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解卷三十五

译真是不同寻常啊。“江汉汤汤”，形容江水浩大。“洸洸”，是威武的样子。“有洸有溃”，也是威武的样子。江汉如此广大，而武夫都壮勇，经营四方。如果有不服从的人，就跟随去讨伐他们。讨伐他们使其服从后，然后凭借这成功向君王报告。郑氏认为召公既受命讨伐淮夷，使其服从，又去经营四方叛乱的诸侯国，跟随去讨伐他们。苏氏认为淮夷既已平定，于是经营邻近的国家，向君王报告成功。王氏的说法也类似这样。我私下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所谓经营四方，只是经营淮夷。下文说“式辟四方”，这也是经营夷狄，却说“四方”，也像后世征伐夷狄，就说有事于四方夷狄一样。四方应当是指淮夷而言。四方既已平定，那么王国必定安定了。王国既已安定，那么于是就没有战争之心，而宣王的心也可以安宁了。观察这些，就知道宣王的心在于安定天下。他的战争确实出于不得已，也可以看出召伯能奉行君王的心意而能尽其职责。贞观年间，讨伐〇兹，攻克了它。皇帝对群臣说：“快乐有几样？我曾说过：登上城墙骑竹马，是儿童的快乐；装饰金翠罗纨，是妇人的快乐；贸易交换有无，是商人的快乐；高官厚禄，是士大夫的快乐；战无不胜，是将帅的快乐；四海安宁统一，是帝王的快乐。”我现在快乐了。太宗所说的“四海安宁统一，是帝王的快乐”，这与宣王的心意安宁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太宗喜好名声，所以他作战是为了争夺区区的名声，并非有意于安定天下。宣王的心意，他的战争出于不得已。四方既已平定，王国大致安定，当时没有争斗，然后君王的心意才安宁。那么宣王的心意就不同于太宗的心意了。江汉的岸边，郑氏说：“君王在江汉的水边，命令召公用王法征伐四方。”所谓江汉的岸边，并不是宣王亲自渡过江汉，而是因为上文提到江汉，所以说江汉的岸边。也就像《伐木》这首诗说在坡上伐木，只是因上文而言罢了。召虎是君王亲自命令的，用来开辟四方，于是安定我们的疆土，推行周人的法度。我们用兵讨伐淮夷，不是怨恨他们，也不是急于求成，只是想让王国到来。召公用兵，不是想让他们受苦，不是想让他们急促，这是仁义的军队吗？疆土既已平定，于是划定疆界治理百姓，直到南海，这可以看出恢复了文王武王的疆土。吉甫讨伐玁狁，到达太原；召公划定疆界治理百姓，到达南海。文武的疆土恢复可知了。君王命令召虎来巡视来宣扬。旬，《说文》说：“遍也。”十日为旬，那么旬解释为遍，很明显。宣王命令召虎遍行宣扬他的政教，不只是让他从事武功。因言康公之事而训告他：“过去我们文王武王受命，你的祖先召康公确实是藩屏之臣。你现在不要认为我是小子，不足以有所作为，你应当继承你召康公的功业。”有文武的君主，必有文武的大臣。我的德行虽然不及文武，你应当继承你祖先的功业。这是宣王的谦辞。你应当开拓敏达你的功业，我就赐给你福气。君主命令臣子，多言祖先之事来告诫他。宣王命令韩侯既告诉他“继承你祖先”，现在命令召公也以祖先训诫他，大概是想让他的家族世代延续。赐给你圭瓒，赐给你；秬鬯，黑黍酒；卣，樽也。未祭祀时就把秬鬯放在卣中，祭祀时就把它放在〇中。这赐命的，就是未祭祀时放在卣中。说君王命令召虎赐给他圭瓒，又赐给他酒，用来告慰你的祖先。你的祖先是文德之人，还认为不够，又赐给他山川土田。你祖先自从文武受爵，自从召康公以来已经这样久了。召虎拜手稽首以接受恩惠，无以为报，只说“天子万年”，大概是祝君王长寿，自古人臣的常情。虎拜稽首以称颂〇王的美德，为召康公对成王命令的话。告诉宣王“天子享有万年的寿命”，又说“天子之所以明明而称誉无穷，是因为施行文德以和洽四国”。宣王命令召虎以为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告诉他“在周受命，自从召祖受命，是让他继承召公的基业”。召虎于是拜手稽首，作《召公考》。这是能知道继承他的召公。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这是召康公之所以能辅佐他的君主，而召虎因宣王命令，于是举召康公的话来尊崇宣王。自古人君有战功，就喧嚣有自满之心，而说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秦皇汉武就是这样。大臣有战功，就志满意得，于是有玩忽之意，像臧宫马武就是这样。宣王命令召虎却说“来巡视来宣扬”，是不以武功为事了。而召公则告诉宣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他的臣子不以黩武为事了。君臣相勉如此，与皋陶的赓歌相差不远了。

