要说高高在上的天,他在上下巡视,日日监察在此。我这个小臣,不聪慧恭敬啊,日日进步月月增进,学问有光明相继。违背这重任,向我显示显明的德行。
李氏说:“《访落》这首诗,是成王向群臣谋划政事;《敬之》这首诗,是群臣进谏告诫嗣王。这是用来回答成王谋划政事的意思。大概从‘敬之敬之’以下到‘日监在兹’,这是群臣的进谏告诫。从‘维予小子’以下,这是成王因为群臣的进谏告诫,所以又询问保持恭敬的方法,想要知道进修的道理。‘敬之敬之’,是说不可不恭敬。天道非常显明,善就赐福,恶就降祸,栽培的就培育,倾覆的就颠覆。没有善而不获福的,没有恶而不获祸的。天道显明了。因为天有显明的道,所以它的天命没有常态。这就是天命之所以难以承受的原因。郑氏把‘易’解释为变易的‘易’,不如杜元凯解释为难易的‘易’。僖公二十三年《左传》说:‘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杜元凯注说:‘周颂说治国应当敬戒,天明显临下,奉承天命很难。’欧阳公也认为是难易的‘易’。如《大王》这首诗‘命之不易’,郑氏认为是改易的‘易’,凡是诗中所谓不易,都认为是改易,这是不对的。天命难以信任如此,凡是做君主的,不要以为天高高在上离人很远,而不知道恭敬。士毛氏都认为事意或然。但郑氏认为天主宰事务,说运转日月,施行其所行,日月瞻视近在此。这是不对的。‘陟降厥士’,是指人君而言的。因为是指人君而言,那么人君俯仰之间所做的事,天都日日监察而看见。天离人很远,而它监察人却不远。昊天说明亮,跟随你出入;昊天说明亮,跟随你游衍。人的出入,天也跟随出入;人的游衍,天也跟随游衍。这就是天命常在目前。做小人的人,却以为天离人很远,所以人看不见的地方就不曾警戒谨慎,人听不到的地方就不曾恐惧,这是欺骗天。天可以欺骗吗?如果知道‘日监在兹’的说法,那么一定知道所恭敬的了。‘日监在兹’,是说天监察人常在此。天监察在此,那么恭敬的道理,哪里可以片刻离开呢?所以群臣进谏告诫嗣王,想要让他知道恭敬的……”
道也。观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懔懔,汤之栗栗,文王之汲汲,与夫武王之所以造周,皆莫不本于此。则为人君者,必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居有隐显之不同,其存心则一也,有烦简之不同,其存心则一也。大学中庸所谓慎独者,亦犹此。则知羣臣之进戒,嗣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良有防耳。成王因羣臣之进戒,乃曰:「维予小子未明乎持敬之道,庶几日有所就,月有所将,学缉熙于光明,辅佛是任,以示我显徳行。」然后知持敬之道矣。观「闵予小子」以夙夜敬止为言,「访落」之诗,又以绍庭上下为言,则知成王固知敬之之道矣。犹曰「不聪敬止者」,此足以见成王之贤也。成王以羣臣戒我所敬止之道,然成王知以凉薄之质,未堪家多难,尚未知敬之之道为何如而行之,故必待学缉熙于光明,然后可以知敬之之道也。大学之道,必先致知,然后诚意。故学有缉熙于光明,则知所谓敬之矣。而又在当时之人辅之,示我显徳行也。佛,弼也;仔肩,任也。张文潜之説曰:「徳行固道之显也,而曰示我以显徳行者,学之始也。道固当然,徳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但言示我以显徳行,然未必诗人之意。」盖成王自处于不明,故必待学有缉熙于光明,又赖辅弼之臣示我以徳行,则为成王者虽愚必明,然后可以知敬之之道。此成王之意也。
译这就是道啊。观察尧的谨慎小心,舜的敬畏谨慎,禹的恐惧战兢,汤的严肃恭谨,文王的勤勉不懈,以及武王建立周朝的原因,都无不以此为本。那么作为君主,必定要在仓促匆忙时坚守此道,在颠沛流离时也不离此道。所居之处有隐微与显赫的不同,但存心却是一致的;事务有繁杂与简略的不同,但存心却是一致的。《大学》《中庸》所说的“慎独”,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群臣进言劝戒,嗣王想要成就王业,懂得持敬的道理,确实是有防范之意。成王因为群臣的进言劝戒,于是说:“我这个小辈还不明白持敬的道理,希望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进步,通过学习使光明日益显耀,依靠辅佐的大臣承担重任,来向我展示显明的德行。”然后才懂得持敬的道理。观察《闵予小子》以早晚恭敬为言,《访落》这首诗又以继承朝廷上下秩序为言,由此可知成王本来就知道敬的道理。还说“不聪慧恭敬的人”,这足以看出成王的贤德。成王因为群臣告诫我所应恭敬的道理,然而成王知道以自己浅薄轻浮的资质,难以承受家中多难的局面,还不知道敬的道理究竟如何践行,所以必须等待通过学习使光明日益显耀,然后才能懂得敬的道理。《大学》的道理,必定先要获得知识,然后才能使意念真诚。所以学习使光明日益显耀,就懂得所谓敬的道理了。而又在当时的人辅佐下,向我展示显明的德行。佛,即辅弼;仔肩,即责任。张文潜的说法是:“德行固然是道的显明表现,而说向我展示显明的德行,这是学习的开始。道固然应当如此,但德行中幽微的部分不足以让人知晓,所以只说向我展示显明的德行,但这未必是诗人的本意。”大概成王自认为处于不明之处,所以必须等待学习使光明日益显耀,又依靠辅弼的大臣向我展示德行,那么作为成王的人即使愚笨也必定会变得明智,然后才能懂得敬的道理。这是成王的意思。
黄曰:成王既作谋政之诗,以▯羣臣之志,故羣臣亦进其敬之之戒,以荅成王之休。自「维予小子」以下,又成王荅羣臣之辞也。观此一诗,其君臣更相戒劝,更相答问,皆以敬为主。敬之敬之,犹所谓「钦哉钦哉」之意也。羣臣以敬之之道戒成王,而使之知天道之甚彰,天命之可畏,虽闇室屋漏之间,而敬之之念不可少忘。凡进退羣臣之际,常若天之有以临乎其前也。而成王之答羣臣,则又以为「予小子」耳,未知其所以为敬之之道,庶几积学以成之耳,尤頼尔羣臣辅弼之功,而告我以徳行之着也。呜呼!羣臣之所以戒成王,与成王之所以答羣臣者,不出于敬之一辞。盖人君惟以敬存心,则虽不暏不闻之地,而亦如承大祭之时,敬心少衰,则虽天地鬼神临之,犹将藐然而,况不显之中,亦何所不至哉?不特此也,《大雅·文王》之篇,大臣之所以告成王者,亦曰「于缉熙敬止」;而成王朝于庙之诗,亦曰「维予小子夙夜敬止」。则成王君臣之间,凡议论之及,未尝不以敬为念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又曰:「先王惟时懋敬厥徳,克配上帝。」其谆谆之意,无非以敬为主,而以天为戒。羣臣之进戒成王,特曰「敬天」云者,其亦如伊尹之意欤?观书之所载,皆帝王为治之法,曰:「柰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徳。」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时。」「敬」之一辞,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诚以天下治乱之基,皆在于一念之敬与不敬也。尧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业业,禹之所以孜孜,汤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亹亹,皆自其敬心之所▯耳。《曲礼》论安民之道而先之曰:「毋不敬。」《中庸》之所谓「笃恭」,皆敬之充也。《大学》之所谓「正心诚意」者,此敬之本也。