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解卷三十二

译享受丰盈太平的治世，天下已无战事，却又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人抚养长大，不曾知道忧虑，不曾知道恐惧。如果不陈述先王的辛劳并加以讲述，那么对于耕种收割的事情或许会懵懂而不知晓。《无逸》篇说：“看看那些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割，他们的儿子却不知耕种收割的艰难，于是安逸享乐，于是轻慢无礼，说：‘从前的人没有听说过什么。’那些平民之所以无所不为，正是因为他们不知耕种收割的艰难的缘故。”所以说：“从前的人没有听说过什么，即使是先人的辛劳也忽视不顾了。”如今成王正值年幼之时，身处太平盛世，如果一味追求安逸游乐，而不知警戒畏惧，那么必定会把先祖的辛劳当作徒劳。所以召公反复恳切地训诫他，那么召公的心意可以说是勤勉了。大概自古以来臣子告诫君主的，必定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就停止。凭借武王那样的盛德，接受一旅之众的过失，还不足以成为过错，而召公却作书训诫他，是害怕这种心态一旦开启。何况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年纪又小，召公怎么能不以此作为警戒呢？黄氏说：在富足者面前进言贫困的道理，在宴饮欢笑者面前进言愁苦叹息的道理，进言的人越是恳切，听的人却像没听见一样。唉！我不担心听的人不信任，而深深责怪进言的人没有方法。大概亲身经历的事情，不需要告知就能明白；亲眼所见的事情，不需要言语就能知晓。至于身体未曾经历、眼睛未曾看见的事情，突然进言并强迫我听从，让我忘记自己富足而懂得贫困者的情形，厌恶宴饮欢笑之乐而懂得愁苦叹息者值得怜悯，这是人情必然难以做到的。然而如果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这就容易进言，对方也容易接受。人情必然难以做到的事情，而我却能让他欣然听从。召康公告诫成王，大概是找到了恰当的方法。文武的事业已经丰盈成就，成王安居其中享有；文武的治世已经太平，成王外出享受。刚刚执政之初，繁杂的政务，是他所不知道的；百姓的依靠，是他所不知道的。丰盈太平的治世，正可以满足他的欲望，而召康公却急于用百姓的事情来告诫他，这确实是人情难以做到的。但康公不用百姓的事情来告诫成王，而是用公刘来期望成王。全篇之中，没有一句话直接作为成王的告诫，而是推崇赞美公刘，他对百姓的厚待竟然如此。唉！这是召康公进言告诫的权变策略。人的常情，谈论上古之事就认为是迂腐之言，谈论他人就认为是异端，只有自己的祖辈父辈是人心向来信任的。康公认为用百姓的事情告诫成王，成王未必会听，只有赞美公刘对百姓的厚待，言语在于赞美，意图在于告诫，言语在公刘身上，意图在成王身上。知道公刘值得尊崇，就知道百姓的事情值得重视；知道公刘值得信任，就知道召公的话不可遗忘。康公不能必然让成王信任我，但能必然让成王信任公刘。唉！善于向君主进言告诫的人，都是这样的。《七月》这首诗，举趾收割稻谷的事情，平民妇女孩子的情形，没有不详细叙述的。《无逸》这篇书，论述百姓依靠的内容尤其详尽，而勤勉于“七次呜呼、三次不敢”的意义尤其深切。总之，《七月》这首诗，必定以后稷、先公作为告诫；而《无逸》这篇书，必定以太王、王季、文王作为说辞。唉！这是进言告诫的微妙权变。

译公刘为人笃厚，不贪图安居，不追求安逸。于是整治田界，划定疆域，积聚粮食，充实仓廪。于是将干粮包裹好，装入小囊和大袋之中。想着使百姓和睦团结以光大基业，张弓搭箭，拿起盾牌、戈、斧和钺。这才开始启程出发。

李说：“‘笃公刘，匪居，匪康’，这一章说的是公刘迁往豳地的开始。以前的儒者解释，认为‘匪居’是说不能把居住地当作安身之所，‘匪安’是说不能把安适当作满足。虽然有了田界疆域，也暂且搁置放弃。于是将粮食包裹在囊袋之中，以此思考如何使百姓和睦以光大基业。诗人的本意，恐怕不是这样的。”孟子说：“从前公刘喜爱财物。《诗经》说：‘于是积聚粮食，充实仓廪，于是将干粮包裹好装入小囊大袋之中，想着使百姓和睦以光大基业。’张弓搭箭，拿起盾牌、戈、斧、钺，这才开始启程出发。所以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廪，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能开始启程出发。”孟子的话才符合诗人的本意，体现了公刘的笃厚。公刘对待百姓是多么笃厚啊！不把所居住的地方当作安身之所，不把所安适的地方当作满足。他的田界疆域得到治理，他的仓廪粮食得到充实，然后才将干粮包裹好放入囊袋之中，以此思考如何使百姓和睦团结，光大他的基业。于是拿着兵器，开辟道路而行，迁往豳地。大概如果没有仓廪的富余，哪里会有干粮？如果没有干粮的准备，哪里能启程出发呢？孟子所说的“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廪，出行的人有包裹干粮，然后才能启程出发”，正是此意。小的叫橐，大的叫囊。戚，是斧；扬，是钺。《左传》说：“君王命令剥去圭的玉质来做钺的柄，文字从金，就是这里的戚。”启行，是开辟道路而行。《史记》说：“不窋晚年，夏后氏政治衰败，废弃了稷的官职。不窋因此失去官职，逃奔到戎狄之间。不窋去世，儿子鞠陶继位。鞠陶去世，儿子公刘继位。公刘重新修习后稷的事业，致力于耕种，因地制宜，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采集所需的材料。出行的人有资财，居住的人有积蓄，百姓依赖他的恩泽，怀念他，许多人迁徙来依附他。”《史记》所说的“出行的人有资财，居住的人有积蓄”，就是这里所说的“于是积聚粮食，充实仓廪，于是包裹干粮”。它说“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采集所需材料”，就是最后一章所说的“涉水渡渭，取石取锻”。《诗经》的六章各有次序，不应先说“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采集材料”，才说出行有资财，居住有积蓄。《史记》的文字失掉了次序的地方很多。公刘已经迁往豳地，而《史记》却说庆节迁国到豳地，与诗人的话大相违背。学者应当遵从《诗经》而舍弃《史记》。

黄说：这首诗六章，都以“笃公刘”一句冠于章首。“笃”的意思是厚道。《尚书》说公刘能够笃厚地继承前人的功业，而这首诗说“笃公刘”，说法不同但意思相同。原诗的意思，大概是说：“公刘对待百姓是多么笃厚啊！”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安顿了，却不敢以此自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笃厚地对待百姓，就忘记了为自己。所以治理他的田界疆域，充实他的仓廪，然后才将干粮包裹好，放入囊袋之中，作为启程出发的资粮。小的叫橐，大的叫囊。“曰橐”“曰囊”是指那些器具。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能使百姓和睦团结，光大他的基业。张起弓矢、盾牌、戈、斧、钺等兵器，以开辟道路，迁往豳地。公刘不轻易役使百姓，必定先有积蓄百姓的财物，融洽百姓的情意，然后才使用百姓的劳力。他笃厚地对待百姓的心意，由此可以看见了。后世的人厚待自己，薄待百姓，田界疆域不治理，仓廪粮食不接续，一旦突然有警报，羽檄一传，百姓的劳力四处征发，千里运送粮食，百姓面带菜色，饥饿的人吃不饱，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的生命陷入水火之中。由此看来，公刘为百姓所做的打算，如此周到，不是厚待百姓的人能做到的吗！《史记》说：“公刘修习后稷的事业，耕种治理土地，出行的人有资财，居住的人有积蓄。”《史记》的话，大概是这首诗的佐证吧？从前孟子回答齐宣王关于喜爱财物的说法，论述这一章说：“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廪，出行的人有包裹干的粮，然后才能启程出发。”唉！孟子对《诗经》的理解多么深刻啊！“然后可”三个字，足以体现公刘厚待百姓的心意，从而挽回齐王喜爱财物的心意。孟子善于解说《诗经》，就是这样啊！

