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觧卷三十四

译宣王便知道他有体恤百姓的心。况且宣王忧民之心如此，怎么会不中兴呢？只要看这首诗，就可以知道宣王必定会中兴。那明亮的银河，是天河。倬，是明亮的样子。囘，是运转的意思。说的是宣王遭遇旱灾，于是夜里仰望天空期盼降雨，只见银河精光运转，却没有下雨的征兆，于是说：“现在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上天降下这丧乱和饥荒的灾祸，又重重地到来。”大概旱灾不止，那么饥荒必定会随之而来。宣王因为遭遇旱灾的缘故，没有哪一位神灵是不祭祀的。他所祭祀用的牺牲和祭祀神灵的圭璧，如今都用尽了。曾经没有神灵听他的祷告，而旱灾依然如故。古时国家遭遇凶荒，就寻找鬼神来祭祀。祭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祈求福佑。孔氏说：“灾旱导致庄稼不熟，必定会导致死亡。君主是百姓的父母，不可忽视。看到百姓穷困危急，固然应当责备自己，向天祈祷，向神祷告，竭尽忠诚之心，为百姓请求活命。”圣人顺应人的情感而制定这种礼仪，并不是说祈祷必定能止住灾祸，只是可怜百姓的生命，不得不为他们祈祷。祈祷而没有雨，不得不向神灵诉说罢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后世遭遇灾祸，固然有祈祷而没有应验的，大概只是向神灵祈祷而没有怜悯的诚心。宣王遭遇灾祸而诚心怜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他值得嘉奖的原因。旱灾已经非常严重，蕴，苏氏说：是积聚、隆盛的意思。这一章说旱气积聚而旺盛，以至于虫虫的样子。《说文》说：虫虫，是旱气的样子。我的禋祭没有断绝，在郊外祭天，在宗庙祭祖，或上或下，奠定礼仪，埋藏祭品，天地神灵，没有不恭敬祭祀的，而后稷不能保佑我，上天不降临帮助我。宣王为此说道：“毁败在下土，宁可让我亲身承担。”说毁败在下土，宁可让我亲身承担。如果宣王这样说，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语了。宋国的时候，荧惑星守在心宿，宋景公为此担忧。司马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我的股肱之臣，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子韦说：君主依靠百姓，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困苦，我为谁做君主呢？景公爱民的深切，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不肯把灾祸转移到百姓身上，而独自亲身承担，对自己刻薄而对百姓厚道，宣王的心，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宋朝仁宗皇帝时大旱，想要降下诏书，杨察起草诏文。仁宗说：不符合我敬畏上天的意思，于是修改诏辞说：“我不善于德行，不明了政事，使得这祥瑞变为灾祸，下及黎民百姓，与其降下疾病在百姓身上，不如将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这也是《云汉》诗的意思。旱灾已经非常严重，推而不去。宣王兢兢业业，如同听到雷霆之声。大概雷霆震动，人必定畏惧，这是人的常情。《易经》说：雷声接连震动，君子因此恐惧修省，也如同听到雷霆的时候。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难道周朝没有遗留的百姓吗？宣王担心百姓失去安身之所，所以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也如同百姓未曾受伤。文王看待百姓常常像他们受伤一样，以此显示爱民之甚。百姓没有遗留，那么上天不遗弃我吗？大概没有百姓就没有君主了。为什么不相畏惧，先祖的基业至此摧败了。毛氏把摧解释为至，这种说法迂腐。郑氏认为摧应当是催，郑氏喜欢改字，不可采纳。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则不可阻止。旱灾既不可止，又且炎热于我，无处可逃。天命不远，没有瞻顾的人。群公先正的长官，则不帮助我。父母先祖则安然忍受这样做吗？宣王遭遇旱灾，向上天祷告，又向父母先祖祷告，又向百官祷告，以此显示情之切，念之深。涤涤，苏氏认为是山川草木都尽，如同洗去一样。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旱魃，是旱神。旱神作虐，草木焦枯，如火焚烧，如火燎原。我心之忧暑，如同被火熏灼身体。群公先正的长官，则不听我的。也是上文的意思，昊天上帝，宁可让我避位而去？也不敢拥有自身，又不敢居其位，以此显示畏天之至。五代唐明宗的时候，天下纷乱，曾经说上天不早生圣人。明宗愿天生圣人，宣王想要避位，都是恐惧之甚。旱灾已经非常严重，黾勉畏去。苏氏认为，起初因为旱灾想要逃避离去，后来又以弃位不是人主的道义，这种说法不对。黾勉，是说劳苦。说我尽其劳苦而畏惧离去，上天还以旱灾使我痛苦，曾不知其原因是什么？我祈求丰年很早了，祭祀社稷也不晚了。上天曾不体察我的心。说我对于神明，无不恭敬适宜，神明没有悔恨愤怒。现在神明还悔恨愤怒，其原因是什么呢？旱灾已经非常严重，散无友纪。王氏认为人道相友，则吉凶吊庆有纲纪来合之。旱灾严重且久，财力不足以行礼，则无友纪而人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庶官之长，在这里穷困吗？〇宰的职事，在这里困顿吗？趣马、师氏、膳夫、左右，凡是百官，没有不尽其勤劳的。当此旱灾之时，以此显示宣王朝为百官者，勤于职事，都以旱灾为忧。没有人不周全，未曾以不能的缘故而不敬。瞻仰上天，于我何居哉？《十月之交》说：皇父是卿士，番维是司徒，家伯是宰，仲允

译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官员。说天象变化如此，而群臣都不以此为忧，这并非只有周幽王时期才如此。如今在周宣王时期，众位正官勤勉尽责，大宰也忧心忡忡，趣马、师氏、膳夫以及左右近臣，没有一个人不周密谨慎，没有不能制止灾祸的。由此可知，当时群臣都有担忧旱灾的心情，并非只有宣王如此。仰望苍天，只见星星闪烁明亮。说宣王观察天象，只看到那闪烁的众多星辰。这也就像所说的“那银河灿烂，在天空中回旋闪耀”一样。大夫和君子们，光明至诚，没有虚浮。从这以下，又是勉励群臣的话。昭，意为光明；假，意为至诚。你们百官，既然已经明白了至诚的心意，就没有多余的了。我的大命不久长，只是为你们惋惜，不要抛弃已取得的功业。你们这些百官，何必只为了我这个人呢？只要能够端正众官的职责就可以了。戾，意为安定。百官既然勤于职守，那么众官之长就可以安定了。仰望苍天，何时能赐给我安宁呢？自汉代以来，君主凡是遇到天灾异象，必定归咎于臣下。现在宣王遭遇旱灾，只将过错归于自己，他看待汉朝君主的差距真是遥远啊。详细观察这首诗，如同亲耳听到宣王自责的话语，而作诗的人可以说能够阐发宣王的本意。

译黄日曾经论述过：不可掩盖的，是个人的诚意；不可欺骗的，是天下的民心。这种诚意一旦确立，即使纲纪尚未振兴，法度尚未修明，内乱尚未平息，外患尚未平定，天下的百姓也已经仿佛置身于和乐安宁的境界中了。周宣王继承了周厉王的余烈，《民劳》等诗篇已经作成，天下遭受的动乱已经到了极点，百姓渴望治理的心情，不亚于饥饿时想念食物、干渴时想念饮水那样迫切。宣王即位，并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大的举措来安慰百姓的期望，但天下喜悦于得到治理的心情，在遇到灾荒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宣王能先得到民心，而民心又如此确信宣王呢？大概是因为内心的志向已经确立，他的真诚心意随着境遇而显现，所谓“遇到灾荒就修德行”，本来就不是那些掩饰过错、博取声誉、奉行旧例的人所能比拟的。看他祭祀神灵祈求解除旱灾，责备自己以怜悯百姓，救济灾荒并削减自己的用度，虽然后世君主也不是没有做过这些，但他的诚意超出了形式之外，不能仅凭事情本身来评判。这就是天下喜悦于王化重新施行，而仍叔赞美他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迁移百姓、运送粮食，并不是不勤勉，但百姓并没有增多，这足以说明天下民心是不可欺骗的。

《崧高》这首诗，是尹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天下重新平定，能够建立邦国，亲近诸侯，褒奖赏赐申伯。

高大的山岳，峻极于天。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侯和申伯。申伯和甫侯，是周朝的栋梁。四方诸侯以他们为屏障，四方百姓以他们为宣导。勤勉不懈的申伯，继承王室的事业。在谢地建立城邑，成为南国的楷模。周王命令召伯，为申伯安顿住所，登上这南方邦国，世代执掌其功业。周王命令申伯，作为南方的楷模，依靠谢地的百姓，来建立你的功业。周王命令召伯，划定申伯的土地和田亩。周王命令傅御，迁移申伯的家臣。申伯的功业，由召伯经营。城墙高大整齐，寝庙已经建成。建成之后巍峨壮观，周王赐给申伯四匹高蹄的马，马具鲜明光亮。周王派遣申伯乘坐大路车，我为你谋划居所，没有比南土更好的了。赐给你大圭，作为你的宝物。去吧，尊贵的王舅，去保卫南土。申伯确实启程，周王在郿地为他饯行。申伯返回南方，在谢地诚心归顺。周王命令召伯，划定申伯的疆土，储备他的粮食，以便他迅速启程。申伯威武雄壮，进入谢地后，车马众多喧闹。周朝百姓全都欢喜，因为有了优秀的栋梁。显赫的申伯，是周王的大舅，文武之道是他的典范。申伯的德行，温和顺从而且正直，安抚这万邦，名声传遍四方。尹吉甫作这首诗，篇幅宏大，风格极好，用来赠给申伯。