译黄说：“《江汉》这首诗，是召公率军凯旋、论功行赏的时候所作的。起初整顿军队前往，不是为了邀功，只是因为淮夷作乱，不能让他们自己安定罢了。接着淮夷的祸患消除，而功业成就；接着安定百姓的政令推行，而功业扩大；接着就功业来论定赏赐；接着论定之后赏赐施行；接着这是人臣报答君恩的道义。至于淮南淮北的辨析，前代儒者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

《常武》是召穆公赞美周宣王的诗。有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并以此作为告诫。然而“赫赫明明”，君王命令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顿我的六军，来修治我的兵器”。既恭敬又警戒，以此恩惠南国。君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左右陈列行列，告诫我的军队。”沿着淮水岸边，巡视这徐地的土地，不停留也不久居。三件事都就绪，显赫威严，有庄严的天子。君王舒缓地安抚作为，不炫耀也不游荡。徐地纷扰不安，震惊徐地，如雷如霆。徐地震惊，君王奋起他的武功，如震动如发怒。进用他的虎臣，怒吼如咆哮的猛虎。铺陈驻扎在淮水边，仍然擒获敌虏。截断那淮水边，是王师驻扎的地方。王师众多，如飞如箭，如江如汉，如山的覆盖，如川的流淌。绵延有序，不可测度不可战胜。征伐徐国，君王的谋略确实充实。徐地已经来归，徐地已经同心。天子的功业，四方已经平定。徐地来朝，徐地不反悔。君王说：“回去。”

李说：“《常武》这首诗，诗中本来没有‘常武’两个字，诗序才命名为‘常武’，也就像《雨无正》《般赉》这些诗，都没有这两个字，却以此作为诗名。作诗序的人因此解释它命名的原因。所谓‘常’，是有恒常的德行；‘武’，是建立武功。恒常的德行，是根本；建立武功，是末节。如果能够尽到根本，那么他的心意在于爱护百姓；有爱护百姓的心意，那么表现在征伐上，无非是为了爱护百姓。如果没有这个根本，那么穷兵黩武，无所不至，它的祸害有说不尽的。作这首诗序的人，功劳最大。如果不这样训释，是让后世穷兵黩武的人，一定拿《常武》作为借口。比如秦始皇穷兵黩武，是把战争当作常态，他的德行不是恒常的。商汤周武并非不使用武力，寇乱平定之后，就休兵解甲，不再把武功当作事情，所以以德行为恒常，不是以武功为恒常。召穆公因为宣王能够讨平四方，于是作这首诗来赞美他，又以此作为告诫，恐怕宣王骄心一生，用兵不止，所以如此。所谓的告诫，也就像《庭燎》这首诗用来规劝，《终南》这首诗告诫襄公一样。当宣王命令召虎的时候，召虎告诉他‘发扬文德，融洽这四个国家’，他用来告诫君王的，是因为发扬文德，而他作这首诗，又说‘有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那么召公告诫君王，可以说是很深了。”

“‘赫赫明明’，赫赫是盛大的样子，明明是显明的样子。说‘赫赫明明’，君王命令卿士南仲、大祖，以其官职则是大师，以其人则是皇父。这个皇父不同于《十月之交》所说的皇父。《十月之交》说‘皇父卿士’，这首诗说‘君王命令卿士’，下文说‘大师皇父’，都是卿士，怀疑是同一个人。然而《十月之交》所说的皇父是奸邪的，这首诗所说的皇父是得人的，不是同一个人。”

“君王命令南仲，迫近讨伐玁狁。现在诗人称他为‘君王命令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是能够继承南仲的功业的，那么是世袭其家业的。《十月之交》所称的皇父，怀疑是这首诗皇父的后代。《十月之交》的皇父不能继承他的祖业了。现在皇父既然接受宣王的命令，就整顿我的六军，修治他的兵器，恭敬而不敢怠慢，警戒而不敢遗忘，这是因为严肃的君王命令，不敢失坠的缘故。然而奉行君王命令的原因，是想恩惠这南国。兴师征伐别人的国家，就应当推行仁爱之道。《易经》《师》卦象辞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此容纳百姓养育民众。’兴师的人，看似危害百姓，却容纳百姓；看似暴虐民众，却养育民众。皇父所以把恩惠推行到南国，是因为他是仁义的军队。君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上一章。已经命令南仲为元帅了，这一章又命令程伯休父为司马。《楚语》说：‘重黎世代掌管天地，他们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代。’在宣王的时候，失去官职，成为司马氏，那么程伯休父曾经担任司马。孔氏说：‘如果是大师，就掌管警戒命令。’这里说‘告诫我的军队’，这是司马的职责。君王对尹氏说，就是让尹氏命令程伯休父担任司马。宣王的时候，姓尹的必定是尹吉甫。既然让程伯休父担任司马，六军的左右就陈列行列，又告诫军队，沿着淮水岸边，巡视这徐地的土地，如果有叛逆就跟着诛杀，又告诫不久留，不久居。应当让农业就绪，恐怕久留在这里，那么农业不能就绪。毛氏认为设立三个有事的臣子，大概因为《十月之交》选择三个有事的臣子，所以把‘三事’当作三卿。不如郑氏认为‘三农’，周官太宰九职，第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注解说：‘三农，是平地、山泽。’”