公刘为人笃厚，观察这片原野。百姓已经众多，已经繁盛，已经顺从，于是宣示政令。没有长久的叹息，登上高山，又降回原野。用什么来佩带？是玉和瑶，以及鞞琫容刀。

李说：“笃公刘胥”，胥是观察。巘，是小山，区别于大山。舟，是佩带。说公刘观察这片原野。百姓已经众多，已经繁盛，而且顺从，于是宣示政令使他们出去耕作。百姓都欣然趋事赴功，没有愁叹的声音。这体现了百姓乐于服从。于是登上高山，降回原野，观察地势形势，估量土地适宜，以体现他用心反复于百姓。百姓于是愿意佩带玉瑶鞞琫容刀这样的佩饰。这都是百姓爱戴他们的君主如此。黄说：君主与百姓的心意，未曾不同；君主与百姓的情意，未曾不通。君主忘记自己而为百姓，那么百姓就爱戴君主如同爱自己。君主薄待百姓，百姓才开始薄待君主。公刘厚待百姓，凡是他为百姓的心意，无所不至。刚开始时，观察土地以为居所，使他们没有离散的危险。等到百姓已经繁盛众多，而且和睦融洽时，于是又宣示政令，使他们没有怨叹。

译（前文省略）之声。像这样也就足够了，但公刘的心意仍然没有停止。他正登上高峻的山巅，又走下平坦的原野。巘，是指小山，区别于大山。登上山巅、走下原野，是为了观察那里的地势形势，估量土地的适宜性，以谋求百姓长久的利益。他为百姓着想的心意，反复叮嘱而不知疲倦。正因为公刘以百姓为心，所以百姓也以公刘为心。百姓说：“用什么来佩戴呢？”舟，通“带”，指佩带。说“用什么来佩戴”，是因为百姓心想：我们的君主为百姓做到如此地步，我们百姓该如何报答他呢？于是愿意用玉、瑶、鞞、琫、容刀等饰物来佩带。这是他们爱戴君主的心意。《说文解字》说：玉和瑶，是用来称颂君主的文德；容刀，是用来称颂君主的武德。又说：刀鞘下部叫鞞，上部叫琫。总之，诗人的情感，如果厌恶那个人，必定会描述他车马服饰的盛大、佩玉装饰的华丽，以显示这些不足以匹配他；如果赞赏那个人，也必定会描述他车马服饰的盛大、佩玉装饰华丽，以显示这些足以匹配他。因此，赠送琼瑰，是晋国人用来怀念康公的亲情；回报琼琚，是卫国人用来报答威公的道义；佩戴玉、瑶、鞞、琫、容刀，是周国人用来报答公刘的恩德。唉！谁说百姓愚昧呢？

译公刘为人笃实，前往那百泉之地，眺望那广阔的原野，于是登上南面的山冈，于是发现了京地，京地郊外的田野，当时在那里定居，当时在那里为旅客建屋，当时在那里说话，当时在那里交谈。公刘为人笃实，在京地依靠它建立宫室，朝会时步履庄重整齐，让人摆设筵席和几案，宾客登上席位靠着几案，于是前往各种器物存放的地方，在圈栏中捉猪，用葫芦瓢斟酒，让他们吃喝，众人拥戴他为君主，尊崇他为宗主。公刘为人笃实，土地既宽广又绵长，观测日影以确定山冈，考察山南水北的阴阳，观察流动的山泉，他的军队只有三军，没有多余的兵力，测量低湿的原野，开垦田地作为粮食，测量夕阳照射的山地，豳地的居住区确实变得广大。公刘为人笃实，在豳地建造馆舍，渡过渭水横渡而过，取磨石和铁砧，确定基础于是治理事务，于是民众众多，物资丰富，夹着皇涧两岸，沿着过涧向上，旅客的住宿于是变得密集，靠近芮水和鞫水。

译这是康公告诫成王的话。说的是皇天亲近有德行的人，享用有正道的人。从远处汲取那路上的积水，舀起它注入这里，可以用来烹饪酒食。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从远处汲取那路上的积水，舀起它注入这里可以用来清洗大罍。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所归附的对象。从远处汲取那路上的积水，舀起它注入这里用来清洗器皿。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所安息的地方。李氏说：《尚书》说“皇天没有偏私，能恭敬的人天就亲近他”。天之所以亲近君主，只是因为君主有德行罢了。它说“亲近有德，享用有道”，意思是一样的。然而所谓的道德，究竟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观察百姓，就可以看到了。百姓对于君主，喜爱他如同喜爱芝兰，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这就是道德盛大的表现。如果怨恨叹息的声音不绝于口，这就是道德衰败的表现。天对君主的祸福，只在于他的德行如何，不在于祭祀的厚薄。商纣灭亡的时候，郊社的祭祀不修，宗庙的祭祀不享，百姓竟然抢夺神祇的牺牲，他在祭祀方面就是这样，这是上天降下灾祸的原因。由此可知商纣的灭亡，在于郊祀的不修。然而像虞国的祭品丰盛洁净，最终却被晋国所灭，这说明祭祀的丰盛洁净，又没有什么益处。由此可知国家的存亡，在于道德的盛衰，这是显而易见的。“泂酌彼行潦”，“泂”是远的意思。说从远处汲取路上的积水，放在大容器中，等待它澄清，然后舀起它注入小容器中，用这水来浇淋酒食中的饭。“饎”是酒食。那路上的积水，作为物品是很卑陋的。用卑陋的物品进献给天，而天却享用它，是因为和乐平易的君子，可以做百姓的父母。百姓的视听，就是天的视听，百姓既然顺从他了，那么天怎么能违背呢？“罍”是祭器。“溉”是清洁。“塈”是安息。下面两章都是上一章的意思。王氏只看到序言说“皇天亲近有德而享用有道”，就在诗中寻求所谓的道德，百姓的父母，是德；百姓所安息，是道。更过分地说“周道在这个时候达到鼎盛”，所以称颂皇天。假使周朝卑陋而没有道，就不能称颂皇天了吗？他多么浅陋啊。