为人君者,试以是思之。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肈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李曰:「小毖之诗,乃成王惩戒徃日之事,自此欲戒慎几微之事,亦欲羣臣助己而以知祸乱之机也。惟其惩艾后患,言徃者管蔡流言,虽以周公之忠圣,几陷于管蔡之计中。今则欲惩徃日之事,而慎其后患,遂使羣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也。荓与荓云不逮之荓同,荓者使也。言汝羣臣莫使我为蜂,乃汝自求毒。成王既悟管蔡之流言,故羣臣不得复为流言,亦如汉昭帝既悟上官桀之谮,亦曰「复有敢谮光者坐之」,其意一也。肈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此则言管蔡流言之祸也。桃虫,《尔雅》云鹪,陆玑防云今鹪鹩是也,微小于黄雀,盖比始小而终大也。方桃虫之始也,无能为矣,及其飜然而飞,则为大鸟,亦如管蔡之流言,其始甚微,而其终则为王室之祸。况我于是时,年尚幼冲,未堪家多难,成王新即位,既遭不幸矣,茍又遭流言之祸,是重遭不幸也。故曰「予又集于蓼」。夫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絶或成网罗;豪末不札,将寻斧柯。天下之祸,常作于细微之中,始茍不图,则其终汗漫而不可救。管蔡流言,茍能图之于其始,则虽顷刻去之可也。惟其始之不图,而图其后,故必待三年之乆,然后可以无祸。盖不能图其始,而其后无救矣。亦如上官桀之徒,使昭帝不能正其始,则其后图之,岂不难哉?此不得不慎也。」
黄曰:「百寻之岸,或溃于一穴之蚁;千间之厦,或烬于一隙之烟。天下之事,当于其微而谨之,不可以事之小者为不足虑而忽之也。天下之祸,常起于不足虑之处;而事之滋蔓而不可图者,常存于萌蘖之初。是以圣人知治乱之机,而每谨于常人所忽之地。此非为是过虑也,盖以涓涓不壅,将成于江河;绵绵不絶,将寻于斧柯。岂不甚可畏哉!」是以古之圣人,坚冰之戒常存于履霜之初,苞桑之系尤谨于安强之日。成王当天下治安之时,而作《小毖》之诗,以求助其意,诚在是也。
载芟春借田而祈社稷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译黄氏说:成王既然作了关于谋划政事的诗篇,以观察群臣的心志,所以群臣也进献恭敬的告诫,来回应成王的美意。从“维予小子”以下,又是成王回答群臣的话。看这一首诗,君臣之间互相告诫劝勉,互相问答,都以“敬”为核心。敬啊敬啊,就是所谓“钦哉钦哉”的意思。群臣用恭敬的道理告诫成王,让他知道天道非常显著,天命令人敬畏,即使在昏暗的室内或隐蔽的角落,恭敬的念头也不可稍忘。凡是在进退群臣的时候,常好像上天就在面前监临一样。而成王回答群臣,则认为自己是“小子”,还不懂得恭敬的道理,希望依靠积累学问来成就它,尤其依赖你们群臣辅佐匡正的功效,来告诉我显着的德行。呜呼!群臣用来告诫成王的,与成王用来回答群臣的,都不出“敬”这一个字。大概君主只有以恭敬存心,那么即使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像承接大祭时一样;如果恭敬的心稍微懈怠,那么即使天地鬼神降临,也会轻慢他们,何况在不显眼的地方,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不仅如此,《大雅·文王》篇中,大臣用来告诉成王的,也说“于缉熙敬止”;而成王在宗庙朝拜时的诗篇,也说“维予小子夙夜敬止”。那么成王君臣之间,凡是议论涉及到的,没有不以敬为念的。伊尹告诉太甲说:“上天没有私亲,能恭敬的人就是它的亲人。”又说:“先王当时努力恭敬他的德行,能够配得上上帝。”他谆谆教诲的意思,无非是以敬为核心,而以天为警戒。群臣进言告诫成王,特别说“敬天”,大概也是像伊尹的意思吧?看书中记载的,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则,说:“怎么可以不敬?”说:“你能恭敬德行。”说:“有土地的人要敬啊。”说:“恭敬地执行五刑。”说:“恭敬地授予人民农时。”“敬”这一个字,君臣说起来不能自己,实在是因为天下治乱的根基,都在于一念之间的敬与不敬。尧之所以小心谨慎,舜之所以恐惧戒慎,禹之所以勤勉不懈,汤之所以急切努力,文王之所以勤勉不倦,都是从他们恭敬的心意中产生的。《曲礼》论述安定百姓的道理,首先说:“不要有不敬。”《中庸》所说的“笃恭”,都是敬的充实。《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就是这敬的根本。作为君主的人,试着用这个来思考。
《小毖》是嗣王求助的诗。
我要吸取教训,以警惕后来的祸患。没有人让我去招惹蜂虿,是我自己寻求痛苦的螫刺。起初允许那小小的桃虫,翻飞起来就成了大鸟。不能承受家中多难,我又聚集在苦蓼之中。
李氏说:“《小毖》这首诗,是成王惩戒往日的事情,从此想要戒慎细微的事情,也希望群臣帮助自己以知晓祸乱的机兆。只有惩戒后患,说的是过去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虽然凭借周公的忠诚圣明,几乎陷入管叔、蔡叔的计谋中。现在想要惩戒往日的事情,而谨慎后来的祸患,于是让群臣不要让我去招惹蜂虿,是我自己寻求毒害。‘荓’与‘荓云不逮’的‘荓’相同,‘荓’是使的意思。说你们群臣不要使我去招惹蜂虿,那是你们自己寻求毒害。成王既然醒悟了管叔、蔡叔的流言,所以群臣不能再散布流言,也像汉昭帝醒悟上官桀的谗言,也说‘再有敢谗毁霍光的就治罪’,意思是一样的。‘肈允彼桃虫,拚飞维鸟’,这是说管叔、蔡叔流言的祸患。桃虫,《尔雅》说是鹪鹩,陆玑说就是现在的鹪鹩,比黄雀稍小,大概是比喻开始小而最终变大。当桃虫刚开始时,没有什么作为,等到它翻飞起来,就成了大鸟,也像管叔、蔡叔的流言,起初很微小,而最终成为王室的祸患。何况我在这个时候,年纪尚幼,不能承受家中多难,成王刚即位,已经遭遇不幸了,如果再遭遇流言的祸患,就是再次遭遇不幸。所以说‘予又集于蓼’。涓涓细流如果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绵绵不绝的丝线如果不剪断,或许会结成网罗;毫末如果不拔除,将要寻找斧头砍伐。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细微之中,起初如果不图谋,那么最终就会漫无边际而不可挽救。管叔、蔡叔的流言,如果能图谋于其初,那么即使顷刻间除去它也可以。只是起初没有图谋,而图谋于其后,所以必须等待三年之久,然后才可以没有祸患。大概是不能图谋其初,而其后无法挽救了。也像上官桀之类的人,如果昭帝不能纠正其初,那么其后图谋,难道不难吗?这不得不谨慎。”
黄氏说:“百寻高的堤岸,或许因为一个蚂蚁洞而溃决;千间房屋的大厦,或许因为一丝缝隙的烟而焚毁。天下的事情,应当在细微时谨慎,不可以因为事情小而认为不值得忧虑而忽视它。天下的祸患,常常起于不值得忧虑的地方;而事情蔓延滋长而不可图谋的,常常存在于萌芽之初。所以圣人知道治乱的机兆,而常常在常人忽视的地方谨慎。这不是为了过度忧虑,而是因为涓涓细流如果不堵塞,将形成江河;绵绵不绝的丝线如果不剪断,将寻找斧头砍伐。难道不是很可怕吗!”所以古代的圣人,坚冰的警戒常存在于履霜之初,苞桑的系结尤在安强之日谨慎。成王在天下治安的时候,而作《小毖》这首诗,以求助他的意思,确实在于此。
《载芟》是春天借田而祈求社稷的诗。