译这三件事，就是农业的三件事。商汤讨伐夏桀时，耕种的人没有改变常态，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仁义的军队。如今周宣王任命程伯休父为司马，让他把这三件事都安排妥当，也可以看出他是仁义的军队。在春秋时期，诸侯互相争夺土地，只想铲除我们的农业成果罢了。郑国的祭仲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庄稼，鄅国人借取稻谷，像这类事情，只怕农业成果不受损害。与宣王任命程伯休父相比，怎能不感到惭愧呢？“赫赫业业”，形容王师行进的样子，“赫赫”是盛大的样子，“业业”是行动的样子，这难道不是威严吗？这是天子，以此显示天子的军队令人畏惧到了这种地步，然后天子的军队才能安稳地行进，每天走三十里，这是为了安全，为了行军，说的是他们缓慢行进。“绍”，《说文解字》说：“紧，纠也。”不是急促，也不是缓慢。天子的军队缓慢行进，不急促也不缓慢，徐方已经连绵不断地骚动了。《江汉》这首诗说：“匪安匪游。”这首诗却说：“匪绍匪游。”大概《江汉》中的“匪安匪游”，是用来形容将士听从命令的。这首诗说“匪绍匪游”，是说王师只是缓慢行进，而徐方已经震惊。这两句话各自有所侧重，徐方震惊，像雷声响起，像雷霆发怒，敌人没有不惊恐害怕的。这首诗先说淮水边，又说徐地。这一章则先说徐方，接着又说淮水边，又说徐国。由此可知宣王出兵，先征讨淮夷，后征讨徐国。这一章只说徐方，由此可知宣王的军队到达淮地而没有到达徐方，而徐方已经震惊了。王师到来，像劈开竹子一样，迎刃而解。宣王征讨淮夷，而徐方震惊，这是为了显示先声夺人。下一章说征讨淮夷，第五章说征讨徐国，最后一章说徐方臣服，其顺序都可以考证。宣王振奋威武，像天上的震雷，像人的勃然大怒。又命令召虎前进，望见他的人像咆哮的老虎一样威严。《说文解字》说：“阚，望也。”淮夷的人望见像咆哮的老虎，这就足以打破敌人的胆量了。用军队驻扎在淮水旁边，抓住他们的俘虏。淮夷以前侵略的地方，现在截断并纠正，这是王师所在的地方。王师的队伍众多，像飞一样，像鸟羽一样。“啴啴”，盛大的样子。王师的盛大，像鸟飞翔，像猛禽的翅膀，像长江汉水那样不可侵犯，像山那样包罗而不可动摇，像河流那样不可阻挡。连绵不断无法截断，整齐有序无法扰乱。王师到来，敌人都无法揣测。既然无法揣测，又怎么能战胜他们呢？大规模征讨徐国而战必能胜利。这足以显示善于形容王师的强大。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宣王以至仁讨伐不仁，以至义讨伐不义，是有必胜的道理的。再加上王师如此强大，到哪里不能胜利呢？用武王讨伐纣王的罪过，应该没有不胜利的。又有太公的鹰击，哪有军队不胜利的呢？如今宣王讨伐淮夷，是为了问淮夷的罪过，而且王振奋他的威武，像震雷像发怒。王师众多，像飞像鸟羽，像长江汉水。应该军队必胜。王犹允塞，犹是谋略。允，是诚信。塞，是充实。王的谋略，都基于诚信，不是诡诈的军队。像晋文公讨伐原国，不是没有诚信。所谓的诚信，出于勉强罢了。城濮之战，难免用诈谋战胜楚国，看晋军假装逃跑，就知道他们还用诈术。推想宣王用兵，谋略基于诚信，不是诡诈的军队，这是淮夷徐方没有不服从的原因。上一章说“赫赫业业，有严天子”，是说王师从天而下，来到徐方。现在只说“徐方既来”，那就是没有经过战斗，而徐方自己臣服了。古人所谓善于作战的不列阵，就在于此。徐方已经臣服了，这是说宣王的功绩。宣王任命南仲为元帅，程伯休父为司马，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虽然说是南仲的功劳，推究其根本，是天子的功劳。魏文侯命令乐羊率军攻打中山，三年才包围它，回来论功，文侯给他看一箱诽谤信，乐羊拜了两拜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君主的功劳。”军队将领战胜敌人，虽然说是将领的功劳，但任用将领的，又在于天子的功劳。四方都没有事了，而徐方又都来安定来朝见，徐方的人没有邪曲。王于是班师振旅而归。宣王之所以征讨徐方，是因为他们不服从。现在徐方已经臣服，宣王于是班师振旅而归，假如宣王一定要犁平他们的庭院，扫荡他们的巢穴，然后才快意，怎么能算是仁义的军队呢？所以徐方不邪曲，王说“还归”，足以显示宣王没有滥用武力的心思。庄公的时候，军队驻扎在郎地，等待陈人、蔡人，甲午日整顿军队，秋天军队回来，《春秋》记载“秋还”，这是讥讽他们军队停留很久才回来。现在徐方不邪曲，王说“还归”，足见宣王与《春秋》所记载的不同了。