李氏说：尹吉甫就是《六月》这首诗中所说的“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的那个人。扬子云说：正考甫曾经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甫。公子奚斯之所以仰慕正考甫，是因为他得到了《商颂》十二篇。正考甫之所以仰慕尹吉甫，是因为他作了《崧高》《烝民》《韩奕》这些诗。《烝民》这首诗说：“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百姓秉持的天性，喜好美好的德行。”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是懂得道吧？”尹吉甫，可以说是懂得道了。《烝民》这首诗的四句，孔子就认为懂得道，那么这三篇的文章，学者不可不思考。《崧高》这首诗说宣王复兴文王武王的事业，所以天下重新平定，于是建立邦国亲近诸侯，用来褒奖赏赐申伯的功劳。王氏说：“周王命令召伯，为申伯安顿住所，划定他的土地和田亩，经营他的城邑，寝庙以及申伯进入谢地，周朝百姓全都欢喜。有了优秀的栋梁，这就是所说的‘能建立邦国’。”傅御迁移他的家臣，赐给他四匹高蹄的马，马具鲜明光亮，派遣他乘坐大路车，告诉他‘我为你谋划居所，没有比南土更好的’，又赐给他大圭，作为你的宝物，又在郿地为他饯行，并且命令召伯储备他的粮食，以便他迅速启程，这就是所说的‘能亲近诸侯’。《易经》说：‘地上有水，是比卦。’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大概既建立了万国，又在于有办法亲近他们。现在宣王能建立邦国亲近诸侯，用来褒奖申伯的功劳，这就是《崧高》赞美他的原因。《崧高》中的‘崧高’，毛氏认为‘崧’是高大的样子，山高大叫做崧，‘岳’是四岳。东边叫岱山，南边叫衡山，西边叫华山，北边叫恒山。毛氏认为‘崧’是高大的样子，山高大叫崧，大概是依据《尔雅》的说法。郭璞注释《尔雅》说：‘现在中岳崧高山，大概是依据这个命名。’这是对的。解释的人又说：‘泰山是东岳，华山是西岳，衡山是南岳，恒山是北岳，崧高是中岳。’那么这又是把崧高当作中岳的山。许慎《说文解字》又认为‘崧’与从山从高的字通用，难道诗中所谓的‘崧高’，只是指中岳吗？回答说：不是的。文中说：‘山高大叫崧’，就知道凡是高大者都可以叫崧，不是专门指中岳。后世把崧高当作中岳，只是看到诗中有这句话，就指认为中岳。看这首诗所说的申甫的事情，就知道申甫是四岳的后代。既然是四岳的后代，怎么能专门指为中岳呢？郭璞注释说：‘现在中岳崧高山，大概是依据此命名。’他的意思可见，帝尧的时候，姜氏掌管四岳的祭祀，率领诸侯的职责，维系神灵的意思，所以岳神保佑而生出甫侯和申伯。查《史记》说，太公望的祖先掌管四岳，辅佐大禹有功，虞、夏之际，有的封在吕，有的封在申。《周语》说：‘齐、许、申、吕，都是姜姓。’到

译于甫侯，就是穆王时期制定夏赎刑罚的人。大概他们同出于四岳的后代，所以连在一起说。说嵩高山，其高大到了极点。在穆王的时候，就诞生了甫侯；在宣王的时候，就诞生了申伯。这两个人，都作为周王室的屏障，四方诸侯都依赖他们作为藩篱守卫，四方百姓又依赖他们来宣示恩泽。王氏说：“‘蕃’，是说扞蔽；‘宣’，是说敷播。扞蔽就应当有界限，所以说‘四国’；敷播就应当没有此疆彼界的限制，所以说‘四方’。”这都是强行分别。亹亹申伯，亹亹是勤勉的意思。说申伯勤勉地继承王命去办事，就知道申伯的贤能了。《北门》中的大夫说：“王事都落到我身上，政事都增加给我。”这也是继承王命办事的情况。然而北门大夫的勤劳，不免最终穷困且贫穷，这是卫国不知道他的贤能。现在申伯勤勉地继承王命办事，这是既知道他的贤能，又赐给他谢邑，这就是褒奖申伯的原因。说这改赐谢邑，作为南方的法式。郑氏说：“扩大他的封邑，让他成为侯伯，意思或许是这样。”查《史记·周本纪》说：“申侯与西戎共同攻打幽王。”那么申伯是侯爵，因为他作为方伯，所以称申伯，就像召公称公而称他为召伯一样，也是因为他作为方伯。申伯本来就有申国，又赐给他谢邑，以显示改赐谢邑，是用来酬谢他的功劳。《国语》说：“谢地以西的九州，怎么样？”注说：“谢，是申伯的国家。”现在在南阳。苏氏说南阳有申城，是申伯的国家。周王命令召伯确定功劳，建造所居住的地方，表彰他的功劳，使世世代代子孙传承他的社稷。申伯的国家，一定要命令召伯，是想以此尊崇申伯。周王命令申伯，这一章又说周王告诉申伯分封的意思，说“我之所以命令你作为南国的法式，是因为利用谢邑的人来为你建造土功。”又命令召伯确定土地田亩的赋税，实行十分取一的税法。公刘迁到豳邑，而实行彻田法征收粮食，现在申伯改赐谢邑，也必定要实行彻田法，大概迁徙到那里的人，必须先确定井田牧地，均平赋税。周王又命令辅佐驾驭的臣子，辅佐驾驭的臣子，是协助王处理政务的臣子，迁移申伯的私属人员到谢邑，私属人员，是申伯的家臣。申伯的功劳，说建造谢邑的事，是召伯经营的。他所经营的地方，就首先建造城墙。既建造了城墙，又建造了寝庙。寝庙建成后，它的形态高大而美好。看《诗经》说：“肃肃谢功，召伯成之。”召伯在经营城邑这件事上，真是值得嘉奖啊。王氏说：“之所以命令召伯，也是因为他能治理土功事务。”周王赐给申伯并送他上路，那么四匹马健壮有力，钩膺又明亮光洁。钩，是马颈下的钩；膺，是马胸前的装饰，就是《周官》所说的樊缨。查《周官》巾车，金辂车的钩樊缨有九层。同姓封给申伯，异姓却以此赐给他，孔氏说：“因为他被任命为侯伯，所以能得到如上公的车驾。”周王送申伯，既赐给申伯四匹马和钩膺，现在又送他上路有大路车驾驷马，那么这礼节可以说是有加无已了。并且又告诉他：“我谋划你的居所，没有比谢邑更好的。”又赐给他大圭，作为你的宝物。郑氏说：“圭长一尺二寸，叫做介，所以作为宝物。”赐给他介圭，就是所谓赐给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作为鲁国的宝物。自古以来分宝玉给伯叔之国，所以建国多赐给宝玉，亲近自己。去吧，王的舅舅，你要保佑南土啊？申伯确实启程了，说申伯确实出发了。于是周王在郿地饯行送别。申伯回到南方，就确实归到谢邑。王氏说：“王多次挽留，怀疑他出行不会成功。”这个说法是对的。出行不成功，是说现在的出行，就是确实出行；现在的回归，就是确实回归。又告诉他召伯彻田的时候，所到的地方储备粮草，以此来加快申伯的行程。就知道王为申伯谋划，到了极致，不能再增加了。申伯功业盛大。说申伯进入谢邑后，步行的人和驾车的人都喜悦，无不欢喜。《说文》：“啴啴，一说喜悦。”全国的人无不欢喜说：“你有好的辅佐了。”申伯作为四国的藩篱，所以他所到的国家无不欢喜他有好的辅佐。申伯的德行不也很显著吗？这是王的元舅。文武兼备，可以作为表率。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以此显示宣王时期，他的人才都是文武全才。申伯的德行，又柔顺惠爱而且正直。大概柔顺而不正直，就是懦弱；正直而不惠爱，就是刻薄。《尚书》说：“正直而温和，大概温和多失去正直，只有正直而且温和，然后才是全德。”申伯既有文武全才，现在又柔顺惠爱而且正直，以此显示德行的完美。安抚这万邦，他的名声传达到四方。吉甫作诗歌颂他，他的诗很美，风味又极好，用来赠送申伯了。所谓他的诗非常美好，不是说作诗的美，而是因为他所陈述的言辞很美。用来赠送申伯，是因为他的言辞很美，如果不是申伯