除草砍树,耕地松土。千人并肩耕作,走向低湿之地,走向田埂。
,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苖,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寜。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李曰:此诗乃借田而祈社稷之乐歌也。春借田而乃祈社稷者,盖天子亲耕不能终亩,故借民力以终之,则知是诗乃借田之后因而祈社稷焉。此诗不言借田者,盖特因借田及社稷,故其因而及之耳。礼记月令孟春天子亲耕,帝借;仲春择元日命民社,是借田祈社稷不同月也。今此乃云春借田而祈社稷,其事可疑。若以月令为吕不韦所作,则其説未可尽信。若非吕不韦之误,则此序之误皆不可得而知也。礼记言王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则是社有二也。孔颖逹以此社为百姓祈祭,文当主于泰社。苏氏以为王社,二説皆未可必。假此诗兼祭二社,亦未可必,姑且阙之以待知者。左氏曰:芟夷蕴崇之,则是除草谓之芟也。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则是除木曰柞也。始也开辟其土田,则除其草木,然后从事于耕。其耕则泽泽然,惟其除草木然后土气觧散。其耘作者有千耦,二人相对者有千耦之人也。其所耘之地或徃之隰畛,隰者新▯田也,畛者旧田有径也。其耘之人则维主之家长,侯伯之长子,主为家长则知伯为长子也。亚伯之次也,旅众子弟也,彊有余力者,如周官强予任民以用也,如左传师能左右曰以之义同。以先王之时,中田有庐,疆埸有▯,则地无余利矣。侯主侯伯,侯彊侯以,则民无遗力矣,安有惰农之患哉?嗿,众貎。言众人饮食之声也。妇人有馌为夫者,则爱其妇也。为妇者亦依其夫也,依亦相爱之意,言妇人行馌之时,则相慰劳苦于此,而述其情也。上文言“千耦其耘”,于此言“利其未耜”,有事于南亩,播厥百谷,而其种皆函生气而生长,而其苖则驿驿然逹地而生。其苖之生长,其中又有杰然者,其众苗皆齐等而生,而耘者绵绵而不絶也。王氏以谓前曰“千耦其耘”,则既耕而耘也;今曰“绵绵其麃”,则既苖而耘也。此之所谓既苖而耘,其説固是。上文“千耦其耘”,以谓既耕而耘,则非矣。方其始也,除去草木,然后可从事于耕,及草木既除,然后俶载南亩,方从事于耕也,非是既耕而耘也。禾既成熟,于是获之,济济而众,其穗实之多,则至于万亿及秭,故可以为酒为醴,而进予祖妣,以和洽百礼飶芬芳也。香可以荐其賔客,故为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养老胡考者耇老也。《仪礼·士冠礼》祝辞曰:“眉寿万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逺也。”《左氏》以为虽及胡耇,获则取之。杜元凯曰:“胡耇,元老之称也。”则知胡耇乃老人也。且此也,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丰年,其所由来也逺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继之者,君道也。王氏以为“率时农夫,播厥百谷”为造始而先之也;此诗实函斯活,为作成而继之也。凡此诗一一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者,地道也。其穿凿如此,何其劳也!窃尝以谓:“噫嘻”者,是祈谷之诗;“载芟”亦是祈谷之诗;“丰年”者,是报祭之诗;“良耜”者,亦是报祭之诗。“噫嘻”“丰年”言祈上帝;“载芟”“良耜”言祭社稷,特详略之不同耳。“噫嘻”“丰年”其説为略;“载芟”“良耜”其説为详。盖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辞略;祭社稷所以亲之也,故其辞详。欲知祭天地,观诸此而已。然观《载芟》之文,则可见诗人形容物态之巧。其始也,言“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其次又及于行馌之夫妇相慰;其劳苦,又其次及于禾之成熟,则载获济济,及其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黙而观之,如观诸画图。如《大田》、《信南山》、《甫田》、《生民》之诗,亦然。且黍稷者,一微物耳。诗人形容其巧,屡矣。如
译侯亚侯旅,侯彊侯以。众人饮食之声嘈杂,思念着取悦他们的妻子,士人们有所依靠,耜具锋利。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各种谷物,种子蕴含生机而存活。禾苗迅速生长,其中杰出者令人喜爱。禾苗茂盛,耘耔连绵不断。收割时人群众多,粮仓充实,数量达到万亿及秭。酿造美酒甜酒,进献给祖先,以调和各种礼仪。香气芬芳,是国家的荣耀。椒香馨烈,使老人安宁。并非只有过去如此,也并非只有现在如此,自古至今都是这样。李说:这首诗是借田而祈求社稷的乐歌。春天借田并祈求社稷,大概是因为天子亲自耕种不能耕完一亩,所以借助民力来完成,因此知道这首诗是借田之后进而祈求社稷。这首诗不直接说借田,大概是特意因为借田而涉及社稷,所以连带提及罢了。《礼记·月令》说孟春天子亲自耕种,帝借;仲春选择吉日命民社,这是借田和祈求社稷不在同一个月。现在这里却说春天借田并祈求社稷,这件事值得怀疑。如果认为《月令》是吕不韦所作,那么它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如果不是吕不韦的错误,那么这篇序言的错误也就无法知晓了。《礼记》说王为群姓立社叫泰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那么社有两个。孔颖达认为这个社是百姓祈求祭祀,文意应当以泰社为主。苏氏认为是王社,两种说法都不能确定。假设这首诗兼祭两个社,也不能确定,暂且留待明白的人来解答。《左传》说:芟夷蕴崇之,那么除草叫做芟。《周官》柞氏掌管攻伐草木及林麓,那么除木叫做柞。起初开辟土地,那么清除草木,然后从事耕作。耕作时土地湿润松软,只有清除草木后土气才松散。耘作者有千耦,两人相对者有千耦之人。他们耘作的地方有的前往低湿的田埂,低湿的是新田,田埂是旧田有路径。耘作的人则是主事的家长,侯伯的长子,主事为家长则知道伯为长子。亚伯是其次,旅是众子弟,彊是有余力者,如《周官》强予任民以用也,如《左传》师能左右曰以之义同。在先王之时,中田有庐,疆埸有庐,那么地无余利了。侯主侯伯,侯彊侯以,那么民无遗力了,哪有懒惰农夫的忧患呢?嗿,众貌。说众人饮食的声音。妇人有送饭给丈夫的,那么爱她的丈夫。做妻子的也依靠她的丈夫,依也是相爱的意思,说妇人送饭之时,就在此相互慰劳辛苦,而叙述他们的情感。上文说“千耦其耘”,在这里说“利其未耜”,有事于南亩,播种各种谷物,而它们的种子都蕴含生气而生长,而它们的禾苗则迅速破土而出。禾苗的生长,其中又有杰出者,众多禾苗都齐等而生,而耘作者连绵不断。王氏认为前曰“千耦其耘”,则是耕后耘;今曰“绵绵其麃”,则是苗后耘。这里所说的苗后耘,其说法固然正确。上文“千耦其耘”,认为耕后耘,则不对了。当初,清除草木,然后可以从事耕作,及草木清除后,然后开始在南亩耕作,方从事于耕,不是耕后耘。禾既成熟,于是收割,济济而众,其穗实之多,那么达到万亿及秭,所以可以酿酒,而进献给祖先,以和洽百礼。