译黄氏说：幽暗与光明之间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心中没有两种不同的念头。确立百姓长官的道理，是从恭敬侍奉上帝的心意中获得的；协调万民的道理，是从侍奉鬼神的意念中获得的。而我们的孔子也说：“明白了郊祀和社祭的礼仪，禘祭和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难道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大概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没有超出这同一颗心的范畴，心中没有二心，那么道理本来也就没有两种。真诚存在于心中，用它来侍奉上天，上天必定会享用；用它来治理百姓，百姓必定会归附。所以侍奉上天不在于礼物的完备，爱护百姓不在于小恩小惠。侍奉上天如果出于诚心，那么即使是薄祭也能获得福佑，两簋祭品也能用来献享。如果这颗心不真诚，那么即使杀牛祭祀，福佑也不会到来；即使祭品丰盛洁净，上天也不会亲近，这又有什么益处呢？爱护百姓如果出于诚心，那么即使役使百姓筑台，百姓也会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踊跃勉励；即使树立羽毛旗帜去猎取禽兽，百姓也会欣喜快乐。如果这颗心不真诚，那么即使迁移百姓、运送粮食，百姓也不认为这是恩惠；即使不击鼓进军、不擒拿俘虏，百姓也不认为这是仁德，这又能欺骗谁呢？虽然如此，人情还知道敬畏上天，却不知道推演侍奉上天的心意来治理百姓。大概他们心中认为百姓愚昧无知。那些蒙昧无知的人，我想用真诚去感化他们，难道不困难吗？自从人君有了这种心思，爱护百姓的诚心就衰微了。大臣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推演侍奉上天的道理来阐明治理百姓的道理。说上天有这样的道理，百姓有这样的性情，在幽暗深远之中没有声音可以听到，没有气味可以接触，但真诚的意念存在仍然可以感动沟通。谁说这些百姓有不可感化的道理呢？所以《泂酌》这首诗，意在告诉成王治理百姓的道理，而先借用侍奉上天的道理来比喻它。作序的人接着断言说：“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其防范之意本来就在其中。然而只说皇天，我恐怕诗人的意思不止于此，请让我详细辨析。”那首诗说：“从远处舀取路上的积水，舀起它注入这里，可以用来蒸饭煮食。”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第二章说：“可以用来洗涤罍器，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所归附的。”末章说：“可以用来洗涤洁净，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所安息的。”三章说舀取路上的积水来进献鬼神，都说“可以”、“可以”，这是假设的言辞。三章的结尾，都断然说是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是百姓所归附的，是百姓所安息的，这是实际的言辞。就像《左传》所说：“污水路上的积水，可以进献鬼神，可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结二国之信，以礼行之，又哪里需要用抵押品呢？”《左传》的话，大概是想证实诚信礼仪的说法，而借用进献鬼神的礼仪来阐明它。所以观察诗人的言辞，应当考察其意图所在。拘泥于言语的末节，就会失去其防范的本意。我曾经观察《诗经》，先在那边设置假设的言辞，然后在这里确立实际意图的，这类情况也不少。《泂酌》的意图，难道与此不同吗？作这首诗的人，其意图大概是说：从远处舀取路上的积水，从那里舀起注入这里，作为用途，尚且可以浇淋酒食的蒸饭，煮熟用来祭祀，那么上天所享用的，难道在于物品吗？在幽深难测之中，不能用言语沟通，但斋戒洁净真诚，尚且可以致使其享用。那么治理百姓的道理，为什么说不是这样呢？假使作为君主，和乐平易的德行不忘于心，那么即使善政尚未施行，百姓已经怀念了；善教尚未推行，百姓已经信服了。所谓“百姓的父母，百姓所归附，百姓所安息”。“塈”是安的意思，以此显示和乐平易的德行，在百姓心中不能忘记到如此程度。洗涤罍器、洗涤洁净，也没有异议。“罍”是祭祀的器具，“溉”是祭祀的洁净。总之，是用来说侍奉上天的诚心罢了。康公以和乐平易的德行，期望成王，而先推演享奉上天的道理，来比喻成王。人们都说康公的意思，是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我认为康公的意思，是借上天亲近有德之人，来显示这些百姓归附于有德之人；借上天享用有道之人，来显示这些百姓怀念于有道之人。上天没有私心的亲近，只辅助有德之人，那么百姓没有固定的怀念，只怀念有仁德之人，由此可知了。所以我曾说，作为百姓的上级而说百姓难以服从的，都是没有爱护百姓的诚心的人。如果爱护百姓的诚心，像侍奉上天的诚心那样，役使百姓如同承行大祭，那么必定不会轻易使用民力。面对百姓如同面对上帝，那么必定不敢失去民心。唉！天下的道理，没有超过这颗心的真诚的。真诚地爱护百姓，不一定有显赫的为百姓立功的表现，而百姓自然怀念。爱护百姓不出于诚心，那么即使良法美意，在天下彰明昭著，但对于叹息愁恨之声也无益。《大学》论述“如同保护婴儿”的意义，而阐明说：“内心真诚地探求，即使没有完全符合，也不会相差太远。”那婴儿，饥寒的变化，疾病的痛苦，他们不能告诉别人。然而保护婴儿的人，能得其情，而顺适其欲，为什么呢？父母爱子女，是诚心。内心真诚地探求，那么婴儿就没有难以知晓的情态了。天下的穷苦百姓，那些无处申诉的人，何止是婴儿那样不能说话的人呢？然而君主，如果以诚心探求，那么万里之远，如同在一堂之上；万口之异，如同同一言辞的拥戴。唉！这就是召康公告诫成王的意思。这就是召康公所以论述享奉上天的道理，来阐明治理百姓的道理的原因。伯益赞美禹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达不到的。我认为伯益的意思，在于告诉禹苗民容易感化，而先借感动上天感通神灵的道理来阐明它。成王告诫君陈说：“至治的馨香，感动神明。”

译我认为成王的本意，在于告诉君陈那些顽固之民是容易教化的，而先通过推究感通神明的道理来开导他。唉！《泂酌》这首诗，其防止言论的实质正在于此。作这首诗的人，对此论述得不够详尽。所以我详细阐述其中的道理并加以辨析。

译《卷阿》这首诗，是召康公告诫周成王的。说的是寻求贤才，任用善良之士。

李氏说：“郑玄说：吉就是善。唐代孔颖达说：吉士也是贤人，但《诗序》作者特意用不同的文字来补足句子，也是因为经文中有‘吉士’这个词的缘故。这种说法是对的。周朝自文王以来，贤才聚集在朝廷，他们留给后代的遗产，已经无以复加了。然而召公仍然以寻求贤才、任用吉士作为告诫，大概是因为君主对于人才，希望无所不用，不能认为已经达到这样就不再去寻求了。就像汉高祖兴起时，谋臣如雨，猛士如云，按理说不必再以求贤为念了。等到取得天下之后，他路过沛县歌唱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他求贤之心没有止境的表现。成王处在太平盛世，召公担心他骄傲之心容易滋生，在求贤方面懈怠，所以恳切地作诗来训诫他，那么召公爱护他的君主真是到了极点。周公作《无逸》，陈述民事的艰难来告诫君主不要安逸享乐，而召公又作《公刘》的诗来告诫成王要重视民事。周公作《立政》，谈论用人得当与否来告诫成王任用贤才，而召公又作《卷阿》的诗来告诫成王任用吉士。那么周公和召公辅佐君主的原则是一致的。然而有人却说两人彼此不和睦，这难道不是严重地诬蔑古人吗！”

黄氏说：成王刚即位执政之初，召康公谨慎地首先提出三条告诫：一是厚待百姓，二是敬奉上天，最后是以寻求贤才、任用吉士作为终结。大概是说：爱护百姓所以敬畏上天，而呼唤俊才所以尊崇上帝。这三件事道理是相通的。推究这三者，即使是尧舜的治理，也不能在此之上增加丝毫了。康公多么善于向君主进言啊！后世的臣子不用尧舜治理天下的方法来期望他们的君主，所以不能用那些重大而紧要的事情来告知君主。政事的细枝末节，条目的琐碎小事，对天下国家没有益处的，却敢上奏章喧哗争辩。至于用人不当，忠奸不辨，而古人所说的“无不兴起，无不灭亡”的原因，却都默默不敢说一句话。唉！为什么不拿康公告诫成王的方法来告诫他们的君主呢？所以我曾说，成王即位之初，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康公已经告诫他要寻求贤才任用吉士，而周公作《立政》一书，也说：“不要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吉士。”两位公的告诫，都是天下治乱的根本。成王之所以能成为贤君，成周之所以能达到大治，两位公的功劳居多。虽然如此，说寻求贤才，说任用吉士，起初并没有区别。作《诗序》的人因为诗人有“吉士吉人”的话而提及罢了。如果非要寻求不同的说法，那么作这首诗的人，既然说“吉士”，又说“吉人”，也有不同的含义吗？难道是这样吗？

弯曲的山陵啊，旋风从南方吹来。和乐平易的君子，来这里游玩歌唱，来抒发他们的声音。李氏说：卷，弯曲的意思。飘风，旋风。毛亨说：恶人受到德化而消除，就像旋风进入弯曲的山陵一样。不如郑玄说：大山陵叫阿，有大山陵弯曲的样子，旋风从生长万物的南方吹来进入其中，比喻王者应当屈尊来对待贤者，贤者就会纷纷前来。郑玄的说法更好。只有君主能像卷阿接受风一样，所以和乐平易的君子都来告诉他善道。如果君主不喜欢善道，那么人们就会说：“哼，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傲慢的声音和脸色，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那么谗媚阿谀的人就来了。何况国君尊贵，像雷霆的威力，没有什么不被摧毁；像万钧的重压，没有什么不被压迫。如果不能屈尊来寻求贤才，那么他们就会珍视自己的言论而有远走高飞之心了。谁肯乐意告诉他善道呢？