译黄氏说：顺承君命、匡正补救，是臣子的大义。但顺承与匡正这两种言辞，不能同时并用。为什么不能同时并用呢？因为赞美的言辞，容易流于溢美；告诫的言辞，容易流于揭短。赞美的言辞，不能用来作为告诫；就像告诫的言辞，也不能用来作为赞美一样。唉！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懂得在君臣遇合、精神凝聚的清明时代该如何进言的。只有君臣同心，彼此信任契合，进言的人用心意去传达，听言的人用心意去领会。本来就知道赞美中包含着告诫，告诫中蕴含着赞美，臣子无需多费言辞，君主也不会虚受而不察。穆公作《常武》这首诗，之所以在赞美中带有对宣王的告诫，正是这个道理。况且穆公为什么要赞美宣王呢？因为在国土被侵扰之后恢复了疆域，在威势衰微之后重振了威德。如果不赞美，就失去了顺承君命的大义。又为什么要带有告诫呢？因为凭借胜利之势的人，往往会产生恃胜之心；拥有巨大功劳的人，难免会有好大喜功的祸患。如果不告诫，就失去了匡正补救的大义。这两方面不可偏废，所以将两种意图合在一首诗中，在君王面前进献六章诗篇，使我们的君主既感到欣慰又受到警醒，既欢喜又惊愕，弛张开合的妙处，都在这四十八个字中体现出来了。进言的人没有罪过，听闻的人足以引以为戒。《穆公常武》的大义就在于此。所以既恭敬又警戒，惠民的意思已经显现。如果宣王品味这些话，就会明白从前平定淮夷的军队，不是为了喜好战功，而是为了惠民。今天怎么能忘记惠民的恩德，而不以穷兵黩武为戒呢？不停留、不驻扎，息民的意思已经寄托其中。如果宣王吟咏这些话，就会明白从前平定淮夷的军队，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为了息民。今天怎么能忘记息民的恩德，而不以喜好战功为戒呢？诗中说到“徐方来归顺”，又说“王说回师”，那么这首诗的大义就更加显明了。由此可知，所谓常德，就是惠民息民，不穷兵黩武的意思。这是武事得以建立的根本。所谓可戒的，是相反地赞美这种行为，那就是败德了。唉！穆公的意思微妙啊。至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说他的德威显著，徐方因此震慑；说他的军阵锐利，徐方无处可受侮辱。这又是诗人推美之辞，用来形容武事完备罢了。确实不是为了张扬气势以开启他无厌之心。学者应当用心意去推求理解。

《瞻卬》是凡伯讽刺幽王导致国家大坏的诗。

瞻仰昊天，却不施恩惠于我。极度不安宁，降下这大灾祸。国家没有安定，士民都疲病。像蟊贼一样的祸害，没有止境。罪网不收敛，没有痊愈。人有土地，你反而占有它。人有百姓，你反而夺取他们。这本应无罪，你反而拘捕他。那本应有罪，你反而开释他。明智的男子成就国家，明智的女子倾覆国家。啊那明智的女子，像枭鸟像鸱鸟。妇人长舌，是祸乱的阶梯。祸乱不是从天降下，而是由妇人产生。不是教导不是教诲，这是因为妇人和宦官。苛刻的人嫉妒乖张，进谗言开始最终背叛。难道说不极端，他为何作恶？像商人三倍取利，君子是知道的。妇人没有公事，停止她的蚕织。天为何讽刺？什么神不富足？舍弃你的大敌，只与我互相猜忌。不吉不祥，威仪不类。人将逃亡，国家衰败。天降罗网，非常优厚。人将逃亡，心中忧愁。天降罗网，非常危急。人将逃亡，心中悲伤。泉水沸腾，非常深。心中忧愁，难道从今才开始。不在我先，不在我后。渺渺昊天，无不克巩。不要辱没皇祖，以此拯救你的后代。