香可以荐其宾客,所以为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养老,胡考者耇老也。《仪礼·士冠禮》祝辞曰:“眉寿万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远也。”《左氏》以为虽及胡耇,獲则取之。杜元凯曰:“胡耇,元老的称呼也。”那么知道胡耇是老人。且此也,非特今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丰年,其来源也远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继之者,君道也。王氏以为“率時农夫,播厥百谷”为造始而先之;此诗实函斯活,为作成而继之也。凡此诗一一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成”者,地道也。其穿凿如此,何其劳累也!我尝认为:“噫嘻”是祈谷之诗;“载芟”也是祈谷之诗;“丰年”是报祭之诗;“良耜”也是报祭之诗。“噫嘻”“丰年言祈上帝;“载芟”“良耱”言祭社稷,只是详略不同罢了。“噫嘻”“丰年”其说为略;“载芟”“良耱”其说为详。大概祈上帝所以尊之,故其辞略;祭社稷所以亲之,故其辞详。欲知祭天地,观察这些就够了。然而观察《载芟》之文,则可见诗人形容物態之巧。其始也,言“载芟載柞,其耕泽泽”;其次又涉及送饭的夫妇相慰;其劳苦,又其次涉及禾之成熟,则载获济济,及其为酒为醴,进献给祖先,以和洽百礼。默而观之,如观诸画图。如《大田、《信南山》、《甫田》、《生》之诗,亦然。且黍稷者,微物耳。诗人形容其巧,屡矣。
曰:“厌厌其苖,绵绵其麃”,可以见春生之多也。如曰:“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又以见获之时也。“释之叟叟,丞之浮浮”,又以见祭祀之用也。凡此之类,皆曲尽其状。使后人为之,则必数十句然后尽其物态,岂能尽其物色哉?诗人独以一二句而物态自见,则知诗人之为诗,真可为后世之法也。
译说:“禾苗柔弱茂盛,谷穗绵延不绝”,由此可以看出春天万物生长的繁盛。如果说:“收割时声响清脆,堆积时颗粒坚实”,又借此表现收获时的景象。“洒水时哗哗作响,蒸黍时热气腾腾”,又借此表现祭祀时的用途。像这类诗句,都能详尽地描绘出事物的情状。如果让后人来写,必定要写上几十句才能把事物的形态描绘尽致,哪里能穷尽事物的神韵呢?诗人仅用一两句诗,事物的形态就自然显现,由此可知诗人作诗的方法,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
黄曰:借田者,天子所耕之田也。借者,借也。天子千亩,诸侯百亩。天子亲耕,不能终亩,借民力以治之,故谓之借田。《周礼》甸师氏之所掌也。《载芟》一诗,乃成王春借田而祈社稷。然考之《月令》,天子亲耕在于孟春,而择元日以命民社者,在于仲春。时既不同,而此诗乃合而言之者,盖此特言春而不言月,要之皆在于春也。古之圣人,亲耕以率民,而尤虑民力有所不及之地,于人为之求社稷焉。《甫田》言「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而云汉亦言「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则社稷之祈,信乎其不可缓也。当周之时,为君者不少忘于农,为民者不少倦于农,此所以自古有年,振古如兹,而为丰年之屡欤?此一篇训诂甚详。
良耜秋报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紏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荗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寜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李曰:畟畟。毛氏曰:犹测测也。説文曰:治稼畟畟,进也。尔雅曰:畟畟,耜也。舎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貎。郭璞曰:言严利也。数者之説皆不同,然大抵是刃利之状。农夫以利刃而耕,遂始事南亩,播厥百谷,皆含生气以生长。于是有来视汝,谓妇子来馌者也。王氏曰:其曰或来瞻汝,非是妇子也。然观诗之意,言或来瞻汝者,不过言妇子耳,不必泥一或字也。郤缺之妻馌其夫,有童子以黍肉饷。《七月》之诗曰: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甫田》之诗曰: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皆是妇人耳。其妇行馌,则有筐筥之器。其所盛之物,则有黍之美谷也。农夫食黍,足以见其丰年也。载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则言妇子行馌之器与所盛之物也。其笠伊紏,其镈斯赵。此则言农夫也。言行馌之时,见农夫所戴之笠,则紏紏然而轻举。所执之田器,则刺地以薅。説文曰:拔去田草也。荼,陆秽也。蓼,水草也。其薅去其荼蓼,而荼蓼已朽败,黍稷遂长而荗盛。于是获之,则有挃挃之声。其实之积,则栗栗而多。积之髙大,则如城雉之险。其密则如栉之相比。既积之矣,于是开百室以纳之。百室既盈矣,而妇子于是安寜。盖是时终歳勤勤,不得安寜。今农事已毕,故各享其乐也。苏氏曰: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耨播种之勤,而述其歳终仓廪丰实,妇人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紏,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当此之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馌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终章者,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寜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当此之时,嵗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歳。其説甚善夫。诗之可以兴者,所以感▯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劳,后言逸乐,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劳,怠者亦知以自奋,则天下之人趋事赴功,而其心未尝惰于三农之务也。既获丰年矣,乃杀是犉牡,黄牛黒唇曰犉,其牛之角则捄捄然。谷梁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此之所谓有捄其角者,即谷梁所谓斛角也,其字不同,其义一也。社稷之牛角尺,杀时犉牡,所以报祭社稷,复嗣前歳以求丰年也。续古之人,庻几不替其先也。郑氏云:求有良司啬,非也。王氏言有嗿其馌,则言馌之容,载筐及筥,则言饟之器形,乃谓之器,则器也者,地道之成也。以其镈斯赵,则指其器以薅荼蓼,则指其物。王氏之学好生分别,故以载芟言地道之始,故其诗亦必言其始。此诗言地道之终,故其诗亦必言其终。两篇之中,皆附防其説,如曰:「其笠伊纠」,则啬也,啬则土之性如此之类,乃其穿凿如此。夫坤之吝啬固然矣,使果可以附防其説,则