黄氏说：天下不是名声能欺骗人，而是只有真诚能感动人。汉唐的君主，求贤的诏书不是不屡次下达，但最终不足以得到贤才。为什么呢？求贤的名声很盛，而求贤的实质却衰微。不是日食不下诏，不是地震不下诏，不是水旱不下诏。平时尊重贤才对待士人的诚意不到，而一旦想用虚名来招揽天下的豪杰，唉，哪有这种道理呢！高宗思念贤才而梦见傅说，成王醒悟而周公归来。有急切亲近贤才的君主，那么十六位相就会互相推荐而到来。有善于养老的君主，那么两位老臣会有“何不归来”的感叹。我由此知道真诚能感动人。召公以寻求贤才告诫君主，而首先说：“有弯曲的山陵啊，旋风从南方吹来。”那卷阿并不与风约定，而风必定会到来。既然有卷阿的弯曲，必定有旋风的飘动。阿是大山陵，卷是弯曲的姿态。没有比阿更险峻的，阿而弯曲就不抗拒自身的险峻，而有来自南方的风。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君主尊贵而谦虚，就不抗拒自身的尊贵，而有来自天下的贤才，这是天下的道理。自立而险峻的人，人不亲近我；真诚对待下属的人，人必定乐意依附。只有树木弯曲下垂，葛藤才会缠绕；只有山陵弯曲，南风才会吹拂。君主能屈己来寻求贤才，那么贤才必定乐意为他所用。因此，和乐平易的诚意不忘于心，那么尊重贤才对待士人的诚意必定表现在外。傲慢的声音不显露在脸色上，那么众多的贤士都轻视千里之遥，所以来游玩歌唱以抒发他们的声音，以此表明贤才愿意立于朝廷而乐意告诉他善道。如果不是有求贤的诚意，那么避色避地都是贤人，而在朝在位的不是吉士，即使招揽他们也不来，怎肯来游玩？即使询问他们也不说话，怎肯抒发他们的声音？

译这就是高祖不能招致四皓、光武不能使严子陵屈节的原因啊。唉！燕昭王以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来招揽贤才，于是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这就是“来游来歌”所表达的意思。卫文公的臣子大多喜好善行，因此贤者乐于将善道告知他们，这就是“矢其德音”所表达的意思。“矢”这个字，就像皋陶陈述他的谋略所说的“矢厥谟”那样。我曾经观察仁宗皇帝在位时，当时的贤才像鸟兽一样奋起聚集，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而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尤其多。唉，真诚能够感动人，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前辈曾经说，君主如果有求贤的诚意，那么贤者将会叩开宫门自己到来，确实如此啊。

译你可以从容地游乐，你可以安逸地休息。和乐平易的君子，能帮助你完善你的德性，使你像先公那样有所成就。你的疆土广大而显赫，也极其深厚。和乐平易的君子，能帮助你完善你的德性使你成为百神的主宰。你承受天命长久，福禄使你安康。和乐平易的君子，能帮助你完善你的德性使大福常伴于你。

李说：“‘你可以从容地游乐’！”这三章之下，小苏先生的解说最为精善。伴奂，郑氏说：“是自我放松的意思，弥是终的意思，酋是成就的意思。”是说成王之时，天下已经太平，只应当从容游乐，安逸休息，端坐拱手无所作为，静观天下百姓的富足。只要能得到和乐平易的君子而任用他们，以最终成就他们的德性，就能继承先君的基业，有所成就。你的疆土广大而显赫，昄是大，章是显著。是说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他的疆土广大而且显著，其深厚程度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只要能寻求和乐平易的君子而任用他们，以最终成就他的德性，就能成为神明的主宰。你承受天命长久，是说周朝承受天命已经很久，而且福禄又使国家安康。只要能得到和乐平易的君子而任用他们，以德成其德性，就可以长久保持那纯大的福佑。且以唐明皇来看，那时并非不从容游乐，并非不安逸休息，并非不疆土广大显赫，并非不福禄安康。然而自天宝以后，骄横之心渐渐兴起，只因求贤之心稍微减退，罢退张九龄而进用李林甫，任用小人而疏远君子，所以不能保住太平的基业。假使成王不知求贤，反而简略贤才而听信谗佞，那么他也只是唐明皇罢了。

黄说：这三章意思相同，但言辞有轻重之分。其要旨，都在于三章的末句。我曾观察诸家的讲解，感到困惑。《说文》把“伴奂”解释为广大而有文采，而郑氏认为是自我放松的意思。他们的说法认为贤者既已任用，那么人君得以安逸而从容地自我休息。小苏李迃仲先生则认为成王之时，天下已经太平，只应当从容而游乐，安逸而休息，端拱而无为。陈少南先生则认为人君只在于安逸而不役使智巧，以便与贤者讲学。然而以我看来，恐怕都不是康公的本意。说广大而有文采，固然是美辞。认为贤者既用而人君得以从容安逸，那么诗人的言辞不会如此急促。认为天下已平，成王只应当从容游乐，安逸休息，这是召康公教他安逸享乐。认为不役使智巧，那是文王之时的事。至于“你的疆土广大显赫，也极其深厚”，“你承受天命长久”，“福禄使你安康”，诸家的说法也都不同。然而他们的失误，都在于不考察诗人言辞的轻重。“尔土宇昄章”，《说文》说：昄，大；章，盛。“茀禄尔康”，《说文》说：茀，小；康，安。我认为这是盛大的样子。召公的意思，认为天下的治理如此可乐，土地的广阔如此盛大，福禄的喜庆又如此深厚。我们的君主将做什么呢？也应当知道保全它的方法罢了。如何保全？也只说求贤以辅助自己。然而求贤，是人君所难的。在天下治安之时，用难以必然之事来告诫，对于难以进言的人，也是君子所深深忧虑的。所以蹇叔的言论不被采用，是在秦军方兴之日；伍员的谏言不被实行，是在夫差屡胜之后。因此，对已经经历世事的人说话，与对未曾经历世事的人说话是不同的。成王以年幼的资质，出生而遭遇盛世的运数，正当此时，内外无忧，四方安宁，淮夷已服，顽民已定，天下的治理已经美好。而召康公以求贤用吉士来告诫他，这就像给吃饱的人进食，给壮年人进药石，他不唾弃，几乎不可能。所以召康公的告诫，也很难措辞。康公不直白其辞，而是委婉其言。第一章先说至治之乐，然后进言保治之说；第二章先说拥有天下的盛大，然后进言保天下之说；第三章，先说享受福禄的喜庆，然后进言保全福禄之说。人只有知道拥有，而后才不忍心丧失所拥有；知道不足以依赖，而后才不敢自恃。说“从容地游乐，安逸地休息”，天下无事，固然可乐。然而我们的君主也应当思考如何充实其德性，而继承先公的基业吗？疆土的广阔，宫室的盛大，固然也很深厚。然而我们的君主也应当思考如何充实其德性，而使百神以我为主吗？承受天命的长久，福禄的安康，固然也很盛大。然而我们的君主也应当思考如何充实其德性，使纯大的福佑常伴于我吗？先公的基业不能继承，那么“从容安逸”有什么可乐？宗庙社稷不享我，那么疆土广大有什么可荣？纯大的福佑不可常保，那么承受天命长久有什么可恃？反过来思考，天下虽然无事，而我不可因无事而忽视。贤才不可不求，吉士不可不用。假使康公不委婉其言，而直白以求贤用吉士来告诫他。成王的心，必定说：“天下的治理已经从容安逸，疆土已经盛大，福禄已经安康，我又何必依赖贤才，而急切地寻求吉士呢？”只有康公先说已经如此的情况，而后告诫尚未如此的情况，使他