译（申伯的德行），不足以抵挡这种（指责）。王氏说：吉甫创作这首诗来赠给申伯，而《诗序》认为这是赞美宣王。宣王的贤美，正体现在这里。大概唐代史臣曾经称赞裴度说：不是裴度破贼困难，而是信任裴度更难。申伯确实贤能，任用申伯的人难道不贤能吗？黄氏说：建立邦国、封赐诸侯，褒奖德行、赏赐功劳，这是周朝的家法，帝王的常典。《春秋》对常事不予记载，诗人何必仅仅以此作为宣王的赞美呢？大抵名声产生于不足，赞誉兴起于绝无。自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纲纪文章被厉王毁坏，《蓼萧》《湛露》《彤弓》等诗篇所代表的礼乐废弃不用，封建褒赏的政治已经很久不施行了。宣王中兴，重新举起并施行这些制度，适宜君子因此不能忘情，所以《宣王》各诗的《诗序》大多加上一个“能”字，都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首诗的创作，只是赞美申伯罢了，为什么说是赞美宣王呢？大概申伯有德行，宣王建立（邦国）以赞美申伯，这也是赞美宣王，所以成为宣王的诗。唉，持这种说法的人，恐怕不足以穷尽诗人的本意。人之常情，心意得逞、志满意满的时候，容易自我骄傲；消除祸患、享受利益的日子，容易忘记他人。如果怀着这样的心，那么动乱的阶梯就奠定了。勾践对于范蠡，唐德宗对于陆贽，难道能在天下再次平定之后实行封赏吗？宣王不忘记往日排除祸患的心意，所以建立贤者与之共同守成，这正是宣王更加贤能的原因。这又是诗人的深意。申伯和甫侯，都是宣王时期的贤诸侯。甫侯虽然不见于经文，根据文意考察，大概应当如此。郑氏却远取《尚书》中“训夏赎刑”的甫侯，恐怕不对。至于“维岳降神”，这是诗人的辞藻，用以显示上天兴起周朝的心意，不必拘泥于其有无。其余章节都是褒奖赏赐的意思，不再解释。

译《烝民》这首诗，是尹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因为宣王任用贤才、使能人，周王室得以中兴。

李氏说：“孔颖达说：‘《嵩高》这首诗，都是褒奖申伯，指明那个人。这里不说任用山甫，是为了表明君王所任用的，不只是一人，所以说‘贤能’来推广它。《韩奕》的序言，不说赐命韩侯，道理也是这样。孔颖达的说法，大体上流于穿凿附会。通晓《诗经》的人，应当以己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样才能在《诗经》中兴起感发，如果只比较前后文辞的轻重，至死穷究一生，不免成为腐儒。”

黄氏说：观看《烝民》这首诗，是赞美仲山甫的贤德，作序的人应当说“赞美仲山甫”，却却说“赞美宣王”，为什么呢？我私下曾议论过，两位老人的归附，难道仅仅是因为文王善于养老吗？《棫朴》中树木的茂盛，难道仅仅是因为文王善于用人吗？天下不是担心没有贤人，而是担心抛弃贤人。即使在春秋战国之际，仍有贤人君子隐居其中，只是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贤人，所以贤人的功业就不能显现在世上。唐天宝末年，有一个颜真卿，而唐明皇起初并不认识他。那么，仲山甫虽然贤能，如果不是宣王能够任用他，即使有上百个山甫，也如同没有山甫一样。所以诗歌赞美仲山甫，而序言说“赞美宣王”，我更加感叹作序的人对《诗经》理解之深啊！这难道是后世拘泥于章句的学者所能达到的吗？

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爱美好的品德。

李氏说：“孟子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有万物就一定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所以喜爱美好的品德。’孟子解释《诗经》中‘天生众民，有物有则’，只加了一个‘必’字；‘民众秉持常道，喜爱美好的品德’，只加了一个‘故’字，而《诗经》的意思自然明白。孟子解说《诗经》，所谓不费辞藻啊。曾经听前辈读《诗经》，只在《诗经》原文上改一两个字，就让学者自己明白，今天我对各位说，难道不是啰嗦吗？”杨氏说：“就近取之于自身，百骸九窍，推广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没有不是事物的，而各有其法则。视听言动，必须符合礼，这是一身的法则。做君主的止于仁，做臣子的止于敬，做儿子的止于孝，做父亲的止于慈，这是君臣父子的法则。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是朋友、夫妇、长幼的法则。”杨氏的话，不也很明白吗？“上天生育这些民众，有万物就一定有法则，这是天理的常道。民众秉持常道，不失去这常道，所以喜爱美好的品德，这就是所说的贤人能不丧失本性啊。”

黄氏说：责备人的言辞严厉，颂扬人的言辞铺张。现在尹吉甫赞美山甫，还没说山甫的贤能，却先说众民有万物有法则。学者在这里尤其应当深入思考。仔细品味这几句，其意深远，其防微杜渐。我在此不仅知道山甫的贤能，也知道吉甫的高深不可及。孟子说：形体容貌，是天性。人的一身，形体容貌具备，形体容貌之中，天性不外于此。这就是万物法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耳目心志，没有不是固有的，这叫做有万物。视听言动，都一定有主管遵循而实行，无非是天理，所以说有法则。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有万物就一定有法则。“必”这一个字，万物法则的说法就昭然若揭了。人具备形体容貌的作用，却不遵循形体容貌的天性，失去常心而伤害天性，所以有生之初具备万物法则的，有生之后喜爱美好品德的却很少。大概放纵邪僻的人，都是没有常心的民众，而贤人之所以不同于众人，是因为他们能不丧失本性。所以孟子说：民众秉持常道，所以喜爱美好的品德。“故”这一个字，喜爱品德的说法就昭然若揭了。前辈说孟子论诗只在原文上加两个字，义理自然分明。确实啊，孟子的两个字足以穷尽诗人的四句诗。唉！尹吉甫赞美仲山甫而先提到这些，是为了表明山甫超出同类，卓尔不群。说“喜爱美好的品德”，并不是在万物法则之外有所谓的美好。学者应当将此理防范于吾心。

上天监视周朝，昭明降临下土，保佑这位天子，生下仲山甫。

李氏说：“‘上天监视周朝’，是说上天注视周朝的德行，昭明于下，用来保佑这位天子而生下仲山甫。仲山甫这个人，大概是有德行的人。上天保佑周朝，于是生下这个仲山甫，大概上天保佑君主，没有比生下贤佐更大的了，而成为君主的辅佐。国家的祥瑞，如芝草之类，都不足以称为祥瑞，而国家生出贤人，才是国家的大祥瑞。宣王之时，山岳降下神灵，生下甫和申。上天监视周朝，生下仲山甫，就知道岳降神灵、天生山甫，作为祥瑞是很大的了。董仲舒说：‘宣王发扬文武的功业，周道灿烂复兴，诗人赞美他而作此诗。上天保佑他，为他生下贤佐，后世称颂至今不绝。’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黄氏说：从前一章说上天生育民众，都具备万物法则，不因为尧而拥有，不因为桀而丧失。至于贤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在于秉持常道的恢复，并不是上天降下的材质就特别不同。今天说上天监视周朝而生下山甫，那么上天生下山甫，难道也有异于众民生成的地方，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大概贤人之所以为贤人，固然由于秉持常道的恢复，然而上天生育贤人，难道也是随便的吗？申伯

译自岳降，傅说成为列星，所以爱护人君，是天心的体现。那么贤能辅臣的诞生，也是天心的体现。周朝的恩泽尚未泯灭，上天的意志也没有遗忘，暗中辅助我周朝，暗中护佑我下民，于是为周朝诞生了仲山甫。保护这位天子，诞生了仲山甫，这是天意。任用贤才，发挥能人，周室中兴，这是宣王顺应天意的表现。董仲舒说：“宣王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朝的大道鲜明地复兴，上天保佑他，为他降生贤能的辅佐。”后世称颂至今不绝。董仲舒的话，大概是这首诗的印证吧？唉！上天为君主降生贤才，君主奉行天意而任用贤才。有贤才却不任用，或者任用的不是贤才，这都是违背天意的行为。违背天意却能治理好天下，我未曾见过。

译仲山甫的德行，温和美好，可作为法则，仪容美好，神色和善，小心谨慎。

李说：“仲山甫的德行，这一章是总说山甫的德行。他的温和美好，可以作为法则。下文说：‘仪容美好，神色和善，小心谨慎。’那么他的温和美好就可以看见了。他的仪容神色没有不美好的，而他的内心谨慎恭敬，无论内在还是外在，没有不完善的。这就是山甫之所以成为山甫的原因。曾子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方面：端正容貌，就能远离粗暴傲慢；端正神色，就能接近诚信；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鄙陋背理。’仲山甫有美好的仪容，就是所说的端正容貌；有美好的神色，就是所说的端正神色。”