译黄氏说:借田,是天子亲自耕种的田地。“借”就是借助的意思。天子耕种千亩,诸侯耕种百亩。天子亲自耕种,不能耕完整块田地,借助民力来治理它,所以称为借田。这是《周礼》中甸师氏所掌管的事务。《载芟》这首诗,是成王在春天举行借田仪式并向社稷祈祷。然而考察《月令》,天子亲自耕种是在孟春,而选择吉日命令民众祭祀社稷,是在仲春。时节既然不同,而这首诗却合在一起说,大概是因为这里只说春天而不说具体月份,总之都是在春天。古代的圣人,亲自耕种以率领民众,尤其担心民力有所不及的地方,于是人为地为他们祈求社稷。《甫田》说“祭祀社神和方神,我的田地已经整治好”,而《云汉》也说“祈求丰收非常早,祭祀方神和社神不迟”,那么对社稷的祈祷,确实不可迟缓。在周朝的时候,做君主的不少忘记农业,做民众的不少厌倦农业,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年年丰收,从古至今如此,而成为丰年屡现的原因吗?这一篇的训诂非常详细。
《良耜》是秋天祭祀社稷的诗。
锋利的好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各种谷物,蕴含生机而生长。有人来看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篮。她们的食物是黍米,她们的斗笠是细竹编的。她们的锄头刺入土地,用来除草。杂草已经腐烂,黍稷于是茂盛生长。收割时发出挃挃声,堆积起来密密麻麻。它们高得像城墙,密得像梳子。用来打开粮仓,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和孩子都安宁了。杀这头黄牛,它的角弯曲。用来继承和延续,延续古人。
李氏说:畟畟。毛氏说:就像测测一样。《说文》说:治理庄稼畟畟,是前进的意思。《尔雅》说:畟畟,是耜。舍人说:畟畟,是耜插入土地的样子。郭璞说:是说锋利。几种说法都不同,但大体上是刃口锋利的样子。农夫用锋利的刃口耕种,于是开始在南亩劳作,播下各种谷物,都蕴含生机而生长。于是有人来看望你,说的是妇女和孩子送饭的人。王氏说:那说“有人来看望你”,不是妇女和孩子。然而看诗的意思,说有人来看望你,不过是说妇女和孩子,不必拘泥于一个“或”字。郤缺的妻子送饭给她的丈夫,有童子用黍肉送饭。《七月》这首诗说:“和我的妇女孩子,送饭到南亩。”《甫田》这首诗说:“带着他的妇女孩子,送饭到南亩。”都是妇女。妇女送饭,就有筐和筥的器具。所盛的东西,就是黍这种美好的谷物。农夫吃黍,足以看出是丰年。带着筐和筥,她们的食物是黍。这就是说妇女和孩子送饭的器具和所盛的东西。她们的斗笠是细竹编的,她们的锄头刺入土地。这就是说农夫。说送饭的时候,看见农夫所戴的斗笠,就细竹编的样子而轻举。所拿的农具,就刺入土地来除草。《说文》说:拔去田里的草。荼,是陆地的杂草。蓼,是水边的草。她们拔去荼和蓼,而荼和蓼已经腐烂,黍稷于是茂盛生长。于是收割,就有挃挃的声音。实物的堆积,就密密麻麻而多。堆积得高大,就像城墙的险峻。密集就像梳子相比。已经堆积了,于是打开粮仓来收纳。粮仓已经满了,而妇女和孩子于是安宁。大概这时候终年勤劳,不得安宁。现在农事已经结束,所以各自享受快乐。苏氏说:圣人作诗,讲述耕种除草播种的勤劳,而叙述年终仓廪丰实,妇女喜乐的时候,以感动他们的心意,所以说:畟畟良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各种谷物,蕴含生机而生长。有人来看望你们,带着方筐和圆篮,她们的食物是黍米,她们的斗笠是细竹编,她们的锄头刺入土地,用来除草。在这个时候。民众已经劳累了,所以为他们说室家来送饭慰劳他们,以勉励他们完成事情。而它的终章,杂草已经腐烂,黍稷茂盛,收割时发出挃挃声,堆积起来密密麻麻,高得像城墙,密得像梳子,用来打开粮仓,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和孩子都安宁了。杀这头黄牛,它的角弯弯的,用来继承和延续,延续古人,在这个时候,岁功已经完成,民众的劳苦者得以和他的妇女孩子都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吃肉,以自快于一岁。他的说法很好。诗可以兴的,所以感发人的善志。先说勤劳,后说安逸快乐,使勤劳的人有以忘记自己的勤劳,怠惰的人也知道自我奋发,那么天下的人趋向事务赴功,而他们的心不曾懈怠于农业的事务。已经获得丰年了,于是杀这头黄牛,黄牛黑唇叫犉,它的牛角弯弯的。《谷梁传》说:郊牛每天检查角而知伤,检查的方法用尽了。这里所说的有捄其角,就是《谷梁传》所说的斛角,字不同,意思一样。社稷的牛角一尺,杀这头黄牛,用来报答祭祀社稷,再次继承前年以求丰年。延续古人,希望不废弃祖先。郑氏说:寻求好的司啬,不对。王氏说有嗿其馌,是说送饭的样子,带着方筐和圆篮,是说送饭的器具形状,于是称为器,那么器者,是地道的完成。用他们的锄头刺入土地,就指他们的器具来除草,就指他们的物品。王氏的学问喜欢分别,所以用《载芟》说地道的开始,所以他的诗也必说它的开始。这首诗说地道的终结,所以他的诗也必说它的终结。两篇之中,都附会他的说法,如说:“她们的斗笠是细竹编”,就是吝啬,吝啬就是土的性质如此之类,于是他的穿凿如此。夫坤的吝啬固然了,使果可以附会他的说法,那么
凡诗之文皆可附防以为説。王氏之学不可不戒也。载芟之诗多与此诗相类,载芟之诗曰:「有畟其耜」,此诗则曰:「畟畟良耜」。载芟之诗曰:「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此诗言亦如此。载芟之诗言:「厌厌其苖,绵绵其麃」,此诗亦曰:「以薅荼蓼」。载芟之诗言:「载获济济」,此诗亦曰:「获之挃挃」。载芟之诗曰:「有实其积」,此诗则曰:「积之栗栗」。自此以下,其文大抵相类,又安得以载芟言地道之始,此诗言地道之终乎?如以此诗言地道之成,则必指其器,既曰「畟畟良耜」,则载芟之诗有「畟其耜」,何以复言器邪?则王氏之说不攻而自破矣。噫嘻,是播种之诗,故其诗专言播种;丰年之诗,是収成之诗,故其诗专言収成。此二诗分别明甚,无足疑者。而载芟、良耜之诗乃异于噫嘻、丰年之诗者,盖以祭祈上帝之诗,其辞略,故言播种而不及収成,言収成而不及播种盖不用繁辞也。祈社稷之诗,则其辞繁。盖祈社稷,欲其丰年,故其言及于丰年。如曰载获济济,报祭之诗,必自播百谷,然后可以得丰年,故自播厥百谷而言之,其辞不得不繁。二诗之意,如此而已。若谓《载芟》为地道之始,此诗为地道之终,则泥矣。