译明白这一点是不可依赖的，因而不敢因此自我疏忽。唉！召康公向君主进言是多么善于把握分寸啊！汉文帝时期，号称天下富足安宁，而贾谊却一定要为此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好像祸患紧迫一样？后来贾谊忧国的心情确实如此，然而他的言论过于激烈，缺乏从容不迫的气度。皇帝退下来观察天下的形势，发现并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于是更加不相信他的话，所以把混乱说成安定，固然是小人的用心；而把安定说成混乱，也不是进言的最高明方法。直到看了这首诗，才知道康公告诫他的君主，他的言论确实自有章法。

译有辅佐之臣，有翼戴之助，有孝行之人，有德行之士，以此引导，以此辅翼。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效法的准则。庄重威严，气度昂扬，品德如同圭璋般高洁。美好的声誉，崇高的威望，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治理的纲领。李氏说：“有冯有翼。”郑氏将“冯”解释为凭几，将“翼”解释为敬，将“孝”解释为成王，将“德”解释为群臣。他的意思是用祭祀来解说，欧阳氏则反对这种说法。这大概是指贤者众多如此，有可以充当辅佐的人，有孝行的人，有德行的人，都可以诱导扶持他们的君主走上正道。成王能得到这些和乐平易的君子，就可以作为四方的法则。庄重威严，气度昂扬，这一章也是说贤者如此。有人说这是指成王，这是不对的。颙颙，是温和的样子；卬卬，是盛大的样子。如圭如璋，是说他们的德行像圭璋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听到他们就有好的名声，看到他们就有威严的仪态。玉在山中而树木滋润，深渊产珠而崖岸不枯，内在的修养必然表现于外在，这是常理。成王能得到这些和乐平易的君子，就可以成为四方的纲领。

黄氏说：人君在用人和弃用之际，天下的趋向关系于此，不可不谨慎。用对了人，那么天下人都会在贤人吉士的领域里磨砺自己，而四方的纲纪因此而定。一旦用错了人，那么天下人趋附他，纲纪也就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天宝年间，唐代的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一旦用了李林甫，唐代的纲纪就因此大乱。由此看来，召康公的告诫，其用意深远了。康公的意思大概是说：人不可以胡乱任用，应当考察他的实际并考核他平素的品行。有冯翼之才、孝德之行的，然后可以任用他作为四方的准则；有颙卬之志、圭璋之质的，且有美好声誉和威望的，然后可以委任他作为四方的纲领。大概康公认为，才能与德行相称，名声与实际相符，然后才可以称为贤人，称为吉士。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不过是盆成括之类的人；名声有余而实际不足，不过是少正卯之类的人。他们不误导天下国家的情况，很少见。所以冯翼之才，尤其贵在孝德之行；而美好的闻望，尤其贵在圭璋之质。唉！这两章，难道是康公告知成王用人的方法吗？郑氏将“有孝”解释为成王，将“有德”解释为群臣，其用意是用祭祀来解说，而陈少南先生也将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解释为人君德性内成而仪容外显，诗人的本意，我恐怕不是这样。

凤凰在空中飞翔，羽翼纷纷，也聚集停歇。众多王室的吉士，由君子驱使，取悦于天子。凤凰在空中飞翔，羽翼纷纷，也贴近天空。众多王室的吉人，由君子命令，取悦于庶民。

李氏说：“凤凰于飞，这一章是说贤者以类相进。古人多把凤凰比作贤者。君子在治世，像凤凰；在乱世，也像凤凰。凤凰这种鸟，不是太平盛世就不出现。翽翽，是众多的样子；蔼蔼，是尽力的样子。凤凰飞翔，羽翼纷纷，以类相进，都聚集在这里。以此比喻众多的吉士，在有道的朝廷，也引类相进。由君子所驱使，爱戴天子。又说‘凤凰于飞’，这一章也是上一章的意思，傅戾是贴近的意思。媚于庶人，是说爱戴庶民。”

黄氏说：我曾观察古今的天下，当它兴盛时，贤人聚集于此；当它衰败时，小人结党于此。圣明的君主，他的智慧固然足以了解他们，但怎么能穷尽天下的才俊而任用他们呢？为什么贤人君子都为他所用，而天下没有遗漏的贤才呢？世上的说法是：“天生圣君，必生贤佐。”申甫自岳降生，傅说成为列星，贤人君子被用于世间，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天想要平治天下，那么天下都是君子而没有小人；天不想平治天下，那么反之。唉，这不是真的！天心仁爱，人君难道不希望朝廷都是君子吗？然而天下有君子，必然有小人的，怎么能断绝他们的种类呢？总之，君子小人消长的道理，在人君任用之际，有先行的引导。殊不知舜不任用禹而任用驩兜，我看到鲧与放齐之类的人，欣然一起在虞朝称善。如果成王不任用周公而任用管叔蔡叔，我看到武庚之类的人，欣然在周朝攀援。只有舜任用禹以引导天下，所以皋陶、稷、契以类相进；只有成王以周公为师以引导天下，所以康公、康叔以类相用。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拔茅连茹”。所以说：“凤凰于飞，翽翽其羽，亦集爱止。”又说：“凤凰于飞，翽翽其羽，亦戾于天。”凤凰肃肃飞翔，众羽翽翽跟随；凤凰飞而停歇，众羽也聚集；凤凰飞于天，众羽也贴近。为什么众羽趋向凤凰如此呢？凤凰是众羽所仰慕的。圣人不能穷尽天下的贤才而任用他们，只要得到一个宰相，像禹、像周公，那么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朝廷没有侥幸任职的人。譬如龙翔而雨就下了，虎啸而风就吼了，还担心天下有遗漏的人才吗？我曾观察高宗没有得到傅说时，忧虑思考而不得安宁；得到傅说后，专任他而无忧虑。天下的贤才不止一个傅说，而高宗唯独急切地寻求傅说，为什么呢？唉！父亲归附他，儿子还往哪里去？高宗大概懂得这个道理。“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又说：“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

译起初并无异议，大概意思是说吉人吉士之所以众多，是因为有君子在上位。这正是为了充实“凤凰飞翔而众鸟跟随”这一含义。“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大概媚于天子是为了媚于庶人，爱君是为了爱民；媚于庶人是为了媚于天子，为民是为了为君。只知道媚君而不知道媚民，并不是爱君的真诚表现。那不过是秦朝的高斯、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杨国忠之流罢了。他们不忠于君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曾经讲解《假乐》这首诗，讲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觧于民，民之攸塈”这一章时，已经妄加议论过了，所以不再重复阐述我的观点。

译凤凰鸣叫啊，在那高高的山冈。梧桐生长啊，在那朝阳照耀的地方。枝叶茂盛啊，声音和谐啊。

李说：“凤凰鸣叫啊。凤凰这种鸟，不栖息在梧桐树上。凤凰在高冈上鸣叫，必定有梧桐树生长在朝阳之地。梧桐树，枝叶茂盛，因而繁盛；那么凤凰，声音和谐，因而和鸣。这是说成王的朝廷，能够招致贤者像这样。梧桐树生长在朝阳之地，大概是因为它早晨见到太阳，受到温和仁厚的气息较多。而解说的人把受到温和仁厚的气息当作人君的德行，这就牵强附会了。”

黄曰先说：凤凰飞翔而众鸟跟随，这里又说梧桐生长而凤凰鸣叫。就像论述九官的作用时，说：禹是为首的；论述三后的作用时，说：周公是为首的。等到论述禹之所以被任用，周公之所以归顺，又说：舜的圣明，成王的贤德。况且古人一定要用凤凰来比喻君子，为什么呢？不是取它羽毛的奇异，不是说它罕见的奇特。贤人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政治清明就出现，政治昏暗就隐退，就像凤凰一样。不在高冈上飞翔，不栖息在梧桐树上。所以凤凰在高冈上鸣叫，是因为有梧桐树生长在朝阳之地。梧桐树，枝叶茂盛而繁盛；凤凰，声音和谐而和鸣。况且太公、伯夷，是天下的老臣。当他们隐居在东海、北海之滨时，默默地处身，恐怕被人听闻。等到发出‘何不归来’的感叹时，纷纷而起，恐怕落后。以前为什么躲避，现在为什么归来？这是君子出仕与隐居的道理，诗人形容的意思。后世像鲁二生、汉四皓，都终于隐居而不显露于世。像这样的人，任用他们虽然未必能成就辅佐王业的功绩，但后世君主轻视儒生、怠慢士人，而贤人君子由此窥探到他们的用心。梧桐不茂盛，奇怪凤凰不和鸣吗？唉！凤凰啊凤凰，为什么德行衰败！