李氏说：“文武的功业，到厉王时大坏，所以《荡》诗是召穆公哀伤周室的大坏。宣王中兴，文武的功业又修明了。到幽王又复大坏，这是《瞻卬》诗凡伯讽刺幽王大坏的原因。”颜真卿曾说：“朝廷岂可再破坏呢！”现在厉王在前面已经破坏了，而幽王在后面又破坏了，那么文武的功业所存的无几了，能不痛心吗！毛亨、郑玄都把昊天当作斥责君王，他们的说法大多如此。比如《板》诗说：“上帝板板”，《荡》诗说：“荡荡上帝”，都是说天。毛亨、郑玄都认为是说君王，经文的本来意思不是这样的，毛亨、郑玄自己制造了风波。诗人的意思，是说仰视昊天，为什么不爱护我的百姓呢？百姓不安居，已经很久了。天还降下大灾祸来祸害他们，国家没有安定，而士民又都疲病。贪吏肆行，像蟊贼害苗一样，没有止境。禁令的设置，像网罟笼罩一样，而没有痊愈，夷平也。届是极，瘳是愈。凡此都是幽王自己做的，而百姓却向天告状，大概是因为百姓怨恨幽王无处告诉，所以只归咎于天。人有土地，你反而占有它。这一章是说幽王取予无常，只听从妇人的话。人有的土地，不应当有而有了，幽王却占有了。人有的百姓，不应当夺而你却夺了，幽王却夺取了。不应当有而有了，是盗窃。现在幽王不应当有而有了，不应当夺而夺了，他与强盗盗贼不同的地方，几乎没有。无罪的人应当释放，却拘捕他；有罪的人应当拘捕，却释放他。刑罚倒置，到了这种地步，正是《小雅》所说的“舍弃那有罪的，已经伏法，像这无罪的，相率铺陈”的意思。“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是说士大夫有

译有才智的人，可以振兴国家，所以称为“成城”。妇女中有才智的，则成为国家的祸害，所以称为“倾城”。像唐代的李勣，比长城还要贤能得多，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国家的屏障，所以称为“成城”。至于妇女，则不需要才智，如果有才智，必定成为国家的祸害。像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都是妇女中才智超过常人的，反而成为国家的祸害。凡是周幽王侵夺别人的土地，掠夺别人的百姓，释放有罪的人而收留无罪的人，都是听信了妇女的话。看周幽王宠爱褒姒，褒姒不喜欢笑，幽王想让她笑，用各种方法她都不笑。幽王于是点燃烽火，诸侯到来却没有敌人，褒姒才大笑起来。后来多次点燃烽火，诸侯不再相信。在幽王时期，点燃烽火诸侯都会到来，因为被褒姒迷惑，多次点燃烽火而诸侯不再到来，最终被犬戎杀害。幽王对于褒姒，只是想要她笑到这种地步，那么其他事情就可以知道了。“懿厥哲妇”，郑玄认为“懿”是表示伤痛的声音，不如汉代谷永也引用此句。颜师古注解道：“懿，美好。”意思是幽王认为有才智的妇女是美好的，这种说法胜过郑玄。幽王只是把有才智的妇女当作美好，却不知道反而变成了恶鸱（一种声音凶恶的鸟）。妇女多嘴多舌，乃是祸乱的阶梯。祸乱的发生，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产生于妇女罢了。幽王这个人，对他教导劝诫，他却漠然不听。他所听信的，只有妇女和宦官罢了。教导你诚恳耐心，你听我时却漠不关心，不但不把教导当作教诲，反而当作暴虐。大概他的所作所为，把教诲反而当作暴虐。至于妇女和宦官的话，哪里还会有爱国的真心呢？幽王竟然听从他们，必定内心有所迷惑。凭借齐桓公那样的贤能，尚且听信宦官貂的计谋，何况幽王呢？“鞫人忮忒”，忮，是伤害；忒，是变诈。妇女穷尽她们的伤害和变诈，开始时谗害这个人，最终又背叛他。大概她们的喜好厌恶、给予剥夺，只凭她们口中所说罢了。说妇女这样做，是因为她们不得中道。而她们自己却说：“难道说不得中道吗？”如果她们真的得中道，为什么恶毒到这种地步呢？大概小人当权，败坏国家灭亡家族，也一定认为不是自己的罪过。《桑柔》这首诗说：“虽然说是不是我，已经为你作了歌。”幽王听信有才智的妇女，也自认为不是自己不得中道。这都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却不知道导致这种祸患的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谈论商人获取三倍利润，那是小人所觊觎的。难道是君子所觊觎的吗？君子明白大义，小人明白利益。正因为深刻理解，所以笃好。作为君子，不参与经商的事，就像妇女不参与公家的事。妇女只从事养蚕织布的事，公家的事，我参与什么呢？君子所明白的，只有大义罢了。大义之外，参与什么呢？停止养蚕织布而参与公家的事，这就好像君子谈论经商的事一样。《卷耳》这首诗说：“后妃辅佐，君子求贤，审查官员了解臣下的勤劳，内心有举荐贤才的志向，而没有险恶偏私、私下请托的心思，早晚思念，以至于忧虑勤劳。求贤审官，是宫门外的事情。后妃的事情，是宫门内的事情。后妃有举荐贤才的志向，难道是用这来参与公事吗？大概只是有这种志向罢了，公事不是她所参与的。所以编诗的人认为这是后妃的志向。现在妇女所参与的，不像《卷耳》所说的，不过是任用小人来误国罢了。上天为什么要指责？什么神灵不赐福？意思是上天为什么要责备王呢？神灵为什么不给王赐福呢？祸乱来临，王为什么不推究它的根源呢？戎狄披甲为害，应当思念却不思念；君子不应当忌恨却忌恨。王的喜好厌恶可以知道了。天下人思念我们周家降下不祥，王不能恐惧修省来回应天意。王所建立的威仪，却是做不善的事，怎么能转祸为福呢？“十月之交”，说日食发生，灾祸就很严重了。又说雷电震动，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岸变成山谷，深谷变成山陵。所谓不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幽王看来，不再有畏惧之心，这就是他导致灭亡的原因。幽王不畏惧天象变化，所以贤者都逃亡离去。贤者既然离去，那么国家就衰败了。“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优，毛亨认为是厚，大概上天降下灾祸，网罗如此优厚，意思是灾祸很多。贤者又逃亡离去，这就是内心忧虑的原因。“维其几矣”，几，是接近。意思是上天降下灾祸，网罗将要波及我了，而贤者又离去，这内心怎么能不悲伤呢？“觱沸槛泉，维其深矣”，觱沸，是泉水涌出的样子，槛泉，是涌出的泉水。泉水涌出，必定有它的源头。祸乱来临，也必定源于自身。内心忧虑它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于是自叹道：“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大概都悲伤自己遭遇乱世不能幸免。王氏说：“昊天之明，视人藐藐，无所私亲。”意思是上天非常遥远而难以亲近。人君所以奉承上天，必定思考有办法巩固他的地位。现在幽王不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不能奉承上天。你所做的，如果不辱没祖宗，那么就能拯救你的子孙。人君如果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向上有办法继承祖宗，向下有办法拯救子孙。