译大凡《诗经》中的篇章,都可以附会防范之说来加以解说。王弼(或指王肃等宋代学者,此处泛指王氏)的学说,是不可不加以警惕的。《载芟》这首诗,大多与这首诗(《良耜》)相类似,《载芟》说:“有畟其耜”,这首诗则说:“畟畟良耜”。《载芟》说:“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其活”,这首诗所说的也是如此。《载芟》说:“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这首诗也说:“以薅荼蓼”。《载芟》说:“载获济济”,这首诗也说:“获之挃挃”。《载芟》说:“有实其积”,这首诗则说:“积之栗栗”。从这以下,它们的文辞大致都相类似,又怎么能说《载芟》讲的是大地的开始,而这首诗讲的是大地的终结呢?如果认为这首诗讲的是大地的完成,那就必须指明它的器具,既然说了“畟畟良耜”,那么《载芟》中有“有畟其耜”,为什么还要再说器具呢?那么王氏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唉,《噫嘻》是播种的诗,所以它的诗专门讲播种;《丰年》是收获的诗,所以它的诗专门讲收获。这两首诗的区别非常明显,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载芟》、《良耜》这两首诗之所以不同于《噫嘻》、《丰年》,大概是因为它们是祭祀祈求上帝的诗,言辞简略,所以讲播种而不涉及收获,讲收获而不涉及播种,大概是不用繁复的言辞。祈求社稷的诗,则言辞繁复。大概是因为祈求社稷,希望获得丰年,所以言辞涉及到了丰年。比如说到“载获济济”,报答祭祀的诗,必定从播种百谷说起,然后才能得到丰年,所以从“播厥百谷”说起,它的言辞不得不繁复。这两首诗的意思,就是这样罢了。如果说《载芟》是大地的开始,这首诗是大地的终结,那就太拘泥了。
黄曰:有载芟之祈,则有良耜之报,礼也。然祈上帝与报上帝之诗,则其言略;祈社稷与报社稷之诗,则其言详。盖祀帝而略其辞,所以尊之也;祀社稷而详其辞,所以亲之也。详观《载芟》《良耜》之诗,其所以形容耒耜之器、黍稷之熟、丰年之庆者,无所不尽。始则言其农夫耕耨播种之勤,妇子馌饷、喜乐之意,而终则言其仓廪委积之盛、享祀燕饮之乐,而又为之求来歳之稼、兴嗣歳之功,以继古人丰年之效。其言意之无以相异也,而安辨其为祈与报也哉?盖祈之之诗则详及其耕种之事,报之之诗则详其収成之事故。《载芟》言「以洽百礼」者,愿其丰年之庆,而百神之祀皆无所阙也;《良耜》言「杀时犉牡」者,则专主祭祀而言也。二诗之意,亦明矣。
丝衣,绎賔尸也。髙子曰:「灵星之尸也。」
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防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李曰:“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公羊传》曰:“绎者,祭之明日也。”盖以辛巳之日祭于太庙,而壬午之日乃用绎祭,则是绎乃祭之明日也。賔尸者,以賔事所祭之尸也。周谓之绎,商谓之肜。《书》所谓“髙宗肜日”,即此祭也。《丝衣》之诗,绎祭之乐歌也。其后髙子谓祭灵星,据绎祭行于庙门之外,岂复祭灵星邪?髙子与孟子同时。公孙丑问曰:“髙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髙叟之为诗也!夫以《小弁》之诗,乃孝子之诗也,而髙子以为小人之诗;如《丝衣》之诗,乃绎賔尸之诗,而髙子以为灵星之诗。若髙子者,非惟失之于《小弁》,抑亦失之于《丝衣》矣。”窃谓灵星之祠,无所经见。惟汉髙祖《郊祀志》云:“亲诏御史令天下立灵星祠。”注曰:“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髙子所谓灵星之诗,岂谓此邪?大抵髙子之学,失之固陋。其见之于孟子有二:一则公孙丑所言是也;其二则“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则以为禹之声乐过于文王。髙子之学,人以为是,己以为非;人以为非,己以为是。徒知求异于人,而不知自失之固陋也。髙子之学既失之矣,而后人复以其言而列之于此,则误矣。当削去之可也。《丝衣》其紑,毛氏以为鲜洁貎;《説文》以为白鲜貎。俅俅,毛氏以为恭顺貎;《説文》以为冠饰貎。夫祭之前,士之行礼,则设丝衣,其色必紑然而鲜洁;所戴之弁,则俅俅然而恭顺。从庙堂而徂于门塾之基,所以告濯具也。又视三牲,从羊而之牛,所以告肥充也。大鼎谓之鼐,鼎圜弇上谓之鼒。举其鼎鼐及鼒,所以告洁。此亦祭之明日,薄于祭祀,故但使士行礼焉。孔氏云:“若正祭,则小宗伯省牲视涤濯;祭之日逆齍省镬,告时于王,告备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此绎祭轻,故使士。其説然也。绎祭既在于庙门之外,则所谓基者。非庙堂之基,乃门塾之基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则各尽其敬矣。既尽其敬,然后祭焉。既祭之矣,然后有旅酬之节,饮宴而用罚爵,但觩然徒设,无所用之。所以然者,由其有美酒,皆思自安,不諠哗,不傲慢,故以此得寿考之福。吴説文曰:「大言也。」徐▯曰:「大言,故矢口而出声。」后世以吴从口从天,此皆谬也。孔氏曰:「此述绎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顺,则当祭尊者可知;祭末举其不慢,则当祭而恭钦明矣。」孔氏之説,深得诗人之意。谓上五句自「丝衣其紑」至「鼐鼎及鼒」,此其未祭之时,是告濯、告充、告洁,无所不谨,则临祭之时谨于礼可知也。下四句自「兕觥其觩」至「胡考之休」,既祭之后饮酒,未尝至于諠哗失礼,则当祭之时谨于礼可知矣。学诗者,当通其伦类,以诗之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则可以通诗矣。
黄曰:「丝衣之诗,其意明甚。自汉儒杂取髙子之言而汨之,而诗之大义不
译黄氏说:有《载芟》的祈祷,就有《良耜》的报谢,这是礼制。然而祈祷上帝与报谢上帝的诗篇,其言辞简略;祈祷社稷与报谢社稷的诗篇,其言辞详尽。大概祭祀上帝而简略其辞,是为了表示尊崇;祭祀社稷而详尽其辞,是为了表示亲近。详细观看《载芟》《良耜》这两首诗,它们用来形容耒耜农具、黍稷成熟、丰收喜庆的内容,没有不详尽的。起初说的是农夫耕种除草播种的勤劳,妇女孩子送饭、喜悦快乐的情意,最后说的是仓库粮堆的丰盛、祭祀宴饮的快乐,又为此祈求来年的庄稼、兴起次年的功业,以继承古人丰收的成效。它们的言辞意思没有不同,怎么辨别哪首是祈祷、哪首是报谢呢?大概祈祷的诗详尽涉及耕种之事,报谢的诗详尽叙述收获之事。《载芟》说“以洽百礼”,是希望丰收的喜庆,使得百神的祭祀都没有缺漏;《良耜》说“杀时犉牡”,则是专门针对祭祀而言。这两首诗的意思,也很明白了。
《丝衣》,是绎祭时招待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的诗。高子说:“这是祭祀灵星时尸的诗。”
丝衣鲜明整洁,皮弁端正恭顺。从庙堂走到门塾,从羊走到牛。大鼎和小鼎都备齐,犀牛角杯弯曲精美。清酒醇厚柔和,不喧哗不傲慢,这是长寿的福分。
李氏说:“鲁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公羊传》说:“绎,是祭祀的第二天。”大概是在辛巳日在太庙祭祀,而壬午日才举行绎祭,这说明绎祭就是祭祀的第二天。宾尸,是以宾客之礼对待所祭祀的尸。周朝称之为绎,商朝称之为肜。《尚书》所说的“高宗肜日”,就是这种祭祀。《丝衣》这首诗,是绎祭时的乐歌。后来高子说这是祭祀灵星的诗,根据绎祭在庙门外举行,难道还会祭祀灵星吗?高子与孟子同时代。公孙丑问:“高子说:‘《小弁》是小人的诗。’”孟子说:“为什么这么说?”公孙丑说:“因为怨恨。”孟子说:“高叟对诗的理解太固执了!《小弁》这首诗,本是孝子的诗,而高子认为是小人的诗;《丝衣》这首诗,本是绎祭宾尸的诗,而高子认为是灵星的诗。像高子这样的人,不仅在《小弁》上错了,在《丝衣》上也错了。”我私下认为,灵星的祠祀,经典中没有记载。只有汉高祖的《郊祀志》说:“亲自诏令御史让天下设立灵星祠。”注释说:“张晏说:‘龙星左角叫天田,是农事的祥瑞,早晨出现就祭祀它。’”高子所说的灵星的诗,难道是指这个吗?大概高子的学问,失之固执浅陋。