君子的车，既众多又丰富；君子的马，既驯服又奔驰。陈述的诗不多，只用来伴随歌唱。

李说：君子的车，这一章说用来赏赐君子的东西很丰厚。韩文公说：假如贤者到来，只见一次；愚者不能见到，那么贤者没有不来的，而愚者日益疏远。假如愚者到来，给他千金；贤者到来，也给他千金，那么愚者没有不来的，而贤者日益疏远。大概对待贤者的方法，应当与众人不同；如果像对待众人那样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将会推辞说：‘我的君主用什么礼遇我，却用什么事责求我？’所以一定要待他们很丰厚，那么贤者乐于告诉他善道。现在君子的车马如此丰富，那么他的礼遇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君子难道在于车马之间吗？大概用车马的众多，来显示礼遇很丰厚。召公作诗，言辞不多，只让乐人歌唱，想让成王以此为警戒。召公虽然说‘这首诗不多’，然而他的言辞如此恳切，已经很多了。还说‘陈述的诗不多’，大概召公爱戴他的君主非常深切，心里还认为少。

黄说：先儒论述这一章，都说君主对待贤者的礼遇，应当像这样丰厚，所以必定有车马赏赐给他们，像《尚书》所说的‘用车服来酬劳’，《易经》所说的‘赏赐马匹繁多’。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康公的意思，本来是想让成王以礼对待贤者，然而不告诉君主对待贤者的诚意，却告诉君主对待贤者的物品，康公的意思，必定不是这样。车必定说‘君子的车’，马必定说‘君子的马’，就像杜甫的诗说：‘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谁没有酒？不如对着贤人的酒；谁没有车？不如听长者的车。爱其人而贵重其物。天下谈论弓的人，必定说‘乌号之弓’；谈论鞋的人，必定说‘曲阜之履’。难道贵重那些物品吗？还是贵重那些人呢？康公先说‘枝叶茂盛，声音和谐’，接着说‘君子的车，既众多又丰富；君子的马，既然驯服又奔驰’。大概是说梧桐树茂盛，那么凤凰鸣叫；人君的诚意达到，那么贤者到来。我的君主如果有喜爱贤者的诚意，那么天下的贤者，没有不愿意站在他的朝廷，将有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君子的车众多且丰富，君子的马驯服且奔驰，指着车马说‘君子’，以显示朝廷没有奸邪之人。像这样，康公爱戴君主的意思就满足了，所以说‘只用来伴随歌唱’。康公作《卷阿》诗，他的言辞不是不详细，而还说‘陈述的诗不多，只用来伴随歌唱’。大概他爱戴君主的诚意感动于内心，而爱戴君主的言辞表现于外，那么言辞多还认为少。唉！康公爱戴他的君主，是多么深切啊！后世谈论做臣子的人，必定说‘周公、召公确实可信’；做臣子的人，必定像这两位公侯而后无愧。

民劳，召穆公讽刺周厉王。

百姓也劳苦啊，差不多可以稍微安康。恩惠这中国，以安抚四方。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以谨慎那些不良之人。制止寇虐，防备那些不畏光明的人。安抚远方能亲近近处，以安定我们的君王。百姓也劳苦啊，差不多可以稍微休息。恩惠这中国，以成为百姓的配偶。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以谨慎昏乱吵闹。制止寇虐，不要让百姓忧愁。不要丢弃你的劳绩

译以此作为君王的荣耀。百姓已经劳苦，差不多可以稍作休息。恩惠施予京师，以此安抚四方诸侯。不要放纵诡诈随顺之人，以此防范祸乱至极。遏制强盗暴虐，不要让他们作恶。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以此亲近有德之人。百姓已经劳苦，差不多可以稍作歇息。恩惠施予中国，使百姓的忧愁得以宣泄。不要放纵诡诈随顺之人，以此警惕丑恶厉行。遏制强盗暴虐，不要使正道败坏。君王虽然年轻，但能施行大道。百姓已经劳苦，差不多可以稍得安宁。恩惠施予中国，使国家没有残害。不要放纵诡诈随顺之人，以此谨慎对待缠绵悱恻之事。遏制强盗暴虐，不要使正邪颠倒。君王想要成就你，因此我大力劝谏。

译李氏说：“召穆公是召康公的第十六世孙。召康公处在周武王、周成王时代，进言被采纳，劝谏被听从，他所陈述的，没有不是恳切正直的话，而君王能够听取，所以天下大治。召穆公处在周厉王时代，并非没有恳切正直的话。看《民劳》和《荡》这两首诗，他的话并非不忠诚，无奈君王不听取，所以天下大乱。他们爱戴君王的心，并非不同，只是所遇到的时势不同罢了。《江汉》这首诗里所说的召虎，就是召穆公。在厉王时代，不被信任重用，他显现在世间的，只有他的言论罢了。到了宣王时代，能够信任重用他，于是有了平定淮夷的功劳。所谓百里奚，并不是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聪明，正是这一类情况。考证《国语》，厉王行为暴虐、奢侈傲慢，国都的人诽谤君王。召公劝谏说：‘百姓不堪忍受政令。’厉王发怒，派人监视诽谤者。召公劝谏说：‘这是堵塞啊。堵塞百姓的口，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堵塞而决堤，伤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召穆公在厉王时代，他的忠诚劝谏屡次发生，不仅仅《民劳》和《荡》这两篇而已。后来厉王逃到彘地，太子静藏在召公的宫室里，国都的人听说后，就包围了那里。召公说：‘过去我屡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从，以至于造成这场灾难。现在杀了君王太子，君王难道会因为我而怨恨发怒吗？侍奉君王的人，身处险境而不怨恨，有怨气而不发怒，何况侍奉君王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宣王太子，最终得以脱险。看这件事，那么召穆公的胸襟，可以说大大超过常人了。庆郑对于晋惠公，屡次劝谏不被听从，等到在韩原作战，戎马陷入泥沼而停止，惠公呼叫庆郑。庆郑说：‘固执拒谏违背占卜，本来就是求取失败，又逃避什么呢？’于是离开了他。庆郑对于惠公，固然算是忠诚劝谏，等到他的君王陷入危难，安然坐着观看而不救助，因此他的君王怨恨他并把他当作仇敌。听到召公的风范，庆郑可以稍微感到羞愧了。看《民劳》这首诗和《荡》诗，它们的言辞从容舒缓而不紧迫，那么召穆公的忠厚，可以从这两首诗中看出来。何况他肯在急难之中把君王当作仇敌呢？召穆公既已使太子脱离危难，于是与周公共同处理政事，称为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于是立太子静为君王。在那十四年之间，朝廷没有君主，召公却与周公在天下处理政事，天下人不认为这是专权，宣王也不认为这是可疑，这不是才能像伊尹那样的人不能做到的，而召公能做到，难道不说是大贤人吗？召公的贤德如此，那么学者对于这首诗，不可以不详细考证了。”