黄说：刚毅质朴，接近仁德。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很少仁德。刚毅质朴，顺应本性而行，是仁德的资质，所以说接近仁德。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神色，他们是要用来成全自己的不仁，所以说很少仁德。现在《诗经》称赞山甫，说温和，说美好，说神色和善。温和美好并非刚毅，神色和善并非至仁。诗人为什么取这些呢？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那就像穿墙挖洞的小偷吗？说像穿墙挖洞的小偷，是说他内心没有（仁德）而外表伪装。诗人称赞山甫的温和美好，一定说‘维’；称赞山甫的神色和善，一定说‘小心翼翼’。温和美好本于天性，而神色和善发自诚心，这是内心有（仁德）而表现在外。遥想山甫的为人，纯粹和谐，恭敬谨慎，远离他则令人仰慕，接近他则不令人厌烦。这大概是涵养所充实，至诚所显现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曾说，仪容神色像山甫这样的人，而圣人却断然说不是仁者，大概是担心那些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的人误导天下后世。前辈曾说：周公恐惧流言的时候，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假使当时就死了，一生的真伪有谁知道？唉！这就是识人之所以困难，而我们夫子之所以严厉告诫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神色的原因吧？

效法古人的训诫，努力保持威仪，顺从天子的意旨，传达明确的政令。

李说：“他的为人，又效法古人的典训，所以能努力保持威仪。能努力保持威仪，所以能顺从天子的意旨。大概能效法古人的典训，那么修身的人一定能努力保持威仪。能尽到修身的人，那么推而广之侍奉君主，一定能顺从天子的意旨。顺从天子的意旨，就使教令明确，而布施于外，这可以看出顺从天子的意旨。”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那就像穿墙挖洞的小盗吗？”从小人看来，并非没有美好的仪容，并非没有和善的神色，内心没有而强求于外，所以表现在外的，虽然说是神色美好，但他的内心并非如此。这就是所说的穿墙挖洞的小盗，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神色，很少仁德。山甫外在有美好的仪容神色，内在小心谨慎，表里如一，这就是他之所以贤能的原因。

黄说：伊川曾说，仲尼是元气，颜子是景星庆云，孟子有泰山岩岩的气象。张子韶说伊川的学问，从实践中进入，所以能深刻识别圣贤的气象如此。我曾因前辈的余论，而得到君子小人的气象，私下妄加解说：君子的气象如春生，小人的气象如秋杀。曾读书，见皋陶、稷契、伊尹、周公等人，他们的气象纯粹如春风和气中；至读《战国策》及各史书，见苏秦、张仪、商鞅、李思等人，他们的气象变诈暴戾，使人观看如在秋霜中。唉！君子小人的气象，确实不可诬蔑。《烝民》这首诗，形容仲山甫的为人，言语详细，比喻广泛。我读这四句诗，见山甫的气象纯粹，温和恭敬，真是皋陶、稷契、伊尹、周公一类的人。从‘效法古训’一句看，可以想象仲山甫没有一丝自用的心。凡是作为设施之际，一定效法古昔称颂先王，他与好自用专断的人大不相同了。以此侍奉君主，一定能纠正君主的非心；以此治理百姓，一定能引导君主的德意。他顺从天子颁布明确的政令，是从他至诚的心推行的。虽然如此，世上确实有学习古代而昧于当今，通晓古训而不通世务的人，却说‘我只效法古训’；世上又有掩饰罪恶以逢迎君主，残害百姓以奉承君主的人，却说‘我只顺从天子’。诗人称赞仲山甫‘效法古训，顺从天子’，而最后说‘传达明确的政令’。我见他学习古代而不拘泥于古代，顺从君主而不逢迎君主，这不是他涵养所充实，至诚所达到的，能这样吗？

周王命令仲山甫，效法百官之长，继承你祖先的基业，保护周王自身。传达周王的命令，是周王的喉舌，在外颁布政令，四方于是发动。

李说：周王命令仲山甫，宣王。因为山甫的贤能，又告诉他：‘我让你做百官之长，而继承你的祖先，而保护我王。’看这个，就知道山甫的祖先常居此官了。对于山甫来说，是世袭其家。仲山甫传达周王的命令，是周王的喉舌。凡是周王所说的，传出而宣布；所做的，纳入而禀报。只有能做周王的喉舌，所以他的政教发于四方，而四方都响应他。‘爰’，是响应的意思。发出的言语好，那么千里之外响应他。山甫做周王的喉舌，而在外颁布政令，四方有不应响应的吗？

黄说：

译天子的职责，在于选拔一位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统领百官。如果宰相贤能，那么百官有司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将依据什么作为准则呢？舜不任用禹而任用驩兜，我担心会有鲧那样的人一起在虞朝附和称善。成王不任用周公而任用管叔、蔡叔，我担心会有武庚那样的人一起在周朝相互勾结援引。治乱的关键，实在令人敬畏啊。只有舜任用禹，作为百官的楷模，所以九官整齐有序地互相谦让。只有成王任用周公，作为百官的楷模，所以众多士人整齐有序地秉持德行。唉，这怎么可以忽视呢！

我曾观察宣王在厉王政局动荡之后，一时贤能之士都立于朝廷之上。文治武功方面有吉甫，孝顺友爱方面有张仲，治理南国有申伯和奄，治理北国有韩侯，平定淮夷有召虎，为什么得人的盛况如此呢？并非宣王能够尽得天下贤才而加以任用，大概是因为得到了仲山甫作为百官的楷模罢了。接着说“继承你祖辈父辈”之类的话，是说他的祖先父辈都在前代圣王时有大功，现在你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继承他们吗？这是宣王任命他的用意。

我曾因此议论说，举荐贤才没有固定的途径，固然不能凭门第资历来评判人。然而贤者的后代，他们的子孙中贤才尤其多，他们难道可以不思考继承祖辈父辈吗？鲁侯的贤能，是周公的孙子。召虎的贤能，是召公的孙子。所以宣王任命韩侯时说“继承你祖辈父辈”，任命山甫时说“继承你祖辈父辈”，都是凭借他们祖父的功绩而对他们寄予厚望。接着说“亲自保护君王”，大概是让他们将对祖父的孝心转化为对君王的忠诚。又接着说“传达君王的命令，是君王的喉舌。在外部颁布政令，四方于是响应”，大概是让他们将对君王的忠诚推广到百姓身上。所谓喉舌，是希望他们将君王的命令宣示给天下。从他们辅佐君王、帮助百姓的角度来说，称之为股肱；从他们传达君王命令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喉舌。正因为他们在担任传达职责时能够承担顺从百姓的责任，所以在外部施行政令而四方响应，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只是徒然挂在墙壁上罢了。

唉！对内能够辅佐君王，对外能够恩惠百姓，想他们在朝廷中能够赢得君王的心，在邦国中足以赢得百姓的心。远离他们时人们有所期盼，亲近他们时人们不感到厌倦，就像周公所说的“东方的人希望他留下，西方的人希望他回去”。唉，真是贤能啊！

译王命严肃，仲山甫奉命而行。国家治理得好坏？仲山甫明察秋毫。

李说：“王命严肃，是指王的命令严肃而威严。仲山甫奉命执行，对于诸侯中有贤与不贤的，仲山甫都能辨别清楚。意思是说，仲山甫在诸侯国中宣达王命，诸侯中贤能的，他知道其贤能；诸侯中不贤能的，他知道其不贤能。像这样才可以奉命行事，不然就只是徒具虚文挂在墙壁上罢了，有什么补益呢！”

黄说：“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解说者都说：仲山甫奉命出使在外，诸侯中有的贤有的不贤，他都能察知，就像所说的表彰善人、辨别恶人一样。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人臣不难于能够奉行君主的命令，而难于尽到爱护君主的实质。王命威严，我能够奉命执行，然而只知道有君命而不知道有民情，国家的利害有所不知，百姓的休戚有所不察，这难道是我所说的爱护君主的实质吗？固然不能像后世那些奉命出使的人，早晨辞别宫门，情态就变了，晚上住宿州县，威福便自行其是，驱迫邮驿，折辱地方长官，公私烦扰，百姓无法生活。像这样却说“我能奉行天子的命令”，哪里值得称道呢？仲山甫能够把王命宣达于外，又能够把民情报告给君主。王命的严肃，仲山甫既能奉命执行；至于民情的违逆或顺从，仲山甫又能明察，以此来体现他推己及人爱护君主的心意，以爱民而不是阿谀顺从来取悦君主。这是我的臆测，未必确实是诗人的本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不懈，以事一人。

李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是对内保全自身；“夙夜不懈，以事一人”，这是对外竭尽对君主的忠诚。宣王的命令，仲山甫继承祖辈父辈的事业，保护王的身安。正因为仲山甫夙夜不懈地侍奉君主，所以可以看出他保护了王的身安。如果只有明哲保身，而不能保护君主，那就是阿谀谄媚之人了；如果只能保护君主，而不能保全自身，那又不是远离祸患的方法。解说者于是认为宣王是拨乱反正的君主，仲山甫是中兴的臣子，千载难逢，应当亲密无间。明哲保身之道，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况且以高祖对待萧何，还有被械系侮辱的事；光武帝对待邓禹，还有被剥夺官服侮辱的事。这两者并非不是千载难逢，却还免不了这种情况，由此可知人臣明哲保身之难啊。