他在孟子那里体现出来的有两处:一处是公孙丑所说的那样;另一处是“禹的声音胜过文王的声音”,他认为禹的音乐胜过文王。高子的学问,别人认为对的,他认为错;别人认为错的,他认为对。只知道求异于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固执浅陋。高子的学问既然错了,而后人又根据他的话把它列在这里,那就错了。应当删去它。《丝衣》其紑,毛亨认为是鲜明整洁的样子;《说文解字》认为是白而鲜明的样子。俅俅,毛亨认为是恭顺的样子;《说文解字》认为是冠饰的样子。祭祀之前,士人行礼,就穿上丝衣,颜色必定鲜明整洁;所戴的皮弁,必定端正恭顺。从庙堂走到门塾的基址,是为了报告洗涤洁净。又查看三牲,从羊走到牛,是为了报告肥美充实。大鼎叫鼐,鼎口圆而收束的叫鼒。举起大鼎和小鼎,是为了报告洁净。这也是祭祀的第二天,比正祭简薄,所以只让士人行礼。孔颖达说:“如果是正祭,就由小宗伯省视牲牢、查看洗涤;祭祀当天迎接祭品、省视镬鼎,向君王报告时辰,向君王报告完备。”那正祭隆重,派小宗伯;这绎祭简薄,所以派士人。他的说法是对的。绎祭既然在庙门外,那么所谓的基,不是庙堂的基址,而是门塾的基址。从庙堂走到基址,从羊走到牛,大鼎和小鼎都备齐,就各自尽到了敬意。尽到敬意之后,才进行祭祀。祭祀之后,才有旅酬的礼节,饮酒宴乐而用罚爵,但犀牛角杯只是摆设,没有使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美酒,大家都想着自我安适,不喧哗,不傲慢,因此得到了长寿的福分。吴,《说文解字》说:“大声说话。”徐锴说:“大声说话,所以脱口而出声。”后世认为吴从口从天,这都是错误的。孔颖达说:“这里叙述绎祭的事,前五句说祭祀之初,后四句说祭祀之末。初说卑者恭顺,那么祭祀尊者可知;祭末举其不傲慢,那么祭祀时恭敬谨慎就明白了。”孔颖达的说法,深得诗人的意旨。说前五句从“丝衣其紑”到“鼐鼎及鼒”,这是未祭祀之时,是报告洗涤、报告充实、报告洁净,无所不谨慎,那么临祭之时谨慎于礼就可知了。后四句从“兕觥其觩”到“胡考之休”,祭祀之后饮酒,未曾达到喧哗失礼,那么祭祀之时谨慎于礼就可知了。学诗的人,应当通晓其类别,通过诗所说的去寻求其未说的,就可以通晓诗了。
黄氏说:“《丝衣》这首诗,其意思很明显。自从汉儒杂取高子的话而混淆它,诗的大义就不
全矣。祭之明日复祭,曰绎,所以賔尸者也。古之祭必立尸,至于祭之明日,所以賔事所祭之尸,故为绎祭焉。周谓之绎,商谓之肜。所谓髙宗肜日,则其绎祭也。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庙,壬午犹绎。夫辛巳祭而壬午绎之,此所谓祭之明日也。丝衣本宗庙之祭,而髙子以为灵星之尸,岂不失诗之意乎?」公孙丑问曰:「髙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髙叟之为诗也!」则髙子盖与孟子同时人,其缪于诗者,孟子辨之详矣。以追蠡而论禹、文王之声,以小弁为小人之诗,此皆髙子之蔽。则以宗庙之尸为灵星之尸,又何怪乎?灵星之祭未之前闻。至汉髙祖诏天下立灵星祠,见于《汉书·郊祀志》。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髙子所谓灵星之尸,其此之谓乎?汉儒杂髙子之言以汨一篇之义,今宜削此一句,而诗之大义复全矣。
译这就完整了。祭祀的第二天再次祭祀,叫做绎祭,这是用来款待受祭者的替身(尸)的。古代祭祀必定设立尸,到了祭祀的第二天,是为了款待所祭祀的尸,所以举行绎祭。周朝称之为绎,商朝称之为肜。所谓“高宗肜日”,就是指的绎祭。鲁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辛巳日祭祀而壬午日举行绎祭,这就是所说的祭祀的第二天。《丝衣》本是宗庙祭祀的诗,而高子却认为是灵星祭祀的尸,难道不是违背了《诗经》的本意吗?公孙丑问道:“高子说:‘《小弁》是小人的诗。’”孟子说:“为什么这么说?”公孙丑说:“因为诗中充满了怨恨。”孟子说:“高叟对《诗经》的理解真是固执啊!”由此可见,高子大概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他对《诗经》的谬误理解,孟子已经详细辩驳过了。用钟磬的系绳断裂来推断禹和文王的音乐,把《小弁》当作小人的诗,这些都是高子的偏见。那么他把宗庙祭祀的尸当作灵星祭祀的尸,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关于灵星祭祀的事,以前从未听说过。直到汉高祖下诏天下设立灵星祠,才见于《汉书·郊祀志》。张晏说:“龙星左角叫做天田,是农业的祥瑞,清晨出现时就祭祀它。”高子所说的灵星祭祀的尸,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汉代儒者混杂了高子的言论来混淆这篇诗的主旨,现在应当删去这一句,那么《诗经》的大义就恢复完整了。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李曰:大武之诗,张横渠尝以谓必是武王既死,周家所奏之乐舞于武王之庙。勺是周公七年之后,制礼作乐时,于大武有所増添也。不如是,则武王之乐既奏之矣,胡为至此而复告成邪?前汉志曰:周公作勺,招舜乐也;勺,武乐也。其字但从勺。顔师古注云:勺读作酌。至左传但作汋字,虽不同,其义一也。然观此诗未尝有酌字,而诗以酌名篇,故作序者但言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铄,美也。美哉,文王之师也。退而自养,与时皆晦,盖时未可为也。养者,但晦而自养也。郑氏谓养纣暗昧之君,以老其恶,是诬文王也。欧阳氏以为苟如郑説,则文王幸纣为不善,养成其恶,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为,孔子何诬称其美哉?惟文王之时不可为,故遵养时晦。至武王之时,周室始大明盛矣,天下有大助之者。武王宠而受之,蹻蹻乎王之成功也。文王之时不当为,故不为之;武王之时可以为,故为之。茍可为之时而为之,是当其可也。武王当可为而为之,故其功所以蹻蹻然而有成,是用后世嗣续而不絶。然其所以传嗣而不絶者,盖能合天下之公而信于众也。説者多以我为武王,王氏以我为成王,宠受武王之业。欧阳以为武王能兴此王业,成王宠受而成之。张文潜以为成王宠受武王之成功,其武功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业。我但当从郑氏以为武王蹻蹻武貎,此诗乃武王之诗,故诗中言武王之事,则知我者但是武王也。