关于“迄”字，毛氏说：“危也。”郑氏说：“几也。”毛氏的解释，认为百姓都疲惫。劳累而又危险，那么他的解释不太简明直接，不如郑氏的解释优长。《易经》井卦说：“汔至，亦未繘井。”汔也解释为几，汔而没有发挥作用，那么就没有功劳了。这个“迄”字与此相同。意思是向君王报告说：“当时的百姓也劳苦了，希望厉王可以稍微安抚他们吗？”说稍微安抚，是不敢期望厉王奋起大大安抚百姓，只是希望他稍微康宁百姓，使他们得到休息就足够了。关于“中国”，毛氏说：京师；关于“四方”，毛氏说：诸夏；郑氏也相同，都是错误的。“中国”只是说诸夏。王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中国到夷狄都安抚他们，这是对的。但是王氏又把下文的“四国”当作中国，又失之拘泥了。毛氏和郑氏的错误，是把中国当作京师；王氏的错误，是把四国当作中国，他们的错误是一致的。安抚百姓的方法，必定有次序，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这是先后的次序。圣人对天下，并非不想一视同仁，但是不能治理近处而先想治理远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然而可以施予恩惠的，只在于不要放纵诡随的人罢了。诡随的人，苏氏说：‘不顾是非而胡乱顺从别人的人就是。’毛氏和郑氏都认为诡随是诡诈别人的善行，顺从别人的恶行，他们的解释不太恰当。那些小人想要在朝廷做官的，必定先迎合君王的欲望，然后才能得志。比如唐太宗曾经欣赏庭中的树，宇文士及跟着不停地赞美，太宗严肃地说：‘魏征曾经劝我远离谄媚的人，我不知道谄媚的人是谁，心里怀疑是你。’宇文士及在旁边称美，可以说是诡随了。大概他们不顾事理的是非，君王认为对也就认为对，君王认为错也就认为错，既然合乎君王的意旨，然后就可以谋求君王的爵位了。天下的大事，只凭我想要的去做，那么天下的人必定遭受祸害了。君王能够不放纵诡随的人，没有良善的人，既然已经谨慎告诫，那么那些侵害百姓、不畏法律的人，也将被遏制住了。孔氏说：‘恶行有大有小，诡随还不算大害，所以直接说不能放纵他们。’无良则是小恶已经显露，所以谨慎告诫；宼虐则是加害于百姓，所以遏制制止。自古以来人臣放纵大恶而无所忌惮的，就是因为君王在开始时有所放纵。《左氏传》说：‘一个人侥幸得逞，是国家的不幸。’有一个人侥幸行事，那么天下必定遭受祸害了。不在诡随的时候禁止他们，等到成为宼虐而想要遏制他们，也已经晚了。比如唐代宗的时候，所用的人，像元载、李辅国之类，都是大奸大恶，无可奈何……”

译何至于派遣刺客去杀害他，这是完全没有策略的表现啊。“柔远”，就是上文所说的“绥四方”；“能迩”，就是上文所说的“惠中国”。远方和近处都安定了，那么君主也就安定了。如果远方的人已经背叛，而近处的人已经离心，君主即使想要一天的安宁，能做到吗？所以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然后才能使我王安定。休息，用来使百姓聚集。逑，就是聚集的意思。这是说让百姓不致离散。宣王的时候，百姓离散，不能安居，而宣王能够慰劳招引，使他们回归安定，聚集在一起，由此可知厉王的时候，百姓流离失所，散乱在四方了。所以告诫他说：用来使百姓聚集。惽怓，就是混乱的意思。不要抛弃你的辛劳。郑氏认为这是说不要废弃你起初勤政事功的功劳，不如苏氏认为这是说你的辛劳是旧有的。对于诡诈顺从的人要禁止，对于旧有的功劳要任用。如果有功劳的人不要抛弃，那么君子在朝廷，小人在民间，难道不是君主的休美吗？百姓也劳苦了，用来安抚四国，就是上文所说的“绥四方”。没有极端的，不中道的，不要让他们作恶。遏止寇虐之人，使他们不能作邪恶之事。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用来亲近有德行的人。这是说君主应当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这样才能亲近有德行的人。因为如果礼貌衰败，那么有德行的人一定会离去。比如汉武帝不戴帽子不见汲黯，而对于公孙弘，即使不戴帽子也见。唐代姚崇、宋璟做宰相，每次进见明皇，明皇总是起身迎接，然后临轩送他们。等到李林甫做宰相，虽然宠信超过姚崇、宋璟，但是礼遇却非常卑薄。因为对于无德之人，可以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如果是对于有德之人，却如此倨傲，那么他们就会有离去的想法了。看厉王的时候，所亲近的只有荣夷公之类的人，怎么能亲近有德行的人呢？愒，也是休息的意思。使百姓的忧愁宣泄，使百姓去除他们的忧愁。泄，就是去除的意思。用来谨慎地对待丑恶，厉，就是恶的意思。不要使正道败坏，不要使正道得以败坏。戎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所系天下之事很重，不可不谨慎。百姓也劳苦了，等等。国家没有残败的祸患，说国家没有残败的祸患。缱绻，就是附着的意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缱绻跟随君主，不沟通内外。元恺说：不敢离散。《说文》说：不相离散。孔氏认为人反复做恶，固执不舍，常做恶行，不如苏氏认为小人的固结其君，不要使正道反而为邪。厉王啊，我想让你如玉，因此大谏。自古人君之所以想要杀害谏臣，一定是认为他们违背自己，而不知道实际上是爱自己。人的谄媚阿谀，虽然说是谦逊的心志，但是还是疾病，所以害他。人的忠直，虽然说是违背自己，但是还是药石，所以爱他。如果君主能够察知他的臣子之所以谏自己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心不过是想让他的君主成为贤人、圣人，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境界，那么一定不会有杀害谏臣的祸患了。

译《板》这首诗，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作品。

上天反复无常，下民全都困苦不堪。厉王发出的政令不合正道，谋划的事情目光短浅。心中没有圣人的法度，行事专断妄为，不遵循诚信之道。因为他的谋划目光短浅，所以我进行严厉的劝谏。

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你们不要那样欣喜自得。上天正在发出警示，你们不要那样随声附和。如果政令和谐，百姓就会和睦融洽；如果政令美好，百姓就会安定无忧。

我虽然与你们职事不同，但也是你们的同僚。我依据你们的谋划来进言，你们却听我说话时傲慢无礼。我所说的话确实可行，请不要把它当作笑谈。古人有句话：“即使是砍柴割草的人，他们的意见也值得询问。”

上天正在降下暴虐，你们不要那样戏谑轻慢。老臣我忧心如焚，年轻君主却傲慢自大。不是我年老昏聩，而是你们把忧患当作戏谑。灾祸日益严重，已经不可救药。

上天正在震怒，不要做那些谄媚逢迎的事。威仪完全丧失，善人如同尸位素餐。百姓正在呻吟叹息，却没有人敢违抗君意。国家丧乱，资源匮乏，竟然没有人能恩惠我们的民众。

上天引导百姓，就像埙和篪那样和谐，像璋和圭那样端正，像取物那样自然，像携带那样轻松。只要顺应引导，教化百姓非常容易。百姓多走邪路，不要自己设立邪僻的法度。正直的人是国家屏障，军队是国家城墙，大国是国家的屏藩，大宗族是国家的骨干。怀德才能安宁，宗子如同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承担恐惧。

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怠慢。敬畏上天的变化，不敢放纵驰骋。上天光明，监察你们的言行；上天明亮，监察你们的游荡。