译周幽王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

译《召旻》这首诗，是凡伯讽刺周幽王导致国家大坏。旻，就是闵的意思。闵叹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

苍天急速降下威严，上天厚降丧亡之祸。使百姓遭受饥荒，民众最终流离失所。我居住的中土和边境，全都荒废。上天降下罪网，蟊贼在内作乱。昏庸的阉人没有恭敬尽职，溃散邪僻，实在谋划扰乱我的国家。他们顽固不知道理，窳劣不供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污点。君子们兢兢业业，非常长久地不得安宁。我的地位非常卑微。就像那大旱之年，草木不能茂盛生长；就像那水中的浮草，我观察这个国家，没有不溃败的。往昔的富庶，不如现在这样；如今的病痛，也不如现在这样严重。那些小人吃着粗劣的粮食却享用精米，为什么不自我退避？实在是因为他们的邪恶日益滋长。池塘干涸了，不能说不是因为水边；泉水干涸了，不能说不是因为泉眼。这祸害遍布天下，实在是因为邪恶日益滋长。不降灾祸于我自身。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像召公那样的人：“每天开拓国土百里，如今却每天缩减国土百里。”唉，多么悲哀啊！现在的人，难道还尊重旧臣吗？

李说：这首诗称为《召旻》，毛氏认为旻是闵的意思，闵叹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苏黄门认为首章说旻天，末章说召公，所以称为《召旻》。《召旻》与《小旻》不同罢了。毛氏认为旻是闵的意思，闵叹天下无如召公之臣，大概是衍生的说法。他的论述恰当：“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意思是天的威严急切，而厚降丧亡之祸，用饥荒折磨百姓，使百姓最终流亡。我居住的中土和边境，都废弛不治，以此显示普天之下无不受其祸害。《小旻》这首诗也说：“旻天疾威。”郑氏则认为“旻天疾”是王者用刑罚威吓万民。这里说“旻天疾威”，郑氏也把“旻天”当作王，说幽王施政急切暴虐。所谓“旻天疾威”，都是说天的威严，难道因为《小旻》说天疾王者，而这首诗就说是天为王吗？难道因为《小旻》说疾其以刑罚威吓万民，而这首诗就说急切暴虐吗？这都是郑氏的错误。说天降下罪网罗天下，而小人像蟊贼一样危害，在内用事，自相溃乱。天降罪罟，就是上篇所说的“罪罟不收”。蟊贼内讧，就是上篇所说的“蟊贼蟊疾，靡有夷届”。天降罪罟，于是使小人在内用事，昬防指阉人，没有人肯恭敬职事，而都溃散邪僻地谋划扰乱国家。靖是谋划，夷是扰乱。前诗说“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这首诗又说“昬防靡共”，由此可知幽王让阉人用事。孔氏说：“阉人防守门閤，亲近君主，凡庸的君主，昏于善恶，因为他们从小习惯，朝夕侍奉，君主对他们没有猜忌之心，恩宠狎昵有可悦之色，而且他们久处宫掖，颇懂旧章，常近床第，探知君主心意，有的色和貌厚，挟术怀奸，有的应对敏捷，饰巧乱实，于是邪正并行，情貌相越，遂迷罔视听，因而迷惑愚主，认为他们智慧足以匡正时局，忠诚能辅佐国家，信任并任用他们，国家的灭亡多由此而来。”所以诗人责备君王远离贤人而亲近刑阉之人。孔氏的话，也可以说是尽述小人的情状了。孔氏又说：“推究他们的本心不想灭国，只是所谋不是灭国的正道。”这话不对，因为阉宦之徒，哪有爱国之心呢？说推究他们的本心不想灭国，是不对的。凡是阉宦用事，就是天降其罪罟。如《十月之交》说“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瞻卬》这首诗说：“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小人。”