黄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待成王即位而始用之。如《洛诰》所谓“肈称商礼,祀于新邑”,所以明成王即位而后行周礼也。前汉《志》言周公作《勺》,顔师古注曰:“勺读曰酌。”则《酌》一诗,乃《大武》之乐既成而告于武王之庙也。观此诗,未尝有“酌”字,而诗以“酌”名篇,故序者以为“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可谓得于言意之外矣。“于铄王师,遵养时晦。”郑氏以为文王举商之叛国以事纣,养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恶。宣公十三年,随武子举是诗以为暗昧,而杜氏注云:“致纣于昧者。”呜呼!果如是説,则是文王幸纣之为不善,养成其恶以为取之之道,其又何足以为文王乎?学者不知圣人之心,而信口耳之学,则昧于圣人多矣。《书》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盖仲虺戒汤以为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乱,侮人者必自亡。而后世以为汤于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是诬汤也。彼郑氏之説,其亦诬文王欤?要以此诗之意,诗言“美哉文王之师也”,退而自养,与时俱晦,可以与民同患,而乃退藏于密,藏其威而不用,怀其勇而不矜,以见其无取天下之意。至于天时之已至,人心之已归,然后武王不得已而受之,以成周家之王业。故后世子孙所以嗣而不絶者,皆武王有以合天下之功,孚天下之众。夫惟得之无媿,故能传之无穷。若得之不以其道,取之非其所当取,则非惟有媿于一时,亦有媿于后世。文王顺乎天理而养时晦,武王顺乎民心而成王业,所以八百其年,三十其世,而天命人心之不容释欤?噫!成王奏武王之乐,而序者以为“酌先祖之道”,其防亦微矣。学者当以意悟之。
毛诗集解卷三十九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四十《宋李樗黄櫄撰》
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间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传》曰:‘武王克商而作颂,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即赉之诗也;绥万邦,屡丰年,即此诗也。’然谓武王克商,则《桓》者乃武王之诗也。既是武王之诗,而乃序于成王之后者,盖是成王之时而作之
译《酌》是宣告《大武》舞乐完成的诗篇,意思是说能够斟酌先祖的道理来养育天下。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大光明矣。因此大助,我隆重地接受它。武王成就功业的姿态多么威武,因此有继承者延续不断。你啊,公正的师长。”
李樗说:《大武》这首诗,张载曾经认为必定是武王死后,周家在武王庙中奏演的乐舞。《勺》是周公在摄政七年之后,制礼作乐时,对《大武》有所增补而成的。如果不这样,那么武王的乐舞既然已经奏演过了,为什么到这里才宣告完成呢?《汉书·礼乐志》说:周公创作《勺》,是招引舜的乐舞;《勺》,是武王的乐舞。它的字形只从“勺”。颜师古注解说:“勺”读作“酌”。至于《左传》只写作“汋”字,虽然字形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然而观察这首诗并没有“酌”字,而诗篇以“酌”命名,所以作《诗序》的人只说斟酌先祖的道理来养育天下。“铄”,美好。美好啊,文王的军队。退下来自我修养,与时势一同隐晦,因为时势尚不可作为。养,只是隐晦而自我修养。郑玄认为文王供养昏暗愚昧的君主纣王,以使其恶行衰老,这是诬蔑文王。欧阳修认为如果像郑玄所说,那么文王就是庆幸纣王做不善之事,养成他的恶行,以便利己而夺取天下,这种小人尚且不会做的事,孔子怎么会诬蔑称颂其美好呢?只有文王之时不可作为,所以遵循时势隐晦自我修养。到了武王之时,周朝才开始大明兴盛,天下有大力援助的人。武王隆重地接受它,武王成就功业的姿态多么威武。文王之时不应当作为,所以不作为;武王之时可以作为,所以作为。如果时势可以作为而作为,这是合乎时宜的。武王在可以作为的时候作为,所以他的功业威武而有成就,因此后世子孙继承不断。然而之所以能传嗣不断,是因为能合乎天下的公理而取信于众人。解说者多认为“我”是武王,王氏认为“我”是成王,隆重接受武王的基业。欧阳修认为武王能兴起这王业,成王隆重接受并完成它。张耒认为成王隆重接受武王的成功,他的武功威武,征伐四方,以完成祖考的基业。我应当跟随郑玄认为武王威武的样子,这首诗是武王的诗,所以诗中言说武王之事,那么知道“我”的只是武王。
黄櫄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等待成王即位后才开始使用。如《洛诰》所说的“开始称述商朝的礼制,在新邑祭祀”,这是为了表明成王即位后才施行周礼。《汉书·礼乐志》说周公创作《勺》,颜师古注解说:“勺读曰酌。”那么《酌》这一首诗,乃是《大武》乐舞完成而告祭于武王庙的诗。观察这首诗,未曾有“酌”字,而诗篇以“酌”命名,作《诗序》的人认为“斟酌先祖的道理来养育天下”,可以说是领悟了言语之外的意旨了。“于铄王师,遵养时晦。”郑玄认为文王举荐商朝的叛国来侍奉纣王,供养这昏暗愚昧的君主以使其恶行衰老。《左传》宣公十三年,随武子引用这首诗来比喻昏暗愚昧,而杜预注解说:“使纣王陷入昏暗。”唉!果真像这种说法,那么文王就是庆幸纣王做不善之事,养成就他的恶行作为夺取天下的手段,这又怎么配称为文王呢?学者不了解圣人的心意,而相信口耳相传的学问,那么在理解圣人方面就糊涂多了。《尚书》说:“兼并弱小的,攻打昏暗的,夺取混乱的,侮辱灭亡的。”这是仲虺告诫汤说:兼并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弱,攻打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昏暗,夺取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混乱,侮辱别人的人必定自己灭亡。而后世人认为汤对弱小的兼并,对昏暗的攻打,对混乱的夺取,对灭亡的侮辱,这是诬蔑汤。那郑玄的说法,不也是诬蔑文王吗?总之,根据这首诗的意思,诗说“美好啊,文王的军队”,退下来自我修养,与时势一同隐晦,可以与百姓同患难,却退藏于幽密之处,隐藏威严而不使用,怀藏勇力而不矜夸,以此显示他没有夺取天下的意图。直到天时已经到来,人心已经归附,然后武王不得已而接受它,以成就周家的王业。所以后世子孙继承不断,都是因为武王有合乎天下的功业,取信天下的众人。只有取得天下无愧于心,所以能传承无穷。如果取得天下不合正道,夺取的不是应当夺取的,那么不仅对当时有愧,也对后世有愧。文王顺应天理而修养时势的隐晦,武王顺应民心而成就王业,所以周朝有八百年的国运,三十代的传承,这是天命人心不容舍弃的啊!唉!成王奏演武王的乐舞,而作《诗序》的人认为“斟酌先祖的道理”,其意旨也微妙了。学者应当用心意去领悟。
《毛诗集解》卷三十九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四十《宋李樗黄櫄撰》
《桓》是讲武类祭祀的乐歌,《桓》是威武的意志。
安定万邦,屡获丰年,天命没有懈怠。威武的武王,保有他的土地,用以安定四方,能够安定他的国家。昭明于天,皇天以此间隔(或:以此彰显)。
李樗说:“《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武王攻克商朝而作颂,其中第三篇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篇说:‘绥万邦,屡丰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就是《赉》这首诗;‘绥万邦,屡丰年’,就是这首诗。’然而说武王攻克商朝,那么《桓》就是武王的诗。既然是武王的诗,却排在成王之后,大概是在成王之时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