黄说：“这一章解说者大都说这是明哲保身，君子全身远害的方法。从前楚元王为穆生设酒礼，后来的楚王戊忘记了设酒礼。穆生说：‘可以离开了！’如果不离开，楚国人将在市集上钳制我，这是明哲保身的君子。因此，以萧何的功劳却免不了被械系侮辱，以韩信的功劳却免不了在钟室被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讥讽，都是因为不能明哲保身的警戒。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魏郑公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良与忠不可分开来说。然而臣子的心，怎么可以求忠的名声于天下后世呢？我有忠的名声，那么天下后世就可以议论我的君主。所以凡是自期像龙逄、比干那样的人，不是人臣所愿意做的。那么站在朝廷上，必定以明哲保身的说法自期，他的心里想说：‘我的君主不是尧舜，不是禹汤文武，全身远害的方法不可不知。’推演这种心去行事，就会谄媚求容，无所不至，只知道为自身考虑，而不知道为国家考虑，这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况且以宣王的明君，仲山甫的贤臣，他们君臣相得，应当亲密无间，明哲保身之道又有什么值得说的，诗人又何必细细地以此赞美他呢？从前臯陶以智慧为帝尧陈述谋略，箕子以智慧为武王陈述洪范。那些知人安民的书，彝伦有序的书，都是天下的常理，却一定要以智慧称颂，为什么呢？孟子说：‘我所厌恶智者的，是因为他们穿凿附会。’现在诗人称颂仲山甫既明且哲，而特别说‘以保其身’，大概是修身谨行，使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玷污缺失，都知道这是大智慧。言语的玷污，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仰愧俯怍，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所以曾子有病，召集门弟子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免于祸患了，小子们。所谓明哲保身，就是这样罢了。推演这种心去侍奉君主，就必定是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所以夙夜不懈地侍奉一人。我曾经观察诗人称颂仲山甫，既说‘以保其身’，又说‘王躬是保’。唉！能保全自身，又能保全君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只有大人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像现在全身远害的说法，哪里足以知道王躬是保呢？所以我详细地为之辨析。

人也有话说：‘软弱的人就吞食他，刚强的人就吐弃他。’只有仲山甫，软弱的人也不吞食，刚强的人也不吐弃，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

李说：“人也有话说：软弱的人就吞食他，刚强的人就吐弃 him。只有仲山甫，虽然软弱的人也不吞食，虽然刚强的人也不吐弃。正因为软弱的人不吞食，所以能不欺侮鳏寡；正因为刚强的人不吐弃，所以能不畏惧强暴。”《尚书》说：“不要虐待孤独的人而畏惧高明的人。”孤独的人，是人们所

译容易被人轻侮，所以他们的势力一天天衰弱；地位崇高显赫的人，是众人非常忌惮的，所以他们的势力一天天放纵。仲山甫对于孤弱之人，认为他们最可怜悯，所以进而体恤他们，使他们各自得到安顿。至于众人非常忌惮的人，则不畏惧他们，使他们有所惩戒。一般人所认为的刚强，只施加于孤独无依的人身上；所认为的柔顺，只施加于地位崇高显赫的人身上。仲山甫的刚柔与一般人不同，这就是他的刚柔之所以能够合乎中道的缘故。

译黄氏说：这一章的解说者大多说，这是“对柔弱者不欺凌，不欺侮鳏寡”的比喻；“对刚强者不排斥，不畏惧强暴”的解说。我的解说则说：“对柔弱者不欺凌”正是“不畏惧强暴”的原因；“对刚强者不排斥”正是“不欺侮鳏寡”的原因。大概这里所说的刚柔，是仲山甫一身之中的刚柔，而不是天下刚柔不同的人。大凡事物的本性，有失之于过于柔弱的，有失之于过于刚强的。杞柳可以做成杯盘，这是柔到可以吞食的程度；金石无法被食用，这是刚到可以吐出的程度。这些都是刚柔的偏颇。仲山甫的柔不至于可以被吞食，那么柔就不是懦弱；刚不至于可以被吐出，那么刚就不是暴戾。极宽厚中有所谓极严厉，极明察中有所谓极包容，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这是中和的德行。将中和的德行完全具备于一身，将中和的功用散布于天下。推究我那不被吞食的柔，那么柔之中存有不可侵犯的东西，强暴的人我为什么要畏惧？推究我那不被吐出的刚，那么刚之中存有极不能容忍的东西，鳏寡的人我为什么要欺侮？大概鳏寡的人是我应当体恤的，而强暴的人是我应当治理的，就像《洪范》所说“强横不友善的用刚强克制，和顺友善的用柔和克制”那样。我私下曾议论，天下困穷艰苦的人，没有比鳏寡百姓更严重的；而在田野间肆虐、在乡里横行的人，都是强暴之徒。尧所说的“不虐待无告之人，不废弃困穷之人”，而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也说一定要先做这四件事。古人的治理，对于鳏寡的穷苦百姓，尤其尽心。所以《尚书》说：“不虐待孤苦无依的人，而畏惧高明的人。”大概孤苦无依的人，是人之常情所忽视的，而高明的人，是人之常情所忌惮的。唉！鳏寡的百姓，他们的势力本来就很弱，强横的胥吏又从而重重骚扰他们，那么他们的弱势就更严重了。上面的人如果从而压制他们、欺侮他们，那么他们将向谁申诉呢？所以后世的百姓，那些强暴的人日益放纵，而鳏寡的人日益困苦，豪强百姓和狡猾官吏肆意奸邪横行，而没有人敢质问他们，使得小民战战兢兢，还担心不能免于罪责。唉！怎么能得到像仲山甫这样的贤人来治理百姓呢？上天降生仲山甫来振兴周朝的治理，宣王任用仲山甫来造福周朝的百姓。唉！周朝的百姓多么幸运啊！

人们也有话说：“德行轻如羽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我谋划考虑，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能帮助他。

李氏说：“人们也有话说：‘德行轻如羽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我想与仪匹共同谋划它，然而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并实行它，可惜没有人能帮助他。有个人在这里，力气连一只小鸡都举不起来，那就是无力的人；现在说能举起百钧重物，那就是有力的人。那么举起乌获的重任，也就是乌获罢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祸患吗？是不去做罢了。何况德行轻如鸿毛，难道有不能举起的吗？只是人不举起它罢了。仲山甫能不因为世人所忽视而忽视它，所以能举起如羽毛般的德行。然而看宣王的时候，贤臣并非不多，而仲山甫却能独自举起如羽毛般的德行，这是当时只有仲山甫一人罢了。除了仲山甫，没有能举起它的人。这大概是诗人极力称赞仲山甫的贤能，所以说：‘德行轻如羽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我谋划考虑，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爱莫能助。’就像所说的‘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遗留的’，难道周朝真的没有遗留的百姓吗？只有仲山甫一人举起它。难道仲山甫之外果真没有一人能举起它吗？应当以意逆志，然后才能得其真谛。”王氏说：“这时吉甫、张仲、申伯等人，都见于诗中，而说‘爱莫能助’，那是针对宣王当时没有不好德、贤臣众多的时候而言没有帮助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痴人说梦。”

黄氏说：曾看孟子告诉齐王，“现在有个人，力气足以举起百钧重物，却不足以举起一根羽毛；接着又说，一根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用力。”唉！孟子，可以说是善于比喻他的君主了。现在看尹吉甫赞美仲山甫，也是多么善于形容啊！“德行轻如羽毛，至轻至易，而百姓很少有能举起它的。”比拟于同类，衡量于众人，然后知道能举起的只有仲山甫一人罢了。德行的轻，比喻于鸿毛，似乎容易举起而百姓很少能举起，那么又似乎难以举起。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祸患吗？祸患在于不做罢了。天下的事，只有不忽视小的，所以能成就大的。卷石的积累，可以达到华山；撮土的增多，可以达到承载。舜成为舜，固然不可及；而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没有人能阻挡。一句善言一件善行，是德行中最微小的，而舜有不能自己停止的。所以《中庸》称赞舜的大智，而必定说“喜好考察浅近的话”。浅近的话，是常人非常忽视的，而舜必定考察它，这是舜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因此细微的行为不自我克制，就是大德的拖累；小的善事不做，就是众美的消减。忽视小的，怎么能成就大的呢？如羽毛般的德行并非不容易举起，而百姓不能举起它，祸患大概产生于有所忽视。仲山甫唯独不忽视，众人所共同忽视的，所以能举起众人所不能举起的。这是尹吉甫所以工于言辞来形容他的原因吗？“接着说：爱莫能助。”这是诗人自述的话。解说者说诗人说仲山甫的贤能如此