现在这里说天降罪罟，也是说小人用事。只是幽王的过失，无可奈何，所以归咎于天。臯臯訿訿，毛氏认为臯臯是顽不知道，訿訿是窳不供事，是说小人这样。小人肆行，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污点。因为妇人用事，就不自以为不中；小人用事，就不自知其过。这正是所谓皇父孔圣。作为君子，则兢兢业业而恐惧不得安宁，很久如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将退位而难以保住地位。自古乱亡之国，君子多至于恐惧；小人们则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如彼嵗旱，这是说危乱之甚如此。像大旱之年，草木不能茂盛；又像水中的浮草，泛泛随流，不知停在哪里。所以我观察这个国家，无不溃乱，就知道这是必然乱亡的道理。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此。这两句解说多有异同，大抵说往昔的富庶不如今时，如今的病痛不如往昔。所谓兹，怎么能说是往昔呢？我私下说这两句，只是说往昔富实未有如此，如今的困病也未有如此。不像古时的富实，也没有像如今的困病。古时盛世，万民无不富足，没有困乏，所以说古时的富实未有如此。现在从中土到夷狄，无有不受其祸，所以说如今的病痛也未有如此。小人当食粗劣粮食却吃精米，以此显示小人享用君子的俸禄。小人享用君子的俸禄，小人为什么不自我退避，而让贤者进用，却反而主持祸乱之事

译并且一天天滋长。引就是长，就像所说的“日引月长”一样。池水枯竭了，不说它来自频频水流的岸边。池水枯竭了，那么外面没有水流入；泉水枯竭了，那么里面没有水流出。用来比喻周幽王对外有夷狄，对内有中原各国，内外都遭受他的祸害，其危害极大，其灾祸非常严重，而小人又主持这些祸乱之事，一天天扩大，难道不会灾祸及于我自己吗？从前先王接受天命，这一章说的是土地被削减。《节南山》这首诗说：“驾着那四匹公马，四匹公马脖颈粗大。我环顾四方，局促不安无处驰骋。”那么他的土地一天天被削减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文武之世，像召公那样，一天天开拓国土百里；如今呢，却一天天缩减国土百里。以前，一天天开拓国土百里；如今，一天天缩减国土百里。那么古代的国土，比起如今的国土，难道不加倍于数倍吗？悲哀啊！如今的人，不崇尚旧有的德行，不能尊崇有旧德的臣子，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并非没有贤臣，只是周幽王不能信任并任用他们罢了。从古至今，在乱世之中，未曾没有贤人：比如秦朝末年，难道天下没有贤人吗？如果天下没有人才，那么萧何凭什么辅佐汉朝而兴盛呢？隋朝末年，难道天下没有贤人吗？如果天下没有才俊，那么房玄龄、杜如晦凭什么辅佐唐朝而兴盛呢？只是担心君主不能任用贤人罢了。所以这首诗用来追思先王之时，有像召公那样“一天天开拓国土百里”的情况，如今的人虽然有旧臣，但周幽王不能自己任用他们。苏氏说：“开拓国土靠的是礼，缩减国土也是靠礼，都不是指用兵。”近世的小人想要用武力侵扰四邻，谋求开拓领土的功劳，大都以召公为借口。这是楚灵王、齐湣王的事情，齐桓公、晋文公都不这样做，却用来诬蔑召公，唉，危险啊！这话说得对。所谓“一天天开拓国土百里”，并不是使用军队。周公在周朝被任用，使京城得以安宁；孔子在鲁国被任用，齐国人归还了侵占的疆土。所谓开拓国土，起初并不涉及军队。如果一定要用军队来开拓国土，那么王翦之流都能做到了，何必是召公呢？后代的人多假借诗书来做奸邪之事，不可不加以辨析。

译黄櫄说：“《瞻卬》《召旻》这两首诗，李迃仲的解释是正确的。”

《毛诗集解》卷三十六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三十七。宋代。李樗、黄櫄撰写。三颂。