李说：“《左传》记载：‘凡是蒋、邢、茅、胙、祭五国，都是周公的封地。’凡伯是周公的后代。入朝担任王朝的卿士。《春秋》记载‘天王派遣凡伯来聘问’，那么凡伯也是周公的苗裔，世代为王臣。‘上帝板板’，板是反复无常的意思。‘瘅’，是病苦的意思。凡伯因为厉王不行正道，于是进言说：‘爱护百姓，是上天的常道。如今上天让下民都陷入病苦，这是违背了常道。上天降下这样的祸患，可畏可不慎吗！’我出言告诫他。厉王不以为然，而且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那么他的谋划就目光短浅了。凡伯的进言，无非是长远的谋划，而厉王不听从，只知道沉溺于眼前的享乐，不知道祸患即将降临。‘管管’是无所依恃的意思，说厉王的心，不知道有圣人的法度，所以专断己见，放纵情欲，安然无所忌惮，肆意欺诈而不遵循诚信之道。大概人如果知道有圣人的法度，就会战战兢兢，不敢随意妄为。心中既然没有圣人，那么矫饰虚伪，欺诈伪善，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正因为他的谋划如此目光短浅，所以我才进行严厉的劝谏。从下文到最后一章，都是严厉劝谏的内容。上面已经说了‘谋划目光短浅’，这里又说‘谋划尚未深远’，这是反复强调。‘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宪宪，是欣喜自得的样子。孟子说：‘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是随声附和的样子。侍奉君主没有道义，进退没有礼节，言论违背先王之道，这就是随声附和。曾经听说：‘书籍难以理解，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罢了。’在凡伯这里称为泄泄，孟子又转为沓沓。如今沓沓这个词也难以理解，但只要看孟子所说的‘侍奉君主没有道义，进退没有礼节，言论违背王之道’，意思自然可见。郑玄的解释，都以上天指代君王，说君王正在施行暴虐的政治，使天下百姓艰难，你们臣子不要那样欣喜自得而劝诱他。君王正想变动先王之道而施行邪僻的政治，你们臣子不要那样随声附和而助长他。他的解释都认为君王不对。这里只是说上天正在降灾给君王，不可以不恐惧。说上天正在降大难给君王，为什么还欣喜自得而不恐惧？上天正在警示君王，为什么还随声附和而不知停止？上天仁爱爱护君主的意图至深，所以降下灾难来警示君主，想要解除上天的愤怒，只有恐惧修省罢了。如果能够谨慎德行，那么即使有桑谷之变，也可以导致中兴。如果不知道恐惧，那么天灾日益严重，想要顺应上天的心意，究竟做什么呢！”在于治理百姓罢了。然而百姓难道难治吗？君王的教令，如果和顺了，那么下民没有不和洽的；君王的教令，如果悦美了，那么下民没有不安定的。古人说：“安危在于发布命令，百姓的休戚系于上位者。”这在于上位者所施行的教令如何罢了。看《尚书》所载，都是古代帝王用来教令臣民的方法，其治乱可以考证。

“我虽异事”这一章，又责备同僚的臣子。王氏说：“事情虽然不同，但共同治理天下，那么凡伯与厉王无异于同僚了。”这种说法非常牵强。意思是说：“我与你们大臣，职事虽然不同，但常与你们同僚。”正是《左传》所说的：“我曾与同僚，怎敢不尽心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同僚的缘故而向你们谋划，而你们同僚却听我说话时傲慢无礼而不相信。我所说的话，确实可行，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笑谈。先世的百姓曾经说：“砍柴割草的人，他们的意见尚可采纳，何况我是同僚之人呢？”凡伯劝谏君王不被听从，所以想与同僚共同陈述，而他的同僚却是奸邪的小人，反而嘲笑他的言论，何况想与他共同劝谏君王呢？昔日赵盾与士会同心侍奉君主，劝谏不被接受就由儿子继承，同僚应当如此。如今厉王之时，同僚劝谏君主都被当作笑谈，与赵盾、士会相差太远了。“天之方虐”，是说上天将要降下暴虐，以丧失国家。君王为什么戏谑轻慢呢？只有老臣知道不可不警戒，所以以此劝谏君王，而君王却傲慢自大而不顾他的言论。小子（指厉王）。《说文》说：

译“蹻蹻”，是举脚抬得很高的样子。从举脚高抬的意思来看，“蹻蹻”便是骄傲懈怠的意思。刘向《新序》说：“老夫灌灌，小子蹻蹻。”意思是说，老夫恳切地想要说完自己的话，而年轻人却骄傲轻慢，不肯接受。《毛传》解释“灌灌”说：“就是恳切的样子。”你们之所以不采纳我的言论，难道不是因为嫌我年老吗？然而我的言论实在并非因为年老而迂腐，只是你们把担忧当作戏谑罢了。自古以来，平庸君主的朝廷，没有不抛弃和废弃年长贤者的。老人的言论可以治理国家，反而因为言论显得老成，就认为言论衰老而不可采用。秦穆公对蹇叔说：“你懂什么？如果你能活到中等寿命，你坟上的树都已经合抱粗了。”这就是所谓把老人的言论视为衰老无用。

“熇熇”，是炽盛的样子。《说文解字》说：“是火炽热的样子。”这也是炽热旺盛的意思。意思是说，君王不采纳我的言论，等到祸患积累起来，就会像火越烧越旺，无法挽救制止了。“天之方懠”，“懠”是愤怒的意思。“夸毗”，《尔雅》说：“是身体柔顺的样子。”意思是说，上天正在震怒，君王为何懦弱而不能自立？如今威仪都已经迷乱，那么他没有坚定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当世所谓的好人，又都不敢说话，只是占据职位而已。所以百姓呻吟痛苦，没有人来揣度体恤他们。百姓处在丧乱的时候，没有资财，竟然没有人恩惠我们众人。因为聚敛更加严重，所以百姓更加困苦。上天开导百姓，正如所说的“天序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的讨伐有罪”，这些都是顺应天理的表现。如果能够顺应天理来开导百姓，就会像埙和篪互相应和，圭和璋互相契合，取得信任非常容易。开导就像循循善诱那样，而且人生来都有固有的本性。顺着他们的善性，那么教化不用严厉就能成功，政治不用严苛就能治理。如果向百姓索取过多，那么开导百姓的方法就改变了。“益”是说不要索取过多，特意提到“牖”（开导），是为了承接上文而言。郑玄说：“不要说‘这有什么好处’？”诗人只说“无曰益”。郑玄又增加说“无曰是何益”，可以说是穿凿附会了。

“民之多辟”，“辟”应当读作“僻”，意思是说，现在的百姓已经很多邪僻了，而君王又做邪僻的事，怎么开导百姓呢？没有自己不正却能纠正百姓的道理。周厉王既然做了邪僻的事，怎么能纠正百姓呢？“价人维藩”，“大师”有人读作“大字”。“价人”有人认为是大人，有人认为是善人，有人认为是掌管军事的人，没有经典依据，现在暂且并存这些说法。“大师”，是大众。“大邦”，是诸侯。“大宗”，是强宗大族。君王所依靠作为藩篱屏翰、保卫国家的，就是这几类人。如果用德行来安抚他们，就没有不安宁的了。“宗子维城”，是说同姓的宗子，也应当用德行来安抚。诗人用“怀德维宁”夹在中间，那么“宗子维城”也应当用德行来安抚。《左传》说：“您应该修养德行来巩固宗子，有什么城墙比得上呢？”这就是所谓“宗子维城”的意思。不要让宗子构成的城墙毁坏，不要让你独自居住，那是可怕的。宗族既然离散，那么成为周厉王的人，就只是个渺小的普通人了，难道不可怕吗？

“敬天之怒”，这一章又告诫君王要敬畏上天，反复说这些话，是为了显示周厉王忽视上天的警戒。“渝”是变化，这也是上天发怒的意思。上天如此发怒，君王应当警戒，不敢嬉戏游乐，纵情驰骋。所谓的天，难道遥远吗？不要说高高在上，上天升降视察，日日鉴察就在这里。所以昊天的光明，与你一同出入，与你一同游乐，不可以因为遥远而忽视它。“旦”，是明亮的意思。“王”，是往的意思。看“敬之一章”，都是说天与人不远，君王应当敬畏。所以这首诗既告诉他要敬畏上天的愤怒，又重申昊天明亮，敬畏的那一篇的意思都包含在其中了。周厉王的无道，凡伯之所以告诫他，还如此详尽。末章所说的，只有文王能做到。文王升降视察，所以说“昊天之明，及尔出王，与尔游衍”，不因为遥远而忽视，在帝王的左右。这难道是周厉王所能做到的吗？而凡伯也用这个来告诫他，大概是因为古人对于君主要求严格，在孔孟的时代，他们的君主都是平庸之主。用孔孟的话去告诫他们，无非是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理，由此可知古人侍奉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