译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种说法是不通的。我认为，人之常情在于对待他人，既然喜爱他，就一定会有所帮助，所以帮助他弥补不足之处，使他达到最完善的地步，这正是体现对他喜爱之深的原因。《诗经》中称赞仲山甫的贤德，说他能举起别人举不起的东西，那么他的德行就没有什么不足了。既然没有什么不足，还有什么可帮助的呢？所以对于仲山甫，我们只能喜爱他而无法帮助他，并不是帮助他很难，而是即使想帮助他也没有余地可以介入。所谓帮助，是产生于对方有所不足的情况。他擅长作战，我们就用文治来辅助他；他擅长进谏，我们就用刚直来辅助他，这些都是有待于帮助的。孔子作《春秋》，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这就是不容许帮助的。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爱莫能助”这句话的含义。

译衮冕之职若有缺失，唯有仲山甫能将其弥补。

李氏说：“衮职，指人君。人君所穿的衣服是衮冕，所以用衮职代指人君。这句话是说，君主若有过错，只有仲山甫能够弥补。”苏黄门说：“君主有过错，天下没有人敢直言，只有仲山甫能弥补。这体现了仲山甫能举荐德行。”

黄氏说：这两句大概体现了微妙而显扬、隐晦而彰显的意义。衮冕是天子的礼服。这一章只说宣王有过错，只有仲山甫能弥补，然而不直接说宣王，而说衮职，这是委婉的言辞。大概来说，指出父亲的过错不足以称为正直，指出君主的过错不足以称为忠诚。赞美仲山甫的贤能而斥责宣王的过错，我在诗人那里取法什么呢？这就是尹吉甫在“衮职”一词上委婉其辞，而在“有阙”一语中隐含其意的原因。唉！仲山甫，大概是孟子所说的能够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臣子侍奉君主，应当有办法纠正其心术的细微偏差。君主如果有一念之差，我应当在它尚未萌发时就加以纠正，使其处于无过错的状态，而不必等到过错已经显露后才去进言。所以说：唯有仲山甫能弥补它。所谓弥补，是弥补其缺失而使之没有缺失。《易经》说：没有灾祸的人，是善于弥补过错的人。所谓没有灾祸，是指没有过失。既然说没有过失，又说善于弥补过错，难道不是善于弥补过失才能没有过失吗？这就是仲山甫之所以成为仲山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宣王在位时，朝中的贤臣并非不多，但能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只有仲山甫一人而已。回想他在《庭燎》中的劝诫，在宣王正勤勉时就已谆谆告诫；在《鹤鸣》中的教诲，在任用贤能之际尤其用心。唉！当过错尚未出现时，就已经想着去劝诫、教诲，这就是他能弥补缺失而使之没有缺失的原因。做臣子的，像仲山甫这样，可以无愧于心。

仲山甫出行祭路神，四匹公马高大雄壮，征夫们敏捷迅速。心中常怀忧虑唯恐赶不上，四匹公马奔腾向前，八只鸾铃铿锵作响。周王命令仲山甫，去东方筑城。四匹公马健壮有力，八只鸾铃和谐鸣响。仲山甫前往齐国，希望他早日归来。

李氏说：仲山甫出行祭路神，是说仲山甫接受王命，将要前往齐国，走出国门，举行祭路神的仪式，所以他乘坐的马高大雄壮，跟随的征夫敏捷迅速。既有高大的四匹公马，又有敏捷的征夫，按理他不该以赶不上事为忧。仲山甫的心，还担心赶不上事，仲山甫为国操劳的程度可见一斑。仲山甫前往齐国如此，足以知道他奉命出使，其尽心之处，未曾不竭尽忠诚。仲山甫出发后，四匹公马奔腾前行，八只鸾铃铿锵作响，这次出行的目的，是王命仲山甫前往东方之国筑城。仲山甫前往东方筑城，他所乘的马健壮有力，八只鸾铃和谐鸣响。仲山乘坐这些马前往齐国，而周人则希望他早日归来。从前周公居东，东方的人希望他留下，西方的人希望他归来。现在仲山甫前往齐国，而周人希望他早日归来，这也差不多接近周公了。

黄氏说：“礼因义理而兴起，诗因情感而兴起。礼在义理和事物上详尽，在于辨别其名分；诗在义理和事物上详尽，在于寄托其意旨。所以诗人喜爱某人的贤德，也就喜爱称颂其车马的盛大、衣服的美丽，反复提及而不厌倦。现在看诗人称颂仲山甫，既说‘四牡业业，征夫防防’，又说‘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又说‘四牡骙骙，八鸾喈喁’，一个意思提及三次，一个词句感叹三次。这难道有别样的含义吗？大概是说仲山甫前往齐国，将行时举行祭路神的仪式，他的四匹公马如此盛大，征夫如此敏捷，八只鸾铃如此和谐，那么仲山甫之所以成为仲山甫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这也不足以形容仲山甫的贤德，而诗人的意旨也不仅止于此。我认为前一章的意旨，不在于‘四牡征夫’，而在于‘每怀每及’这一句；次一章的意旨，不在于‘四牡彭彭，八鸾锵锵，而在于‘城彼东方’这一句；末一章的意旨，不在于‘四牡骙骙，八鸾喁喁’，而在于‘式遄其归’这一句。诸儒讲解，只在‘四牡八鸾’的说法上纷纷议论，在‘彭彭业业，锵锵喁喁’的辨析上纠缠，而诗人的意旨反而被忽略了。所以我详细提及。‘每怀靡及’的意思是，说仲山甫的贤德愈是不自满。人的常情，地位高的喜欢自夸，德行盛的喜欢自大。如毛氏的德行，只有仲山甫能举荐；衮职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弥补。仲山甫的贤德，不是别人所能赶上的，而仲山甫的心常感不足，好像有所赶不上，那么他的涵养达到了什么境界呢？诗人之所以乐于称颂他而不止息的原因。从前文王作《皇皇者华》这首诗，用来送别使臣，而切切地以‘每怀靡及’作为告诫。像仲山甫这样的人，不仅无愧于宣王的责备，也无愧于遣使的意旨。‘城彼东方’的意思是，先儒认为是在齐国筑城以抵御东夷，这种说法不对。国家有贤人，那么金属铸造的城池也不足以比喻；人如果贤能，那么金属铸造的城池也不足以相比。仲山甫的德行足以辅佐宣扬其国家，庇护其百姓，所以仲山甫前往齐国，是为了保卫齐国，这首诗

译人们之所以深深赞美他德行的高盛，是因为……从前周文王作《出车》这首诗，用来命令南仲，而在“修筑那北方边城”这句话上情意恳切。像仲山甫这样的人，不仅没有辜负周宣王的命令，也无愧于周文王命令南仲时的深意。“希望他早日归来”这样的话，又可见当时的人喜爱仲山甫，情深意重。远离他时，对他充满期望；亲近他时，对他毫不厌倦，这就是德行达到极致的表现。在彼处没有厌恶，在此处没有厌倦，这就是微子贤德的原因。人的行为，若能赢得人们的心，使人们都产生喜爱他而不能自制的感情，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想象而知了。仲山甫将要前往齐国时，人们有修筑东方边城的喜悦；仲山甫已经前往齐国后，人们有希望他早日归来的期盼。这个人，在位时人们喜爱他，离去时人们思念他。就像周公驻守东方时，当时的人都说：“不要让我们的周公回来啊，不要使我们心中悲伤啊。”东方的人希望他留下，西方的人希望他归来。唉！这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这样的感情呢？仲山甫之所以成为仲山甫的原因，我在周公身上看到了。

译吉甫创作诗歌并吟诵，其风格温和如清风。仲山甫心中长久挂念，以此诗来宽慰他的心。

李说：“吉甫创作诗歌并吟诵，那诗歌感动人的情性，和顺温和如同清风。而仲山甫多有思虑，所以创作此诗来稍稍安定他的心。温和如清风，是用来宽慰他的心的。”谢道韫曾经认为这四句诗是最好的，不可不仔细体味。苏黄门认为：“山甫的品德，诗人的话有说：‘柔和美好作为准则，美好的仪态和神色，小心谨慎，效法古训，努力保持威仪。’这与胡广、赵戒有什么不同？最后又说：‘人们也有话说，柔软的就吞下，坚硬的就吐出。只有仲山甫，柔软的不吞下，坚硬的不吐出。’这与汲黯、朱云有什么不同？赵戒、胡广则陷于谄媚，汲黯、朱云则陷于狂妄。山甫的为人，内刚外柔，不谄媚不狂妄，所以能成为君王的辅佐。刚柔兼备，也如同申伯、文王武王那样成为典范，不这样就不算具备完整的品德。”