黄櫄说：“诗歌中有‘颂’，是为什么呢？拥有盛大的德行而不自我居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不据为己有，用来禀告天地，报答祖宗，难道仅仅是为了夸大其事，修饰其辞，来夸耀当世，炫耀后世，从而形成这种美观吗？周代有颂诗，人们认为作于成周太平盛世之时，却不知道它始于文王、武王积累德业的日子。从文王、武王积累德业到成王，从《国风》的极致发展到《颂》，其渊源是深远的。《鲁颂》的创作，说是颂扬僖公，并不是用来禀告神明。其中说‘居住于常地与许地，恢复周公的疆域’，都是祈愿之辞，并非已经取得的功业。圣人思念西周盛世的景象而不可得，庆幸有僖公这样的贤君，而鲁国人尊崇他。圣人的心意，好像是说：‘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他们能够赢得人心的原因，又如此显著，我还有什么可贬低的呢？’所以《春秋》称之为鲁《春秋》，而《诗经》也有《鲁颂》，以此来尊崇周朝；而保留《商颂》，以此来仁爱前代，这就是关于三颂的解说，也符合圣人的心意。

《清庙》这一组的诂训传第二十六。《周颂》

《清庙》是祭祀文王的诗。周公建成洛邑后，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啊，庄严清静的宗庙，肃穆雍容的显赫辅佐者。众多人才济济，秉持文王的德行，应对并显扬在天上的文王。在宗庙中迅速奔走效劳，不显赫不承受，不厌倦于这些人。

李樗说：“周公营建洛邑的事，见于《召诰》《洛诰》。查考《尚书·召诰》说：‘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就率领众殷人在洛水之滨攻治宫室的位置。过了五天甲寅日，宫室位置建成。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就视察新邑的营建。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过了七天甲子日，周公就早晨用册命众殷人的侯、甸、男、邦伯。’这说明周公营建洛邑的时候，诸侯都在场。至于建成洛邑以朝见诸侯，在《尚书》中却没有记载。查考《车攻》的序言说：‘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再次在东都会见诸侯。’东都就是洛邑。宣王中兴，再次在东都之地朝见诸侯，那么建成洛邑以朝见诸侯，虽然书中没有记载，但从《车攻》序言说‘再次在东都会见诸侯’，也可以推知。郑玄说：‘建成洛邑，是在周公居摄的第五年。’孔颖达推广此说曰：‘周公建成洛邑在居摄五年，他朝见诸侯在第六年。’《明堂位》说‘践天子之位以治理天下’，‘说第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就是这个时候。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查考《尚书》说：‘在十二月，只有周公大保文武受命只有七年。’这说明周公建成洛邑是在第七年，不是在第五年。周公建成洛邑的时候，诸侯都在，于是趁机朝见诸侯。并不是建成洛邑在第五年，朝见诸侯在第六年，《明堂位》的话不足为信。其中说‘周公践天子之位，在明堂朝见诸侯’，也是不对的。周公只是代理天子之位而已，何曾真正践履天子之位呢？周公之所以朝见诸侯，只是辅佐成王来朝见诸侯而已。周公并不是自己面南而坐接受诸侯的朝见。朝见诸侯并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就是《洛诰》所说的‘王在新邑每年举行冬祭，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这就是所说的祭祀文王。《孝经》说：‘从前贤明的君王用孝道治理天下，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何况公、侯、伯、子、男呢？’所以能赢得万国的欢心来侍奉先王。治理国家的人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何况士人和百姓呢？所以能赢得百姓的欢心来侍奉先君。治理家庭的人不敢亏待臣妾，何况妻子儿女呢？所以能赢得众人的欢心来侍奉双亲。从天子到卿大夫，尊卑虽然不同，但一定要竭尽所有，聚合欢心来侍奉双亲，然后才算是孝。所以作为天子一定要聚合天下的欢心，作为诸侯一定要聚合一国的欢心，作为大夫一定要聚合一家的欢心，然后才能显现出侍奉先君的孝道，一定要竭尽所有来祭祀。周公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这就是能够聚合四海之内的欢心。所以孔子认为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因此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事来祭祀。观察这些就知道周公在穆清庙中的孝心了。关于‘清庙’，郑玄认为是指天德清明，文王与之相象。他的意思是文王与天合其德，所以认为天德清明，文王与之相象。王肃从而推广此说，认为汤讨伐桀，众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君主却不体恤我们，而割裂正义的夏朝。而《汤诰》说‘夏朝的德行像这样，现在我一定要去’，这是圣人的担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却服侍殷朝，这是圣人的清静。不如苏辙认为清庙肃然清静。查考《左传》说‘清庙用茅草盖屋，大路用蒲草编席，大羹不加调料，粢食不舂细，以显示其节俭’。清庙之中，只用茅草装饰屋顶，所以彰显其节俭。杜预注说‘清庙是肃然清静的称呼’。苏辙的说法大概源于此。张文潜又说治理人的道理崇尚明察，所以施政”