黄说：古今创作诗歌，不曾自己署上名字。自己说出名字的，或许有，但从不曾自己夸耀自己的美好。比如‘因此创作诗歌’之类，难道是夸耀自己的名字吗？比如‘家父创作颂诗，用来探究君王酗酒罢了’，难道是夸耀自己的美好吗？我读《崧高》《烝民》两首诗的末章，却唯独有疑问。吉甫创作诗歌来赞美申伯，到末章说：‘吉甫创作诗歌，其风格极好。’诗人赞美仲山甫，到末章说：‘吉甫创作诗歌，温和如清风。’自己署上名字，自己夸耀美好，吉甫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的用心，难道如此浅薄吗？天下的事，说话的人没有惭愧，就公开说出来；接受的人没有惭愧，就安然接受。所以创作诗歌来赞美别人的人，他的话容易夸大。以仲山甫的贤德，吉甫创作诗歌来描绘他，吉甫说话没有过分的言辞，山甫承受没有惭愧的神色，即使暴露在天下后世，也没有人能议论。这就是自己说出来而没有隐瞒的原因。《六月》这首诗，末章描绘吉甫宴请各位朋友，却说：‘谁在那里呢，张仲孝顺友爱。’那‘明说张仲孝顺友爱’的话，是用来表明当时的朋友都是当世的贤者，所以这首诗明说：‘吉甫创作诗歌，说仲山甫长久挂念，来宽慰他的心。’它的意味微妙，所以详细提及。

《韩奕》：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够赐命诸侯。

李说：“孔氏说：‘锡指赐给物品，第二章是这样；命指授予政令，第一章是这样。’这是把锡命分为两件事。看《春秋》记载锡命的有三处，都说‘来赐给公命’，不应当分为两件事。这首诗说锡命，大概是宣王赐给韩侯命罢了。所谓能，大概是赐给的人不是随意给予，而得到的人不是随意接受，所以说能赐命诸侯。”《春秋》记载锡命的有三处：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文公元年，周王派毛伯来赐给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周王派召伯来赐给公命。赐给的人都是随意给予，而得到的人都是随意接受，怎么能说是能赐命呢？黄说：“君主对于天下，给予剥夺由自己决定，赏罚由自己决定，赐命诸侯，是君主的职责。《春秋》时期，王室已经衰微了。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文公元年，周王派毛伯来赐给桓公；成公八年秋七月，周王派召伯来赐予公命。在王室衰微的时候，天子在上拥有空虚的权位，却还能赐命诸侯。现在这首诗唯独以此赞美宣王，这如果可以赞美，那么《春秋》记载的三次锡命，也都可以赞美吗？不是这样的。”“诗人赞美宣王的赐命，却一定要说‘能’，其中微妙的意图有所在。《春秋》所记载的，都是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他们赐给的不是合适的人，给予的不合礼，而不是所谓的能。”《棫朴》这首诗说：“文王能任用人才。”君主以任用人才为能，那么任用人才本来就是君主的职责，为什么唯独在文王身上称道呢？《尚书》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能任用人才。”大概只有具备了解人的明智，然后任用人才才不失为能。给予的人为天下公心而给予，接受的人为天下公心而接受，给予的人没有遗憾，接受的人没有惭愧，这才叫做能。《采菽》讽刺幽王说：“诸侯来朝见，不能按礼赐命。”幽王不是不能赐命，赐命而不合礼，那就还是不能赐命。所以《瞻彼洛矣》这首诗也说：“思念古代明智的君王，能爵位任命诸侯，赏善罚恶。”唉！诗人的意思，也很明白了。爵位任命诸侯，是君主共同的事。赏赐的不是善人，惩罚的不是恶人，那又哪里值得称为君主的能事呢？《韩奕》这首诗的序言说宣王能赐命诸侯，而诗却说：“王赐给韩侯，说韩侯接受命。”大概因为他所赐给的是韩侯，不是随意赐给。上面的人不随意赐给，下面的人不随意接受，说能，本来适宜。不然的话，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次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也是赐命诸侯。为什么唯独宣王能呢？这一个字的区别，作诗序的人的意图就存在其中了。

高大的梁山，大禹治理它，开拓它的道路。韩侯接受任命，君王亲自任命他，继承你祖先的基业，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译早晚不懈怠，小心谨慎地守卫你的职位。我的命令不可轻慢，要征伐那些不服从的邦国，以辅佐我这位君主。四匹公马奔驰有力，马身高大且健壮。韩侯前来朝见，拿着大圭来朝见周王。周王赏赐韩侯绘有鸟兽图案的旗帜，系着彩色丝带，竹编的车篷，镶嵌着花纹的车辕横木，绘有龙纹的礼服，红色的鞋子，马胸前的金属饰物，雕刻的花纹，皮革制成的车垫，浅色的车盖，马缰绳，金属的车辖。韩侯出发时举行祭路神的仪式，在屠地住宿，显父为他饯行，准备了上百壶清酒。菜肴是什么？炖鳖和鲜鱼。蔬菜是什么？笋和香蒲。赠送的礼物是什么？四匹马拉的车，竹编和陶制的礼器丰盛，韩侯宴饮欢乐。韩侯娶妻，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女。韩侯在蹶父的家乡迎接新娘，百辆马车浩浩荡荡，八只鸾铃铿锵作响，光彩夺目。众位陪嫁的妹妹跟随其后，人数众多如云。韩侯回头看她们，光彩照人，挤满了门庭。蹶父非常勇武，没有哪个国家他不曾到达。为韩姞选择婚配之地，没有比韩国更安乐的，韩国的土地非常安乐，河流湖泊广阔，鲂鱼和鲋鱼肥美，母鹿和公鹿众多，有熊有罴，有豹有虎。庆祝韩姞有了美好的居所，韩姞宴饮欢乐。那广阔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完善的，因为先祖受命，所以统辖这些百蛮。周王赏赐韩侯，包括追国和貊国，完全接受北方各国，因此让他成为霸主，修筑城墙和壕沟，开垦田地和借贷。进献豹皮，赤豹和黄罴的皮。

译李说：“‘奕奕梁山’，是韩国的镇守之地。《禹贡》记载治理梁山和岐山，如今在同州彭城县，后来归属晋国。春秋时期梁山崩塌，它是晋国所望祭的山。《尔雅》说：‘梁山，是晋国所望祭的山。’孙炎注解说：‘晋国所望祭的山，这是因为韩国灭亡之后，所以把它作为晋国的望山。’这里所说的韩，不是韩、赵、魏中的韩国，而是周武王之后，左氏传所说的邘、晋、应、韩中的韩。后来被晋国所灭。奕奕，是高大的样子。梁山之地，其高大就像这样。自从洪水平定之后，只有禹用丘甸的方法制定贡赋，那么禹的功绩可以说是伟大了。后来韩侯能显明他的道，来继承禹的功绩，那么韩侯的功绩也是伟大的。‘有倬其道’，是说显明他的道。禹自从洪水平定之后，九州之地没有不治理的，唯独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也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一样，是主要说南山。‘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的情况也如同‘信南山’所说的‘畇畇原隰，曽孙田之一样。王氏则认为‘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之道’是一个意思，‘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其祖考’是另一个意思，应当暂且遵从毛亨、郑玄的说法。韩侯受命，恭敬谨慎，你的职位，朕的命令不可更改。然而应当征讨不朝见的诸侯，来辅佐你的君主。宣王命令仲山甫说：‘缵其祖考’，现在命令韩侯也说：‘缵其祖考’，难道宣王的时候用人是世袭的吗？只是因为山甫的德行足以继承他的祖考，韩侯的功绩也足以继承他的祖考，所以宣王命令他世袭其位，并不是宣王用人是世袭的。四匹公马高大健壮，上一章已经说了宣王任命韩侯为方伯，这一章又说宣王所赐的礼节极其丰厚。四匹公马，其形体非常长而高大，韩侯乘坐它们去朝见天子。到了京师，就进献他国家所有的物品而入觐见天子。按照觐礼，侯氏进入大门右侧坐下，放下圭，四次进献都是束帛加上璧，庭实只献国家所有的物品，所以韩侯献出大圭，因为他国家有这些物品。郑康成说：‘黑水西河，进献璆琳琅玕，大圭是韩侯所有的。’天子赐给韩侯最好的旗帜，又有大绥作为标志，用方纹漆席作为车的遮蔽，错杂文采作为车的横木，用来养护他的眼睛。又赐给他身上所穿的服饰，用素色做衣而画以衮龙，脚上所穿的鞋，配以红色的舄。钩膺就是上文所说的钩膺濯濯，马则有金钩的装饰，其胸部又有美好的装饰，又用镂金加在马面上的钖和鞹革。虎豹的鞹，就像犬羊的鞹一样。鞃是轼中间，用皮革施于轼中间作为幭。浅虎皮，是浅色的毛。幭覆盖在轼上。鞗皮是作为辔首的皮革。韩侯入觐，竭尽诸侯述职的道理。宣王赐给他命令，又竭尽天子赏功的道理。像春秋记载赐命的，都不是诸侯亲自到京师而天子赐命，都是派遣使者去赐命。派遣使者去赐命，本来就不合礼。而且所赐的物品，都不符合他们的功绩，哪里值得称为赐命呢？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桓公命令。齐桓公虽然有功，也没有曾到京师朝见，所以派遣使者去赐命。晋文公在践土召见周王，而天王赐给文公命令。虽然说是朝见周王，也不是到京师朝见。只有到京师朝见而赐给他命令，然后才符合礼的正道。韩侯出祖，这是说已经到京师朝见后韩侯出京师的门而举行祖道之祭。等到在屠地住宿，而周王又派卿士送给他酒百壶。其中的菜肴有火熟的鳖和切细的鲜鱼。其中的蔬菜有笋和蒲。而所乘坐的马又有大路之车，笾豆行列，而且非常多。凡是诸侯中在京师的，都来一起宴饮，用来接待韩侯。当韩侯来的时候，周王有东西赐给他，而赐给他的如此丰厚。等到他离开的时候，又有东西饯行他，而饯行他的又如此丰厚。那么宣王对待韩侯，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了。韩侯娶妻，这是说韩侯娶妻又有可赞美的事情。康成说：汾王，是厉王。厉王流放到彘，在汾水之上，所以当时的人因此称他为汾王。所以诗说：‘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卿士之子’，是说他的家族尊贵。也像《硕人》的诗说：‘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都是说家族的大。韩侯既亲自到蹶父的家乡迎亲，他的百辆车子彭彭作响，他的八个鸾铃锵锵有声，而他的礼节难道不光明吗？众妾跟随他。古代诸侯一娶九女，两个国家用女子陪嫁，而其他国家的众妾跟随他，祁祁然像云一样众多。韩侯因而观看，看见她们灿烂地充满蹶里之门。《鹊巢》的诗说：‘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现在韩侯娶妻，百辆车子彭彭，也像《鹊巢》所说的‘百两御之’。《鹊巢》又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居之，就是众妾跟随他。现在这些众妾跟随他。灿烂地充满门庭，这也是所说的维鸠居之。然而韩侯娶妻，未必是受命之后才能娶妻。大概是诗人说他的可赞美的事情，所以兼而言之。蹶父孔武，这一章是说蹶父为韩侯选择配偶，既得到了韩侯的贤德

译又获得了韩国那片肥沃的土地。说蹶父为人非常勇武强健，周王让他驾车奔驰，车辙马迹遍布天下。为韩姞选择居所，没有比韩国更安乐的地方了，因为那里的川泽广阔宏大，鲂鱼和鱮鱼肥美硕大，母鹿和公鹿成群而至，还有熊、罴、猫、虎等猛兽。这是说韩国如此富饶，蹶父善于治理韩地，所以让韩姞嫁过去居住。韩姞安居于此并享有美誉，以此显示韩姞尽到了妇道。那广阔的韩城，这一章大致是说韩侯得到贤妻相助，更加显赫光明。王氏说：韩侯娶妻，与王政有何相干，而《诗经》却提及此事？大概是因为在汾王时期，诸侯都轻视侮辱王室，那么作为王甥的韩侯又怎能择取安乐之国的显贵君主呢？虽然言辞繁多，但实际上是曲折的解说。说韩城宏大，在安定的时候，百姓修筑完善，由来已久。因为韩侯的先祖受命担任侯伯，当时统辖百蛮，所以任命他的先祖为侯伯。现在又任命韩侯为侯伯，因此统辖其追、其貊，即上文因统辖百蛮的意思，统理北方各国，因而成为方伯。看上文说王亲自命令他继承祖考的事业，那么所谓先祖受命统辖百蛮，周王赐给韩侯其追、其貊，全面接受北方各国，因而成为方伯，就是继承祖考事业的意思。高筑城墙，深挖护城河，划定田亩以确定田地，借以确定赋税。远方的蛮夷，又各自进献他们所有的物品，貔皮以及赤豹、黄罴，都是四方夷人所献的物品。《说文》说：貔，属于豹类，出产于蛮夷之国。宣王时期，整顿南方邦国，有申伯；全面接受北方各国，有韩侯。这样南方各国以申伯为侯，北方各国以韩侯为侯，那么四方诸侯可以说都得到贤能的人了。韩侯作为方伯，让戎狄之人进献他们所有的物品，这难道是凭借强力强行征服的吗？比起齐桓公在召陵的盟会、晋文公在城濮的战役，都不值一提了。

译黄氏说：诗人赞美这个人，有时叙述他的事迹来证实他，有时提及他的地名来记录他。泰山，是鲁国所仰望的名山，所以歌颂鲁国的人说：“泰山高峻巍峨，是鲁国所瞻仰的地方。”南山，是周国的原野，所以歌颂周王的人说：“那可信的南山，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梁山，是韩国的镇山，所以赞美韩侯的人说：“梁山高大耸立，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尚书》记载大禹治理梁山和岐山，《春秋》记载梁山崩塌，那么梁山也是天下所仰望的名山。而梁山的所在地在韩地，就是现在同州彭城县的地方。诗人说梁山之地，高大耸立的样子，说“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六十四井为一甸，甸方圆八里，位于一成的中心，成方圆十里，出兵车一乘作为赋税。大禹的功绩可以说是显著了。从前大禹的功绩显著在这里，现在韩侯的功绩也显著在这里，所以接着说：“显赫的是他的道路。”韩侯接受任命，王氏把“梁山高大耸立，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显赫的是他的道路”作为一层意思；把韩侯接受任命归入下文作为另一层意思。我认为恐怕不是这样。从宣王亲自任命他到这里，来辅佐戎狄的君主，都是形容宣王任命他的言辞。宣王对待韩侯非常周到，对韩侯的期望也非常深切。当他任命韩侯时，必定亲切；当他责备韩侯时，必定详尽。说：“宣王亲自任命他”，以显示他对韩侯的眷顾深厚且周到。说：“继承你的祖先，不要废弃我的命令，早晚不懈怠，谨慎地保持你的职位。”意思是他的祖先都对王室有大功，现在你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继承他们吗？你想继承你祖先的事业，就不应废弃我的命令。韩侯听到这些话，固然应当不忘他的祖先，更应当不忘他的君主，他怎敢有自怠自忽的念头呢？尽心竭力，勤于职守，是韩侯理所应当做的。如果有一丝一毫自怠自忽的念头，不仅辜负了他的君主，也违背了他的祖先。接着说：“我的命令不容易，要征伐不顺从的邦国，来辅佐你的君主。”唉！宣王任命韩侯，向他显示不贰之心，勉励他不懈怠。大概君主对于臣下，如果不专任、不信任，那么臣下也会苟且求安，持禄保位以自保，谁肯以爱君忧国为心呢？宣王任命韩侯，认为“我的命令既已不易”，就应当尽心竭力，四方有不顺从的，你应当纠正他们，来辅佐你的君主。唉！凭借宣王的英明，凭借韩侯的贤能，他们君臣之情相得无间，周道灿烂复兴，大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任用贤能，周室得以中兴。

《毛诗集解》卷三十五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三十六。宋。李樗、黄櫄撰写。

《江汉》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够振兴衰败、拨乱反正，任命召公平定淮夷。江汉水势浩大，武夫顺流而下，不敢安居，不敢游玩。淮夷前来求战，已经派出我们的战车，已经树立我们的旗帜，不敢安居，不敢宽舒。淮夷前来侵扰，江汉水势浩荡，武夫威武雄壮，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四方已经平定，王国大致安定，这时没有争斗，王心于是安宁。在江汉的岸边，王命令召虎，开拓四方，整治我们的疆土，不疾不徐。王国来到极点，在疆界在治理，直到南海。王命令召虎，巡视宣扬。文武受命，召公是栋梁，不要说“我是小子”，召公是效仿。开始勤勉你的公事，赐给你福祉，赐给你圭瓒秬鬯一卣，向文人报告，赐给你山土田。在周接受任命，从召祖开始。召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召虎拜稽首，回应王的休美。制作召公的考，天子万寿。英明的天子，美好的名声不止，宣扬他的文德，洽和这四个国家。

李氏说：厉王的时候，《小雅》完全废弃，四夷交相侵扰。遥想那时，淮水之地的夷人必定侵扰中国。宣王能够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然后命令召公平定他们。孔氏说：任命将军在江汉之上，大概现在庐江左右的地方。召公讨伐淮夷，应当在淮水之南；鲁僖公讨伐淮夷，应当在淮水之北。淮水的南北，都有夷人。陈少南也说：根据地势考察，在江汉的岸边，王命令召虎的，是淮南的夷人。如果在淮北，那么江汉不是进入的路。说：“沿着那淮水边，省视这徐土”的，是淮北的夷人。如果在淮南，那么徐土不是连接的地方。由此看来，这里所说的淮夷，指的是淮南的夷人。《常武》《鲁颂》所说的淮夷，是淮北的夷人。江汉水势浩大，苏氏说：水盛大的样子。滔滔，苏氏说：顺流的样子。江汉之水浩大而盛，所往淮夷的武夫，顺流而下，不敢安居，不敢游玩，只求服淮夷而已。以显示三军用命如此。王氏则认为江汉浩大比喻广而流行，不对。江汉浩大，不是取譬，大概因为武夫渡淮所以这样说。也如同《新台》的诗说：“新台鲜明，河水弥漫”，是因为宣公筑台，所以以河水弥漫为言，不是以河水取譬。武夫出征伐的车，又张师帅的旗，不敢自安，不敢自宽舒，但以淮夷未服为病。铺，病也。武夫所征伐，涉江汉之上，不敢安，不敢游，不敢安，不敢舒。他们与高克将兵河上，翱翔河上，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